作者：阎峰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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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即生活世界：媒介化社会视野中的场景传播研究试读：
前言
2014年，美国著名的科技记者斯考伯（Robert Scoble）和咨询专家伊斯雷尔（Shell Israel）合作出版了《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大数据、移动设备、社交媒体、传感器、定位系统如何改变商业和生活》（Age of Context：Mobile, Sensors, Data and the Future of Privacy，以下简称《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两位作者以传感器（如物联网）、GPS定位系统、移动通信工具（如手机）、大数据和社交媒体等当代新信息技术、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为起点，推演了这些技术在商业和部分生活领域应用的诸种情形，他们将这些具有一定未来性质的数字化情形称为“场景时代”（age of context）。但仅仅时过五年，新的技术如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开始大规模应用，新经济模式如共享经济方兴未艾，新的社会运动借助社交媒体获得更强势能，斯考伯和伊斯雷尔所预言的许多未来场景已成为当下生活中的“日常”。于今反思，其实两位作者并未能就这些技术的全社会、大规模应用、历史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同时，在思想方法上，仅仅从技术的可能性进行了推演，但忽略这些技术的社会性架构和应用条件，使得他们的场景概念缺少历史和文化的深度内涵。
与贝尔（Daniel Bell）、托夫勒（Alvin Toffler）、奈（Joseph Nye）、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舍基（Clay Shirky）以及摩尔（Gordon Moore）、麦特卡夫（Bob Metcalfe）与伯纳斯-李（Timothy Berners-Lee）等人对后工业社会、后地缘政治时代、数字化情境的诸多预言相比较，斯考伯和伊斯雷尔的《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在学术意义上并不突出。但从两位作者原创性概念“场景”出发，我们会对当下的数字化生活、网络化社会、虚拟与现实融合的情境有一个指导性的理解，获得对于未来的一种想象路径。事实上，场景和场景时代概念发表至今，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笔者采取大数据方法在全球著名的职场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上搜索，可以发现从2014年6月《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一书出版至今（2019年10月），至少有260位以上的职场专业人士撰文分析或提到过该书。在谷歌和百度上搜索“场景”和“场景时代”则有千万级的关联结果。用英国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马尔凯（Michael Mulkay）的术语来讲，场景概念已经构成了我们描述当今社会的一个关键“修辞”和社会语境。可以想象，如果不用大家都已经心领神会的场景这个词，还怎么去描述网络、社交媒体、O2O、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现象呢？
因此，本书尝试对场景的内涵、意义、价值进行新的阐释，在研究立意、研究方法上进行了根本性改造。从“功能主义”范式的观察和推演，转向把传播理解为人对实践性活动范式的思辨和批判。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把场景理解为人在数字时代的社会生活的数字化景象，把消费者还原为占有全部生活内容的“生活者”，把场景化活动理解为人在数字时代的主体性建构的社会实践，使场景成为具有历史和文化内涵，包含着主体的自我建构的行动意向，具有“超链接”智能的社会化产物和产品。
本书所研究的数字时代的场景，本质上是一种媒介化社会（mediatized society）的景象。因此，本书以媒介化社会理论为指导，通过梳理当代社会、传播模式和传播境况的全球演变，发现四大因素，即全球贸易体系、消费体系、资本体系作为经济动力，都市环境中媒介与环境的啮合作为时空动力，感官的“超真实”体验作为主体性动力，场景技术体系作为技术性动力，四种动力形成一种深度的社会结构，一起推动了“媒介化社会”的到来。
本书通过场景技术、场景生产、场景传播三个部分完整地描述了场景的社会化生产全过程。笔者发现，场景生产依赖三种社会机制：主体性的困境所产生的社会自调节机制；信息技术、媒介形态变革带来的主体信息化、节点化的机遇性机制；主体积极的生产、生活实践带来的主动性建构机制。
本书对人类主体性的时代困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同时发现人类在信息化时代的存在方式中，有更大的自由度，交流语言更加丰富，人类的文化走向更具衍生性、再制性的符号化信息文化时代；信息创构活动成为人活动的主要内容。同时，本书分析了人通过其自身的积极生活实践所进行的、实现的主体性的抗争及策略。“微叙事”是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基本传播叙事形态，人的自我认同是叙事的基本主题和叙事动力。在真实与虚拟融合的网络环境中，开放与封闭的根本性冲突和对立运动，由此而来的各种衍生冲突、矛盾所形成的巨大张力，推动了网络叙事以及场景的意义形成和价值建构。第1章绪论“计算不再仅仅是计算机的事情，它是我们的生活。我们已经看到计算机从巨大的空调房间来到我们身边，在我们的桌面上、笔记本里、口袋里。但发展远远不止于此。”——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如果我的噩梦是后人类植入的一种文化——他们将自己的身体视为时尚的饰品而非自我存在的基础，那么，我梦想的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后人类，他们尽可能地体现各种信息技术的潜力，而不幻想无限的权力或无形的永恒；承认和宣扬：有限性是人的一种状态，人的生命扎根于复杂多样的物质世界，人的延续离不开这个物质世界。”——海勒（N. Katherine Hayles）《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1.1 研究背景和问题1.1.1 场景概念的由来、定义与特点
以往，我们谈论生活中的现象或事件时，按正常语序，会说那是某个“生活里的场景”；当下，我们谈论生活中的现象或事件时，使用的新语序，将会是“场景里的生活”。
譬如，2018年1月31日晚，出现了罕见的三合一天文景观：月全食、血月亮+超级月亮+蓝月亮。据说，这种奇观152年才可一见。但如果因为天气原因，或因工作忙碌，你无法亲眼看见，怎么办？人们会很自然地掏出手机，在微博、微信、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看人们“刷屏”式地展示、转发的各种拍摄到的奇妙景观，体验“天涯共此时”的美妙感觉。虚拟空间里的场景，更全、更美、更真；跨越时空，替代了我们的亲身体验。真实的生活，将越来越存在于虚拟时空的场景里；虚拟时空的场景，将越来越多地代替我们的真实生活。这样的情形其实早已到来。回想新千年之初，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不就以“电子别墅里的日常生活”来喻指这种被新信息技术、新媒介技术深度侵入的生活场景吗？
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社交媒体、人工智能等新信息和传播技术、智能技术不仅高度侵入，并且开始重组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内容。技术的创新和“技术—技术”之间交互的自我衍生能力，给未来带来无限可能。当然，人们在面对这种高技术生活场景时的态度其实往往是复杂的。20多年前，电视、报纸、电话等传统大众媒介盛行的时代，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已经产生恐惧感，称我们已从“规训社会”模式让位基于“信息传播的控制权”，被“数字调节”的“控制社会”（the societies of control）模式。20多年后，当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生活时，德国的社会学家库克里克（Christoph Kucklick）指出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微粒社会”（the granular society），意指人类和人类社会因高度的数字化而更加透明，“颗粒度”更加细微清晰，这个微粒社会将带来一个“控制革命”。对这个时代，有人积极地称之为“电子别墅”，如前述的卡斯特；也有人悲观地称之为“电子圆形监狱”。如笔者看到的较早的文献中，1992年，美国纽约大学石溪分校的汝尔（James Rule）和亚利桑那大学图森分校的布兰德利（Peter Brantley）就用“电脑化监控”（computerized surveillance）来描述人们在工作场合遭受的监控处境，“在边沁（Jeremy Bentham）和欧文（Robert Owen）的时代，现代工作场所形成了努力通过系统监视来改善工作绩效的环境……但今天注入这些努力的是一个惊人的新元素：管理层依赖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计算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海格提（Kevin D. Haggerty）和爱立信（Richard V. Ericson）也使用“组合监控”（the surveillant assemblage）一词来描述人被数字化监控分割成实体与虚拟两重身的境遇。那么，如何推演和描述这个“信息传播的控制权”主导和“数字调节”的、颗粒度很细的“控制社会”或“微粒社会”？
1. 场景的由来
2014年，斯考伯和伊斯雷尔出版的《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一书为我们这个“电子别墅”式的，但也是“控制性”“微粒化”的世界起了个新名字——“场景时代”。两位把前述德勒兹所说的“信息传播的控制”“微粒社会”的革命具体化为正在逐步走入现实应用的一整套信息和媒介新技术带来的智能型应用和社会情境：传感器、GPS、移动终端、大数据和社交媒体——所谓的场景五大神器。其中，传感器（代表着物联网）实现了物与物的连接，导致人与环境的智慧交流。GPS能发现到人在某个具体活动的“地点”（place），从而实现了对人的任何行动、行为的“可寻址”效果。人们携带或穿戴智能移动设备正常生活、活动，形成了“数字排放”，被记录并转为大数据，形成了有趣的一个历史性转折——以往，有价值的才被记录，现在，凡是被记录下来的就能创造价值。进而，个人数据（如健康、运动、消费）和公共服务数据（如气象、交通）结合并最终进入社交媒体，在真实和网络虚拟的融合时空中，堆叠地影响和参与人的种种社会活动。
2. 场景的定义《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一书出版于2014年，应该说，五大场景神器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最新的信息技术、媒体技术和媒体形态发展的特点。迄今，这些技术还在发展中，有些技术如人工智能的大规模普及应用尚处在相对初级水平。关于互联网本身的发展，美国的市场研究机构we are social（www.wearesocial.com）发布的《2018数字报告》（Digital in 2018）指出，2018年全球互联网用户达到了40.21亿，占世界人口的53%。其中社交媒体用户总数达到31.96亿，移动社交媒体用户达到了29.58亿。对于2019年全球互联网状况，另外一家名为Smart Insights的机构发布的《2019全球社交媒体简报》（Global Social Media Research Summary 2019）指出，全球互联网用户将达43.88亿，社交媒体用户将达34.84亿。2019年8月30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了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调查发现，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人口占比达61.2%，比较we are social报告的说法，比世界平均水平高8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8.47亿，网民通过手机接入互联网的比例高达99.1%，同样比较we are social报告的说法，比世界平均72.5%的水准高很多。无论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来说，网络社会已经到来。
自2016年始，全球范围内人工智能爆发。其标志性的事件，是2016年和2017年人工智能应用的两场公众表演，阿尔法狗（AlphaGo）和阿尔法零元（AlphaGo Zero）击败了人类围棋世界冠军，让人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可以和人对话的智能体，它的未来应用场景、所带来的对人类伦理的震撼，《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没能深入探索。在今天，智能设备已经快速走进大众的生活。老牌的技术和智能设备市场研究机构Canalys在2019年4月发布了《2019年全球智能音箱安装量达2亿》（Global smart speaker installed base to top 200 million by end of 2019）的报告。报告指出，到2019年底，全球智能音箱安装量将达到2 079亿台。美国领先全球，但中国也特别突出，其中阿里巴巴天猫精灵用户量将达2500万，小米的小爱音箱安装量将增长至1500万台，百度DuerOS增长至1400万台。智能音箱成为当代家庭生活标配已为时不远。智能音箱接入生活意味着什么？Canalys的高级分析师劳（Jason Low）认为：“不断增长的智能音箱数量是创造新商业模式并推动音乐和音频内容流媒体服务以外收益的机会。”“智能助手正在成为提供服务的渠道，例如，辅助生活、医疗保健和政府服务等。”
虽然《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一书作者对未来技术的展望存在欠缺，但“场景时代”和场景概念仍将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思想。要言之，原因是场景并不是单个技术的线性展示，而是多种技术的系统集成和社会化应用，融合了当下信息技术、媒体形态发展的各种逻辑，具有技术的未来前瞻性以及未来社会的普遍应用前景。其次，场景一词，目前无论是中文语境还是英文语境，无论是在谷歌还是百度，已经有上亿词条，成为当下各行业使用频繁、影响广泛的高频词。
在具体展开论述之前，我们根据其技术性内涵，从操作意义上把场景暂时定义为：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事物之间，乃至人与智能机器等人工物之间，基于新的信息与媒介技术，可以虚拟或真实地融合实现智能性“超链接”，并在社交平台进行多方互动的数字化情境。这一数字化情境可以被寻址、被捕捉，可以进行多维度的数据化分析，也可以根据相关数据进行再生产。
3. 场景的特点
根据《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一书的介绍，首先场景是一种“超链接”功能型产品。所谓“超链接”，是借用了著名的万维网发明者伯纳斯-李（Tim Bernes-Lee）的概念，伯纳斯-李在其《网页设计科学框架》（A Framework for Web Science）中有这样的表述，“网络的基本结构也是为了便于复制和自由链接而设计的”。伯纳斯-李的设计，目的是在网络环境中，通过超链接技术，将不同形态文本，如文字、图形、影音搭载的网页链接起来。然而，场景中的技术，不仅仅是网页链接技术，所链接的也不只是不同文本形态和网页，而是前述的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事物，以及人与智能机器等人工物之间的连接。“超链接”是理解场景的核心技术和概念，它正是“场景时代”中的场景的英文之所以使用context一词，而非situation或其他英文单词的原因。笔者在写作本论题之初曾苦思两位作者使用context一词来表示数字化时代场景的缘由。在英语中，和场景、情境、处境、语境、场域、景观等有关的词汇很多，诸如situation、condition、plight、circumstance、scene等。纵观这些概念，context更强调于一种环境（实体环境、事态发展的局面和情势、氛围感觉等）中的前后或上下关系、关联。在牛津词典中，context的名词性解释为：①the situation in which something happens and that helps you to understand it，意谓（事情发生的）背景、环境、来龙去脉；②the words that come just before and after a word, phrase or statement and help you to understand its meaning，上下文，语境。在柯林斯词典中，context的名词性解释为①The context of an idea or event is the general situation that relates to it，and which helps it to be understood，（想法、事件等的）背景，环境；②The context of a word，sentence，or text consists of the words，sentences，or text before and after it which help to make its meaning clear，上下文、语境。总结而言，context是事情发生的环境，也是理解一件事情的上下文关系，来龙去脉的背景。context本质上有“发生于其中的关系”之意。而“超链接”的原初意义，就是将不同形态的网络文本进行链接，可以自由访问和获取。如前述，场景则是综合使用GPS、传感器、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事物、人与人工物，在真实和虚拟融合的环境中连接在一起的产物。所以，从关系、从连接的角度理解来场景，才是贴合两位作者本意的正确路径。
场景是一种智能型产品。场景由五大“神器”的协作应用生产。之所以叫神器，正是由于其单体产品如传感器、移动终端，以及产品协作性作用，如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都具有一定的智能性。传感器和GPS使得人可以和环境智能交互，从而使得人的行为可追踪寻址、记录；智能手机不光可以进行智能通信，它本身可以搭载各种传感器材，向内记录我们的生理数据，甚至心理数据（根据我们的通信文本、语音、APP等，以及通信和交互行为），向外则可以记录与环境的各种交互。以上数据之所以要进入社交媒体，是因为社交媒体是人类虚拟的社会关系网络，甚至是真实的社会关系的融合平台，实现了人的社会性。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代表的技术人工物，则将人类的伦理概念从以自然生命、社会生命为核心扩展到拥有人工神经网络、深度学习能力的机器间的交互性。
场景是一种社会化产品。从数据来源说，场景技术中的两个核心，移动终端和社交媒体的使用，使得场景体现出社会化生产的特点。移动终端因为随身便携性而使人的活动具有明显可见的自主性（可穿戴性设备更强化了隐蔽性、自主性）；社交化平台在场景中的嵌入，让个人数据和社会化数据融合——根据萨丹拉彻（Arun Sundararajan）的研究，社交环境、网络社区、用户之间的交流，构成了一个具有较为完整的“市场—社会”信号系统。因此，场景就其性质上来说是一种社会化产物。
我们生活的每个片段，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密的，个人的还是集体的，真实的还是虚拟的，技术的长臂伸入可以覆盖我们生活的诸多部分（现实的和网络虚拟的，甚至还包括了我们平时无法自省的无意识行为和梦境，例如，著名的大数据挖掘故事“啤酒和尿布”，就是通过对人无意识行为的捕捉和分析而制造了一个超越常规但非常有道理的购物场景)。日本社会流行的“低欲望时代”现象也越来越向我们的社会蔓延，越来越习惯于“宅”的我们，不再是积极生活并制造种种场景，而开始向场景索要生活。1.1.2 研究的问题：场景研究为何、如何向实践性范式转换
本书研究的对象，就是斯考伯和伊斯雷尔二人所提出的“场景时代”、场景概念。场景概念在内涵上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场景必然是向生活的全景覆盖，这是场景技术大规模应用的必然逻辑。“场景时代”是一个主要根据技术逻辑所推演的人与环境、人与事物，乃至人与人工物之间，可智慧性沟通的虚拟与现实融合的社会图景。《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的作者虽然没有根据这一系列技术逻辑推演和覆盖到社会全部的生活，而是将讨论界定在“商业和生活”，场景技术所带给我们的便利、效率和对行业模式的颠覆式改造等内容。但技术本身没有自我限制，和整个社会之间存在建构性的形塑（shaping）关系，场景技术，如GPS、大数据、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的大规模应用，本身就存在着社会性架构条件。GPS看似是项定位技术，但位置、空间，其实是非常具有社会性意义的元素；大数据的产生难道不正是数字化生活时代的普遍景象吗？智能手机也将人类带领进入了永久在线、永久互联的移动互联时代，虚拟时空和现实时空已经融合，人也成为线下和线上生活融合在一体的半虚拟人，互联网等对社会的影响是结构性变革而并非局部的功能性变革。场景技术的五大“神器”在生活中的全景延伸和覆盖是必然的。所以，我们必须用充分的社会化观点来看待场景。
第二，“场景时代”的到来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目前仍处在社会建构过程之中。任何一个场景，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必然有历史和文化的维度和内涵，而且其历史和文化内涵正处在一个发展和变革的进程之中。两位作者指出，社会信任体系是“场景时代”建设的核心和关键。但要指出的是，由于两位作者写作时代较早（2014年出版，迄今已过去5年），尚未能看到人工智能的兴起，基本没有设想人和人工智能的交互关系。还有，人的伦理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内涵拓展到何种边界？美国加州大学的波斯特（Mark Poster）在《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指出，在电子网络时代的虚拟和现实融合环境下，人类处境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我们一直觉得人类身体在世界中的位置有一个界限，而这种共生合成体威胁了我们这种感觉的稳定性。人类创造了电脑，接着电脑又创造新类型的人”。由此，问题的重心转移到电子时代的“新类型的人”，即人的主体性问题。西方关于“后人类”的诸多思考，如本章开头提及的海勒的《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一书就明确地指出，“后人类标志着有关主体性的一些基本性假设发生了意义重大的转变”。同时，电子时代人的对象世界与以往完全不同，比如，人与人工智能关系如何？由此而来的，则是人的主体性，即社会性内涵和自我意识的建构与以往完全不同，甚至成为理解“场景时代”的关键。这是本书需要补充的重要思考内容，“场景时代”仍处在社会性建构的历史进程中。
基于上述的原因，场景研究的内涵与范式就必然要面临着转换，场景研究的问题领域应该发生根本的转变。本书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是，第一，距场景这一概念提出6年（最初于2013年提出）后的今天，我们已经看到更多的可穿戴设备、大数据挖掘技术、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应用对于社会的高度渗透和嵌入，社会生活的“场景化”已成事实。因此，必须将“场景时代”定义为我们全部的社会生活，将场景中的消费者还原为具有完整人格的“生活者”（消费者作为一个经济学“理性人”的假设概念，并不具有完整人格特点），将“场景活动”界定为人作为主体的生活实践。当今大众生活的场景化，也即高度技术化、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环境。作为一本商业和科技趋势探讨之作，《即将到来的场景时代》作者斯考伯和伊斯雷尔只是基于场景五大技术的逻辑，将其社会应用限定在商业和部分生活领域；从商业伦理的逻辑出发，将技术的侵入与技术所带来的生活“便利性”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冲突作为两个对立的基本范畴来思考问题。这样，就把“场景时代”作为一种高技术的生活“全景”窄化了，将场景面临的社会冲突给简化了。正如前述德勒兹也好，库克里克也好，关于信息传播高速发展社会的想象，都指向了“控制”的社会、“微粒化”社会，信息传播已成为社会的控制性权力，我们对“场景时代”的理解，可以有更多内涵、涉及更多范畴。
复旦大学孙玮在《微信：中国人的“存世共有”》中就批判性地指出，当前微信等社交媒体的研究，要么是大量有关营销模式的策略性讨论，要么是学术焦点都集中在微信的社交技术支持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对政治公共领域的影响等，这类研究“有一个共同预设——现代性范畴的功能主义范式”。应当指出，孙玮所指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研究主要集中在营销领域探讨，这并非是“功能主义”（或结构功能主义），而是具体功用范围的研究，其实无可指责。微信与人们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关系，如权力结构、社会资本、意义生产等的关系，才是典型的“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研究。但无论是功用化研究倾向，还是结构功能主义研究倾向，又如何去超越这些范围和范式呢？我们可以从林奇（Kevin Lynch）在What Time is This Place一书中的一番思辨中获得启示。
林奇是个城市规划专家，他研究城市、城市生活，但视角却是非常独特的关于“时间与地点”的关系，非常关注城市的更新、改造、清除、废墟、档案和考古这些与“时间性”有关的东西。他认为这些都代表了时代变迁现象中的“时间的根基”。为何称其为“时间的根基”呢？是因为“过去的事件常常关系到现代的可能性”，“只有当记忆仅仅抓住了有意义的东西，舍弃无意义的东西，才会产生机缘巧合的发现”，所以，“我们倾向于选择和创造我们的过去，使之成为现实生活的一部分”。环境并非只是一个客观物，而在于人们的选择，是人们基于现实的创造。时间、环境遗存和变迁与人的行为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关系。
林奇区分了两类场景（林奇的场景是“环境+人的活动”的意思）的不同作用。人们熟悉的某些场景，会支持着人的某些行为模式，譬如，楼梯的某些形状是为了方便人们上下楼，也可以限制人的某些行为模式，如成年人坐在楼梯上，则是不得体的行为。但当时空变迁，人们要么创造新的场景，来适应和支持这种时空的变迁和“中断”，要么就是人们再现、重建某些过去的场景，如节庆民俗、礼仪规范等，在其中演绎共同的行为，以此延续社会的存在。场景在现世影响、支持和制约着人的行为，在未来中创造着新的生活，也在过去的遗存保留中延续、创造着社会的意义系统。因此，场景是包含着社会运行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多个维度的记忆和记录。
林奇重视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将城市历史的遗存，视为“时间的根基”和意义的来源——人与环境互动，从社会、历史、文化的多个维度来组织、管理我们的生活。所以，场景不单单是各种技术和社会要素的关联、匹配、组合，场景是对人类在具体环境下、情境下活动的支持、管理、控制、再现，是人与环境之间的实践性关系的数字化记录。林奇的思考范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以及建构主义思想具有很大的一致性。
在目前的场景研究中，只是把场景视为一种技术效应，一种商业应用——从而功能化地、盘算式地思考和分析场景，这种思考模式仍带有很大的普遍性。但实际上，任何一个场景都会有其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维度。人置身在“场景化”的生产、生活情境中，也就是置身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多个维度之中。因此，研究人如何在社会、历史、文化之维中进行生产和生活实践，人的主体性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如何得以建构，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又如何形成各种场景，这是我们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事实上，媒介研究中的实践范式并非空白。欧美学者，如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凯瑞（James Carey）、英国伦敦大学戈德斯密学院（Gold Smiths）的库尔德利（Nick Couldry）、美国肯塔基大学的夏兹金（Theodore R. Schatzki）等人都明确提出了媒介研究和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的实践范式，国内有一些研究者对此做了梳理。
其中，烟台大学齐爱军对库尔德利在其《媒介、社会与世界：社会理论与数字媒介实践》（Media, Society, World: Social Theory and Digital Media Practice）中所提出的媒介研究新范式，即“实践范式”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库尔德利的实践范式意在“试图超越媒介研究内部繁杂的传播范式之间的内部不协调而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学科领域”，实践范式就是“把媒介理解为一种实践行为而不是理解为文本或生产结构，它研究的是以媒介为面向（media-oriented）与媒介有关的所有开放的实践行为类别以及媒介在组织其他社会实践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那么，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的内涵是什么呢？库尔德利自己明确指出有两个：第一是以媒介为取向的各种各样的实践类型的研究；第二是以媒介为取向的实践固定其他实践的机制研究（包括实践的层级体系的形成，以及其他实践在这个层级体系中发生并获得意义的结构的形成）。
由上观之，可以看出库尔德利实践范式的特点，首先是超越了传播研究的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分野，两者在人的社会实践这一高度得到了统一；其次，媒介研究的逻辑起点，不是文本或社会的某种结构（如权力结构），而是人的社会实践；最后，此所谓的“实践”是开放性的，是社会生活的整体。用库尔德利自己的话说，就是“不以媒介文本或组织为研究起点，而是关注实践——不一定非得是受众的实践，而是具有开放性和松散性的以媒介为导向的所有人类社会实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