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庄博文：第三只眼睛看人生(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阿庄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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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庄博文：第三只眼睛看人生试读：

前面的话

年轻时起，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平日的所见所闻、喜怒哀乐、人情世相、生活感悟，都一一记录下来。如果隔段时间没记，就觉得缺了点儿什么。

每当我坐在桌前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就好像是用另一只眼睛在观察着生活，体验着人生。于是，在这只“心灵的眼睛”注视之下，一些东西被过滤了，一些东西升华了，还有一些东西沉淀下来……慢慢的，这些东西都变为一种人生财富。

有一天，我发现了博客。我想，这不跟记日记一样吗？不过是把写在本子上的东西搬到电脑里，把过去锁在抽屉里的东西晒到网上，不管相识的不相识的人，都可以阅读和点评。“隐私”不需要隐了，甚至可以彰显。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喜怒哀乐、人生体验，在博客这个“精神世博园”里展示出来，任世人评说。

何谓“博文”？我以为，博文的最大特点就是真实。没有矫揉造作，没有虚情假意，没有阿谀奉承，没有生硬刻板。它体裁不限，长短不限，文风不限；可叙事，可抒情，可声讨，可赞扬……它是一种非常自由开放的文体，它也是互联网时代人们对随笔、杂谈、散文、诗歌、日记等等文体的统称。

我的这个博文集的名字叫《第三只眼睛看人生》。正如前面所说，这“第三只眼睛”是一只心灵的眼睛。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这样一只眼睛，它都会使你的人生富于情趣和色彩。在人生的不同阶段，这只心灵的眼睛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年轻时，它是一只充满激情的眼睛；中年时，它是一只深沉睿智的眼睛；老年时，它是一只豁达平和的眼睛。用第三只眼睛看人生，反映了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用第三只眼睛看人生，你会感到原来生活如此美好。阿庄(2010年10月)

阿庄博客网址：http：//blog.sina.com.cn/azhuangddjjkk

第一辑 心路历程

漂泊人生

小时候就向往着远走四方，闯荡江湖、经历磨难、成就一番事业。不愿守在父母身边，不愿做循规蹈矩的小职员，不愿过按部就班的平淡生活。

多年后我查自己的生辰八字，相书上说我命中有“马星”，也就是说要远离家乡，长年在外。看来，无论是性格使然还是命中注定，我都要品尝远离亲情的滋味，体验漂泊人生的情境。

经历过多个城市和多种身份之后，进入新世纪，走进了一个新的领域：网络、证券、市场经济；来到一个新的城市：深圳。似乎与以前的所有一切断开、绝缘，又重新来过，换了一种活法。

深圳是个年轻的城市，来到深圳的人，大都不满足于以前的生活，寻求梦想，渴望改变命运。而深圳的天地是宽的，机会是多的，总给人以新鲜感。所以爱做梦的人，喜欢变化的人，不满足现状的人，寻求刺激的人，都来到了这里。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过得并不好，并非像他们向往的那样，但他们毕竟经历过、尝试过了，可以无悔。

这其中的人，就有我。

远走天涯，有豪气，也有悲壮。缺少亲情，无人关照，一个人面对生活的种种问题，无可回避。于是，常常与孤独为伴。

深圳是个多雨的城市，我常常一个人在雨中漫步；深圳是个无眠的城市，我也常常在夜幕下行走。这时，我把自己比作一匹孤独的狼。漫漫长夜，孤枕入眠，无论冬夏。在近百平方米的大房子里，我常常对着墙引吭高歌。生病的时候，一个人躺在大床上，看着屋顶发呆。

那一个夜晚，台风“杜鹃”袭来，窗外大雨如注，狂风刮得窗缝呜呜作响。突然断电，四下一片漆黑。这时，我点亮蜡烛，端坐床前，闭目吟诗：“清灯照壁人初睡，冷雨敲窗被微温”，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打发时光的最好方式是上网，不是聊天，而是玩网络游戏，似乎只有这种方式才可排遣掉那无边的孤寂。再就是看书。我已无心无力啃那些大部头专著，只读消遣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二月河的帝王小说，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能找到的都读了。

人总是不满足于眼前。我对自己说，这种日子不会长久的，但现在仍在蹉跎。

我也感到了渐渐老去，身体一天天变得不那么听话，但我还在等待，在做梦，憧憬未来。因为，生活不能没有梦想。

漂泊是人生的发动机，没有漂泊，就没有动力，没有发现。人类不就是在漂泊中成长和成熟的吗？从古代的马可波罗，到现代的三毛。漂泊使人阅历丰富，内涵深厚。虽然漂泊会很苦，很累，有时甚至很无奈，但没有漂泊，人生会很苍白。很多漂泊失败了，但没有漂泊又心有不甘。

一个人的日子有如白水一样清淡，但却是在积蓄酒一样的甘醇；一个人的日子也许孤单寂寞，但却是在增加人生的厚度和浓度。(2003年11月)

小人书

如今，小人书已经成为很多人收藏的目标。前些天在重庆举行的“全国连环画交流拍卖会”上，一本原价只有两毛多钱的小人书《潘必正与陈妙嫦》竟卖出51万元的高价，令许多“连友”兴奋不已，也让我不禁回忆起小时候那些与小人书有关的往事。

五六十年代时，我国的小人书创作水平很高，尤其是那些古典名著连环画，用白描勾勒出仕女或武将，非常传神；而那些反映外国民间故事的插图也都十分精美，堪称经典。当年有很多画家是以画连环画出名的，也有很多知名画家从事连环画创作，以至于现在那些名家连环画都成为珍稀收藏品，堪与文物相媲美。

记得最早看到小人书是在一个邻居家。那天，母亲带我去串门，大人们在说话，邻居阿姨见我没事干，就把我带到她家书房，从书橱里拿出一本连环画。书名叫《金发和银发》，讲的是一对美国小姐弟四处流浪的故事。当时我认不得几个字，但那一幅幅图画还是深深吸引了我。那对小姐弟是孤儿，他们没有父母，没有食物，衣衫褴褛，四处流浪。他们到过马戏团，也被富人收养过，后来又遭抛弃。当时看这本书的时候正是晚上，四周静悄悄的，就在邻居家的书房里，我一个人在读，读得那么投入，忘记了一切，也流下了眼泪。母亲告辞的时候，书还没有看完，邻居阿姨见我依依不舍的样子，便答应我把书带回家读。那天整整一个晚上，直到躺在床上，我的脑海里一直浮现着这对小姐弟的样子。我希望他们过上好日子，我想，如果这对异国小朋友来到我家，我一定会用最好的食物招待他们，不再让他们受苦挨饿。怜悯心、同情心悄然萌生了，这是我第一次为不相干的人流泪、祝福。

第二部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小人书，是在一个出租小人书的书摊上看到的。书名忘记了，内容却记得，讲的是一对渔夫渔婆的故事。渔夫打到了一条会说话的鱼，鱼说，她是海龙王的女儿，如果把她放归大海，想要什么都可以得到。渔夫却什么都没要就把她放了，这令海龙王的女儿十分感动，告诉他，只要到海边呼唤她的名字，她就会出现，随时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渔夫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妻子。渔婆一听就骂他傻，说咱家的房子都这么破了，让她给我们换一间新房子吧。渔夫经不住渔婆的唠叨，到海边去求了那位美人鱼。回到家，他们的旧房子已经变成了一幢漂亮的新房子。可渔婆仍不满足，一次次提出更高的要求，一次次逼渔夫去找美人鱼。渔夫每一次去呼唤美人鱼时，海面的风浪就比前一次更大更猛。当渔夫最后一次去求美人鱼时，他传达给她的要求竟是：渔婆要做女皇，让美人鱼做她的奴仆。海龙王的女儿听到这个要求，什么话也没说，叹了口气，一摇尾巴游走了。此时海面突然变得风平浪静。渔夫回到家，发觉妻子仍旧住在原先那间破旧的房子里，一切如初。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有付出，人的合理要求就可以得到满足。但不能贪得无厌，否则不仅所求得不到，还将失去过去所得，甚至变得一无所有。以上体会当然不是当时所能领悟，但它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不能忽视。那些做官的、掌权的，如果小时候都读过这篇寓言，也许就会少一些贪念，多一些自省。

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常常到Z同学家做功课。有一次Z告诉我一个秘密：在他家床下的一个纸箱里，有一整套崭新的《安徒生童话》!当时还在“文革”时期，这书属于“封资修”，被外人发现会有麻烦，家长肯定是不希望让孩子们看到的。但是，我们既然发现了，就不可能无动于衷。求知欲和好奇心驱使我们每天偷看。我们就像玩捉迷藏一样，在Z家长上班时，偷偷从箱子里取出书来，每人一本，兴味十足地阅读，估计家长快下班时，就把书重新包好放回原处。从这套《安徒生童话》里，我认识了海的女儿、小克劳斯、卖火柴的小女孩、拇指姑娘……

我发觉偷看“禁书”与普通读书有很大的不同，那种紧张、兴奋又带着某种焦虑的心情，是正常读书时完全无法比拟的。就像饥饿的汉子见到美食，我们贪婪地读着，恨不得把每一个字、每一幅图画，每一个情节都深深地印在脑子里。同时，我们还要提防着家长突然破门而入。快下班时，那种紧张焦虑更加强烈。一方面想多看两眼，舍不得丢开下面的故事；另一方面又担心被家长撞见。有一次我们听到开门声才匆忙收起图书，家长进门后我们装着在写作业，而我却分明看到了Z同学通红的脸和颤抖的手。

再年长些，偶像崇拜在小伙伴中间流行起来，那是由一些描写古代战将的小人书引起的。同院的小伙伴有的读了《三国》《水浒》，有的看过《岳飞传》《杨家将》。武功高低、本领大小成为我们评价他们的重要标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偶像武功最高，并为此举出各自的例子，争论不休。十五六岁的年纪，打架、追女同学，成为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青皮后生津津乐道的话题，如果谁不会几下拳脚，就会被欺负、被嘲笑。于是，《三国》中的吕布一度成为我心中的偶像，不仅因为他武艺超群，一杆方天画戟挥舞得虎虎生风；还因为他与美女貂蝉有一段爱情故事。我不管他的品行如何，我只知赫赫有名的关云长、张翼德，再加上一个刘备，三人加在一起都打他不过。此外，《岳飞传》中有一位高姓少年将军，他一人独闯敌阵，连挑十二个铁滑车，最后战死沙场，令我对他崇拜不已。正在踏入青春期的门槛，崇拜英雄、渴望建功立业、希望博得少女的青睐，是那时的心理特征。同时，在那些古典名著小人书里，我慢慢悟到了惩恶扬善、劫富济贫、行侠仗义、视死如归的男人豪气，并试图把这些变成我的行为标准和理想人格。

以后的岁月里，我又读过很多书，但童年时读小人书的经历，却令我一生难忘，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成年以后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2009年4月)

蛐蛐情

我小的时候，没有像现在供孩子们玩乐的电脑游戏、影视动画和高科技玩具，不过，我们却有好多自得其乐的玩意儿和玩法。玻璃球、弹弓、铁环、糖纸、烟盒……都是我们最好的玩伴；而捉蜻蜓、粘知了、斗蛐蛐，更是孩子们的最爱。

到了夏秋之交，斗蛐蛐便成了大院里孩子们最为热衷、最有吸引力的一项游戏。每个半大不小的孩子手里都有几个用玻璃瓶或瓦罐装着的蛐蛐，大家常常聚成一堆儿，个个把屁股撅得老高，人堆儿的中间不时传出“嘟嘟”的叫声。

伸长脖子往里面看，只见一个小釉罐子里，两只黑色的小虫斗得正欢。它们的牙齿紧紧地绞在一起，顶撞着，翻滚着，进行生死决斗。如果不把一只蛐蛐驱出罐外，格斗和追击就不会停止。

每个孩子都渴望有一只能打胜仗的蛐蛐，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观看角逐的视觉刺激，更有那扬眉吐气的成就感和美滋滋的自豪感。如果你有一只称王称霸的蛐蛐，就仿佛你自己的身价也提升了一样，会赢得很多羡慕的眼光。

为了能捉到一只好蛐蛐，我常常走很远的路。从我家往西面走不远就是郊区，护城河拐一个弯儿，向南去了，河边长满了茂密的槐树棵和红荆条。在那些树棵荆条下面，就藏着很多蛐蛐，到了秋天，那里面叫成一片。对我来说，那叫声就是世界上最好听的音乐。

我常常到那片树丛中去捉蛐蛐。每当我沉浸在那片浓密的树丛中时，就忘记了一切，进入了一个人的小天地。密密的树丛里散发着腐草败叶的气味，我不在乎；蚊虫叮咬得胳膊腿上起满红斑，我浑然不觉。我常常把时间忘了，一个下午悄然过去。我一边用手拨草叶，一边用口吹气，如果发现一只被惊动的小虫跳起，就猛地用手捂住。每当我抓住一只大蛐蛐时，那个高兴劲儿啊，就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

慢慢的，我懂得了区分蛐蛐的优劣品种。从颜色上分，有黑、红、褐三种，根据头上的斑纹、翅膀的宽窄、牙齿的大小，又分为不同的等级。一般来说，善战的蛐蛐都有与众不同之处，如“白眉”(额头处有白斑纹)、“单鞭”(头上只有一根长须)、“乱翅”(翅膀没发育好，叫声沙哑)、“白马牙”(牙齿奇大，呈乳白色)。我始终没捉到过一只能够给我带来荣耀的优良品种，直到那一年的那一天……

一个炎热的下午，我越过护城河，沿着河边向南，再向南，直到看到了铁路。听说真正厉害的蛐蛐往往会躲进枕木的下面、死人的坟里、砖头的缝隙、人迹罕至的草木深处。我在一处枕木杂陈的地方小心倾听着，仔细搜寻着，常常有小蚂蚱、黑蜘蛛、屎壳郎等搅乱视线，甚至猛地蹦起一只癞蛤蟆，吓得我头皮乍起。即使这样，我仍锲而不舍。

秋收时节，正是蛐蛐交配育仔的时候，大白天，雄蛐蛐会发出一种不同于夜晚欢歌似的叫声，那是一种既舒缓又急切，既兴奋又伤感的叫声。有经验的人就是根据这种叫声来判断它的位置，甚至是品种的优劣、个头的大小。

一个声音传进我的耳膜，我感觉这是一只大家伙。那叫声十分沉着，有厚度，带有金属的回音，就像是一只小提琴在演奏。我顺着声音轻移脚步，慢慢把头探过去，侧耳聆听它的准确位置，一点点靠得近些，再近些，几乎把耳朵贴在了地面。虽然我尽量不弄出声，但还是被它察觉了。蛐蛐不叫了，它似乎感到一种无声的危险在逼近。于是，它在听，在等待，而我也在等待。我两手撑着地，侧耳、屏息，坚持着不出声。

这是一场意志的较量。我的两只胳膊已经撑得又酸又麻，但我忍着不动。虽然其他地方还混杂着各种昆虫的叫声，但我觉得，一时间四周寂静无声，似乎整个宇宙都沉寂了，只等待那天籁般的一声鸣叫。

此时，我的脑海里像荧屏一样浮现出那个藏在洞穴中的蛐蛐形象：这是一只多么美丽健壮的大蛐蛐啊!金翅、红头，两条长长的触须就像古代武将头盔上的长翎，黑黑的眼睛像镶在紫色玛瑙上的两粒黑芝麻。那两条健壮的后腿，就像是用玉石雕刻而成的，上面印着一层黑色的花斑，后腿上的一排小刺紧紧抓牢地面。再看那两只尾须，又长又尖，上面还有一层细密的绒毛。最神奇的还是那两颗大牙，又厚重又锋利，就像黑旋风李逵手中的两扇板斧。我想，假如它张开两牙，任何同类都会败在它的牙下的，不是被咬断了腿，就是被掰断了牙……

这样想着，不知过了多少时候，那蛐蛐终于试探性地“嘟嘟”叫了两声。我不为所动，因为我感到这叫声是在一个洞穴的深处发出的，还没有到达地表，位置还是测不准。“嘟嘟，嘟嘟”又叫了几声。蛐蛐没有听到异响，以为危险已经过去，就钻到洞口放心大胆地叫起来。

千真万确地锁定了蛐蛐的准确位置后，我迅速起身，将周围方圆一米范围的杂草清理干净，然后一点点地扒开石块、浮土，还不时地吹出一口口气，盯紧周围的任何一点动静，同时把一个用铁丝编的罩子举在手中。

突然，一只蛐蛐高高蹿起，向旁边跳跃。我猛扑上去，用罩子捂住了，心里高兴，没想到一下子就把它抓住了。不过拿起一看：很扫兴，这是一只母蛐蛐，尾巴上有三根叉，其中一根是用来把受精卵深深地扎入地下的。第二年的这个时候，那些受精卵会钻出地面变成幼虫，再经过几次蜕皮，就会变成它们父母的样子。当时我真想把这个母蛐蛐摔在地上，但转念一想，这也许是大红头的原配夫人，还是把她留下吧。于是，我把这只母蛐蛐装进了一个事先准备好的小纸筒。我知道，它的丈夫已躲进洞的深处。

继续围捕“红头大王”。当我拨开石块和浮土时，一个黑黑的洞口暴露出来。用小草棍向里捅，不见底，没动静。于是，我向洞口撤了一泡尿，仍不见公蛐蛐露头。我不顾脏，用手指抠，这洞却向横向延伸，说明尿水流到了别处，根本威胁不到它。我把搜索范围进一步扩大，继续挖洞。终于，它被我发现了!在一小丛草根底下，隐隐露出一个黑油油的头，两条长须还偷偷摇了两下。它躲在另一个支洞的洞口，以为我没发现!我紧张得头皮发麻，心跳几乎停止了。我没有继续扒草挖洞，而是找了一个稍长的草棍，从蛐蛐后部的洞向外慢慢捅，同时把铁罩子轻轻罩在洞口处，果然，公蛐蛐忍受不住来自尾部的袭扰，猛地钻出洞穴。不过此时，它正好钻进了我为它准备好的铁笼，自投罗网。

这下我看清楚了：这只蛐蛐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红，而是呈深褐色，浑身像涂了一层油一样发亮，个头大、脑袋大、牙齿也大，犹如一只大大的金龟子。

我小心翼翼地将它装进一只随身携带的玻璃瓶，凯旋而归。

因为这只蛐蛐的后脑处有几条浅褐色的斑纹，我把称它为“大麻头”。它在我最心爱的蛐蛐罐中休养了几天。据说好蛐蛐是不能常拿出来斗的，它会疲沓。要让它静养、独处，在黑漆漆的环境中修身养性。为了提高它的身体素质，我还给它喂了上好的芸豆、绿豆。

一周后，我捧着我的斗士出场了，向院子里那些拥有好蛐蛐的伙伴发出挑战。这种挑战往往是一呼百应的。小胖拿来了“单鞭”，大强取出了“乱翅”，老坦儿搬来了“白眉”。经过一场场恶斗，它们纷纷败下阵来。我的心里就像大热天吃了冰镇的西瓜那般滋润!

我的“大麻头”个大、牙大，两只后腿在角斗中用力后蹬，直到把对方拱到角落，然后一甩头，把对方甩在一边，甚至甩出罐外。有时，它低俯着身体，擦着地皮进攻，将对方掀起来，倒向一边。它的进攻堂堂正正，不像有的蛐蛐滑头滑脑，不敢正面进攻，而是绕到人家的尾巴后面偷袭，咬一口转头就跑。大强的“乱翅”最擅长这一招，它跟大麻头打起了游击战，有一次差点啃到“大麻头”的尾巴。“大麻头”开始左旋右转地与“乱翅”兜圈子，后来终于找到了对付的办法。当“乱翅”又一次抄后路时，“大麻头”没有动，似乎是来不及转身的样子，“乱翅”试探一次发觉有门儿，便猛扑上去，张开两只紫牙向前一冲。没料到“大麻头”用它那强有力的后腿一个反弹，就把“乱翅”踢得滚了一个跟头，牙中间的肉被踢得半天合不上。它再也不敢耍滑头，乖乖败下阵来。“大麻头”轻易不叫，不像有的蛐蛐，还没与对方交锋就先虚张声势地叫个半天。而它只有等到最后打败对手时，才发出胜利宣言式的叫声，那声音嘹亮、深沉，金钟一般，在罐内似有一种共鸣。叫完了，缕一缕两根长须，慢慢地踱步，绝对是一种大将风度。

本来，我在院子里无论是弹玻璃球、还是打尜、撞拐，都不出色，但自从有了“大麻头”，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机会。院子里的大多数孩子都知道我有一只“大麻头”，只要有人捉到新的好斗蛐蛐，而且是胜了几场的，就搬来与“大麻头”过招。有时，还有外院的孩子拿蛐蛐来斗。每一次与“大麻头”交锋，就像是发生一件大事一样，孩子们围得里外好几层。当我捧着那个专为大麻头买的雕龙挂釉的蛐蛐罐出来时，众人都张罗着：“让开让开，让大麻头进来。”“大麻头”又赢了。我得意地说：“下次拿个更厉害的来，这种不经打的软货，纯粹是浪费时间!”别的孩子也跟着一起说，它怎么能跟咱们的“大麻头”相比呢!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来人灰溜溜地走了。“大麻头”成了全院孩子们的骄傲。

后来，“大麻头”的肚子越来越大，跟许多母蛐蛐配了种，走路也失去了早先的灵活和机敏，慢吞吞的，咬完一场架，牙齿半天合不拢。

冬天来了，尽管我给“大麻头”在罐里铺了棉花，常常放在火炉边，它还是在一天早上死去了。我把它放进了一个小瓶子，在离家不远的一片树林里把它埋葬了。堆个小土堆做记号。从此，我失去了骄傲的资本，很久神气不起来。

怀念你，“大麻头”!怀念你们，童年的伙伴!(2009年5月)

青春地平线

如同地平线上的第一缕曙光，早春惊蛰的第一声雷响，那一年，我的青春降临了。

随着我的上唇长出一片毛茸茸的胡须，嗓音也变得粗哑。身体好像一夜之间长高了很多，时常表现出无缘无故的激动和烦躁。一天夜里，我在睡梦中醒来，有一种黏黏的液体留在内裤上，令我惊讶不已。于是，我开始关注女孩子，也特别喜欢引起女孩子的关注。与此同时，我开始表现出叛逆的情绪，不喜欢待在家里，不喜欢听家长的唠叨，甚至想离家出走。离我家不远的体育场里，驻着一些受训的运动员，我常常隔着铁栏凝望他们。他们穿着公家发的运动衣裤，跑步，打球，排着队到食堂就餐。这种集体生活令我羡慕不已，我暗下决心，如果有可能，我一定要远走高飞。

很快，我有了暗恋的对象。她是中学宣传队里跳舞剧《红色娘子军》的女主角，一个挺活泼的女孩子。一次，学校野营拉练到农村，晚上宣传队给贫下中农慰问演出。当时天寒地冻，而娘子军们却要穿着短裤上场。吴清华在场上跳舞时，下面的农民不仅没给掌声，还引来一阵哄笑。在他们看来，大冷天让这些女孩子穿着短裤在舞台上蹦来蹦去十分不雅，甚至很好笑。后来听说那个演吴清华的女孩子哭得很伤心，不仅因为寒冷，还因为她的舞蹈得到的不是赞扬而是嘲笑。有一阵儿，我常常在她每天上学的路上远远地等她，只是希望能够看上她一眼。

为了赢得女孩子的芳心，健壮的体魄是必不可少的。那时，我对自己的身体非常不满意，嫌个子不够高，体格不够壮，脸色不够红润。于是，我为自己制定了严格的锻炼计划，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至少跑步三千米，每天下午课后打一小时篮球，晚上还要练哑铃。所谓哑铃，就是把两块砖头的中间各凿出一个方形的洞，我要用这副砖头哑铃将肩部和臂部的肌肉练出棱角。我们几个伙伴常常在一起，伸出胳膊比谁的粗，比谁的肌肉隆起块头大。有时，我们还互相捶打对方的拳头，比谁的拳头更硬，比谁更能忍耐疼痛，谁经受不住疼痛败下阵来就很没面子。

除了对身体的要求，穿着上也有了变化。那个年代，军人的地位是最高的，军装是最时尚的装束。谁要是有一套军装，或者哪怕只是一顶军帽，也会引来羡慕的眼光。我家里没有军人，搞不到军装穿，母亲用黄绿色华达尼布给我做了一件军上衣，但那一看就是仿制的，跟真军装没法比。于是我就打起军帽的主意。我曾向同学借了一顶军帽来戴，那感觉就是不一样。真的军帽有一圈比较宽的边儿，在帽檐内侧都有一块补丁，补丁是有寓意的，这是告诉军人们：祖国的领土还不完整，台湾还没有解放。在军帽的里面都盖有一个方形的印章，记录着部队番号和本人姓名等信息。戴军帽时，通常要在里面垫一层经过折叠的报纸，这样看起来才比较“有型”。

为了能有一顶像样的军帽，我和我的好友张明各买了一块布，试着用染料把它染成近似于“国防绿”的颜色，然后让我的母亲给我们各做了一顶军帽。对于帽檐的处理，特意也做成缺了一角的。戴上这顶仿制的军帽，我们神气了好一阵。

再年长些，求知欲突然间增强了很多。那时的课外书不多，能见到一本小说、诗集就兴奋得睡不着，必要一口气读完。如果发现里面有一些格言警句，就抄录到一个小本子上。在我所看到的不多的书里面，我认为每一句话都如格言警句一般，所以，那本子上就记得满满的。一本记满了，还有第二册，第三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句“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早就背得烂熟。一次，在邻居家看到一个本子上抄录的一首外国诗歌《夜莺之歌》：“人生的道路崎岖又宽广，生命的波澜多么壮阔激荡!”第一次见到“人生”的字样，让我热血沸腾。

那时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各方面都出色的人。为了多学知识，我练钢笔字，学画画，学音乐简谱，拉小提琴，甚至把世界地图上各国的名字和首都拿来背，以显示出自己的博学。

慢慢的，随着年龄增长，求知的热情逐渐减退，很多爱好荒废了。我感到时间有限，由关注很多变得相对专一。画画取代了其他爱好，占用了绝大部分时间，直到有一年我考取了一所专业美术学校。做一个画家，成为我那时的最高理想。(2009年5月)

诗人与哲人

曾经自认为属于多情善感一类的诗人，某支歌、某件小事的触发，某个特定的时刻，就常常让我感动得想落泪。然而，随着阅历增长，渐渐觉得眼泪珍贵了，并不那么好流。当然也有伤感的时候，但这时总伴随着轻微的嘲谑，类似大孩子看到小孩子哭鼻子，对“感动”带有某种鄙夷的心理。

价值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有时，做了错事或遇到倒霉的事，并不后悔，如同坏小子搞了一出恶作剧，对自己的“败迹”反抱欣赏态度。在看小说时，对于其中细腻的心理、缠绵的感情，总觉得有些做作，对其中的“卿卿我我”甚至有些瞧不起。认为它们只能给人感情上的打动，难以给人哲理上的启迪。而没有理性做依托的感情，我认为是浅薄的。

于是，忽然又觉得自己不是做诗人的材料，却有些想模仿哲人的味道：诗人用热烈执著的眼光看世界，哲人用冷静嘲讽的眼光看世界；诗人站在事物当中，哲人站在事物之外；诗人是自我的发酵和扩张，哲人是自我的剥离和批判；诗人喜欢发泄，哲人喜欢吸收；诗人制造幻想，哲人解释现实。于是，我开始嘲笑诗人，敬慕哲人，认为诗人除了使人发病，不会给人实际的帮助。

文学的风格即人格，反映了作者的人生态度。有一类作品巧安排、细构思，故布疑阵、铺陈渲染，其实故事和后面的道理很简单，只给人技巧上的收获，没有深刻的心灵感悟，实际上是重形不重质。

一位讲诗的老师举过一个例子，她说李贺作品的“好”，与杜甫作品的“好”，其“好”不同。前者的包蕴是一杯水，故要用盖子盖起来，使人看起来莫测高深；后者的包蕴是汪洋大海，盖不住的，即使它直接向外喷涌也深不见底，人们只能“望洋兴叹”。

故雕虫小技只能是“小家”，真正的“大家”都是坦白的。他们既有悲天悯人的胸怀，又有冷眼旁观的清醒，他们不会无病呻吟，也用不着在“如何使人听得有味”上花工夫。(1981年10月)

天性与心灵净土

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总会遇到“如鱼得水”或“油不溶于水”的环境，总会有适应或不适应、顺境或逆境的差别。

同一环境，对有些人是大显身手的舞台，对另一些人则如同经受煎熬的地狱；同一职业，对有的人是驾轻就熟、从容应对，对另外的人则可能苦不堪言、不胜重负。这里除了能力的原因之外，还有性格、天赋不同的原因，或者说是“天性”。烈马善驰骋，适宜于草原；雄鹰能飞翔，适宜于蓝天。鱼在水，猴上树，蛇行于草丛，鳄栖于沼泽，均是天性使然。

一般来说，一个人处在适合于自己天性的场合或环境，才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所以，最要紧的是能够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天性的职业或环境，找到一种适合于自己天性的生活和生存方式。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运气，大多数人需要去适应社会，适应环境，而不是相反。

有的人天性灵活，能很快适应环境，而有的人则固执于自己的天性，往往与周围格格不入。能很快适应环境的人，实行的往往是“现实原则”，为此，他可能会失去心灵中一些宝贵的东西；让环境适应自己的天性，否则宁可固执天性，实行的则是“理想原则”。为此，他也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林黛玉“质本洁来还洁去”，固执于理想原则，到头来只有一死。

一般说来，前者往往是幸运儿，但被定义为“随俗”；后者往往是“倒霉蛋”，但有时却超越世俗之上，甚至其高洁令人敬佩。固执理想和天性的人虽然大多都很不幸，但上帝往往把灵感降临在这些不随波逐流的人身上，在让他体会痛苦、尤其是心灵痛苦的时候，又把一些哲理赐给他。

不管是何种天性，人还是应该给自己的心灵留下一块不受污染的净土，并经常到那里去遨游一番。或者，像自家的卫生间，经常到里面去清理一下体内的废物、沐浴香汤，然后以相对干净纯洁的面貌去迎接新的一天。(1987年6月)

人到中年的惶惑

人到中年，日子一天天像电影一样过去。这日子既丰富又单调，说它丰富，是每天忙忙碌碌闲不住，公务、家务、杂务，像一条条绳索牵住你，让你马不停蹄，疲于应付；说它单调，是每天那一大堆事又千篇一律，大同小异，前一天同后一天没啥区别，日后留不下任何痕迹，就如同没有感光的电影胶片。

然而，在这既丰富又单调的日子里，却常常伴随着对目前处境的不满，对事业未成的焦虑，以及瞻念前途的茫然。

每当被繁琐而又不得不努力去做的“业务”搞得头昏脑胀的时候；每当与老婆因干家务的多少而拌嘴吵架的时候；每当在工作中遇到不公正待遇的时候；每当听到过去的同学、朋友或发表作品，或出国留洋，或成就突出的时候；每当看到别人家的孩子受到良好教育、掌握了如弹琴、画画等诸多本领，从而感到自己孩子的教育迫在眉睫，却又无暇顾及的时候……心里的惶惑、焦虑就像水壶里烧沸的水一样，一串串地往上冒。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中年的精力尤其宝贵。然而每天所干的，并不是自己愿干的，真正想干的事情却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干。所谓蹉跎岁月、困顿人生，也许指的正是这个。

人的精神寻求自由，寻求超脱，但人的身体却被现实的锁链紧紧箍住。即使这不是最坏的人生，也是最乏味的人生。认识到这种处境，有一种悲怆之感。想解脱，却又不知怎样解脱，或者说无力解脱，不敢解脱，于是就愈感悲怆。

人到中年，在人生的漫漫长途上，既然已经上了套，驾了辕，不管你这匹马过去多么野性十足，如今也不得不老老实实、低头卖力地把这驾马车继续拉下去。

于是慢慢领悟到宗教的作用：大多数人为现实所累，身体无法超脱，于是宗教便教人在心灵上超脱，从而得到慰藉，求得内心的平衡；少数人干脆出家，求得身心全面解脱。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的存在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是功德无量的。(1991年4月)

道德挣扎

临下班，一位同事把我拉到他办公室，拍拍肩，将一人介绍给我。此人是某中外合资生产化妆品公司的办公室主任，他想通过我刊宣传一下他们的董事长，一个外国老板。稿子已写好，只要给一两个版面。

他拿出一小盒美容霜送我，还硬要请我吃顿“便饭”，热情得像老朋友。我只好找了个“老婆去接孩子，要回家准备晚饭”的借口，才躲过了他的“盛情”。

又听说，当晚本编辑部某人已被人用小车接走参加晚宴。以往他的此类活动颇多，吃完了，还常回来吹嘘：“昨晚又喝了二两茅台，差点儿没醉”；“今天中午与某名人一块儿吃的饭”。给人感觉他路子广、关系多、能量大。有时我外出碰到同行，常听人问起：“你们单位有个某某，挺能侃，是吗？”

我不知该怎么对待这类事，推托？拒绝？半推半就？还是来者不拒？

就我的本性而言，是不擅这类应酬的，尤其经过多年的学校教育，读圣贤书，背古诗文，把道德修养看得较重，对这类事能避则避。然而，近些年来，在日益商品化了的社会里，利益关系的明确、等价交换的风行，似乎已成潮流。而见世面、交朋友、接触社会、消息灵通、交际广泛，又是记者职业的基本素养，过分小心则被看做是呆板、僵硬、不灵光；死守着过去的行事准则，就像躲在首阳山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往往成为开明通达嘲笑的对象。再说，这里边还有同事的面子，不好一口回绝。

再说那位想发稿子的办公室主任，稿子如果发了，对他本人、对公司、对董事长，都是天大的好事。可是，这种稿子能发吗？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广告新闻。尽管本人“蹭”了一顿饭，得了一盒化妆品，可版面卖出去了，损害的是本刊的声誉。也许有人背后会说什么，也许稿子从值班总编那儿就卡住发不出，也许要采取一些小手腕，才好蒙混过关。

然而，如果稿子写得还可以，“事迹”也说得过去，发了也就发了，还交了朋友。以后有个什么活动，人家会邀请你去，路费都不用掏，一切人家全包，可以见更多的世面，交更多的朋友，岂不是皆大欢喜？

再者说，你清高，值得吗？这年头多少人背地里搞有偿新闻？编辑室发来的稿子篇篇名正言顺，可有的内容一看就带广告味，背后没有“猫儿腻”？总编辑还常塞来“人情稿”呢，你发一两条“关系稿”又有什么？再把眼睛放宽一点，那些所谓的权威大报，不也照样充塞着有偿新闻？

这样想了，觉得没必要把这件事看得很重，有多么了不得。但真正做起来心里还是不踏实，还是要有个“度”，有个“一定之规”，不可太过分。毕竟守了那么多年的“道德操守”，即使攻破也得费点力吧？假如一两颗“糖弹”就被打倒，那岂不是太“掉价”了吗？岂不是那些道德文章都成假的了吗？

也许这样想本身就是“假道学。”(1991年1月)

两种人生价值观

青年时代形成的人生信条告诉我，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对信仰、对事业、对爱情、对许多严肃的事情，要执著专一，要痴心不改，要励精图治。虽九死而不悔，非见异而思迁。如果这山望着那山高，时时被虚幻的目标吸引而变来变去，是不足取的，到头来也许只落得两手空空。前辈教育我们要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这些信条曾经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

然而，现实生活的变化和时时浮现于脑际的幻想，却常常与以前形成的人生信条发生冲突。它们有时像魔鬼一般怂恿着我，像美女一样引诱着我，要我冲破以前所形成的精神和道德束缚。一个声音告诉我：那些信条和目标难道是永远不变的吗？道德不常常是迂腐的孪生姊妹吗？对情欲的放纵、对道德规范的冲击，对现存秩序的破坏，不常常是社会得以前进的动力吗？就算撇开这些不说，还要看你所要固守的节操是什么，值不值得固守。

比如，对爱情专一，假如对方已不值得你爱了呢？对信仰执著，假如突然有一天你感到受了愚弄，信仰崩溃了呢？假如你过去慎重对待、一丝不苟地固守着的东西，后来证明是一场玩笑，难道你不感到有一种受愚弄的凄凉和悲壮吗？就像一个骑士为了所爱的姑娘赴汤蹈火，九死一生，终于取得了她所喜爱的蓝宝石，但此时却发现她正躺在别人的怀抱里，你难道还不懊悔、不幡然醒悟吗？

心灵告诉我，要勇于争取，勇于创造，勇于奔向美好的明天，要冲破枷锁，要不断地有新的追求，要争取现实的幸福。

理智告诉我，要执著，要坚忍，要耐得住寂寞，要尽义务，要甘于奉献，要勇于牺牲。

我常常处于这种两难的选择当中，我不知应该跟随心灵还是服从理智。

有一种人总是不满足于现状，总是在寻求变化，总是在追寻新的目标，像随牧草生长而四处迁徙的羊群，它们总吃新鲜的青草，每天都有新的太阳，每天都见到各种新奇的事物，然而到头来他们可能一无所有，因为他们总是轻易地抛弃掉已经到手的东西，总是在追寻没有得到的东西。世界上的一切都令他们惊奇，也许他们的乐趣、他们生命的价值，就在这不断的追求当中。

还有一种人，安稳、踏实，从不为周围环境的变化而动摇。如同修行的和尚，眼观鼻，鼻观心，目不旁视，甘于寂寞地厮守着已经得到的一切，一点点，一步步，像乌龟一样向着既定目标前进，任何东西也不会让它停下来。最终，他可能成为有成就的人，但他的一生也许像白开水一样乏味。也许他的日子是一般人不堪忍受的，是一种纯粹的牺牲。当他终于获得成功的时候，他已经老了。他的心灵、感情都处于长期受压抑的状态，活得简直像个苦行僧，虽然他最终可能得道成佛。

这两种人，哪一种更值得去效法？前一种注重过程，后一种注重结果。前一种始终服从于内心的自我，没有丢失自己；后一种人则往往变成一个没有个人情感和心灵自由的机器。

不管是谁，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做着其中一种人。值得注意的是，如今前一种人似乎越来越多，后一种人越来越少，就像由于地球环境改变而越来越少的珍稀野生动物。(1991年5月)

鱼和熊掌的取舍

这是一部外国故事片中的情节：女主人公是位富家小姐。一次舞会上，一个英俊男人夸她漂亮，对她倾心，她很高兴。俊男对她说：“很不巧，我今晚约了另一位姑娘，如果我知道会遇到您，我就不会约她而是约您。假如您允许的话，我可以取消那个约会。”小姐微笑着点点头，说：“谢谢，我将非常高兴。”

这类情节在外国故事片中很常见，反映了欧洲人的坦率、对男女关系的随便和不拘小节。但这种事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却有些不可思议。假如一个中国男人遇到类似情况，他一般不会把自己有约在先的事透露给心仪的姑娘，他完全可以装作自己是个初恋纯情的男子向她约会、求爱。假如两个约会有冲突，他也会私下处理。另一方面，如果那个被追求的姑娘是中国人，即使她心中有意，一般也不会轻易答应一个刚刚认识不久的男人，更何况那个男人已经有约在先。

这里面反映了中西方在价值取向、道德标准乃至民族心理上的种种差异。

让我们先看看这位西方男人的心态：他遇到一位漂亮的姑娘，便明确直率地表示自己的好感，告诉这位姑娘，自己即使有约在先，也可以取消先前的约会，其意是为了让她感到她在自己心目中的分量。甚至可以设想，即使没有约会，他也可以编造一个，只要能够博得眼前这位姑娘的欢心。

而中国男人呢，他会掩饰自己的前情，他要向姑娘表示自己只爱她一个，爱得专心。中国男人对漂亮中意姑娘的追求，也来得较为含蓄。

从前述故事中还可以看到，西方女子往往不把男人们的情事太当回事，只要眼前他对我好就行，管他以前或以后怎么样。甚至可以这样说：只要他让我在感官上感到愉悦，管他在道德、情感乃至社会地位上有多少未知数。

中国女子则比较看重男人的道德、情感、地位，一般不会轻易以身相许。这些差异又往往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西方男女相爱相悦仅仅是相互欣赏和娱乐；东方男女相爱的真正目的往往是指向婚姻。从两种男女关系的性质来看，一种是较为短暂的、临时的(当然也有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走向婚姻)，一种是较久远的、长期的。

这种男女相爱的不同目的和不同指向，可以从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过去几百上千年，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基本是在温饱线上下波动，男女相爱的直接目的就是组织家庭、共同生活、传宗接代。长期单身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被视为不幸。如今，中国人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善，但长期形成的民族心理和文化传统、风俗习惯，仍然有其相对独立性，并潜移默化地产生影响。

西方近几百年的富足生活使他不太看重家庭，更看重男女关系中的娱乐成分，而较少看重其中的责任和义务。所以，你今天可以对我好，明天也可以对别人好，我并不责怪你，相反，我也可以这样对你。

说到这儿，再引申一步：这种价值取向不仅仅限于男女关系，还可以扩展到许多方面。对于执著还是灵活，专注还是多变，这些问题常常使人无所适从。比如，一个人一生是认认真真地从事一项工作、干一件事呢，还是都去尝试一下，都去经历一番？假如你已经在一件事情上投入很久，但此时有一件更新鲜、更有吸引力的事来诱惑你，你是抛弃前者去从事后者呢，还是用心专一不为所动呢？假如你抛弃前者追求后者，那也许过不了多久，又有更新鲜的东西吸引你，你能再抛弃吗？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干什么事业都会有困难、有挫折，新鲜劲儿过去后，会有很多枯燥和寂寞，你能总是去追求三分钟的热乎劲吗？

然而，时代在变，时代总是不断提供新鲜的东西在诱惑你。许多人都变了，你还固守着某些过去的东西，有时会被认为是僵化、保守、死脑筋。在僵化与执著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一切都因人、因事、因地而异，其判断标准往往是事后效果。成功了，就证明变对了；失败了就是错的。但往往不允许试，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再也回不去。

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此话没错，因为鱼和熊掌差别太大。如果是鱼和虾对比怎么办？如果是虾和蟹、蟹和鳖、鳖和燕窝鱼翅、燕窝鱼翅和熊掌，你取哪个，舍哪个？如果你已经花钱买了鱼，你舍得扔掉，再花大价钱买熊掌吗？如果你手头的钱只够买鱼，不够买熊掌，你还有那个非分之想吗？

一句话：说不清。(1992年6月)

强权凌驾公理

单位里一个小青年，因元旦值班期间将一个探头探脑的“嫌疑犯”抓到保卫处，得罪了此人，后来遭到一顿毒打。本来，因为执行公务受伤，理应受到公家的照顾，但事实却是，小青年去医院看病，竟叫不来一辆车。负责调度车辆的部门说：“没车，工作还忙不过来呢!”找到保卫处求援，人家的回答却是：你们找辆自行车推着他去看病吧。

这小青年挨了一顿冤枉打，真够窝火的。那个打人者至多落个拘留，又能把他怎么样？公安局遇到这种事多了，根本处理不过来。打人者与被打者之间，这种交易并不公平。长此下去，真心负责想管点事的人，除了自己强壮如牛或有武功，否则决不想再多揽事，坏人当然就会更加猖獗了。

常听说过这样的事：一个流氓无赖威胁你，说要你给他多少钱，不给就要你命，这是典型的敲诈。如果你报警，警察是不会专门为你派保镖的。因为敲诈者没有实际行为，警察只能警告犯罪嫌疑人，最多拘留，不能因言治罪。但是他确有杀人动机，如果你不依，随时可能要你的命。如果你屈从了，乖乖把钱送去，他还可能得寸进尺。那这个社会不是只有强权，没有公理了吗？法律惩治那些证据确凿的凶手，然而暴徒一旦杀了人，岂不一切都晚了？

即使是当今法治最完善的社会，也没有普遍的公理可言。

再说单位里另一个小青年，搞摄影的，一年到头值班。按规定，每年有一段时间可以外出采访。他热情蛮高，很想在冬季到中国最北边的深山老林里跑一圈儿，采访一些人们很少见到的少数民族狩猎、冬季捕鱼以及中苏边境贸易的情况，拍摄一些珍贵的镜头。这种精神应该说很可贵，即使不予鼓励，至少不应阻拦。可是，摄影组一个头儿，却变着说法不放行。起初说，那地方冷，进山不容易；继而又说工作抽不开身；再后来又强调说，他水平不行，拍不成片子，岂不是浪费？其实，这位小头目自己，一年不知到外地跑了多少趟，让别人顶替他值班。前不久，他又随中央代表团去了趟广西。可以说，这纯粹是一次公费旅游。他每到一地，人家好吃好喝招待，他则提前声明：“我这次是来参观学习的，没有报道任务啊。前不久，我们已经发了一组广西的专题，不能再发了……”于是，他轻轻松松玩了十几天回来。轮到这位小青年可以外出了，他又百般刁难。谁的心里都清楚，他所说不让去的理由都是借口。因为他是头儿，年龄、资历都比你老，明知卡着你，明知是一双玻璃小鞋，你也只能忍着。其实，稍有一点人情味，别说鼓励、为年轻人创造机会，哪怕只是一点儿宽容、和善的念头，也该放人家一马了，但他就是卡着你。如果同他闹翻了，倒霉的只能是你自己，除非你敢豁出去，有“大不了老子不干了”的气魄。

这就是另一种强权。世界上、社会中、人群里，这种事情太多了!性质一样，轻重有别。这算不算是人类社会的弱肉强食呢？

哪里都有蛮不讲理、存心整人、泼皮无赖之类的人。善良的人往往躲着他们，迁就，忍让，除非遇到权势更大的人，他们往往能够活得比较自在，并且总能得逞。

常听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终有好命，恶人终受惩罚。其实，这不过是人们的善良愿望和自我安慰。有时你会感到，没有什么可以依赖的，一切只能靠自己。如果你没有力量、没有强健的体魄和狡猾的头脑，没有邪恶的念头，那你就只能做好忍辱、受气、挨整的准备。

我上大学时的一个老师，他爱人在某中学教书，一次因在管教学生时不慎受伤住院，最终不得不病休。然而单位却因此不再发给她全工资。他们多次请求教育部门均无结果。愚公能感动上帝，而这位老师却感动不了教育部门的官僚们。最后一次，这位大学老师竟揣着一把菜刀来到教育局办公室。当官僚们还是那副口气时，他从怀里抽出菜刀，高高举起，怒目而视。在场的人全吓呆了。然而，菜刀落下了，却落到老师自己的胸膛上，一刀、两刀……虽不是那么致命，但连砍四五刀，刀刀见血。他砍，怀着满腔愤懑；他恨，恨这帮官僚，也恨自己无权无能。直到被人拦住，送进医院。

后来我们去看望卧病在床的这位老师。他上半身缠满了绷带，脸上却很安详，仿佛完成了一项壮举。听说，他爱人的工资问题解决了。

再说一件事：我一个朋友所在单位，一个青工长期旷工，在外面跑买卖赚大钱，后来干脆辞职。单位里扣发了他的工资，把他曾经上班日子的工资也给扣了，钱并不多。但这位青工带着刀子找上门来，到财务处把刀子一亮：谁不补发工资，我就捅死谁。最后还是应了那句俗话：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在场的人全傻眼了。乖乖把钱拿出来，快把这个亡命之徒打发走。

所以说，这个世界常常没道理可讲，没法按照公理、原则办事。无论社会怎样进步，也不会按照普通人的善良愿望，让社会对任何一件小事都主持正义。这世界只对三样东西表示臣服：武力、权势、金钱。如果你不服从，只有一样东西可以与之抗衡，那就是你的性命。对于敢“搏命”的人，人们往往要惧怕三分。(1989年1月)

圆融通达的处世学问

人之初，性本善，年轻时的单纯、善良、美好，总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化。人在社会上生存，往往会逐渐变得圆滑、变得自私、变得无情。往往是人越年长，心灵中善的、美的东西就丢失越多。变是正常的，不变才反常。

假如从一个较长的时间跨度，较高的政治层面，较大的社会群体的角度来考察许多事物，评价标准就会发生变化。有一篇小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给了我们一些如何看待和处理某些复杂事务的启发。

某部队一个战士因公出差，未经请示私自回家，因超期急着赶火车，扒车不成，被摔死了。家属哭诉，要求部队追认其为烈士，并给予抚恤金。基层连队如实向上级反映了情况，不同意追认烈士，因为这个战士是因违反纪律而死的。连队建议通报批评，作为反面典型教育官兵。师部派了一个人A去连队调查。A回来后汇报：同意连队意见。师部不批，又派了B去调查，结果与A意见相同。师部还是不批，最后又把C派去了。C调查后想，事情明摆着，为什么师里还要屡次派人下来调查呢？显然是不希望、不喜欢A和B的结论。师里需要什么结论呢？C一下子豁然开朗，于是向师里写了报告，建议追认死亡战士为烈士，并开展向他学习的活动。他略去了扒车的情节，而强调了他遵守纪律，为了不耽误回部队而拼命赶路的精神，认为这是一个好战士。报告打上去，师里马上就批了。

这里边的学问就在于：师里不希望出一个坏典型，这样谁都脸上无光；而如果出个好典型，大家都光彩。既然人已经死了，赠送个烈士称号也没什么，何必揪住他违纪的小辫子不放？假如不授予烈士，家属无休止地找部队闹，也是一桩摆不脱的麻烦事。这样一来，皆大欢喜。

所以，有许多事情，要设身处地地替当事人想，替活着的人想。从现实关系、利益关系着眼。如果上升到政治的层面，牵涉到更高的权力和更大的群体，那么很多东西都需要让路，包括可以忽略某些事实，混淆某些是非。假如一味认真，去争某个不值得去争的“理”，把人人搞得灰溜溜，或者真的触动了某些高层权力或某些重要群体的利益，那可能就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甚至倒大霉，吃大亏。

人在现实的社会中生存得愈久，与各方的利益纽带纠缠得愈紧愈深，关系愈错综复杂，他身上所沾染的“泥垢”就愈多。往往是他所获得的利益愈多，他所承担的责任，他所背负的人情债务也就愈重。假如一个人真想寻求心灵的宁静，不愿意有那么多人情瓜葛，那就要一尘不染，与世无争；或者拔出两脚，不再涉足尘世，最好做个和尚——这年头也许连当和尚都不保险。

所以，在社会上生存得久了，就学会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学会了冷处理。这些都是很高深的处世学问。何种情况下要抓住不放；何种情况下要缓行；何种情况下要不了了之；何种情况下表面上要抓住不放，实际上不了了之；何种情况下要能了则了，了不了还要抓住不放——这里面有很多的讲头，在书本上是学不来的，只能在社会实践中慢慢领悟。悟出来后，还只能暗地里去实践，而不能到处去宣扬。——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1991年6月)

时装消费启蒙

早年，基本上在一种贫困的环境中长大，衣食仅够温饱，因而培养不出讲究吃穿的习惯。尤其对于穿，只要没挨冻就不错了，好像不知服饰美为何物。那时的教育也告诫孩子们，要勤俭节约，艰苦朴素，谁的衣服补丁多谁就最光荣，穿得好了反而被认为有资产阶级思想。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本人的意识中也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不体现在外表，尤其不体现在衣冠。因此，多年来我穿着极随便，从不买衣服。母亲会裁剪缝纫，常买布自己做，上大学前就没穿过带商标的衣服。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也是一身蓝制服，多年一贯制。当社会的穿着意识悄悄地发生变化，甚至已经翻新几代的时候，我仍然无动于衷。我的一件蓝上衣是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时母亲为我缝制的，一直穿了近十年；另一件上衣如同商店售货员的工作服，常遭同事笑话，我却照样穿在身上，在众人不屑的目光下昂首阔步。

妻看不上眼了，常批评我丢她脸。她参加亚运会，公家发了一件“阿迪达斯”夹克衫，特意要了个大号的给我。我穿上后没想到单位里许多人对我投以惊讶的目光，一看是名牌，纷纷称赞，我也觉得美滋滋的。

冬天的军大衣穿着笨，妻又不打招呼给我买了一件蓬松棉夹克袄，穿上许多人都说合适、精神，还打听在哪儿买的。我自豪地告诉他们：“老婆给我买的”，人家都说我老婆会买衣服。

我发觉买衣服果真是一门学问。那年有个到深圳出差的机会，妻嘱我多买几件好看的衣服，并告了尺寸、款式。我嫌麻烦，不记。妻骂我说：“真不开窍。我是没机会，我要是到深圳，不知要买多少，我逛商场没够，看到别人在深圳买的漂亮衣服，羡慕死了。让你给我买，还真不放心。”

到深圳后我最怕逛时装摊，那里的衣服价钱高得吓人，要跟卖家砍价，砍多了怕人家笑话，砍少了又怕吃亏。无奈使命在身，只好硬着头皮去砍价。买衣服时怕自己一个人底气不足，便拉上同伴一起去。见摊上五花八门九颜十色各式服装，眼晕，挑来挑去也没买一件。幸好一次参观一个羊毛衫厂，人家答应以低于出厂价的折扣卖一些，这下我放心了，想这回买的衣服保险陪不了，于是下狠心一口气买了四件，把500元钱全部花光，心想总算能向老婆交差。哪知后来有懂行的人说，这些羊毛衫和短大衣款式一般，价钱也不便宜。拿回家后果真老婆没看上眼，有两件差点窝在手里处理不出去。

因此我怕逛商店，尤其怕逛时装店。跑了趟深圳，那么多男式服装，竟没给自己买一件，以至于回京后仍要时常穿蓝制服。在街上走，发觉我真的落伍了，街上除了衣衫不整干活儿的民工，几乎没有穿制服的了，就连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也弄件皮夹克、猎装什么的，这时我才感到必须要换换装了。穿着也是一个人在精神上能否跟得上时代潮流的标志。这次我主动让妻帮我物色一件，妻则埋怨我去了趟深圳也没给自己买一件，到现在抓瞎。结果还是在小摊上买了件无领绣花蓝皱布夹克，背后的图案是用黄线绣着的狮子，挺时髦的。

我立即穿在身上，在人前走不再感到落伍。但这是我仅有的两件套服之一，除此外的中山装、蓝制服，感到穿不出去，也不愿穿了，于是这件夹克衫一直穿在身上，过年都没脱。

年前，领导照顾我一个出国的机会，发了500元置装费。平时穿什么无所谓，这一要出国才发觉，竟寒酸得拿不出一件像样的衣服。人配衣裳马配鞍，在国内穿什么无所谓，出国就不行了，中国人的脸让咱来丢可丢不起，于是就置办“行头”。

一下子发觉该买的东西太多了，除西装外，还要买衬衣、皮鞋、领带、高级便装，甚至领带夹都要配备。衬衣以往穿的都不行，要名牌的，还要多买几件，省得洗。领带的质地也得讲究，打上后要在领前有一个小鼓包，标准的三角形。为此，我还特意花几个晚上，学习怎么把领带打得标准，有时看电视手也不闲着。

那些天断不了跑商店。西单夜市、长安商场、菜市口爱德康服装店，都转了，突然发觉买件称心像样的服装还真不易，有时要跑好几趟，不是款式不满意就是大小不合适，此外，颜色、价格也是考虑因素。我也渐渐学会了像姑娘给自己置办嫁妆那么用心、挑剔。我向妻布置了如下的购物思想：不买则已，要买则必须高档，不怕多花钱，就怕货不好。这样一来，钱就淌水般花出去了。爱德康西服样子还可以，经理是妻同事的妹夫，可以给折扣。经理顺手提起一件：“这套怎么样？德国版的，小庄穿上准精神。”套在身上一看，上衣老长，裤腿耷拉到地。人家德国人大高个，腰也细，而我穿上所有的西服裤都系不上腰扣，裤腿也都长。经理又拿了一身：“美国版的，再试试。”穿上还是腰瘦。我说：“看来只有日本版的才合适，粗腰、短腿。”说得大家哈哈笑。最终买了一身，把裤子留下，让店里把腰放出来，裤腿裁一截，才解决问题。

买了衣服才知道，高级衣服得高级保养，用衣架挂在衣柜里，再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堆放。穿在身上也格外注意，走路站立怕弄褶了、弄脏了。过年时，我穿上西服像变了个人，但也不如以往自在。初一上孩子姥姥家，回来时骑车，夜里下起小雨雪，淋得西服上一层水珠，心疼得我直想骂街。

经过近两个星期的采买，才觉得手头有了几件拿得出去的“行头”。可一算钱，花了一千多，方知服装消费是一项重要开支。以往工资虽不多，但钱没处花，每月总能存几百，现在才知道，那是一项大的消费领域没有打开。自打牛仔裤流行以来，我没穿过一件，现在都快过时了，为赶潮流，也买了一件。

消费观也慢慢发生了变化：以往最烦逛商场，老婆让我试衣服我就烦；如今也爱凑到时装摊前砍砍价；以往不知自己穿大中小号，如今也略知一二；以往觉得一件衣服要穿烂为止，买多了无用，如今碰到中意的衣服，就像人群中发现漂亮姑娘，不由得就多瞅两眼，即使嫌贵不买，也要问问价，用手摸摸，甚至穿在身上试试；以往看到同事朋友穿上时髦服装，近乎麻木无睹，如今也要上前评价两句，问问牌子和价格。

经过一趟出国前老婆带领下的服装消费启蒙，觉得自己渐渐变得时髦起来，当然这还是初步的，但毕竟有了良好开端。想来，若没有出国访问的压力，我这个“老土”还不知何时开窍。

有了几件像样的衣服做“库存”后，对那些旧制服越发看不上眼，开始嫌它们占地方了。于是，星期天我整理出来一大包，正好在北京给人家当保姆的表妹要回农村过年，打个电话让她把旧衣服全部带走，腾出地方搁新买的衣服，一点儿也不觉心疼，倒有一种甩掉包袱脱胎换骨的轻松感。(1991年2月)

一个人的社会角色

每个人都有自己最适合扮演的社会角色。不管他最初曾经幻想做什么，也不管他曾经做过什么，实际上他总是在有意无意地向自己的社会角色靠拢，甚至命运也在有意无意地把他拉向那个特定的角色。这里似乎有宿命的影子，但同时又依靠个人的自觉。

青年演员宋丹丹也许只适合做一个喜剧演员，春节联欢晚会的小品《超生游击队》使她以前所扮演的许多角色黯然失色。虽然她想努力开拓戏路，做一个全面的表演艺术家，但观众接受和喜爱的，还是那个土得掉渣、侉得可爱的大俊妮儿，而她自己演起喜剧来，也比演正剧更加驾轻就熟，更加随心所欲。她的喜剧形象已经在观众脑袋里定了型、扎了根，再难改变。

一个明智的人，能够较早地领悟到命运的安排，并顺其自然地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不会被眼花缭乱的东西遮住双眼，搅乱思维。

单位里有个叫老孙的人，一次到福建出差，我俩住一屋。当时他在基建局工作，去参加一个采购会议。他其实是一个极内向的人，说话口音很重，戴个深度眼镜，不善交际，做生意跑材料总是事倍功半。听他讲，他还曾在印刷厂做过多年校对，也是干得不痛快。这些工作同他所学的专业风马牛不相及，也与他的爱好背道而驰。其实，他最喜欢、最擅长的是研究和修理电器。业余时间他最爱看这方面的书，没事就摆弄电器，偶尔给人家修理个电视机、录像机什么的，一拨拉就好。以前他干过的几种工作，没有哪一样让领导赏识，但邻居的电器坏了，他一修就好。于是，这方面的名声就越来越大，他也乐此不疲。后来，俱乐部搞个舞会什么的，就让他管音响。新的办公大厦落成，地下室的卡拉OK厅音响设备，也请他参谋给配齐。这些活计都是没啥报酬的“帮忙”，但他干得既认真又有效率，在这些“额外”的工作中，他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也得到了别人的认可。

前不久，我家的游戏机坏了，打电话找他，才知他已不在基建局，自己单独搞了一间电器修理部。依照电话里告我的地点寻了去，原来是一间常年不见阳光的地下室。推开门，见这位老兄坐在墙角一个大案子后面，头扎在一堆电子器件里面，正专心摆弄着。他的周围是什么电烙铁、电线、各种工具和图纸，把桌子占得满满的。几台大电视和录音机排着队等他修理，一股烧焦了什么东西的味道充斥房间。正常人在这样的环境里，很难待上几个小时，而他却干得那么投入，那么入迷。当我看到他时，马上有了一个清晰的判断：他找到自己的位置了。我相信，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他不会离开这堆电器，也不再会调换工作，因为他最适合干这个。以往他的经历只是在摸索、在尝试。一旦有了这个位置，不管周围环境何等糟糕，他都会喜欢。今后他也许会换一个好一些的环境，也许会挣更多的钱，但他所干的，只能是这个，这就是最适合他的“社会角色”。

一个人在最适合自己的角色，干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很容易“进入状态”。一个人如果能够常常进入状态，就会做出超出常人的成绩。相声演员说相声，是进入了状态；宋丹丹表演小品，是进入了状态；老孙修理电器达到忘我的程度，也是进入了状态。进入状态，就有超常发挥，就有灵感即兴，就有妙语如珠，就有神来之笔。一旦进入状态，时间便像消失了一般，周围的一切都退远了，热闹的观众变成了虚空，你眼前只有你所从事的工作，其他什么都没有。一旦一个人进入了这种状态，怎么会不出成绩呢？(1992年5月)

沧桑之感

春节带孩子到父母家过年。几天的时间虽短，竟突然产生一种岁月逼人的紧迫感，觉得时光流逝得太快，人世沧桑的变化令人应接不暇，更加体会到“日月如梭催人老”的古训。那种紧迫感令我坐立不安，恨不能马上回去做点事，把这段空白虚度的岁月填上些内容，到后来简直归心似箭。

父亲拿出过去家人的影集，有我小时候穿开裆裤的照片，也有父亲当年英姿焕发的肖像，其中一幅是父亲在一片冬天的树林里手握摄影机、头戴棉帽的留影。我小时候这张照片常年悬挂于家壁，故印象很深。问父亲是何时所摄，答：1962年，那时父亲30岁。小时候看这张像，印象里是个长辈，大人；现在再看，简直是小弟弟。那时的父亲比我现在小六岁。是啊，我已是临近“不惑”的人，在孩子们的眼里，不仅是个大人，而且快成“古董”了。细想想，人生不就是这样逝者如斯、代代相传的吗？可还是觉得太快了，快得容不得人细细品味，就已经白驹过隙。常听有人吃后悔药，慨叹少壮不努力，当年太看轻了光阴的价值。如今想来这也许是人生常态，是所有人的普遍心情。因为即使努力不虚度，每日拼命追赶，也快不过日月星辰的起落圆亏，就如同那追赶太阳的夸父，累死了也还会落在太阳的后面。对夕阳的感叹，对自然永恒而生命短暂的感慨，就像季节流感一样，每个人一生中都要得上好多回。

有时，心理上自我感觉还是个年轻人，但突然一件事情触动心思，提醒你：你已不再年轻，你已人到中年，半辈子的光阴已过去，你已到了后半截。

提醒你岁月变迁、人生更迭最常见的事情，就是过去的长辈老的老、病的病、去的去。由于他们的经历和现状，也促使你不得不常常面对死亡，思考死亡，替他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死亡的含义和秘密。尽管不能够像他们本人那样深刻切近地体验对死亡的恐惧和无可奈何，但从他们那一声声长叹中，还是能听出些什么，悟出些什么。

一个教过我画画的老师，因受刺激突发脑溢血，在医院昏迷了五天，在地狱边走了一圈又回来了，但落下个半身不遂的毛病，医生说这是最好的结果。他可以坐在沙发上，也可以讲几句简单的话，但眼神呆滞，半身僵直，左手手指像鹰爪一样蜷曲着。他常用右手一下一下去掰那不听使唤的左手，但无用，左手像安了弹簧一样，掰直了，又缩回去。再也看不到他当年那有力的手势和犀利的目光了。他已像一架旧机器，一个时刻需要别人照顾的老人。

去年十月，我的一个堂姐因车祸身亡，留下一个10岁的孩子。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近在眼前的事情使我更加体会到死亡的残酷和人们在死亡面前的无能为力。我的大爷大娘老年丧女，我亲眼目睹了他们在这样的打击面前的悲伤和无奈。

我曾前往帮助料理堂姐的后事，通过从吊丧到火葬的全过程，我分明看到，原来黄泉路上如同出生入口一样，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死人入葬排队同商店里抢购热门商品一样热闹，许多做死人生意的行当都相当红火。农历十月初一是传统秋祭的日子，那一晚我在路上见到几十处为死去亲人烧纸化钱的火堆，一片片火苗如同野战军夜晚宿营的篝火一样，遥相呼应。死亡，就是这样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如同影子一样追随着阳光下的人们，它渗透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角落。

大年初三，中午时有人叩响了房门，进来的是我的两个舅舅。外面停着一辆轿车，车内坐着我的姥爷。他们是从农村把姥爷拉到城里来看病的。据舅舅讲，姥爷被农村医生诊断为食道癌。这是个77岁的老人，一个星期前，还跟着孙女一块儿上街赶集，走七八里路没事。说病就病了，从旧历年三十开始，就一天不如一天，起不了床，咽不下食，走路要让人搀着。家人已经等不及，匆匆送到城里来检查确诊。假如真是食道癌，这样的年纪，这样的身体，也做不得手术。

几个人把姥爷架进屋。我见他面容憔悴，猫着腰，脸上面皮松弛，如同浸了水的牛皮纸口袋。那两个耳朵大大的，薄薄的，耳垂几乎变成了一道灰色的褶子。

好在他老人精神还可以，跟我聊了半天相面、算卦和解易经六爻。姥爷虽是农村人，但看书并不少，知识很丰富。他叹道：“人的命怎么样，全在他脸上。我的命就是吃苦受穷，享不得福。有的人就是这样，劳累一辈子，到了该享福的时候，也就该死了。人抗不过命，天命，这是没办法的事。”显示出少有的达观。

我因买了当天的火车票要赶回北京，临行前向他告别。他向我摇了摇手，便低头看一本什么书，显得很平静的样子。而我却望着他那乱麻般的头发，心想：也许这次告别就是生离死别。于是我想起了我小的时候曾摔断了腿，姥爷从农村来到家里照顾我；1976年地震时我回老家，姥爷带我去看望一位农村老秀才，老秀才抑扬顿挫地念自己所作的诗给我听……种种往事，在我回京的路上，一直在脑际回旋。

总之，近段时间以来的一系列事情，让我感到世事沧桑的变迁，这变迁的体验是那样直接，因为就在身边，因而格外触目惊心。

于是渐渐的，当看到身边一个个长大了、懂事了的孩子，便产生了一种代的意识，家族的意识。一种个人的渺小，只是作为生命链条的一个环节的意识油然而生。过去的前辈们曾演出过种种人生活剧，如今我们也在卖力地演着，但终究会像电影一样渐渐隐去、远去。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我们不过是一个中间环节，一个链条，接力赛跑中的一棒。跑完了，交差。今后将属于孩子们。当然，目前我们还站在台前。

去年秋季，我曾随北京向灾区运送衣被的车队向南方走了一趟。沿途上千公里，见到千千万万的农民，他们在田地里耕作，在集市上买卖、吵嚷，在公路上骑车行走。车队走过一个个古旧的村庄，看到一个个坐在房屋门口的老太太在做针线活，门口养着鸡或猪。也许这些老人一辈子也没有走出过省界、县界。她们看到北京来的大汽车，手搭凉棚望过来。这些辛勤劳作的芸芸众生，使我突然感到了某种伟大和雄壮，这里面有历史，有人生，有各种喜怒哀乐。他们单个人看起来都很平凡，很渺小，但他们的整体却十分厚重，反映出我们民族的某种现状。我想，假如这么多的人都曾经这么辛苦平凡地活了一辈子，你作为他们中的一员，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1992年2月)

我的“精神胜利法”

有没有分到新房，已经不仅仅是住房条件改善的问题，它其实是一种象征：权力的象征、业务潜力和仕途前景的象征。问问那些没住上新房的，有哪个是不能忍受旧房的恶劣条件？其实也没有什么“恶劣”可言，而是感到受了冷遇，被抛到一边，甚至被瞧不起。

遗憾的是，本人正是落选者之一。与我资历相同的年轻人，很多都分到了那一居室新单元。于是，作为落选者，尤其显得脸上无光。不管别人怎么想，自己先在老婆面前被列入“无能之辈”。

出于每个人都有的那点儿自尊心，本人极不希望别人问起这次分房的情况，但一些朋友、同事、不知情的熟人却极想了解，当然要问。他们把这看做是“新生代”的一次检阅、一次内心天平的过秤。

每当别人问起这件事，本人心里很是作酸作辣。仿佛刚才还躲在人堆里充当吹笙的“滥竽”，突然一下子被拎出来单独表演。本人并不奢望住进新房的舒适，也绝无可能体会由此带来的扬眉吐气，却加倍地领略了那份自惭形秽和无地自容。

每当这个时候，本人就在内心里反复挖掘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并以此作为抵挡别人轻视目光的盾牌，寻找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和内心平衡。比如，今天我曾两次三次被别人问到这次分房，于是我四次五次地想到自己的“优势”，就仿佛自尊心的大厦失火，紧急出动消防队来灭火。这种顽强的自我保护意识，正是世界上阿Q精神得以永存的深刻哲学基础。

本人常常作某种不恰当的类比，觉得自己目前在社会上的处境，犹如我们的民族在世界上的处境，挫折感失落感、反省与奋发图强的决心共存。那么，我所谓的“优势”，或者说，那赖以“灭火”的“消防器材”是什么呢？

一、本人内心深处并不觉得比那些“新贵”差多少，不妨拿出各自发表的作品和实际从事某项工作的实绩进行比较，自认并不输于他们，差距也许是每个人所处的具体环境和条件不同。

二、衡量一个人的真正价值，不应看他一时一事、一年两年，而是十年八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用句老话说：笑到最后的人才最好。用宿命的观点看，好运气并不总是降临到一个人头上，命运女神并不会长期青睐一个人，也决不会长期冷落另一个人，因此要有长远的眼光。假如一个人能够在被冷落、被压抑、甚至被屈辱的环境中仍不停止奋斗，并能够忍耐十年数十年，那这个人一定是不可战胜的。

三、很多年以前，本人的自尊心就曾经被放到油锅里连煎带炸，上面已经长出一层老茧，那点可怜的面子也早就没有了。这仿佛被大雨浇湿的人，即使头上再泼几盆水也无所谓，不像刚穿上新衣服，突然遭雨淋受不了。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地忍受折磨。兜头一盆冷水可以无妨，但往头上扣屎盆子，照样会暴跳如雷。

四、20多岁时，本人是个“毛头小伙”，就像一块未经打磨的石头。十几年社会的研磨机已经把这块石头打磨得略微光滑圆润，即使有些棱角，也都是天性带来磨不掉的。挫折、困厄、磨难像筛子一样，把那些生涩粗糙的东西剔除了，留下的往往是那些使人成功所具备的素质。

现在，本人的自我感觉并不差，感觉没有什么东西再让我困惑、解脱不开。对人格魅力、人性的追求、对天性的顺应更对我的胃口；对官职、荣誉已经看得较淡，相反，更注重恬淡无为、心平气和的境界，对蝇营狗苟地追求官、禄、色以及一时的炫耀不屑一顾，而对心灵的召唤愈加明确，并始终如一。没有什么力量能使我从对人性、对自我以及对民族性格的反省和沉思中抽出身来。假如说周围的许多人只是机械地或痴迷地从事着眼前的工作，或费心于如何压倒自己的竞争对手，抢到某个令人垂涎的位置；或为了赚到一笔可观的外快而绞尽脑汁——那么我，在或多或少地参与到这种生存竞争中的同时，常常有一种脱出身来反躬自省或俯下身去观照芸芸众生的超脱意识。人们活得太累，太切近于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太被近在眼前的种种琐屑事情牵着鼻子走，结果离人的本性越来越远。

也许，我也会被这种近切的生活所累，但至少我清醒，我内心并不愿、还常常开小差脱出身来，回到内心的小天地自我陶醉一番。在扪心自问时，我感到自己是清醒的。在心灵的天平上，我不屈从于任何一个拜物教，只服从于自己的天性，这也是我独立人格得以自慰的地方。也许这并不能使我高于任何别的什么人，但却是我独特而有别于人的地方。

我所毕生追求的，是把这种独特感受艺术地传达出来，以显示自己的存在。只有服从于心灵时，那语言和感受才完完全全是自己的。总之，无论精神上还是身体上，我在追求一种尽量长久的东西，对近在眼前的一切并不十分看重。

当一个人能够把独特的、完完全全的个性化自我展示给更多的人时，他才是幸福的，那才是堪称完美的人生。(1989年3月)

第二辑 人情世象

小周的故事

小周是个不幸的人。他的第一大不幸是在当知青时因公受伤，耽误治疗落成残疾；他的第二大不幸是早年失去父母；他的第三大不幸是唯一的哥哥跟他脱离了关系。于是乎，他孤零零一个人，生活不能自理。

小周也有幸运。他的最大幸运是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好些热心人的帮助。民政部门每月给他生活费35元，团区委、街道、某家具公司都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搞了个“综合包户”，每天上门送饭，还时常送些日用品。

小周想治病，得到了某医院的支持，却遭到了街道民政科科长的反对。小周不想吃闲饭，想把病治好为国家出力；科长反对的理由也很充分：民政经费紧张，治病效果不明，却又要给国家浪费一笔钱。但小周上过报纸，上过广播，有一些社会影响，科长的反对力量就不够了，于是去年初小周住进了医院。

小周住院一年多，在病床上躺了近万个小时，迎来送往的病人就有100多。现在，因为医院搞承包，其中一项指标是床位周转率，他住一年相当于别人八九个，这就影响奖金。所以，医院想让小周换个地方疗养。

小周躺在病床上琢磨开了：到郊县的一个工厂医院，医疗条件肯定差很多。他每天需要护士帮助练走步，那里的护士有这个耐心吗？再有，市内医院常有人来看望，免去了他的寂寞，若到100多里外，谁还能常去看望？看望的人带些食品来，可以改善一下伙食，若只吃35块钱，那怎么够？原来与哥哥不和，拒收哥哥的东西，现在也收了，没办法。1980年时人均收入300多元，现在人均500多元，物价涨了，可他还拿35块，只够吃饭。幸亏是在医院，医疗费公家出，剩下几块钱够买个手纸、牙膏什么的。

小周现在只动了一条腿的手术，每周有三四次走路练习，一次走几米已是满头大汗。2月7号是他住院一周年，母亲去世五周年。大夫鼓励他争取春节前走到大厅。从病房到大厅的距离是15米，他却为这15米奋斗了几个月。2月7号，他下决心一定走到。由三个护士跟着，他撑着拐一步步挪，十分钟内不知歇了几次，终于走到了。接着再往回走，每个关节每块肌肉酸得就像没有了，汗水像下雨一样。突然一阵头晕，连声大叫医生，被挽住才免摔倒。回程没走完，用病床推回来。病友开玩笑说，小周是站着出去，躺着进来。

前些日子区长带人来看望他，问他有什么要求，他想把生活费的事情提一提，但没提。他不想给区长找麻烦。但他跟具体管事的干部提了，管事的说：这就不错了，现在有人一个月拿18块钱，那又怎么办呢？我早说你不该治疗，到了这个时候又来找我，我能有什么办法？

小周心里想：这样的干部真该回家卖白薯。(1985年4月)

看望小周

年初去北郊办事，顺便看望了十年前采访中认识的小周。他因患风湿性关节炎全身瘫痪，经多次手术后被送进北京市某福利院。

上次我见小周时，他正躺在床上望天花板，墙上挂着两三幅他画的画。他告诉我，现在一是每天进行康复训练，拄着个大铁凳四处挪动，累了就在铁凳上趴一趴；二是请了一位老太太教他画画，工笔仕女，今后他要指望着这门手艺糊口。

他因上身强直弯不下腰，只能躺着画画。把画板架到脖梗上，用蘸色不多的细笔勾勒填色。这功夫的确不容易，可他居然画得有模有样了。他告诉我，他的作品放在楼下展厅供外宾参观，居然被外宾看中，一个日本人买走了他的三幅扇面，还要走了他躺着作画的照片。那次一共卖了200元钱，院里鼓励他，全部留给他作生活费，一分没截留，而别人画的画如被外宾买去，则要按比例分成。

我看他画画这么用心，答应送他几支好毛笔和宣纸。今天外出办事，便顺便把画具给他带去。

走近他的房间，听见他在哼歌，很惊讶。又见到他正拄着铁凳子活动，跟正常人差不多。见我来了，他很高兴，说活动了两个小时，累了，便躺下了。我见他精神很好，墙上又多了好几幅画，比上次又有长进。其中一幅观音菩萨手持净瓶洒甘露的画，跟印的差不多。他说，今天外宾将要来参观，又把他的画拿去展览了；前不久还有一幅大些的画，卖了150元。见我送他文房四宝，高兴得嘴都合不上，连说：“对对对，我正缺这个，太好了!”我说：“你一定要好好画，否则对不起朋友，我希望你多卖出些画!”他使劲点头。

聊了一会，他说：“我给自己想了两句话，叫我的座右铭吧。第一句叫‘积极生活’。因为我过去老想困难，想自己受过的苦，容易悲观，想来想去，就绕到生死问题上了，那是消极生活，现在我要多往积极方面去想。第二句话叫‘艰苦奋斗’。这一条对我也很有现实意义。不艰苦不行啊!每月就那么点生活费，吃、住都靠国家，没有人扶助，必须艰苦，而且还必须多奋斗。我给你讲个事：以前我穿的毛衣，打了不少补丁，你看我用的毛巾，都快跟抹布差不多了。我也想穿好的，可买不起，我还要买画画用具。院长看我穿的跟旧社会差不多，所以外宾来了，都不让上楼参观，怕让外宾看见我。前不久，我换了这件灰毛衣，没补丁了，院长看了特高兴。结果那天来外宾，就把人家请到四楼来，专门到我的房间来参观了一下呢!”

我说：“你的座右铭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叫‘自强不息’。我建议你多画些大幅的作品，哪怕多花些工夫，画一张成一张，再刻一方印盖上。没有印章和题款的画显得不完整。不是外宾常来参观吗？再多拍几张你躺着作画的照片，放在作品旁边。这样外宾准买你的画，你再把照片免费赠送。我觉得，人家买你的画，并不全是因为你画的多好，而是因为你作为一个残疾人，躺着画出这样的作品，不简单。这里面透着一种精神，一种不向命运低头、偏要跟命运拧着劲的劲头。外宾买你的画，正是因为他们被这种精神打动了……”

我说得他频频点头。

临走，他说还缺少一些画画的资料，我答应帮他找一些，下次抽空送过来。(1993年4月)

监狱里的人和事

通道之间的露天空场有两三个篮球场，其间有花草树木，是犯人们星期天的活动场地。

我们走进一个100多平方米的大房间，这是平时上课的教室。正值春节前，监狱里把有特长的人组织到一块儿，排练文艺节目。

犯人中有不少人才。其中有的人在前几年的报纸上露过面，还有的曾在社会上掀起过一阵波澜。一个看上去50多岁的犯人，正在伏案编词作曲，准备为春节晚会搞一个京剧大联唱。办公室的人介绍说，他是某京剧团的琴师。室内还有几个人在排练节目，其中一个是中央实验话剧团的，另一个是中央广播乐团的，专业上都是“一把刷子”。

出了九中队，又来到女队。女队专门一个院子，一个大铁门把她们与男犯隔开，犹如一个世外桃源。车间、宿舍，都不出这个院子。

走进女队教室，看到黑板上抄了两首歌词，七八个女犯人在中间的空地上排练一个名叫《春雨》的舞蹈。一群少数民族妇女赶集，路上遇雨，她们撑伞嬉笑着边走边舞，十分优美。狱方请来一个东方歌舞团的演员给她们排练。这些人都很聪明，只教了半天，就能把节目串下来了。一个白白静静的姑娘演节目时把头往旁边一歪，显出十分天真的表情，一眼看去，决不像是干过坏事的人。

女犯人爱美。平时她们只准穿黑囚服，今天练节目，又是星期天，有人换上了红毛衣，有人在衬衣的领口露出漂亮的花边。

下午又回到男队。有几个人在通道里甩扑克、下象棋，还有一个人坐在炉边烤窝头。

我问他：“伙食怎么样？”

答：“还算不错。当然比外边要差一些。早上、中午是窝头，晚上好一些。”“能看到报纸吗？”“能。有《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法制报》等等，自己也可以订杂志。”“休息时都干些啥？”

答：“文体活动”，指指旁边一个小院，“可以在那儿打打球”。

我看到有的监室养着金鱼，于是问：“又没有鱼虫子，喂它们什么？”“馒头渣、窝头渣。我们吃什么，就喂什么。”

监室里一个青年在弹吉他。我问：“这次春节演出参加吗？”“没有。这吉他是到监狱后才开始学的，勉强可以弹歌了。”说着给我们弹了一首歌。

管教干部领我们穿过通道，走进一间新盖好的大教室。教室墙上斜倚着一幅几米长尚未完工的油画。这是一幅临摹首都机场的壁画，水平不低。

一会儿，画画的犯人来了，长相挺憨厚。他说，自己一怒之下把老婆用大石头砸死，被判死缓。进监才一个多月，已经画了两幅作品了。他还说，自己学画十几年了，开了个铺子。画的画十几、几十块的卖给顾客，一个月可以挣几百。

管教干部讲，这人不算画得最好的，还有从专业美校毕业的，画的画外宾看了要买，有的卖100多元外币。我问：“收入本人能得到些吗？”答：“中队会得到一部分，其余上缴，上面是否给本人一些，不知。”

露天舞台旁边有一间演播室，里面的乐队正排练。一个30岁左右的人正在教一个年轻人吹大管。此人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毕业生，曾在中央芭蕾舞团工作，对萨克斯管和大号，都有相当的造诣。

他对我说，他最大的苦恼就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吹乐器，只每周三晚上和周四有点时间吹吹。几年的监狱生活，怕手生了。后来聊得稍熟了，他半天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新闻记者，就是‘吃铁丝拉灶篱——肚里胡编’”。我猜想，可能是他当年进监的事上过报纸，记者写的让他不满。

还有一个人，是前两年“严打”时进来的，他形象地比喻说：“中国的法律，就是‘肚皮上的松紧带’”。

见监管干部不在旁边，这几个人话也多了。有的说：“一个人犯了罪，原因很多，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的是偶然碰上了。”

有的说：“犯人并不都是坏人，比如司机轧死人、误伤等等，是过失犯罪。”

有的说：“如果只在里边待两三年，没别的干扰，可以学不少东西，还算不错；如果一下子七八年、十几年，进来时年纪轻轻，出去变老头了，那就太亏了。”

还有的说：“在里面干活儿，定额都很高。我们这些人以后出去，差不多都能当生产标兵。”

有个姓唐的，提琴拉得挺好。他说：“厂里正保送他上大学，通知书都下来了，结果进了监狱。现在我正自学高教课程，过不久，哲学高教自学考试在监狱里设考场，如通过还可以攻读其他课程。”看得出他爱读书，黑囚服口袋里还放着一本正读了一半的书。

临走的时候，一个犯人说：“希望你们常来，这里边也是一个小社会呀!”(1986年1月)

随同弱智儿童家长的采访

随几位早已熟识的弱智儿童家长到通县采访、参观。这几位家长出于为孩子的将来考虑，要办个福利工厂。她们出资5万，买下一处农家院，作为厂址，今天是实地考察。

上午9点，几位弱智儿童的父母各自带着自己的孩子，坐上面包车出发了。

家长中有两位女士，学历不高，但社交本领、办事能力却很强。一位姓史，40岁左右，浑身上下充满活力。办福利厂的最初想法是她提出来的，后来的申请手续和这个农家院的厂址选择，也差不多全是由她来落实完成。她有一双像狸猫一样的淡黄色眼珠，给我感觉似有伊斯兰血统。说话快言快语，极善攀关系，很会说好话。凡认为用得着的人，必粘住不放。我发觉我的采访活动常常由她来安排了，我尚未表示意见，却已被列入她整个大计划的一部分。她也许已经把我的采访作为办其他事情的一个筹码。虽有小小不快，但想到人家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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