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科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德昂族文化与社会变迁试读：
序言
德昂族作为我国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文化传承与社会历史变迁一直都是学界关注的焦点。本书通过对德昂族概况的整体介绍，为读者呈现云南德昂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婚姻家庭、道德规范、教育发展、民间文化、历史文化遗址与遗物、乡村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等的全貌。
本书以国内外德昂族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实际问题，将德昂族文化传承与社会变迁这一主题融入全书之中。在对德昂族民族风貌进行阐述的同时，针对目前的热点问题，即德昂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德昂族脱贫问题等进行系统研究。
本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章从历史沿革、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语言文字、族徽与标志四方面介绍了德昂族的概况；第二章对德昂族宗教信仰进行了阐述，涵盖德昂族原始宗教、南传上座部佛教、哲学思想及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第三章介绍了德昂族传统节日以及丧葬、居住、服饰、饮食等传统习俗；第四章从婚姻家庭视角出发，介绍了德昂族婚姻习俗、家庭、生育习俗、姓氏与取名、传统火塘文化及伦理道德观念等内容；第五章对德昂族的教育发展情况进行了梳理；第六章介绍了德昂族民间体育、民间文学、民间医药、民间舞蹈、民间乐器及器乐文化等特有的民间文化；第七章介绍了德昂族遗址、遗物、历史档案和传统文化保护情况；第八章介绍了德昂族政治、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第九章介绍了德昂族贫困成因、扶贫历程、新时期的扶贫工作进展以及当前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引用了国内外学者的大量研究成果，并得到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辑的热情帮助，再次表示衷心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少疏漏和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编者2017年1月第一章德昂族概况第一节历史沿革
德昂族是西南边疆古老的民族“濮人”的后裔，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居住在怒江两岸，是较早开发保山、德宏一带的民族，人口2万多人，其中，德宏州境内1.44万人。德昂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芒市和临沧地区的镇康县，其他散居在盈江、瑞丽、陇川、保山、梁河、龙陵、耿马等地。民族分布是人类能动地适应自然环境的结果，是民族关系在地域空间上的反映。德昂族在其历史发[1]展进程中，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一 起源的传说（一）葫芦说
据传说，远古的时候，地球上没有人类，全是无边无际的荒山、草原和汪洋大海。天上的神仙下到凡间，看到凡间无比荒凉，认为需要人类来管理凡间。神仙返回天界后，派了兄妹二人下凡寻找人类。七天后，神仙再次来到凡间，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位白发老人，问兄妹二人世界上还有多少人，兄妹二人回答说除了他们俩没有发现其他的人。老人说，世间这么大，只有你们二人可不行啊，你们二人可以结为夫妇来繁衍人类。二人是一母所生的亲兄妹，不愿结成夫妻。老人想了想又说，你们二人同时手持石磨，一人持底子，一人持盖子，各上一个山头一起把石磨放下山，如果滚到山脚后，石磨能够自然合拢，你们二人就可以配为夫妻。兄妹二人心想，试就试吧，磨不可能自然合拢。没想到石磨滚到山脚后自然地合拢了，于是二人只好结婚。婚后的第二年，妻子怀孕生下一粒葫芦籽，夫妇俩把它种到土里。经过精心的培育，种子很快萌芽、生长、开花、结果。成熟后的葫芦长得像一座大山，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人在喊叫，夫妇俩赶快把葫芦打开一个口子，里面的人一拥而出，有的往高处走，有的往平坝奔，有的往空中飞，有的往岩石上行。他俩只好把往高处走的用布条缠住足掌，这就是后来的汉族；拿扁担、箩筐放在往平坝奔的人肩上，这就是后来的傣族；对往空中飞的只好拿藤篾圈把腰部拴住，让他们停落在大岩石上，称他们为“纳地安”，其中的女人称“核奔”，就是能飞的意思。这些被称为“纳地安”的人就是后来的德昂族。
兄妹成婚和葫芦育人，反映了德昂族先民在历史上存在过血缘
[2]婚。（二）岩洞说
岩洞起源说来源于德昂族龙阳塔的传说。传说，古时候在原始森林里居住着一位德高望重的大法师苏皖那碟那及其徒弟居木德瓦哈那。后来，居木德瓦哈那继承了师傅的衣钵，善于飞翔。有一天，他外出见到一只小鹿，就追随在小鹿后面。途中，居木德瓦哈那听到美妙动听的歌声从远处传来。他四处张望，不见人影，只觉得奇怪。他朝歌声传来的地方寻找，走到媚达瓦湖畔，见到湖中有七个姑娘在洗澡。她们有说有笑，唱着动听的歌曲。眼前的情景让居木德瓦哈那惊喜不已。他情不自禁地与湖中洗澡的姑娘们寒暄起来。当姐妹们发现大姐与居木德瓦哈那亲密交谈时，便悄悄地消失在湖中。夜幕降临了，大姐与居木德瓦哈那依依不舍，相约在湖对面的“町卡茹那”岩洞里住下，从此岩洞成为他俩栖身的地方。数月后，姑娘有了身孕。有一天，居木德瓦哈那对姑娘说：“你好好休息，我到外面去找点吃的。”当他离开岩洞后，姑娘一时不注意在洞中现了原形。当居木德瓦哈那返回岩洞时，发现洞中躺着的是一条青龙，犹如晴天霹雳，晕倒过去，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躺在姑娘身边。居木德瓦哈那追问姑娘刚才发生的一切，姑娘含泪亲了亲居木德瓦哈那，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世。居木德瓦哈那感到十分恐惧，离开龙女，朝着太阳升起的地方飞去。几个月后，龙女生下了三男三女，独自抚育他们16年，并将三个男孩分成三个姓氏，老大叫“昂格党”，老二叫“昂格动”，老三叫“昂格迭”。然后龙女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六个孩子，嘱咐孩子们一定要记住：“你们的父亲是太阳，叫居木德瓦哈那；母亲是龙女，叫青龙。”说完，龙女就离开了岩洞，消失在媚达瓦湖中。后来，人们就把居木德瓦哈那与龙女的故事称为《衮思哎、玛腊嘎》，即“太阳父亲、青龙母亲”。《衮思哎、玛腊嘎》的传说告诉德昂族后人，他们的祖先起源于岩洞中的龙，而龙又是中国文化的象征，证明了德昂族与中原其他民族之间存在文化上的渊源，德昂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中的一元。德昂族把太阳和青龙作为本民族的标志。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陇川县户弄乡建有龙阳塔，龙阳塔上青龙腾升、艳阳高照，象征[3]德昂族人民奋勇向上、追求光明和幸福的精神。（三）茶树说
茶树起源说来源于德昂族的创世史诗《达古达楞格莱标》的记述。传说，茶树是万物的阿祖，天上的日月星辰，都是由茶叶的精灵化出。当大地一片混沌时，天上却美丽无比，到处都是茂盛的茶树。天空中的一株茶树为了大地长青，愿意离开天界到大地上生长。万能之神帕达然为了考验茶树，让狂风撕碎它的树干，吹落了它的102片叶子。茶树叶在狂风中变化，单数叶变成51个精干的小伙子，双数叶变成51个美丽的姑娘。茶叶兄妹与红、白、黑、黄四大妖魔打斗九万年将其消灭，之后，割下自己的皮肉搓碎变成大地上的花草树木，并把自己鲜美的颜色洒给白花，只留下普通的颜色。从此，这些姑娘和小伙子便在大地上生息，繁衍人类。
这个创世神话使现实世界与茶神世界有了一种亲缘关系：人与日月星辰、江河大地、花草树木都是兄弟姐妹，同祖同源。现实中的茶树顺理成章地成为德昂族先民崇拜的对象和祖先，而且他们使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交相融合，在与生活密切相关的茶叶中寻找到了自己族群的识别标志。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当德昂族先民的采集经济解体以后，因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他们转向种植经济。根据德昂族先民居住的自然环境可以推测，茶树成为较有特色的标志性的植物，茶成为人们喜爱的主要饮品，茶树成为他们种植业的主要选择。随着生产与商品的专门化，这种特有的植物成为该族群的识别标志，因而产生了茶树为万物之源的传说，这与德昂族是“古老的茶农”相呼应。
德昂族起源于葫芦、岩洞、茶树的传说，与其他民族有关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有相似之处，从中可看到德昂族先民与其他民族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多元一体的关系。这些神话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远古时期德昂族先民的生产、生活状况，特别是他们从氏族到民族的演化过程，以及从血缘婚到对偶婚再到一夫一妻制婚的发展历程。
这些传说是德昂族历史发展的缩影。德昂族进入父系家庭阶段后，盛行的是父系大家庭公社制。虽然在德宏地区德昂族早已解体为小家庭了，但德昂族老人还是代代相传地说：古时候，德昂族是住在一条叫“拿木九”（傣语）的河的上游，当时是一大家人，因人多没有田种，以采集山茅野菜为生活的主要来源，故生活很苦；又说当时是一大家人共居，常因缺吃少用闹意见，后来才分成了小家。父系大家庭公社在德昂、布朗、佤这些孟高棉语族民族中都盛行过，而在镇康县[4]军弄乡的德昂族中有的大家庭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期。二 德昂族先民的历史文化源流
德昂族的族源较为复杂，学术界普遍认为德昂族源于古代濮人。濮人是居住在我国西南部中间地带的最早民族。其系属，既不属于氐羌，也不属于百越，自成一个族系。我国历代史书中其称谓有所不同，商周至先秦时期称为濮人，秦汉时期称为苞满和闽濮，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依然称为闽濮，隋唐及宋朝时期称为朴子蛮或金齿，元明时期称为金齿、蒲蛮、蒲人。
濮人在古代是人口众多的族群之一，也是较早开发云南西南部的古老民族之一，因此，一些江河、物产的名称上都留下了濮人的烙印。如现在的元江，古称“濮水”；永昌郡内的大龙竹则称为“濮竹”，曾是古代濮人朝觐中原皇帝时的贡品。文献记载及其他民族的传说故事，都反映了德昂族先民濮人是永昌郡内的古老民族。他们充分利用这里“土地沃腴，宜五谷蚕桑”的优越条件，种植水稻和纺织棉布。远在汉晋时期，他们的社会经济就有所发展。中原封建统治阶级，一方面积极发挥濮人的先进生产技术的作用，一方面大肆收敛濮人的财富，使濮人困苦不堪，不断起来反抗。永昌郡内的濮人虽多，但由于住地较辽阔，其发展极不平衡。交通沿线或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则较快，文化水平也较高；有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纺织业不发达，缺少衣饰，古代史学家把这部分濮人称为“裸濮”。德昂族在历史上曾有过兴盛的时代，过去他们有很多支系，如汝旺、汝果、汝峨、汝竞、汝本、汝波、汝别牙、汝买阿、汝昂、汝腊、汝可、汝布列、干得布列、汝布冬、汝孟丁、汝孟得丁、汝格若等。历史上的德昂族曾在滇西一带以武力称雄，特别是在12～15世纪时，德昂族的先民建立了金齿国，称雄一方；后来逐渐走向衰落，以致在很长时期只能靠租种别人的田地维持生活，直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德昂族先民居住的滇西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古代中国通往印度的道路——“蜀身毒道”的必经之地。远在公元前4世纪以前，以四川成都为起点，经西昌、会理、云南（祥云）、下关、保山、德宏至印度的中印古道就已开通，从这条道上输往印度的商品有蜀锦、生丝及铁器，因此人们又称它为“西南丝路”、茶马古道。
德昂族先民的各称谓经过历史演变，融合分化，到清代已分化成“布朗”和“崩龙”。此时“崩龙”作为单一民族出现，其余一部分在长期不断迁徙和发展过程中融合于傣族、佤族、汉族等各民族之中，还有一部分融进了饶卖支系及缅甸的克伦族。学术界一致认为今天的德昂、佤、布朗等族同源异流，他们同是操孟高棉语的民族，同属古[5]代的濮人后代，有着共同的祖先和共同的历史，是近亲民族。三 德昂族先民的历史演变（一）先秦时期云南的濮人
濮人是商周西南地区一个人口众多并有较大影响的民族，与华夏族的关系密切。据《尚书·牧誓》载：“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濮人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此后濮人首领受封，濮成为周王朝在南方的方国。所以，《左传》“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记载周景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歧、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邛，吾南土也。”据《逸周书·王会解》载，西周成王时，大会诸侯于东都洛邑，濮人以丹砂贡献。濮与巴、楚、邛都是周王朝在南方的方国。云南民族大学龚荫教授认为，“濮人乃是自殷商至秦汉时期的一个古族，氏族部落众多，分散居住在我国西南部的中间地带”。这说明濮人是我国云南省西部和西南部的古老居民，其历史可直接溯源到商周时期。
德昂族先民在商周时期称为濮人。商周时期云南的濮人很多，居住分散。杜预《春秋释例》说：“濮夷无君长总统，各邑落自聚，故称百濮也。”此时，濮人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也没有统一的权力机构，居住分散，互不统属，是各自独立发展的群体；氏族部落众多，主要分布在江汉流域，后有部分向南、向西迁移到我国的西南地区，散居在我国西南部的中间地带，所以人们称之为“百濮”。
濮人的地域分布特点，决定了其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居住在自然条件较好地区的濮人，如江汉、川东、牂牁、滇池等地的濮人，其社会比较发达；而居住在自然条件较差地区或山地的濮人，则相对落后。在史籍中，仅记载了一些发达或比较发达的濮人部落，而众多落后部落则被湮没。濮人较为发达的部落按地域划分，主要有江汉地区濮人（或称“江汉支濮人”）、沅水地区濮人（或称“沅水支濮人”）、川东地区濮人（或称“川东支濮人”）、邛都（今西昌）地区濮人（或称“邛都支濮人”）、川南地区濮人（或称“川南支濮人”）、夜郎（今贵州西部）地区濮人（或称“夜郎支濮人”）、滇池地区濮人（或称“滇池支濮人”）、滇东南地区濮人（或称“滇东南支濮人”）、洱海地区濮人（或称“洱海支濮人”）九支，而分散在各地的、发展较缓慢的支系，因无史籍记载，不为世人所知。云南的濮人主要有“滇池支濮人”、“滇东南支濮人”和“洱海支濮人”。清人纂《派系·疆域系》记载，云南布政使司“殷、周时为蛮夷所居，或曰：即百濮之国也”。这说明在商、周时云南的濮人是很多的，而且是百濮族群中较为发达的部落。濮人与商有联系，《逸周书·商书·伊尹朝献》和《逸周书·王会解》记载，濮人曾向商王朝献短（或曰矩）狗。《史记·周本纪》载，周武王在公元前1066年率领南方庸、蜀、羌、髳、微、籙、彭、濮八个小国讨伐纣王，其中以濮族人数最多。濮族祖居云南，分布面广，长期处于分散的部落状态，其后裔分支很多，曾被称为“朴子”。
关于濮人的演变，史学界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濮人在战国以后演变为百越，发展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民族；其二，认为百濮与百越是两个不同的族体，元代以后称“蒲人”，后发展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各民族；其三，认为前期之百濮与百越有密切关系，后期即为孟高棉语族各民族。笔者认为，德昂族先民百濮与百越是两个不同[6]的族群，而且在商周时期就称为“濮人”。（二）秦汉时期云南的濮人
秦汉时期，德昂族先民从濮人中逐渐分化出来，西汉时称为“苞满”，东汉时称为“闽濮”，此时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一民族。
西汉时期，滇西哀牢地区分布着被称为“苞满”的濮人部落，其居住的区域范围十分辽阔，大致为今保山、德宏、临沧、普洱、西双版纳地区，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载：汉武帝开“西南夷”之时，“定笮存邛，略斯榆，举苞满”。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说苞满“服虔云，夷种也”，说明苞满是一个少数民族，他们与哀牢人的祖先（昆明族的一部分）相互联系，这也为后来东汉初年设置永昌郡提供了条件。
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叶榆、桐师、嶲唐侯王国以十数。编发左衽，随畜迁徙，莫能相雄长。”滇濮即滇池地区的濮人，在汉晋时这一地区的濮人仍然不少。这支濮人在汉代的情况，从晋宁石寨山出土的器物中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在晋宁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上有一幅上籍田出行图：“一端坐‘滇’人女奴隶主一人，而以四个衣后拖一长幅的男子抬之，前后随行多人（其中多为妇女），或拥带具，或头顶箩筐。”这表现的是滇濮奴隶制社会的女奴隶主带领群众前往田地里进行播种的情形。在贮贝器上有幅纺织图：“有十八个人……中间有奴隶主一人，身材高大，其周围有人侍奉，外围有妇女多人（奴隶）从事织布、理线等工作。”这是滇濮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们在进行手工纺织。贮贝器上有一幅战争图：“表现‘滇’人奴隶主贵族阶级对外进行掠夺战争的情景，凡与‘滇’人作战的对象，均头梳双辫。有人已被杀死在地，有人则两手被缚，成了俘虏，‘滇’人一方有少数骑马指挥作战，很明显属于贵族阶级。”这反映了该时期滇濮是常与周围各族进行战争的。贮贝器上有一幅杀人祭祀图：“此场面人数多，残缺者不计外尚有一百二十七人。场面之中有一柱，对面有‘干栏’式房屋一座。房屋上层坐着主持仪式的‘滇’人统治阶级数人，正在进食。房屋周围有一些衣后拖一后幅的‘滇’人奴隶，正在杀马杀羊，为坐在房屋上层的统治阶级准备食物。另有一人被捆缚在木牌之上，似为待杀的牺牲。此外，又有多人（其中大多数为妇女）携带箩筐，内盛货物，相对交谈或俯身取物，似为利用宗教集合的时机作交易者。”这反映了这支濮人已发展到了奴隶制的较高阶段，有杀人祭祀的行为，并有了商业交往。滇濮约是战国末期形成的国家，西汉初叶是它最强盛的时候，故汉武帝派王然于等人至滇，滇王问汉使：“汉孰与我大？”关于滇濮的分布，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有记载：“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诛。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人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以记载的滇王“举国降”为“益州郡”“复长其民”看，益州郡即原滇国境域，滇濮就分布在这些地
[7]方。（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云南的濮人
三国至南北朝时期，云南的濮人称闽濮。闽濮处于南中“大姓”“夷帅”的统治之下，一度脱离封建中央政权，闭关自守。这种闭关自守的状态加剧了该地区的民族同化，一部分自秦汉以来先后进入该地区的汉族人口逐步融入了德昂族先民闽濮之中。
三国时期，刘焉父子与刘备先后割据于蜀，他们继承了两汉时期以蜀郡为中心的益州对整个西南地区各郡县的统治权，但由于他们忙着应付其他军阀势力的进攻及巩固在四川地区的统治，无暇深入南中进行统治，“大姓”和“夷帅”成为南中事实上的统治者，如闽濮居住的永昌郡就为“大姓”吕凯与部分汉族官吏所统治。
蜀汉章武三年（223年），刘备死后，孙吴势力支持“大姓”雍闿向永昌郡发展势力，吕凯联合郡丞王伉共守永昌郡，抵抗雍闿的进攻，拥护蜀汉政权，以此保全自己。随后在蜀汉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平定南中时，“大姓”吕凯与部分汉族官吏仍然在永昌郡闭关自守，拥护蜀汉政权。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将永昌郡东部之地划归云南郡，永昌郡仍辖有今大理白族自治州的永平、云龙二县和保山地区、怒江地区、德宏地区、临沧地区、思茅地区、西双版纳地区及缅甸境内的一部分，首府在今保山市。此时的永昌郡归属庲降都督管辖，仍然是闽濮的居住区。
自蜀汉建兴三年诸葛亮平定南中到263年蜀汉为魏所灭，在诸葛亮所采取的民族政策的影响之下，永昌郡政局稳定、民族团结，闽濮因此有更多的机会与汉族接触，其经济文化生活有所改进。常璩在《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记载，庲降都督李恢曾从永昌“迁濮民数千落于云南（今大理地区）、建宁（今滇中地区）界，以实二郡”，这对于洱海与滇池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两晋至南北朝时期，南中或宁州为“大姓”“夷帅”势力所辖据，两晋王朝以及成蜀政权企图以改变行政区划的办法削弱“大姓”“夷帅”的势力，闽濮所居住的永昌郡就在多次的行政区划变更中从南中或宁州分割出来。闽濮各部落的反抗也是造成永昌郡从南中或宁州分割出来的原因之一。闽濮各部落对晋王朝的反抗见于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吕）祥子元康末（299年）为永昌太守，值南夷作乱，闽濮反，乃南移永寿（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去故都（驻不韦县，今保山市）千里，遂与州（宁州）隔绝。”
南北朝时期，闽濮各部落仍不断进行反抗活动。《爨龙颜碑》记载：“岁在壬申（南朝刘宋元嘉九年，432年），百六遴变，州土扰乱，东西二境，凶竖狼暴，缅戎寇场。”尤中先生认为，这里的“缅戎”就是“闽濮”。
在永昌郡从南中或宁州分割出来前后，吕、陈、赵、谢、扬等大姓先后统治过永昌郡。闽濮在这些“大姓”势力的影响下，其生产有所发展，但原始的部落界限尚未被最终突破，部分部落开始出现阶级[8]分化，徘徊在奴隶社会的门槛。（四）隋唐宋时期云南的濮人
隋唐宋时期，德昂族和布朗族的先民从闽濮中分化出来，被称为朴子蛮、金齿。
郭净先生在《云南少数民族概览》一书中认为，德昂族先民是唐代的朴子蛮。隋朝时期，朴子蛮所居住的永昌郡独立于南宁州总管府之外，始终不曾被隋王朝所统治。这种状况直至南诏“西开寻传”后才被改变。
唐宝应元年（南诏赞普鍾十一年，762年），阁罗凤率南诏军队“西开寻传”，一直攻打到今伊洛瓦底江西岸的祁鲜山（今甘高山）一带，征服了金齿、银齿、绣脚、绣面、寻传蛮、裸形蛮、朴子蛮、望蛮、外喻部落等。被征服的朴子蛮和金齿中的一部分便是德昂族的先民。樊绰在《蛮书》卷四《名类》中写道：朴子蛮在“开南、银生、永昌、寻传四处皆有，铁桥西北边延澜沧江亦有部落”。这说明德昂族先民朴子蛮主要分布在开南节度、银生节度、永昌节度、寻传地区、铁桥城西北边沿澜沧江之地。
唐贞元年间（785～804年），异牟寻曾迁成千上万的朴子蛮、汉裳蛮、施蛮于滇池地区。这次迁徙使得朴子蛮、汉裳蛮、施蛮的经济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此外，在南诏进攻古代中印半岛各国的过程中，中印半岛各国的一部分德昂族先民有可能被迁到南诏境内。例如，唐大和六年（832年），南诏攻骠国（今缅甸中部），掳其国人3000置于拓东城（今昆明市），这3000人中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德昂族的先民。又如，唐大和九年（835年），南诏攻弥诺国（今缅甸北部钦敦江流域）、弥臣国（今缅甸南部伊洛瓦底江入海口一带），也将这两国的二三千人掳到丽水（今伊洛瓦底江上游）淘金，这二三千人中有一部分可能就是德昂族的先民。与此同时，一部分白蛮也被迁入永昌地区，相关记载见于樊绰的《蛮书》卷四《名类》，“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以兵围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地”，白蛮的到来直接推动了朴子蛮所生活的永昌地区的社会经济面貌迅速改观。
南诏统治者采用羁縻政策统治朴子蛮，即任由其居于原地，并保留部落原有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南诏统治者通过征收贡纳、征调奴隶兵来实现统治。例如，唐咸通四年（863年）正月初三，唐朝军队在安南都护府战场上俘虏了南诏的一些朴子蛮奴隶兵。樊绰在《蛮书》卷四《名类》中记载，这些朴子蛮奴隶兵，“拷问之并不语，截其腕亦不声”。南诏时期，“朴子蛮，勇悍矫捷，以青婴罗段为通身挎。善用泊箕竹弓，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这说明当时朴子蛮的纺织手工业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狩猎仍然在经济生活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他们尚未最终脱离原始社会阶段。
后晋天福二年（937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后，朴子蛮仍居于原地，其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仍然不变。大理国政权解除朴子蛮在南诏时期的集体奴隶身份，免除其奴隶性质的徭役，即不再征调他们充当奴隶兵，而主要通过征收贡纳来实现统治。
大理国末期，朴子蛮的主要居住地永昌府和腾冲府陷入以白族封建主为首的诸侯间的纷争，一度成为高氏诸侯的领地。与此同时，朴[9]子蛮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地方的争夺战争。（五）元明时期云南的濮人
德昂族先民濮人在元明时期称为金齿、蒲蛮、蒲人。明朝钱古训的《百夷传》载：“蒲蛮、蒲人与阿昌（阿昌族的先民）、哈剌（佤族的先民）、哈杜（佤族的先民）、怒人（怒族的先民），皆居山巅，种苦荞为食，余则居平地或水边也。语言皆不相通。”
元朝以后，中原王朝统治力量的加强，傣族土司、领主势力特别是麓川傣族土司势力的扩张，明王朝“三征麓川”，以及清嘉庆年间潞西（今芒市）以塔岗瓦为首的德昂族先民起义的失败，迫使云南境内德昂族先民大量迁往缅甸，少数没能逃离的则成为傣族土司、领主的属民。
元朝的李京在《云南志略》中说：“蒲蛮，一名朴子蛮，在澜沧江以西。”方慧先生在《明代云南广邑州建置考·蒲人历史新探之一》一文中也认为，在元代之前，澜沧江以西的地区广泛地分布着蒲人，即现代德昂族和布朗族的先民。《元史》卷六十一《志第十三·地理四》说，开南州（今景东）、威远州（今景谷）自唐代以来即为朴（即朴子蛮）、和泥（哈尼）、金齿百夷的共同杂居区，而开南州、威远州之地在澜沧江以东。这说明蒲蛮既分布在澜沧江以西，又分布在澜沧江以东，而且分布在澜沧江以东的蒲蛮自唐朝至元朝都与和泥、百夷杂居。
明朝初年，顺宁府仍然是蒲蛮的主要居住区。顺宁府中心区的蒲蛮已跨入了封建社会，但边缘区的蒲蛮还比较落后。据万历《云南通志》卷四《顺宁府》记载，其“境内男耕女织，渐习文字”。而顺宁府境内民族又是以蒲蛮为主体，所以“男耕女织，渐习文字”指的就是顺宁府境内坝区或半山区的蒲蛮。这部分蒲蛮在顺宁府建立后，与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加强，其中有一部分逐渐习用汉语、汉文。他们在农业和纺织手工业方面普遍发展，经济文化水平迅速提高。
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顺宁土知府猛廷瑞与其兄猛思贤争夺土官职位，大侯土知州奉赦与其弟奉学也争夺世袭职位。顺宁猛氏与大侯奉氏世为姻亲，奉学乃猛廷瑞之婿，于是，廷瑞兴兵攻思贤时，奉学从旁相助。这是土官之间的相互争夺，但明王朝借机将顺宁土知府改流。对此，《明史》卷三百一十三《列传第二百一·云南土司》写道：“然廷瑞实无反谋，以参将吴显忠觇其富，诬以助恶，索金不应，遂谗于巡按张应扬，转告巡抚陈用宾。廷瑞大恐，不得已斩奉学以献。显忠益诬其阴事，博以反状，抚按会奏，得旨太剿。廷瑞出，献印献子以候命，不从。显忠帅兵入其寨，尽取猛氏十八代蓄赀数百万，诱廷瑞至会城执之，献捷于朝。”在顺宁土知府改为流官的同时，大侯改为云州（今云县），也设流官，隶属顺宁府，南部的勐缅长官司（驻今临沧）也划归顺宁府流官管辖。至此，顺宁府与永昌府的流官政权的势力联结起来，加强了对孟定（今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西部）、孟连、耿马、勐卯（今瑞丽）、陇川、干崖（今盈江）等边境土司地区的联系和控制，从而稳定了云南南部和西南部边境。
永昌府及其西南的“百夷”土司地区也分布着不少蒲蛮，其内部仍然有所差别，这些差别从不同史籍的记载可看出。据万历《云南通志》卷二《永昌府·风俗》的记载：“蒲蛮，一名蒲子蛮，其衣食好尚与顺宁府者同。……今近城居者，咸秦汉俗，而吉凶之礼，多变其旧。”这部分蒲蛮主要分布在今保山市附近的平坝区，其在万历年间的经济文化生活已经与当地汉族非常接近，汉化的倾向很明显。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六《永昌府》写道：“蒲蛮，其衣食好尚与顺宁府者同。居澜沧江以西者，性勇健，誓插弩箭，兵不离身，以采猎为务，骑不用鞍，跣足，驰走如飞。……有罪无分轻重。酋长皆杀之。有战斗，杀犬分肉为令，击木为号，讲和则斫牛为誓，刻木为信。争酋长位则父子兄弟相攻，邻里不救，受贿乃救。”这部分蒲蛮主要分布在澜沧江中下游以西之地，即今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临沧市南部、普洱市的澜沧和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西部一带。他们生性勇健，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尚未跨越原始社会末期的界限。
此外，从考古发掘可知，明朝时期德昂族先民已具备了较高的烧陶和烧砖瓦的技术，他们靠着这些技术修建了女王宫和德昂城。女王宫遗址在今德宏州陇川县城附近，是座仿中原的明代砖瓦结构建筑。德昂城遗址在今德宏州陇川县城东约5公里。这些遗址反映了德昂族[10]先民与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六）清朝时期云南的濮人
清朝时期崩龙从蒲蛮中分离出来，成为单一民族。其分布见于周裕《从征缅甸日记》：“蒲人即蒲蛮，今顺宁、徽江、镇源、普洱（包括今西双版纳地区）、楚雄、永昌、景东七府有此种。”他们是今天布朗族的先民。与此同时，永昌府西南的摆夷土司地区（今德宏地区）的蒲蛮不再见于记录，他们中的一部分已分化成崩龙。方慧先生在《明代云南广邑州建置考·蒲人历史新探之一》一文中也认为，清初在今德宏州境内的蒲人分化形成了新的单一民族——崩龙。可见，崩龙是清朝时从蒲蛮中分化出来的。这部分蒲蛮与其他地区的蒲蛮长期缺少密切的联系，产生了地方性差别，以至于最终成为一个新的单一民族。
清朝时期，崩龙是傣族土司、领主的属民，其头人多由傣族土司、领主委任而世袭。傣族土司、领主一方面通过崩龙头人向崩龙征款收税，并对外利用崩龙的力量抗击以景颇族山官为首的侵扰势力；另一方面奉行民族压迫政策，无理撵走芒牙、芒棒的崩龙，把他们开垦并世代承袭耕种的水田赏给傣族头人，引起了崩龙的极大愤慨。为了反抗傣族土司的剥削和压迫，潞西崩龙曾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冬，以塔岗瓦为首起义，一度夺取了潞西土司衙门，控制了潞西土司所辖全部地区。到嘉庆二十年（1815年）夏天，潞西傣族土司在清朝政府、景颇族山官和其他地区土司及汉族地主武装的支持下，镇压了这次起义。崩龙被迫从芒市迁至缅甸，若干年后才陆续迁回。
清朝时期，与崩龙有关的记载见于光绪《永昌府志》卷五七《种人》：“崩龙类似摆夷，惟语言不同。男以背负，女以尖布套头，以藤篾圈缠腰，漆齿文身，多居山巅。土司地皆有。”这说明当时的崩龙是居住在永昌府摆夷各土司地区，即今芒市、盈江、瑞丽、陇川、梁河、镇康、耿马、孟定等地区的少数民族。他们居住在山区，女子以藤篾圈缠腰，漆齿文身，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区域和本民族单独的政治组织，依附于居住在坝区的傣族。当然，崩龙内部也有自己的头人，尹梓鉴在《缅甸史略弁言》中说：“大山一司又为崩龙种。”
此外，德昂族还以波龙、波奄的名称出现于汉文史籍中。《清史稿》卷五二八《缅甸传》说：“永昌之盏达、陇川、猛卯、芒市、遮放，顺宁之孟定、孟连、耿马，普洱之车里，数土司外，又有波龙、养子、野人、根都、佧佤、濮贞杂错而居，非缅类，然多役于缅。”清朝《乾隆东华录》载，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十二月，“明瑞奏：大兵出木邦交界，经过大山所属波龙等处，土司头目均极恭顺，并称伊等被缅蹂躏，不能为敌，今大兵一到，各部落均享太平”；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四月，“永昌、顺宁所属十四土司……其边外波龙、养子、野人、摆夷等，如有实行投顺者，亦可供向导之用”。这里的“波龙”实际就是从蒲蛮中分化出来的崩龙。崩龙还积极参与了乾隆时的清缅战争。王艇在《征缅纪闻》中说道：“有波奄二名往官屯探听，知缅目那表布率兵一千四百名，以八月初十日过新街西岸而北。”这里的“波奄”也就是从蒲蛮中分化出来的崩龙。周裕在《从征缅甸日记》中也说道：崩龙土司“遣人贡土物，极为恭顺。至是，遣弟以牛米来迎犒，夷民咸相率来观”，崩龙“以米粮、腌鱼、盐烟等物至营货卖”，所居大山一带“商贾云集，比屋到肆，俨然一大镇”。吴楷在《征缅纪略》还写道：清军因崩龙地区“多积谷，乃往趋之。大山土司瓦喇遣弟罗旺育特来迎，且率其子阿陇从军”。这些记载说明当时崩龙地区农业经济已有一定规模，米粮甚丰，商品贸易已有所发展。
居住在中缅边境一线的崩龙人民，受到明末清初以来络绎不绝的以采矿为生的内地人的影响，经济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滇边波龙银厂曾名噪一时，赵翼在《粤滇杂记》中记载了当时的盛况：“银厂极旺，而彼土人不习烹炼法，故听中国人往采，彼特官收税而已。大山厂多江西、湖广人……老厂新厂两处民居遗址各长数里，皆旧时江楚人怕居。采银者岁常四万人，人获利三四十金，则岁常有一百余万[11]带回内地。”（七）近代以来的德昂族
近代，中国德昂族人口不到1万人，其分布区域基本上与清朝时期一致，即75%以上分布在潞西、盈江、瑞丽、陇川、梁河，龙陵、保山等县市，其余散居在镇康、耿马、澜沧等县。
德昂族在近代的社会生活状况与清朝时期相差不多，其中，临沧地区镇康县的德昂族仍保持着父系大家庭公社制度（德昂语称为“厚木当”），全体成员以血缘为纽带，过着集体生产和共同消费的生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商品经济的渗入、小家庭私有经济的发展、大家庭家长的谋私活动以及封建土司和国民党统治的加强等原因，促使这种父系大家庭公社迅速解体并向核心家庭过渡，最后一个28人的大家庭于1952年解体。在父系大家庭公社解体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过渡性的家庭形态，德昂语称为“关格纠”，即经济独立的、有亲属关系的二三户或五六户小家庭仍同住在一幢大屋里。他们在生产上互相协作，在家务劳动中互相帮助，但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出现了阶级对立，这种协作关系转化为雇佣关系，这种过渡性的家庭形态也就很快瓦解了。
临沧地区镇康和耿马两个县的佤族、拉祜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与德昂族接近，很有意思的是，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也保持着原始父系大家庭公社制度的一些残余。据当地干部介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些民族也有一些许多家住在一起的大房子。直到人民公社化时期，仍然有几户人家（一般都是亲戚）住在一栋房子里，这样便于协作，如劳动力出工时，有人在家喂猪和照看几家的孩子。当然那时收入和分配都是一家一户单独核算的。直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家家户户分田到户，大家庭的残余才完全消失，这时以一对夫妇为主的核心家庭在社会上才普遍起来。
德昂族在历史上是擅长农耕的民族，其水稻种植和茶叶栽培技术曾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与相邻民族相比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领先地位。但清朝以后，特别是民国时期，在地主经济日益发展的过程中，德昂族逐渐丧失了赖以生存的水田，靠当佃户和打工生活，事实上已沦为一个佃耕民族，并且逐渐形成对其他民族的戒备和不信任的心理。
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家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崩龙（德昂）被识别为单一民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并顺利实施民主改革后，德昂族不仅获得了平等参与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权利，而且自己的历史得到了尊重，文化得到了保护和发展，经济得到了扶持。
1956年，德昂族分两个部分进行了民主改革，实现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一个部分是居住在坝区傣族土司、领主经济地区，即保山市、镇康县和德宏州坝区的德昂族，实行的是“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政策；一个部分是居住在山区，即居住在德宏州潞西、瑞丽、盈江、陇川、梁河等县市的德昂族，实行的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策。在后一部分德昂族中，尚保留有原始社会形态的残余，阶级分化还不明显。从此，德昂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合作化运动，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翻开了一个新的历史篇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给德昂族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例如，镇康县过去存在过“大家庭”，几户人家住在一起，习惯于集体生产和集体生活，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能力比较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小家庭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经营单元，这对他们来说是个考验。许多群众表现出缺乏自主意识和竞争意识，生产和生活的计划性都很差。用当地人的话来说，就是“过日子不会算计”。党和政府针对这种情况，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真正成为德昂族人民致富的渠道，涌现出一批致富能手。
1985年9月21日，德宏州的省人大代表提出了“崩龙”称呼的不合理性，经过征求本民族意愿，以及群众民主讨论，报国务院审批后，“崩龙”正式改为“德昂”。“昂”在德昂语里的含义是“山崖”“崖洞”。这种族称的更改充分体现了党的民族政策，完全符合民族的利益和愿望。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德昂族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提高，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接受国民教育的人数越来越多，涌现出一批干部、知识分子，他们在各行各业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德昂族与当地其他民族的发展差[12]距正逐步缩小。第二节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
新中国成立前从未对德昂族人口进行过统计，新中国成立初期才统计出中国境内的德昂族仅有6000余人。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期，德昂族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快，从6000余人猛增到1.2万余人。9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德昂族人口的发展较为稳定，从1990年的15461人（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发展到2000年的17935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有德昂族20556人，其中德宏有14436人，占全国德昂族总人口的70%以上。多年来德昂族人口仅占全省总人口的0.04%，是一个人口较少的民族。中国境外的德昂族有88万余人，其中缅甸有70万人，柬埔寨有16万～17万人，老挝有3000多人，越南有5000多人，泰国有1万余人。一 人口分布
德昂族主要居住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芒市、瑞丽、盈江、陇川、梁河等市县，其他分布在临沧市的镇康、耿马、永德等县及保山市的隆阳区、普洱市的澜沧县等地，分布面积达3万余平方公里，是一个典型的小聚居大分散的民族。其中，德宏三台山德昂族乡、镇康县军弄乡和军赛乡是德昂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方，德昂族大部分的村寨与景颇、傈僳、阿昌、佤、布朗、傣、汉等民族相邻，分寨而居，有少数德昂族村寨处在坝区傣族村寨之间。由于历史上的迁徙和国境线的划分以及其他诸多原因，德昂族居住区被划归几个国家，即缅甸、泰国、越南、老挝，德昂族成为跨境而居的民族。德昂族有七个支系，即饶静、饶卖、饶扩、饶薄、饶竟、布列、梁。
德昂族人口的分布格局与其他人口较少民族基本一致，但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大杂居，小聚居”、垂直立体分布，以及跨国界而居。德昂族人口的这种分布格局主要是在民族迁徙、边界变动、民族同化、生态环境的影响等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一）人口分布格局的特点
元朝以后，德昂族的先民从坝区或山坝之交的连片聚居人群变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山区居民，有很大一部分迁到了境外，德昂族成为跨界而居的民族。由此可见，德昂族在历史上曾经历了从坝区到山区的空间转移。当前，德昂族人口分布格局具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交错杂居、“大杂居，小聚居”、垂直立体分布。历史上，德昂族的分布虽然有一个大致的范围，但由于他们所居住的区域历来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区域，所以他们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呈现出一种“大杂居，小聚居”、垂直立体分布的格局。如先秦时期，德昂族的先民濮人的部落就与百越系统的部落交错杂居在一起。时至今日，德昂族仍然与景颇、傈僳、阿昌、佤、傣、布朗、汉等民族交错杂居。
德昂族居住分散，但有一定的聚居区域。德昂族在大范围内居住是相当分散的，虽然仅有2万多人，聚居的自然村寨却分布在4个州市的10个县（市）；而在局部范围内德昂族有小片的聚居区，聚居的程度很高，德昂族虽然没有自治县，但是有1个民族乡和散布在28个乡镇的72个德昂族村寨。这些村寨中95%以上的人口都是德昂族，很少有其他民族混居其中。德昂族这种面上分散、点上集中，以自然村寨为基本单位聚族而居的分布特点是人口较少民族中相当普遍的现象。
德昂族与其他民族之间交错杂居、“大杂居，小聚居”、垂直立体分布的状态与其自我封闭、努力保持族群认同有密切关系。德昂族长期处在当地主体民族包围之中，却能顽强保持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不被同化，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德昂族在村寨内普遍讲本民族语言，儿童入学前不会讲汉语，老人和初中程度以下的青年大多不懂汉语。他们还不同程度地保存着传统社会组织网络，如有的地方仍由青年头、老年头等来操持“串姑娘”“赕佛”等民间事务。他们仍保持着严格的族内婚，尽管与周围的其他民族村寨阡陌相通、鸡犬相闻，但极少互相通婚，有的甚至本民族的不同支系之间也不通婚。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和封闭的生态环境使他们严格保持族群界线，以此保持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使维系本民族的生存、繁衍成为可能。
二是跨境而居。德昂族的居住区域又是不断变动的，他们作为一个居住在陆地边境线附近的少数民族，在国界线两侧不断地迁徙流动，成为一个跨国界而居的少数民族。他们与境外的同一民族相邻而居，语言相通，风习相近，存在着血缘、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
德昂族跨境分布的格局是数百年中持续迁徙流动的结果，其中也有历史上中央王朝控制区域改变或边界变动的原因。作为一个处于弱势的群体，他们极易受两国社会政治环境与民族关系的影响，流动性较大。历史上，德昂族与傣族、景颇族等民族之间发生过几次大的战争，因战争失利，大量德昂族多次被迫迁徙。总的趋势是向境外迁，如清朝德昂族起义失败后，部分德昂族外迁到缅甸。与向外迁徙方向相反的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各地征收的赋税不同，也有人员不断回流。在历史上，境内外德昂族关系密切，交往互动较多，他们之间不仅存在历史文化关联，还有直接的血缘纽带和姻亲关系，况且，德昂族村寨主要沿边境线两侧分布，山水相连，村寨紧邻，交往便利。最近的一次大规模迁移发生在1958年，当时部分德昂族受到国内政治运动影响及反动势力的煽动，逃往缅甸，20世纪60年代又开始回流，直至70年代末才基本稳定下来，形成了目前德昂族人口分布的格局。（二）人口分布格局的形成原因
民族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对于什么是民族，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按照斯大林关于民族构成的四个要素来分析，如果没有一定的人口规模，要形成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数很少的人类群体，能够形成民族，并且历经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岁月洗礼仍然保持着本民族特色，是由历史、社会、自然等多种原因造成的。在历史上这些人口较少民族的人数不一定很少，现在成为人口较少民族，是民族迁徙、边界变动、民族同化、生态环境的影响等原因造成的。造成德昂族人口分布格局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民族迁徙。民族迁徙是造成德昂族上述分布格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历史上，较大规模的民族迁徙主要是战争、灾荒等原因造成的。元明清时期，三次大的战争使德昂族的人口由多数变为少数，使其丧失了主体民族的地位。第一次是在元朝末年，麓川的傣族思氏集团日益强盛，逐渐征服了附近的地区和民族，德昂族先民有的成为麓川政权的属民，有的则被迫迁离家园。第二次是在明朝，由于“三征麓川”，长期战乱使滇西一带成为废墟，结果部分德昂族先民移居到缅甸北部。第三次是在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冬，潞西（今芒市）的德昂族不满傣族土司的压迫，在其首领塔岗瓦的领导下造反起义，夺取了芒市土司衙门。后来起义失败，德昂族被迫举族南迁，此后芒市境内的德昂族几乎消失，只留下一些遗址和传说。
新中国成立前，德昂族地区的疾病流行也是造成德昂族人口迁徙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如镇康县1942年秋季流行瘟疫，德昂族村寨有230余人发病，死亡100余人。1947年2～4月，这些村寨再次爆发瘟疫，共发病210余人，死亡125人。这两次大的疾病流行造成德昂族人口的急剧减少，不少人逃离家园。
二是边界变动。边界变动也是造成德昂族上述分布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德昂族作为生活在祖国西南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在边界的不断变动中成为一个跨界民族。如明代王骥“三征麓川”以后，明王朝放弃了“丽水”（今伊洛瓦底江）以西的大片土地，把边境八关之外原来隶属于明王朝治下土司的土地，如蛮莫、猛密、孟养、木邦，乃至南部的八百等都抛给了缅甸洞吾王朝。这使得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德昂、怒、独龙等民族成为中缅两国的跨界民族。在近代帝国主义国家蚕食中国边疆领土的过程中，帝国主义国家对部分中国领土的占据也使得原本生活在中国国土的一部分德昂族成为境外民族。
三是民族同化。民族同化也是促使上述德昂族分布格局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的民族同化指的是“丧失民族特性，变成另一民族”的现象。民族同化分强制同化和非强制同化两种。强制同化是历史上民族压迫的一种表现形式，统治民族借助暴力和政权，迫使被统治民族放弃自己的语言、文化、风俗习惯，消灭被统治民族的民族特点，达到一体化。非强制同化是欠发达地区民族吸收先进民族的文化，主动向先进民族转化。历史上，部分德昂族主要是经过非强制同化而变成另一个民族的。
德昂族没有大的聚居区，不可避免地要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发生频繁交往，从而产生了民族同化的现象。德昂族作为一个人口较少民族，容易被周围人口较多民族的文化所同化，从而成为人口较多民族中的一分子。如芒市遮放镇的傣族寨子有一些家庭，年轻人都说傣语，不会说德昂语，他们填报的民族成分是傣族，但是他们家里的老奶奶却会说德昂语，并认为自己是德昂族。
德昂族同化于傣族或其他民族的情况在清朝民族大迁徙后不久就发生了。如20世纪50年代民族大调查的资料显示，德昂族同化于傣族的情况，在德昂族南迁后的许多地方都发生过。现列举一些资料：“据各地一致传说，崩龙是边六县（潞西、瑞丽、陇川、盈江、梁河、莲山）历史较早而分布较广的一种民族，后因受景颇族排挤，大部分迁往缅甸，一部分变为傣族”；“盈江缅寺（即佛寺）沃古喇（一种最高级别的和尚）说：以前山上崩龙很多，景颇族来后，占了他们的山地，把他们赶走，所有未走的也都迁下坝子，变成了傣族”；“陇川城与章凤街之间的户弄寨，原来全是崩龙族，现在有一部分已变为傣族。瑞丽、潞西、莲山、梁河也都有崩龙变为傣族的传说”。
四是生态环境的影响。生态环境的影响也是促使上述德昂族分布格局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德昂族分布地区地形地貌的特点是山高谷深，山脉、河流、平坝交错，内部各区域间的海拔高度、气候条件和自然景观都有很大的不同。同在一个地区，往往山脚坝区气候炎热、雨量充沛，适合农耕；半山腰则气候凉爽，适合农业和林果等多种经营；而到了山顶，则气候寒冷，一般只适合发展畜牧经济。德宏州的民族分布格局为：海拔2000米以上为傈僳族居住区，景颇族居住区不超过海拔2000米，汉族和德昂族一般居住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半山地区，而傣族和少量汉族则居住在海拔1500米以下的平坝地区。德昂族与其他民族垂直立体分布的状态也使得他们与其他民族处于一种“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之中。一方面，德昂族与同区域内的景颇、傈僳、阿昌、佤、傣、汉等民族一起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另一方面，德昂族居住在边远落后的山区，交通不便，往往聚族而居，所处生态环境相对独立封闭，山川阻隔，使其以村寨为单位居住。
德昂族的人口规模并不是一开始就很小，而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民族迁徙、边界变动、民族同化、生态环境的影响等原因，在我国境内成为人口较少民族，并最终形成了与其他民族交错杂居、“大杂居，小聚居”、垂直立体分布，以及跨国界而居的分布格局。加上有聚族而居的习惯，大多数情况下一个村寨由一个民族居住，因此在文化上往往自成单元。尽管当今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个地球村，现代化、信息化的发展日新月异，但这些现代的东西在当地影响比较有限，封闭的地理环境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作用。因此，往往在那些最偏僻、欠发达、民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地方，乡土气息最浓，传统文化保持得也相对完整一些。这种分布格局也是德昂族从古[13]至今仍然比较完整地保持民族传统的一个重要原因。二 地理环境
德昂族居住在我国云南西南部。翻开地图就不难看出，云南的德昂族主要分布在东经97°40′～100°和北纬23°～25°。从区域位置看，德昂族聚居区大致位于祖国西南边疆的高黎贡山西南麓。
高黎贡山和怒山山脉蜿蜒伸展于德宏州、临沧市等地，山上覆盖着茂密的森林，生长着杉、松、柚、楠、麻栗、楸等优质树木，漫山遍野长着嫩绿的青草，是良好的天然牧场，具有发展畜牧业的广阔前景；野生药材如黄连、玉京、柯子、三奈、史君子等都有出产，还有不少野生植物是轻化工原料，有待开发和利用。在深山密林中，栖息着虎、豹、熊、鹿、麂子、野猪、蟒蛇等数十种野生动物。成群的猴子，翩翩起舞的孔雀，活跃于丛林蔓草之中。古时还有象群生活其间。
德宏州的德昂族聚居区位于横断山脉的极西区域，西靠伊洛瓦底江褶皱系的恩梅开江断裂带，东接三江褶皱系的怒江断裂带；保山市德昂族聚居区地处横断山脉滇西纵谷南端，系深邃的怒江峡谷区；临沧市镇康、耿马县的德昂族聚居区属深度切割的中山峡谷喀斯特地貌。这些区域内地质构造复杂，地层发育较全，从寒武系至第四系皆有出露。均属亚热带低纬度山地季风气候，四季温差小，干湿季分明，垂直变化突出。有丰富的热带资源，热带、亚热带土地面积占全区总面积的33.3%以上。区内分布有地带性亚高山草甸土、棕壤、黄壤、红壤及区域性石炭（岩）土、紫色土、潮土、沼泽土、水稻土等。森林与水资源、动物资源丰富，矿产资源种类繁多。
这里盛产大竹，干粗而长，直径一般在四五寸，有的直径达八九寸，在古代，它是濮人给封建朝廷的贡品，而现在则是德昂族建造竹楼的主要建筑材料之一，也是他们制作生产、生活用具的好原料。德昂族使用的水筒、饭盒、箩、篮、篾席、挑箩、扁担之类都是用大竹制作的。肥嫩的竹笋，是一种重要的副食品，除食用鲜笋外，还可加工为酸笋和笋干。总之，从古至今，大竹即是德昂人经济生活中一种不可缺少的经济物种，各家各户都在住宅周围或村寨附近种植数蓬，以供日常生产生活和建屋之需。
德昂族居住的德宏、临沧、保山等州市属印度洋季风影响下的季雨林区，具有夏无酷暑、冬无飞雪、无霜期长等热带和亚热带气候的特点。一般坝区年平均温度为22℃，山区为19.5℃左右，年降雨量约为1500毫米，80%的雨量集中在5～10月，尤以七八月为多，气候明显地分为干、湿两季。由于气候湿热，雨量充沛，无论是低山、缓坡还是平坝，都土质肥沃，自然条件极其优越，是宜农、宜牧、宜居的美丽之乡。
辛勤的德昂族先民，很早就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垦殖旱地、开辟水田，很早就能种植水稻、旱谷、荞子、苞谷和薯类，也能够种植茶叶、核桃、甘蔗等经济作物。古代德昂先民的农田水利建设水平和经济作物的栽培技术较高，他们的园地除种蔬菜外，一般都要种几蓬芭蕉、甘蔗，植几株黄果、菠萝蜜、梨、芒果、石榴、番木瓜之类，四[14]季均有鲜菜和水果。三 传统生态意识（一）神话传说中的自然观及生态意识
德昂族村寨中流传着许多关于宇宙、人类、谷种起源以及其他一些野生动物的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集中反映了德昂族人朴素的自然观及传统的生态意识，对于德昂族人认识自然、保护生态环境资源发挥着尤为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