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社会现代化：太仓故事(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春光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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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社会现代化：太仓故事(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试读：

中国社会学正处于快速发展和更新换代的阶段。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上大学的社会学人，已经陆续到了花甲之年。中国空前巨大的社会变迁所赋予社会学研究的使命，迫切需要推动社会学界新一代学人的快速成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面临拨乱反正。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以紧迫的语气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所以必须急起直追，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此后，中国社会学进入了一个通过恢复、重建而走向蓬勃发展和逐步规范、成熟的全新时期。

社会学在其恢复和重建的初期，老一辈社会学家发挥了传帮带的作用，并继承了社会学擅长的社会调查的优良传统。费孝通先生是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他带领的课题组，对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发现小城镇的发展对乡村社区的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表的《小城镇 大问题》和提出的乡镇企业发展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议题，产生广泛的影响，并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发展小城镇和乡镇企业也随之成为中央的一个“战略性”的“大政策”。社会学研究所第三任所长陆学艺先生主持的“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形成了100多卷调查著作，已建立了60多个县（市）的基础问卷调查资料数据库，现正在组织进行“百村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集体撰写了第一本《中国社会发展报告》，提出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从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的同时，也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礼俗社会向法理社会的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在社会学所的主持下，从1992年开始出版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社会蓝皮书”，至今已出版20本，在社会上产生较大影响，并受到有关决策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我主持的从2006年开始的全国大规模社会综合状况社会调查，也已经进行了三次，建立起庞大的社会变迁数据库。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理念，这标志着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开始，也意味着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重大机遇。2005年2月21日，我和我的前任景天魁研究员为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作“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讲解后，胡锦涛总书记对我们说：“社会学过去我们重视不够，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可以说是社会学的春天吧！你们应当更加深入地进行对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调查研究，加强对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思想的研究。”2008年，一些专家学者给中央领导写信，建议加大对社会学建设发展的扶持力度，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批示：“专家们来信提出的问题，须深入研究。要从人才培养入手，逐步扩大社会学研究队伍，推动社会学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目前，在恢复和重建30多年后，中国社会学已进入了蓬勃发展和日渐成熟的时期。中国社会学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不仅受到国内其他学科的广泛重视，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现在，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跨学科研究，都有社会学家的参与。中国社会学已基本建立起有自身特色的研究体系。

回顾和反思20多年来走过的研究历程，社会学的研究中也还存在不少不利于学术发展的问题。

一是缺乏创新意识，造成低水平重复。现在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但有一部分“成果”，研究之前缺乏基本的理论准备，不进行已有的研究成果的综述，不找准自己在学科知识系统中的位置，没有必要的问题意识，也不确定明确的研究假设，缺少必需的方法论证，自认为只要相关的问题缺乏研究就是“开创性的”“填补空白的”，因此研究的成果既没有学术积累的意义，也没有社会实践和社会政策的意义。造成的结果是，低水平重复的现象比较普遍，这是学术研究的大忌，也是目前很多研究的通病。

二是缺乏长远眼光，研究工作急功近利。由于科研总体上资金短缺，很多人的研究被经费牵着鼻子走。为了评职称，急于求成，原来几年才能完成的研究计划，粗制滥造几个月就可以出“成果”。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有的人产生浮躁情绪，跟潮流、赶时髦，满足于个人上电视、见报纸、打社会知名度。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不顾个人的知识背景和学科训练，不尊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不愿做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也不考虑基本的理论和方法要求，对于课题也是以“圈”到钱为主旨，偏好于短期的见效快的课题，缺乏对中长期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

三是背离学术发展方向，缺乏研究的专家和大家。有些学者没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方向和专业学术领域，却经常对所有的问题都发表“专家”意见，“研究”跟着媒体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政策意见，往往离现实很远，不具有操作性或参考性；而发表的学术意见，往往连学术的边也没沾上，仅仅是用学术语言重复了一些常识而已。这些都背离了科学研究出成果、出人才的方向，没有能产生出一大批专家，更遑论大家了。

这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组织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主要由社会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成果构成，但其主旨是反映、揭示、解释我国快速而巨大的社会变迁，推动社会学研究的创新，特别是推进新一代社会学人的成长。李培林2011年10月20日于北京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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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仓曾是皇帝粮仓，历史上相当富庶。到了计划经济时代，太仓虽然仍保持着江南粮仓的地位，但是，相当缓慢的现代化进程使其基本上还处于农业社会状态，人们过着温饱不愁、没钱可花、商业并不发达的生活。由于紧邻我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早在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之前，太仓已经嗅到了工业化的气息，开始摸索乡村工业化道路。太仓与周围许多县、市一道，趁着改革开放之势，蓬勃发展乡镇企业，诞生了闻名中外的苏南发展模式。太仓的工业化发展不但引起经济学家的关注，也吸引了许多社会学家的目光。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就深入太仓、吴县、昆山等地，开展苏南模式和小城镇研究。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太仓市委、市政府结成合作研究伙伴，共同设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太仓社会经济研究中心”。自中心成立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太仓市展开了多项合作研究，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太仓社会经济的研究成果。2012年我们又与太仓市达成共同研究太仓社会现代化的协议，从2012年到2013年，先后派出10多名中青年研究人员对太仓展开深度的田野调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本书。

虽然研究人员中的大多数并不是自1992年起就一直关注太仓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但是，项目主持者却有着这样的全程经历。1992年初到太仓，我们为当地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而惊叹，特别是参观了王秀村和马北村后。那里的老百姓住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崭新民居，我们首先想到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共产主义理想似乎已经在那里实现，这似乎给中国其他地方点亮了一盏希望之灯。事实也是按这样的想法进行的：全国许多地方的农村乃至政府纷纷派人到苏南参观和考察，仿照苏南发展乡镇企业的模式搞建设，呈现“处处点火、村村冒烟”的农村工业化景象。但是，成功者并不多，大多数以失败告终，欠下不少债务。这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太仓这样的苏南工业化、现代化模式是否具有可复制性？如果可复制，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如果不可复制，原因是什么？农村发展企业是否只需要资金、技术、土地和市场？为什么太仓具备这些要素而其他许多农村就不具备呢？通过对太仓过去20多年的观察、研究，我们认为，所有经济要素并不都具有纯粹的经济性，必然与当地的社会、文化、政治、传统、教育乃至地理环境密切有关。如果没有相应的激发经济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的社会、文化、政治、传统、教育等因素的话，经济现代化和工业化就难以实现、难以成功。我们能否把非经济因素也当作社会现代化的因素呢？如果是，为什么在工业化早期太仓农村就已经具备这样的因素呢？这就落入了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研究的命题中，或者落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哲学陷阱。虽然我们不想在这个圈子里打转，但必须意识到农村工业化并不是一个纯经济现象，或者说首先不是一个纯经济现象。因此，我们不能不从更宽的角度和视野去观察、思考和分析太仓的经济发展与进步。这样的思路不仅对剖析太仓的经济发展有价值，而且也有助于去观察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从太仓出发，但我们的视野不限于太仓，而是中国乃至世界的发展和变化。

对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中发生的变化，最常用的说法就是“现代化建设”，这是被中外所认可了的事实，几乎没有受到什么质疑。但是，什么是现代化，我们每个人并不能很清楚地说出来，甚至学术界也争议不断，因为“现代化概念的普及绝不是因为它作为学术交流的工具而具有的清晰性和准确性，而是因为它有能力揭示那些用来概括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随着工业化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产生的社会生活各种转变的含糊和笼统的想象。诚然，这些想象已被证明有充分的说服力，以致无人否认‘现代化’这个概念所表达的现象确实存

[1]在”。太仓作为中国东部一个发达的县级市，过去30多年间发生的变化合乎人们对现代化的“含糊和笼统的想象”，也印证了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历程：从社队企业开始的农村工业化，带动了小城镇发展；招商引资，进入工业化后期，小城镇演变成了城乡一体化的具有中等规模的大城市。在过去20多年中，我们目睹了太仓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座座高楼，一条条江南少见的平坦宽敞的马路，一栋栋别墅，一排排标准化的厂房，一片片绿地公园，让人仿佛觉得到了欧洲某个国家。连太仓人也自诩的欧洲般的环境，让德国企业家愿意将工厂设在太仓，出现了一个德资企业群。对这种现象，不用“现代化”还能用其他什么更确切的语言来表达呢？江苏省委和省政府明确要求苏南地区在20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看待这样的现代化？尤其是如何看待社会现代化？第一节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

现有的研究文献都没有将社会现代化与其他现代化进行清晰的区分，往往将两者混同使用。百度中是这样界定社会现代化的：“社会现代化是指人们利用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全面改造自己生存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过程。狭义的社会现代化指的是工业化和民主化。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一般认为开始于17～18世纪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19世纪扩展到欧洲大部分地区和北美[2]地区，至20世纪60年代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实际上我国是与世界同步提出现代化的：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先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交通运输业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四个现代化改为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没有了交通运输业现代化一说；1979年邓小平重提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并将在20世纪末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视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成果——“小康之家”。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大多由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提出来，没有将社会现代化作为现代化中的独立现象进行讨论和分析。事实上，西方学者大都认为，现代化就是社会现代化，两者没有根本的区别。这就给我们研究太仓的社会现代化带来理论的困惑：社会现代化究竟有何所指？社会现代化在现代化中处于什么样的理论位置？因为确实很难从现代化中分离出社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及其他现代化，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不是真问题？为了使我们的研究具有坚实的、清晰的理论基础，有必要从西方现代化理论中寻找依据，结合太仓过去3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剖析其社会现代化进程。一 现代化理论诞生的两条线索

现代化理论的诞生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对欧美近代发展的透视和概括，另一条是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注视和分析。

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重要使命就是解释和分析它们所处时代出现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尤其解释欧洲启蒙运动以来围绕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而展开的长时间的争论和研究。按美国社会学家布莱克的分析，在对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反思过程中，首先是用进步的概念取代神学的解释，认为进入欧洲近代后是理性力量驱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次是用精神理念来解释人类社会发展，如哲学家黑格尔将历史看作是自由原则这样的精神理念在不断冲破给它设置的障碍中取得发展的过程；马克思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法解释欧洲的社会发展。所有这些研究都以近代西欧社会发展为模板，无形中奠定了一种“西方种族中心论”的西方化或西方文明的观点，“西方仍然被认为是决定性地取代着世界上其他各地的[3]传统文化”。因此，西方一些学者曾将欧洲近代发展概括为“西方化”，直到20世纪50年代人们才找到一个被绝大多数人认可的解释和分析框架——现代化。

现代化理论产生的另一个动力源自西方学者乃至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注视和解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一些社会学家越过欧美国家，将眼光瞄向非欧美国家的发展。这些学者用现代化理论取代过去的西方化观点，解释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的进步和发展，并为非西方社会提供了所谓的发展路径——按西方社会那样去做就可以实现现代化。特别是对那些研究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的学者来说，现代化专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而欧美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因此，不存在现代化问题了。所以，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理论虽然是从欧美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但是主要用于解释和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而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发展没有什么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理论被视为一种发展理论。二 现代化理论的具体内涵和变化

现代化理论的影响依然很大，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有选择性地采用现代化理论的一些观点。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提出现代化建设，学术界对现代化研究开始活跃起来，并对现代化理论的内涵做了系统的介绍和梳理，其中，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的研究最有影响。罗荣渠教授将中外庞杂的现代化定义进行了归纳，指出迄今有关现代化的定义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定义认为，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以后，现代化是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如何通过技术革命从经济和技术上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历史过程。从这一观点来看，现代化是指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不包括发达国家从近代以来出现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后者已经成为前者的标杆。这类定义是针对非发达国家而言的。第二类定义认为，现代化就是工业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这一定义自然也包括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而不仅仅限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第三类定义把科学革命以来人类急剧变动的过程统统视为现代化。第四类定义认为，现代化代表了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后三类定义并没有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区别对待，而是笼统地将所有人类社会由科技进步而带来的所有变化过程（如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其他文明形式）都视为现代化。作为历史学家，罗荣渠教授显然更多的是从历史进程中把握现代化的定义并进行分类，但对这个过程中的许多变化属性（所谓现代性）等关注不够，而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却更关注现代性在现代化定义中的作用。

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最终实现具有现代性的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技知识的进步起到关键性作用，社会的组织形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大多数现代化理论家主张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主要区别在于现代人对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更强的控制能力。而这种控制能力[4]又建立在科学和技术知识扩大的基础上。”还有一些研究者列举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特点。按亨廷顿的说法，弗兰克·萨顿对[5]这两个社会的特点的概括（见表0-1）“被大多数人普遍承认”。“‘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区别，是从M.韦伯和T.帕森斯等人的[6]理论中推演出来的。”在韦伯和帕森斯看来，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最大区别在于社会组织原则的不同，传统社会更多是采用特殊性、先赋性等原则组织起来，而现代社会则是通过普遍性、获致性原则组织起来的。帕森斯用五对变量来区分传统与现代，与萨顿的区分有着明显的相似性。中国哲学家梁漱溟所说的中国以职业分立为特点，与西方的以阶级分化为特点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道出了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的差别。表0-1 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区别

尼日利亚政治学教授詹姆斯·奥康内尔从三个方面阐释现代化的内涵：一是因果分析法是现代化的核心，这实际上是一种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方法；二是工具和技术的大量增加；三是社会结构的灵活性和连续性的认同。“一个社会若要充分现代化，就必须对自己充满信心，对欢迎变革的社会成员抱有信心，对可以加以改造而不至于被破[7]坏的社会结构抱有信心。”鲁道夫夫妇很具体地描述了现代性的内涵：“‘现代性’意为：地方纽带和地区性的观点让位于全球观念和普世态度；功利、计算、科学的真理压倒了感情、神圣和非理性的思想；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单位不是集体而是个人；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的相互联系不是依据出身而是选择；他们以主宰者的态度而不是用听天由命的态度去对待物质环境和人类环境；认同是被选择和被获得的，而不是被硬性确定和被认定的；工作在行政组织中进行，而不在家庭、住所或社区中进行；成年期被推迟，年轻人准备承担他们的任务和责任；人类的寿命延长，但即使如此，他们将把很多权力交给年轻人，男人将他们的权力交一些给妇人；人类不再作为种族分开而是在社会和政治中认识到共同的人性；政府再也不是超人的权力象征，不让普通人进入，而是以参与、允诺和对公众负责作为它的基础。”[8]

不论是韦伯、帕森斯，还是萨顿、奥康内尔、鲁道夫夫妇，现代化理论家们对现代社会或现代化都有一些共同的看法：随着科技的创新和发明，人类对环境的控制能力显著提高，从而影响到社会组织形式、职业结构、权力结构、男女结构乃至健康和生命。但现代社会不是突然就达成的，也不是完全与传统社会断裂的，而是通过一个较长时间的演变过程而实现的，因此，亨廷顿认为，对现代化过程，大多数作者或明或暗地达成了对九个特征的一致看法：现代化是革命的过程、复杂的过程、系统的过程、全球的过程、长期的过程、有阶段的过程、同质化的过程、不可逆转的过程、进步的过程。为此，他提出了现代化的五大目标，即增长、公正、民主、稳定以及自主，“广泛接受这些目标也意味着一种美好社会的理想：富裕、公正、民主、有秩序、自己完全掌握自己的事务，简言之，酷似西欧北美已经建立的社会。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平等的、压制性的、粗暴和依附于人的。[9]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亨廷顿认为，这五大指标在不同理论看来有着不同的关系，可区分为相容性假说、冲突理论和调和政策。但是，不管这些指标的关系如何，都说明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取得进步的过程，尽管在指标实现上会有先后，甚至紧张、矛盾和冲突等问题。三 现代化理论遭受到的批判

现代化理论虽然影响很大，但也是受批评最多的一种理论。这些批评不仅来自现代化理论外部，而且来自其内部；不仅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而且来自发达国家的学者。当然，这些批评一方面扩大了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现代化理论的发展。对现代化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西方中心论、传统与现代二分法。1.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

现代化理论中最受人诟病的就是其西方中心论视角，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此大加鞭伐，连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一些学者也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性批判。“即现代社会中确实普遍存在的一些特征与个别先进国家不同的制度传统在当代的各种变体中的那些特征之间的区别。这种批判既来自西方各社会内部，也来自那些受西方影响的其[10]他社会。”美国社会学家迪恩分别从意识形态、经验主义和方法论或纯理论方面对现代化理论进行全面的批判，其核心是，现代化是西方中心论世界观的产物，“它首先从西方社会的一般形象中获得‘现代性’的属性，然后又把这些属性的获得设想为现代化的标准。现代化理论家试图把对非西方社会的分析强行纳入本迪克斯所说的‘欧洲[11]经历的普罗克卢斯特床’”。在迪安看来，这种西方中心论不利于现代化理论的学术发展。2.对传统与现代二分法的批判

现代化理论另一个受到广泛质疑的是将人类社会做二分法的分类和分析，提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传统性和现代性。二分法认为，所谓现代社会就是具有现代性的社会，传统社会就是缺乏现代性而只有传统性的社会。“影响较大的倒是现代化理论家自信的乐观主义，在他们看来，‘现代性’是善与进步的结合，‘传统性’则是实现‘现[12]代性’的障碍。”传统性是什么呢？现代化理论没有给出一个确切的界定，而是模糊地认为，凡是不属于现代性的东西，都属于传统性，两者相互排斥。“拉斯托说，现代性‘可以明确地下定义’，而‘传统[13]性却基本上仍是个残留的概念’。”但是，人类社会实践并不如此，在西方进入现代化社会之后，所谓的非现代社会却有着巨大的差异，并不是同质的，而且，传统性并不一定与现代性不能相容共存。按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达德的研究，现代性并不都像西欧、北美那样，而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基督教文化中的现代性，也有伊斯兰世界的现代性，还有儒家世界的现代性。对现代化理论二分法的批判向我们揭示了，现代化具有多样性，现代与传统、现代性与传统性并非绝对对立。实际上，现代性不可能离开传统性而出现，否则历史不可能是延续的。四 现代化理论的启示和本书的理论分析架构

尽管现代化理论从其提出的那一天开始，就受到各种批评，但仍然受到学术界和各国政治家们的关注和青睐，这与其包含的一些精彩观点和分析密不可分。我们不应因其存在的一些缺陷而完全抛弃它，而应看到它之所以受重视的独特视角，去芜存菁，进行有选择的扬弃。首先，现代化并不是一些学者凭空捏造出来的概念，而是人类文明在近现代的具体体现；其次，虽然各国的现代化过程有自己的特殊性，但是也存在一些普遍性，只要进入这个进程，这些普遍性就会呈现出来；再次，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并不天然地对立或契合，而是一个相互建构的过程，从而造就世界的多元现代性。我们的重点不是讨论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而是从现有的现代化理论中寻找分析和研究太仓社会现代化的一些独特视角和观点，当然这也是一个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话过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迄今为止，有关现代化的理论都没有对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做明显的区分，在它们看来，两者似乎不应该有区别。社会现代化就是现代化，正如亨廷顿提出的五大指标有可能并不是同步达到的，现代化内部也可能存在先后、快慢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社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都与现代化的某些目标有关系，经济现代化也许体现了增长目标，表现为工业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社会现代化体现了公平、稳定和自主，政治现代化可以用民主这个指标来衡量。当然，这样用亨廷顿的五大指标来说明经济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政治现代化，显然会犯过于简单化的错误，实际上，现代化是一个复杂得多的过程。另外，现代化理论以及相关的批判都无法避免寻求现代化参照系的问题：或者寻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原型代表，或者寻找一个非现代化的社会原型代表，以此说明现代化是怎么回事。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那些对现代化理论具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批评认为非西方社会不会照搬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做法，但并不清楚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过程。艾森斯达德提出多元现代性，以缓解有关现代化“西方色彩”或“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争论，但其中不少现代性内容还是具有西方社会近代以来的发展变迁属性。这不能不让人感到很难避开西方社会现代化这个门槛。

在探讨和研究中国（包括太仓）社会现代化的时候，我们必须从现有的现代化理论中去寻找思想智慧。现有的现代化理论大多是在研究西方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我们既要保持高度的理性意识和反思精神，又要看到西方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先行角色和经验。现代化理论揭示的是一个由科技发明和推广带来的经济发展方式、社会组织方式和能力的变化过程。据此，社会现代化就是指社会组织方式和能力的变化过程。在这里，社会是相对于政府、市场而言的，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区村落、家庭家族、社会关系、个人等。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从隶属、依附于政府（或神权，如天主教）迈向自主、自立，成为具有与政府平等地位的主体，从原来的封闭状态迈向开放和流动的状态，从简单的、两极的社会结构转变为复杂的、多元的社会结构，从世袭等级转变为职业等级，从传统权威转变为多元权威并存。

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社会、政府和市场三者的演变和互动关系。如果说社会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过程，那么，其中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政府和市场这三者关系的变化。传统社会里，社会和市场隶属于政府（君权），缺乏独立性。正如英国经济人类学家波兰尼所说的：“市场在各个国家内部经济中所扮演[14]的角色，直到近代以前，都是不重要的。”特别是在欧洲，随着科技的发展，非生物力逐渐取代人力、畜力，社会和市场有了独立的基础，特别是经济有了快速发展，市场竞争力大大增强，从而带来社会的发展，进而有能力冲破君权、神权的监控，动摇它们的基础，于是出现了作为现代化标志的英法资产阶级革命。这实际上就是社会、市场和政府三者关系的重组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市场获得了自己的独立空间和能力。英国历史学家弗格森认为，西方在现代化中能优先于非西方国家，并建立统治世界的地位，是因为具备了六[15]大因素：竞争、科学、财产权、医学、消费社会和工作伦理。虽然我们很难从六大因素中区分出社会、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演变过程，但是，在弗格森看来，财产权“为最为稳定的代议制政府提供了基础”，竞争意味着“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分散”，消费社会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市场、国家三者之间的相对独立以及相互合作、竞争和适应，对西方文明进程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美国政治学家布朗认为，近来的许多研究都是从经济、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四者之间的匹配关系上探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过程，“涉及每个成份现代化的那种变化都可简单地归纳如下：①在传统经济中，民众从事于各种形式的维持生存的农业或畜牧业。现代经济的特征是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使用科学和技术。②传统的社会结构比较简单。家庭是支配一切的社会单位，并（通过部落、家庭或封建秩序的）面对面关系作为整个社会的特征。现代的社会结构则是复杂的，官僚制度化和高度分化的。个人属于诸如工会、商会、体育协会、宗教组织等专门性协会。③传统的国家像大家庭，而现代的国家却更像是某种专门化的协会。……④传统的价值观念是家庭观念，强调个人的孝顺忠孝，试图以神秘主义、宗教和无法证明的臆测去看待和理解宇宙。……现代的价值观念是科学的价值观念。政治统治由理性的原则来证明其正确性，而不援引君权神授[16]或世袭的原则”。

布朗的归纳说明现代化确实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政治和价值变化的过程，四者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应和匹配关系，必然会经历动态的、错综的，甚至矛盾的变化。而且，布朗对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两分刻画并不一定与现实吻合，这已经受到各种批判。因此，本书是从社会与市场、政府、价值和环境之间的变迁关系中论述社会现代化进程（见图0-1）：一方面，社会如何受政府、市场、环境乃至价值的影响不断成长；另一方面，社会如何影响政府、市场、环境与价值，从而演变为现代社会。这个进程就是社会现代化过程。图0-1 现代化中政府、市场、价值与环境的关系

在这里，社会不是一个广义的概念，而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主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社区、社会联系、家庭和个人等，涉及社会结构的合理性、社会流动、社会公平、社会自主、社会平等、社会团结与和谐、社会能力等问题。社会现代化不可能不受一定的市场（或经济）、政府（或政治）、环境和价值所制约，它并不像西方一些理论论述的那样是一个完全对政府进行制约、对市场进行驾驭的主动过程，而很有可能首先需要获得后者的支持，获得一定的条件才能成长起来。社会现代化需要对后者进行一定的主动制约，甚至需要抗争并突破后者的限制，当社会成长到一定阶段，才有可能催生市场、政府和环境更好地为社会提供支持而进行变迁、改革。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社会与市场、政府、环境、价值之间的关系既有合作又有紧张，但最终能实现理想的相互契合。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传统性与现代性并不是一味相斥的关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不是按照西方社会的方式和路径进行的，原因有三：首先，现代性是在传统性的土壤中滋生出来的，这意味着传统性蕴含着一些现代性的基因或因子；其次，某些因素在传统社会中与其他因素联合成为传统社会的组成部分，在现代社会也可以与其他新的因素组合支撑现代社会的存在；再次，不同社会对现代性和传统性的看法和接受能力不同，这就决定了某些国家认为是传统性的东西在另一些国家可能被认为是现代性的，某个时期是传统性的东西在另一个时期则不是。以上三个原因是否意味着现代性与传统性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是相对的、不确定的？这取决于社会、市场、政府、环境和价值五者之间的适应度、兼容度以及社会自身的适应与发展能力。由此，我们在研究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找到了理论创新空间。本书正是基于以上的理论知识和背景而展开的研究。当然，影响我们理论视角的最关键因素还是太仓本土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和境况。第二节改革开放与太仓社会现代化

太仓市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东南沿海地区率先获得快速发展的发达县级市。从经济水平来看，太仓市位居全国十强县市区之列，2011年GDP达到862亿元，户籍人均GDP达18.73万元，常住人口人均GDP达11.3万元，达到中等以上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太仓市户籍人口只有46万人左右，加上外来的常住人口，总人口接近80万人，区域面积800多平方公里。在中国，从常住人口规模来看，太仓市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县级市，但从户籍人口和区域面积来看，它却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县级市。所以，太仓市属于人口少、面积小而经济强的县级市。虽然太仓在中国的2000多个县（含县级市、区）中并不具有普遍的代表性，但作为一个完整的县级市，其先发而出现的问题和取得的经验对中国其他县市的现代化具有“镜子”的功能，也为我们管窥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一个鲜活的案例。

太仓的发展一直为学术界和理论界所关注，有过一些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分析，但是迄今为止，这些研究大多是停留在经济发展层面的分析，或者说只关注经济现代化，把太仓发展作为苏南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典型看待，而对太仓的社会现代化问题缺乏系统的深入调查和研究。“来自全国各地的35名专家详尽地分析了地处苏南、经济社会比较发达的太仓市30年的现代化发展之路，从个案中寻找苏[17]南模式演进、升华的真谛。”当然，大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太仓市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城乡一体化、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会福利的改善、社会组织的发展等社会现代化态势，尤其是太仓市委市政府也深深地认识到社会现代化对太仓的重要性，认为“从2005年开始，太仓市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太仓市现代化的运作模式集中地选择了‘三化’（即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事业现代化）的并举推进作为走向现代化的主要通道，通过‘三化’并举来实现城乡[18]协调和经济社会协调的发展，在全面协调中逐步走向现代化。”江苏省已经提出2015年苏南率先实现基本现代化的目标，这样的现代化不只是经济方面的，更是包括社会现代化在内的全面的现代化。

从我们对现有现代化理论的梳理中可以看出，社会现代化始终伴随着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经济现代化离不开社会现代化的基础；另一方面，经济现代化必然会带来社会现代化。科技知识的创新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它对工业化起着关键的作用，而工业化会改变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比如职业分化、职业活动脱离家庭场域、以成就衡量社会地位而不是以世袭决定身份高低等，这都是社会现代化的应有含义。那么，太仓的社会现代化是如何从乡镇企业甚至更早的经济发展中出现和发展的？什么样的机制和方式推进了太仓的经济发展？这些问题对我们深入解读太仓乃至苏南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目标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这里，从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关系的角度去把握过去30多年太仓的现代化历程，尤其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为本书构建相应的分析架构。一 总体性社会时代的社会空间

我们把太仓的现代化进程放在历史长河中去观察，就会看到中国的现代化车轮首先从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出发，不仅仅是因为1978年后国家首先开放沿海地区，而且因为那里是中国近代化的诞生地，也是西方最先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的地方。1949年后，中国的工业大多集中在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计划时代建立了系统的现代国有工业生产体系。1978年前，国家试图用高度集权的计划方式推进现代化。在这个阶段，市场被视为资本主义标志，受到严重的扼杀，几乎没有生存的制度空间；社会被高度行政化，失去了相对独立的地位和空间。这种状况被孙立平教授称为“总体性社会”，实际上是一种没有“社会”的社会状态。在总体性社会里，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高度统一，所有行动都由政府来控制和安排，严重扼杀了社会的自主性和经济的独立发展能力，给中国现代化进程带来诸多消极的影响。但是，近代历史遗留下来的工业化、商业化基因潜藏在民间，农民渴望经济发展和生活富裕。由于现实生产和生活压力的倒逼，苏南广大农村地区利用作为上海腹地的有利地理位置，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就以集体的方式兴办社队企业（也就是后来的乡镇企业）。太仓一名离休老干部对当初社队企业的兴办经过的回忆，很能说明生产和生活困难倒逼的作用。

1970年开始，以“阶级斗争为纲，粮食为纲”，上面搞革命，下面抓生产。太仓过去是“一粮一棉”，各种作物都可以种，棉花、水稻四六开。之后，粮食多种，棉花就种的少了。减少棉花、油菜等作物，把湖泊填起来造田（县委书记带我们去学习吴仁宝，挑土方填湖）。棉花是经济作物，收入大，减少种植后，老百姓的收入就受影响了。当时我所在的花桥，是田多的地方，人均两亩多地，都是集体分配的；人均收入一百一二十块钱，是江苏省除市郊区（种蔬菜）之外最高的。

1973年乡里建农机站，生产大队里有打水机（灌溉用）、手扶拖拉机，公社里有中型拖拉机。有了这些农机之后，带来维修问题，所以就开始办农机维修厂，公社办的。人才好多是原来打水机上的老师傅，还有60年代困难时期下放的一批人里面的人（里面有工人）。

花桥先办农机厂，之后因为每个生产队的打谷场都是泥场，粮食损失大，所以就办了窑厂，就地取材，农糠、麦秸等用来烧。大砖窑，我特地到常熟去请老师傅来建的，干部自己掏钱，请师傅吃饭都要分摊。我当时是19级，70多块钱每月，其他的小乡干部都是三四十块钱。出差每天补助四毛几分钱，出县境才有。开始办社队企业之后，请师傅来要花钱，出去推销产品的时候要和人打交道，买香烟、茶叶，这些都是自己带的。老是这样，回家也不好交代，所以就用卖大粪的钱、卖废报纸的钱（预算外收入）解决请客吃饭的问题。

后来还办了个船厂，实际上就是木船的维修厂。这些厂都是和农业有关的，季节性的，赚不了多少钱，养活不了几个人，也不发工资，记工分的。公社的厂，除去吃饭钱，之后的钱按照从哪个队出来的人，就交给生产队，生产队再记工分，年终分红。后来璜泾就改了，假设40块钱，交给生产队当积累钱10元（三提五统），剩下的30元就给个人了，集体的福利还是有的。1977年分配制度调整，因为钱交给生产队，个人的积极性就不高了。

当时还生产洋钉，因为家用和集体用的洋钉很缺乏。有需求，但是需求有多大不知道，只是大体上估计。洋钉的原料——钢材也很紧张。苏州下放的知识青年很多，其中有一个是苏州城市建设院的干部子女，城建局长和我认识的，我说造房子要用钢材，问能不能支援一些。从无锡服务社买来了制钉机，找了个肯钻研的小青年来负责生产洋钉，销量倒是好的，但是原料搞不到。为了把粗的钢丝拉细，就又成立了一个拉丝厂，开始由分管思政的同志来搞，后来乡里配了一个管工业的干部。大概1974年、1975年就有了专门管工业的干部。

那时花桥乡只有100来个居民，而璜泾乡有2000多名居民（居民户口，吃国家粮的），因为有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多，工商所等也多。璜泾、沙溪、浮桥、双凤都是区所在地，所以大。璜泾有几个大厂，几十万的利润，其中一个是大集体（1955年工商业改造，联合起来组成的厂，县里的手工业联社下属的企业就叫“大集体”）的棉纺厂，一个是公社办的棉纺厂。国民党统治时期，璜泾中学叫王水中学，解放后改成职业中学（棉职学校，中专），校长对棉纺比较熟悉，培养了一批棉纺人才，这批人才分配到南通等地。再后来，才改成璜泾中学。花溪有个利泰纱厂，是抗战时候办的，一个大厂，50年代初期由常熟市管（常熟是市，太仓县只管农业，没有工业部门。苏州是地区，常熟也属于苏州地区。1952年前叫常熟县，1952年分成常熟市、常熟县）。1978、1979年把大集体的棉纺厂和社办的棉纺厂合并成太仓县第三棉纺织厂（第一棉纺织厂是利泰纱厂、第二棉纺织厂在城厢镇），由公社提出来，向县里打报告。合并以后，规模大，效益高，技术上依托利泰纱厂。

苏南地区各个镇的工业是从农机厂开始的，都是乡办的五小企业（小农机厂、小水泥厂、小窑厂、粮食加工厂、轧棉花厂）。最早搞社队企业的是无锡，条件很好（田少，劳动力找出路，原来工业发达，老师傅多。）我们这里原来灌溉是用牛拉水车（牛车篷，像蒙古包一样，稻草盖的，四面通风的，牛在里面拉，用轴承带动水车）。沙溪有老同志专门收集了解放前的家具、农具等，建了个类似博物馆的地方。还有人踩的水车，叫“踏水车”，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的都有。后来进步到水泵，用船去打水。因为打水车是季节性的，所以打米的时候，用轴承来碾米。这些都是私人的，大部分人是无锡过来的，后来本地人也开始操作了。太仓田多，以种田为主，无锡田少，外出打工的人多，出了个大资本家荣德生，带了很多人出去。乡镇企业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BM20120219QTXW）

当然，当时不仅公社办企业，生产队、生产大队也办企业，从这位老干部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公社干部为了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兴办了与生产、生活有关的企业。表面上看，这样的企业还是由政府主导，却是由地方兴办，服务于当地的生产和生活，已经渐渐地显露出不受中央集权调控、迈向市场的趋势。地方获得了一定的自主空间和权利，带动了生产大队发展工业企业的积极性，也赋予了这样做的合法性。与此相应的是，农民可以进企业打工，地方政府有了计划外的收入和消费，产品可以自主销售。社会逐渐变得多样，各地千篇一律“以粮为纲”的做法被打破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办企业，需要相应的技术力量，国家下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以及从城市国有企业出来的技术人员等，成了社队企业的中坚，这是原有体制无意中为农村现代化提供的一个社会空间。由此可见，太仓社队企业在总体性社会中已经有了社会自主萌芽的空间和基础。

改革开放为社队企业发展拓展了更大的社会和市场空间，也提升了社会的自主能力。相对于温州等以民营企业为主的地区，太仓在改革初期有个更大的体制优势——社队（后来改为乡镇和村社）比私人和个体有更大的合法条件（即集体所有制），不但较容易从银行借到钱，而且更容易注册为合法企业，在市场上受到更好的保护。集体的合法性以及原有社队企业的发展经验、上海大城市的技术和市场辐射、长三角的商品经济传统等，为太仓乡镇企业发展构筑了比以前更大的社会和市场空间，村社成为苏南乡镇企业强势发展的社会空间和平台。有研究表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南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发展，不在于乡镇企业有多大的竞争力，而在于“以中国乡土文化积淀为基础的村社理性在农村自主推进工业化之中的魔力”，“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有竞争力的秘密既不是企业家的能力，也不是经营机制，而主要在于村社将资源内部化地进行资本化开发形成的企业利润[19]中隐含了以企业组织形式实现70%以上的社区转移收益”。村社既能为乡镇企业发展提供廉价的土地、劳动力，又能为企业承担经营风险，当然企业的利益和就业机会也在社区内部获得相对公平的配置。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太仓的许多农村都发展了自己的社区福利。

改革开放后，光靠农业不行。靠上海，靠发展乡镇企业，亦工亦农，农忙务农，农闲务工。一是经济发展，二是解决剩余劳动力。县里面办工业，乡里面办工业，村里办小作坊。好多乡镇到上海去找工程师、老师傅，请他们来帮忙。公共车票我们出，把他们请过来，有的还要用拖拉机把师傅拉到村里，叫“星期天工程师”。利用上海的技术和市场，发展我们的乡镇工业。

例如，太仓有个很大的企业——香塘集团，资产大概十几亿，是80年代后期的村办企业，老板当初是大队干部，办拖鞋厂，出口日本，90年代后期改制。再如，雅鹿集团，原来是个乡办的小服装厂，后来同上海的人立服装厂合作，生产“人立”牌夹克衫，给上海人立服装厂交管理费。后来，发展自己的品牌，雅鹿的牌子渐渐打出来了。

1980年左右，苏南地区财政收入第一个超过亿元的是太仓。是因为搞了个经编厂，搞化纤原料。原来太仓棉花最多达22万亩。“两纲”后缺棉花，搞化纤来代替棉花，也就是“的确良”。县里组织，各个公社出资，既解决了产品市场紧缺的问题，也解决了大批高中生的工作问题，他们就没有“上山下乡”。那时候，大的乡镇有钱，像璜泾，社办企业利润交给公社，公社交给县里。后来经编厂把股本逐渐还给公社了。（BM20120219QTXW）

美国学者戴慕珍教授（Jean Oi）将苏南乡镇企业发展概括为地[20]方政府法团主义或公司主义，华裔社会学家林南将此概括为地方[21]市场社会主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在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与村社社区以及相应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对土地、资本、技术、市场起到了重要的配置作用。林南认为，在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结构并不一定会随着市场转型而发生根本的变化，反而能依赖亲属网络很好地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相融共存。这就是地方市场社会主义，地方经济的组织模式、产权的归属都是集体性质，但其具体的运作已经转向市场化了。“在乡镇企业原材料来源中，县及县以上政府机构和乡（镇）、村组织分配所占的比例达到37.3%；创办企业的占地中由乡（镇）、村组织划拨的比例达到41.26%；创办企业的投资中，政府机关担保的占20.5%，乡（镇）、村用一定的财产作[22]为担保的占17%，干部出面担保的占11%。”

由此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太仓的乡镇企业发展与中央政府在经济发展上放权有着密切的关系。过去所有经济计划都是由中央政府制定，下达到地方政府，由地方政府去执行，这是总体性社会的特点，严重地制约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改革开放不仅是政府向社会放权，也是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放权，在这个放权过程中，乡镇企业有了相应的发展条件和动力。总而言之，乡镇企业从原来的社队企业发展过来，借助于体制改革和政策动员，依靠地方政府和村社的支持，从而得以快速发展。乡镇企业获得发展的基本前提是：一方面，地方政府和村社为乡镇企业提供法律、体制、资金、土地、劳动力等保证；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的发展目标是谋求政府、社会和老百姓的富裕，从而获得强有力的政治和社会支持。由此可见，市场机制、经济理性、技术等现代性因素在太仓的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得以滋长、扩大，这一过程也带动了太仓的社会结构多样化、复杂化以及自主社会空间的形成和扩大。二 向市场社会的转型

有人将中国过去30多年的社会形态划分为三类——伦理社会、市场社会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社会，并认为中国当前正处于中间社会状态。我们认为，伦理社会还不足以解释改革前的社会形态，用总体性社会更切合现实，而市场机制在改革后渐渐地从社会中“脱嵌”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配置机制，意味着中国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型。在市场社会中，“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成为配置社会资源的主导机制，市场从最初‘嵌入’到传统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之中‘脱嵌’了出来，[23]成为独立自主的力量”。就太仓而言，虽然从社队企业开始，市场已经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到很大作用，尤其到乡镇企业时代，作用更加明显，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地方政府公司主义色彩还是相当浓厚，乡镇企业都依附在地方政府的行政力量上，行政力量与市场同时发挥着资源配置的作用。我们还不能断定这是一种市场社会形态。到了90年代中期，地方政府退出了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而将企业直接交给了市场，乡镇企业才纷纷改制，太仓从此进入了市场社会阶段。

为什么太仓的乡镇企业到90年代中期一定要改制呢？这种改制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请教了当地一些知情者，得到的看法大致相同：改制势在必行，但改制方式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在他们看来，从社队企业演变过来的乡镇集体企业确实存在许多不适应市场竞争的问题，不少企业陷入了经营和生存困境。石某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从部队转业到某集体企业工作，后来担任了该厂的书记，他回忆：（我们厂）转制是在1997年。当时城厢镇有好多乡镇企业，基本上是同时转制的。转制的原因包括管理松懈，物资采购方面漏洞百出，上面条条线线到厂里来吃吃喝喝（造成资金问题），等等。乡镇企业一开始是蛮好的，后来风气不行了，银行、税务、工商、派出所等许多条条线线的人都跑到乡镇里来吃喝。转成私营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上面和中央应该也是考虑到这一点。当时的集体企业效益是下降的，消耗费用大，其中一部分是条条线线下来吃喝造成的，另一部分是厂里中层干部对原材料的浪费。进材料的时候，假设应该进10个杯子，他进了30个，资金一下就压住了，活钱变成了死钱；有的把产品销售出去后，钱收不回来，资金无法及时回笼。转制前，考核不严格，反正到月底会拿工资的，供销员的思想观念是，“反正是集体的、共产党的”，这样，企业效益就逐步地下来了，出现了亏损。原材料进得太多，销售后资金不回笼，管理层松懈，产品不合格增多，再加上国家的宏观调控，转制势在必行。原来我们娄东乡的工业经济很强，工业公司开大会，我坐前排，会上总讲“我们太仓电机厂是前无标兵、后无追兵”，后来就不行了，当然有多方面原因。不管从哪个角度去考虑，集体经济这种模式都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生产电动机的，一张集装片，应该计算和套用一下可以出几台电机，但在集体企业中，工人根本不考虑这些，做坏了之后就算了，再拿张新的片子，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转制之后，集装片就开始套用了，中间大电机，边上小电机，再边上还可以做变压机，这样充分利用材料，利润就上去了。私营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材料，做好成本控制、精打细算，管理上也严格了。而且，工时定额也上去了，生产电动机外壳时，根据运转率和时间，用半个小时保养机床，剩下半个小时应该能生产多少的量算得很紧，这样工效就跟着上去了。但原来在集体企业则无人测算，工作马马虎虎，本来10分钟可以生产的一个外壳却要花20分钟。集体企业时，质量管理上也很松懈，坏了就坏了，没人管，后来就抓紧了，建立赔偿制度，每个车间都配了检验员。转制后需要记录台账，月底结算，做了多少工时，加工坏了多少产品，都要算清楚。还有，在设备使用上，集体的时候不好好保养，经常坏掉，私营之后就不一样了。（SQ20120215XQHQ）

显然，当时改制的背景是：1992年中央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在国有企业改制、市场快速发展中，集体企业的体制性缺陷显现出来，“无论是市场环境还是政策环境，乡镇企业低成本优势赖以发挥的关键机制几乎全都不复存在，而乡镇企业自身也面临着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社区福利开支刚性等不利因素，伴随着信贷紧缩政策的实施，乡镇企业出现了大面积的运转困难……使乡镇企业退出历史舞台的真正推动力，不是乡镇企业自身的产权明晰化[24]要求，而是企业经营亏损情况下公司化的地方政府的‘理性’”。这里且不说乡镇企业改制的真正动力是什么，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政府须退出企业生产经营而让市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经济学角度看，乡镇企业的改制确实有利于推进太仓的市场经济发展，但对社会的冲击是挺大的。

好多人一夜变成了百万、千万富翁。但是，不改（制）的话，很多厂就要垮掉。原来企业中工资体制有问题，也没有激励机制，还是绝对平均主义思想，这对企业的发展非常不利。客观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规律是起作用的。利人不利己是做不到的，要利人也要利己。如果集体企业垮了，工人就没有事情可做，但是转制以后，企业保留了下来，工人工作也保住了，这对社会有好处。太仓三个大厂，垮了两个，机械厂没有改制就垮了，棉纺厂留了下来。但是，改制中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个镇的一个塑料厂，改制的时候，很多应收款收不回来，假设有1800万，如果打掉1/3，那么也应该是1200万，但是领导拍板后就变成600万。拍板的领导是不是得到了什么好处，谁也不知道。改制的方向没错，改制对经济发展有好处，大家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但是有些领导也从中为自己谋了好处。实际上，在招商引资方面也存在这个问题。用招商引资降低成本，老板得益，给领导回报。抓到的是腐败，抓不到就看到领导的政绩不错。

企业主要转给厂里面的几个领导，厂长、生产厂长、供销科长等。当时我是没有参加的，因为我是搞行政工作的，政工的，所以就调走了，到了某社区。这个厂现在还在，但规模很小，只有几十个人，因为小电机生产的厂家多了，竞争也多了。转制不是上面规定转给谁的，是几个人搭伙一起接手的。转制的时候，上面专门有部门下来评估，房子、机床设备、材料等都要评估。但是关上门来说，里面问题很大。好东西当报废算，产品当半成品、废品算。因此，有的人发了，现在个体搞得都不得了，他们和采购、销售的单位都很熟。是共产党为他们铺了路。现在太仓的大老板都是转制过来的。即使有的人想办厂，但是由于没有经验，搞着搞着就不行了。转制对劳动力就业有影响，有的工人年龄大了就不要了。有的企业转制后，与集体没关系了，大部分企业自己买地、造厂房、建厂。也有社区建标准厂房的，如太胜社区的民营工业园，村级经济就靠这个。2003年的时候大拆迁，村办企业全部拆掉了。不过，没有听说给村里留下债务。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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