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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1-12 08:2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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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照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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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庶民社会的主张

墨子:庶民社会的主张试读:

今天,我们怎样读中国传统经典

2007年到2011年,我在“敏隆讲堂”连续开设了十三期共一百三十讲的“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课程。那是个通史课程,将中国历史从新石器时代到辛亥革命做了一次整理,其基本精神主要是介绍过去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许多重大、新鲜发现与解释,让中国历史不要一直停留在“新史学革命”之前的传统说法上,所以叫做“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这套“经典里的中国”在基本取径上,仍然是历史的、史学的,等于是换另一种不同的方式,重讲一次中国历史,希望降低个人主观的选择判断成分,让读者能够从原典来认识、了解中国历史。

从原典认识、了解中国历史,牵涉到一个极其难得的幸运条件。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文字,两千多年之后,我们一般人竟然都能不用透过翻译直接阅读,光靠直觉就能掌握其讯息大概,再多费点工夫多些解释,还可以还原大部分的本意。中国古文字和我们今天日常使用的这套文字,有着明显、强烈的延续性,现代通用的大部分文字其起源可以直接追溯到《诗经》《尚书》,小部分甚至还能再上推到甲骨、金文。尽管在文法上有相当差距,尽管字义不完全相同,但古文字和现在文字在运用上,有着容易对照的规律可循。

这是人类文明的奇特状态。世界历史上实在找不到另一个例子,从公元前三千年到现在,同一套文字、同一套符号与意义结合的系统,五千年来没有断裂消失,因而可以直接挪用今天的文字习惯,来接近几千年前的文献。

高度延续性的文字传统,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文明的基本面貌,也让中国社会付出了相对的代价,才造就了现实中我们每个人身上极为难得的能力。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认知、善用如此特殊的能力吧!二

阅读原典的第一个理由是:中国历史有其原初的材料,透过这些材料的累积、解释、选择,才形成了种种对于历史的叙述说法。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听过了别人给的历史叙述说法后,应该会想要回到原初材料,一方面看看历史学者怎样从材料里炒出菜来的过程,一方面也自己去覆按、检验历史叙述的对错好坏吧!

我们听过课本介绍《诗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也听过许多从《诗经》中撷取材料来重建西周社会面貌的说法,在这样的基础上去读《诗经》,或许你会发现《诗经》的内容和你原本想象的不太一样。你也可以覆按你原先对西周的认识和《诗经》所显现的,是不是同一回事。不管是哪种经验,应该都能带来很大的阅读乐趣吧!

阅读原典的第二个理由是:这些产生于不同时空环境下的文献,记录的毕竟都是人的经验与感受,我们今天也就必然能够站在人的立场上,与其经验、感受彼此呼应或对照。也就是,我们既能够从中读到相似的经验、感受,隔着时空会心点头,也能够从中读到相异的经验、感受,进而扩张了我们的人生体会。

源于史学训练带来的习惯与偏见,必须承认,我更倾向于从原典中获取其与今日现实相异的刺激。历史应该让我们看到人类经验的多样性,看到人类生活的全幅可能性,进而挑战、质疑我们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种种现实状况。这是历史与其他学问最根本的不同作用,也是史学之所以存在和无可取代的核心价值。三

前面提到,拥有延续数千年的文字,让中国社会付出了相对的代价,其中一个代价,就是影响了中国传统看待历史的态度。没有断裂、一脉相承的文字,使得中国人和前人、古人极为亲近,关系密切。历史因而在中国从来都不是一门研究过去发生什么事的独立学问。历史和现实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形成无法切割的连续体。

理解历史是为了要在现实中使用,于是就让后来的观念、想法,不断持续渗透进中国人对于历史的叙述中。说得严重一点,中国的传统态度,是一直在针对现实所需、以现实来改写历史。后世不同的现实考量,一层层叠在历史上,尤其是叠在传统经典的解释上。因而,我们不得不做的努力,是想办法将这些后来叠上去的解释,倒过来一层一层拨开,看看能不能露出相对比较纯粹的原始讯息。如此我们才有把握说,从《诗经》中,我们了解了两千年前至两千五百年前中国的某种社会或心理状况。或是尽量放在周初的政治结构下来呈现《尚书》所表达的周人封建设计,而不至于错置了秦汉以降的皇帝制度价值,来扭曲《尚书》的原意。

意思是,我不会提供“传统”的读法,照搬传统上对于这些文本的解释。许多传统上视之为理所当然的说法,特别需要被仔细检验,看看那究竟是源自经典原文的意思,还是后来不同时代,因应其不同现实需求,所给予的“有用”却失真的解读。

将经典文本放回其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中,在那个特定背景下,而非从一种忽略时代的普遍角度出发,来读这些传统经典,这是关键的前提,也是“历史式读法”的操作性定义。

在“历史式读法”的基础上,接着才会有“文学式读法”。先确认了这些经典不是为我们而写的,它们产生于很不一样的时代,由过着和我们很不一样的生活的先人们所记录下来,于是我们就能排除傲慢、自我中心的态度,培养并动用我们的同理心,想象进入他们那样异质的生活世界中,去接近他们的心灵遗产。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以拓展自己的感性与知性能力,不仅了解了原本无法了解的异质情境,更重要的是,还感受了原本从来不晓得自己身体里会有、可以有的丰富感受。感受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提供的经验,只存在于古远时空中的经验,却借文字跨越了时空,对我们说话,给我们以新鲜、强烈的刺激。

正因为承认了经典产生于很不一样的时空环境中,当我们对经典内容产生感应、感动时,我们有把握,那不是来自现实的考量,断章取义地去“appropriate”(套用)经典,而是这里面真的有一种普遍的人间条件贯穿着、联结着,带领我们去拥有对于人性与人情的更广大又更精细的认识。四

我的做法,是找出重要的传统经典,从中间撷取部分段落,进行仔细解读,同时以这些段落为例,试图呈现这部经典的基本面貌,并说明文本与其产生时代之间的关系。

传留下来的中国经典规模庞大,要将每一本全文读完,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些文本中有很大部分,和我们今天的经验有很大的差距,读了并无助于理解现实,却能让我们心中产生异质的好奇感。因而我选择的策略是,一方面从原典中选出一部分现代读者比较容易有共感的内容,另一方面则选出一部分可以传递出高度异质讯息的,让大家获得一种跨越时空的新鲜、奇特刺激。前者带来的效果应该是:“啊,他说得太有道理了!”后者期待在大家心中产生的想法则是:“哇,竟然有人会这样想!”

解读的过程中,会设定几个基本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时代、什么样的环境中,产生了这样的作品?当时的读者如何阅读、接受这部作品?为什么承载如此内容的作品会成为经典,长期传留下来,没有被淘汰消失?这样一部作品,发挥了什么影响作用,以至于使得后来的其他什么样的典籍或什么样的事件、思想成为可能?前面的经典和后面的经典,彼此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这几个问题,多少也就决定了应该找什么样的经典来读。选择的第一条标准,是尽量选择具有原创性、开创性的作品。在重视、强调历史和先例的文化价值下,许多中国书籍是衍生性的。去看看《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其中光是解释《论语》的,就有超过一百本。不能说这些书里没有重要的、有趣的内容,然而它们毕竟都是依附在《论语》这部书上的衍生产物。因而我们就知道,优先该选、该读的,不是这里面的任何一本解释《论语》的书,而是《论语》,《论语》当然比衍生解释《论语》的书,具备更高的原创性、开创性。

但是,这条标准会有例外。王弼注《老子》,郭象注《庄子》,因为它们都是大量援引了佛教观念来扩张原典说法,进而改变了魏晋以下中国人对“老庄”的基本认识,所以,它们虽然在形式上是衍生的,但实质上却藏着高度的开创性,因而也就应该被选进来认真阅读。

第二条标准,选出来的文本,还是应该能让现代中文读者读得下去。有些书在谈论中国历史时不能不提,像是《本草纲目》,那是中国植物学和药理学上的“重镇”,但今天的读者面对《本草纲目》,还真不知怎么读下去。

还有,一般中国文学史讲到韵文文体演变时,固定的说法是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唐诗、宋词、元曲当然该读,但汉赋怎么读?在中国文字的扩张发展上,汉赋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汉朝的人开始意识到外在世界与文字之间不对等的关系,很多事物现象找不到相应的字词来予以记录、传达,于是产生了巨大的冲动,要尽量扩充字词的范围,想办法让字词的记录能力赶上复杂外界的繁乱光景。然而也因为那样,汉赋带有强烈的“辞书”性格,尽量用上最多、最复杂的字,来炫耀、表现写赋的人如此博学。

汉赋其实是发明新文字的工具,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文章,有其要描述、传达的内容。多用字、多用奇字僻字是汉赋的真实目的,至于字所形容描述的,不管是庄园或都会景观,反而是其次。描述一座园林,不是为了传递园林景观,也不是为了借园林景观表现什么样的人类情感,而是在这过程中,将园林中的事物一一命名。汉赋中有很多名词,一一指认眼前的东西,给它一个名字,也有很多形容词,发明新的词汇来分辨不同的色彩、形体、光泽、声响等,相对的动词就没那么多。汉赋很重要,绝对值得介绍、值得认识,却很难读,读了极端无趣。真要读汉赋,我们就只能一个字一个字认、一个字一个字解释,很难有阅读上的收获,比较像是在准备中小学生的语文竞赛。

还有第三条标准,那是不得已的私人标准。我只能选我自己有把握读得懂的传统经典。例如说,有一本极其重要的书并不在我的选择范围内,那是《易经》。尽管古往今来有那么多关于《易经》的解释,尽管到现在都还一直有新出的《易经》现代诠释,然而,我始终进入不了那样一个思想世界。我无法被那样的术数模式说服,也无从分判究竟什么是《易经》原文所规范、承载的意义,什么是后世附丽增饰的。遵循历史式的阅读原则,我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谈《易经》。五

在这个系列里,我们不只是选书读,而且从书中选段落来读。传统经典篇幅长短差异甚大,文本的难易程度差异也甚大,所以必须衡量这两种性质,来决定选读的内容。

一般来说,我既将书中原有的篇章顺序,当作书内容的一部分,也将书中篇章的完整性,当作内容的一部分。这意味着,除非有理由相信书中顺序并无意义,或为了凸显某种特别的对照意义,否则,我尽量不打破原书的先后顺序,并且尽量选择完整的篇章来阅读,不加以裁剪。

从课堂到成书,受限于时间与篇幅,选出来详细解读的内容,可能只占原书的一小部分,不过,我希望能够在阅读中摸索、整理出一些趋近这本原典的路径,让读者在阅读中逐渐进入、熟悉原典,培养出一种与原典亲近的感受,来作为未来进一步自行阅读其他部分的根底。打好这样的根底,排除原本对经典抱持的距离感,是阅读、领略全书最重要的开端。

礼教本身就是祸乱之源!

墨子雄辩滔滔地向儒家阵营发起攻击。

他是思想家,更是行动派。

第一章 特立独行的思想家

墨子年代考

《韩非子·显学》开篇第一句话:世之显学,儒、墨是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一直到韩非的时代,战国末年,公元前3世纪中叶,离孔子去世超过两百年了,儒家和墨家仍然被视为两大显学。

然而再过一百年左右,到了汉朝,司马迁在《史记》中,特别提高孔子的地位,写《孔子世家》来记录孔子生平和言论,另外有一卷《孔子弟子列传》,一卷《孟子荀卿列传》。相对地,司马迁没有为墨子立传,整本《史记》只有在《孟子荀卿列传》后面附了一句话:盖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为节用。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总共二十四个字,如此而已。

曾经和儒家并列为显学超过百年的墨家,到《史记》里,却几乎不存在了,还是为了说明孟子强烈反对杨、墨的主张,才得以有这么一小段的补充说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司马迁之前担任过汉代的太史)曾经研究过诸子学,还留有综论诸子思想的《论六家要旨》,但连司马迁都对墨子没了兴趣。从韩非的时代,到司马迁的时代,孔子的地位和墨子的地位,明显有了一上一下的戏剧性变化。

墨子地位急遽下降,影响所及,关于他的各种信息资料也就被忽略了。极有可能,司马迁不曾读过《墨子》,连墨子的年代他都没有确切的把握,只能说有人主张和孔子同时,也有人认为晚于孔子。汉朝之后,墨子及墨家长期处于中国思想的边缘地带,关于墨子生平的史料也就愈发涣散支离了。

我们今天只能利用《墨子》书中的内容,尽量还原墨子的时代背景。《墨子》书中有《公输》一篇,说:公输盘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子墨子闻之,起于齐,行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公输盘。公输盘又叫公输般,鲁人,所以也有人主张就是鲁班。公输盘是个精巧的工匠,为楚国造了可以用来攻城的云梯。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消防云梯名称的来源。云梯,顾名思义,形容梯之高,简直能够登到云里去。有了云梯,军队就可以方便攻入别人的城里了。云梯造成之后,即将被楚国拿去攻打宋国。墨子听到这个消息,连忙从齐国赶往楚国,费十天十夜抵达楚国国都郢,见到了公输盘。

墨子先用道理说服了公输盘,让公输盘同意不应该攻打宋国。然而公输盘没有办法阻止楚国出兵,于是墨子又去见了楚王,告诉楚王攻打宋国“必伤义而不得”,既不符合正义道理,而且也打不赢。楚王回应:“你说得很好,但是公输盘已经帮我造好云梯了,一定可以把宋拿下来。”

于是见公输盘。子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公输盘之攻械尽,子墨子守圉有余。于是墨子在楚王面前再会公输盘,解下衣带代表城墙,用筷子代表攻城的云梯,公输盘反复多次用云梯进攻,都被墨子挡了下来。公输盘使用云梯的方法穷尽了,墨子防御的手段还没用完。

公输盘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子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无攻宋矣。”

公输盘不得不屈服,然而他补了一句话说:“我知道有什么办法对付你,只是我现在不讲。”墨子也回应他:“我知道你要用什么办法对付我,但我现在也不讲。”这两个人都不讲,一旁的楚王可急了。他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墨子才解释:“公输先生想的,其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办法,不过就是把我杀了,以为这样宋就无法抵抗楚的进攻了。然而我的弟子禽滑厘等三百多人,已经带着我设计的防御器械,在宋的城墙上等待楚去侵犯了。杀了我,无法消灭宋的防御力量。”听到这里,楚王也认输了:“真厉害啊,我决定不攻打宋了。”

这是个精彩的好故事,《战国策》、《吕氏春秋》和《说苑》里都有转载。同时这个故事提供了我们判定墨子时代的重要线索。公输盘曾经出现在其他东周文献里,搜集这些史料,我们可以大致考订公输盘的年代,再用公输盘的年代来推断墨子的年代。

另外一条线索,是《墨子·鲁问》中关于“墨子见齐大王”记录。齐大王是齐太公田和,田和从世卿以至篡齐,这是东周时的大事,有很多相关记载,可以有更明确的时代年份供参考。

靠这些材料,经过反复考索,墨子应该生于公元前480年左右,在公元前400年左右去世。也就是说,他比孔子稍晚,孔子去世前后,墨子诞生。

来自庶民社会

关于墨子究竟姓甚名谁,也不是很清楚,历来有许多不同说法。比对史料,看起来较可信的,是他姓墨名翟。但“墨”字也有可能是他的称号,来自他曾经受过墨刑,脸上留有因罪而刺青的永久痕迹。会受墨刑惩罚的人,当然不太可能是贵族阶层,作为下层平民,他们本来就没有固定的姓、氏,于是被冠以墨字作为称号,甚至进而以墨为姓。《史记》说墨翟是“宋之大夫”,但在东周的文献中,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显示墨翟具备大夫贵族身份,也无法确认他是宋国人。前面所引《墨子》书中的内容,虽然说墨子特别跑到楚去阻止楚军伐宋,然而兼爱、非攻是墨子的核心主张,他鼓吹大家将别人的家视为自己家,将别国看作自己的国,而且精研防御之术,又是他落实非攻理想的手段,考虑这样的背景,我们实在无法只凭这条记录就认定他是宋国人。

春秋开始有了人口迁徙流动的现象,到战国更加普遍。战国时各国之间的竞争焦点之一,就是争取甚至抢夺人口。没有足够的人口,就不可能有充足的生产劳动力,也无法有上战场的兵力。原来的封建秩序对于贵族的牵制规范力量,大于平民,封建秩序动摇瓦解过程中,平民也就比贵族更早脱离旧有的社会纽带。

春秋时,显然已经有了国籍身份流动的下民,卿大夫有封地有官职,所以有明确的国籍。仅在孔子及其弟子中,就有很多出生在此国,却到彼国任职服务的例子。不具备贵族身份的下民,在动乱中从这国迁到那国,他们没有太多身份牵绊,也没有必要一定保留、主张原有的国籍。

史料上无法确认墨子的出身所属,和他非贵族的背景是相符合的。他应该是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流动的产物,没有传统的贵族身份,却在动乱中学得了知识与技能,借由他的知识技能,往上流动穿梭游走于各国贵族统治阶层间。他到过鲁、宋、齐、楚、卫等诸国,然而没有任何一国可以被确证为他的出生地。《左传·鲁庄公十年》中有曹刿的故事。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为了准备和齐人打仗的事,曹刿请见鲁庄公。曹刿是个什么样的人?后面这两句话为我们解释了。他同乡里的人劝他不要去,理由是:“打仗是有地位的人的事,你去跟人家搅和什么?”“肉食者”在当时原本并没有轻蔑、贬抑的意思,是用来指称大夫以上,有身份有地位,可以不用到七老八十就有资格吃肉的贵族。从这句话我们了解,曹刿甚至连大夫都不是,顶多是个士,地位很低,乡人才会用这种话讽刺他,说他哪有那样的地位去管这种大事!

曹刿没地位,却有自信。所以他说:“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眼光短浅,看近不看远,能有什么用!”也是经他这么一说,经《左传》这样记载,“肉食者鄙”才在后来变为成语,我们今天才会看到“肉食者”就觉得带有贬意。

曹刿没有大夫的地位,却如此看不起大夫,这不是原来封建秩序的规矩。还有,他连大夫的地位都没有,却主动去求见国君,国君竟然也见了,这也是破坏封建秩序的醒目现象。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春秋时期突破阶级壁垒,以能力取才的新倾向。

墨子比曹刿更进一步,他的游说服务对象不仅限于一国,而是到处走到处去。他和孔子一样周游列国,但他周游列国的目的、立场,和孔子恰恰相反。孔子要帮助各国国君恢复封建礼仪秩序,墨子却主张各国国君应该远离封建习惯,改采新信仰、新做法。

乱源就是封建

墨子明显对封建体制抱有敌意并持批判态度。面对同样的时代困局,他和孔子提出的因应之道,却截然不同。孔子崇尚西周,致力挖掘周文化的底蕴精神,期待借由恢复这份人文价值精神,来解救时局。墨子却从来不属于封建贵族阶层,对孔子念兹在兹的西周文化,并无切身浸淫,更无感情,因而从外在于这套封建秩序的角度,察觉到封建秩序内在的缺点才是动乱的根源。对墨子来说,只有更激进地扬弃封建秩序,才能平息动乱。

封建秩序建立在“亲亲”的架构上,依照亲属关系远近来决定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义,墨子就提出了与此彻底相反的兼爱,每个人爱人如己,爱邻人如同爱家人。封建秩序借由丧葬礼仪来确认、强化代与代之间的上下传承关系,墨子就主张节葬,打破对于丧葬的重视。封建秩序利用音乐宴饮来强化彼此关系互动,墨子就要求非乐,视音乐为奢侈浪费。

出于这种反封建、反周文化的立场,墨子心目中的历史榜样,当然不会是孔子最崇敬的周公,或文王武王,而是特别标举出的夏禹。一方面,夏的时代早于周,距离想象中的古代盛世更近;另一方面,夏禹最重要的功绩是治水,是劳动,是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刻苦精神。《庄子·天下》如此描述墨家: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度数,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不教后世奢侈,不浪费万物,不受既有礼仪法度眩惑,以严格的规范不断自我矫正,来救助世间的急难。古代有强调这方面的主张,墨翟、禽滑厘听到了就喜爱信服。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行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墨子将他的理想推源到禹,盛赞从前禹为了治洪水,掘开了长江黄河,让水路能将四境边远地带和中原九州彼此贯通。主要河川三百条,次要支流三千条,更小的不计其数。禹亲自操持着畚箕锄头,反复汇合疏通天下河流,劳苦到大腿无肉,小腿无毛,淋着大雨,顶着大风,开辟出众多可以居住的土地。禹是个大圣人,都还为了天下人而如此辛苦。

因而后来的墨者大都用最原始最粗的原料做衣服,配上木屐草鞋,日夜不停工作,以受苦为最高价值。他们说:如果不劳动受苦,就不算遵行禹的原则,不配称为墨者。

墨子援引夏禹来压过周文化,这是春秋开始的崇古潮流的另一个明显例证。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则如此描述墨家: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万民之率。”说他们也崇尚尧舜之道,只是他们对尧舜美德的描述,都专注在他们节俭的方面:房屋只盖三尺高,地基也只有三阶,屋顶以茅覆盖,不加修剪,梁柱也直接采用木头,不加削刮。盛饭的簋和盛羹的刑,都是用陶土简单烧成的。吃的是粗米,喝的是野菜羹。夏天穿麻布衣,冬天披鹿皮。人死了,只用三寸厚的木棺,也没有繁复哀戚的丧礼。他们将这种简朴的丧礼当作万民的模范。

照司马谈的说法,墨者除了夏禹,还引用尧舜作为他们的权威。但他们看重尧舜的,不是圣君贤王的成就,而是因为尧舜比夏禹还更古远,理论上生活更加古朴,没有任何周人所重视的礼仪与装饰,符合墨家节俭的主张。

我们在这里隐约看到了春秋时期各家各派对历史诠释的争夺。儒家也推崇尧舜,为了和儒家抗衡,墨家不是去否定尧舜,而是用自己的价值立场,重建了一套适合他们自己使用的尧舜形象。这种以不同历史诠释来进行自我理念的宣扬竞争,到了战国更加普遍,为了现实需要,大家纷纷往上往前堆叠各种历史说法,造成了中国古史上复杂纷乱的现象。

成于战国后期的《庄子·天下》和成于汉初的《论六家要旨》,都还保留、凸显了墨家主张和周代封建文化之间的紧张对立关系。

反复论述的独特风格

今本《墨子》一共有五十三篇。汉朝刘向校录宫中秘书,找到的《墨子》一书,共有七十一篇。在历史流传的过程中,至迟到宋朝,就已经少掉十多篇,变成了今天这种五十三篇的版本。《墨子》不是墨子自己写的,应该是由其弟子后学辑录而成,且成书的时间可能拖得颇久,并不是出于一时一人之手。书中有看来像是直接记录墨子语言的篇章,也有像是由弟子根据墨子之意改作的内容,另外还有明显是在墨子死后才被写下来,夹入后世语言及事件的部分。《墨子》不是一本单纯、统一的书,而是由好几个不同部分混杂组合而成的文本。若是要探讨、理解墨翟的思想与价值核心,那么一般认为从目录上第八篇的《尚贤上》到第三十七篇的《非命下》是最重要的。这中间有七篇缺漏,所以总数是二十三篇,含括了墨子最重要的十个主张。

这三十篇,在目录上极为整齐,按照顺序罗列了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及非命一共十个主题,每个主题又各分为上、中、下三篇。我们有理由相信,这部分是经过最严谨编辑过的,可能也是最早成书的。其他部分很可能是之后才陆续在前后增附上去的。

这三十篇,同时也有着很明显、很统一的风格,一眼就能辨识出来。其风格和前此的经典,如《诗》《书》《左传》《论语》都大异其趣。以《兼爱上》的开头为例: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治乱者何独不然?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弗能治。

这样一段话,语法简朴,而且充满了重复。话中的信息只是:圣人治天下,先要了解乱的原因。我们用大白话讲,都只需要这么少少几个字就讲完了。《墨子》却正面说一次,反面说一次,然后再用医生治病为例,正面说一次,反面说一次。还没完,接着又设问“治乱者何独不然”,把完全一样的话,又正面说一次,反面说一次。

是的,在此前的古文中,我们还真的没遇到这么直白却又这么啰唆的写法。《论语》很早就取得了崇高的经典地位,历来经过多次校正传抄和比对注解,所以文本相对干净明晰,没有太多错简窜乱造成的阅读困扰。《墨子》从汉朝之后,就落入边缘地位,因而文本中有很多歧字错字,也有窜乱的句子或段落,不过整体而言,我们还是不难读懂书中大意,主要就靠这种既直白又啰唆的文体。《墨子》书中不会有连续的奇字僻字,就算穿插出现一两个,我们也很有机会借由上下文解读出其意义。《墨子》书中出现了看不懂的句子,别担心,几乎毫无例外,其前后一定会有表达同样意思的句子,稍一比对,我们也就了解那个看不懂的句子出了什么问题,又在说些什么。

因此,读《墨子》主要三十篇的方式,和读其他古书大不相同。其他书,《诗》《书》《左传》《论语》,我们的阅读基本上是扩充衍伸,借由对古文字、古文法以及叙述情境的掌握,把简单浓缩的文字中没有说清楚、没有说完的,想办法说出来、说完整。这是一种加法的读法。但读《墨子》,却要改用减法,把文章中反复举例申说的意念,抽离出来,用简洁明了的方式准确列出来。《墨子·兼爱上》第二段说: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前半句照抄第一段开头,后半句又以负面说法总结第一段的重点,然后才开始新的论理内容: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所以乱的肇因是什么?是人与人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世人所说的乱是什么?是为人臣为人子的不忠不孝。不孝怎么来的?其本质就是为人子的自私自利之心,胜过了对于父亲的敬爱,所以会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而牺牲父亲的利益。同样的,做弟弟的不敬哥哥,做臣子的不忠于君王,都源自把自身利益看得高于其他。

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父自爱也不爱子,故亏子而自利。兄自爱也不爱弟,故亏弟而自利。君自爱也不爱臣,故亏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爱。这一长句,没有讲任何新东西,就是把前面的论理换一个方向,探讨乱不只生于下不服从上,也生于在上者对下者缺乏慈惠。这种现象,和下不服从上,从墨子的角度看,实质上是同一回事,都是自私自利的产物,都是不相爱的表征。

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故贼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爱。再推广出去,盗贼也是不相爱的自私表征。当小偷的,看重自己的家,胜过看重别人的家,所以会去偷别人家来增添自家利益。强盗看重自身胜过看重别人,所以会去抢别人来增加自身利益。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者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爱。再推出去看,就连一国之中大夫彼此相争,国与国间诸侯彼此攻击也一样。因为大夫看重自己的封地财产,胜过看重别的大夫,所以不惜制造纷扰来谋求自身利益;诸侯看重自己的国,胜过看重别国,所以会攻伐别国来增加本国的好处,都是不相爱所带来的结果。

检讨下来,墨子主张,这个时代认为的乱,其实都有单一、同样的根源。顺着这样的因果讨论,他提出以兼爱作为解决办法。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君若其身,恶施不孝?犹有不慈者乎?视弟子与臣若其身,恶施不慈?故不孝不慈亡有。

关键在于“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这就是墨子兼爱的基本定义—把别人看得和自己一样重要,用爱自己、爱惜自己利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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