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特里尔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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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国试读：
序言
周恩来总理微笑着问我：“你在哪儿学的汉语？”“美国，”我回答道，同时对这个世界著名的总理竟然能够听懂我带澳大利亚口音的不标准的汉语感到有点震惊，更没有想到他会对我的研究感兴趣。
那是1971年，马毓真（后来的中国驻英大使）将我引见给周恩来。那时我正陪同澳大利亚工党领袖高夫·惠特拉姆（后来的澳大利亚总理）出席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晚会。
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是影响我人生的三个国家。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个小孩成了哈佛大学的教授，又通过个人和职业的方式接触到全球化时期的中国。一个澳大利亚乡村男孩最后来到中国的城市，观察到那里人们的生活。一个在对中国充满恐惧的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在朝鲜战争后，渴望叙写他与中国人民的交往。
1964年我第一次来中国。当时国际形势不好，冷战笼罩着整个欧洲和亚洲。当时亚洲不是因为经济发展而是因为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出名的。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蓬勃发展。它们将会向何处呢？一个外国作家能了解中国吗？
第一次访问中国6年后，也就是1970年，这时我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教师，我被要求陪同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参观哈佛大学的校园。我安排好他在哈佛室内泳池游泳后，离开了一个小时。进餐时，他告诉我他想去燕京图书馆看《人民日报》。“因为我读到的是宣传报道，”他谈到报纸《北京共产党》（李光耀在新加坡不允许该报发行），“所以我突然想知道美国人究竟是怎样通过窥视观察达到了解像中国这样的社会的。”“我们西方人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我对新加坡总理说，“我们根据我们的意愿建构了中国共产主义社会。”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试着去认识真实的中国。这样，我们会适时修正我们已经形成的认识。我向李光耀建议，认识到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任何时候，想完全了解中国基本上都是不可能的。
2008年我的两个经历反映出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这三个国家所处的世界发生了变化。陆克文总理邀请我到华盛顿的澳大利亚驻美大使馆共进午餐并讨论中国的一些问题。20世纪80年代期间，陆克文作为外交官曾住在北京。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然而我过去所认识的从惠特拉姆到陆克文的前任者之间的五位澳大利亚总理中，没有一个人会说汉语。陆克文跟我进一步谈到对中澳关系的希望。他赞赏布什对中美关系的处理。由于陆克文将离开华盛顿前往北京，他还问了我对西藏和其他有关中国问题的看法。
四个月后，2008年7月，也是在华盛顿。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箎出席伍德罗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国研究所的落成典礼。2008年的我已经是该中心的一名公共政策学者了，应邀从波士顿回来参加这个典礼。
在庆祝午宴间，我昔日的教授基辛格跟我热情地打招呼。他说：“哦，我经常看你写的关于中国的著作！”85岁的他显得开朗而敦厚。尽管他行动比较迟缓，但是看起来依然精神抖擞。
我说：“你能帮参议员麦凯恩赢得选举吗？”“我们尽力，”基辛格很干脆地回答。但是那天的主题是历史，而不是政治。基辛格说：“近40年来我一直坚信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动摇过。”确实是这样，尽管这些年来基辛格重视中美关系的原因并不总是一样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记录。正如桌旁的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箎所说，“基辛格本人就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到2008年，20世纪70代早期（我依然记得那时会见周恩来时的兴奋）澳大利亚、中国和美国三者之间不确定的关系已经制度化为富有成效的结构。“中国与美国不再有共同的敌人，”基辛格说，“但面临共同的机遇。”这也是一句实话。
自我长大后，中美关系的建立或缺失都影响着亚太地区。二战时，日本侵略中国，向美国宣战，轰炸澳大利亚北方；中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结成了反法西斯同盟。
自二战结束5年后，如果没有中美敌对状态，朝鲜战争就不会爆发，这场战争巩固了中苏阵营，使冷战明朗化。令人震惊的是，1972年理查德·尼克松与毛泽东的握手消除了中美战争的威胁。它使得两极世界变为三极世界，迎来了东亚经济发展的时期。
进入21世纪后，中美两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联系在一起；澳大利亚同亚太地区的这两大巨头建立了伙伴关系，在亚太地区有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本书是关于过去半个世纪期间的这些主题和事件的一些个人看法——尽管这些事情还没有结束。我相信中美关系将关系着我们的成败。
第一章 澳大利亚镜像中的中国
China in the Mirror of Australia1949年作者在南澳大利亚布鲁兰上小学我成长在澳大利亚丛林，也就是所谓的乡村。布鲁兰是维多利亚州东南部的一个偏远小镇，只有600人。我父亲是这个小镇中心学校的老师。我母亲是我父亲的助理教师。布鲁兰坐落在澳大利亚第二大城市墨尔本以东200英里的青山翠谷之中。回想起来，仿佛刚刚从睡梦中醒来，耳边仍回响着布鲁兰之夜那铃鸟悠扬的鸣叫声和桉树林里微风的叹息。
我们很少接触到国家大事。就是墨尔本对我来说都很遥远。这里自然淳朴，当地人随意聚居在这片荒芜却美丽的土地上。在布鲁兰，孩子们大多光着脚去我父亲的学校上学。我和我哥哥只有在星期日去教堂时才会穿上鞋。这不是因为贫困，而是因为这样更加亲近自然。这里气候温和。阳光烤着我们的小脚丫，走在软土和绿草铺就的小道上，感觉是那样的温柔。不过，我们要小心偶尔会有蛇。
1941年某天早餐时，收音机播出一条新闻，在悉尼海港发现了两艘日本潜艇。父亲脸上露出忧虑的神情。日本人在离东京那么远的地方干什么呢？一个四岁的男孩不懂得战争，但是我们小镇的每一个人都认为日本人是“坏的”。不久，1942年，日本轰炸了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市。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澳大利亚丛林里的人们对亚太地区有了新的认识。美国大兵来这里帮助抵制日本侵略，保卫澳大利亚，也给童年的我带来了包装精致的糖果。我们听到了美国财富和实力的故事。我们也知道在这场战争中中国跟我们是一边的。外祖父从他的中国朋友那里听说了许多关于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的事情。
20世纪40年代确实有许多亲戚朋友就住在墨尔本，祖父还在那里认识了中国人。他利用晚上时间在墨尔本的唐人街教中国商人和工人英语。一个世纪前许多中国人来这里淘金，在这些窄小的散发着芬芳的唐人街，他们的后裔开了店铺和餐馆，还组织了民间团体来帮助新来的中国人。对于许多普通墨尔本人来说，“中国”的印象主要就是从唐人街进进出出的洗衣工那里得来的。
在墨尔本祖父卧室的墙上挂着两幅精美的软木雕刻画，描绘的是中国南方的景象。金黄色的樟木画框用一根细绳向前倾斜着挂在墙上。这是祖父夜校的中国人出于对他志愿教学的感激而送给他的纪念礼物。我常凝视这些画，上面有湖、亭台楼阁和小山，以浅蓝色的布作为背景。这些画芳香而古朴，一点也不像祖父郊区家中充斥着的那种塑料制品的现代味道。我曾尝试去想象澳大利亚之北的这片土地。大人们只是告诉我中国古老、辽阔，一片混乱。
20世纪中期，在与世隔绝的澳大利亚丛林中一个孩子对于中国的想法，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一定会感到怪异。这就是生活。我们来自一个特定的环境；我们在更广阔的领域学习生活；我们努力将原有背景和日后经历融为一体。
黄金将中国人和澳大利亚联系到了一起。19世纪50年代早期，伴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和清朝对英国侵略问题的笨拙处理，中国人远航来到澳大利亚淘金；更早些时期，他们就已在美国圣弗朗西斯科淘金了。数十万人蜂拥至此。结果不久，维多利亚金矿上20％的人是中国人。在十年中，澳大利亚人口增长了三倍，突破了100万，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人的涌入。
许多船只从广州南下澳大利亚，使其北部的库克镇（以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的名字命名的）成为继悉尼之后的澳大利亚第二大港口。这些船只满载着中国人对黄金财富的希望，经过新加坡到达澳大利亚的第一个停靠港库克镇。
今天的库克镇没有布鲁兰那么大。但是它拥有淘金热时期的三大公墓。一个是黑种人（澳大利亚大陆原始土著居民）的，一个是欧洲人的，也就是19世纪澳大利亚所谓的白种人，还有一个是中国人的。当1987年我要为美国杂志《国家地理》写一篇报道而参观这些公墓时，我发现这三大公墓中最大的一个仍然是中国人的。
像来澳大利亚的其他人一样，中国人也是乘船而来。上万年前，原住民途径许多岛屿从西亚向东迁徙到澳大利亚。大多数后来者，无论出于法律、气候、经济或者政治的原因，也是乘船到澳大利亚的。这一定程度上因为，到17世纪时欧洲的船只已比亚洲的更为先进——不像15世纪，那时中国虽然拥有先进的船只，但是不去开拓殖民地——是白种人的到来结束了当地原住民的长期隔绝状态，中国人倒成了后来者。
19世纪中期的淘金热给布鲁兰留下的一个遗产是紫罗兰，一个吸引我的黑发端庄的小姑娘。她的父亲是当地的药剂师，是20世纪40年代这个小镇唯一的中国人。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小学生，并不知道我的初恋女友居然是半个中国人。孩子们对种族没有太多的了解。在之后的岁月里，受《国家地理》的委派，我去了趟四川省，知道汉人和西藏共同居住的村庄的孩子们并不在意他们的伙伴是否跟他们是同一个种族。但是今天我想知道紫罗兰怎么看待20世纪40年代那些常见的标志，一般是吹嘘澳大利亚防御系统的质量和标志，这些标志常用紫漆漆在大箱子里和一些澳大利亚的家具上，写着：仅欧洲劳工制造。1950年作者和他的中国女友在布鲁兰参加化装舞会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开始执政几个月后，也恰是朝鲜战争爆发前夕，父母将家从澳洲丛林搬到了墨尔本。这是为了我、姐姐和哥哥能够进更好的学校读书。我无奈地穿上了皮鞋。我戴着帽子，打着学校的紫色和黄色相间的领带。我推测了我的未来，放弃了自然科学，选择了历史和政治。
我的高中老师们主张关注中国和亚洲其他邻国。他们提倡经济平等原则，传播基督教的社会福音。这些老师使我明白，20世纪50年代亚洲和非洲的反殖民运动更多地是获益于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当然，作为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我不知道什么政治立场。我只知道几个简单的事实。日本轰炸了澳大利亚北部。英国是澳大利亚的老朋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我们。中国赫然横跨我们的亚太版图。
朝鲜战争令我们害怕毛泽东的共产主义可能经过马来西亚向南渗透以控制澳大利亚（就像过去日本计划控制我们和掠夺我们的自然资源那样）。一些政治团体绘制了那个区域的地图，用大的红箭头标注在各个不同国家上面，所有的箭头都是从中国出发的，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从中国香港到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到印度尼西亚，最终的目标指向澳大利亚的辽阔大陆。
1957年我成为墨尔本大学的本科生，教我的老师都是左翼人士。他们对中国很感兴趣，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并不是毛主义者。他们相信，无论如何，能够与共产党人取得谈判的成功，华盛顿倾向于扩大它的影响，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是世界的希望。他们认为社会应该不断进行自我变革，从而不断地取得进步。
尽管老师们对亚洲的看法相似，然而他们每个人却有着不同的背景。麦克马洪·鲍尔教授是1945年后对日联合理事会的英联邦代表。虽然该理事会设在东京，但也要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打交道，麦克阿瑟的飞扬跋扈使他对傲慢的美国风格有了戒备。鲍尔感到美国的这位著名将军认为他仅仅是一个澳大利亚人而已。不过，他认为美国二战后对日本的占领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鲍尔在课上告诉我们，在东京看来，亚洲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盛行。他将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视为对西方的巨大挑战，因为它是享有爱国合法性的共产党政权。鲍尔在他的《东南亚的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中得出结论，许多亚洲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融合能否成功。他强烈要求西方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不要因为抵制东南亚的民族主义而将其推向北京的怀抱。”在李光耀和其他人开始强调“亚洲价值观”之前，鲍尔就认为该地区，特别是印尼，各种民族主义构成了亚洲价值观，澳大利亚对此应该予以尊重。
不过，这是澳大利亚早期的亚洲研究。鲍尔是墨尔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他并不会汉语、日语及其他任何的亚洲语言。
中国现代史课的老师格雷戈里博士是他那个时代与立场的典型代表。他受的是英国教育，他是根据英国对东亚的理解来研究中国清朝的。他写了本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书：《大不列颠与太平天国》，现在仍然是西方国家大学的阅读书目。这本书的书名就揭示了20世纪50年代的澳大利亚（还包括许多西方国家）是如何讲授所谓格雷戈里课程“东方历史”的。中国是被作为西方扩张的对象而加以研究的，是西方冲击的对象，是对西欧和北美主导的世界的回应。
在格雷戈里博士的课上，我写了篇关于1843年《南京条约》的小论文。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清晰地感受到鸦片战争在广州所唤起的激情。清廷与伦敦彼此完全误解了对方。但是，原因远不是那样简单，导致这场战争的根本原因是危机中的中国与发展中的英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失衡。
教我中国政治课的老师阿瑟·哈克，却有着另一种背景。澳大利亚为了应对对外关系中军事和政治的挑战，最近采取的一项战略性步骤就是讲授汉语，他就是受益于此。在维多利亚的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澳大利亚军方创办了一个语言中心，哈克就在此学习汉语。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所持的是谨慎但相当同情的态度。他强调我们应该读毛泽东的著作和言论。我们开始熟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和第二卷。我们这些如饥似渴的学生在墨尔本商业区的左翼书店里也抢购北京外语出版社的其他书。我是那么急切渴望阅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后来在某种魅力的吸引下，我又研读了第二卷中的《反对自由主义》。
有一周，出生于英国的历史学家费子智给我们上课。他是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教授，是《共产主义中国的诞生》的作者。1949年之前，费子智是英国文化委员会官员，在中国北方生活了多年后的他显得饱经沧桑。他在给我们上课前不久又去了趟中国，参观了一些新建的公社。他告诉学生，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者相比，中国人热情高涨地证明着毛泽东的创造性。
20世纪50年代，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是很有限的。当时有新华社通讯。这些通讯宣称：中国的朋友遍天下；钢产量跃居前列……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到北京“向毛主席致敬”。可怕的谣言也从香港流传到澳大利亚。一些愤怒的中国难民逃到西方后大肆渲染在中国的苦难境况。墨尔本和悉尼的毛主义者里也有意识形态的辩论；愤怒的反共分子中包括认为共产主义对基督教构成威胁的西方传教士。1951年北京集会反对美国入侵朝鲜
朝鲜战争后澳大利亚天主教会变得特别反华。确实，左翼工党领导人是天主教徒，他们在主教的压力下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反共工党。他们这么做的后果就是分散了工党的选票，使得保守派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控制了澳大利亚，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结束。这也是澳大利亚曾在外交上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原因之一。
作为一种学说的共产主义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影响；课堂上，我们就坐在共产党员旁边，彼此相安无事。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澳大利亚人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或者是有许多共产党员参加的“友好”团体的成员。澳大利亚共产党就是我身边的生活现实。在墨尔本大学教我苏联政治课的老师就是一名共产党员。他在课上通常要求学生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来分析19世纪或者20世纪的历史事件。我现在仍然仿佛能看到他椅子背后的书架上摆放的一排一排的斯大林著作；仍然能闻到我的那本莫斯科出版的海军蓝色封面的《列宁选集》散发的胶水味。
但是共产党员的存在并没有使得每个人都成为共产党员。基督教的影响使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产生了免疫力。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信仰。在工党的学生队伍中，我也是其中一员，我们明白（我们的）社会民主是什么和（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1956年赫鲁晓夫发表攻击斯大林的秘密演讲后，毛泽东非常惊愕，我们看到我们所熟悉的共产党员出现了骚乱、抗议，或者退“党”。
大学本科时，我不仅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而且读了米洛凡·吉拉斯的《新阶级》和其他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评论文章。我们是远离共产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20世纪60年代早期中苏论战爆发后，紧跟外部世界形势变化的澳大利亚共产党员在其影响下，分裂成了亲中和亲苏两派，但是我们对此并没有什么深刻印象。
后来，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北京提出的“新人”吸引了哈佛大学研究院里我的一些同学时，我对毛主义里这种准宗教信仰却没有兴趣。我在某些方面仍然是一个澳大利亚本土主义者。我从来没有感到严重脱离过以个人自由为核心的西方主流价值。
亲近自然的澳大利亚过去是一个缺乏自我意识的国家。它很少屈尊去瞥一下小新西兰和它的南太平洋后院。墨尔本和悉尼甚至都不去关注澳大利亚大陆那荒无人烟的西部和占有一半领土的北方。澳大利亚将渴望的目光投向了欧美的快车道。它担心亚洲，想知道澳大利亚是否真正属于它。尤其是对待中国，它的心理很矛盾。庞大，但是贫穷。一个古老的文明尚在为实现现代化而艰苦奋斗。中国完全不同于西方世界，而澳大利亚则是从那里跃然而出。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澳大利亚在外交上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澳大利亚仍继续承认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不过，整个20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都没有在台北建立大使馆，也没有允许在堪培拉建立“中华民国”大使馆。本科时，我帮助组建了一个“承认中国”团体，主张放弃台北，承认北京政权。我和我的一些同学认为中国是亚洲的中心，而澳大利亚却似乎对此视而不见。“不承认北京的政策将很难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我在第一次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事实可以争辩，但不容否定。”
我为墨尔本大学“承认中国”团体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我写道：“为了遏制国际交往和造成隔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道义上的非难是站不住的。”在批评澳大利亚听从美国的政策时，我写道：“美国直到1933年才承认苏联，但这样做双方都没有得到好处。共存是我们所追求的，而不是向世界共产主义寻求调解或者自以为在道义和物质上高人一等地去屈尊降纡，一项政策本身应该富有理性和道义。”
在我看来，中国问题是与当时澳大利亚反亚洲移民政策和澳大利亚对其土著居民的菲薄待遇有关的。现在我们国家不再是英属殖民地了，所以我认为，我们的广阔土地必将是非白人区域。
我们墨尔本学生曾为结束“白澳政策”而斗争，这个政策使得亚洲人几乎不能移民澳大利亚，原住民几乎不能享有全部的公民权利，例如没有选举权，没有准许就不能跨越州界，不能买酒精类饮料。将这两个问题与要求承认中国联系起来可能已有些过于道义上的谴责了，但是我们青年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么做完全是出于理想主义。
在布鲁兰，我家隔壁的邻居在村中心开了一家商店，卖啤酒、葡萄酒和其他的酒精类饮料。每年邻居家的夫妇都要去墨尔本为小店卖酒精类饮料的营业执照办理延期。办理执照的官员会问他们：“如果一个原住民来你们店买一瓶威士忌或者啤酒，你们怎么办？”他们总是说，不会卖给他们的。这样，他们的营业执照才可以获得延期。回想起当时，那位妻子告诉我：“我懂这些规矩。”
1961年的一天，位于墨尔本郊区的我家前门的情景让我大吃一惊。像往常每天早晨那样，我去取报纸和牛奶，我发现用白漆写的大字，并用箭头指向我家。“叛徒，罗斯·特里尔是国家的危险。”（Traitor，Ross Terrill is a national peril.）这句话用英文写得简洁而合折押韵。我嗓子发紧，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我在学生社团里积极地反对种族主义，前几天还给墨尔本的主要报纸写了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的：“令人感到满意的是，相对于非白种人的优越感正在澳大利亚消失。”在我看来，那个白漆写的辱骂是对我的奖赏。“特里尔是想让黑人对白人不忠，”前门那条小路上继续写着，这里很可能是用“黑人”这个一般用语来代指所有非白种人。
那时，欧洲人移民澳大利亚可以报销车船费，但是亚洲人或者非洲人则不可以。我们校园里的亚洲学生还必须承诺在澳大利亚读书期间不能生小孩。我们发起了反对两个主要政党的运动，后来依托工会的工党比右翼政治力量白人至上的政策更糟糕。
在淘金热后期，新南威尔士的淘金者组成了一个矿工保护联盟。联盟章程这样开头：“除中国人外，我们欢迎所有国家的人自愿加入我们的组织。”（矿工继续拥护法国大革命的原则，寻求“公平竞争”，一种澳大利亚式的社会正义！）1918年，一个新的联邦，就是所谓的澳大利亚联邦已成立17年了，其目的之一是减少“亚洲”侵略威胁，“澳大利亚人”和“白人”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内务部部长(1)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宣称：“国家的政策就是使得中国人逐渐消失。”
19世纪淘金热结束后，驱逐中国人离开澳大利亚的是工会，而不是资本家。将“白澳”写入其政策声明的也是工会。维多利亚（它是1901年成立的联邦的六个州之一，之前曾是英属殖民地）通过法律排斥华人移民，把他们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奇怪的是在这同时，美国加利福尼亚为了应对后淘金热时期的形势，也通过了类似的法律，排斥不受欢迎的澳大利亚人）！
淘金热后很长时间，整个澳大利亚都反华。流传着这样的谣言，说澳大利亚儿童正在被迫吸食鸦片。是不是中国的厨师正在宰杀澳大利亚的宠物猫来包饺子？作为工党领袖和早期澳大利亚的总理，威廉·休斯（William Hughes）宣称他的党的主要政策“当然是要建立一个白种人的澳大利亚。在这一点上绝不妥协！辛勤工作的有色兄弟一定要离开——永远不要回来”。昆士兰州通过法律明确规定，亚洲人无权雇用原住民来加强种族联系。
回忆故乡逝去的这段历史，我仍隐隐作痛。
澳大利亚“生日投票”的制度将我带入了澳大利亚军队。墨尔本市市长站在一个装有365颗子弹的桶前，一粒一粒地往外取子弹，直到军队招募够急需的新兵才停下来。我的生日比较大。我穿上卡其裤，进行步枪射击。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必须严格服从命令。过去我习惯于中午起床，现在早上6点一声哨响，就要在操场站好队。
在墨尔本大学团，也就是我所在的一组，我听到参加过朝鲜战争的军官谈论亚洲军队。当说到朝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使用军队来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时，我认识到他们是顽强而坚韧的。这些军官也就朝鲜战争的经历发表了些种族主义的言论。
刚在墨尔本大学求学的那年，一个重要刊物《公报》仍然在刊头使用这样的题词：“为了白人的澳大利亚。”工党逼迫我在党籍和反白澳热潮之间做出选择。我曾经收到的一封信要求我在30天内做出抉择。
作为学生，我们对亚洲的认识才刚刚开始。我们没有亲眼目睹二战中日本的暴行，在我们学生中间，有许多人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香港的华人。我们是澳大利亚第一代跟非白人坐在一间课堂里的学生。从亚洲学生那里我发现，多样性不是威胁，而是令人激动的。作者17岁参加澳大利亚陆军部队
当然，随后几年，澳大利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一位20世纪60年代跟我一起为社会变革而奋斗的女同胞，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激励我们为之奋斗的妇女权利和种族平等的问题。一次在墨尔本我们谈话时，她望着客厅的窗外说：“今天一个女电车司机差点把我撞倒。一个中国交警正在一个角落指挥交通。我想，该死，澳大利亚今天成了这个样子。”
进入21世纪，澳大利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民族主义已经成熟，自我意识更加觉醒。种族不再是一个问题。新南威尔士州的州长最近在一次采访中告诉我：“汉语是悉尼的第二语言。”准确地说，澳大利亚主要关注的是充满希望和活力的东亚和美国，而不再是欧盟。
尽管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在中国人看来，澳大利亚有些特征仍然没有变。最近去了趟墨尔本，我跟一个中国学生说墨尔本很干净。他说：“这是因为很少的人倒垃圾。”当然，中国住在上海及其郊区的人比澳大利亚总人口还多。墨尔本可能有350万人，但是与中国的十几个大城市相比这就不算什么了。
在鲍尔教授和其他老师的影响下，1960年我去了印度。那里大学里的男生（不是女生）认为，“万隆精神”很重要。印度、印尼、(2)埃及、缅甸和其他国家在1955年印尼万隆会议上率先发起了不结盟运动。印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克里希纳·梅农在万隆和墨尔本的学术界大放光彩；这两人像我的一些老师一样，也是求学伦敦，也读过英文周刊《新政治家》。
我是第一个参加国际生活实验组织的澳大利亚人，作为其成员，我去了孟买、德里和其他城市。这是一个值得赞赏的组织，它的总部设在美国佛蒙特，专门为全世界年轻人提供其他国家文化的第一手资料。我写了封信来回答印度组织者的问题：“我今年21岁，是墨尔本大学政治和历史专业的学生。我的业余爱好是戏剧艺术和弹钢琴。假期我会在工厂和商店打零工。我非常想得到这次去印度的机会。至于将来会干什么，我还不确定。”
国际生活实验组织的印度办事处给我回了封信表示欢迎，结尾有这样一句箴言：“民族与民族，土地与土地，生活在武装冲突中的同(3)志，应自由；在每一个心脑中会跳动一个博爱的脉搏。”
在我心中，中国和印度是主导亚洲的两个国家。在墨尔本，我的老师们认为中国和印度代表亚非世界不同的道路。印度坚持万隆精神，正在建立民主制。中国尽管属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但是也认同万隆精神。可是在德里我听说了1956年中印边界冲突的事，认识到中印之间的对抗是不可避免的。我在印度时，周恩来访问德里，与尼赫鲁进行会谈，寻求结束这种紧张状态的方法。我所住的印度家庭也多次讨论起这件事。
参观印度后，我的结论是，印度教的道德主义令人喜忧参半。它深深地植根于印度文化，但是其人性善的假设可能就是错的。在我看来，与中国的土地改革相比，印度维诺巴·巴维（Vinoba Bhave）发起的“献地运动”治标不治本。我在给澳大利亚学生会的参观报告中这样写道：“印度的大学，特别是其北方的大学正濒临崩溃，老师绝望，学生造反。”
应澳大利亚学生联合会的要求，我给未来可能参加国际生活实验组织的人提了些建议：“着装一定要简单，板球比赛的运动服就可以。”谈到饮食习惯，我说：“通常情况下，你们吃不到肉、鱼、鸡蛋和烧熟的蔬菜。这里鸟兽具有深远的宗教意义。一天晚上，我在孟买的一家餐厅就餐，一只麻雀飞进来啄食我的晚餐，服务员都没有赶走它。”
依我看，中国和印度将是影响未来澳大利亚的两个重要国家。在报告中我这么写：“有哪一个国家像1960年印度那样在一年内受到赫鲁晓夫、周恩来、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兰的访问？”然而，当老师们赞赏印度的民主道路时，我却想知道中国高度集中的道路会不会更加有效。这就是我对研究中国产生兴趣的起因。于是我的研究从印度转向了中国。
(1) 指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译者注
(2) 万隆会议是1955年4月18—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10项原则。这10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会议号召亚非各国团结一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被称为万隆精神。——译者注
(3) 原诗出自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1840—1893），英国历史学家。——译者注
第二章 抵达北京
I Get to Beijing这个时期，很少西方人能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澳大利亚人需获得本国政府的批准才能去中国。尽管有些人获得了批准，但是北京对来自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的入境签证是非常谨慎的，仿佛检验珍珠一般。澳大利亚跟随美国，仍然没有承认毛泽东领导的政府，从而更难获得北京的签证。
1964年夏天，我在欧洲沿路搭乘便车旅行。我满怀希望地敲了北京驻东欧国家大使馆一扇扇高大的木雕门（在西欧几乎没有），向他们表示我渴望去看看新中国。之前我已经获得了澳大利亚政府的批准。
在布拉格、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他们告诉我需要等两周才有答复。哎，为了节约身上越来越少的盘缠，在获得驻前一个国家的中国大使馆答复前，我不得不坐火车去下一个国家首都。我感觉自己一直在旋转门中转悠，但是总是得不到中国的签证。
华沙是我东欧之行的终点站。在伯尼佛拉特斯卡街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我感觉已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就大着胆提出要见大使，跟他讨论一下让世界了解中国到底好还是不好这问题。一个高级外交官从内室微笑着走出来。他们端上了两杯茶后，我开始谈论我的事情。次日，我在布里斯托尔酒店接到电话，他们告诉我，我的中国签证那天上午在伯尼佛拉特斯卡街已获得批准。
去中国的途中，我参观了莫斯科。我激动地给父母写了封信：“你可以想象第一眼见到苏联时我是多么的兴奋。一个长期的梦想终于实现了。”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那里的男女共同修路和进行其他劳动，一同说笑，一起吃饭。闪闪发光的地铁列车系统、无可比拟的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尤其是给这个国家带来荣耀的体育，华丽的克里姆林宫和其他宏伟的公共建筑，这些都使我感到无比的震惊。一位苏联朋友告诉我，代表大会堂非常漂亮，人们来这里就是为了看一眼这个建筑和它的装饰：“许多人惊叹这种完美的设计，他们乘自动电梯上上下下，在门厅买巧克力，然后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当时，莫斯科全城都在举行庆祝威廉·莎士比亚诞辰400周年的纪念活动，布拉格也是如此。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里有澳大利亚所缺乏的一种社会意识。在苏联虽然个人缺乏理性，但是富有集体意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强壮的妇女，从来没有在早餐时吃冷鱼和喝伏特加酒。许多建筑都非常宏伟，包括占据整栋楼的百货商店。
一个集体农庄的学校礼堂舞台上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我们这一代苏联人民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我对学校的一个老师说，澳大利亚乡村学校比苏联的要小得多，因为我们没有集体农庄。她说：“但是你们将来会有的。”可能当时我对集体主义的认识还很幼稚，正如我在日记里所写：“集体农庄似乎就是一个社区。这里没有许多国家乡村生活的孤独和寂寞。这里人们一起玩耍，共享设施，团结友爱——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美好。”
我参观了少年宫。那里看起来像是在搞列宁的照片展。我在日记中愤怒地写道：“这里到处都是列宁的相片。其实领袖并非如此产生。真正的列宁不是出自少先队。”
一个金发女图书管理员陪同我参观了列宁国家图书馆，那里藏书2100万册。当我跟她讲我就要去中国时，我说，苏联和中国处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世界观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她却打断了我。在她看来，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年轻人怎么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呢！
不知道是不是与我们的谈话有关，次日，一份“苏联政府声明”送到了奥斯坦金诺宾馆我住的房间。这份声明长达2万字，是驳斥中国政府反对1963年禁止在大气层核试验条约中的声明。
走在莫斯科大街上，我边走边思索，为什么一家肉店要在橱窗里挂肉的图片，为什么给外国人用的邮票是彩色的大邮票，而给苏联人自己的却是普通的小邮票，以及为什么严肃的苏联小轿车司机离开车子的时候要带走挡风玻璃上的雨刮。我在给远在墨尔本的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在苏联的一个好处就是不用担心没有时间或者没钱去购物，因为对于一个澳大利亚人来说，这里真的没有什么可买的。”
我乘着破旧的苏联民航涡轮螺旋桨飞机从莫斯科起飞前往鄂木斯克。飞机上大约一半的乘客是中国人。两名匈牙利人在飞机上为了麻袋中的瓜在打架。一个芬兰妇女准备去上海贸易展览会买纺织品，这是她第六次去中国。阿尔巴尼亚商务官员去朝鲜度假。鄂木斯克看上去像是阿拉斯加或者是日本最北端的一个小镇。飞机场挤满了酣睡着的苏联人，跟火车站差不多，在那里我们只喝了口芳香的西伯利亚柠檬水。
在托木斯克又停了一下后，再经过一夜飞行，我们到了伊尔库茨克。苏联国际旅行社的一名西伯利亚导游带我去吃了早餐，有面包、杏仁和矿泉水。就在我们吃饭的时候，飞往北京的中国民航客机抵达了机场。我开始意识到苏联和中国加起来是多么庞大，两国相邻边界线就达4300英里，两国的领土加起来看就像躺着的恐龙，而他们的想法却相去甚远，一个在欧洲，一个在亚洲。
转乘中国民航客机，再过四个小时，我们就要到北京了。在欧洲数月期间，这是我坐的飞机上第一次没有美国人。迎面而来的中国气息是令人愉快的。机舱散发着竹扇的清新和茶的芬芳。空姐给乘客带来口香糖、香烟和保护自来水笔的小塑料信封。我们越过了贝加尔湖和浅赤黄色的荒芜戈壁，尔后又飞过了华北地区黄河流域和绿色的燕山山脉。
在北京机场，一名海关官员查封了我在东欧照的几卷胶卷，但我可以在离开中国的时候把它们带走。并且，我必须承诺，待在中国的这段时间使用过的胶卷都要洗出来。
作为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我想亲眼看一看新中国，这个国家不再是通商口岸时的旧中国，她已结束了西方的在华统治，于1950年驱逐了美国在华的最后一任外交官，视继任的每一位美国总统为那个时代的世界恶魔。1949年毛泽东革命胜利给世界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就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俄国革命带给欧洲人民的一样。那时我很年轻，没有办法进行深入抽象的思考，但是我却有足够的精力去对一些事实追根溯源。
我在北京的第一印象是穿着白衬衫和蓝裤子的人民群众簇拥在天安门广场。80万中国人集会抗议约翰逊总统在北部湾发动对北越船舰的进攻，那里离中国领土仅几十英里。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自行车塞满了北京的交通中枢长安街。其中，偶尔开过的公共汽车就像大鲤鱼在众多小鱼中缓缓穿梭前进。公共汽车上塞满了人，两节车厢用折叠的帆布连接，车与车仿佛形成了毛毛虫效应，费力徒劳地向前蠕动。我乘坐的出租车先以每小时50英里的速度疾驶了半英里，然后以每小时15英里的速度行驶了几百码——这种驾驶方式简直令人发狂。我当时以为是发动机的问题，但是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是为了节省汽油。
北京仅有的几个主要的新建筑都是苏联式的政府的巨大建筑：历史博物馆、人民大会堂、北京火车站，这些都是在“大跃进”期间内建起来的。它们看起来就不像中国风格。北京饭店的服务员告诉我，北京火车站从设计到建成仅花了10个月。我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相信无限，这体现在建筑速度……治理历史上时常泛滥的大江上。”那时中国没有高楼大厦和国际连锁酒店，除苏联飞往中国的航班外也没有其他国际航班。
再过几个月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了。一些建筑物正被装饰一新，北京著名的城墙已经所剩无几。我想知道为什么毁掉城墙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本质要求。难道美学的价值就不予考虑吗？我的结论是快速地忙于推倒城墙是为了适应共产主义者渴望营造新环境和培养“新人”的要求。
北京为数不多的汽车主要是从苏联和波兰进口的，偶尔也会看到“帝国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破旧的莫里斯牌汽车和雪佛兰牌汽车。汽车司机不停地按着喇叭，吓得小孩子们飞速散开，老人拉着马车突然闪到一边。我在日记中写下：“导游告诉我，中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汽车。如果北京汽车数量有墨尔本十分之一的话，汽车的鸣叫声可以在一天之内使人们都变成聋子。”
北京还是有许多东西保有中国的特色，从紫禁城内鱼鳞般金碧辉煌的琉璃瓦、沿街小贩的吆喝、石磨到中式的面条、佐料、蔬菜的味道都是如此，不过，北京上空仍弥漫着共产主义的气息。我住在苏式(1)建筑风格的新侨饭店，它是一个长方形的水泥大楼，紧邻旧使馆区残存的城墙。我的房间没有窗帘，早上4点半，阳光就透过玻璃窗照在我的床上，此时窗外似乎有几百万只蝉在鸣叫。在饭店庭院内，灌木丛虽然比较茂密，但是还是散着热气。老年人舒缓自如地打着太极拳。
新侨饭店还住着很多老挝舞蹈演员和柬埔寨乒乓球运动员。许多非洲人来这里进行“友好”访问。在1964年，中国48个驻外使馆中有三分之一在非洲。除了三个西方驻地记者外，这里的主要外国人都是法国游客。他们穿着巴黎时装漫步北京骄阳似火的八月的街头，心里感到非常自豪，因为法国在戴高乐的领导下在西方各国中率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全面的外交关系。中苏论战所造成的紧张氛围，使得驻北京的一些东欧技术人员也变得十分不悦。一位来自匈牙利布达佩斯的工程师在他的钱包里夹着一张纸条，他在上面将过去的每一天都划去，直到他离开中国的日子。
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三轮车。三轮车一般都经过了修补，也许政府认为它们是帝国主义的遗迹，所以正在遭到淘汰？我喜欢三轮车，因为它没有嘟嘟的喇叭，在露天悠闲地行进着，这才是真正的观光。唯一的缺陷就是座位摇摇晃晃的，还有，当工人踏着三轮车的脚踏板前行时感觉战战兢兢，因为这是“非社会主义”的遗物。
每天下午，新侨饭店的服务员都给我送来一份英文版的新华社报纸。对世界事件报道的主题都是反殖民主义。一天早餐时，跟我一同从西伯利亚来北京的四个非洲人也到了这个饭店。他们向我走来，握手后，我们就坐下来聊天。宾馆的工作人员私下发出了惊讶的声音。我当时并不明白原因，但是，后来，我在歌剧院和博物馆与亚洲人和非洲人的交流也引起了在场中国人的低语，这样，我终于明白了。对于中国人来说，学校所教导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力量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人类的温情是不可能超越白人和第三世界兄弟之间的差别的。
当时人们认为结束了殖民主义，亚非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我的报纸上刊登的新华社通讯指出，亚非社会主义“新势力”潮流正在扫除西方“旧势力”。许多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我自己，相信被压迫者将获得解放。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国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里有钢铁厂、哭泣的婴儿、3000年前的古墓，没有标记的建筑物门前站着握着刺刀的战士，销售阿尔巴尼亚政治性小册子以及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查尔斯·狄更斯等人著作的书店。平民百姓与天才都有出生的权力，为的是从简单的事情中获得乐趣。
饭店餐厅的工作人员把面包当作满足西方人的“魔棒”。这些开朗的年轻人深信欧洲人每餐绝对少不了几片结结实实的干面包。一种文化对待其他文化需要进行鸽子笼式的归类。在中国人看来面包是我们文明的核心（就像在我们看来，米饭是东方文明的本质）。如果我点菜时没有点面包，服务员就会看着我，好像在说：“你难道没有忘记点什么吗？”掠过一阵会心的微笑后，她就在菜单上用汉字记下“面包”。
我打的去颐和园时，司机让我在门口下车，并对我说，我需要带上太阳镜，并把他的太阳镜借给我。我在半山腰的亭子中多待了一会，超过了原计划的时间，结果走到公园门口我找不到原来的士或是司机了。我又另打了个的回新侨饭店，我想把太阳镜和去颐和园时的车费付给那位的士司机，但是我没有做到。送我回宾馆的司机只收了40元和太阳镜。没有收小费，当我想给小费时，我甚至说是作为太阳镜的租借费，他们都不收。那个人说：“让我们握一下手吧！”作为殖民主义遗迹的小费都被废除了，只有20年后它才作为竞争力的奖金再次出现。
那时我对中国了解不多，更不谈不上中文，我的眼睛仅是一个调查的工具。但是我能看到中国共产党正对佛教徒和基督教采取严格限制。宗教似乎对中国的新社会是个测试。我要求见新教牧师赵复三，(2)他是北京宗教研究所主任，他在北京米市大街教堂接待了我。我是在欧洲的教会接触中了解到赵复三的，因为在冷战之前的一段时间他都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基督教界聚会，但冷战后中国就不再参加国际基督教的活动了。
赵复三想跟我谈论社会主义中国，而不是神学。他将一切都放在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审视，我所受的教育使我也倾向于接受这些。他抱怨道：“西方神学对我们的启示不大。”但是我也没能从赵复三那里了解到中国的神学。我问他：“你经常读《圣经》的哪些部分？”他面无表情地回答道：“1949年以来《圣经》中的每一句话都给我们展示了全新的面貌。”
在北京图书馆我很开心，这里有600万册图书和9000种期刊。图书馆馆长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英语和德语，他带着我去通风的阅览室和善本阅览室。我问他图书馆哪些部分最受欢迎。“马克思列宁主义部，”他回答道，“接下来就是小说类，有中国文学作品，也有其他各国的文学作品。”我查找英文名C·赖特·米尔斯，我在墨尔本大学读过他的社会学著作，结果找到四本他的英文原版著作。当馆长得知我在莫斯科待过时，他就问我：“你是不是也觉得苏联就是纯粹的修正主义，苏联社会出现了资产阶级呢？”当我问到有关借书规则时，他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一般来说，只有单位才能借书——个人不能借书。”
即将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中心的“左”派人士说，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中国还有许多“旧事物”，这是很对的。前门以南的传统天桥百姓娱乐场所吸引了许多人，这里聚集着化了装的魔术师，惟妙惟肖的说书人，高大的摔跤者和身手敏捷的杂技演员。在这里你可以读儒家孔子和道家老子的经典，可以听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交响乐，可以穿彩色短裙参加周六晚上的舞会，还可以为聚会去美发店。不是每一个人都已经认识到——或者会说——新的垃圾（许多都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并不必然比旧的好。
无论是正确还是错误，我感觉这是一个有点古老的国度。在新侨饭店里我的房间配有尿壶、钢笔和墨水，附近公园里老人们穿着白色长衬动作缓慢地在打乒乓球。过去曾经有满头白发的老兵，一举一动带着帝国时代的优雅与庄重，在著名的餐厅、宾馆和大使馆前站岗，这样的房舍，和出售古董的王府井精品店以及琉璃厂艺术品商店，现在已经从高档府邸改造成为学校、办公楼或宿舍。我买了一只冰淇淋，售货员认真地帮我剥开包装纸，将纸扔进垃圾箱，然后微笑着将冰淇淋递给我。路上跑着些破旧的莫里斯和雪佛兰轿车，仿佛是丢弃在垃圾场的废品。作者在北京东单第一次见到牧师赵复三
中国民航总部位于王府井大街北京饭店附近，我准备离开北京时，给那里打了个电话。中国民航总部办公室就在一座又小又破旧的殖民时期的建筑之中。“南方有暴风雨，”一名官员说，“暴风雨停了以后才能飞往广州。请两小时后再打电话询问。”
在广州，我住的酒店里，用汉语、英语和法语打出了一个标语：“欢迎参加中国进出口贸易交易会。”正如外国人所说，甚至澳大利亚商人也参加了广东贸易洽谈会。商人几乎是新中国与许多西方国家保持联系的唯一纽带。在中国南方，苏联问题再次冒出来了。导游明确地对我说：“苏联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赫鲁晓夫就是它的政治代言人。他们在玩‘超级大国’的游戏，这场游戏中，苏联在古巴建立了导弹基地。这为的是国家私利，跟阶级斗争没有一点关系。”她告诉我：“现在阿尔巴尼亚是欧洲仅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了。”
从爱群大酒店楼顶俯瞰珠江，景色宜人。流动的江面散落着各式各样的船只。有些人家就住在小船上，有的船上还载着几箱小鸡。这是新中国成立前遗留下来的生活方式，当地政府想尽力消除这种现象，但是这些渔民就是不想在岸上住。在中国我唯一见到过的一只猫就在这种小船的甲板上。在比爱群大酒店矮一点的大厦楼顶俯瞰，可以看到一些小餐馆和酣睡的人，还有踢足球的小孩。
随着当地经济的适度发展，拥挤的人行道上不再有木拖鞋发出的咔嚓咔嚓的声音，而是塑料鞋沙沙的声音。一个店老板告诉我：“这样，广东比新中国成立前安静多了。”
这里汽车站的橱窗里贴着60英尺长的图片，这些图片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一张是日本大众游行示威反对美国。压在人们头上的一只贪婪的手代表山姆大叔（指美国政府或者美国人），日本共产党主席正在向聚集的群众发表演说。看到一张“四大恶人”图片时，我大吃一惊。攥紧拳头的杜鲁门、低能的艾森豪威尔、老糊涂的肯尼迪，还有约翰逊，他斜着眼，手里拿着麦克风，仿佛握着一把手枪。我向一个官员提出异议。“他们是中国的敌人，”他耸了耸肩说。“想想他们所作所为，你就会明白。”
在从香港飞往墨尔本的回家途中，我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似乎比苏联左，就像南斯拉夫比苏联右。中国似乎比苏联意识形态性更强烈，中国人更加消融在集体意识里面。我发现，中国在解放15年后，急于建立一个自信的新秩序。但是我察觉莫斯科对核武器比北京更有远见。”
在我看来，中苏论战根本上不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是中苏所处不同革命阶段出现的矛盾。中国从起步到团结和组织起全国民众只有十五年，这时，北京方面重点要解决的是人民的温饱问题，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莫斯科宣扬的“土豆加牛肉式共产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很危险的。所以中苏论战不是抽象的争论，而是一场生死的较量。
我误以为中苏关系破裂可能会给中国的文化进步带来负面影响。我在日记里流露出担忧之情：“遍及罗马、巴黎、伦敦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是沟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文化的桥梁。中国正在‘我行我素’地切断与欧洲文化的一切联系。”后来实践证明并非如此。
我认为中国在它自己的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新的共产主义文化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这三种文化类似于拉开中国20世纪历史大幕的五四运动中联合的三种力量。
在广州时，我在日记中提到中国社会值得称道的一面是：“尽管小巷内比较拥挤，人们比较贫穷，但是没有一人衣衫褴褛，没有一人目光呆滞地坐着或者躺着，而在亚洲其他国家这些现象却比普遍。尽管人们穿的服装是过度统一的，但是看得出来是整洁而充足的。每个人都有事可干，没有人跟在你后面，向你讨好、乞讨，甚至没有人拉着你买东西。尽管生活还很贫穷，但是整个社会井然有序，每个人都有尊严地活着。”
我的澳大利亚老师大多认为中国是民族主义的，经济发展相当成功，必将在亚洲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他们却没有全面了解1958至1959年“大跃进”社会工程造成的失误。他们总是将中国与苏联进行国际比较。
在澳大利亚的中国通看来，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分歧显而易见，但是大多数人认为，他们会消除敌意重归于好。20世纪40年代包括费子智在内的老一辈中国通认为延安共产主义实行的是“农业民主”，中苏分歧就证明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搞的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总体而言，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比苏联的共产主义更具魅力，更具灵活性。
教过我的中国老师从来不提印度，同样，印度专家对中国了解也很少。但是我想将这两个国家做个比较。印度宗教盛行，人们相信宿命论，知识分子接受的是英式教育。这些都与中国不同。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得似乎比印度人更加理性、更加现代化，更渗透着普罗米修斯精神。中国有很保守的一面，也有智力上很具挑战性的一面，中国很少受到来自西方或者东方某个国家的影响，而印度则明显受到英国的影响。我满怀激情地认真研究中国，也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尽管实际上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状况鲜为人知，但是中国是亚洲的中心。
中国之行结束几个月后，我给鲁珀特·默多克的《澳大利亚人报》写了六篇连载报道，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我的这些想法。当时默多克刚刚创办这份报纸（40年后的今天它已是全球最好的报纸之一），并亲自担任主编。他用蓝色铅笔修改我的文章，还用钢笔给我开了稿酬支票。
我在一篇文章中抨击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对于美国继续实行孤立中国的政策，人们只会感到惊讶——不允许它的公民（包括后来的埃莉诺·罗斯福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去中国，不能通过普通人的交流来揭开中国那神秘的面纱。无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作为以自由为天性的西方人，这样做能对我们有益吗？”
现在，在一些地区，可能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出现了一种趋势，认为国际问题正日趋严重，但是我认为1964年我写那些报道的时候，比2008年更糟糕。与40年后的今天相比，当时东亚国家都非常贫穷。伴随着斯大林继任者赫鲁晓夫的下台，残酷的苏联政治引起激烈的争执。1964年中国拒绝遵守三个核大国1963年签署的《禁止核试验条约》，爆炸了中国自己的第一颗原子弹。在北京和广州，我看到中国孩子们为9个月前肯尼迪总统遭暗杀的新闻而欢呼雀跃的图片，这令我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忧心忡忡。
但是我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相信党和政府的宣传。在北京，大卫·威尔逊（后来英国年轻的外交官和之后英国驻香港总督）跟我谈到反对越南战争的集会。“我那天碰巧帮一个朋友照看他的达尔马西亚狗，”威尔逊说，“我开着红色跑车去办公室，狗就坐在我旁边的位子上。人们集会示威反对我们，但人群中突然爆发一阵笑声。一下子整个气氛改变了——他们让我进了办公室。”威尔逊说道，甚至1964年的中国“对西方及其物质还是友善的”，“但是这种论调被压制了”。我可以想象：一辆红色的阿尔维斯跑车、一只来自多山地区的宠物狗和一名身穿苏格兰裙的英国人，当北京人看到这样的情景时一定会惊讶不已。1964年墨尔本大学读书时作者高喊“学生行动”示威反对“白澳政策”
1964年，我才25岁，显得很幼稚，没有认识到“解放”只是一种表象，其背后是复杂的社会变化、政治控制和文化传承。事实证明，相比20世纪60年代早期我们西方人对中国的观察，毛泽东对“解放”的成果怀有更多的疑虑。相比西方的中国研究专家，尼基塔·赫鲁晓夫对过激的“大跃进”、公社化更有先见之明。他告诉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后来美国副总统），早在1958年12月就注定他们不会成功。(3)
我在给《澳大利亚人报》写的最后一篇文章的结尾写道：“环视全球，从新加坡到旧金山，你到处都可以看到小型的华人社会。但是只有在中国，你才能领略到这个大国大而可畏的文明，体验到它古朴而优美的环境。只有在中国，你才懂得中国作为一个种族和民族，在未来的岁月中将日益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意识形态冲突和纷争四起的时代很久之前，中国就曾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她将再度崛起。”
我从此踏上了研究中国之路，并渐行渐远。
(1) 指东交民巷。——译者注
(2) 1964年，赵复三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1980年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译者注
(3) “大跃进”（The Great Leap Forword），是指1958—1960年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译者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