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集聚、产业结构与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研究：基于专业化、多样化视角(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英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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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集聚、产业结构与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研究：基于专业化、多样化视角试读：

作者简介

王英　女，1983年生，四川资阳人，博士，四川农业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发展、贫困治理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国家博士后基金项目1项，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1次。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前沿丛书编委会

总序

一

1949年以来，民族地区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世所瞩目的发展成绩，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

从发展的外部环境看，中国是位于亚洲大陆东部的陆海国家，邻国众多，包括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强国，一些国家之间历史与现实矛盾交织，近年来出现诸多领土、海洋权益争端。民族八省区主要位于边疆地区，既有漫长的陆路边境线，又有海上口岸。例如新疆就与8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长达5600公里，地缘政治复杂。同时中国位于欧盟、北约及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等国际政治军事组织的中间区域，欧盟东扩、东欧向北约靠拢、国际上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美俄欧盟对中国的态度及对华政策等都对中国国家安全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对我国东海南海的压力加大，对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渗透加深，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地缘政治因素影响。此外，近年来，在国际恐怖活动呈反弹之势的大背景下，中国境内的恐怖势力活动升级，一些民族分裂势力企图通过制造暴力恐怖活动破坏民族团结，可能影响“十三五”时期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

从发展的国内民族关系来看，65年来的总体和谐局面在新阶段也出现了不和谐因素，“3•14事件”“7•5事件”以及近年来连续出现的暴恐事件表明，三股势力对我西部边疆的图谋已经从舆论宣传转变为实际行动。为避免东西两面掣肘，海防与塞防关系这一历史课题再次浮现。尽管与晚清同光年间相比，我国国情和当今世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如何确保塞防稳定以发力于海防，却具有共同性。

各民族的发展也表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正如王正伟同志所概括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民族工作的大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形象一点说，民族工作‘进城’了，工作重点从边疆和农村牧区延伸到城市和东部；民族工作‘下海’了，体制环境从计划经济变为市场经济；民族工作‘入世’了，国际因素与国内因素密切交织在一起；民族工作‘上网’了，网络世界对现实生活的影响日益增大”。此外，少数民族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加速，少数民族人口结构的这些变化必然带来民族经济方面的新特征。（1）2010年人口普查表明，少数民族人口的城镇化水平为32．84%，比2000年23．36%提高了9．48个百分点，其中有12个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水平超过50%（表0-1）。而且，少数民族人口城镇化进程正处于加速阶段。表0-1　中国各民族人口城镇化的变化（1990—2010年）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得到。（2）2010年少数民族在业人口中第一产业占比为69．42%，第

二

三

从全国经济发展态势看，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瞩目的增长奇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逐步从高速增长期转入中速增长期，进入增长新常态。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各族人民的努力下，民族地区“十二五”时期经济增速超过全国，但在“十三五”时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经济下行压力。根据刘世锦等（2011）对世界成功追赶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研究，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在2015年前后很有可能下一个台阶，时间窗口的分布是2013—2017年，增速下降的幅度大约为30%，如(2)由10%降低到7%左右。他们还对每个省级行政区下台阶时间进行了测算，对民族八省区的测算结果见表0-4。可以看出，大多数民族省区将在2015年前后进入增长减速期，出现增长新常态，这种增长率变动趋势为民族地区的后发赶超和转型带来严峻挑战。民族地区要维持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必须主动转型，着力推进改革，实现发展(3)方式的转变。表0-4　民族八省区增长下台阶的时间窗口注：①下台阶年份为t，表示从t+1年开始经济增速明显下降。②∗表示到2020年之前经济增速仍然按照过去30年的平均水平增长。③综合评价指标值是基于人均生产总值、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分工的专业化程度、资源禀赋以及外向型程度等因素计算得到。上海的综合评价指标值为1。④1978—2008年平均增长率和减速后的增长率为笔者计算。其中，减速后的增长率按1978—2008年30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幅度为30%计算。二

新实践呼唤新理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和民族工作新任务，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课题，主要有：

第一，文化多样性与规模报酬递增。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会议着重从中华民族和各民族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中华民族和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各民族的关系是一个大家庭里不同成员的关系。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多民族不仅意味着文化的多样性，也意味着偏好的多样性和需求的多样性。而经济理论研究表明，正是这种偏好和文化的多样性带来了规模报酬递增，而经济(4)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之一，就是“规模报酬递增”。关于文化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民族经济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

第二，经济一体化与“多元一体”。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四个认同”，即“让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把国家统一作为各民族最高利益。从区域经济视角看，“四个认同”的基础是实现经济一体化。过去几十年，我们特别注重区际一体化，通过大规模的交通骨干通道（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建设，全国各省、区、市间的经济联系得到加强，区际一体化程度迅速提高；但区内各县、县域内通乡、通村组的道路建设滞后，区域内部的一体化程度提高程度甚微，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区域内部的破碎化。为此，此次会议提出：“民族地区交通建设，既要打通对内对外联系的‘大通道’，也要畅通与‘大通道’联系的‘静脉’‘毛细血管’。”如何把大通道的活力与民族地区旗县、乡镇、村寨嘎查（内蒙古行政村）和农户、牧户精准对接，为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提供切实的带动作用，加强对区内一体化与区际一体化的关系，经济一体化与文化一体化、政治一体化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加强对大家庭与家庭成员经济关系的研究，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让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是今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的重要问题。

第三，增长新常态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在经过30多年持续高增长后进入了新阶段，称“增长新常态”。此时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制度的变革、技术的创新。民族地区长期依靠要素（主要是资源和物质资本）高投入驱动实现的经济发展，不仅增长方式粗放，而且包容性程度低，对环境的影响大。在全国进入增速下降的“新常态”下，民族地区必须要加大发展方式的转变力度，提高发展质量和发展的包容性，需要深入研究的是在“增长新常态”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持续性、发展的包容性等问题。

第四，差别化区域政策。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充分考虑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在土地使用、金融服务、资本市场建设等方面给予差别化支持”，要“对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区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发展差异和差距大，但长期以来，中央根据全国平均水平制定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及区域规划方面的政策，制定时基本一刀切，执行时更是一刀切，不考虑偏离全国平均水平地区的具体情况，既降低了政策的效率，同时也阻碍了地区的发展。因此，实行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不仅必要，而且符合实际。但是对民族地区实施差别化的区域政策，不是区域发展政策的“矮化”“低端化”和“施舍”，而是要真正能够推进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如何制定差别化的区域政策，如何有效实施这些政策，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例如，在中国和世界各国实施的促进地区跨越式发展成效显著的特区政策、自由贸易区政策等，可否在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实施？

第五，“三个积极性”的内在联系与体制机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必须发挥中央、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三个积极性。长期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框架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注重发挥中央和民族自治地方两个积极性，特别关注如何加强中央对民族地区发展的转移支付、投资力度、项目建设和金融政策扶持等方面，关注发挥民族自治地方积极性方面。在对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协调各发达地区省份的支援、协调中央和发达地区支援的关系，统筹外部支援与民族地区内生发展的关系等方面，虽有一些研究成果，但不仅理论研究有待深入，而且实证研究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在理论研究层面上，如发挥三个积极性内在联系的体制和机制问题，对口支援与合作共赢发展问题，等等。目前国家实施的对口支援确实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但如何更好地发挥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的效应、“优化转移支付和对口支援体制机制”、提高自我发展能力、释放发展潜力等均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六，资源开发与惠及当地问题。民族地区是我国重要（战略）资源的富集地，不仅石油、天然气、煤炭、有色金属等重要矿产资源丰裕，而且草原、森林、湿地、河流等重要生态资源及太阳能、生物能和风能等新型能源资源更是储量大、开发条件优越。长期以来，由(5)于对自然资源的经济金融属性认识不足，加之在资源产权体制的问题上，片面强调全国一盘棋，忽视了资源开发对所在地的惠及，结果出现西气东输、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却用不到天然气，煤电并入全国电网、当地牧民却只能依靠风光互补的现象，资源所在地居民无法分享资源开发的红利。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民族地区发挥资源优势的重点是惠及当地，由此也带来了央企与当地关系以及资源开发如何惠及广大农牧户的新课题。

第七，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的关系问题。民族地区“群众困难多，困难群众多”，打好扶贫攻坚战，民族地区是主战场。“搞好扶贫开发，重点抓好特困地区和特困群体脱贫”，“要创新思路和机制，把整体推进与精准到户结合起来，加快推进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提高扶贫效能”。虽然精准扶贫已提出一段时间了，也写进了相关的扶贫规划，但在实践中，对于什么是精准扶贫以及如何处理好精准扶贫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尚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第八，民族地区城镇化问题。相较于全国和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工业化滞后。不过从发展阶段看，民族地区进入了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要加强民族地区的城镇化，“民族地区推进城镇化，要与我国经济支撑带、重要交通干线规划建设紧密结合，与推进农业现代化紧密结合，规划建设一批具有民族风情的特色村镇”。在民族地区城镇化过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如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城镇化的路径选择、城乡发展一体化等。《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确保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出发，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着力构建我国国土空间的“三大战略格局”。其中的城市化战略格局是：

构建以“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构建以陆桥通道(6)、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国家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地区为主要支撑，以轴线上其他城市化地区为重要组成的城市化战略格局。推进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优化开发，形成3个特大城市群；推进哈长、江淮、海峡西岸、中原、长江中游、北部湾、成渝、关中—天水等地区的重点开发，形成若干新的大城市群和区域性的城市群。

其中涉及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撑带和重要交通干线建设有：长江经济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包昆通道、北部湾等。确立的民族地区的城市群有：呼包鄂榆地区、北部湾地区、黔中地区、滇中地区、藏中南地区、兰州—西宁地区、宁夏沿黄地区、天山北坡地区，这些都是民族地区推进城镇化的重点地区。同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中小城市”，要“把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作为优化城镇规模结构的主攻方向，加强产业和公共服务资源布局引导，提升质量，增加数量”，“培育壮大陆路边境口岸城镇，完善边境贸易、金融服务、交通枢纽等功能，建设国际贸易物流节点和加工基地”，并拟定了重点建设的陆路边境口岸城镇：

面向东北亚：丹东、集安、临江、长白、和龙、图们、珲春、黑河、绥芬河、抚远、同江、东宁、满洲里、二连浩特、甘其毛都、策克；

面向中亚西亚：喀什、霍尔果斯、伊宁、博乐、阿拉山口、塔城；

面向东南亚：东兴、凭祥、宁明、龙州、大新、靖西、那坡、瑞丽、磨憨、畹町、河口；

面向南亚：樟木、吉隆、亚东、普兰、日屋。

第九，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问题。民族地区城镇化的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都需要加大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要大力发展民族地区特色优势产业，推动产业结构上水平，加快发展服务业。”民族地区的产业大多是资源型产业，即使是特色优势产业，也主要建基于民族地区的自然禀赋特点，而资源型产业的发展面临陷入“资源诅咒”的可能，因此，如何实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业结构升级），既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又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第十，城市民族经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的活跃期，各民族城镇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少数民族的城镇化有本地城镇化，也有跨区域的城镇化。少数民族的跨区域大流动和城镇化提出了城市民族经济新课题。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既不能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又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关键是要抓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两头对接，把着力点放在社区，推动建立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注重保障各民族合法权益，坚决纠正和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让城市更好地接纳少数民族群众，让少数民族群众更好地融入城市。这些论述不仅抓住了城市民族经济研究的重点，也指明了处理城市民族经济关系的原则和方向。

第十一，民族文化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民族文化研究的重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养。经济发展是民族文化繁荣的基础，民族文化繁荣为民族经济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和方向保证。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在繁荣民族文化上，高度重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提出了两个极为重要的命题：一是“国家统一是各民族的最高利益”，二是“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会议提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做法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把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战略任务来抓，抓好爱国主义教育这一课，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在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祖国下一代的心田生根发芽。在如何弘扬和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方面，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都需要在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基础上才能实现。

第十二，民族地区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最终还是要向改革要动力、要活力。民族地区与全国一样，都要深化投资体制改革，搞好和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通过市场机制与沿海地区连接，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考虑到民族地区具体的发展阶段，既面临着发达市场经济都有的市场失灵，还面临着市场不完善、市场缺失，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在民族地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比发达地区复杂，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第十三，包容性绿色发展视域下的绩效考核问题。民族地区集资源富集区、水系源头区、生态屏障区、文化特色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于一身，这既凸显民族工作在全局中的地位作用，也显示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复杂性。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民族地区要发展，而且要跨越式发展，在发展方式上要“紧扣民生抓发展”，“把生态保护放在重要位置”，即要求实现“包容性绿色发展”，这对民族地区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曾提出要用地区国民收入标准逐渐取代地区生产总值标准，今后如能利用生态GDP进行考核，把地方生态环境的改进折算成GDP，进一步把民生改善也折算成GDP，将对民族地区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的“三赢”，有战略性的重要意义。

第十四，发展援助政策的指派问题。支持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央的一项基本方针。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发展援助，促进民族地区发展。这些援助政策，既有短期的政策，又有长期政策，不同的政策着力点不同。在支持民族地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何进行有效的政策指派、提高援助的效率，是一个被长期忽略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

第十五，“一带一路”与民族地区的开发开放问题。目前正在规划建设的由沿海向内陆、向民族地区延伸的几个经济支撑带，包括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相联系的西南中南经济支撑带、以亚欧大陆桥为依托的涉及西北东北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的长江经济带（“两带一路”），给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带来新的重大历史机遇。这些经济带的建设，对民族地区的开发开放、经济活动的集聚、发展的包容性等的影响，需要认真研究。

总之，民族地区发展的新阶段、民族工作的新形势，给民族工作者包括从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的学者，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何把握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特征，提炼和探索新课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族经济研究者的主要任务。三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科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充分体现学校“为少数民族服务，为民族地区服务，为国家发展战略服务”的办学宗旨和“一体两翼”的发展战略，把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作为核心研究领域，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普通的发展理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区情结合起来，从综合、宏观的角度和战略的高度，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对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矛盾和热点展开研究。近年来，我们更加强调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的探索和研究，先后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软科学项目20余项，教育部、国家民委、四川省等省部级科研项目60余项，各级地方政府横向项目60多项。“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前沿丛书”是在“中国民族地区发展丛书”的基础上，以我主持的四川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4TD0048）和西南民族大学应用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位点建设项目为依托，瞄准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前沿问题，组织西南民族大学的相关专家学者编写的，丛书反映了西南民族大学应用经济学和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套丛书得到了中国经济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是李煜萍编审为丛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很大努力。同时创新团队项目的展开得到了四川省教育厅、西南民族大学校领导、科技处、研究生部的大力支持，以及国内外学界同仁的鼎力支持，在此我代表丛书编辑委员会表示衷心的感谢。郑长德2014年12月(1)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刘世锦，等．陷阱还是高墙？中国经济面临的真实挑战和战略选择［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19．(3)郑长德，罗布江村．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283-290．(4)从经济发展角度看，驱动现代经济持续发展的三大动力机制是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规模报酬递增。(5)据郑长德（2014）的研究，从经济金融角度看，自然资源具有以下属性：生态上的整体性；产权综合体；经济—生态及私人—公共属性的复合型资产；短期缺乏弹性，长期有弹性；短期缺乏弹性，长期有弹性—内生的价格波动；产地—加工地—消费地分离还是合一。(6)陆桥通道为东起连云港、西至阿拉山口的运输大通道，是亚欧大陆桥的组成部分。

内容摘要

城市是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载体，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是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群众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所在。“十三五”期间，民族城市经济发展既面临着适应“经济新常态”的现实压力，又面临着“一带一路”倡议西向发展的重大机遇。为了把握发展机遇，实现结构变迁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理论层面需要厘清何种产业结构更有助于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以及如何引导和塑造合意的产业结构。

本研究基于区域经济理论，将产业结构细分为专业化、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对民族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与城市经济增长、生产率提升和民生改善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并对影响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本书的研究思路为：首先，对民族地区城市产业结构的专业化、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指数进行了量化测度，并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民族地区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进行了测度和分解。其次，使用门限面板模型对专业化、多样化与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回答了何种产业结构更有助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的问题。再次，对专业化、多样化与民族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了兼顾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增长和效率改进的产业结构选择。第四，使用民族地区农村贫困FGT指数作为反映城市溢出效应的代理指标，对产业结构和民族地区城市经济溢出效应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对影响民族地区城市产业专业化和多样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并凸显了族群多样性对产业结构塑造的影响，对民族地区如何引导和塑造合意的产业结构进行了政策分析。

本书的主要结论为：第一，在既往发展历程中，民族地区城市专业化比多样化更有助于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增长，多样化细分中的相关多样化比不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增长，并且相关多样化对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随着时间而趋于增长。第二，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动态异质表现，专业化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呈倒“U”形，多样化对生产率则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城市经济规模越大，表现越明显。第三，民族地区城市专业化体现出比多样化更为显著的减贫效应，相关多样化比不相关多样化更有助于贫困减缓。第四，政策驱动、市场拉动和环境扰动是民族地区城市产业结构多样化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族群多样化通过需求的多样化正向影响了民族地区城市产业的不相关多样化水平，但不利于相关多样化水平的提升。

本书的政策启示为：专业化对民族地区既往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最为重要的作用。专业化导向的产业结构能够解决民族地区普遍经济不发达的主要矛盾，但为了体现效率提升和民生改善的目标，民族地区要着力利用专业化发展导致的经济增长，增强相关多样化与就业改善的关联。因此，民族地区城市产业发展的当期方略应是着力放大专业化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作用，但长期应盯住相关多样化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改善的作用。民族地区城市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对本地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持续投入，以避免短期专业化红利可能导致的技能低水平锁定。

关键词：民族地区；要素集聚；城市经济；产业结构；专业化；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

Abstract

Urban economy is the main driver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which is crucial for Ethnic Areas to improve welfare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construct an all-well around society. However，The Ethnic Areas are confronted with a lower economic growth rate which can be called The New Normal.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is an urgent problem for Ethnic Areas to solve. The key of transformation is industry structure，and“One belt One road”initiative gives Ethnic Areas an opportunity to upgrad their industry structure. In order to achieve a more fittable industry structure，we should know two issues. Firstly，we should know what kind of industry structure can benefit Ethnic Areas more. Secondly，we also should know what should we do to achieve that.

In this research，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divided into specialization，related diversification and unrelated diversification in agglomeration perspective. We plan to do some empirical studies such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urban economic growth，productivity，livelihood improvement，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Ethnic Areas’industrial structure.

As a result，research ideas are as follows：First，we estimated the indexes of specialization，related diversification，unrelated diversification，which are about to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and Malmquist productivity，that are related to the cities of Ethnic Areas. Second，this paper made empirical tes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alization，diversification and urban economic growth in Ethnic Areas by using threshold panel model. At the same time，we found the answer of“what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good for economic growth of Ethnic Areas？”Third，This paper made an empirical tes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alization，diversification and the TFP including decomposition of urban TFP. Then，found the answer of“what factor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useful for urban economic growth and TFP improvement？”Forth，we made an empirical tes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pillover effects of urban economic by using the FGT poverty index of rural to refle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nd spillover effects. Fifth，we also made an empirical test on influence factors which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specializ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structures，and highlighted the influence of ethnic diversity on the structure formation. Consequently，we did Policy analysis on how to guide and shape the appropriat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Ethnic Areas.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First，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in the past，specialization was more conducive to urban economic growth than diversification in Ethnic Areas. Also，related diversification is more conducive to urban economic growth than unrelated diversification. Moreover，the positive impact of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tended to be more as time went by. Secon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ecialization，related diversification，unrelated diversification and urban TFP is in dynamic heterogeneous. The positive impact of specialization to urban productivity was inverted“U”. However，the positive impact of diversification to urban productivity was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the larger the urban economic，the more obvious the manifestation. Third，poverty reduction of specialization is more obvious than that of diversification，and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is more conducive to poverty alleviation than the unrelated diversification. Forth，Policy driven，market driven and environmental disturbances are the important sources of diversified urban industrial structure. Ethnic diversity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unrelated diversification of urban industry through the diversification of demand in Ethnic Areas，however，not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Th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special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economy in Ethnic Areas. The strategy of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can solve the main contradiction of generally under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However，in order to reflect the efficiency and improve the people’s livelihood，we ought to focus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means of specialization，and establish a stro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and employment improvement. Therefore，the current strategy of urban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Ethnic Areas should focus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significant role of specialization in economic growth，but should focus on the role of related diversification in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improvement. The long-term goals of urban economic growth in Ethnic Areas is to continue local education investment and 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which can avoid the low skill locked which caused by short-term professional dividend.

Key words：ethnic areas；agglomeration；urban economy；industrial structure；specialization；related diversification；unrelated diversification第1章　引言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城市经济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载体，也是民族地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内生动力来源。如何推动民族地区城市经济持续稳健提升，是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民族地区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五个发展”理念对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方向提出了要求，但在结构变迁路径选择上还面临着如何做的政策权衡。民族地区城市经济的发展是通过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植入体现结构变迁，还是依照本地既有基础实现因循演化，这是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政策设定中亟须考量的重要理论问题。本书着力思考的理论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何种要素集聚和产业结构更有助于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第二，如何引导和塑造合意的要素集聚和产业结构？这两个问题是本研究的缘起，也是本研究的重要内核。之后在这两个理论问题界定的基础上，探索“十三五”期间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效率改进和地区民生改善的政策选择，并对如何引导塑造合意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作进一步的理论与实证解析。具体而言，本书的研究意义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研究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对于“十三五”期间民族地区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全国经济增速普遍放缓的结构转型期，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存在未富先缓的可能。随着民族地区城镇化的不断加快，城市作为区域的核心，城市经济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为了寻找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来源，需要对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现状、动态演化等特征进行厘定，从知识溢出视角，基于行业内在联系的专业化和多样化层面，对民族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分析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政策的盯住目标，这将有助于改善民族地区城市经济的发展绩效，提高政策调控的精度。

第二，从相关多样化、不相关多样化视角研究民族城市经济问题，有助于扩展要素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的一般范式，提升理论结论转化为政策实践的针对性。城市产业发展是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就业创造、生产率提高和民生改善的核心支撑，针对民族地区城市产业发展的方向问题，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民族地区要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把优势资源开发好、利用好，推动产业结构上水平”。同时，“五个发展”理念也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变迁路径提出了要求。针对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问题，现有的政策设计思路主要体现为“本地禀赋”加“外部承接”，该种思路面临两个困难：一方面，基于本地禀赋的产业设计是否具有足够的市场需求，并且在本地需求规模有限的情况下，比较优势导向的专业化发展容易受到外部市场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基于外部承接的产业选择不仅面临移植产业的本地匹配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发达地区迁出产业普遍存在的能耗和污染问题。因此，在“五个发展”理念下，如何借由产业政策引导和市场能动选择，综合权衡本地禀赋和市场需求，实现城市产业结构变迁是民族地区当前面临的重要现实问题。更为细分的产业结构，专业化、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与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就业改善和生产率提高的关系的实证研究，有助于识别民族地区城市产业政策选择的可操作策略。

第三，从城市空间以及城市对周边辐射带动层面研究城市经济对民生的改善问题，有助于在经济发展框架中引入城市经济发展的目标性指标，解释和缓解少数民族经济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之间存在的不一致性和发展不同步性，从而关照到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的发展，使各民族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利益，进而协调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系。

第四，族群多样化是民族地区的特性因素，也是民族地区城市经济有别于其他城市经济的重要环境因素。因此，在专业化、多样化视角下，通过纳入族群多样性环境因素对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形成因素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对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问题的深入判读和对未来引导塑造合意产业结构提供思考路径。1.2　相关概念的界定1.2.1　重要概念的界定（1）经济发展的含义

经济发展的含义，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而不断立体丰富起来。20世纪40—60年代，经济学家们几乎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直到60年代中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虽然增长了，但却带来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结果，如大量的失业、农业的衰退、贫困依然严重甚至加剧、贫富差距加大、不平等日益严重等，经济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的定义。60年代中期之后，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发展除了经济增长以外，应该还包括一些其他方面的变化。在普遍认同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以外，不少学者对“其他方面的变化”的内容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比如Michael P. Todarocen曾在他的著作《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认为，经济发展的含义除了经济增长，还包括非经济的社会制度、社会意识的变化，乃至国际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化。其范围过于宽泛，几乎包括了社会政治经济全方位的内容，与总体发展等同。之后，Irma Adelman也做了类似的论断。而Malcolm Gillis & Dwight H. Perkins却在他们合著的《发展经济学》中指出“经济发展除了人均收入的提高，还应包括结构的变化……”也有很多学者在认同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而非唯一方面的基础上，从其他视角进行了大量的讨论。基于经济发展的目标层面来看，大致包括工业化率、生产率的提高、城市化水平提高、产业结构优化、贫困减少、劳动力结构优化、消费结构优化、收益结构优化、社会和经济的平等、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甚至体制的改变等方面。

本书认同Malcolm Gillis等人关于经济发展的定义，并以此为框架，根据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以及研究目标，有侧重地构建研究指标。因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否，是在其原有的经济基础上的发展，因此在构建经济发展指标时应充分考虑该地区的发展特征，抓住主要问题，寻求经济发展的突破口，从而促进经济的长远发展。因此，就民族地区而言，城市经济发展需要关照具备城市化率普遍偏低、欠发达地区以及生态保护区、族群多样性等特征的地区，综合选取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城市生产率提高、民生改善等方面来研究考察。（2）城市经济的含义

城市经济，是以城市为空间载体的地区经济，具有生产要素、经济活动高度集聚的特征。参照2014年11月20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国发〔2014〕51号），以及鉴于城市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区的事实，本研究的城市经济特指城区部分，其中地级市主要指市辖区部分，县级市则指其自身的行政范围。（3）城市产业结构的含义

城市产业结构是城市各产业的构成，以及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和内在功能联系。产业结构的分类，因研究目的的不同而不同，比较常用的分类法为三次产业分类法，根据社会生产活动历史发展的顺序，将直接取自自然界，然后加工生产分别称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将为生产和消费提供服务的部门称为第三产业。另外，也有根据资源、劳动力和技术的密集度进行产业结构的划分，如资源密集产业、劳动密集产业和技术密集产业等。

以往对城市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三次产业结构展开的（刘伟、李绍荣，2002；刘伟、张辉，2008；干春晖等，2011）。但由于城市主要是第二、第三产业空间载体的事实，也有基于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部门产业以及更为细分的行业结构展开研究（张军，2002；江小涓，李辉，2004；傅元海等，2016）。研究思路几乎都是基于产业发展结构展开的，对产业或行业的内在技术关联和由此引发的产业结构的内在演变的关注相对较少。鉴于此，本研究在要素集聚理论指导下，从知识溢出视角出发，关注行业间的技术关联和内在演变。因此，本研究基于集聚外部性理论中关于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的分类，将城市产业结构区分为专业化产业结构和多样化产业结构，并根据Frenken对多样化的划分，进一步将多样化产业结构划分为相关多样化产业结构和不相关多样化产业结构。本书对专业化、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的测度主要以2002年版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基础，城市产业结构使用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的19个一位数行业的从业人数进行相关指标计算，省级产业结构的测度主要选取了来自《工业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资料中主要的49个二位数行业的从业人数进行了相关指标的计算。（4）专业化、多样化的含义

本研究涉及的专业化、多样化，主要是依据集聚外部性理论中关于马歇尔外部性和雅各布斯外部性的划分而来的。专业化产业结构主要体现为规模经济，基础设施与劳动力市场的共享，以及专业分工等带来的技术创新和效率改善等，从而有利于地区经济发展，但同时也面临着产品、技术锁定的局限；多样化产业结构则主要体现为多种行业并存，从而有利于多样化的知识交互，有利于行业、企业之间的合作交流，促进技术创新与效率改善，从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

Frenken等（2007）借鉴Nooteboom（2000）关于“认知距离”的概念，又将产业多样化细分为相关多样化与不相关多样化。认为“认知距离”相对较小，即只有具有一定共同知识或者能力互补的行业或者企业之间才能为合作交流提供可能，进一步的知识交互、合作创新才可能实现，才可能沿着此路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由此体现为相关多样化产业结构。与之相反，“认知距离”相对较大的行业或企业之间无法实现知识的交互与合作，从而不利于创新，推动经济发展，从而体现为不相关多样化产业结构。由于相关多样化与不相关多样化产业结构的本身特征，致使它们在面临经济波动时呈现出不同的经济表现。相关多样化的产业结构由于行业或企业之间的生产链接或者其他关联，可能会承受连带经济波动的影响，从而不利于地区经济发展；而不相关多样化则与之相反，不同行业间互无牵连，免受经济波动影响，从而有利于区域经济的稳定。

但也有学者从技术创新的视角提出，不相关多样化也可以通过创新路径实现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他们认为，偶然的机缘巧合也会促使完全无关的行业或者企业的合作创新，并且不同技术之间的合作可能带来科学技术上的革新，合作风险相对较大，但一旦成功，也将带来巨大收益。1.2.2　研究范围的界定

本研究的研究范围为民族地区，主要包括中国的5个自治区（广西、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和云南、贵州、青海3个多民族省份。依据《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5）》，民族地区共有116个城市，其中包括49个地级市和67个县级市。民族地区城市名单详见附表1、附表2。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1.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研究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归纳法、比较分析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

首先，本书主要通过文献研究法对城市经济和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城市生产率、集聚经济、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等进行文献综述。

其次，通过规范分析和实证方法相结合的方法阐述了民族地区城市经济的经济现状和动态演化特征，以及城市产业的专业化、相关多样化和不相关多样化水平及其与城市经济增长、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和民生改善的关系。

再次，使用比较分析法对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与其他地区城市经济进行比较分析与实证检验。

最后，在厘清民族地区城市产业结构与城市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和生产率的关系后，通过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为民族地区城市经济发展与民族地区民生改善以及引导塑造合意产业结构提供政策建议。1.3.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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