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乔治·奥威尔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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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试读：

这是四月的一天，钟敲了十三下，天气晴朗而寒冷。为了躲避阴冷的寒风，温斯顿·史密斯缩着脖子，快步溜进胜利大厦。尽管他动作很快，但还是没能将一股裹挟着沙土的风甩在门外。

大厦的门厅里弥漫着一股煮白菜和用久了的旧席子的味道。门厅的一头贴着一幅彩色宣传画。宣传画太大了，在室内显得有些不太协调。画上是一张巨大的脸，有一米多宽。那是一张四十五岁左右的男人的脸，长着浓密的黑胡子，面部轮廓粗犷帅气。温斯顿朝楼梯走去。此时乘坐电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即使在情况最好的时候，电梯也很少运行。眼下，正处于白天断电期，这是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在为“仇恨周”做准备。温斯顿三十九岁，住在大厦的七楼。他的右脚踝患有静脉曲张性溃疡，因此他走得很慢，中途还停下来休息了几次。每到楼梯的平台处，都能看到电梯间对面墙上那张巨大的脸正盯着自己。这种画可以归为一类：无论你走到哪里，画上的眼睛都好像在盯着你。“老大哥在看着你”——画下方印着这样的标语。

公寓内，一个圆润的嗓音正在读一连串与生铁产量有关的数字。这嗓音是从右边墙壁上一块像毛玻璃一样的长方形金属板里发出来的。温斯顿扭了一个开关，金属板里发出的声音稍微小了些，但说话的内容仍依稀可辨。这个装置（人们称它为“电屏”）的声音可以调小，但是没有办法完全关掉。温斯顿矮小、虚弱，身上的衣服——作为党员制服的蓝色工作服使他显得更加瘦弱。他的头发非常纤细，脸上透着天生的红润。在质量低劣的肥皂、钝剃须刀片和寒风的共同作用下，他的皮肤看上去非常粗糙。

他走到窗户前，透过玻璃看向外面，外面也是寒冷的。小旋风裹挟着尘土和碎纸在街道上旋转。尽管阳光灿烂，天空也蓝得刺眼，但除了到处张贴的宣传画，一切看上去都没有色彩。那张长着黑色八字胡的脸，在每个角落紧盯着你。对面房子的正前面就有一幅。“老大哥在看着你”——宣传画的文字说明这样写道。那双黑色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温斯顿的双眼。大街上还有一幅海报，撕开的海报一角在风中摇摆。随着海报一角的飞起和落下，一个词语——“英社”忽隐忽现。远处，一架直升机从屋顶上方掠过，像绿头苍蝇一样盘旋了一会儿，又绕了个弯儿，然后飞走了。那是警察巡逻队，他们在窥探人们的窗户。巡逻队并不可怕，思想警察才恐怖。

在温斯顿身后，电屏还在喋喋不休地播报生铁的产量和超额完成第九个“三年计划”的情况。电屏能够同时完成信息的接收和发送，只要温斯顿发出的声响稍微高出低语的程度，就会被它捕捉到。此外，只要温斯顿站在电屏的视野范围内，他就会被看到，就像他的声音被捕捉到一样。当然，没有办法知道在某一时刻你是否被监视。至于思想警察监听某条私人线路的频率、方法等，都只能猜测了。你需要并且必须在一种假定的情况下生活：假定你发出的每个声响都能被思想警察听到；只要不是在黑暗中，你的每个举动都会被人看到。你需要慢慢将这种生活习惯变成一种生活本能。

温斯顿始终背对着电屏，这样更安全一些。但他也很清楚地知道，即使是背影，也可能暴露出一些问题。一千米远的真理部是他工作的地方，那是一幢从肮脏的空地上拔地而起的白色巨型建筑。这时，他带着一种隐约的厌恶感想——这里是伦敦，“一号空降场”的主要城市，而“一号空降场”是“大洋国”第三人口大省。他竭力想从头脑中挤出一些儿时的记忆来告诉自己，伦敦是否一直是这样的：到处是十九世纪的摇摇欲坠的房屋。房屋的侧墙需要木头的支撑，窗户上挡着纸板，屋顶上盖着波形铁皮，院墙东倒西歪。在炸弹爆炸的地方，尘土飞扬，残砖断瓦上开满野花，许多肮脏的鸡笼似的木屋不断冒出来。但是没有用，他什么都记不起来，他记忆中的童年除了一系列没有背景的、难以理解的、光亮的画面外，一无所有。

真理部——用新话来说就是“真部”的意思，它与视野范围内的所有物体都极其不同。它是一座金字塔形状的巨大建筑，白色的水泥墙体闪闪发光。它拔地而起，一层叠着一层，有300米高，直入云霄。在温斯顿站着的地方刚好能够看到镌刻在大楼正面的娟秀字体——真理部的三条标语：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据说，真理部在地面上有3000个房间，其结构与在地面下的部分相同。在伦敦，还零星地分布着三座其他建筑，外表及规模与真理部大楼很相近。它们把周围的建筑完全比下去了，所以，从胜利大厦的屋顶上你可以同时看到这四座建筑，它们是政府四个机构的所在地。真理部负责新闻、娱乐、教育和艺术；和平部负责战争；友爱部负责法律和制度；富裕部负责经济事务。用新话来说，它们的名字分别是：真部、和部、爱部、富部。

真正让人害怕的是友爱部，那里一扇窗户都没有。温斯顿从没进入过友爱部的建筑，甚至从没进入过它方圆五百米的区域。除非为了公务，友爱部是一个根本不可能进入的地方，要想进入也必须穿过一片像迷宫一样错综复杂的带刺铁丝网，穿过一道道钢门，以及掩藏起来的机关枪网。甚至在环绕它的屏障之外的大街上，也经常有相貌凶恶的警卫在转悠，他们身穿黑色制服，配有两节警棍。

温斯顿突然转过身。他迫使自己换上了一种从容乐观的表情，这种表情出现在电屏前才更明智。他穿过房间，进入小厨房。在这个时候离开真理部，他已经牺牲了在食堂的午饭时间，他知道，厨房里只有一块深色面包——节省下来当明天的早饭的，除此之外，空无一物。他从架子上拿下一瓶无色透明的液体，瓶身上贴着一张写着“胜利杜松子酒”的淡白色标签。这种酒有一种令人恶心的油味儿，就像中国的黄酒一样。温斯顿倒出来将近一茶杯，一鼓作气，像喝药一样一口吞了下去。

马上，他的脸就变得绯红，泪水流了出来。这东西味道像硝酸，并且喝过一口之后，你有一种被人用橡皮棍在后脑勺上打了一下的感觉。不过接下来，胃里的灼烧感逐渐消失，世界看上去开始变得比较愉悦了。他从一个被捏皱的印有“胜利香烟”的盒里取出一支烟，一不小心竖着拿起来，烟丝立刻散落一地。他又拿出一支，这次比较成功。他回到起居室，坐在电屏左边的一张小桌子前。他从桌子的抽屉里拿出一支笔杆、一瓶墨水、一个厚厚的四开本的空白本子——红色的书脊，大理石花纹的封面。

不知道为什么，起居室里的电屏装在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电屏没有像正常情况下那样装在一头的端墙上（如此便可以看到整个房间的情况），而是装到了侧墙上，正对着窗户。在电屏的一侧，有一块凹进去了，温斯顿此刻就坐在凹处。当初建造这栋公寓楼的时候，这个凹处的本意很可能是用来放书架的。坐在凹处，温斯顿就能始终保持在电屏的可视范围之外，不过这只是针对视野范围而言。他的声音还是能被收到的，但只要他待在现在的位置，就不会被人看到。一半是因为这个房间不寻常的布局让他想到了他现在想做的事情。

不过，同样让他想到这件事的，还有那个他刚刚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本子。那是一个异常漂亮的本子，它光滑洁白的纸张由于年代久远有些泛黄。这种纸至少有四十年没有生产过了。但他能够揣测出来，这个本子的年代还要久远得多。他是在本市某个贫民区（具体是哪一个贫民区，他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一家脏兮兮的小杂货店的橱窗里看到它的，看到这个本子的一瞬间他就怦然心动，产生了一种想拥有它的欲望。党员是不能到普通店铺里去的（去了就是“在自由市场做买卖”），不过，这条规定执行得并不是很严格，因为有许多东西通过其他方式是得不到的，比如鞋带、刀片等。他当时飞快地瞥了一下街道两头，迅速溜进去花了二元五角钱买下了那个本子。那时候，他并没有想到把它买来做什么用。他把本子装在公文包里，带着犯罪感回了家。就算上面什么也没写，拥有它也是违背原则的。

他要做的事情是写日记。这不违法（没有什么是违法的，因为法律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如果被发现，有理由相信惩罚的方式就是处死，或者至少在营地里劳动改造二十五年。温斯顿把一个笔尖装到笔杆上，然后吸掉上面的油脂。这种蘸水笔已经过时了，很少有人用，甚至在签名时都很少用它。他偷偷摸摸地买了一支，费了不少力气，就因为他认为这样漂亮、光滑的纸只能用真正的蘸水笔来相配，而不是用一支墨水笔在上面涂画。实际上，他已经不习惯用手写字了。除了非常简短的便条，他一般都对着听写器口述一切。当然，他目前要做的事情是不能用听写器的。他把笔伸到墨水中，有一刹那他犹豫了，他的心震颤了一下。在纸上写下标题是一种决定性的行为。他用笨拙的小字写道：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

他向后一靠，一种彻底的无助感袭击了他。首先，他完全不能确定今年是不是一九八四年。大致是这个日期，因为他很有把握自己的年龄是三十九岁，并且他相信自己是在一九四四或者一九四五年出生的。不过，如今想在确定日期的时候没有偏差，是绝对不可能的。

突然，他想，写日记是为了谁？为了未来？为了那些尚未出生的人？他的思想围绕着纸上那个可疑的日期犹豫了一会儿，然后，他忽然想起了新话中的“双重思想”这个词语。他第一次认识到了自己要做的事情的重要性。他如何与未来沟通呢？从本质上来说那是不可能的。要么未来与现在相似，这样的话未来就不会听他的；要么未来与现在不同，这样的话，他的困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呆呆地坐着，盯了那张纸好一会儿。电屏里已经换成了刺耳的军乐。真是奇怪，他丢掉的不仅仅是表达自己的力量，还忘记了自己本来想说的话。过去的几周里，他一直在为此刻做准备，除了勇气，他的头脑里从未出现过还需要别的什么。真正写起来不难，他只需要将数年来，在他头脑中跑来跑去的那些无穷尽的、焦躁的内心独白，逐字逐句地转移到纸上就可以。

然而，此时，就连内心独白也枯竭了。此外，他的静脉曲张也开始难以忍受得痒起来。他不敢挠，因为一挠就会红肿会更痒。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除了眼前空白的纸、瘙痒的脚踝、聒噪的音乐和杜松子酒引起的一丝困意，他头脑里一片空白。突然，他开始惊慌地写起来。至于写了些什么，他只有些模糊的意识。他用带有些孩子气的小字在纸上随意地写，先是省略了大写字母，最后索性连标点符号也不用了：

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昨天晚上去看了电影，全都是关于战争的。有一部非常棒，讲的是一艘满载着难民的船，在地中海的某个地方被炸毁的故事。有一个大胖子在水中拼命划水，他想摆脱身后的一架直升机，观众看到这样的镜头时非常开心。起先，你看到他像海豚一样在水中翻滚，接下来是从直升机上的瞄准器中看到他，然后他全身都是洞眼，周围的海水都变成了粉红色，接着他就突然沉下去了，就像水从那些枪眼流进去了一样。当他沉下去的时候，观众们大笑着呼喊。接下来看到的，是一艘坐满孩子的救生船。直升机在船的上空盘旋。有一位中年妇女坐在船头，可能是犹太人，臂弯里还抱着一个三岁左右的小男孩儿。小男孩儿被吓得哭喊着，把脑袋扎到她的胸前，似乎想钻到她的身体里去。妇女抱住小男孩儿安慰着他，尽管她自己已经吓得脸色发青。她一直尽可能地用胳膊护着他，仿佛这样就能让子弹伤不到他一样。直升机往人群中投下一颗二十公斤重的炸弹，引发了可怕的爆炸，船被炸成碎片。接着有一个很清晰的镜头一个孩子的胳膊向空中飞得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直到进入高空一定有一架机头装有摄影机的飞机在拍着他的胳膊从党员的座位中传来一片掌声但是无产阶级座位中有一位妇女站起来而引发了一阵骚动她大声说不该让孩子们看这种电影不该让孩子们看他们这样做不对直到警察过来把她架了出去我认为她不会有什么事没有人会在乎无产阶级说的话无产阶级的典型反应他们从来不会——

温斯顿停下笔，部分原因是他的手指痉挛了。他不知道是什么使得他的笔下流淌出这些垃圾。不过，奇怪的是在他写这些东西的时候，一种完全不同的记忆在他的头脑中明确起来，让他几乎认为自己有能力把它写下来。他现在意识到，是因为另一件事情，他才突然决定今天要回家，要开始写日记。

如果这样一件印象模糊的事情也叫发生过的话，这件事早上发生在部里。

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在温斯顿工作的档案司，大家把椅子从小办公室拽出来，放在大厅的中央，正对着电屏，开始准备两分钟的仇恨会。正当温斯顿准备坐在中间一排的一个座位上时，有两个人出乎意料地走进大厅。这两个人他见过，但从没有讲过话。其中那个女孩儿经常与他在走廊里擦肩而过。他不知道她的名字，但他知道，她在小说司工作。也许——因为他有时看到她双手沾着油污，还拿着扳手——她是负责小说写作机的一些维修工作的。她看上去是一个大胆的女孩儿，大约二十七岁，头发浓密，脸上满是雀斑，身手敏捷，像运动员一样。在她工作服腰部的位置，缠绕着一条细长的红色带子（青年反性同盟的标志），松紧度刚好能恰如其分地凸显出她臀部的曲线。从见到她的第一面开始，温斯顿就不喜欢她。他知道其中的缘由：她无时无刻不营造着那种打曲棍球、洗冷水澡、团体远足和完全心无杂念的氛围。他讨厌几乎所有女人，尤其是那些年轻貌美的。因为往往是女人，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人，是党最死心塌地的追随者，是最盲从于宣传口号的人，是义务侦探，是异端思想的检查者。这个特别的女孩儿给他的印象是：她比以往的那些更加危险。有一次，当他们在走廊里擦肩而过的时候，她斜着眼睛迅速扫了他一眼。这一眼似乎正好看透了他，刹那间，他全身充满黑色的恐惧感。他甚至想到她可能是思想警察的特务。当然，这不太可能。但只要她在他附近，他就感到一种特别的不安，这种不安中夹杂着害怕和敌意。

另一位是一个叫奥勃良的男人，是内党成员之一，担任着很重要的职务，他总是高高在上，所以温斯顿对他的工作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当围在椅子周围的人看到穿着黑色制服的内党成员走过来时，都立即肃静下来。奥勃良是一个结实的大块头，脖子纤细，长着一张粗犷、诙谐而残忍的脸。尽管他看上去可怕，但举止有一定的迷人之处。他有一个扶眼镜的小动作，让人感到奇怪的亲切——很难说清，这奇怪的亲切让人有文明的感觉。如果还有人有这样的想法的话，这个动作可能会让人联想到十八世纪的绅士端出鼻烟壶的时刻。这么多年来，温斯顿似乎只见过奥勃良十来次。他被他深深地吸引，这并不单单是因为奥勃良温文尔雅的举止和他那职业拳击手似的体形形成了强烈反差。更多的是因为一个秘密信念——或者也不是什么信念，只是一个希望而已——奥勃良的政治信仰并非完全是正统的。他脸上的某些东西让人忍不住这样想。话又说回来，也许写在他脸上的根本不是什么政治正统性，而只是智慧。不过，无论如何，如果你能够避开电屏和他单独待一会儿的话，他的外表看上去是一个你可以交谈的人。温斯顿从未做过一点努力去证实这种猜测：当然，根本没有办法这样做。这时，奥勃良看了看手上的手表，时间已经快十一点了，显然，他已经决定待在档案司，直到两分钟仇恨会结束。他拿出一把椅子，与温斯顿坐在同一排，两人中间隔了几个座位。一个头发浅棕色的小个子女人坐在他们当中，她就在温斯顿办公室的隔壁工作。那个黑头发的女孩儿正好坐在他后面。

接着，大厅一头的电屏里发出可怕、刺耳的声音，就好像某种大型机器没有了润滑油一样。这种声音让人听得咬牙切齿，怒发冲冠。仇恨会开始了。

像往日一样，伊曼纽尔·戈斯坦因这位人民公敌的脸闪现在电屏上。群众中出现此起彼伏的嘘声。那位头发浅棕色的小个子女人发出一声尖叫，带着害怕和厌恶。戈斯坦因是个变节者、离经背道者。很久以前（没有人记得很久究竟是多久），他曾经是党内的领导人物，几乎与老大哥平起平坐，后来因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处死刑，但却神秘地逃走了，至今不知所踪。两分钟仇恨会的内容每天都不一样，但无一例外，戈斯坦因从来都是头号人物。他是最大的叛徒，是最早玷污党的纯洁性的人。随后，所有反党行为、叛国活动、破坏活动、异端邪说、离经叛道的行为都源于他的教唆。不知他在什么地方活着，在策划着阴谋诡计：有可能在海外，在他国外老板的保护下，也许甚至——偶尔有这样的谣言——就躲藏在大洋国的某个地方。

温斯顿感到胸口发闷。他每次看到戈斯坦因的脸都会百感交集。那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留着一小撮山羊胡，头顶有一圈浓密的白头发——一张聪明人的脸，然而看上去却有些与生俱来的卑劣。又长又瘦的鼻子带着一种衰老的痴呆相，鼻端架着一副眼镜。这张脸很像山羊的脸，他的声音也很像山羊。戈斯坦因还在恶毒地攻击着党的章程。他的攻击夸张且违背常理，就连孩子都能看穿，但这些攻击又刚刚好让人产生警惕感，有些头脑不够冷静的人很可能会上当受骗。他污蔑老大哥，谴责党的专政，要求立即与欧亚国和谈，以及鼓吹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他歇斯底里地叫嚣革命已经被背叛——这一切都是用朗朗上口的短语表达的，是对党的演讲家一贯演讲方式的拙劣模仿，甚至还使用了新话中的词语：很多新话词语，比任何一个党员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得还要多。为了避免有人对戈斯坦因那些似是而非、哗众取宠的话掩盖的事实产生怀疑，电屏上他的脑袋后面一直有没有尽头的欧亚国军队在行进——一队又一队看上去很壮实的人，他们都有一张没有表情的亚洲面孔。他们出现在电屏上，然后消失，代之以其他长相类似的人。士兵们那单调而有节奏的军靴落地发出的沉重声音，成为戈斯坦因那咩咩声的背景。

仇恨会刚刚开始还不到三十秒，房间中就有一半人发出了难以抑制的怒吼声。电屏上那张扬扬自得、像山羊一样的脸以及这张脸后欧亚国军队那恐怖的力量让人难以接受。此外，看到甚至一想到戈斯坦因，就会使人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惧和气愤。与欧亚国或者东亚国相比，他更经常被当作仇恨的对象。因为，在大洋国与这两大国中的一个处于交战状态时，会与另一个处于和平状态。不过，奇怪的是，尽管戈斯坦因被每个人仇恨、鄙视，尽管他的理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一千遍地在讲台、电屏、报纸、书本上被驳斥、被推翻、被嘲笑、被一般人视为可恶的垃圾，但他的影响力似乎从未减弱，总有新的上钩者等着被他诱惑。每天都有听他指令行事的间谍、破坏者被思想警察挖出来。他是一支规模庞大的影子部队的领导者，那是一个由力图推翻国家政权的间谍们组成的地下网络组织，据说这个组织叫“兄弟会”。此外，据说还有一本可怕的书，一本汇集了所有异端邪说纲要的书，这本书在民间秘密流传，作者就是戈斯坦因。这本书没有书名。当人们提到它的时候只说“那本书”。不过，这些都是从谣言里听来的。如果有办法避免，任何一个普通党员都是绝口不提“兄弟会”和那本书的。

第二分钟，大家的仇恨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人们都跳起来，用最大的嗓音喊叫着，以盖过电屏上传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咩咩声。那位有着浅棕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脸色通红，嘴巴不停地一张一合，就像离开了水的鱼。就连奥勃良那张严肃的脸也变得通红。他笔直地坐在他的椅子上，那强壮的胸膛胀起来并且不停地战栗，好像站在电流上一样。坐在温斯顿后面的那位黑头发的女孩儿开始大喊：“猪！猪！猪！”忽然，她拿起一本厚重的新语字典朝屏幕砸过去。字典砸中了戈斯坦因的鼻子，然后从电屏上弹开。那个声音仍然无情地继续着。很快，温斯顿就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与其他人一起大喊，脚后跟猛踹着椅子的横档。两分钟仇恨会的可怕之处不在于你必须要参与其中，可怕的是你不能不参与进去。三十秒过后，任何矜持都变得没有必要了。一种夹杂着恐惧和仇恨的快意，一种要杀戮、去虐待、想用大锤砸碎他人脸庞的欲望像一股电流一样通过这群人的身体，让一个人违反本意地变成一个皱着眉头、高声叫嚷的疯子。然而，你能感受到的这种愤怒情绪是一种抽象的、盲目的情感，可以像喷灯的火焰一样将燃烧对象从一个物体换到另一个物体。因此，有一段时间，温斯顿的这种仇恨根本不是向着戈斯坦因的，恰恰相反，是向着老大哥、党员和思想警察的。在那时，他的心是向着电屏上那位孤独的、受人嘲笑的“异端者”的，他才是这个充斥着谎言的世界上唯一守护真理和智慧的人。然而，就在接下来的一刻，他与周围的人站在了一起，人们说的关于戈斯坦因的一切，对他来说似乎都是事实。在这种时刻，他私下里对老大哥的厌恶变成了崇拜，此时的老大哥好像一位高高矗立、所向披靡、无所畏惧的保护神，像磐石一样对抗着来自亚洲的游牧部落。而戈斯坦因，尽管他孤独无助，尽管他是否还活在人世尚是疑问，但他仍像某些巫师一样，仅靠语言就能摧毁这个文明的世界。

有时，甚至有可能将个人的仇恨对象换来换去。忽然，就像在噩梦中瞬间惊醒一样，温斯顿成功地把仇恨从电屏里的那张脸转移到了他身后那位黑头发女孩儿的身上。他的头脑中出现了生动、逼真的幻觉：他要用橡胶警棍把她打死。他会扒光她，然后把她绑在柱子上，往她身上射箭，就像圣塞巴斯蒂安那样。他会强奸她，然后在高潮时把她的喉咙割断。此外，他此刻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为什么恨她。他恨她是因为她那么年轻、漂亮，但却一点都不性感，是因为他想和她上床，但却永远做不到，因为她那迷人、柔软的腰肢——就好像在邀请他用手臂去搂它一样——上面有一条可恶的鲜红色丝带，那个代表着贞洁的东西。

仇恨会达到了高潮。戈斯坦因的声音变成了真正的山羊的咩咩声，那张脸在一瞬间也变成了羊脸。接着，羊脸渐渐隐去，浮现出一个似乎正在冲锋的欧亚国士兵的形象，他块头很大，面目凶恶，手里拿着的冲锋枪正在扫射，整个人好像要从电屏中冲出来一样，坐在前排的一些人在座位上向后缩着。不过，就在同一时刻，大家都如释重负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那个人的身影隐没在老大哥的脸中，黑色的头发，黑色的八字胡，充满力量和神秘的镇静感。老大哥的脸大得几乎占据了整个电屏。没有人听到老大哥在说什么，只不过是一些鼓励人的话。这种被喧哗声淹没的话人们是听不清的，但只要说了，就能够恢复他们的信心。接着，老大哥的脸又渐渐隐去，党的三条用大写字母写的标语出现了：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不过，老大哥的脸似乎在电屏上又出现了几秒，他在大家眼睛里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不能马上从人们头脑里消失。那位留着浅棕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扑倒在前面椅子的椅背上，用颤抖的声音小声嘟囔着什么，听上去好像是在说：“我的大救星。”接着，她用手捂住脸。显然，她是在祈祷。

就在这时，这群人发出缓慢、低沉而又有节奏的诵祷：“B-B！……B-B！……B-B！”——一遍又一遍，非常缓慢，在第一个B和第二个B之间有很长的停顿——这种喃喃的沉重低语声有些奇怪，它让人感到野蛮，在这种声音中人们仿佛听到了光脚的踏地声和铜鼓的敲击声。他们就这样喊了可能有三十秒。在情感冲动压倒一切的时期，经常可以听到这种有节奏的低语声。部分是因为这是对老大哥的智慧和权威的一种赞美，但这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催眠，故意用有节奏的声音来麻痹自己的意识。温斯顿的内心似乎感到一阵凉。在两分钟的仇恨会中，他没有办法不像大家一样说胡话，但这种非人性的唱诵“B-B！……B-B！……B-B！”经常让他感到恐惧。当然，他与其他人一起唱诵：不这样做是不可能的。掩饰你的情感，控制面部表情，做其他人在做的事，这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不过，还是有那么几秒钟，他眼睛里的神情很可能出卖了他。正是在那一刹那，那件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发生了——如果那件事确实发生的话。

瞬息间，他捕捉到奥勃良的眼神。奥勃良已经站起来了，他摘下眼睛，正要用他特有的姿态把它放到鼻梁上。就在短短的数秒间，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在相遇的瞬间，温斯顿知道——没错，他知道！——奥勃良内心的想法与自己一样。他们两个之间交换了一个不会弄错的信息，就好像他们两个人的头脑是敞开的，他们的心思通过彼此的眼睛流到对方那里。“我与你站在一条线上！”奥勃良似乎这样对他说，“我完全知道你的感受。我知道你的蔑视、你的仇恨、你的厌恶。不过不要担心，我是和你站在一条线上的！”然后那心领神会的一瞬消失了，奥勃良的脸又变得和其他人一样高深莫测了。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他已经不确定这件事是否发生过了。这种事情永远没有后续情节。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让这种信念或者希望留在心中，那就是除了他们自己，还有其他人是与党为敌的。也许，谣言中说的大规模地下反叛活动是存在的——也许兄弟会是真实存在的！虽然逮捕、招供、处决这样的事情总是没完没了，但想确定兄弟会是否真实存在是不可能的。有时候，他相信它是存在的；有时候，他不相信。没有证据，只有转瞬即逝的一些小事，可能这些小事中另有隐情，或者什么隐情都没有：偶尔听到的只言片语，厕所墙上模糊潦草的涂鸦，甚至当两个陌生人相遇他们手上的一个小动作，看上去都像接头信号。这些全都是臆测出来的，很有可能这些全都是他想象出来的。他没有再看奥勃良一眼，就回到了自己的小办公室。他几乎没有想过要继续发展他们那瞬间的接触，尽管他知道如何做到这点，但其中的危险也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模棱两可地互瞥了一眼，只有一秒或者两秒钟，这就是故事的内容。但即便如此，对于一个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孤寂世界中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件值得记住的事情。

温斯顿打起精神，挺直腰板。他打了一个嗝，酒从他的胃里涌上来。

他的眼睛又回到本子上。他发现在他坐着无助地沉思的时候，手中的笔并没有停下来，好像那些动作都是自发的。笔迹已经不像开始那样笨拙、扭曲了。他的笔在光滑的纸面上飞舞，用整齐的大写字母写着——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打倒老大哥

一遍又一遍，写满了半页纸。

他不禁感到十分恐慌。其实没有必要，因为写这些字并不比写日记的危险性更大。不过，有一阵他确实想把这些涂抹过的纸撕掉，就此结束这件事。

然而，他并没有那样做，因为他知道那样做是没有用的。他写不写“打倒老大哥”，或者是否继续写下去，都没有什么分别。思想警察一样会找到他。他已经犯罪了——即使他没有用笔在纸上写下来——并且将继续犯罪，囊括了其他罪行的根本大罪，他称之为思想罪。思想罪可不是能永远被包藏的。你可能可以暂时躲避一阵，甚至数年，不过，他们迟早会逮到你。

总是在晚上——逮捕行动总是发生在晚上。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一只粗手摇晃着你的肩膀，一束光照着你的眼睛，床边围了一圈板着的面孔。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审讯，不许报道逮捕的消息，人就这样简单地消失了，总是在晚上。你的名字从登记册上被移除，你做过的每件事的记录都被删掉，你曾经的存在被否定，接着你就被遗忘了。你被彻底清除、毁灭了，常用来形容的词是：蒸发。

有一刻，他变得歇斯底里，开始飞快地随意涂画起来：

他们会枪毙我我不在乎他们会在我后脑勺上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他们总是在后脑勺上给你一枪我不在乎打倒老大哥——

他往椅子后背上一靠，有些为自己感到耻辱，放下笔。接着，他又开始胡乱写起来。这时，门外传来敲门声。

来了！他静静地坐着，像老鼠一样，满心希望无论是谁在敲门，敲一下后就赶紧走开。但是没有，敲门声又响起来了。迟迟不开门是最糟糕的事情。他的心脏怦怦直跳，但他面无表情，大概是习惯了长期没有任何表情。他站起来，步伐沉重地朝门口走去。二　思想犯罪本身就是死亡

当他把手放到门把手上的时候，温斯顿看到他的日记本在桌子上敞开着。本子上写满了“打倒老大哥”，字体之大，几乎从房间的另一头都能看得很清楚。这真是一件愚蠢至极的事情。但是，即使在惊慌失措的时候，他也不愿意在墨迹未干之前合上本子，那样会弄污那细腻的白纸。

他吸了一口气，打开门。一股如释重负的暖流立刻涌遍全身。门外站着一个面无血色、萎靡不振的女人，她头发稀疏，满脸皱纹。“哦，同志”，她用一种疲惫、带着些抱怨的嗓音说，“我想我听到了你进门的声音，请问你能去我家一趟，看看我家厨房里的下水道吗？它好像堵住了，并且——”

她是帕森斯太太，同楼层一位邻居的太太（“太太”是一个党内不太赞成使用的一种称呼，任何人你都应该称“同志”，不过，在面对女士时，有人会下意识地这样称呼）。她大约三十岁，但看上去似乎比实际年龄更老一些。她脸上的皱纹里满是灰尘。温斯顿跟在她后面走过过道。这种业余的维修工作几乎成了每天的烦心事。胜利大厦是一座年份久远的老公寓楼，建于一九三〇年左右，随时都有倒下的危险。灰泥时不时地从天花板和墙上剥落。每每遇到严寒天气，水管都会被冻裂；每当下雪，屋顶都会漏水；供暖系统在没有因为开展节约运动而完全关闭的时候，一般只开一半的蒸汽量。除非你自己能动手，否则，修理工作就只能征得某个高高在上的委员会的同意——这种委员会很可能会拖上一两年，哪怕只修一扇玻璃窗也是如此。“当然，是因为汤姆正好不在家。”帕森斯太太口齿不清地说道。

帕森斯家比温斯顿家要大一些，是另一种形式的肮脏。每件东西看上去都破破烂烂、皱皱巴巴的，好像这个地方刚刚被某种凶猛的大型动物造访过。运动用品——曲棍球球棒、拳击手套、爆裂的足球、一条里子朝外的短裤——全都堆放在地上。桌子上放着一堆乱七八糟的脏盘子和折了角的练习册。墙上挂着青年团和侦察队的一些鲜红的旗子，还有一张全尺寸的老大哥宣传画。这里弥漫着一股煮白菜的味道，和整栋楼里的那股味道一样。但这股味道被更刺鼻的汗臭味压了下去，那汗的味道——尽管很难说清为什么，但一闻便知道，这汗的味道来自某位此刻不在场的人。在另一个房间里，有人正用梳子和厕纸吹奏着，想跟电屏中播放的军乐声合上拍。“是我的孩子。”帕森斯太太说，并且有些忧虑地朝门口望了一眼，“他们今天没有出去。当然——”

她有个习惯，话总是说一半。厨房的水池中满是发绿的脏水，几乎快要溢出来了，气味比煮白菜的气味可难闻多了。温斯顿跪下来，检查水管拐弯的接头处。他讨厌用手干这种活儿，讨厌弯下身去，因为那总是会令他咳嗽起来。帕森斯太太无助地在一边看着。“当然，如果汤姆在家的话，他能很快把它修好。”她说，“他喜欢干这种活儿。他的手是那么巧，真的。”

帕森斯是温斯顿在真理部的同事。他是一个有些胖的愚蠢的活跃分子，满腔弱智的热情——完全没有疑问的忠诚的苦力，党的稳定统治对他们这种人的依赖性甚至甚于思想警察。三十五岁的时候，他很不情愿地从青年团被踢了出来，在进入青年团之前他不管超龄在侦察队里赖了一年。在部里，他担任一个低级职务，不需要智商。但另一方面，他也是体育协会和其他一些组织集体远足、自发集会、节约活动之类活动和义务劳动等协会的领导人物。他在抽烟斗的间隙，会平静地带着一种自豪告诉你，在过去的四年中，他每晚都会去活动中心。一股扑鼻的汗味儿——无意中表现出来的他精力充沛的一个证据——他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即使他离开后，这股味道也不会立刻散去。“你有扳手吗？”温斯顿说，摸着水管接头处的螺母。“扳手？”帕森斯太太说，马上变得没了主意，“我不知道，是这样。也许孩子们——”

随着一阵靴子踩过地板的声音和一声吹梳子声，孩子们闯进了起居室。帕森斯太太拿来扳手。温斯顿放掉水池中的水，然后非常恶心地取出一撮堵住水管的头发。他打开水龙头的冷水，拼命地洗他的手指，然后回到另一个房间。“把手举起来！”一个气势汹汹的声音吼道。

一个帅气但表情冷酷的九岁男孩儿从桌子后面跳出来，用一把玩具手枪威胁温斯顿。他那比他小两岁的妹妹也拿着一块木头块摆出同样的姿势。他们都穿着蓝色短裤、灰色衬衫，脖子上系着红领巾，这是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头顶，但有一种不安的感觉。那个男孩儿的举止那么恶毒，完全不像是玩游戏的样子。“你是一个叛徒！”男孩儿吼道，“你是个思想犯！你是一个欧亚国间谍！我要枪毙你，我要蒸发你！我要把你送到盐矿去！”

突然，他们开始围着他跳跃，喊着“卖国贼！”“思想犯！”那个小女孩儿每个动作都模仿她的哥哥。他们就像跳跃的虎崽子一样，很快就会长大吃人，这多少有些吓人。在男孩儿的眼睛里，有一种精明的凶狠，明显可以看出，他想对温斯顿又打又踹，并且他已经意识到他很快就能做这种事了。幸亏他手里拿的不是一把真正的手枪，温斯顿想。

帕森斯太太的目光紧张不安地从温斯顿身上转移到孩子们身上，然后又转回来。借着起居室较亮的光线，他饶有兴致地注意到，她脸上的皱纹里确实有灰尘。“他们两个真是太吵了，”她说，“因为不能去看绞刑，所以他们不高兴，就是这样。我太忙了，没时间带他们去。汤姆又不能准点儿下班。”“为什么我们不能去看绞刑？我想去看绞刑！”女孩儿也叫喊着，仍在蹦来跳去。

温斯顿想起来了，有几个欧亚国的俘虏，因为犯了战争罪，今晚将在公园里执行绞刑。这种事情大约每月发生一次，大家都想目睹这种场面。孩子们总是吵闹着让大人带他们去看。他向帕森斯太太道别后就朝家走去。不过，他才在过道上走出去六步远，就感到有什么东西打在了脖子根上，好一阵钻心的疼。就好像有一根烧红的铁丝扎进他的身体里。他转过身，刚好看到帕森斯太太正往门里拽她的儿子，那个男孩儿正把弹弓装进口袋。“戈斯坦因！”在门关上的一刻那个男孩儿吼道。不过，最让温斯顿印象深刻的，是那个女人淡灰色脸上那无助而惊恐的神情。

回到自己的公寓后，他快步走过电屏，又坐回到桌子前面，手还在揉着脖子。电屏里的音乐已经停止了，代之以一个发音清楚的军人的声音，带着一种狂喜描述着一种新的装备——浮动堡垒，这种堡垒刚刚在冰岛和法罗群岛中间的地带下锚。

有这样的孩子，他想，那个可怜的女人一定过得提心吊胆。再过一两年，他们就会夜以继日地监视她，以发现异端思想的苗头。现在所有孩子都很恐怖。最糟糕的是，通过侦察队这样的组织，他们被系统化地改造成难以管制的小野人，而且在他们身上不会有反对党的纲要的倾向。相反，他们崇拜党以及与党有关的一切。唱歌、游行、做旗帜、远足、带假枪操练、呼喊口号、崇拜老大哥——这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好玩的事情。他们的全部凶残本性都暴露了出来，针对国家的敌人、外国人、叛徒、破坏分子、思想犯。年过三十的人害怕自己的孩子似乎成了一件见怪不怪的事。这也不无理由：《泰晤士报》几乎每周都会刊登一些小告密者——一般用“小英雄”这个词——是如何听到父母的不敬言论，然后把他们告发到思想警察那里去的事迹。

脖子上弹弓打出来的火辣辣的痛感已经消退。他漫不经心地拿起钢笔，思考是否还有更多素材写进日记。忽然，他又想起了奥勃良。

几年前——有多久？肯定有七年了——他梦见自己穿过一间黑漆漆的屋子。有个人坐在他的一侧，在他走过的时候对他说：“我们将会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那个人说这句话的语气非常平静，几乎可以说是随意——是用的陈述语气，不是命令的语气。他没有停下脚步。奇怪的是，在那时，在梦中，这些话并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只是后来，这些话才似乎逐渐有了意义。他已经记不清第一次见到奥勃良的时候是在做梦之前还是在做梦之后了。不过，无论怎样说，他认出来了。在黑暗中同他讲话的人就是奥勃良。

温斯顿一直没有办法确定——即使在早上看到他的目光之后，他依然没有办法确定奥勃良到底是朋友还是敌人。但这似乎也没有很大关系。在他们之间有条理解的纽带，这比友情或同志情谊更为重要。他曾经说过：“我们将会在一个没有黑暗的地方见面。”温斯顿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他只知道他总会以某种方式实现。

电屏里的声音停止了。一声清脆、优美的喇叭声在沉闷的空气中响起。那刺耳的声音接着说：“注意！大家请注意！我们刚刚收到来自马拉巴前线的急电。我军在南印度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我在此受委托宣布，我们现在报道的胜利将会大大加快战争结束的步伐。下面是急电的具体内容——”

坏消息来了，温斯顿想。果然，在残酷地描述了一支欧亚国军队被消灭，通报了巨大的杀伤、俘虏的人数之后，宣布从下周起，巧克力的供应量从三十克减少到二十克。

温斯顿又打了一个嗝，杜松子酒的酒劲儿过去了，留下一种泄气的感觉。也许是为了庆祝胜利，也许是为了转移失去巧克力的注意，电屏里开始播放《大洋国，这是为了你》这首歌。照理说，此时应该立正。然而，在他目前的位置是没有人看得到他的。《大洋国，这是为了你》播放完之后，换成了轻音乐。温斯顿走到窗户旁，始终背对着电屏。外面的天气依旧寒冷晴朗。远处的某个地方传来沉闷的一声巨响，一枚火箭弹爆炸了，爆炸声在回荡。目前，每周都有二三十枚这样的火箭弹落在伦敦。

下面的大街上，撕破了一个角的宣传画在风中啪啪直响。“英社”这个词语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英社，英社的神圣原则。新话，双重思想，过去的易变性。他感觉自己好像是在海底森林中徜徉，迷失在一个怪异的世界里，在那里，他自己就是一个怪物。他孤身一人。过去已经死了，未来难以想象。他怎么能确定眼下有一个活着的人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呢？有什么方法知道党的统治不会永远维持？就像一个答复，真理部白色墙上的三条标语又进入他的视线：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两角五分的硬币。在这枚硬币上，也有同样的标语，硬币的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即使在这枚硬币上，那双眼睛也始终追随着你。硬币上、邮票上、图书封面上、旗帜上、宣传画上、香烟的外包装盒上——到处都是。那双眼睛总是盯着你，声音总是在你耳边回响。无论睡着还是醒着，在工作还是在吃饭，在室内还是在户外，在洗澡还是在床上——无处可逃。除了你脑袋里的几立方厘米，没有东西是属于你的。

太阳已经西斜，真理部大楼数不清的窗户由于没有阳光照射，看上去就像碉堡的枪眼一样冷酷无情。在这座巨大的金字塔形状的建筑前，他感到恐惧。它太强大了，没有办法被动摇。一千枚火箭弹爆炸的威力也不能击倒它。他又开始琢磨，写日记究竟是为了谁。为了未来，为了过去——也许是为了想象中的一个年代。在他面前横亘的不是死亡，而是灭绝。日记会化为灰烬，他自己会化为乌有。只有思想警察会读他的东西，然后把它销毁，从记忆中抹去。当你的一切痕迹，甚至包括匿名在纸上写下的东西都不能留存的时候，你拿什么向未来呼吁？

电屏里的钟声响了十四下。他必须在十分钟内离开。他一定要赶在十四点三十分前回去工作。

奇怪的是，钟声似乎让他换了一个人。他是一个孤独的鬼魂，正在讲述一个没有人会听的真理。不过，只要他讲出来，那种连续性就不会奇怪地被打断。不是有人聆听你就继承了人类的传统，而是要保持清醒的理智。他回到桌子前，蘸了一下钢笔，写道：

从一个千篇一律的时代、一个孤独的时代、一个老大哥的时代、一个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未来或者过去，向一个思想自由的时代，人们彼此不同却又和谐生活的时代，一个真理存在、事实不改的时代——致敬！

他已经死了，他沉思。他似乎觉得，只有现在，当他能够把他的思想理出头绪的时候，他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每一步行动的后果都包含在行动本身中。他写道：

思想犯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犯罪本身就是死亡。

现在，他已经视自己为一个死人，因此，尽可能长久活着就变得很重要。他右手的两个手指沾染了墨水渍。正是这种细节可能出卖他。部里一些爱管闲事的热心肠的人（可能是一个女人，就像那位留着浅棕色头发的小个子女人，或者小说部那位黑头发的女孩儿）可能会想，他为什么在午饭休息时间写东西？为什么他要用一支老式钢笔？他在写什么？——然后，给有关部门一个暗示。他到洗手间小心翼翼地用粗砂般的黑褐色肥皂把手上的墨水渍洗干净。这种肥皂像砂纸一样能够打磨他的皮肤，因此很适合用于此种目的。

他把日记收起来放进抽屉。想把它藏起来纯属徒劳，不过他至少可以确认是否有人已经发现了它的存在。在最后一页夹根头发太明显了。他拈起一粒可辨的白色尘土，放在日记本封面的一角上。如果有人动过这个本子，尘土一定会被抖落。三　没错，就是你！

温斯顿梦见了他的母亲。

他想，在他母亲失踪的时候他一定已经十岁或者十一岁了。她个子很高，轮廓分明，动作轻缓，沉默寡言，有一头美丽的金发。他对父亲的印象更模糊一些，只依稀记得他又黑又瘦，总是穿着一身整洁的黑衣服（温斯顿尤其记得父亲那很薄的鞋底）。他还戴着眼镜。显然，他们一定是在五十年代最早的几次大清洗中被吞噬的。

此刻的梦中，他的母亲坐在他下面一个很深的地方，怀里抱着他的妹妹。关于妹妹，他只依稀记得她是一个小小的、弱弱的孩子，总是不说话，瞪着一双警觉的大眼睛。她们都抬头看着他。她们是在地下的某个地方——比如说，井底或者很深的坟墓下面——但那个地方虽然已经在他下面很深的地方了，却还在向下移动。她们是在一艘正在沉没的船的船舱里，正从颜色逐渐加深的水底望着他。船舱中还有空气，她们可以看见他，他也可以看见她们。但是，忽然，她们就沉下去了，沉到绿色的海水深处去了。再过一会儿海水一定会让她们永远从他的视线里消失。他在外面有阳光和空气的地方，而她们却被死亡吞噬。她们在下面，是因为他在上面。他明白这一点，她们也明白这一点，他能从她们脸上看出来她们是明白的。在她们脸上或者心里都没有责备的意思，只是她们明白自己必须死，为了他可以活下去，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他记不起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他从梦中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母亲和妹妹是为了他才死去的。这种梦在保留典型的梦境场景的时候，他的思维活动仍在继续，梦中意识到的一些事实和想法，在醒来后似乎依然新颖而珍贵。现在，温斯顿突然想到，在差不多三十年前，他母亲的死法是那么悲惨，那么令人悲伤，如今那样的死法已经不可能存在了。他认为，悲剧属于古老的时代，在那个时代还有隐私、有爱、有友谊，家庭成员之间会无理由地互相支持。想到母亲，他的心就很痛，她是因为爱他才死去的，那时的他年纪尚小，不懂得用爱去回报她，并且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记得为什么，她为了内心那种个人的、坚定不移的忠诚的信念牺牲了自己。他认为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今天。今天有恐惧、仇恨和痛苦，却没有了高尚的情感，没有了深沉或复杂的悲哀。他似乎在他母亲和妹妹的大眼睛中看到了这一切，她们透过绿色的水看着他，在数百英寻的水面下，并且还在下沉。

忽然，他来到一块平整、绵软的草地上，那是个夏日的黄昏，太阳的余晖斜照在地面。眼前的这片景色经常在他的梦中出现，他从不敢完全确定在现实世界中是否真的见过这样的景色。醒后回想梦境，他称它为“黄金乡”。那是一片被兔子啃过的旧草场，一条踩出来的小路弯弯曲曲地从中穿过，鼹鼠丘随处可见。在草场对面，榆树枝在微风中轻轻摇摆，一簇簇的树叶微微抖动，就像女人的头发一样。在眼前的某处，虽然没有看到，但却有一条清澈的小溪缓缓流淌。在柳树下的水潭里，有鲦鱼在游来游去。

黑头发的那个女孩儿穿过草场朝这边走来。她似乎一下子就脱光了身上的衣服，并有些傲慢地把它们扔到一旁。她的身体光滑、白皙，不过一点都引不起他的欲望。他确实几乎没有看她一眼。那一刻，她扔掉衣服时的动作让他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钦佩之情。她的动作优雅、随意，似乎摧毁了整整一种文化、一套思想体系，就好像单单一个漂亮的挥臂动作就能将老大哥、党、思想警察一扫而空。这种姿态也是属于古代的。温斯顿醒了，嘴里还念叨着“莎士比亚”这个名字。

电屏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哨子响声，并且这响声持续了三十秒。时间是七点十五分，是办公室工作人员的起床时间。温斯顿挣扎着从床上爬起来——他赤裸着身子，因为一个外党党员每年只能得到三千张服装券，一套睡衣就要六百张——抓起放在椅背上的一件肮脏的汗衫和一条短裤。三分钟后就要做体操了。他忽然弯下腰剧烈地咳嗽起来，每次醒后不久几乎都要咳嗽一阵子。咳嗽完全清空了他的肺，他只能躺下喘上半天才能开始正常呼吸。他的静脉因为咳嗽而膨胀，静脉曲张溃疡的地方又开始痒起来。“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一组！”一个刺耳的女人声狂吠道，“三十岁到四十岁的一组！各就各位。三十岁到四十岁的！”

温斯顿纵身而起，在电屏前站好。一个年轻女人的图像已经出现在电屏上，她骨瘦如柴，但肌肉发达，穿着束腰外衣和运动鞋。“胳膊弯曲，然后伸展！”她喊道，“跟我一起做。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同志们，加油，精神一点！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咳嗽引起的疼痛还没有完全驱散梦境在温斯顿心中留下的印象，有节奏的体操运动反而有助恢复这种印象。在他机械地把胳膊前后伸展的时候，脸上挂着乐在其中的表情——这被认为是做体操时最恰当的表情。而此时的他却在尽力回想童年的灰暗往事。要想回忆起来是相当困难的。五十年代晚期的一切都淡化了。当没有外部档案可以查阅的时候，连你自己的生活似乎都变得模糊了。你记得的那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你记得有些事情的细枝末节，但根本没有办法体会当时的氛围。还有很长的空白期，你记不起那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一切都不同了。甚至连国家的名字，国家地图的形状，全都变了。比如，一号空降场以前并不叫这个名字：当时它叫英格兰或者大不列颠。不过，伦敦一直叫伦敦，这一点他是相当肯定的。

温斯顿清楚地记得他们的国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但是，在他小时候的确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家是太平的。因为在他的早期记忆中，有一次空袭似乎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也许是原子弹落在考尔切斯特那次。他并不记得空袭本身，但他记得父亲紧紧抓住他的手，飞快地往下走，往下，一直到地底下一个很深的地方。他们绕着那条螺旋状的扶梯，转了一圈又一圈，直到他走得双腿酸软，开始哭闹，他们才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他的妈妈，像梦游一样缓慢地在后面远远的地方跟着他们。她手里抱着他的小妹妹——也许她抱的只是一个毯子：他不确定那时他的妹妹是否已经出生。最后，他们到达了一个吵闹、拥挤的地方，他意识到那是一个地铁站。

石头铺就的地板上坐满了人，铁质的双层铺位上也坐满了人。温斯顿和父母在地板上找到一个地方，挨着他们的是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他们并排坐在一个铺位上。那个老头穿着一身黑色套装，看上去很体面，头发已经很白了，一顶黑布帽子戴在头顶偏后的地方。他脸色通红，蓝色的眼睛里噙满泪水。他浑身散发着杜松子酒的味儿，好像皮肤中排出来的是酒而不是汗水，人们还有可能误以为他眼中流出的不是泪水，而是纯正的杜松子酒。尽管有些微醉，但看上去他仍然很痛苦，他的内心一定有什么不可忍受的悲痛，年幼的温斯顿想，一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一些不可原谅、永远没办法弥补的事情发生了。对他来说似乎知道是什么事情。一定是他深爱的某个人——也许是小外孙女——被杀死了。每隔几分钟，那个老头都会重复下面的话：“我们就不应该相信他们。我说过吧，孩子他妈，是不是？这就是相信他们的结果。我一直这样说。我们不应该相信那帮该死的家伙。”

但是他们不该相信哪些家伙，他现在已经不记得了。

大概就是从那时候起，国家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尽管严格来讲不是同一场战争。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伦敦就发生过持续数月的街头混战，有些东西他记得十分清楚。但是，如果要追踪那段时期的完整历史，在某个时期谁和谁在打仗，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没有文字记录，没有坊间传闻，除了目前的同盟，甚至连其他同盟也没有。例如，此刻，在一九八四年（如果当下是一九八四年的话），大洋国在与欧亚国开战，与东亚国结盟。但是，无论在公开还是私下的场合，都没有人承认过三大国间有过不同的结盟关系。实际上，温斯顿清楚地记得，就在四年前，大洋国还在与东亚国开战，与欧亚国结盟。不过，这只是他碰巧知道的秘密，因为他还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记忆。官方的说法是，从没有发生过更换盟友的事情。大洋国在与欧亚国交战，因此，大洋国与欧亚国一直都处于战争状态。眼下的敌对国，永远都是绝对的邪恶代表，因此，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都不可能与它达成什么协议。

就在他痛苦地使劲向后拉肩膀的时候（双手放在臀部，扭转腰以上的身体，据说这样对背部肌肉有利），他第一万次想到那件让人恐惧的事情——让人恐惧的是，一切可能全都是真的。如果党能够插手过去的事情，说这件事或者那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那么这肯定比仅仅严刑拷打或者死亡更可怕。

党说大洋国从未与欧亚国结过盟。但温斯顿记得，就在四年前，大洋国还曾与欧亚国结盟。但这些知识在哪里？只在他自己的意识中，并且，这种意识在不久之后肯定要被毁灭的。如果其他人都接受了党强加的谎言——如果所有记录都是一样的，那么谎言就成了历史，成了事实真相。“谁控制着过去，”党的标语是这样的，“就控制着未来；谁控制着现在就控制着过去。”然而，尽管过去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却从来没有改变过。现在正确的东西，在将来也永远是正确的。这很简单。你需要做的就是接连不断地战胜你的记忆。“现实控制”这是他们的叫法，用新语说就是“双重思想”。“稍息！”女教练喊道，语气稍微温柔了一些。

温斯顿把手垂到身体两侧，慢慢地让肺吸满空气。他的思绪滑入一个像迷宫一样复杂的“双重思想”世界中。知道与不知道，知道全部事实真相，却说着精心编造的谎言；同时持有两种相互抵触的意见，明知它们针锋相对，却两种意见全部认同；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否定道德，一边又表示拥护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做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守护者；一边忘掉必须忘掉的东西，一边又在需要时把它们想起来，然后又很快再次忘记它：更重要的是，同样的事情同样应用于做事方法上。这真是绝妙极了：有意识地进入无意识，然后，又对刚刚完成的催眠保持无意识。即要了解“双重思想”的含义，也要使用“双重思想”。

女教练又喊他们立正了。“现在看看我们谁能摸到自己的脚趾头！”她激情澎湃地说，“同志们，从臀部往下弯。一——二！一——二！……”

温斯顿不喜欢这样的动作，这让他从脚后跟一直疼到臀部，并且经常是以又一次剧烈的咳嗽结束。他刚刚在沉思中得到的一些快乐也化为乌有。他认为，过去不仅仅是被改变了，实际上，它已经被毁掉了。当在你记忆之外没有任何文字记录留存的时候，你怎样才能确定哪怕是最显而易见的事实呢？他开始仔细回想自己是在哪一年第一次听人提起老大哥的。他想一定是在六十年代左右，但是没办法确定。当然，在党的历史中，老大哥从一开始就被标榜为革命的领导者和捍卫者。他取得的成就在时间上已经回溯到传说中的四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时的资本家们还戴着他们古怪的高礼帽，坐在华丽的电车或者镶着玻璃窗的四轮马车里，行驶在伦敦的大街上。没有人知道这些传说有多少是真的，有多少是杜撰出来的。温斯顿甚至连党具体是在哪天成立的也记不起来了。在一九六〇年之前，他没有听说过“英社”这个词，不过，它很有可能是旧话“英国社会主义”的新词形，也就是说，它早就存在了。一切都变得模糊不清了。确实，有时候你能指出来一些绝对的谎言。事情不是那样的，比如，党在历史书中说飞机是党发明的。他记得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有飞机了。不过，他证明不了什么，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在他的一生中只有一次，他拿到过确凿无误的文件证据，可以证明一件历史事实是伪造的，那次——“史密斯！”电屏里传来泼妇一样的一声叫喊，“6079，温·史密斯！没错，就是你！往下弯！你能做得更好。你没有尽力。再低点！同志们，这样好多了。现在全部稍息，全体，看我做。”

忽然，他全身涌出一股热汗。他脸上仍然是不能看透的表情。永远不要表现出沮丧！永远不要表现出憎恨！眼睛一眨就有可能把自己出卖。他站在那里看着女教练把胳膊举过头顶，弯下身子，手指摸到脚尖。她的动作不能说优雅，但绝对利落、到位。“看，同志们！这就是我希望你们能做到的。再看一遍。我三十九岁，已经有四个孩子了。现在请看。”她又把腰弯下去，“注意，我的膝盖没有弯曲。如果你们努力也可以做到。”在直起身子的时候她补充道：“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的人完全能够摸到自己的脚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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