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地球另一端的回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朱乃肖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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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地球另一端的回望试读：

前言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不同的足迹，这里记录下来的，是我在地球另一端发生的有趣事情，这些往事构成了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那些难忘岁月的回望，实际上是对自己激情飞扬的青春时代的回忆，是对刻骨铭心的友情、亲情和爱情的追忆。2012年是我的本命年，也是我结婚30周年。这本书既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和结婚纪念礼物，也是奉献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男人——我先生丛明和儿子丛硕鸣的礼物。

本书更像是一本回忆录，有很多笔墨放在对法国巴黎的描写上，因为在我生命的长河中，巴黎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我对她有着非常特殊的感情，这不仅仅因为我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重要的5年（1988—1993），更重要的是，在法国巴黎第八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经历，改变了我原来的生活轨迹，改变了我的后半生。如果说法国巴黎5年的留学生活是我人生的“黄金时代”，那么，这个“黄金时代”的光辉，照亮了我后半生的道路，影响了我一生的世界观，无论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是在生活情趣方面，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本书除了有对法国往事的追忆外，还有对曾经到过的英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卢森堡、意大利、瑞士、梵蒂冈、圣马力诺、摩纳哥、西班牙、安道尔、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我行与我思的记录，尤其是对澳大利亚悉尼生活的回忆，为我的爱情生活抹上了一道靓丽的彩虹。

我常常想，当暮年之时，也许要以轮椅代步，在夕阳下，捧着这本书，阅读着其中优美流畅的文字，欣赏着其中美丽动人的照片，思绪一定会飞回到那些动人心弦的难忘的日日夜夜。这些文字和照片，反映了我对人生的热爱，对生命的讴歌，对生死离别的感慨，对豪情壮志的敬佩，对忠义气节的推崇，对淡泊超逸的景仰……我的思绪自由翱翔，伴随着丰富多彩的人生，这也许就是生活给我最好的回馈吧！

阅读本书的朋友们，我希望与你们一起来分享生活的盛宴！朱乃肖2014年3月

第一部分 重返巴黎

一 在学术交流的盛宴中流连忘返

每当法国巴黎塞纳河的照片映入我的眼帘，无论身在地球何方，思绪都忍不住随之飞翔，穿过千山万水，来到巴黎——我的第二故乡。

有朋友曾经问我到过巴黎多少次，屈指一算，从1988年去法国留学，到1993年学成回国，这5年时间，往返法国和中国的次数已经数不清了。因为在半工半读期间，我在法国一个跨国服装公司工作，每年要参加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到中国的货源区为法国公司验货，每年到中国的次数不少于10次，甚至更多。1993年回国以后，去法国的机会就大大减少了。印象比较深的，有1998年陪同中国国务院研究室代表团访问法国；1999年和中国国际商会代表团访问德国、法国、英国；2007年和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冯邦彦教授及经济学系原主任吴江教授访问法国、荷兰；2011年4—5月到法国巴黎我的母校——巴黎第八大学和巴黎第七大学进行学术访问。

首先，朋友们会很好奇，为什么我的母校不是一所大学而是两所？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让我们穿过时间的隧道回到1988年吧。

1988年，我通过了教育部的考试，获得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经济学系做两年访问学者的资格。3个月之后，第八大学的学术委员会通过特别批准。同意我从访问学者转为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因为当时（1988年）中国大学的硕士学位还没有被法国大学承认，我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要得到学校学术委员会的特殊批准。那时候在巴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还不多，总共3 000多人吧（不算自费生）。而我能获得特殊批准，还要感谢当时巴黎第八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经济学家米歇尔·布教授的鼎力支持以及我论文导师威克布洛教授的帮助。

米歇尔教授早已退休，但是他对我的帮助却使我终生难忘。也许在米歇尔教授的教学生涯中，帮助过像我这样的普通学生数不胜数，他对我也许没有什么印象了。然而对我来说，他当时的帮助，让我实现了“博士梦”，这个梦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梦想，也是我父亲——中国比较教育学奠基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原系主任朱勃教授，以及我的母亲——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肖前瑛教授的梦想。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与米歇尔教授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

米歇尔教授给我们上世界经济课程，班上有15个学生，除了我是进修教师外，其他的都是硕士研究生。当时我的法语非常糟糕，第一次上课，几乎是个“哑巴”。除了背熟的几句介绍自己的法语外，几乎无法与同学和老师进行交流。这时候，米歇尔教授并没有十分在意我，课堂上也从来不向我提问，但是，他亲切的目光总是给我一种鼓励。虽然我当时的法语听说能力不行，但是，在专业知识方面，我比同班的其他研究生还是高出一截。这其中的奥秘在于，在经济学词汇里，英文和法文很多词的词头是相同的。在阅读上，英文好的话，阅读法文的经济学文章基本上没有问题，再加上我在大学时教过“世界经济”这门课，米歇尔教授讲授的专业内容我很熟悉。

3个月之后，在一次课堂讨论中，我让米歇尔教授刮目相看。因为在这3个月期间，我疯狂地猛攻法语，每天到学校路途的三四个小时，我经常会因为听法语录音而坐过了站，一到家就看法语电视节目，周末到公园找法国老头、老太太聊天，这样的疯狂练习使我的法语水平突飞猛进。除此之外，每一次课堂讨论，我都先做足功课，提前把发言提纲写好，模拟发言讲给法国同学听，让他们帮我纠正语言错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样苦练3个月以后，我基本上可以用法文流利地发言了。

那次课堂讨论，是以世界经济危机为题，同学们自由发言。由于我事先做足了准备，把世界经济危机的历史、现状、影响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与中国经济发展联系起来，足足写了5页纸，所以我的发言立刻引起了米歇尔教授的注意。下课以后，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第一次和我交谈。

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煦的阳光照在教授的脸上，他一边扶着眼镜，一边笑眯眯地表扬我，说我的法语有了很大的进步。也许是得到他的鼓励，我们的谈话也越来越顺畅了，记得那天正好是中国的中秋节，我就主动先给他讲“嫦娥奔月”的故事，没有想到教授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听完我的故事，似乎觉得不满足，于是就开始询问更多关于中国的事情，如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经济改革、深圳特区等等，时间不知不觉就在我们的谈话中飞速流逝。教授最后还问了我的经历，知道我作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海南岛农场劳动了5年，恢复高考以后才有机会在中国大学读完硕士，当了两年讲师，抛下刚刚满一岁的孩子，到法国来学习。

突然间，教授一字一句地对我说：“朱，以你的经历，你应该在我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更多懂经济的学者，教会更多懂经济的大学生，你为什么不申请博士学位呢？”

教授的话，突然使我心跳加快，我几乎脱口而出：“读博士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呀！我可以吗？”“为什么不呢？”教授反问道，“你已经完成了硕士学位，又在大学教书两年。资历是没有问题的。”思索了一下，他接着说：“不过，你的情况有些特殊，需要对你的中国文凭做个认证，向学校的学术委员会提出申请，你还要准备一下自己的学术背景资料，例如发表过什么文章、参加过什么学术活动等。”教授一边说一边用笔在纸上写下重点，要我回去做准备。

此后，我顺利地通过了学术委员会的批准，开始了我的博士学习生活。这么多年过去了，米歇尔教授那天下午在办公室和我谈话的情景，就像一张特别温馨的油画，定格在我的脑海里，使我终生难忘。如果不是他主动向我提出读博士的建议，即使我有这个梦想，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实现，他是我要终生感谢的导师。

在法国大学读博士学位，基本上不用上课。但是我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东西方经济学的差异很大，我们在国内主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中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了解不多，所以，在注册完博士学位之后，我没有马上做论文，而是继续在经济学系听课。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经济学系和第七大学经济学系在许多课程上是共同开设的，也就是说，这两所大学经济学系的教师，同时给这两个系的学生上课。于是，我们的许多课程就分别在第八大学和第七大学完成，而这两个大学距离颇远。第八大学在巴黎郊区圣德尼（Saint-Denis），第七大学在市中心区的瑞秀（Jussieu）。在这两所大学的经济系，我听过许多教授的课，印象最深的除了米歇尔教授外，还有两位导师特别值得一提，一位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第八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希腊经济学家科斯塔斯·威克布洛（Kastoa Vergoplous）教授，另一位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第七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经济学家百纳德·夏旺斯（Bernard Chavance）教授，他们两位当年是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现在已成为学术研究的合作伙伴。我在法国的学术交流，就与他们两位，特别是与夏旺斯教授有密切的关系。

重返母校，那个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2011年我重访第八大学，感觉很不一样。自从1993年离开这所学校以后，2007年回来过一次，做过短暂的学术交流，并且以暨南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的名义，与第八大学经济学系签订了学术交流友好协议。

5年之后，也是我们系级交流协议期满之际，2011年4—5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校门口月期间，我带来了暨南大学与巴黎第八大学校际交流友好协议，也就是说，经过5年的双方交流，我们的学术交流更上了一层楼。

不是母校胜似母校——我的巴黎第七大学

巴黎第七大学于1970年从原巴黎大学分离出来，到目前为止，它已发展成为一所能提供230种国家文凭的多学科综合性大学，并且拥有高质量的研究团队和研究机构，一共有130个实验室和研究组，其中一半为国家科研中心（CNRS）、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INSERM）、法国原子能署（CEA）等国家大型研究机构的合作单位。中国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竺曾于1984年9月至1989年7月任巴黎第七大学圣·路易医院血液中心实验室外籍住院医师，攻读血液学研究所肿瘤发病基础专业博士学位，后继续做博士后研究。

当年我留学时，第七大学还在瑞秀。我是1993年离开第七大学的，据说2006年以后学校搬到了新校区。目前新校区只有办公大楼和图书馆，教学区则在离新校区两站路的另外一个地方。据说，第七大学的新校舍还在建设之中，建好以后办公大楼、图书馆、教学楼就会合在一起了。

说起我和夏旺斯教授的关系，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经历。我们认识有二十多年了，关系也经历了从师生到朋友，再到科研合作伙伴的过程。

最初我在第七大学经济学系学习时，选修了夏旺斯教授的课，他是法国经济学界研究经济我和夏旺斯教授在巴黎第七大学校门口制度转轨的专家，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有深厚的研究。我的博士论文是写中国在环太平洋经济圈的作用，以中国经济改革为背景，当然会写到经济体制转轨的问题。在博士论文写作过程中，请教过他许多问题。后来我在博士论文答辩时，他是答辩委员会主席，那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位非常严谨刻板的老师。我们都有些怕他，特别是在准备答辩前，我旁听过其他研究生答辩，也是夏旺斯教授做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往往会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让学生非常尴尬地下不了台。

法国的博士论文答辩之前，有一个论文预审的程序，与国内现在的论文盲审有些类似，如果论文预审不能通过，是没有资格参加答辩的。很多朋友告诉我，从某种意义上说，论文的预审比正式答辩还要难。因此，对于这个预审过程，我们都是提心吊胆的。

记得当时夏旺斯教授对我的论文提了许多意见，我都很认真修改了，到正式答辩时（1993年1月11日，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他没有特别为难我，我的论文很顺利就通过了。论文通过以后，我很快就回国了。开始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系教书，后来又到北京一家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在此期间的十几年，我和夏旺斯教授的联系仅限于圣诞节时互相邮寄贺卡以示问候。直到2005年，当夏旺斯教授知道我重新回到大学教书时，我们的交往就突然频繁起来。首先是2006年，他自费到暨南大学进行学术交流，给研究生上课。那时候，因为我刚刚重返教2011年4—5月访问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期间育领域，对学术交流的很多程序与副校长合影都不熟悉，我和夏旺斯教授一起拜访法国驻广州领事馆文化参赞时，才知道这样的学术交流是可以提前向法国领事馆申请资助的，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得到往返机票的资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夏旺斯教授的来访，打开了我们与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和第八大学的学术交流的大门，开辟了一条有效利用双方政府的资源开展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的渠道，也为后来成立的欧盟研究中心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007年，在法国驻广州领事馆的资助下，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原院长冯邦彦教授、经济学系原主任吴江教授和我一起，到法国、荷兰进行学术交流。在随后的岁月里，巴黎第七大学和巴黎第八大学的许多教授以及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的许多教授都参与了这样的学术交流活动。与夏旺斯教授（左边）、系主任在夏旺斯教授办公室合影我为第七大学经济学系学生和教师们做学术报告

学术交流的盛宴

除了与法国的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外，在智力资本研究方面，我们还和荷兰的大学进行过学术交流。

位于阿姆斯特丹的Inholland应用科技大学由阿尔克马尔专业教育大学、哈勒姆专业教育大学、荷兰高等专业教育大学、伊彻瑟我与巴黎第十一大学经济学系赫曼教授斯专业教育大学和代尔伏特专业教育大学合并而成。所有这些大学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各自的学术领域中提供针对性强、质量高的课程。现有学生36 000多人、教职工3 000多人。在Inholland应用科技大学，有60多种专业可供学生选择。

我们与这所大学的智力资本中心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作为暨南大学欧盟研究中心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我们的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可以追溯到2006年，并且得到了荷兰驻广州领事馆的资助。但自金融危机以来，由于财政紧张，这方面的资助就停止了。到目前为止，这个研究中心有两位教授和专家到我们学校进行过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地我们与Inholland大学的合作科研与教学已经开展几年了，双方都从中受益不少。智力资本的研究在中国刚刚起步，但是在荷兰和欧盟许多大学与研究机构已经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多年，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在Inholland大学校门前（中间戴红色领带的是温德堡教授，旁边是SAM先生）

二 故友重逢

夏旺斯教授——从严师到挚友

从严师到挚友

认识夏旺斯教授不知不觉已经二十多年了，在我与他的交往中，他的形象经历了从令我怀着非常崇敬的心情抬头仰视的严师到无话不谈的挚友的过程。

1988年我在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经济学系注册完博士后，就被推荐到巴黎第七大学见夏旺斯教授，因为那时候，他是法国经济学界公认的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专家，像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只要论文题目与他的研究有关，都会被推荐与他见面，并接受他的指导。

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在他办公室见面的情景。因为那时刚到法国才几个月，法语说得不流畅，因此，我开始用法语，后来不得不用英文向他说明我的论文选题，请教他的意见，而他一脸严肃地说：“你最好就用一种语言，两种语言交叉着用，哪一种都不准确。”于是，我改用英文与他交谈。后来才知道，教授的英文也非常流利，不带法国口音。谈话快结束时，他列了一张长长的书单，要求我阅读许多参考书，并且约定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整个谈话大概半个小时，教授的脸上几乎没有什么微笑，而我在谈话过程中也是小心翼翼的。

夏旺斯教授的严谨和严厉在学校是出了名的。但是因为我的论文题目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他又是这方面的权威，因此他就成为我们“绕不过去”的老师。

不过，我对教授最深的印象，还是他参加我的论文答辩并且成为我的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由于他的严谨与严肃，几乎每个学生都担心论文被他枪毙，我也不例外。而且当时他在预审我的论文时，的确提出过很尖锐的意见，为此我也做了很大的修改，即便如此，在没有通过论文答辩以前，那颗悬挂的心始终没有放下。

因此，即使在毕业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教授仍保持着彬彬有礼的关系，他仍然是我十分尊敬的老师。

转折从2006年教授来我们学校进行访问开始。

在教授来华访问期间，我们到珠三角的许多城市——深圳、珠海、东莞、佛山等地参观访问，这使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中国各个城市的变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对一个长期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济学家来说，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好机会。我几乎动用了所有的社会关系，为他的调查研究提供了种种方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比较深入地讨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问题，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困扰以及古巴、越南、朝鲜、匈夏旺斯教授访问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

讨论不仅拉近了我们的距离，还使我们初步确定了科研合作的项目。接触多了，我才发现，严肃和严谨仅仅是教授的一个方面。平时，他更多表现出的是平易近人、民主、风趣、富有同情心。

在中国访问期间，他一直在读余华的小说《活着》的法文版，尤其在最初倒时差的时候，他几乎彻夜不眠地阅读这本小说。对小说里的故事不明白时，他就常常咨询我。幸亏我对余华的书很熟悉、很喜欢，而且读过这本小说，对小说的时代背景也非常了解，因此，我们比较深入地谈论了时代、历史、领袖、个人命运、家庭、爱情、情趣、儿女等等这些与经济学无关的话题，慢慢地我们不知不觉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挚友。

2011年4—5月我在欧洲的学术访问，就是在教授的热心安排下顺利完成的。这次访问，教授还特地邀请我到他的乡间别墅做客，这样近距离地与法国家庭接触，对我来说也是第一次，借此机会，我们多方面地了解了法国家庭，尤其是知识分子家庭。

乡间别墅里的思考

教授的乡间别墅在距离巴黎一百多公里的郊区，经过枫丹白露，绕下高速公路，我们的眼睛立刻就被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深深地吸引住了。

从外表看，这栋别墅并不引人注目，但是里面却非常舒服，特别是坐在书桌前，满眼都是绿在夏旺斯教授别墅前色的田野，立刻让人心旷神怡，忘记世间一切烦恼。

来到别墅，我和教授自然而然地谈起了住房。在寸土寸金的巴黎，在大学工作了三十多年的教授并没有在巴黎市区买房，这使我有些惊讶。原来我们以前在教授家做客，他住的房子不过是从房东那里租来的，三房一厅，月租2 000多欧元，价格并不便宜。“为什么不买住房呢？您在巴黎这么多年，每月交房租，三十多年的租金应该够买房子了吧？”我好奇地问。“刚工作时，我是普通老师，我太太是普通公务员，还有两个相差3岁的孩子，如果买住房，即使是分期付款，也是比较紧张的，而且会大大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教授慢慢地说。

我明白法国人说的生活质量，绝不是仅仅吃饱穿暖、有栖身之地。它还包括一年内若干次的度假，夏天到海滨，冬天去滑雪，暑假去北欧，寒假去东南亚、非洲。法国本来就是一个假期特别多的国家，度假旅游已经成为人们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穿衣方面，即便不是十分讲究，作为大学老师的他和作为公务员的妻子，每个季度换季的衣服是必不可少的。两个儿子的衣服虽然不太讲究，也不能太差，而且他们身体长得很快，在18岁之前，不断有穿小的衣服被淘汰。一家人每年的衣服置办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在吃方面，教授虽然不十分讲究，但是每个周末和朋友聚会，或者请朋友到家里来，也需要开销。

在买书方面，教授的开销更是不小，这一点我特别能理解。望着教授的书房、客厅、厕所甚至厨房摆满了的书，我可以想象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此外，在文化生活方面，看电影、看芭蕾舞剧、听音乐会、参观各种博览会等，都是他们生活内容的一部分。“要在保证以上生活质量之后，我们才会考虑在巴黎买房。”教授娓娓道来。“年轻的时候，没有在巴黎买房是出于经济压力。不过，即使是现在，我要买房，也情愿到郊区，而不是在市中心。不仅仅因为市中心的房价太贵，更因为我们喜欢田园风光，这里幽静的环境、清新的空气，我们非常喜欢。”“这套别墅不便宜吧？”我问。“当然，这栋别墅有一部分是用我父亲的遗产支付的，二十多年前我们购买它时，还不算太贵，我们主要喜欢这里的环境，现在这套别墅已经比当年增值十几倍了。”“中国现在的房价很贵，很多女孩子在谈婚论嫁时，有无住房成为她们的一个‘硬指标’，很多到城市工作的年轻人，也把有没有住房看成是否成功扎根城市的一个指标，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我问。“我看了不少中国的报道，讲不少年轻人在当‘房奴’、‘车奴’，这也许是年轻人奋斗经历中的一个阶段，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像中国、印度，甚至在发达国家像美国、法国等，这样的年轻人也不少。不过，我并不赞成过于物质化的生活，我在巴黎工作了一辈子，租房租了一辈子，现在我的孩子满18岁以后都将离开我们，他们也是租房子。当然我和我孩子租房子的原因是不一样的，我租房子，是因为在巴黎远郊的农庄，我们买下了这间别墅，而我孩子租房，是因为他们刚刚出来工作，没有经济能力买房。这在法国的年轻人当中是很普遍的。”教授说。“在中国，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时，尤其是结婚买不起房子时，常常会出现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乃至姑姑、叔叔等一起帮助，甚至资助他们买房子的现象。因为一个家庭大部分只有一个孩子，两个独生子女的家庭，会出现两对父母、两对爷爷奶奶为他们的第三代买房子，这种事情，在法国人看来，是不是很难理解？”我问。“最初我是不理解的。但是，当我比较深入了解中国经济发展，了解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后，多少也理解了。但是，这种现象在法国是没有的。一般来说，孩子满18岁就会离开家庭，独立生活。他们有困难，会找我们家长帮忙，我们也会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帮助他们。但是，不会为他们支付房租以及分期付款买房子。他们必须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不过这几年发生了经济危机，年轻人如果长期失业，找不到工作，会返回自己的父母或者祖父母家居住，这样可以节省房租，这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情况。”教授说。

说到住房，我特别想知道，像教授这样在巴黎租房几十年的情况，在法国知识分子家庭里是否很普遍。教授告诉我，许多人的经济情况不一样，选择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喜欢田园风光，不仅仅因为巴黎“寸土寸金”，更因为不喜欢巴黎的喧嚣，因此，他们都会像教授一样，在离巴黎100～200公里的地方，安置自己的家园。

人们常说，法国人很浪漫。在我看来，他们更看重的是生活的质量和生活的品位，看重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

孩子——中外父母们的永恒话题

教授的别墅周围是一片绿油油的田野，我们一边散步，一边聊天，自然而然地就谈到了孩子。东西方人的价值观、文化理念有很大的不同，在教育孩子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

教授有两个儿子，他告诉我，两个孩子的成长经历大不一样。大儿子几乎没有费他们什么精力，很顺利就长大了。读大学时选了自己喜欢的计算机专业，毕业以后在一家IT企业工作。大儿子非常腼腆，一天到晚泡在网络上，23岁了，还没有女朋友，甚至没有谈过恋爱。这在法国是不多见的。“小儿子是最让我们头疼的，从十四五岁就开始叛逆，你说东，他向西，总是和我们对着干，在学校不好好学习，在社会上结交很多和他一样的反叛青年。有好几次，我都想放弃对他的教育了！”说到这里，教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没有想到，18岁他交了女朋友，开始变得懂事一些了，虽然现在大学还没有毕业，但是已经自己独立生活了。”教授说。“那么你们已经不负担他的生活了？”我忍不住问。“基本上不负担。他和女朋友两人合租了一间房子，半工半读，平时每天早上送报纸，周末去商场当售货员。可以支付日常的开销。”说到这里，教授忍不住笑起来，“以前在家里，早上叫十几次都叫不醒，现在，他自己调好闹钟，每天早上5点钟准时起床，到报摊送报纸，从来没有迟到过。不过这样才干了两个月，不知道他能坚持多久。”

通过和教授交谈，我了解到，法国家庭对自己孩子的教育很开放，从小学开始，孩子们学习的压力并不大，不用上各种类型的辅导班，因为采取会考制度，考学校的压力也远远小于中国。

法国孩子一般到18岁都愿意离开父母，自己居住。父母虽然也关心孩子，但是在经济上是鼓励孩子自立的。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但是在中国，我身边很多朋友对孩子的操心是一辈子的事情。按说孩子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后，作为父母的责任也就完成了。但是，在中国，父母从读小学、中学、大学开始，关心就没有断过，毕业以后找对象、结婚、买房子、生孩子，一件事接着一件事，父母都尽心尽力地帮忙完成。你可以把这看成中国父母的“天伦之乐”，也可以看成中国父母一辈子的负担。

和教授一家人逛村镇周末市场趣闻

教授是一个“奶酪粉丝”，他喜欢各种各样的奶酪。说起法国奶酪，他简直如数家珍：“法国有3 000多种奶酪，它们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品。”面对食品摊上琳琅满目的奶酪，教授选中了其中一种，兴奋地说：“那是最好吃的。”然后不遗余力地介绍起来。

在教授的大力推荐下，我和儿子品尝了这种奶酪。说实话，我对这种羊奶味道十分浓郁的奶酪真是不敢恭维，然而盛情难却之下，只好品尝了小小一块。我儿子对此却十分享受，看着他大口大口就着面包吃奶酪，教授十分开心地开玩笑说：“我可以给你颁发一个品尝奶酪合格的文凭了。”

和教授一家人逛周末市场，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情。教授的夫人叫西丽薇，是个公务员，在法国劳工部工作了一辈子，同时她也是一位十分能干的家庭主妇。也许妇女的天性就是喜欢逛市场，中国外国都一样，因此，一进入市场，我和西丽薇立刻被红红绿绿的新鲜蔬菜和水果吸引住了。“这里的蔬菜、水果比巴黎的新鲜，价格更便宜。因为很多都是村镇的农户自己种的。我们经常来，成了一些农户的固定买主。”西丽薇一边向我解释，一边和她熟悉的农户们打招呼。

当我们看到那些还挂着露珠的西红柿、黄瓜、茄子、青菜时，购买的欲望油然而生，不知不觉，我帮着西丽薇买了满满一大篮子蔬菜和水果。

除了村镇的农户在市场摆摊外，还有大的超市，例如著名的家乐福在市场的外卖店，以及一些熟食品商店在现烤现卖的熟食，例如烤鸡、烤肉、烤鸭等。这些香喷喷的熟食，吸引了不少顾客，在教授的极力推荐下，我们品尝了法国烤鸡。刚刚出炉的烤鸡味道果然不错，尤其在我们逛市场走得又累又饿时，烤鸡无疑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味的印象。

说起法国的周末市场，我觉得特别值得中国借鉴。在中国城市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生城管人员与无证小贩之间“猫抓老鼠”的游戏，有时候还会演绎成暴力冲突。其中的原因很多，最重要的一点是城市中的无证小贩大多数生活在最底层，没有能力办理正式的营业执照，因此不得不靠到处打游击来贩卖自己生产的或者从便宜地方买来的产品，从中赚取一点差价。从城市管理的角度看，这些小贩的摊档存在脏、差、乱现象，确实是有碍市容，尤其对那些正在申办文明卫生城市的地方来说，就像在一块洁白整齐的墙上贴了几副狗皮膏药。但是，从经济管理的角度看，我认为，这是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只有通过有效疏导，而不是盲目扼杀，才能解决好这个矛盾。

在法国许多城市，包括像巴黎这样的大都市，都有周末露天市场，有的不是在周末，而是在周一、周二或者周三，反正是在一周的其中一两天。在某个城市的街区，有类似早市、午市、晚市的小市场，由小摊贩出售他们的产品，有自产自销的，也有转手买卖的，这些东西的价格往往比大商场和超市便宜，深受老百姓欢迎。这些小摊贩要缴纳一定的摊位费，如果是卖食品，还要具备卫生许可证，如果长期在露天市场定期摆摊，也要办许可证。如果是失业者或残疾人员，则可以获免。总之，有条不紊地将这些小摊贩管理起来，既可以增加城市的就业机会，减少社会矛盾，还可以方便老百姓的生活。法国巴黎对小商贩的管理办法，确实值得我们借鉴。

村镇公所之游

村公所在约纳河（Yonne）附近，Mairie在法文中的意思可以指市政府，也可以指小小的村镇政府。我和夏旺斯夫妇在村公所门口村公所附近的“二战”烈士纪念碑村公所附近一座有着700多年历史的小教堂

在法国，甚至整个欧洲，只要是有人居住相对集中地地方（哪怕是一个小小的村庄），我们都会发现有教堂，那是他们精神的殿堂，同时也是历史文化传承的地方。

很多教堂里面的设施都大同小异。我们来到此地，已经是周末的下午，因此整个教堂特别肃静。因为周末上午，这里刚刚做完弥撒。

我虽然是个无神论者，但是特别尊教堂里的大梯子重西方的宗教文化。我参观过许许多多的教堂，虽然每一个教堂都有自己的传说和故事，都有不同的历史与背景，但是它们的共同点是给信奉宗教的人们一个精神家园，一个灵魂歇息地。精神和文化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也是永远值得我们尊重的。

教授告诉我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二战”期间，德国士兵来到这个村子，搜查地下反抗组织。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教堂的牧师将梯子放下，把地下反抗组织的人藏在教堂顶部，再把梯子收起来，挽救了地下反抗组织人员的生命。现在，这个梯子成了这个教堂“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物。

漫步约纳河

教授的别墅离约纳河不远，参观完村公所，我们和教授一家人，来到约纳河边漫步。

约纳河与著名的塞纳河有着密切的关系。说起塞纳河，举世闻名，人们都把它称为“巴黎的母亲河”，但是知道约纳河的人却不多。约纳河是法国中北部河流，属塞纳河左岸支流。

在约纳河旁漫步时，发现有不少垂钓爱好者。右图中的两位法国青年也许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通过交谈，我们得知，几乎每个周末，他们都会带着帐篷和炊具来到约纳河的这条小支流边垂钓，从清晨到傍晚，常常十几个小时守在河边。也许垂钓的约纳河边的垂钓者乐趣就在等待与希望之中吧！作为一个外行，我对他们的耐心和毅力非常佩服。“你们今天的收获如何？”教授问他们。

小伙子们立刻十分自豪地向我们展示了他们的胜利果实。那是一条十分巨大的鲶鱼，近2米长，起码有二十多斤吧。鲶鱼我见过不少，但是这么大的鲶鱼还真不多见。“我们足足花了16个小时，才钓到这个大家伙。”一位小伙子说。“那你们准备怎么处理它？”我好奇地问。“给它拍几张照片以后，就把它放回河里。”另外一个小伙子答道。

这个回答的确有些出乎我的意料，看到我不解的目光，小伙子接着说：“我们是环境保护者，在这里垂钓的同时，我们在研究这里的水环境，研究适合在这里生长的鱼类。所以，所有我们钓到的鱼，都会重新放回河里。”

原来这两个小伙子是学生物学的大学生，也是垂钓爱好者。他们和这个河边许许多多的垂钓爱好者一样，经常到约纳河边垂钓，同时监测着这条河的水质，如果发现污染情况，就会向当地的环境检测部门举报。当环境保护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时，我们不得不对他们肃然起敬。

瓦哈比教授——从校友到挚友

2009年金秋十月，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瓦哈比（Mechrdad Vahabi）到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进行学术访问。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访问也非常成功。瓦哈比教授瓦哈比教授（左二）与胡军校长、贾益民副校长、荷兰驻广州领事（左三）、荷兰女画家（右二）在暨南大学管理学院

走廊上的偶遇

我和瓦哈比教授的认识要追溯到1992年。当时我在巴黎第八大学经济学系读博士，他也在这个学校读在职博士。按照毕业的年代算，他比我低一级，应该算作我的师弟，虽然我们的导师不同，但是他的导师夏旺斯教授，同时也是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因此，我们不算正宗的“师出同门”，但是也算作曾经有过同一个导师。

认识瓦哈比非常偶然，具体时间记不得了，只是依稀记得在一个上午，我在学校经济学系办公室门口等待办公室总秘书的约见。按照法国大学的规定，系办公室总秘书要见我们，通常在几天之前就预约好时间，我们一般会提前几分钟到达。可是那天不知道前面见总秘书的同学有什么事情，进去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出来。我在门口等了一会，等待见面的学生队伍就慢慢地长了起来。那天，瓦哈比正好排在我的后面。我们等得不耐烦了，就开始聊天，打发时间。

我们先从各自的论文谈起，这是当时最流行的话题。我来自中国，我的论文题目当然是与中国有关，最初以为这个话题对于这位来自伊朗的法国人来说，应该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没有想到，他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原来他的论文是研究波兰和匈牙利的经济体制转轨，主要研究经济学家哈耶克（奥地利学派的主要继承人和发展人）的理论与前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理论问题。

我们两人讨论的兴趣点一下子就聚焦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问题上。我正准备以中国深圳特区为例子向他证明深圳改革的成功，说明计划经济可以和市场经济相兼容时，我们的谈话突然被打断，原来前面的同学已经出来，轮到我进去见总秘书了。

意犹未尽的讨论就这样被打断，我们都很不甘心，于是，他给我留下了电话，并且约好下周一在意大利广场的麦当劳餐厅见面，继续讨论我们感兴趣的话题。

那个周一的下午，我准时到达意大利广场的麦当劳餐厅，远远就看到他在座位上向我招手。入座以后，我要了一杯咖啡。（在法国留学时，经济不富裕的留学生们经常要一杯咖啡，在咖啡店坐一个下午，和同学们讨论问题、做作业）我们的讨论很快又聚焦到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否兼容的问题上，我反复向瓦哈比灌输中国的一个哲学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认为，市场经济的好处，例如竞争力、活力、优胜劣汰、公平性等，我们是可以引进的，但是市场经济的缺点，例如恶性竞争、无序性、趋利性等，我们可以避免，不要引进。（现在看来这些观点都很幼稚，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的认识就是停留在这个水平上）

瓦哈比非常不同意我的观点，他认为，市场经济作为一个体系，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部拒绝，不可能像我一厢情愿地只接受好的，拒绝不好的，于是我们就有了争论。而且在这次讨论以后，我们为这个问题还争论过好几次。虽然他不能完全说服我，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与他的争论对我的论文写作有很大的帮助。

瑞士学术会议之行

1992年冬天，我得到一个到瑞士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这个学术会议与哈耶克的经济思想有关，也涉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理论问题。很巧，瓦哈比也获得了参加这个会议的机会。我们一起乘火车到瑞士，这也是我第一次到瑞士。

在日内瓦的郊区，我们来到开会的地方。当时来参加会议的专家、教授和学生大部分来自西欧和东欧，我是唯一一个来自中国的与会者。在小组讨论中，当讨论到中国经济改革是否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兼容时，否定的意见占大多数，只有我一个人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可以走自己的路，东欧不能成功的东西，在中国就有可能成功”。我的意见引起了小组讨论时激烈的争论，事实上是我一个人孤军奋战，面对十几位专家、教授和学生的质疑，我大声地反驳。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本来说话声音就不小，辩论时声音就更大，以至于在我们隔壁房间参加讨论的瓦哈比在休息时跑到我们小组问：“刚才你们小组怎么这么热闹？”

我的情绪还很激动，“一个人的战斗”并没有削弱我的斗志，对于我的论点，瓦哈比已经相当熟悉。他知道在短时期内不能说服我，建议我换一个小组，多听听其他专家、教授的意见，以完善自己的观点。现在想起来，他的建议是正确的。

不过为了鼓励我，他还是很风趣地说：“你的英文基本没有口音，我在隔壁听不出来是一个中国人在和他们辩论。大家都以为是欧洲人在辩论呢！你的英文是在哪里学的？”“当然是在中国。我父亲教我的，用的教材就是英国出的‘灵格风’教材。”我很自豪地说。“你的父亲真有先见之明！”瓦哈比无比敬佩地说。

他的话勾起了我的伤心事，说起我的父亲，我禁不住热泪盈眶。于是，我们离开会场，坐在一片草坪上，望着蔚蓝的天空、碧绿的日内瓦湖，我向他慢慢说起了我的父亲：父亲30年代留学美国，50年代留学苏联，是中国比较教育学的三大奠基人（朱勃、王承绪、顾明远）之一。同时父亲又是一名离休的老干部，30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个进步青年。到美国留学也是党组织批准的。但是满腹经纶、一心报国的父亲，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很多政治运动，很多时候，写“白专道路”的检讨多过写教材和论文。直到打倒“四人帮”，父亲才和浙江大学的王承绪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顾明远教授，一起开拓了中国的比较教育学。

父亲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对知识的追求。其中有两件事情是我终生难忘的。

第一件事是逼我学习英文。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课。父亲坚持要求我学习英文，当时家里被抄过很多次，只剩下幸免于难的一套“灵格风”教材。于是，父亲要求我每天读一课，每课都要做到“读、写、听、说、译”五会。还要根据每课的内容写一篇英文日记，日记可长可短，但是不可以不写。

我当时在家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就按照父亲的要求学习英文，在“灵格风”课本读完以后，父亲还要求我读英文版的《毛泽东语录》。每天父亲不管回家多晚，一定要看完我的英文作业才休息。正是因为父亲的严格要求，为我的英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让我终生受用。这应该是父亲留给我的最好的遗产。

第二件事情是逼我到法国留学。当1985年我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以后，上进心大大减退。1986年又生了孩子，更觉得应该稳稳当当地在大学当个老师，照顾老人和孩子，当个好妻子、好女儿、好母亲就可以了。当时我先生已经考上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孩子刚刚一岁多，父亲因为肺癌刚做完手术。为了照顾父亲和孩子，我们家当时请了两位保姆，成为每天有6口人开饭的大家庭。我每天除了上课、备课，还要购买一家人每天所需的各种蔬菜、水果、粮食等。

突然有一天，系里告诉我，我们这批研究生有出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我在吃饭时，不经意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人，但是我心里觉得，这件事情与我无关。没有想到，父亲的反应很积极，极力主张我参加考试，抓住机会，出国看看。实在拧不过父亲，又怕他生气，我在丝毫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参加了国家教委在1987年的英文EPT考试。没有想到，录取线是100分，我考了101分（当时学校人事处的负责人说，这1分成为决定我命运的关键）。

虽然有了出国做访问学者的机会，我并不是很想出去。我考虑得更多的是年老的父亲和年幼的孩子都需要我，我怎么可以离开呢。看到我消极的态度，父亲不是大发雷霆地骂我“没有出息”，就是苦口婆心好言相劝，最后我没有办法，只好听他的话，走上了留学法国的道路。最初也没有想到是否有机会读博士，但是父亲以他的经验，在我出国前，要求我准备好申请读博士的所有资料，因为他毕竟在国外留过学，知道所有的程序。

父亲真是有先见之明，我到法国3个月之后，在系主任米歇尔教授的帮助下，真的实现了父亲的愿望，成功注册了博士学位。非常遗憾的是，父亲因突发疾病，在我到法国第四个月时去世了，他没能看到我拿到博士学位的那天。唯一值得欣慰的是，他去世前已经知道我获得学校的特批，从访问学者转成攻读博士学位了。他曾经对母亲说他相信我一定能完成学业的。说到这里，我对瓦哈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泪水又慢慢地涌上来：“我最遗憾的事情是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瓦哈比听完我的叙述说：“真对不起，让你伤心了。你应该为你的父亲骄傲。”紧接着，他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

瓦哈比出生于伊朗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工程师，母亲经商。在他年轻时，为了反对霍梅尼的独裁统治，参加了政治运动。后来在国内待不下去了，就来到法国读书。也许因为他天资聪颖，学习刻苦，在完成大学学业后，在巴黎第八大学经济学系获得助教的工作，可以一边教书，一边完成博士学位。那是许许多多留学生羡慕的工作。

我们平时除了讨论经济学的问题外，很少谈论其他话题。但是那次瑞士之行，显然让我们的相互了解加深了很多，他开始理解我读博士学位背后的辛酸故事。

非常有意思的是，瑞士学术会议是1992年12月中旬召开的。我在1993年1月11日通过博士论文答辩以后就回到中国，然后我用中文写了一篇瑞士学术会议的综述，特别是对哈耶克经济理论的介绍，登在当时一份经济学的报纸上。不久以后，我收到瓦哈比寄来的一份报纸，原来他回到法国以后，用法文也写了对瑞士学术会议的综述。我们不约而同地做了同一件事情，是否也算作“心有灵犀一点通”呢？

模拟论文答辩

1992年底，我的博士论文基本完成，主要的工作就是准备答辩。要熟练地用法文来回答经济学的问题，论述自己论文中的观点，对我们这些30岁以后才学习法文的外国留学生来说，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是，我请法国的同学帮助我，在答辩之前，做模拟答辩的练习。在练习之前，我先根据论文的内容，准备了一百多个问题和答案，并且自己先用法文熟悉了这些内容。然后，再找法国人给我提问，我来回答，并请他们纠正我的发音。

应该说，法文是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也是最难学的语言。它的语法，如动词变位，是我们这些外国人永远无法准确掌握的。

自从瑞士会议以后，瓦哈比知道了我读博士的经历，特别愿意帮助我。于是，只要他的时间许可，我就会抓他的“公差”，请他帮助我进行模拟答辩，帮助我纠正法文的发音。虽然他是伊朗人，法文也不是他的母语，但是他法文掌握得非常好，不论是口语还是语法，都让我钦佩不已。

更重要的是，一般和我进行换课（我教法国人中文，法国人教我法文，互相免费）的法国人，都不是学经济学的，他们在专业上不会给我提供什么帮助，很多人对我的论文也完全不懂，因此和他们做练习，只是纯粹纠正我的发音，对论文的帮助并不大。只有瓦哈比帮我练习时，不但纠正我的发音，而且和我讨论经济学的问题，甚至把我论文中的一些观点，拿去与夏旺斯教授讨论，再把夏旺斯教授的观点，包括对我论文的意见，及时转告给我。要知道，这些意见对于当时的我是多么难得和珍贵，因此，瓦哈比的帮助可以称得上是我的“及时雨”，我们的友谊也因此得到了发展。

非常遗憾的是，我正式答辩时，他正好有课不能来参加。而他博士论文答辩时，我因为已经回到中国，也没能参加。

学术交流与科研合作

1993年回国以后，我和瓦哈比的联系就慢慢减少了，特别是到企业工作的10年间，我们的联系也只停留在圣诞节和新年期间互相寄圣诞卡以示节日祝贺。

2005年我重回大学教书，除了恢复与夏旺斯教授的联系之外，还恢复了与瓦哈比的联系。那个时候，他还是在巴黎第八大学经济学系工作，仔细一算，从读大学本科、硕士、博士到现在，他在这所大学待了也有近20年了。他的学术成就也今非昔比，无论是文章还是专著，都令我刮目相看。

他2009年访问中国时，参观了深圳的中外合资工厂（SONY在深圳的工厂）、中法合建的大亚湾核电站以及中国的零售商场、专卖店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主动提出要和我合作做科研，一起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也是相当艰巨的课题。当我有些犹豫时，他深有感触地说：“二十多年前，我们曾经为深圳经济发展模式进行过激烈的争论，现在看来，这个争论远远没有结束，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探讨下去呢？你就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前沿，在第一线，你经常可以接触到最新鲜的资料和最敏感的问题，这是我们这些外国研究者‘可望而不可即’的，这样的优势，不能轻易放弃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听了他的话，我在心里默默地说。

也许我们在中国没有那么深的感触，觉得中国几十年改革这样走下来，已经有许许多多的文章在分析和研究了，还需要继续做这方面的课题吗？或者像“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这么巨大和复杂的课题，我们有能力做吗？

但是瓦哈比的话给了我信心，我们可以在这个庞大的课题下，做一些小小的子课题，尤其是与俄罗斯、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改革作比较，将会有很广阔的研究空间。事实上，中国的经济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中国学者以及像瓦哈比、夏旺斯这样的外国学者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这也许就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吧。

我常常说，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大潮中，我们这代人都是铺路石，我们无法选择自己所处的时代，但是有权利选择自己所走的道路。个人的力量在宏伟的历史画卷面前，往往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当好经济改革道路上的一块铺路石，也就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了。我想，自己学成归国这些年，无论在国有企业当董事长，在民营高科技企业当职业经理人，还是在大学当教授，都是这个时代赋予自己的岗位，能当好一块铺路石，就算是完成了我的报国心愿了吧。

相聚在巴黎

2011年4—5月在巴黎进行学术访问期间，我不但见到了瓦哈比教授，还和他的家人聚会，度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夜晚。

我们的聚会和晚宴地点是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一家法国餐馆。瓦哈比教授知道，这是我儿子第一次来法国，因此坚持要请我们吃最地道的法国大餐。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夫人鲁通教授，她在法国一所高等职业学院教管理学，也是一位研究我和儿子与瓦哈比夫妇成果颇丰的研究员。据她自己介绍，她与瓦哈比相识在一家图书馆，因为大家要借同一本书而相识，又因为讨论同一本书的内容而相知、相恋，最后走到了一起。目前每一个暑假和寒假，他们都要到加拿大瓦哈比姐姐家去，为的是到那里的图书馆去读书、写书。他们两个人像比赛一样，正处于创造的高峰期，不论是论文还是著作，都在源源不断地问世。当我开玩笑地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做父母时，他们竟然不约而同地回答说：还没有准备好。我猜想，当他们把注意力都放在学术研究上时，新出版的书就是他们最好的孩子了。

那天晚上的聚会从7点开始，近10点才结束。我们有那么多的话题，从中国改革开放到中国文化，从欧盟的债务危机、法国总统绯闻到法国美食、美女、足球、电影、油画、博物馆等。时间在畅谈中飞快流逝，我们的友谊在畅谈中不断加深。

杰瑞佛教授——相遇在中国，相知在法国

2008年6月，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经济学系教授艾斯特·杰瑞佛（Esther Jeffers）根据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欧盟研究中心与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经济学系签署的学术交流协议，到我们学校进行学术交流和讲学。我作为欧盟研究中心的主任负责接待她。在此之前的2007年，虽然我和经济学院的领导一起访问了法国巴黎第八大学，但是当时并没有见到她，因为她那个时间正好去美国开学术会议了。

相遇在暨大校园杰瑞佛教授杰瑞佛教授为学生解答问题

除了教学之外，杰瑞佛教授还和我们的研究生进行了座谈，讨论欧洲金融创新为国际金融领域带来的问题与挑战。

杰瑞佛教授的英文相当好，几乎没有法语口音，这一点使我有些惊讶。因为法国人讲英文，常常带有非常浓厚的“法国味道”，只有我们这些在法国待过的人，才能品味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当他们讲课时，明明讲的是英文，而我们的学生却听不懂，因为那是“法式英文”，所以有时我还要把那些“法式英文”再翻译一次以使学生明白其意。

文娟是我带的研究生中比较优秀的一位，也是很幸运的一位。2007年当我们开始与法国大学进行学术交流时，她通过考试参加了法国驻广州领事馆举办的500学时法文强化培训，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得到了我和杰瑞佛教授的推荐，获得法国奖学金，到法国学习了3个月，为毕业论文搜集资料。现在她已经毕业，在银行工作，但是到法国学习的经历是她终生难忘的。

在文娟之后我带的其他的研究生就没有这么幸运了。2009年，由于金融危机，法国驻广州领事馆的经费大大减少，500学时法文强化培训班被取消了。

杰瑞佛2008年6月在我们学校访问时，文娟协助我负责她的接待工作，除了讲课外，还陪同杰瑞佛教授到广州的一些名胜古迹参观，如中山纪念堂、南越王墓、陈家祠、北京路步行街等。而文娟到法国学习时，杰瑞佛也带她到巴黎著名的香榭丽舍大街游览。

杰瑞佛教授为期两周的学术访问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们在暨大校园中相遇相知，并且开始了进一步的学术交流。虽然她的专长是国际金融，我的专长是智力资本，但是我们在教学方法和研究模式方面，互相切磋，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成为好朋友。

相知在巴黎校园

2011年4—5月，我到法国进行学术交流和访问，对杰瑞佛教授以及她的家人有了更多的了解。

为什么作为法国人的她，可以讲一口流利而不带法国口音的英文呢？原来，她有一个国际化的大家庭。她先生是美国人，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个男孩，两个女儿，现在都在美国读书，而且都上了名牌大学。孩子们的小学和中学是在法国度过的，所以孩子们可以讲非常流利的英文和法文。由于在法国经历了重要的成长阶段，孩子们的生活习惯带有明显的法国痕迹。

一谈起孩子，她的话就变得滔滔不绝（也许全世界的母亲都是这样）。杰瑞佛告诉我，在美国，一说到吃面包，孩子们就会很骄傲地说，我们法国的面包才是真正的面包，美国的面包“不及格”。说起冰淇淋、巧克力和奶油蛋糕，孩子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推崇法国是“世界第一”。

她一边说，一边从贴身的钱包里拿出孩子们的相片给我看，作为母亲的自豪感表露无遗。我想，母爱是不分国界的。当一个中国母亲和一个法国母亲在一起谈论自己的孩子时，我们之间找到了一个永远也谈不完的话题，永远也谈不腻的话题，也许这个话题比我们做学术交流的内容更丰富。

杰瑞佛的先生是一位美国商人，他和杰瑞佛在法国相遇、相知、相恋，他们的家分别安在法国和美国。每一年他们都在两个国家之间来回穿梭。

杰瑞佛自己也有一个大家庭，她是老大，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在中国上海做生意，一个弟弟在美国，妹妹在法国。她母亲80多岁了，在美国和弟弟一起生活，逢年过节，杰瑞佛都要放下手上所有的工作，飞到美国，和她的大家庭聚会。“你真不容易呀！”听完她的介绍，我情不自禁地说。“现在好多了！最困难的是在孩子们小的时候，要照顾他们的生活和学习，还要在大学给学生们上课，完成科研任务，这样自己评职称才能顺利。在法国大学里，女教授的数量并不多，在评职称时，要求也非常严格，那真是男女平等，不会因为我们要多负担家庭而给我们什么优待。”当杰瑞佛微笑地向我诉苦时，他的先生立刻抚摸着她的肩膀，表示安慰地拍拍她的背。“在中国也一样，我们大概走过了相似的道路，才在高等学府站稳了脚。”我特别理解地说。

的确，作为母亲，作为知识女性，我和杰瑞佛教授虽然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大学里教书，我们却有着非常相似的经历，这也许是我们可以相知的主要原因吧。

威克布洛教授——从博导到合作伙伴

整整18年过去了，岁月的痕迹毫不留情地刻在我和导师威克布洛的身上，我从风华正茂的留学生变成了年过半百的教授，导师也从一位年富力强的教授变成了一位年近7旬的经济学家。

说起我和导师的故事，我的思绪就一下子飞回了1989年，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就像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中一幕一幕掠过。

尴尬的初次见面

时间倒流回1989年10月的一天，我在一位法籍华裔朋友Nana小姐的陪同下，到法国巴黎第八大学经济学系与导师见面。那时我的身份是访问学者，虽然来法国之前，在上海外国语学院培训了一年法语，考试也合格了。但是初到巴黎，基本上是听不懂也不会说。幸亏有一位老师的亲戚在巴黎多年，她的女儿Nana自告奋勇陪我去巴黎第八大学。学校在郊区，除了乘地铁，还要转几次公交车。如果没有Nana小姐陪同，刚到巴黎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的我，几乎没有可能顺利找到学校。

我非常重视第一次和导师见面。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当初在中国联系学校时，我分别给巴黎第一大学、巴黎第九大学、巴黎第十一大学、巴黎第八大学和斯特拉斯堡大学去函，要求到这几所学校做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信寄出去几个月了，我们一起培训法语的同班同学都先后收到了回音——接受或者拒绝，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回音。万分焦急之时，我收到了巴黎第八大学经济学系威克布洛教授的回信，他们接受我作为访问学者。几天以后，又收到斯特拉斯堡大学的接受函，不过，我很快就决定到巴黎第八大学经济学系学习，从那时候起，也许冥冥之中，我和导师之间就有了某种联系。

第一次和导师见面，我用法文准备了一份详细的自我介绍，洋洋洒洒地写满了一页纸，并且把它背了下来。可是当我走进办公室见到威克布洛教授时，礼节性的问候以后，我就像背书一样，背诵起自我介绍来。当我感觉良好地背诵完毕，发现教授瞪大了眼睛看着我，脸上写着一个大大的问号，显然，他没有听懂我的话。而我呢，也瞪大眼睛看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这样的僵局维持了几分钟，我们两人不知所措地望着对方，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好。

我在想：是不是请门外的Nana小姐进来，帮忙翻译一下？

突然，教授用非常缓慢的语气，一字一句地对我说：“Can you speak English？”“Yes，I can！”我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赶忙回答。

接下来，我们的谈话就非常顺利了，彼此之间用英文交流，使我如释重负，也使教授非常愉快。

很多年过去以后，当我们回想起当年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还忍俊不禁。

导师说：“我看到你嘟嘟囔囔地对我说了一大堆话，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心里想，难道她在和我说中文吗？”“我说的是法文呀！”我大声地申辩道。“天晓得，你那是什么法文，反正我一句没有听懂。”导师诙谐地说。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法文确实非常糟糕，不仅发音不准，而且语法错误层出不穷，难怪导师以为我在和他说中文呢。

导师对我没有其他希望，只有一个要求：尽快掌握法文，否则怎么听课呢？

我满怀信心地答应说：“没有问题，我天天生活在法国人中间，法语水平一定会突飞猛进的，不久的将来，一定让您刮目相看。”

5年以后，当我进行博士论文答辩时，导师还风趣地对我说：“现在你的法语的确让我刮目相看了，你已经可以说带有巴黎口音的法语了！”这是法国人对外国人讲法语的最高评价，因为带有巴黎口音的法语被认为是最正宗的法语。然后，他又悄悄对我说：“我还记得第一天见面时你说的那些‘中国式法语呢’！”

希腊+法国的幽默，帮我确定博士论文研究方向

我的导师是希腊人，现在是希腊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年轻时来法国求学，读完博士学位以后，就留在巴黎第八大学教书，1989年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是高级讲师（相当于副教授）。到2011年，他在巴黎第八大学已经工作三十多年了。

当我从访问学者转为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以后，他仍然是我的导师，只不过从访问学者的指导老师，变成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我至今还十分清楚地记得我们一起讨论我的研究方向时的情景。

教授主要教“世界经济”课程，非常巧，我在硕士毕业以后在大学工作的两年时间里，也是教“世界经济”这门课，虽然没有教授这么专业，但是最起码，我对这门课并不陌生，我的研究方向就被圈定在这个方向内。“你先说说你的想法吧，希望做什么样的论文？”教授问我。“我对进出口专业比较熟悉，过去曾在中国的进出口公司工作过，硕士论文也是研究对外贸易理论的，要不我的研究方向定在中国与法国对外贸易比较研究？”我小心翼翼地说。

当我把题目写在纸上后，教授拿了起来，看了两眼，拿起一支笔，毫不留情地画了一个大叉，给予了否定。“博士论文必须在理论上有所突破，而不是写什么调查报告。”教授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下了另外一个题目：《面向21世纪，中国在环太平洋经济圈的作用》。然后问我：“这个题目怎么样？”

看着这个题目，我心里在犹豫，说老实话，我当时对什么是“环天平洋经济圈”的概念并不是很清楚，虽然我知道太平洋是世界最大的海洋。见我在犹豫，导师说：“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题目，不过我同意带你的先决条件是我需要有人研究中国经济，我正在写一本《发展经济学》，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这本书中不可缺少的一章，你的论文有可能成为这本书的一部分，这是我同意接受你读我的博士的前提条件。不过，我不勉强你，如果有更适合你的题目，更适合你的老师，你还可以选择。”

话说到此，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了。当时（1989年）在法国的留学生不多，我相信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在中国大学教过世界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学的大学讲师，无论如何会比一个法国人更了解中国，更可以胜任这本书的任务。于是，我爽快地答应了教授，虽然当时心里像揣了一只小兔子一样，“怦怦”直跳。

接下来，教授和我约好了下一次见面的时间。我们基本上一个月见一次面。教授给我列出了长长的书单，要求我在写论文大纲（也就是现在人们统称的“开题报告”）的同时，阅读那些参考书。

我苦苦奋战了几个月，写出了一份自己十分满意的论文大纲，然后得意扬扬地到教授家，请他提意见。我至今仍然记得他戴着眼镜，一手拿着稿纸，一手拿着笔，在我的大纲上毫不留情地批改的样子。

放下稿子，教授说：“你是在写一篇论文，还是在写百科全书？”这句话的声音不大，却字字铿锵。初出茅庐的我，恨不得在一篇论文里，把上下几千年关于环太平洋经济圈的所有问题都说清楚，结果必然是什么也说不清楚。“做论文，首先要找到巨人的肩膀，然后你才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出一点新的东西。”教授说。

从那时候起，我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重新起草论文提纲几十次，苦苦地寻觅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的“巨人的肩膀”。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锻炼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过程，锻炼我的创新思维的过程。很多年以后，当我自己也成了教授，带研究生时，才真正明白当年教授对我的严格要求，其实是对我最好的指导。

撰写论文，我和导师“讨价还价”

真正开始论文创作时，我发现，作为外国留学生，我们要面临双重困难。一是在专业理论上的困难。因为我们的论文要求理论上有创新，不过这个困难不仅仅对中国留学生，对所有要完成博士论文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容易完成的任务。二是语言上的困难。因为论文要用法语撰写，对于熟练掌握中文、比较熟练掌握英文、非常不熟练掌握法语的我来说（包括大部分中国留学生），无疑又是一个非常不容易克服的困难。

每天白天，当我在图书馆阅读大量参考书时，每天夜晚，当我在书桌上奋笔疾书时，一种愉悦感油然而生。读书对我来说，真是一种享受。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在读书问题上发过怵。我的英文基础比较好（这要感谢我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停课时逼我学英文的经历），由于大部分法语的经济学名词与英文有相通之处，许多词的词头是一样的，只是词尾不一样而已，但是意思上却和英文一样。于是，在阅读时，我就省去了很多麻烦，虽然还说不上一目十行，但是掌握大意还是易如反掌。

阅读虽然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但写作就不那么愉快了，尤其是用法语写作。法语是世界上最严谨的语言，对语法的要求非常高。我一边在图书馆阅读经济学专业书籍，一边在大学上专门为外国留学生开办的法语补习班。每次完成法语练习以后，我都要请我的法国房东（正宗法国人）帮我修改。即便如此，每次发回作业，还有是语法错误出现。于是我常常和房东开玩笑说：“连你们法国人自己做的法语练习作业都有错误，何况我们这些外国人呢？”虽然这成为原谅自己的一个理由，但是我也意识到一个非常严峻的事实：在短时间内，要我用法语完成博士论文，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怎么办呢？经过冥思苦想，我想出一个好主意，但是这个主意必须得到导师的理解和批准，否则是无法实施的。

在一个春天的早晨，我来到教授家，汇报完我的论文进展情况以后，开始了我们的“双语交流”——一般简单的问候、聊天，我们用法语，一旦进入论文的讨论，我们用英文，因为英文是我的“救命稻草”。如果出现用英文也解释不清楚的问题，教授就会很风趣地摊开双手说：“看来我要学中文啦，你知道吗，法语中有一个成语来形容某个事情的复杂和难懂，人们会说：‘这件事情像中文一样难懂’。”面对这种情况，我就会拿出一张白纸，用图画和肢体语言向教授解释我的意思。与此同时，也逼得我要想出一个办法，来解决撰写博士论文面临的双重困难。

我对教授说：“为了保证论文的质量，我是否能把双重困难——专业和语言上的困难，分阶段克服。”“什么意思，具体说说看？”教授表示出一定的兴趣。“我的论文先用英文撰写，以保证在理论上的准确。在你确认我的论文英文稿没有问题以后，我再克服语言上的困难，把英文稿翻译成法文，最后用法语参加答辩。可以吗？”我殷切地说。

为了让教授接受我的建议，我向他倾诉了作为一个外国人，要准确无误地掌握法语，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这个困难我一定会克服，但是要允许我一步一步地克服，就像“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衣服要一件一件地穿，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山要一座一座地爬”一样，我想尽一切办法，把我所会使用的英文词汇都动员起来，“企图”说服教授。

最后，在我的恳切要求下，教授终于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我就开始放心大胆地用英文起草论文了。

经过了4年多的努力，我的论文终于得到了教授的肯定，进入准备答辩阶段。这个时候，又有一个主意在我心里冒出来：如果到时教授能够同意我用英文答辩，该有多好呀！这样我的英文稿就不用翻译成法文了，也不用特别准备用法文答辩了。

这个想法在当时看来近似于“痴心妄想”。只要我和其他留学生说起这个想法，他们都会毫不留情地批评我：“你真是不知足，难得有导师同意外国留学生用英文写论文，你的导师同意你，已经是非常难得了。你还想得寸进尺，用英文参加答辩，简直是白日做梦。”

我虽然觉得大家的批评确实很正确，但是，总有一些不死心。想当初，如果不是我的坚持，导师不是也不会同意我用英文写初稿的要求吗？不试一试，怎么知道就不会成功呢？

于是，在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到导师家拜访，虽然早早约好了时间，但是到他家，居然只有他80多岁的老母亲在家。我从下午2点一直等到晚上8点，他才回来。原来他把我们约定的时间记错了。虽然他不住向我道歉，但是我心里还是暗暗高兴，我预感在这个时候提出我的要求，导师一定同意。

但是，我还是打错了算盘。导师在其他问题上都显得很好商量。但是一听到我要用英文参加答辩。他就一下子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我至今还记得他拒绝的理由：“不要忘记你是在法国大学读书，要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法国的经济学博士有什么理由不用法文进行答辩呢？”每句话中的“法国、法语”都被他特别加重了语气。“没有先例吗？”我不甘心地问。“没有。”导师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地回答。“能不能开一个先例嘛，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尝试一下？”我仍然不死心地争取着。“这个问题没有讨论的余地，这是个原则问题。如果你的法文水平不足以完成论文答辩，那么就意味着你还不具备拿到法国经济学博士的学位。”导师非常严肃地说。

导师最后的话掷地有声，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刻在我的心坎上，几十年过去了，我都无法忘怀。

当时我真有些“恨”他。但是后来，我又很感谢他。因为他的严格要求，为了顺利通过论文答辩，我拼命地学习法文，以至于在答辩前，做梦说的梦话都是法文，而把英文和中文都暂时抛到脑后了。最后，我用流利的法文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二十多年过去了。2011年11月导师到暨南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当我们饶有兴趣地谈到当年的往事时，导师告诉我，现在法国许多大学对外国留学生已经很宽容了，很多法国大学都接受外国留学生用英文完成博士论文。“你的愿望，由他们实现了。”导师风趣地说，“不过我不知道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这也许是经济全球化对法国教育的一种影响吧。法文的确是一种非常优美、非常严谨的语言，虽然很不好学，但是一旦掌握，终身受益。”我发自内心地对导师说。

与此同时，我拿出一本蓝色封面的书，对导师说：“这本书您一定很熟悉吧？”

导师看了一眼，飞快地指着书名说：“这本书与你的博士论文题目一样呀！”“这就是我的博士论文，我回国以后出版的。不过这是英文版。出版社说，在中国出版英文书，还有一定的读者群，但是出版法文书，他们就会亏本的。”“这么说，你回国以后，又把法文版的论文翻译成英文？”导师睁大眼睛惊讶地问。“那当然！因此我这本书的问世，真是好事多磨。在法国，第一稿是英文稿（其中包括个别部分先用中文写，再翻译成英文，所以交给导师看的是英文稿，真正的初稿是中英文混合稿）；第二稿是法文稿，把导师确认的英文稿翻译成法文；第三稿是回国以后，把法文稿再转成英文稿。你看，这本论文够折腾人吧。”我笑眯眯地说。“不容易，不容易。”导师接过我的书，不停地说。“所以这本书出版以后，我第一个想到要送的人就是您。”我说。

这是我这辈子出版的第一本英文书，其中的艰辛只有自己最清楚，有时候看着这本书，常常觉得它不仅仅是一本博士论文，更是我的青春回忆录。透过薄薄的纸面，我似乎又回到了巴黎，回到了那些充满酸甜苦辣的日子，回到了终生难忘、快乐与痛苦并存的日子。

科研合作的好伙伴

2011年希腊经济危机的加深，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正好在这个时刻，教授到暨南大学经济学院进行学术交流。二十多年前教授还是一位年轻的希腊经济学者，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已经是希腊著名的经济学家，并且与希腊总理帕帕季莫斯（也是经济学家）是好朋友。我们自然而然地讨论起了希腊的债务危机问题。

与欧洲主流经济学主张实施紧缩政策相反，教授极力主张在希腊推行“新马歇尔计划”，以刺激经济增长，帮助希腊摆脱经济危机。他的观点已经被希腊新总理接受，并成为指导新一届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理论。

教授在访问期间，特别提到了“新马歇尔计划”。所谓的“新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巴瑞·易臣格瑞在2011年7月提出的，他认为：2012年，希腊在各个领域都将需要支持和帮助，就如20世纪50年代初欧洲通过马歇尔计划教授和夫人与暨南大学研究生合影来获得大量的新投资一样。他坚决主张，为了希腊的经济复苏应实施一个新的马歇尔计划。随后，欧盟国家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也开始呼吁对希腊实施“新马歇尔计划”，以帮助希腊渡过难关、重振经济。

教授极力提倡实施“新马歇尔计划”，他认为这不仅仅对挽救希腊危机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中国企业进入欧盟市场以及中国政府外汇储备多元化，都有重要的意义。这个计划首先会被希腊的欧洲伙伴接受，但是世界的其他国家仍需要权衡自己的利益，才能决定是否参与到该计划之中。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计划，伴随着长远的前景和回报。这个计划不仅依赖于政府，而且需要大量的私人企业参与其中。目前，法国与德国在参与这一计划上已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将成为主要投资者，与此同时，该计划同样对其他国家开放，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威克布洛教授多次提到，中国参与“新马歇尔计划”将是进一步开拓欧洲市场、参与欧盟经济的一个极好的机会。

教授此次来华访问，最大的成果之一就是我们的合作科研计划。欧债危机使希腊这个小国成为整个欧洲甚至全世界的焦点。教授作为希腊总理的好朋友，特别希望中国企业参与“新马歇尔计划”，到希腊投资，以刺激希腊经济的复苏。

但是，我们对希腊并不是十分了解。希腊发生债务危机以后，中国许多媒体曾经大篇幅的报道过希腊的社会福利制度，给人们的印象是，由于高福利、高工资、多假期、低工作效率，造成这个国家“入不敷出”。教授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的介绍，解除了大家的疑虑。

米歇尔太太——从法文教师到挚友

我们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991年。

循循善诱的法文老师

自从我到法国留学以后，就没有停止过学习法语。一开始参加了大学里专门为外国留学生开办的法语班，那是一种免费的学习，主要针对法语的语法，要做很多书面作业，对提高写作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后来，我又找到了一种以“换课”形式学习法语的方法，就是一个中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互相免费给对方上语言课，以提高大家的听说能力，这是当时在巴黎的留学生中很流行的一种学习语言的方法。通常我们会约定在某一个咖啡馆，各自要上一杯咖啡后，就可以在优雅的环境中，学习一两个小时。这种方式虽然经济实惠，但是往往因为双方的时间协调不好而很难持之以恒。

当我完成博士论文的英文初稿以后，当我“企图”用英文答辩的要求被导师坚决否定以后，我就有种深深的危机感，因为自己心里最明白，按照我当时的法语水平，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通过答辩的。在危机感和紧迫感的双重推动下，我决心找一位法语老师来帮助我切实提高法语水平。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米歇尔太太。

米歇尔太太原来是专门教外国学生学习法语的老师，生小孩以后就当了全职太太，当她的儿子奥利维满3岁可以上幼儿园以后，正准备重操旧业，就碰上了我，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缘分。

最开始，我们一周上两三次课，每次上课一两个小时，我按照时间付费给她。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有意思的场景：我一方面给法国老板打工，赚取法郎，另一方面，我又用赚来的法郎支付给另外一个法国人，作为学法语的学费。

米歇尔是一位非常善良和有责任心的人。她的出现，对提高我的法文，尤其是法语听说能力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法语课基本上是围绕我的论文进行的。虽然米歇尔不懂经济学，对我论文中的术语“环太平洋经济圈”也不了解。但是她根据论文中的内容向我提问，要求我用法语给她解释各种各样的疑问，直到她明白为止。这样无形之中，我就用法语把论文的主要观点复述了一遍，这样的练习，恰好提高了我的听说能力，而我不正确的发音也得到了及时纠正。这种有的放矢的教学方式，效果相当不错。

难忘的圣诞节夜晚

我和米歇尔太太的关系，一开始是单纯的师生关系。后来，我们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了，她可爱的儿子、3岁的奥利维正好与我儿子同岁。每当我想儿子时，都会和奥利维玩很久，不断地逗他，以解自己对儿子的思念之苦。我和米歇尔的话题，也从单纯的论文讨论，延伸到对中国与法国之间不同的文化、历史、风俗、饮食、服饰的讨论，到后来我们成了几乎无所不谈的挚友。

记得有一天，我们谈论起中国的春节和西方的圣诞节，我讲了许多中国过春节的风俗，从舞狮子、点红灯笼到放鞭炮、包饺子，看我沉浸在对家乡的回忆中，她忍不住问我：“你在法国过了几次圣诞节？”

我说：“三次吧。”“都是怎样过的？”米歇尔问。“给法国家庭看孩子呀！”我略带有几分自豪地说，“平时晚上在法国人家看孩子，一小时100法郎，圣诞节晚上可以挣到500法郎。反正我们和家人不在一起，过不过圣诞节都无所谓，所以，圣诞节成了我们赚钱的好机会。”

看着我一副苦中作乐的样子，米歇尔辛酸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过节呢？以后你回到中国，被人问起法国人怎样过圣诞节，你怎样回答？就说都是给人家看孩子，那就太让我们法国人丢脸了。”说到此，她的眼睛竟然饱含着眼泪。

我被她的话深深感动了，随即她就邀请我在当年（1992年）去她家过圣诞节。这是我在法国度过的最后一个圣诞节，因为1993年1月11日我顺利完成博士论文答辩以后就回国了，之后，虽然也有机会到法国，但是再没有机会在圣诞节期间到法国了。因此和米歇尔的家人一起度过的那个圣诞节，就成了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在法国人的家庭度过的圣诞节，也是最愉快、最有意义的圣诞节，它成为我终生难忘的一次经历。

按照法国人的习惯，圣诞节晚餐是非常丰盛的。有香槟酒、红葡萄酒、白葡萄酒和各种饮料，还有传统的火鸡、新鲜的鹅肝、各式奶酪、新鲜的生蚝（法国人，尤其是男士，非常喜欢吃生蚝，1992年在米歇尔家过圣诞节圣诞节期间，海鲜店里经常会有一小筐一小筐的生蚝出售，回到家以后，把这些生蚝撬开，蘸上柠檬汁，就这样生吃）和各种沙拉，以及黑森林蛋糕、提拉米苏蛋糕等甜品，最后还有现磨的咖啡，当咖啡的醇香飘满了整个房间时，我们的圣诞晚餐就进入了尾声。

不过最有意思的还是与家人分享圣诞节的礼物。通常这些礼物会事先放在圣诞树下面，或者直接挂在圣诞树上（如果分量不重的话）。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3岁的奥利维就急不可待地对米歇尔说：“妈妈，妈妈，快快打开窗户！不然圣诞老人就进不来了，他会给我带来礼物的！”

大家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为奥利维的童真和童趣，也为节日给大家带来的愉快。席间米歇尔的先生给我介绍了许多法国人和英国人过圣诞节的趣事，他曾经在英国读书并工作很多年，能体会到过节不能与家人团聚的感受。

1992年圣诞节温馨的一幕，永远留在我的脑海里。

让友谊长存

2008年当巴黎第八大学的瓦哈比教授到我们学校访问时，我托他办一件事情——帮我寻找多年杳无音信的米歇尔太太。当时我只有米歇尔家的邮寄地址。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她是否还住在那里，我不得而知。

几个月过去了，我接到了瓦哈比教授的邮件，说找到米歇尔太太了。这真是一个喜讯。这件事情还要感谢社区的邮递员。原来，米歇尔太太已经搬家很多年了，只留下一个邮箱，怕以前的朋友找不到她。幸亏有这个邮箱，它让我和她重新建立了联系。

2011年4月我们在巴黎重新见面时，望着满头白发的米歇尔太太，我能隐隐感觉到这十几年来，她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及她的坎坷生活。

当年我们认识时，她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先生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她主要还是全职太太，偶尔教一下法语，作为生活的补贴，我多次在他们家吃饭、度周末，到郊区远足、听音乐会、看电影。那时我感觉，这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幸福家庭。他先生对米歇尔太太前夫的儿子很关心，对自己的小儿子奥利维更是爱护有加。“我和让·吕克离婚了。”见面不久，米歇尔告诉我，“以前在邮件里没有对你说，是想见面后再告诉你。”“为什么呀？你们不是很恩爱的一对吗？”我问。“是的，曾经是。但是后来，我们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多。你知道吗？让·吕克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她妈妈给他留下了不少遗产，他后来一直都不工作，靠变卖这些遗产过日子。”

我想起来了，我曾经去过一次让·吕克妈妈的家，那是一座布置很豪华的房子，客厅的墙上挂着好几幅油画，油画中的人物都是爵士打扮，当时老人就自豪地告诉我，他们是世袭的贵族家庭，虽然到让·吕克这一代，已经没有什么爵号了，但是这个荣耀会一直传下去。让·吕克的母亲当年已经七十多岁了，但是一举一动中仍然透露着贵妇人的风韵。“由于家境优越，让·吕克从年轻时候起，就一直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事业上不求上进，生活上没有压力。后来他很长时间都不工作了，我们也没有办法一起生活了。”米歇尔说。

我不想再勾起她的伤心事，立即转移话题：“那你现在靠什么生活？”“我在中国城教瑜伽和健身操。自从你离开法国，我又交了不少中国朋友，也许是对中国文化的痴迷，我学会了太极拳，还学会了瑜伽和其他类型的健身操。我现在的工作就是在各种俱乐部里教授这些，虽然工资不是很高，但是这种工作使我很健康。你看，我的身材如何？”米歇尔有些得意地说。

不可否认，她的身材保持得真不错，不像我，已经大腹便便了。

后来几次的聊天中我得知，自从离婚以后，她带着小儿子奥利维一起生活，日子过得比较拮据。过去他们有着非常宽敞的住房，我记得原来就有四房两厅，后来又把隔壁的三房一厅买了下来，打通以后，房间就更宽敞了。有一次米歇尔对我说，如果有三四人需要她教法语，可以直接把辅导班开在家里，因为家里有七八个房间。可见那时候他们的生活有多富裕。要知道，巴黎市区是个寸土寸金的地方，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买下三房一厅的。而现在，她和儿子奥利维租了一个一居室，带一个厨房和厕所。奥利维平时在厨房里支一个折叠床，晚上打开，白天收起来。了解了她的住房情况，我什么都不需要问了，因为在巴黎，一个人的住房最能反映经济状况了。“奥利维现在还在读书吗？”我问。

一说到孩子，米歇尔太太立刻两眼发亮，精神十足。就像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说起自己的孩子，总有说不完的话题。“他一边读书，一边做他的音乐。”米歇尔高兴地说，“他从小就喜欢音乐，从上小学起，就参加了学校的乐队。到了高中，他已经会自己作曲、自己演唱了。他的理想是自己成立一个乐队，到世界各地去演唱！”“这是一个多么浪漫的理想呀，不过，要实现可不太容易吧。”我说。“他和他的乐队已经去过一次捷克了，去参加一个音乐节的演出，我也陪他一起去的。不过他们的乐队太年轻了，没有经验。从捷克回来就解散了，大家又回到学校学习，等到大学四年级，他们还准备重整旗鼓，到世我和儿子与米歇尔太太、奥利维在巴黎界各地参加音乐节呢！”米歇尔有些骄傲和自豪地说。“巴黎是一个学习艺术和音乐的好地方，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著名乐队来演出，这会给奥利维带来很多学习机会。”我说。“你说得太对了，所以我常对奥利维说，我们生活在巴黎这个文化之都，真是太幸运了。”米歇尔说。

奥利维长得很帅，蓝色的眼睛很像他爸爸。当我和米歇尔交谈时，儿子也和奥利维用英文交谈起来。儿子热衷于体育，立志做一个体育评论员，自然对法国的体育盛事很关心。奥利维虽然热衷于音乐，但是作为年轻人，对体育盛事也很了解，看见他们两个人热切地交流，我和米歇尔太太都感到很欣慰。“有朝一日，欢迎你和你的乐队来中国演出，和你妈妈一起来。”在我们分别时，我对米歇尔太太和奥利维说。“一定会有这一天的，让我们相约，在中国相见！”米歇尔太太对我说。

我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到来。

多美小姐——我的法国闺蜜

多美小姐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法国朋友。认识她是在我去法国留学的前夕。时间有点久远，要追溯到1973年，那时候我在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上认识了玻璃器皿出口小组天津口岸的周立刚先生，每年交易会他都到广州来，大家就成了比较熟悉的朋友。当知道我即将去法国做访问学者时，他告诉我他有一个朋友叫杨胜利，经常和法国公司做生意，认识不少法国人，可以介绍给我，万一到法国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这些关系都用得上。

通过杨胜利先生，我知道了多美小姐。到法国不久，我就约她见面。出乎我预料的是，多美小姐讲得一口流利的中文，由于没有语言障碍，很快我们就成为好朋友。

异国他乡的红粉知己

多美小姐是一个活泼、热情、善良的法国姑娘。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她就到中国的东北大学中文系学习中文，在那个年代，学习中文的法国人还是凤毛麟角，她那么早就开始学习中文，不仅仅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更可以看出来，她是一个非常有战略眼光和事业心的知识女性。

1989年我刚到法国，多美小姐在法我与多美小姐国兴业银行工作，这本来是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如果按部就班地做下去，从主管到部门经理，到亚洲区域经理，再到银行高级管理人员，是非常平稳上升的职业生涯。但是，有一天，她告诉我，她准备辞职，离开银行，自主创业，开一家自己的公司。

这个主意确实吓了我一大跳。我问：“你真的想好了吗？舍弃这么稳定的工作，要冒很大的风险，如果公司开不成功，你不是没有退路了？”“我思考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情。其实真正的风险不在于我舍弃这份工作，而是我把养老保险做了抵押，在银行贷了款，如果我的公司不成功，以后退休了，就没有养老保险了。”多美小姐说。

看得出来，这是她人生十字路口的一个很关键的选择，感谢她如此信任我，和我商量这个重大问题。按照我当时的思维，觉得这个“背水一战”的选择风险太大，如果换了我，是不会下决心的。

然而多美说：“我喜欢挑战，不希望在银行按部就班地升上去。自己开公司，虽然困难很多，但是有很大的自由度，很多事情可以尝试，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看好中国市场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趋势，现在懂得中文的法国人还不多，我会有很多机会。等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我的机会就少了。”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很有胆识的决定。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她当初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现在的多美小姐，不但有一家投资咨询公司，还是法国最大私人飞机公司的高级顾问，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她在中国和法国的政界、商界都建立起广泛的商业网络和人脉关系。有一年她来中国参加博鳌论坛，拿出与龙永图先生的合影给我看，我就知道，在中国和法国的商界与政界，她已经游刃有余，而且生意会越做越好。

在法国留学期间，多美小姐成了我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很多个周末我都是和她一起度过。我教她做中国菜，帮她纠正中文发音，有时她接到中文翻译法文或者法文翻译中文的工作，实在拿不准，我就成为她的第一顾问。我当时住房条件比较差，小阁楼里没有洗澡的地方，当若干个朋友们的住处成为我去洗澡的候选地时，多美小姐家经常成为第一选择。

她的创业过程非常不容易，我介绍了不少国内的朋友给她，希望可以助她一臂之力。正是这种互相帮助，使我们的友谊天长地久。

法国闺蜜的浪漫思维

从普通朋友到闺蜜，我和多美小姐也有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之所以可以称她为闺蜜，是因为从那个时候起，我们说过很多女人之间的“私房话”，而这也得益于我们的“换课”活动。“换课”时通常是我教她一个小时中文，她教我一个小时的法文。我们之间没有课本，而是从最关心的话题开始。中国与法国在文化传统、饮食、服饰等方面有许多差异，我们讨论的话题经常是从这些差异开始，其中最多的是关于法国人的浪漫话题。

过去中国人说到法国人的浪漫，似乎总局限在他们的婚姻观、恋爱观方面。其实那是很不全面的。法国人的浪漫应该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应该说是一种渗透到“骨子”里的浪漫。

多美小姐带我参加过许许多多次法国人的聚会，有家庭聚会、朋友聚会、法中友协的聚会、摄影爱好者聚会等。这些经历使我体会到，法国这个民族的浪漫渗透在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之中。

印象最深也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他们的各种聚会。按照惯例，聚会通常在晚上8点开始，作为一个时间观念很强的中国人，我通常7:50就会准时到达。作为时间观念也比较强的法国人，多美小姐通常会在8:30到达。事实上我们两个人已经算早来了，其他法国人通常要在9点左右才三三两两、陆陆续续地全部到达，在法国人的观念里，迟到半个小时是很正常的事情。

到达的时间有早有晚，这也可以理解，而吃饭时间的漫长，真让我“大开眼界，大长见识”，也从中体会到，浪漫的法国人在“扼杀”时间上，可以成为冠军。

晚餐的时间应该从喝开胃酒时算起。按照法国人的习惯，在正式进餐前，有一段餐前小吃的时间，人们喝着开胃酒，吃着花生、开心果、核桃、小饼干和各种各样的奶酪，和朋友们天南地北地聊天，这个时间有一两个小时，甚至更长（如果人没有到齐的话）。

不要小看这个开胃酒，它们五颜六色的、甜甜的，味道不错，但是度数一点也不低。我曾经就上过当，两杯开胃酒下去，就头重脚轻了，要不是多美小姐及时出现，告诉我必须吃一些餐前点心再喝，我可能还没有开始吃饭，就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事实上，喝开胃酒的时间，是朋友们互相认识和熟悉的过程，我后来认识的许多法国朋友，都是在这种场合相识的。

正式的晚餐通常在10点左右开始，内容很简单，绝对不像中国人那样讲排场。西餐通常是一碗汤、一个头盘、一个主菜（牛排、鱼、猪排、虾，任选其中一个），外加面包或者米饭，最后一道是甜点。我曾经去过一个法国人家做客，招待的主菜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炒鸡蛋，这是我见过的最极端的一次。但是，无论如何与中国人的朋友聚会相比较，真是天壤之别。

参加法国人的聚会多了，我体会到，聚会的真正意义并不是在饮食上，虽然美味有相当大的吸引力，但这些聚会最大的乐趣在于大家都非常享受言论自由的空间，享受这个互相交换信息的平台。我们聚会的朋友，大部分是学者、医生、摄影师、画家、工程师、律师、艺术家、演员等，这些人基本属于法国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文化底蕴很深，知识面很广，也非常风趣幽默。在很多问题上，他们都愿意各抒己见，天马行空，聚会时把自己的奇思怪想与大家分享，如果遇到反对意见，那就更热闹啦。例如，有政党要选举了，他们会对不同的候选人发表不同的意见，不惜争论得面红耳赤；又如，政府有新政策出台了，不论是教育政策、税收政策还是移民政策，总有人高谈阔论、滔滔不绝；甚至对一部电影、一本新书、一个博览会的评论，都有可能成为聚会中大家热烈讨论的重点，这些讨论往往伴随着晚餐持续两三个小时，有时候可能更长。我曾经参加过的最长时间的新年聚会，是从晚上10点开始，一直延续到第二天的凌晨4点钟。

这些聚会让我大长见识，不仅对法语听说能力有很大的锻炼，更使我对法国人的浪漫有了更多的了解。由此，我认为，法国人的浪漫，不仅仅表现在时间上的浪漫，别看上班族们在办公室时个个表情严肃、动作干练，那是工作压力下的迫不得已。真正到了他们的休闲时间，例如朋友的聚会时，他们的浪漫本性就会油然而生，不用任何掩饰。而这种浪漫与德国人一比，就更突出。德国人的时间观念特别强，约会时间往往精确到分钟，而且绝不迟到（除非有特殊情况）。

除此之外，使我印象更深刻的是法国人思维方式的浪漫。因为他们都是在言论非常自由的环境中成长，各种奇思异想的种子，早在学生时代就有很好的生长土壤，因而可以根深叶茂，他们的高谈阔论渗透着睿智、热情、创新、勇气。在这种场合中，我往往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听众，但是却受益匪浅。

后来，多美小姐陪我去过巴黎许多著名的咖啡馆，例如日耳曼大街的花神咖啡馆、双叟咖啡馆等。有无数著名的人物都曾经在这些咖啡馆高谈阔论，据说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就是在花神咖啡馆诞生的，他和波伏娃在“二战”期间几乎以花神咖啡馆为家，一是为了躲开占领巴黎的德军，二是为了躲避法国冬天的寒冷。这个咖啡馆到现在还以萨特为荣，经常有不少萨特的粉丝或者哲学爱好者们聚集在此，发表着他们醉心的演说，沉浸在自我陶醉的精神世界里。面对这种情景，我们不能不说，法国人的浪漫思维，有它生长的空气、土壤和养料，因此任何浪漫的故事发生在法国，都是不足为奇的。

对早恋的独特诠释

我和多美小姐的换课内容涉及对早恋的不同看法。我留学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中国人的眼里，尤其是在家长们的眼里，早恋如同“洪水猛兽”，是年轻人，特别是高中生必须“严防死守”的堤坝。我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也比较深，当看到许多法国的高中生也会有男女同居的现象时，让我惊讶不已。

多美小姐对这些现象却很坦然。她认为，高中生已经进入青春期，按照人的生理要求和精神要求，两情相悦者谈恋爱、同居，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作为家长，他们的责任是要教会这些年轻人怎样采取正确的避孕措施，减少因为无知而受到的伤害，而不是千方百计阻挠他们在一起。

我想，这不仅仅是多美小姐一个人的看法，它代表了法国人的共识。那么，早恋不会影响学习吗？这是我经常和她探讨的问题。

多美小姐认为，完全不影响学习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成年人如何去引导，把少男少女之间的吸引力变成他们你追我赶的学习动力。我觉得，她说得太抽象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多美小姐就告诉我一个发生在她身边的真实故事。

她的表弟曾经是一个很淘气的孩子，每科的学习成绩都是刚刚及格或者不及格，而且非常叛逆，对成年人的意见经常以拒绝为主。但是到了上高一时，这个孩子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他喜欢上了班长，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因为这个女孩子只看得起学习成绩好的男孩，多美的表弟为了引起这个女孩子的注意，开始认真学习了。经过努力，当他的数学成绩成为班里最优秀时，他获得了这位姑娘的青睐，这时候，少男少女的互相吸引就成为男孩子的学习动力。“那么他们最后成为男女朋友了吗？或者他们结婚了吗？”我好奇地问。

多美说：“那只是他们高中时代的故事，一个人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朋友。他们两人当时相好和同居，最多算作初恋，而很多初恋是难以持久的。后来他们都各自上了不同的大学，又有了不同的男朋友和女朋友。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高中时代的爱情，对我表弟还是起了积极作用。因此，如果说这是早恋，也没有什么坏处呀！”

这就是我们与法国人的不同看法。在一个浪漫的国度，用浪漫的思维观察与思考这些问题，也许就不会觉得难以理解了。

对情人的包容与理解

作为闺蜜，我们当然也聊了不少关于“情人”的话题。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她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异。

在我看来，情人基本上是“第三者”、“二奶”的代名词，是不可以暴露在阳光下的，尤其是对于已经走入“围城”的夫妻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如果用褒义词和贬义词来划分的话，那就是百分之百的贬义词。

而在法国人看来，有情人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例如，未婚男女，两情相悦，成为男女朋友，自然可以称对方是情人。对于这个观点，我可以接受。但是对于已经走入“围城”的已婚男女，如果对方有情人，只能说明对方是个很有魅力的人，这种魅力在很多情况下是褒义词，而不是贬义词，这就使我难以理解了。

在中国，如果已婚男女有了情人，百分之百是地下情，是不会拿出来公开炫耀的。而在法国，在许多朋友的聚会上，介绍“这是某某人的情人”则是公开的，被介绍者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能成为“某某人的情人”被他或她自己看成是很荣耀的事情，而且也被周围的朋友们广泛接受。

由此我常常想，也许东西方文化对“爱”这个词的理解是有差异的。法国人会经常把“爱”挂着嘴边，有时候对异性同事和异性朋友称“亲爱的”，并不意味着要与这个异性结婚，或者发生情爱故事，有时就是出于礼貌、尊重，甚至是一种友好的表示。而中国人要想向一位异性表达爱慕之情，一般都是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

这也许是中国与法国文化差异的冰山一角吧，通过与法国闺蜜多美小姐的讨论，我明白了其中的一些内容，虽然只是沧海一粟。

徐小玲一家的快乐生活

在众多的留法朋友中，我和徐小玲一家的关系“最铁”。我们相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我只身一人在法国留学，认识了许多中国留学生并且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法国，尤其是在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并不多，据当时中国大使馆教育处的老师说，大概3 000多公费生，2 000多自费生。每逢春节，在教育处的迎新晚会上，我们都会认识许许多多背景相似的留学生朋友。

徐小玲和她的先生汪亚秋来自东北，具有东北人的豪爽、热情、善良、真诚。我们很快就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汪亚秋做外事工作出身，熟练掌握法语，对旅游业更是专业，转眼间他们夫妇在法国已生活了十几年，目前有一家旅行社，专门做中国与法国之间的各种旅游业务。

在法国留学期间，我和徐小玲一家仅仅是好朋友，逢年过节经常聚会，但是在业务上没有什么来往。

1997年我在北京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期间，被国务院访问欧洲代表团借调，陪同代表团访问法国和欧洲一些国家，接待工作就交给了在法国的徐小玲和汪亚秋的旅行社。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业务上合作。

记得那是1997年的冬季，天气比较冷。我们住在汪亚秋和徐小玲的家里。小玲负责大家的早餐和晚餐，亚秋全程负责导游，兼任司机和翻译。访问期间，代表团的参观访问很顺利。我们拜会了巴黎市政府官员、法国行政学院领导、法国议会的议员、法国财政部和社会保障部的官员、法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由于政府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来自全国各地政府研究室，因此，每天访问结束，大家都会展开讨论，探讨中国如何借鉴法国行政管理经验、建立中国市场经济管理体系。我作为代表团的陪同人员，除了安排衣食住行外，也参与了这些讨论，收益颇多。

1997年的中国还不是很富裕，政府代表团的经费也不宽裕。而代表团里的知识分子较多，除了游览法国的风景外，大家对博物馆、书店也很感兴趣。为了既满足大家的需求又节省经费，亚秋在安排我们的行程时，处处替代表团着想，我们参观的许多博物馆都是正好在免费期（巴黎有些博物馆在一个月里有一天或者几天是免费的，例如著名的卢浮宫，每月有一天免费）。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逛巴黎郊区的跳蚤市场的经历。在这个市场里，天津的老张发现了一个铜像雕塑，那是一对年轻恋人相拥相吻的头像，雕塑做得相当精致，一对恋人微闭着眼睛，陶醉在相恋的甜蜜中，似乎已经融化在对方的爱恋中，整个造型有些类似罗丹的雕塑（当然肯定不是罗丹的作品）。1997年的中国还不像现在这么开放，这样的头像可以带回国吗？

老张围着铜雕塑头像转了好几圈，就是舍不得离开。卖主似乎也看出了老张的购买欲望，不肯降价。老张请亚秋帮忙，与卖主讨价还价。亚秋对卖主说：“这个雕塑家在法国没有什么名气，如果是著名的罗丹的雕塑，或是罗丹弟子的雕塑，当然应该价格高。”然后，他又和卖主大侃法国的雕塑史和雕塑家的趣闻，显得挺专业的样子，最后把卖主打动了，同意以2 000法郎出售。这个数目不算小，那是我们每个人的旅差补助的总和，看来老张真的是喜欢这个雕塑。

当我们离开巴黎戴高乐机场时，这个铜雕塑艺术品头像还真的给我们带来了一些麻烦。海关人员怀疑这是法国的文物，不允许老张带走。这时亚秋又帮着老张做了一番解释，让海关人员相信这只是我们在跳蚤市场买的一个工艺品，雕塑家并不知名，等等。最后因为海关人员也拿不出证据证明这个雕塑是文物，不得不放行。

很多年过去以后，当我们再谈起这件事情，不禁对法国海关对本国艺术品的保护观念深表敬佩。

2010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兴旺，人们对文物的收藏热情也越来越高，每当在电视上看到类似鉴宝这类节目，看到有人在欧洲市场上淘到的各种宝物时，我就想起了老张的铜雕塑头像，那确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品。

2007年我又一次来到法国，此时的我，已经离开企业，来到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成为欧盟研究中心主任。除了教学与科研外，我的另一个主要工作就是建立与欧盟各国，主要是法国的大学、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关系。建立这个中心主要是利用我当年在法国学术界的人脉，以及近年来在智力资本研究领域和欧洲、美国的专家、教授们建立的学术交流网络，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搭建一个平台。

2007年是我们研究中心成立的第二年，也是很关键的一年。我们对外学术交流网络在这一年得到了很好的拓展。

2007年国庆节期间我们开始了欧洲之行。

我又一次住在汪亚秋和徐小玲的家里，虽然只有短短几天时间，但是又让我重新感受到来自这家人的温暖。在巴黎访问期间，我们在巴黎第七大学和巴黎第八大学进行了学术交流，并且签署2007年10月于汪亚秋、徐小玲家门口了两个学校之间的系级交流协议。

2011年4—5月期间，我再一次到法国做学术交流。这一次是我和儿子同行，机会非常难得。学术访问的接待单位是巴黎第七大学。学校帮我们安排了酒店，因此就没有住在亚秋和小玲的家。但是，我们仍然到他们家做客，度过了非常欢乐的时光。

徐小玲家的聚会，从下午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屈指算算，从1993年离开法国到2011年重返巴黎，不经意间，十几年时间如流水匆匆而过，伴随着孩子们的成长，伴随着我们事业的发展，伴随着生活中许许多多如意和不如意的事情的发生，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人生的秋季。

汪亚秋如数家珍似的讲述了那些曾经在巴黎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朋友们的故事，他们当中，有的人发达了，虽然算不上腰缠万贯，但是在法国的华人中也算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家庭破裂、众叛亲离；也有的人还在苦苦地为生活的温饱拼搏，始终挣扎在生活的底层；当然，更多的朋友们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已经过上了小康的生活，家庭美满，孩子健康，事业顺利，正在享受着人生。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不同的故事，有一百样不同的人生，也许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才能真正体会到“知足常乐”的真谛。

在我看来，小玲一家的快乐生活，不仅仅在于他们事业上的稳定，更在于他们两个孩子的健康成长。我在法国留学时，他们还只有一个女儿，现在已经上高中了，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听说她喜欢骑马，这让我多少有些意外，在国内，这个爱好应该比较难得到满足，除非生活在大草原上。不过在法国巴黎郊区，小姑娘可以经常去骑马，还有教练细心地教，实在难得。

小玲和亚秋的小儿子在上小学，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可惜我们来时，他因参加了学校的活动，到捷克的布拉格旅游去了。这又是孩子们在法国生活和读书的优势，他们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就到欧盟许多国家去旅游，而且很多活动是由学校组织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阅历和见识也会同步增长，这对孩子们来说，是得天独厚的成长环境。

一男一女正好是一个“好”字，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圆满的结果，也是让人羡慕不已的地方。

我意识到，这次访问应该是我退休以前的最后一次访问。2011年我已经59岁了，能在退休之前到巴黎故地重游，是我多年的一个心愿。这次学术访问，除了像以往一样到大学做学术讲座以外，最大的收获是重新游览了当年在巴黎留学时居住的小阁楼、当年打工的中国城和当年勤工俭学的小教堂等，这些经历让我终生难忘。

在巴黎留学的“兄弟姐妹”的故事

培训让法语“武装到牙齿”

出国留学前，我们这些通过了教育部EPT考试的人，从全国各行各业的单位，被召集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参加教育部组织的法语培训，时间是一年，从1987年9月到1988年7月。培训结束后，我们这班同学就先后去了法国，有进修的，也有攻读博士学位的。

班上一共有18位同学，绝大多数都是硕士毕业。在1988年硕士毕业生虽然说不上凤毛麟角，但是数量也并不多，我们这帮学生大都是各个单位的佼佼者，大家胸怀大志，朝气蓬勃，对未来充满热情与期望，来到上法语培训班海学习法语。

相片中站在第一排中间穿黑夹克、手拿书的年轻人叫柏良，是上海外国语学院的法语老师，我们的班主任，也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他右边是教我们法语的法国老师，他的名字用上海话念起来类似“麻花”。法国老师旁边的长者来自杭州，我们叫他“老让”（和他的法国名字谐音）。“老让”旁边的男生姓谭，谭姓男生旁边的男生叫林东昕，是来自福建的医生，林东听旁边的女生叫黄丽。

柏良左边是张教授，来自兰州大学，他的左边是刘浪勇，来自西安，是我们的班长。穿淡黄色呢子外衣的女生是我。在我和刘浪勇之间的男生是个插班生，来自上海，是个医生。

我身后的男生姓郭，来自四川，法文名字叫“阿兰”。他右边戴眼镜的张姓学者来自上海，是个工程师。张姓工程师右边的男生姓严。小严旁边是老高，来自广州。老高旁边戴着墨镜的帅哥叫穆文姝，来自清华大学。他旁边男生也姓郭，法文名字叫“吕克”，来自兰州。最后那个斯文的、戴眼镜的男生叫张若丹，来自四川。我和部分同学在虹口公园划船我们的法语老师“麻花”“麻花”老师大概只有24岁，非常年轻并且没有教学经验。我们这帮学生应该是他生平第一次教的学生。和他熟悉以后，我们才知道，在法国的男生大学毕业以后，通常有两个必然的选择：当兵，或者到第三世界国家支教。我们的“麻花”老师就作了第二个选择，到中国来教法语。

至今我仍然记得他第一次给我们上课的情景。按照要求，他必须用法语来教法语，也就是说，他不能讲英文，而是单纯用法语来教我们这些对法语还一窍不通的中国学生，其难度可想而知。在班主任柏良老师的帮助下，他找到一个《法语入门》的幻灯片，第一课是一个年轻人的自我介绍：“我叫雅克，今年25岁，是个工程师……”“麻花”老师上课的第一件事，就是放这个幻灯片，加上他的肢体语言，然后要我们模仿，他再纠正发音。

一开始他上课非常吃力，因为他基本不懂教学法，又不能用英文进一步解释，对于比较简单的内容，他指手画脚，手舞足蹈。通过他大幅度的肢体语言，我们还可以半猜半蒙地应付，有时候觉得上课就是看他一个人上蹿下跳的表演，累得他满头大汗，我们却似懂非懂。要是碰到复杂一些的课文，无法用肢体语言表示时，就会出现大眼瞪小眼，不论他耸肩、摆手，我们都是满脸的问号。

班上18位同学都是成年人，而且英文都不错，我们不可能对这位年轻的、没有经验的法语老师熟视无睹，于是大家群策群力，一致认为用英文来教法语是最佳选择。在大家的一致建议下，“麻花”老师修正了他的教学方法，简单的法语课文直接用法语解释，复杂的法语课文和语法结构，就用英文来解释。其实他的英文水平还是不错的，也有一定的文化修养，这样一来，课程就变得生动活泼、妙趣横生了。他教得轻松愉快，我们学得也愉快轻松，一转眼，两个学期的学习就在紧张而愉快的时间中度过了。

班上只有我和黄丽两个女生，我比她大很多岁，她管我叫大姐。我们住在同一个宿舍，相处得很融洽。到法国以后，我们都在巴黎学习，一开始还有来往，后来就慢慢疏远了。不过她的经历比较坎坷。

黄丽来自天津，学习炸药专业。这个专业让我有一些吃惊，因为在认识她之前，以为这个专业是男生的专利。她所在的天津研究所送了两个学生到法国进修，除了她之外，还有一个姓孙的男生。

到巴黎以后，我们不经常见面，但是总还有她的消息。知道她在法国巴黎一个研究炸药的研究所进修，平常住在一个面包店的阁楼上，每天为面包店工作几小时，免交房租。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巴黎是个寸土寸金的城市，在我们的生活开支当中，房租是最大的开支。这也是为什么我到法国人家做Baby-sitting（吃住免费，每天工作几小时）的原因。

我们的进修时间是两年，黄丽最让人们震惊的事情，是她在两年期满后，没有回国，而是选择留在法国。这在当时的公派留学生和进修生当中引起不小的震动。也许作出这样的选择，她有自己的苦衷和原因。但是，这种情况在90年代初是被认为“黑下来”了。

后来我们的来往渐渐少了，从其他朋友那里得知，黄丽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生活并不如意，也并不十分愉快。没过多久，就传来她与在天津的丈夫离婚以及她最心爱的女儿不认她的消息。我想，这也许是她为自己的选择所付出的代价吧。

很多年以后，大概是90年代末，当我们班的同学郭仁忠（吕克）到深圳工作，黄丽回国参加交易会时，我们（还有广州的老高）一起在广州见了面，这是离开法国以后我们班的同学第一次在国内相聚。那时候，黄丽在哥哥的帮助下，有了一份较好的工作，也解决了在法国的合法身份问题，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我能体会到她孤身一人在巴黎打拼的不易，只有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她。“患难兄弟们”的故事80年代末在巴黎的留学生不多，通过参加教育部的联欢活动，我很快认识了一帮留学生“兄弟姐妹”，每逢周末或者法国的假期，我们都会相聚，包饺子是最经常的活动之一。相片中左边戴眼镜的男生叫留学生们在包饺子吕军，来自中国文化部。他对面穿绿毛衣的男生叫林东昕，来自福建，是位医生。站着包饺子穿红毛衣的男生叫陈国宁，来自北京一家医院的研究所，学计算机专业。坐着穿红毛衣的男生姓王，来自福建，是林东昕的老乡。站着包饺子的女生就是我。当时的留学生中，女少男多，女生是很受欢迎的。很多次聚会，我因为要打工，总会迟到，常常是在饺子下锅的前几分钟才到达，“不劳而获”，吃现成的，即便如此，每次聚会，大家还是忘不了我。因为大家说我是一颗“开心果”，每次聚会有我参加，就会很热闹。

聚会时大家都会聊天，畅谈自己的有趣经历，这些话题后来就成为我写作的好素材，这也是我创作长篇小说《巴黎岁月》的缘由。

右上角相片中右边第一位男生叫陈玉森，来自北京，福建人，巴黎卢森堡公园现在荷兰工作。他身旁戴眼镜的男生叫李凌春，来自广州。穿绿毛衣的女生是我，我旁边是陈国宁，陈国宁旁边是林东昕，林东昕前面是小白，小白旁边是老王。小白和老王都来自北京。在我们前面坐着的两个法国小男孩，是临时被我们拉来的。这张照片是我们在某个周末聚会后照的，现在这些人基本都离开了巴黎。

在法国过生日，除了中国人最喜欢的饺子外，还有法国的红葡萄酒。庆祝生日的朋友，右侧第二张相片中右边是来自暨南大学的何教授，他受法国大学邀请，来教中文。我左边是陈国宁，来自北京，进修计算机专业。最我在巴黎过生日左边是林东昕，来自福建，是位医生，研究肿瘤。这是我唯一一次在巴黎过生日，应该是1989年。在此之后，许多留学生朋友都回国了，或者转到其他国家发展，这种聚会就越来越少了。“患难姐妹们”的故事

范伟的故事

范伟虽然不是留学生，但她是我当年在巴黎最好的朋友之一。她和前文提到的李凌春是两口子，被香港的越秀进出口公司派到法国，在巴黎建立分公司，主要做中国与法国之间的进出口贸易。他们是公司的外派干部，经济条件我和范伟自然比我好很多，他们两口子给过我很多很多的帮助。记得有一年冬天，范伟到我居住的小阁楼看我，发现我穿着大衣在阁楼上苦读，非常心疼，马上从公司找来了一个电暖气，从此我那个小房间的冬天就暖洋洋的了。

小阁楼没有地方洗澡，我为此经常要到朋友家“打游击”。范伟家自然就成为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不但去洗澡，还经常会蹭饭。现在想起来，在那些艰苦的留学岁月里，如果没有这些朋友们的帮助和支持，日子会更加难熬。

我的“互助组”兰丽是我在巴黎留学岁月中交往时间最长的、至今还保持着联系的好朋友。她是四川人，学法语专业，出国前在旅游公司工作。我和她的相识，缘于我们打工时做过相似的工作，并且在工作中互相帮助。我和兰丽当我们一边读书一边工作时，我们分别在不同的法国人家里做钟点工，负责接送孩子上学、放学。放学后在孩子父母没有下班前照顾孩子做作业、吃饭、洗澡等。在留学生里，我、兰丽、小于（从非洲转道巴黎，据说现在已经是巴黎餐馆的老板娘了）、朱娅（韩美林的前妻，据说现在西班牙）四个人好像一个互助小组。平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或者两个家庭的孩子要照顾，如果碰到其中一个人有急事，不能在规定的时间赶到学校去接送孩子时，我们就会互相通知其中的另外一个人，马上接替这份工作，保证家长们满意，同时不出差错。由于我们的互相帮助，大家都不会因为意外事件而丢了那份工作。

当然最有意思的是在圣诞节期间到法国人家看小孩的工作。因为圣诞节期间的工资是平时工资的三倍，我们连续几个圣诞节都是做这份工作的。后来发现不同的Baby-sitting事务所介绍这份工作的工资不一样，有的400法郎一晚，有的500法郎一晚。有了经验后，我们事先会通过电话向不同的事务所询价，然后大家互通消息，选择价格最高的事务所介绍的工作。这时候我们常常会开玩笑地说：“这就是团结的力量。”

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生活，充满了艰辛和欢乐。最大的欢乐莫过于我们集体干完圣诞节的活以后，一起聚会。每个人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做一个拿手菜，大家一起会餐、聊天、唱歌……很多年过去了，回想起那些日子，虽然有种苦中作乐的感觉，可那毕竟是我们经历过的生活呀！

金晓莲的故事

金晓莲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系专业，是我的校友，因为我读硕士研究生也是在这所大学。由于大家都来自广州，又就读于同一所学校，自然而然就成了好朋友。

认识金晓莲时，已经是我留学生活的末期，我正在准备博士论文答辩。她除了补习法语之外，没有读什么专业，然后就在巴黎十三区中国城的法亚协会和潮州同乡会找到一份秘书的工作。小金是一个善良、热情的好姑娘，但是一直单身，为她找对象就成为我这个老大姐义不容辞的任务。

我首先挖掘身边的留学生们，可惜男生们大部分都有家庭了，后来发现一位姓杨的留学生是单身，我于是约小金和小杨到徐小玲家见面。在我们这些旁观者看来，这是很般配的一对，两个人都是我们熟悉的朋友。可惜他们两个人我和金晓莲互相不来电，见过一次面以后，居然不约而同地拒绝第二次见面。在这点上，两个人出乎意料地一致。

在此之后，几乎每次见面，我都会询问小金情况有没有进展。可惜她工作的圈子以旅法华人餐馆老板、杂货店老板为主，受过高等教育的她，与这些人很难找到共同语言。而小金又是一个视感情生活重于物质生活的女孩，所以，在我离开巴黎之前，她还是没有遇到知音。

很多年以后，我在北京的中国纺织品进出口总公司工作，突然接到小金的电话，很是惊喜。原来她代表法国一家教育杂志社到北京参加一个国际教育博览会，她在这个教育杂志社工作。“你怎么找到我的？”见面以后，我惊奇地问她，因为我们已经多年没有联系了。“我从徐小玲那里知道你在北京的工作单位，然后查114电话，问到你们公司的人事处，就把你找到了！”她带着几分得意的神情说。

那天晚上，在她下榻的宾馆，我们聊了很久。在巴黎奋斗了这么多年，她终于有了自己满意的工作和自己热爱的事业。唯一遗憾的是，她还是单身，阴差阳错地失去过一些机会，我后来一直不敢再问这方面的问题，怕触动她的伤心事，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她，希望她在浪漫的巴黎，遇到一份好姻缘。

高天浩和杨静的故事

高天浩来自上海，出国前是一名护士，有很好的按摩技术。我和她的相识缘于当时我们住在同一个公寓。认识她时也是我留学生活的末期，我的毕业论文已经完成，正做答辩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高天浩来法国比我迟，她喜欢的专业是版画。在认识她之前，我对版画没有任何概念和认识。直到有一天，我到她上课的学校，看到她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创作版画，才意识到这种艺术真的了不起。没有想到性格内向的她居然有这么好的艺术天赋，她的版画创作让我佩服不已，在绘画上，我是一点艺术细胞都没有。

像许多到巴黎学习艺术绘画的学生一样，小高必须自己打工支持自己的学习生活。她不像许多留学生那样去餐馆打工，而是到法国人家做按摩。在她的客户群中，大部分是日本人，少部分是法国人。她个子虽不高，手劲我和高天浩（左）、杨静（中）却不小，记得有一次我不慎扭伤了腰，找她按摩，她小小的手竟然有惊人的力量，按得我不住地喊“轻一点，轻一点”。

天浩是一个很有艺术追求的人。出国时她的孩子还在上小学，丈夫在英国留学。当时国内还没有多少人关注版画，她就是凭着对这门艺术的热爱来到巴黎，开始她艰苦卓绝的努力。也许她以后并不一定能够成为一名卓越的版画家，但是，她为自己理想奋斗过的经历，就已经值得骄傲了。

天浩也是一位非常善良和善解人意的女生。为了帮助我准备博士论文答辩后的答谢酒会，她亲自去中国城，为我买了各种各样的中式点心、香槟酒、饮料、糖果以及一次性杯子、碟子、餐巾纸等，默默地为我准备了一切。当酒会上大家不断地对我称赞时，我心里非常清楚，这是天浩的功劳。

在离开法国前，我还和她一起去马赛、尼斯、摩纳哥旅游，这是我在法国留学期间为数不多的旅游，也是她第一次到法国南方旅游，许多相片留下了我们难忘的回忆，同时也记录了我们的友谊。

杨静来自杭州，当时在读医学博士，学习妇产科。她的哥哥杨光正是学习法国文学的博士，比她先到法国，后来听说她弟弟也到法国来学习了。当时杨静、杨光正、高天浩和我同住在一个公寓，因此成为好朋友。

杨静后来和一位法国帅哥结婚了，还生了两个小孩。她先生是学计算机专业的，是个非常和蔼的法国人。我们曾经过节时一起在徐小玲家聚过会，那时杨静刚生完第一个小孩，而且博士论文还没有通过，所以我觉得她太不容易了，一边抚养小孩，一边在妇产医院工作，还要完成博士论文，真不知道她是如何兼顾这么多事情的。

在法国有不少留学生与法国人结婚，跨国婚姻也成为我们热议的话题，虽然“鞋舒不舒服，只有脚知道”，但是我还是在心中默默地为杨静祝福。

三 故地重游

永远的瑞秀——那个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许多朋友问过我，在巴黎那么多年，印象最深是什么地方。我总会脱口而出：瑞秀！

瑞秀在巴黎的第五区，其实是巴黎7路和10路地铁经过的一个站的站名，同时也曾经是巴黎第七大学的所在地。在我留学的年代（1988—1993），瑞秀以两所著名的大学而闻名。除了巴黎第七大学外，还有巴黎第六大学，又称皮埃尔·居里大学（因为居里夫人曾在此实验室工作）。不过很遗憾的是，第七大学现在已经搬走了。

我之所以对这个地方如此熟悉、留恋和热爱，是因为在留学期间，不仅在巴黎第七大学经济学的课堂上过不少课，有着非常多的学习与打工的经历，而且还曾经在瑞秀租了一个小阁楼，在这个阁楼里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

2011年5月故地重游时，我特地和儿子一起来瑞秀还原我多次在梦中出现的一个场景——回到瑞秀，那个令我魂牵梦萦的故地。

在瑞秀地铁站，我似乎找回了当年的感觉。乘7号地铁，去巴黎十三区中国城打工、购物，瑞秀地铁站外，两个学生正在观看地铁图和朋友们度周末……许许多多的画面瞬间出现在脑海里，似乎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从前。

重返校园的感慨

瑞秀不仅对我来说是故地，对巴黎第七大学来说，也是故地。因为这所大学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搬离了这个地方。目前在瑞秀，只有巴黎第六大学。

虽然我博士注册的大学是巴黎第八大学，但是由于经济学这个专业是巴黎第七大学与巴黎第八大学联合上课的，因此，第八大学和第七大学都可以算是我的母校。我的许多课程是在巴黎第七大学经济学系上的，但是最后博士论文答辩是在巴黎第八大学经济学系进行的。

每次故地重游巴黎时，我都会来到这座让人仰视的大楼前，它依然挺立在校园中央，威风依旧。让我从学生时代，就对它的高高在上，给予了足够的仰视。留学生活就像电影一样，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让我驻足在大楼前，久久不能离去……

我和这座耸立入云端的主教学楼多次合影，但是没有一次可以把这座楼照全，也许是我的相机档次不够，也许是同行者摄影水平有限，所以总让我留下一点曾经的巴黎第七大学主教学楼点遗憾。2011年5月，我重游时又和大楼合影，这次遗憾依然。

在大学读博士期间，除了自己当学生上课外，我也有幸当过几次老师——在学校举办的一年一次的“中国学术周”期间，做学术报告，或者给本科生、硕士研究生讲课，内容总是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关。

终生难忘的博士论文答辩

1993年1月11日，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但是在我的生命长河中，它是永远值得纪念的一天，也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1月份的巴黎是寒冷的，温度与北京的冬天差不多，但没有北京那么干燥。我记得11日那天是个晴朗的日子，清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金色的阳光普照着大地，让塞纳河畔的绿树、巴黎圣母院以及各式各样交织在一起的古典建筑物和现代建筑物都披上霞光。

那天早上，我醒得特别早，事实上，我几乎整夜无眠。自从进入博士论文答辩准备的最后阶段以来，我紧张得几乎全靠吃安眠药入睡。而那天晚上，安眠药对我已经不起作用。整个晚上，眼睛虽然是闭上的，但是大脑一分钟也没有停止思考，各种各样的答辩题目在我脑海中翻来覆去，假想的答辩导师总坐在面前，各种各样的难题从他嘴中说出，我的各种解释似乎都不能自圆其说，急得满头大汗，于是就从蒙中急醒过来。抬头一看，阁楼小窗上开始有了鱼肚白色，天快亮了。

当一缕阳光照进阁楼小窗时，我已经梳洗完毕。推开小窗，我满心喜悦地迎来了巴黎清晨第一缕阳光。虽然零下十几度的温度使我打了一个冷战，但我的心中，早已进入阳光明媚的春天，因为五年的寒窗苦读即将有一个结果。

我匆匆忙忙吃完早餐，抱着我的博士论文、幻灯片和其他资料，乘地铁向学校进发。我住在巴黎市中心的第五区，学校在郊区，乘地铁后还要换乘公共汽车，路上不堵车至少也要一个半小时。答辩9点钟开始，这么重要的日子，无论如何都不能迟到。

由于出门早，一路上特别顺利，不到8:10，我已经来到答辩课室。系里的秘书小姐琳达也早早到达，并且把答辩课室布置好了。我的好朋友高天浩、米歇尔等也到了，她们还拉了两个大大的购物车，车里装满了头一天在中国城买好的各种各样的点心和香槟酒。按照法国惯例，答辩结束后，要举行一个简单的庆祝酒会，答谢导师的培养，祝贺学生学业有成。按照中国留学生在法国大学的惯例，没有答辩的同学都会热心为即将答辩的同学准备酒会，而到自己答辩时，也会得到同样的帮助。

有意思的是，没来法国之前，以为博士答辩完，导师会给通过学位的学生戴一顶博士帽，像很多电影和电视剧的情节一样。事实上，法国的博士论文答辩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博士论文答辩通过后，就在课室里开个小型的酒会，没有博士帽，而博士文凭也是在本学期结束前统一颁发。

我的论文是对环太平洋经济圈的研究。5年来在巴黎第八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的刻苦学习和认真研究，使我对环太平洋经济圈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中国、日本、美国、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在环太平洋经济圈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在OECD的实习和研究的机我在答辩现场（1）会，使我不但参与了一些世界经济顶尖课题的研究，也结识了各国的专家和研究员，他们对我的论文研究提供了不少帮助。当我向导师和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介绍我的论文（China's economy：new challenges in the Pacific Rim toward 21st century）的形成经过时，5年的学习生活就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海中不断闪过。

答辩会有三位答辩委员，中间坐的是我的论文指导老师威克布洛，他左边是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夏旺斯，导师右边是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阿兰·利比思（AlanLibeisi）。

3个小时的答辩在紧张的提我在答辩现场（2）问和回答中不知不觉度过。现在我已经记不清具体问了些什么问题，我又是怎样回答的。只记得为了答辩，我用法文准备了一百多个与论文有关的、导师可能在答辩时提的问题，为了避免发音不准，还请了法国朋友以及中国留学生中学法文专业的同学为我做了多次模拟答辩，帮我纠正发音。

对于论文中的学术观点，我更不敢掉以轻心，除了与导师多次讨论外，还和OECD的有关专家反复切磋，力争做到“论据扎实，论点新颖，论证有理，自圆其说”。因为我明白，与法国同学相比，我们要克服双重困难——语言困难和专业困难，因此我们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最后，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我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答辩。庆祝酒会开始，一扫刚才答辩时的紧张气氛，整个酒会立刻洋溢着欢声笑语。随着“嘭嘭”的开香槟酒的声音和录音机放出的喜庆的音乐声，我的法国朋友和中国朋友以及答辩委员会委员经济学家利比思先生、答辩委员主席经济答辩结束后的庆祝酒会学家夏旺斯先生，还有我的导师第三世界经济学家威克布洛教授一起谈笑风生。有的祝贺我的导师又培养出一位人才，有的赞扬我的论文观点新颖，学习刻苦，也有不少即将答辩的师弟、师妹们纷纷向利比思先生、夏旺斯先生请教如何准备答辩。

在闹哄哄的庆祝酒会上，新闻系的一位师妹Mary一蹦一跳地来到我面前，她是一个来自英国的活泼开朗的小姑娘，很多热闹的场合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她把手上的书卷成麦克风样，对着我说：“我要搞一个现场采访，配合一下，回答我两个问题好吗？”“请问。”我笑眯眯地回答。“在巴黎5年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不许说论文，不许说导师，要说学习以外的东西，只准说一样，给你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望着她那张笑盈盈的脸，我的思绪似乎一下子进入时空隧道，5年来酸甜苦辣的留学生活，5年来挑灯夜战的孜孜苦读，5年来家庭生活的悲欢离合……这些曾经深深埋在心底的东西，突然像一股潮水一样涌上心头。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我体验了一种完全陌生的生活。”“具体一点，具体一点。”Mary睁大眼睛好奇地追问。“我来自社会主义的中国，在来法国之前，一直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成长。那时候，我们的一切，无论是当年的上山下乡，还是后来的回城读书，以及毕业后的工作安排，基本上都由国家，或者说组织上决定。我们只要按部就班去做就行了。来到法国后，一切都要自己奋斗。要读书，就要自己打工挣学费。这对你们在市场经济国家长大的孩子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而我刚刚出国时，费了不少劲，才实现了观念的转变。就拿做Baby-sitting来说，我出国时孩子才一岁半，自己在国内请保姆。而到了法国却给别人当保姆，照顾别人不满两岁的孩子。每当夜深人静时，想到当大学讲师的我竟‘沦落’到给别人带孩子，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然而，生活是现实的，为了完成学业，为了尽快闯过语言关，做Baby-sitting是当时的最佳选择。用自己的劳动支持自己完成学业，没有什么贵贱之分。后来，在语言过关后，我又在法国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做过教中文、教英文的家庭教师，当过售货员，当过博览会的翻译，送过报纸，在养老院陪过孤寡老人，在大学的‘中国日’做过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和外贸体制改革的讲座，在OECD搞过研究，在华人的贸易公司当过业务员，在法国人的跨国公司当过中国部经理……所有这些经历使我建立了市场经济观念、竞争观念和奋斗拼搏观念。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同时，也开始接受西方一些价值观念和文化差异，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也算是在博士论文以外最大的收获吧。”“那么，你有什么遗憾呢？我指的是你5年来最大的遗憾。”Mary紧接着问。“我最大的遗憾是永远见不到最亲爱的父亲了。你知道吗？在我出国刚刚3个月时，也就是我的博士申请资格刚刚被批准时，我父亲因病去世了。但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业，母亲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每次打电话回家要父亲听电话时，母亲总是推脱说父亲外出未归，此时我的心里隐隐有不祥之感，直到3年后论文基本写好回国探亲，才证实了我的预感。当我把博士论文放在父亲的遗像前时，忍不住放声大哭，难忍悲痛和心酸。”

谈到父亲的逝世，我的悲伤溢于言表。此时，夏旺斯先生走过来，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说：“我们法国有一个谚语：‘辛勤的耕耘，会得到丰硕的成果。’用你们中国话说：‘有得必有失嘛。’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得知你博士论文获得了优异的成绩，一定会很欣慰的。”在和我干完满满一杯香槟酒后，他接着问：“Zhu，准备什么时候回国？回去后准备干什么？”“我已经买好了下星期一的飞机票。5天后，我就要回家团聚了。回国后干什么，我还没想好，也许回大学继续当老师，也许到研究所搞研究，也许到企业搞经营。总之，国内经济改革方兴未艾，有很多机会让我们选择。”我满怀兴奋地说。“不管干什么，有一点不要忘了。你是在我们法国读的博士，法兰西的教育给你增加了智慧和才干。用我们教导你的知识为你们国家服务，是我们最大的欣慰。”导师们异口同声地说。

历史在那一瞬间似乎定格。多少年过去了，导师们的话还经常在我耳边回响。

丰富多彩的街区、雕塑、植物园、咖啡馆

街区

在巴黎生活的5年里，我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瑞秀这个街区度过的。当时两所大学吸引了全世界的学生来这里求学，也吸引了不少商家在这里寻觅商机。这个街区里有不少书店、画廊、咖啡馆，最多的还是复印资料的小店，几乎每隔三五步就会发现一个。即便如此，这种小店的生意还是非常兴旺。也许在80年代，学生们懒得记笔记，大量复印老师的讲稿、同学的作业笔记以及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籍中的某些章节。

记得当年我的博士论文完成了，根据答辩的要求，要复印十本交给学校和参加答辩的老师。一本论文有300多页，几乎有两三公斤重。我到离住处最近的小复印店，要求做十本论文，没有想到，小店的生意如此好，我等到第二天的上午，才拿到做好的十本论文。这十本论文叠起来像一座小山，最后我不得不用买菜的手拉车，把它们装好送到学校。

2011年5月，我重访巴黎时，又来到瑞秀，来到这个小复印店。里面的老板已经换人了，但是小店的生意依旧红红火火，看着熙熙攘攘的人在小店进进出出，我不得不感叹这个小复印店竟然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

雕塑瑞秀街区的雕塑

在巴黎看到雕塑，应该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然而在瑞秀街区一个转弯处的雕塑，却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街区的雕塑也是艺术和浪漫之都巴黎的一大特征。在离瑞秀地铁站步行不到10分钟的一个街区的转弯处，一座几个世纪前保留下来的雕塑依然矗立，这样的情境在巴黎每一个街区都可以看到。

植物园巴黎植物园

巴黎植物园（Jardin des Plantes de Paris）在第五区，离瑞秀地铁站仅仅5分钟的路程，离我住的小阁楼也非常近。这个地方是我当年最常去的地方。每当学习累了，我就会来到这里散步，郁郁葱葱的大树、小树，色彩鲜艳的花花草草，顿时让人心旷神怡。在这里，我还遇到过不少在公园里休息的老人，他们成为我练习口语最好的老师，有的还成了我的好朋友和忘年之交。多少年过去了，植物园内的秀美风光仍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咖啡馆

巴黎每个街区都有不少咖啡馆，离我住处不远就有一个。在这里，我和同学们讨论过学习上的问题，和法国朋友交换过法语课和中文课，在这里，见过打工的老板，谈过打工的条件和工资。这个咖啡馆，成为我社交场合的一部分。

当年的咖啡馆还在，而里面的老板和服务生不知道换了多少茬，但是这并不影响我的心情。2011年5月，我故地重游时，和儿子一起来到这间咖啡馆，各自要了一杯咖啡，坐在位子上，一边品尝，一边欣赏街景。在那个时刻，我多少又有了穿越时空的住处附近的咖啡馆感觉……

这家名叫“兴隆”的中餐快餐店，就在学校大门口的左边，一出门口就可以看见。那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小店，不仅仅因为小店的食品物美价廉，更因为在那里可以一解乡愁。小店的主人姓陈，是柬埔寨的华侨，潮州人，非常勤劳本分。平时看见他们总兴隆中餐快餐店是忙忙碌碌的，很少有机会聊天。

记得有一年暑假，我打工回来，天色已经很晚了，又懒得做饭，就来到这个小店。暑假期间店的生意很冷淡。老板娘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和我聊起天来。

原来在柬埔寨的时候，她是一个富商家的大小姐，家产殷实，光佣人就二十多个。没有想到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所有家产被没收，他们一家人被赶到农村，被强迫干繁重的体力活，结果不到一年就家破人亡。她只身一人逃出来，到巴黎找到表哥，也就是现在的丈夫，两个人从一点一滴做起，奋斗了七八年，才开上这么一个小店，刚刚够维持生计。“我看你们的生意不错嘛！开学的时候，一到吃午饭的时间，你们这里门庭若市，生意好得不得了呀。”我说。“那是旺丁不旺财呀！我们的东西比其他店便宜一些，消费者都是学生，卖贵了也不行呀！每个月扣除租金、水电费、营业税等，真正的利润也没有多少。”老板娘说。“那你怎么不做其他的生意呢？也许会比做这行容易发财。”我说。“我们的法文不行，现在要填表什么的，都靠孩子。做这行的中国人多，会法文的少。”老板娘说。“你们的孩子呢？”我问。

一说到孩子，老板娘的脸上立刻放出光芒，两只眼睛顿时神采奕奕：“孩子都比我们有出息，大儿子读大学二年级了。小女儿上高中了。儿子很会读书，准备读完大四，到美国去留学呢！”老板娘说。“你这个小店不准备交给他吗？”我问。“他才看不上呢！”老板娘带着很骄傲的语气告诉我。

其实，快餐店老板一家的经历，是柬埔寨华侨在法国谋生故事的一个缩影。在我留学期间，认识了许多旅法柬埔寨华侨，他们大都是在“红色高棉”时代背井离乡，来到法国，靠着勤劳、刻苦、兢兢业业，最终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站稳了脚跟，挣得一份家业。然而他们的后代，却是在法国成长的新一代，他们大部分人都融入了法国社会，成为白领的一部分，这也许是历史进步的表现吧。

我的“博士屋”——告诉你永远不能说的“秘密”

当我在巴黎故地重游时，经常会深情地注视着许多建筑物的灰屋顶，在高高的烟囱旁边，往往有一个小小的窗户，好像伸出半个头似的，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存在。这些小窗户里面，通常都是小阁楼，又被称为“chaper de boone”，早期应该我居住的小阁楼的外景被称为“佣人房”、“保姆房”。而且很多楼房的设计，主人住的房间是有楼梯或者专用电梯的，而“佣人房”则要从建筑物后面的楼梯走上去，以显示主人的高贵与佣人的低贱。这些建筑大部分都是一百多年前的老建筑了。随着时代的变迁，“佣人房”因为价格低廉，成为许多学生的住房，尤其在有大学的街区，这种情况就更加普遍。

2011年5月重返巴黎时，我和儿子特地来到我当年住过的瑞秀街区的小阁楼，回味当年艰苦奋斗的日日夜夜，真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我居住的建筑物的大门小阁楼的楼梯

终于到我的小房间的门口了，从外面看，门并不小，但是打开门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只有6平方米的房间，里面可以放下一张简易小桌子、一台小小的冰箱、一个单人床垫，这就是房东提供的全部家当。经朋友介绍，我又买了一个小电炉和一台小电视，就算过上最简单的“现代化”生活了。我住的小房间的门口

小阁楼冬冷夏热。由于没有暖气设备，冬天在房间里，不得不穿大衣。晚上睡觉时，还经常被窗户缝灌进的冷风吹醒。到了夏天，小阁楼就像一个小烤箱，太阳从早上7点光顾到下午6点才肯离去，近十个小时的“关照”，使小阁楼的温度接近40℃，似乎把饼子贴在墙上都能烤熟。

然而，小阁楼也有它不可取代的优越性。首先是价格低廉，在寸土寸金的巴黎，房租是我每个月开支的大头。在市区租一个普通房间，至少也要3 000法郎。在专为留学生准备的大学生公寓，每月房租也不低于2 000法郎。而我住的我住的房间内景小阁楼，最初只需要500法郎，后来涨价到800法郎，这算是很便宜的了。对半工半读的我，不能不说“有挡不住的诱惑”。其次是它离学校非常近，我就读的大学近在咫尺。每天去学校，不仅节省了时间，还节省了交通费。就凭这两个优点，我在小阁楼住了下来。

房间里有一台小小的电视机，是我学习法语、了解天下事必不可少的工具。桌上还有一个小小的电饭锅，不要小看这个电饭锅，它的使用率相当高，每天学习或者打工回来，又饿又累的时候，小小电饭锅里的西红柿鸡蛋面条，可以给我带来无限的温暖和动力。“吃饱了，不想家。”这是电影《牧马人》中的一句台词，用来描述我当年的情景，非常合适。“博士屋”的由来

自从我居住以后，这间6平方米的小阁楼，经常被朋友们戏称为“博士屋”，说起这个名称，还真有一段非常不平凡的来历呢！

初到巴黎时，我住在法国人家里做Baby-sitting，一边打工，一边练习法语，还节省了住房和吃饭的开支。但是过了一年多以后，发现这个活儿比较影响论文的写作，因为在时间的分配上，必须把主人家的时间放在第一位，在完成了接送孩子的工作，同时干完了各种家务劳动，例如洗衣服、打扫卫生、做饭等工作以后，才有时间读书。当我有了一定的积蓄，法语也有很大进步以后，我就开始寻找便宜的房子，准备专心完成论文的写作。

在巴黎找房子并不难，但是要找便宜的房子，就比登天还难。就在我焦头烂额、处处碰壁时，一个幸运的机会“从天而降”。

当时我打工的活里有一个教广东话的工作。我的学生是十三区中国城的一名牙医。每个星期我给他上一次课，时间为一个小时。没有课本，只是教他简单的对话。因为在十三区居住的华侨是这个医生的主要客源，只有掌握了广东话，他的客源才能稳定，才能更好地为病人服务。

记得有一天上课的内容，就是我用广东话向他叙述我在巴黎找房子的经历。由于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所以描述得非常生动，通俗易懂。我的学生不但听懂了，而且还激发了他的同情心，他情不自禁地用广东话，向我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

这个学生是柬埔寨华侨，姓陈，名雅克，广东客家人。祖祖辈辈出身于中医世家。从他祖父那辈起就到了柬埔寨的金边，开了一家很有名的中医药馆。他的父亲、伯父、叔叔、婶婶都在这个药馆工作，全家人过着富裕殷实的日子，直到“红色高棉”执政，像许许多多的柬埔寨华侨一样，他们流离失所，家破人亡。10岁的雅克和15岁的哥哥一起逃难到了巴黎。由于柬埔寨曾经是法属殖民地，按照法国的政策，他们得到了不少优待，例如可以免费上法语补习学校，领取一定的生活补助，在政府机构帮助下学习一门技术，免费上中小学等。

雅克和他的哥哥很珍惜逃出战乱后的稳定生活，由于学习成绩优秀，他们分别得到了奖学金。后来，他的哥哥上了大学，在巴黎第六大学物理系完成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业，成为一名大学老师。雅克自己也考取了医学院，经过多年的奋斗，成为一名牙科医生。

也许因为自己曾经也有过非常艰苦的奋斗经历，雅克对我急于找房子的心情特别理解，他说：“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有一间小小的堆着杂物的小阁楼，可以让你过渡一下。”

于是，雅克带我来到瑞秀，我们一起爬上了七楼。他摸出钥匙，打开房门。在环视房间的一瞬间，我倒吸了一口冷气。6平方米的房间有多小就不说了，关键是堆满了杂物，发出强烈的、刺鼻的霉味，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有住过人了。“不好意思，我毕业以后就没有人住这里了，一直堆放着一些杂物。如果你要住的话，可得好好清理一下哟！”雅克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有一个地方落脚，总比我寄人篱下或流浪街头好吧。”我一边开玩笑，一边说。“没有想到你们大陆来的人，也这么能吃苦。”雅克感叹道。

两天以后，我把房子收拾干净，和雅克一起见房东——一位画家老太太。办好了房屋转租手续，我请雅克到咖啡店吃晚饭，也算是谢谢他。于是，雅克给我讲了这个房间曾经发生过的故事。“你不要小看这个房间。我哥哥在这个房间住了整整7年，完成了他的硕士和博士学业。最初他找到这个小阁楼，是因为它离学校的实验室近。他们学物理学的，整天要做实验，没日没夜的。有了这个小阁楼，他可以忙里偷闲，在做实验的间隙，回到房间休息一下。

后来他找到一份助教的工作，也得益于有这个小房间可以及时休息，才能兼顾学习与工作。他在这里住了整整七年，对这个小阁楼可有感情了！”

雅克说完哥哥，又谈到他自己：“我哥哥毕业以后，就把这个小房间让给我住。这里离我上课的医学院也不远，乘地铁很方便。我在这个小房间住了整整5年，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虽然我现在有了自己的诊所，但是对我在“博士屋”里撰写论文这个小房间还是蛮有感情的，这里已经出了两位博士，还要即将出第三位博士哟！”雅克诙谐地说。

于是，后来只要有朋友到我的小阁楼来，只要他们对房间的狭小表露出惊讶的表情，我就会把雅克和他哥哥的故事告诉大家，久而久之，朋友们就把我的小房间戏称为“博士屋”了。

多少年过去了，这个小阁楼早已物是人非，然而它却成为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多少次梦中我回到巴黎，回到了小阁楼……

洗澡惊魂记

住在小阁楼里，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只有一件事，让我非常烦恼——没地方洗澡。出国前在广东生活了十几年，早养成天天洗澡的习惯。怎想到，来到现代化的法国，却常常为洗澡的事头痛。最初，朋友们知道我为洗澡的事犯愁，都热情地邀请我到他们家去“解决困难”。我也就把住得不太远的朋友列了一个日程表。心想每天到不同的朋友家去“麻烦”他们，也不至于让人家太讨厌。

但是时间一长，又出现很多问题。我要去朋友家时，他们可能不在家；而他们在家时，我又因为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去不了。出门前，常常打十几个电话，也不能把时间衔接好。于是，我就另外想办法。有时候，去公共游泳池；有时候，去有公共浴室的大学生宿舍。这样四处打游击，直到有一天，我碰到了王医生，这个问题才迎刃而解。

王医生从北京来巴黎进修。她工作的医院离我的住处不远，正好相隔着巴黎植物园。于是，每天我写完论文或读完书，就横穿植物园，去她工作的医院洗澡，非常方便。自从找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洋洋自得起来。常常一边哼着小曲，一边漫步穿越植物园，在痛痛快快洗完澡后，又哼着小曲回到小阁楼，还为“革命生产两不误”自鸣得意。就在我得意忘形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差点把小命丢了，直到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

那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我读书到5点钟，感到有些累了，就合上书本，像往常一样，穿过巴黎植物园，到医院去洗澡。我一边哼着小曲，一边走进医院的公共浴室，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于是我像往常一样，在数十间浴室中，选择了其中一间，把门关上，开始洗澡。谁想到，当我愉快地洗完澡，准备出浴室时，习惯性地用手推门把，此时突然发现，这个浴室的门把没有了，原来安门把的地方被挖了个窟窿，足足有一岁小孩拳头那么大。没有门把，就没有办法从浴室里边把门打开，怎么办呢？

开始，我试图把手指从门窟窿里伸出去，从外边把门弄开，但是，努力是徒劳的。然后我就大叫起来，试图让别人听到，以助我一臂之力。但无论我是用法文、英文还是用中文，都无济于事。最后，我试图翻门或翻墙而出，无奈平时一点武功都不会的我不但翻门、翻墙不行，而且还不慎摔在地上，把胳膊和小腿都摔伤了。

这时候的我已经是浑身大汗，全身脏兮兮的。洗完澡的愉快早已抛到九霄云外。无助的我，坐在湿漉漉的地上，此时，窗外已经漆黑一团，估计有八点多钟了（我图方便，洗澡都不戴手表）。窗内，只有一盏昏暗的电灯。

坐着坐着，一阵阵恐惧从心中升起。我突然明白，为什么这么大声叫都没有人理睬。原来那天是周末，医院只有值班的医生和护士，本来工作人员就比平常少，而可能经过浴室的人就更少。浴室又位于大楼的负一层，即便有声音传出，也早被厚厚的墙壁所吞噬。看来，我只能自救了，否则我将有可能被困在这里三个晚上加两个白天，直到星期一早晨，才有可能被发现。当然，浴室有水，我还能维持生命，但一想到要在这昏暗的地方待这么长时间，不禁使我不寒而栗。

于是，一种求生的本能，使我积极思考如何自救。我抬头仔细观察起浴室来。浴室被隔成十几个小房间，但隔断墙并没有从地面封到房顶，每个隔断墙高两米左右，距离房顶还有一米的距离。换句话说，只要爬上两米高的隔断墙，就有可能翻墙而下，从隔壁没有锁门的房间出去。

看来天无绝人之路，这个想法着实让我兴奋起来。然而，要实践这一想法，却不是易事。怎么才能爬上去呢？起初，我试图蹬着墙壁上放肥皂的小支架向上攀登，谁知用力过猛，脚刚踏上小支架，就把它踩断了，还连人带支架一起摔到地上。

这一摔倒把我摔清醒了。我意识到，只有攀上隔断墙，才有生路。我想起电视里播放过一些运动员攀登峭壁的镜头，看来用臂力比用脚力重要。如果光用脚力任何一样东西都无法支撑全身的重量。必须臂力和脚力并用，不把全身的重量放在一个支点上，才有可能成功。

于是，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尽量放松，然后手脚并用，借助淋浴喷头和铁管，慢慢地爬上隔断墙。终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坐在了窄窄的墙上。可往旁边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旁边小房间的门都是关着的，而且每个门上的门把处都留了一个窟窿，显然门把已被卸掉。“今天真是见鬼了。”我心里嘀咕着。再仔细一看，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好在还有最后一个小房间的门是开着的，这就意味着，我必须从窄窄的墙上慢慢地爬过去，爬到那个开着门的小房间。如果中途不慎掉下来，可能再没有力气爬上来了。

于是，我咬紧牙关，对自己说：“成败在此一举，一定要胆大心细。”接着我屏住气，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地移动着，并时时保持着身体的平衡。最后终于移到了那个开着门的小房间的隔断墙上，此时我丝毫不敢大意，正准备慢慢让脚顺着墙边滑下来，谁知身体重心一失衡，“咚”的一声，从近两米高的墙上摔了下来，只觉得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醒了过来，定睛一看，真是苍天有眼，我摔到了开着门的小房间，试想，如果我摔到墙的另一边，岂不是前功尽弃！

在地上坐了几分钟后，我定了定神，慢慢地站起来，摇摇晃晃、连滚带爬地走出了浴室。刚走进电梯，就碰到王医生，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何等尊容，但从她那惊愕的目光和半张的嘴，已经告诉了我，当时我有多狼狈。“你从哪里来？怎么会弄成这样？”她关切地问。“我刚从坟墓里爬出来。”我用仅有的一丝力气说。“坟墓？”她用惊愕的目光盯着我。

她扶我到休息室，待我喝了一些水，惊魂稍定后，才将事情原原本本道来。“都怪我不好，没有及时通知你。医院已在昨天通知我们，浴室停止使用，准备改建成太平间。”她说。“好嘛，如果我出不来，可能就成为太平间的第一个用户了。”我苦涩地笑着说。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去那间医院洗澡了。即使后来王医生告诉我，医院又建了很漂亮的新浴室，我也不敢去了。再后来，经济条件好转，我就搬到有公共浴室的学生公寓了。然而，那次洗澡的遭遇和我住在小阁楼的经历，一起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中，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十三区中国城——那个“承载着太多往事回忆”的地方

一个半世纪沧桑的中国城

法国是华人华侨居住人口最多的欧洲国家之一，据说总人数已近40万，其中近一半居住在巴黎市和大巴黎地区，巴黎的“中国城”主要是指巴黎第十三区。它始建于1860年。

巴黎十三区虽然在20世纪初就开始有华人居住，但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一个声名赫赫的“中国城”还是30多年前的事。位于东南亚的柬埔寨、老挝、越南等国历史上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居住着许多华人华侨。1975年后，这几个国家相继发生战乱，不少当地的华人华侨以难民的身份，通过各种途径来到法国，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开始寻找新的生活。至80年代末，短短几年时间，从东南亚来到法国的华人已达到十多万。

20世纪80年代初，陈氏和巴黎士多超市在Avenue d'Ivry诞生，为巴黎十三区“中国城”商业、服务业的繁荣兴旺掀开了新的一页。这两家超市以其店面宽大、东南亚食品种类多样齐全等特点在广大顾客群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吸引了各地顾客。有了丰富的客源，一些较大规模的中餐馆如“中国城”大酒楼、国都大酒楼等也先后落户在十三区。与此同时，一些符合政府卫生标准认可的、高质量的亚洲食品工厂也纷纷进驻此地，以其产品价廉物美而名扬四方，不仅是法国巴黎，欧洲其他国家的中餐馆或食品店也都会专门来这里进货。如今，随着在巴黎十三区居住和置业的华人越来越多，为华人日常生活服务的各类商店也越来越多，如蔬菜水果店、糕饼店、服装店等，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可以说，住在巴黎十三区“中国城”，即使不懂法语，生活上也不会发生困难。

巴黎十三区“中国城”的发展凝结着华人的心血和汗水。回首多年来巴黎十三区“中国城”所走过的路程，人们会感到华人在异国他乡总是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勇于向上的拼搏精神。

在法国教英文

在巴黎十三区，小教堂是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在这个小教堂里，有一个法亚文化友爱会，主要是为华侨和留学生服务的。我们很多留学生的工作都是友爱会介绍的。在这里，我也曾经找到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工作——每个周六下午，在小教堂旁边的课室教英文。

能在法国找到一份教英文的工作，让许多朋友感到奇怪。这个奇怪的故事却是我在法国留学的真实经历。而且与十三区的中国城里的小教堂以及法亚文化友爱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教的英文班分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班。每个班的课程是一个半小时，使用的教材由我决定。也许读者会感到奇怪，在法国的华人社区，为什么有学英文的人呢？我刚到法国的时候，来到十三区的法亚文化友爱会找工作，负责人告诉我他们需要英文老师时，我也觉得非常奇怪。后来负责友爱会的张先生告诉我：“在友爱会办的各种文化学习班里，补习法文的人数最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刚到法国的华侨以及他们的孩子，必须过语言关，否则连谋生都很困难。人数第二多的就是英文补习班，英文是欧洲大陆使用最普遍的语言，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掌握好英文，就等于多了一种谋生的技能。但是英文老师很不好找，我们为此很头疼哟！”

当张先生知道我在中国的大学也教过英文后，非常高兴。我们就这样一拍即合，开始了愉快的合作。

那是我到巴黎后找到的第一份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工作，而且占时间不多，每个周六的下午从一点半开始，到六点结束。课间可以休息15～20分钟，一个月下来有2 000法郎的收入，可以支付我半个月左右的生活费。

教书的日子总是愉快的。每到周六中午，我一定在家里吃一份美美的午餐，然后精神十足地来到十三区小教堂里面的课室，开始我一个下午的教学工作。

初级班的学生以中小学为主，绝大部分来自柬埔寨华侨家庭。这个班的学生最多，经常保持在二三十人。张先生是整个教学工作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一家中餐馆的老板。他对我说：“20个学生是我们营利的保底线，如果你教得好，学生不断增加，在20人以上，每增加一个人，我给你一定的提成。”

商人不愧为商人，张先生很懂得用激励机制来鼓励我好好为他工作。我呢，首先出于对英文教学工作的热爱，其次也出于生活的压力和张先生提出的非常诱惑的条件，于是在教学上下了一番工夫，针对中小学生的特点，课堂上增加了做游戏、朗诵、演小舞台剧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做得好的还当场给予表扬和奖励，奖品都是我从中国带来的小工艺品、纪念品、明信片等，这样一来，整个课堂立刻变得丰富多彩，学生们学得津津有味，我也教得兴致勃勃。我的教学方式在十三区留下了很好的口碑，最好的时候，初级班的学生有60多人，不得不找一间大的课室。

张先生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他是一个很守信用的人，每个月结算工资的时候，他都事先把账目算得清清楚楚，从来不会克扣我的工资。

教英文的工作我做了近3年，期间回国探亲时，曾经让留学生小宋顶替我，这让张先生非常不满意。也许是小宋以前没有做过老师，不太懂教学方法，也许是她除了做这份工作，还有其他工作要做，有些力不从心。自从她接手我的班级以后，学生人数锐减，中途还有学生家长来退学。等我从国内回来，重新教学时，张先生就很严肃地告诉我，以后不能找其他留学生代替我的工作了。巴黎十三区的小教堂在法亚文化友爱会的门口

这个小插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即使在后来留学的日子里，我找到更好的工作，教英文已经不是我必不可少的收入来源时，我也没有辞去这份工作，因为我不愿意辜负张先生的信任和学生们的爱戴。

其实，从内心深处说，我热爱这份工作最主要的原因，还不仅仅是这份工作的稳定收入，更重要的是，在我留学初期非常困难的时期，这份工作帮助我恢复了自尊心和自信心。只有当过老师的人才能体会到，站在讲台上为人师表的时刻，也是自尊心和自信心得到最大满足的时刻。留学初期，语言不过关，在学校上课时云里雾里，听不懂，更不用说提问题了。一贯学习优秀的我，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很大的打击，觉得自己已经被这个社会边缘化了，似乎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了。就在这个时候，小教堂的英文教学工作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收获，看着学生们尊敬的目光，突然间，自尊和自信油然而生，这才是我真正热爱这份工作的内在动力。

我也当了一回中国“大厨师”

当朋友们得知我教英文的经历后，并不感到惊讶。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在中国大学教过英文。但是当他们听说我居然还接受了教法国人做中国菜的课程，不禁个个目瞪口呆，大声呼叫：“你的胆子也忒大了吧！居然敢糊弄法国人！”

说老实话，接受这门课，出于两个原因：一是我喜欢挑战，二是因为生活所迫。当然第二个理由是最重要的。有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其他活，光靠教英文的收入不够维持生活。

有一天，我来到法亚文化友爱会，想再找一份其他的工作。负责人张先生告诉我：“目前还有两个班级的课程没有老师，一是书法课，二是中国菜。你可以选择。”

我的毛笔字实在拿不出手，当时真的后悔，为什么在小学有毛笔字课时不好好学呢？现在什么都晚了。我知道毛笔字是需要真功夫的，凭我的水平，无论如何都不可以接这门课。而中国菜就不同了，虽然我不是大厨师（严格意义上，连小厨师也算不上），也没有系统学习过做中国菜的一招一式，但是我实践过呀！远的不说，来到巴黎以后，在几个法国人家里做Baby-sitting，每天给法国人做中国菜，还给他们变换不同的花样，受到过相当高的评价呢！

其实我仔细研究过，为什么我做的一些非常普通的家常菜，例如干煸牛肉、冬菇炒滑鸡，甚至西红柿炒鸡蛋，都那么受欢迎呢？主要是法国人的烹饪体系与中国人的烹饪体系截然不同。在普通家常菜系列中，法国人以蒸和煮为主要手段，例如，土豆蒸熟了，碾成土豆泥，放上盐和黄油，是他们最常吃的菜。又例如，菜花蒸熟了，剥掉外边薄薄的一层皮，拌点沙拉酱，又是一道菜。这些菜从营养学的角度看，当然是无可非议。但是从味觉的角度看，比起中国的油炒菜，味道就差远了。因此，由于烹饪体系不同造成的差别，是法国人觉得中国菜好吃的最根本原因。

有了这样的研究结果，我就信心满满地接下这门课。当然，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理论上我虽然对教这门课有信心，实际上也知道自己的底气并不是很足。为了救急，我特意让母亲从国内寄来了中国菜大全之类的书籍，认认真真地准备起来。

上这门课的学员都是法国的家庭主妇。我们每个周五晚上上课，每次教一个菜。事先我要先上中国城的超市，把做菜用的油盐酱醋等材料准备好，这部分的开支是实报实销。

晚上7点准时开课。开课前我先做好一锅米饭，供大家品尝菜肴时用。班上的学员通常是8～10人。上课实际上就是一场实战表演。例如，做干煸牛肉，我先示范如何切牛肉（家庭主妇们都知道，牛肉有横纹、竖纹，切牛肉要有技巧处理好这些横纹和竖纹），然后准备各种佐料，干煸牛肉是四川菜，辣椒和糖是必不可少的，酱油和盐就更不用说了，把它们按照一定的比例调好（这个比例要煞有介事地介绍，给法国人一点神秘感），最后就是把它们放到大火上去炒，油要多，火要旺，一蹴而就，一盘香喷喷的干煸牛肉就出锅了。

菜做好以后，大家立刻一起一边品尝，一边说心得体会，或者提问题，我负责解答。课上完了，我们大家的晚饭也解决了。这是一种愉快而有成效的教与学，教师和学生都很愉悦。

在此期间，我还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给50个人的聚会做饭菜！这是我一生在做厨师的经历中最“伟大的创举”，当时在巴黎的留学生朋友们听说我这个“创举”，都异口同声说：“常言道：‘艺高胆大’，你老兄可是‘艺不高，胆子忒大呀’！”这件事本来是无心插柳的。有一年法亚文化友爱会搞一个中法联谊活动，在一个山水秀丽的农庄举办郊游，还有舞蹈、舞狮、中国功夫等表演。中午饭就在农庄解决，但是由法亚文化友爱会负责准备。做饭当然少不了厨师。当大家提出厨师人选时，张先生主动推荐了我，因为我当时正好教中国菜烹饪这门课。大家不知底细，我当“大厨师”想当然地认为能教这门课的老师，一定能当仁不让地完成这项任务。殊不知，我生平从来没有做过这么多人的饭，做10个人的饭菜，已经是我的最高水平了。

当张先生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时，尽管我极力推辞，却被他认为是谦虚，真是哭笑不得。幸亏当年的我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也喜欢挑战，被张先生几句好话一说，也就接下来了。

多少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和一位留学生助手掌勺做50个人的饭菜的情景。当时可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我们先做了一大锅（或者说是一大桶）米饭，然后炒了四个菜：干煸牛肉、冬菇炒滑鸡、西红柿炒鸡蛋、素炒青菜。这也是我最拿手的四个菜。我的助手不断地帮我切肉、摘菜、打鸡蛋、洗冬菇，我把油、盐、酱、醋准备好，就开始炒起来。因为炒菜锅不大，一个菜要分四五锅才能炒完，在烈火熊熊的炒菜锅前，我挥汗如雨，充分施展着我十分有限的才华，其实在那个时候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逼上梁山”，什么是“没有退路”。

在我们的努力下，中午12点，终于准时开饭了。四个菜一上桌，很快被一抢而空。不知道是因为大家玩累了、玩饿了，还是我的手艺真的可以蒙混过关，总之，我过了生平第一次当“大厨师”的瘾。

在欧亚食品公司做暑期工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2011年5月重返巴黎时，发现当年做暑期工的公司——欧亚食品公司的招牌依然存在，位于地铁站不远的黄金地段，许多往事一下子涌上心头。

现在的欧亚食品商场，从面积上看，比起二十多年前明显缩小了，在它原来占地上有了一家肯德基，相隔不远，还有一家麦当劳，这是二十多年前没有的。

我能在这家公司做暑期工，完全得益于我父亲的一位学生，他是潮州人，在澳门职工子弟学欧亚食品商场校当校长，有一年他来巴黎出差，顺道看望我。当他知道我的经济情况并不富裕时，主动提出可以帮我在十三区的华人公司找一份工作。在十三区中国城有许许多多潮州人，还有一个潮州同乡会，这位校长有许多朋友在同乡会里任职，因此，当他带我去见欧亚食品公司的老板以后，我很快就在这个公司找到一份暑期工。

那个时期，我同时做着几份工作，周一到周五在欧亚食品公司上班，周六上午到老人院陪一位老太太，下午到法亚文化友爱会教英文，周末上午和下午分别到两个法国人家教中文。所以每当朋友们通知我有什么集体活动时，听到我一周满满的安排，戏称我总是过“战斗的Week-day and Weekend”。

我在欧亚食品公司的工作并不是在店面做销售，而是在公司的办公室做文员。因为老板知道我曾经在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过，了解对外贸易的环节，就把我分配到公司的进出口部。到了进出口部，我的具体工作既不是做进口，也不是做出口，而是做催账工作。

进出口部的经理姓刘，是这个公司老板的一位亲戚，个子矮矮的，潮州人，十几年前从柬埔寨到巴黎，从打工仔做起，与老板的一个表妹结婚以后，就在这家公司工作了。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公司每一个比较关键的岗位，都与老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实这也很正常，尤其在家族式的华侨企业里。

催账工作并不复杂。一上班，刘经理就给我一份应收账款的单子，上面清清楚楚地记录着欠款客户的名字、公司的名字、欠款的总数、应该还款的时间以及客户的联系电话。我的任务就是每天上班，按照电话号码给这些客户打电话，催他们还款。

在电话里，首先声音要客气、温柔、彬彬有礼，同时吐字要清晰，尤其是还款的数量、还款的时间要很清晰地告诉对方。为了避免错误，我会事先把要讲的话都写好，几乎是看着纸上的话来打电话的。

在电话里，法国人都是非常客气的，他们无非是先道歉，然后承诺很快会把欠款通过银行打过来，态度非常好。我以为这样就万事大吉了，不过刘经理告诉我，大概只有1/2的客户，通过电话催款会有效果。另外1/2的客户，只会礼貌地回话，但是不会有什么具体行动，必须采取其他方法去催款。

每天打电话的工作大概只用两个多小时，剩下的时间，刘经理绝不允许我无所事事。于是，大部分时间，我会和其他文员、仓库管理员一起，给各种商品贴标签。这是一个永远也干不完的活，因为每天商店要卖很多货，仓库要出很多货，商品的标签就像大江大河，源源不断地从我们手上流出流进。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了近两个月，有2/3的时间是干这样的活。

活虽然不算累，但是工作环境却并不理想，因为办公室是和仓库连在一起的。准确地说，是在仓库的一个角落，隔出一块地方来做办公室。而整个仓库位于一座大楼的地下室，在负三层。由于通风设备不是太好，经常是仓库出什么货，整个办公室就是什么味道。有一段时间咸鱼卖得特别好，于是乎有两个星期，整个办公室充斥着咸鱼味。也难怪一到休息时间，许多老员工纷纷离开，问他们去干什么，他们都说去晒太阳，其实就是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公司提供一顿免费的中午饭。应该说，这顿午饭还是相当丰富的，通常有一荤一素。厨师是广东人，因而每顿饭都有例汤，这对于在广东生活多年的我来说，特别亲切。到法国以后，就已经告别“老火靓汤”很长时间了。不是没有煲汤的材料，在中国城，什么煲汤料都可以买到，主要是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更没有心情。于是当时中午的例汤，不仅满足了我的胃，更满足了我的思乡之情。

公司的厨师也姓刘，会做一手广东菜，他到法国二十多年了，几乎没有出过中国城，所以也基本不懂法语。但是靠着烧一手好菜的本领，养活一家大小六口人呢！他很喜欢和我聊天，并且经常要我帮他填写一些法语的表格，或者写一些中文信，寄回他的潮州老家。当然，作为回报，每天中午打饭，他总是要我晚一点去，等大部分人都打完饭菜以后，他会从厨房拿出一份特别留给我的饭菜，味道当然特别地道。我呢，在这个时候，毫不吝啬赞美的语言，美食进了我的胃，赞美的语言进了他的耳，我们各得其所！

后来在法国待久了，我才知道，像刘姓大厨这样的人，在中国城相当多。他们有一技之长、吃苦耐劳、勤勤恳恳，但是他们的一生都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这也许就是老一代华侨的一个缩影吧。

我的暑期工只干了两个月，就主动提出辞职了。刘经理非常惊讶我要离开，因为他告诉我，鉴于我的优秀表现和在出口公司工作的经验，公司正准备把我换到一个重要的岗位——审查信用证，这个工作要求英文和法文都过关，还要有进出口业务的知识，工资也比当暑期工高许多，但我还是婉言谢绝了。因为办公室浑浊的空气让我无法忍受，家族企业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我也没有兴趣去理清。我想，如果以后打工，就到真正的法国跨国公司去工作，这样不仅工资会比华人的公司高，还能学习公司的现代管理制度，这对今后回国发展会颇有帮助。

琳琅满目的商店和比比皆是的中餐馆

十三区中国城的主街道上，商店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一个地方空着。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大型超市、中型商店和各种小型商店让人目不暇接，不过绝大部分商店以出售中国土特产为主，同时也出售柬埔寨、越南、老挝、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特产。在这些商店中，陈氏兄弟商场应该是鹤立鸡群的。

法国陈氏兄弟公司创建于1976年，是当今西欧最大的华商企业。

Tang Frere的名字已经成为一个品牌，浓缩了中国旅法华侨奋斗的历史以及辉煌的未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国企业能够取得这样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勤劳与智慧。

在中国城，不能不提中餐馆，用比比皆是来形容也许是最陈氏商场适合的。在主街道上，不出三五步，就可以看到一家中餐馆，虽然有的招牌是越南菜、泰国菜，但也是由中国人经营的。由于竞争激烈，这些中餐馆的相同菜肴在价格上几乎是一样的，例如我最喜欢吃的生炒牛肉饭，在几家餐馆里，都是10欧元一碟，所不同的只是味道和分量，或者在附送的菜汤、水果上有区别。

作为中国人，如果长期不吃中餐，就会觉得很难受。因此，无论是当年留学，还是后来多次到巴黎出访，十三区的中餐馆总是我要光顾的地方。而那里物美价廉的各种中式菜肴，总是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也许这就是我们的中国情缘吧。

在《龙报》打工的日子

2011年5月重返巴黎时，在十三区中国城的街道上，我的思绪就一下子飞到了二十多年前的留学岁月。

刚到巴黎一个月左右，在北京来的留学生胡小姐的推荐下，我认识了《龙报》的老板，随后开始了一段为之打工的日子。

一开始，我为报纸撰稿，专门介绍中国经济改革方面的情况。但是很快发现，我们这些刚从大陆来的人，写文章的笔调、文风和口味，与当地华侨看的报纸有非常大的区别。所以我撰写的几篇文章，总是通不过。有过这样几次经历，我也就丧失了做撰稿人的信心。

正在这个时侯，我得到了一份非常意外的工作。原来每年春季，巴黎都有一个博览会，展示和出售各种各样的产品。原《龙报》的老板通过北京的胡小姐认识了我，希望我为他工作一段时间。《龙报》老板经营的产业挺多，除了餐馆外，还有一个家具加工厂，制造各种各样的中式家具，这些家具除了在商店里出售外，还会拿到博览会上出售。于是，老板交给我的任务是和一位法国推销员一起，到巴黎春季博览会上推销中式家具。“我的法语不行。”我推辞说。“没有关系，你可以边干边学。”老板说。“我在国内也没有干过推销，我是在大学做老师。”我仍然推辞。“这个我知道，我不指望你帮我卖出多少货。正因为知道你是大学老师，我对你的人品很信任，才让你和法国人一起工作，她的任务是推销产品，你的任务是看好货，也看好她，不出什么乱子就行，我比较信任咱们中国人。”老板说。

这个时候我才明白老板的真正用意。一方面，他对于中国人、对于中国大学老师的信任让我感到很温暖；另一方面，也使我感到商人的精明能干，心机重重。也许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这是商人必备的素质。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巴黎博览会，“兴致勃勃，兴高采烈”，这八个字可以准确描述我当时的心情。展会每天早上9点钟开始，工作人员可以提前入场。老板要求我们每天早上8点以前到达我们的展区。从展会门口到我们的家具展区要走15分钟左右。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在7:45到达展会门口，否则就不能按照老板的要求准时到达。

从第一天起，我就发现，只要快到8点，例如7:45、7:50，老板的电话一定会打到我们展厅，如果我们没有及时接电话，就意味着我们迟到了，这个时候，老板的声音就会很难听，虽然他不会直接骂人，但是他的语气让我们充分感觉到他的不满。每天下午6点钟展会结束，但是要清理会场，我们一般要7点以后才会离开。这个时候，老板的电话总是在7:20或者7:30打来，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在工作，他就会特别满意，电话里的声音也会变得悦耳起来。展会一共开了10天，老板只会在有大订单的时候来一下展厅，见一下大客户。其他时间他基本上靠电话指挥和监督我们。每天晚上展会结束以后，他还会专门打电话到我的住处，了解一天的交易情况。

其实我觉得老板的操心有些多余。法国推销员娜塔亚很敬业，工作特别热情、耐心，别看她已经快50岁了，精力还挺旺盛的。在我们一百多平方米的展厅里，她总是不停地走动，一刻都停不下来。只要有客户在我们的家具面前表现出一点兴趣，她就会立刻迎上前去，满脸笑容地热情介绍起来，哪怕客户说“我们只是随便看看”，她也毫不气馁，继续热情介绍，直到客户离开。而且她对家具非常熟悉，介绍起来头头是道，娜塔亚经常对我说：“不要轻易放过每一个从你面前经过的客户，也许今天他没有兴趣，明天就会回过头来找你。”

我对她的工作热情很佩服，但是她的工作业绩却总是不能让老板满意。在家具展上，我们的中式家具卖得并不好，整个展会才卖出二十多套书桌和柜子，价格比较昂贵、款式很漂亮的大床一张也没有卖出去。我问娜塔亚原因，她告诉我，大床可能太“中国化”了，大概只有思乡的旅法华侨会买，真正的法国人还是喜欢西式大床，她曾经把这个意见告诉老板，但是老板坚持要把这些大床拿到展会上来。

原来，娜塔亚是老板家具店的店员，在那里工作快10年了，对中国家具，尤其是《龙报》老板经营的家具非常熟悉。她之所以这么卖力地工作，是因为她的工资与销售业绩挂钩。有些客户在展览会上看中一些家具，也许不会马上买，但是只要娜塔亚判断他们是潜在客户，就会千方百计地把名片塞到他们手中，并且非常礼貌地索要他们的电话，法国人一般都是非常讲礼貌的，在这种情况下，客人不会拒绝。娜塔亚说：“展会结束以后，她会时不时地打电话询问这些潜在客户，直到他们下订单为止。”这样一来，只要是娜塔亚接待的客户，不论什么时候成交，销售业绩都算她的，这样的激励机制，鼓励着娜塔亚更加努力地工作。

在巴黎春季博览会工作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是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刻，这段经历为我日后在法国的打工生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它使我明白，半工半读的生活意味着我将要面对许多自己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工作，只有一个一个地做好它们，我才可能为自己在巴黎的学习生活提供足够的经济来源。一位老留学生曾经告诉我：“在法国，钱是硬道理。没有钱，寸步难行。”

在经合组织总部的日子

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是经合组织的英文缩写。在法国，人们更习惯叫OCDE，这是根据法文字母缩写而来。｀由于所有的法国人都认为法语是一种最美丽、最优雅，同时也是最严谨的语言，因此它又被称为“贵族语言”。这个概念我们当初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接受法国老师培训时，就已经被灌输了。其中最有力的佐证，就是被法语老师无数次提到的：“联合国在对文件的句子或者词汇发生不同理解的争议时，往往是以法语的解释为最终标准。”

经合组织的前身是1948年4月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60年12月14日，加拿大、美国及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等20个国家签署公约，决定成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61年9月30日，该组织在法国巴黎正式宣告成立。

在OECD竞争上岗

应该说，在1988年刚到法国的时候，有机会到OECD竞争上岗，是非常幸运的。虽然竞争上岗的位置仅仅是做实习研究员，但是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当初到法国留学，用的是中国教育部给的进修两年的访问学者的名额，并不是读博士的名额。当巴黎第八大学经济学系同意我从访问学者转为读博士时，我所在的单位——华南师范大学经济学系是同意的，但是系里只能保证继续给我发国内的工资（当时大概不足200元人民币），在国外的学费必须我自己解决。

于是，我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申请法方奖学金。当我把申请报告交到系里时，经济系办公室的主任秘书娜达丽小姐约见了我。

娜达丽来自哥伦比亚，四十多岁，移居巴黎二十多年了，离异后自己带着女儿独居，女儿都已上高中了。娜达丽小姐在这所大学工作了近十年，对学校上上下下的人事关系都很熟，由于有一副热心肠，又精通法语、英语，因此外国学生有事，都找她帮忙。

那天我如约来到系办公室，她一边翻阅着我申请奖学金的报告，一边说：“朱老师，你的申请材料我和系主任以及你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都看过了，系里的学术委员会也讨论过，很遗憾，你不符合奖学金申请的条件，因此我们无法同意。”

停了一会儿，她接着说：“我们系每年只有两个奖学金的名额。申请奖学金必须符合三个条件：第一，年龄在26岁以下；第二，必须是法国国籍的学生；第三，品学兼优，每门考试成绩必须是优秀。显然这三个条件中，头两个你是不符合的。不过，在讨论中，大家觉得你的情况有些特殊，你的学习成绩的确优秀，我们看了你附在申请报告中几篇发表的论文，在中国你就能写出这样的论文，并在国际刊物上发表，说明你的专业知识和英文水平都不错。我们系主任特别爱才，他认为，如果因为经济原因，你不得不中止学业那将是特别遗憾的事，因此让我们一定想想别的办法帮助你。现在机会来了，我们最近接到一批研究机构的通知，希望我们选送一些正在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到这些研究机构做研究员助理工作，这是有报酬的工作。系里经过研究，决定推荐你去OECD，这是联合国属下的一个研究机构，他们发下来的研究题目，正好有一个是关于中国经济研究的，如果你愿意去，我现在就打电话与他们联系。”

我连忙说：“谢谢系里对我的关心，我对这种研究工作很感兴趣，麻烦你了。”

于是，娜达丽小姐走到隔壁房间去打电话，过了一会儿，她笑容满面地走过来对我说：“你的运气不错，OECD人事处的秘书同意让你把材料送去，然后等待面试。不过，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啊，将有20名竞争者与你竞争这个位置，因此要求你用英文写一份研究提纲，题目是：中国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关系。回去好好准备吧，我们系里给你写了一封很好的推荐信，下一步，就靠你自己努力了。”

离开系办公室，我的心情是激动的，经过刻苦努力，我在法文基本过关，经济有一定来源后，我唯一的心愿就是早日投入博士论文的准备工作。

导师曾经告诉我，OECD总部的资料很多，如果这次能在那里竞争到一个助理研究的位置，真是最理想不过了。

OECD总部坐落在巴黎繁华的圣古路广场附近，位于巴黎第十六区，也是著名的富人区。研究中心总部下属有三十多个研究所，每个研究所下面又有大大小小的研究室。我应试的研究所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所，主任查尔斯教授是一位英国人，四十开外，文质彬彬，很有绅士风度。他操着纯正的伦敦口音，开始给我面试。“谈谈你的个人经历吧。”查尔斯教授问。“个人经历”，这四个字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三十多年的人生经历，就像一幅幅浓缩的电影画面从脑海中闪过，从哪里说起呢？我稍微思索了一下，就从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谈起。五年的海南岛橡胶林的劳动生涯，使我对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有切肤之痛，也使我对中国的经济问题发生了兴趣，这也成为我日后考大学选择经济学专业的主要原因。在此之后的两年大学进修、三年硕士学习以及后来在大学两年的教学和研究，使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了自己的见解。

我简要介绍完自己的这些经历，接着将话锋一转，谈到了中国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些都是我准备的研究提纲的内容，已思考成熟，讲起来就滔滔不绝。最后，我总结说：“中国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发展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在科学研究与生产脱节，例如许多国家级的研究所，研究出的科研成果无法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因为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技术市场，因此，科学家们研究出来的精神财富不能及时有效地由企业家们转化成物质财富，也无法形成新的生产力，从而阻碍了经济发展。这个问题也和经济体制有关，目前中国正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如何使科学研究与生产力更好地结合起来的问题，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绝非易事，但我愿意通过我的努力，为解决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并希望这些研究多少能为中国现在的改革提供借鉴。”

查尔斯教授面带笑容地倾听着我的讲话，并不时地做着记录，最后他说：“你上述的一番自我介绍以及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见解，说明你在英文口语表达上没有问题，你的口试算通过了。下面还要进行笔试，因为我们日常工作主要是笔头工作，要求每个研究人员有一定的英文写作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这里有两份中文报告，大约3万字，请你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翻译成英文。如果翻译得好，被研究所采用，我们不仅会录取你，还会为你的翻译劳动付一定的费用。”

我接过资料一看，一份是中国机械工业部关于中国机械产品进出口贸易的总结报告，另一份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关于1980年到1988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工作总结。这两份材料翻译出来，可以直接为“中国经济发展与科学技术进步的关系”这一课题服务，难怪查尔斯教授选择这两份资料。我接过资料，爽快地说：“教授，请放心，我将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项工作。”

回到住处，我就全力以赴投入到了紧张的翻译工作，因为我深知成败与否，对今后在法国的学习和研究至关重要。成功了，我将跻身于法国经济学研究领域，并有机会接触到世界各国在经济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这对我的论文撰写和今后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几乎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三个星期后，我把翻译好的报告送给了查尔斯教授。又过了两个星期，接到了OECD的录用通知。终于，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此时此刻，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也许在别人看来，我只是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可在我自己看来，这是到法国后实现自己价值的开始。我终于获得了敲开法国经济学研究大门的机会，可以在联合国经济研究机构中从事自己所熟悉、醉心的研究工作了。

对最愉悦时光的回望

1989年1月到6月，是我在OECD做实习研究员的日子，也是我在法国留学生活中最愉悦的日子。如果不是因为当年国内的特殊情况，OECD突然终止了我们这个项目的研究，这个愉悦的日子还会有更长的时间。

作为实习研究员，我们要和正式员工一样按时上班。每天早上9点，我会准时来到办公室，完成课题负责教授交给我的翻译任务。因为对中国国情非常熟悉，这些翻译工作对我来说驾轻就熟。

在完成翻译任务以后，我有很多阅读时间，OECD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和资料室，里面有非常丰富的各种书籍、资料和文献。只要一走进图书馆，我就像掉进了知识的海洋，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那是最令我心旷神怡的时刻，也是最让我流连忘返的地方。许多论文的资料就是在那里发现的，我常常会在那里待上整整一天，直到深夜10点图书馆要关门了，才被管理员从书架的丛林中“揪”了出来。

如果碰到放假（法国人的假期特别多，除了国家规定的假期外，如果碰到周一是假期，按照惯例，人们可以从周六起，连续休息三天时间），在这种时刻，我就会被特许多借一些书回家看。

最让我高兴的是，这些图书馆不仅仅有大量的英文书、法文书，还有很多中文书，特别是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出版物，甚至包括一些当时的红卫兵小报，这些在中国大陆早已经绝迹的东西，在OECD的图书馆却能够找到。除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书外，那里还有大量的小说，包括中文小说。因此，每当写论文累了的时候，我就会随手拿起一本中文小说来消遣。那真是一段令我十分怀念的日子。

说起来也许读者不相信，当论文快完成时，我突然萌发了把留学经历写成小说的想法，但是我从来没有写过小说。于是，我在OECD的图书馆借了琼瑶的小说《在水一方》，并把这本书当作范本，认真地研读起来，包括这本小说的写作提纲、对人物心理的细腻描写、对人物性格的分析与展示、对故事情节的安排等。研读这本小说，对我后来的第一本小说《巴黎岁月》的问世，还真有不少的帮助，这也算我在OECD实习的另一个收获吧。

OECD除了有丰富的藏书外，还有许许多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专家，与他们的交流也是非常难忘的。每天中午，在OECD的饭堂，我们可以遇到许许多多的研究员，利用中午一个多小时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认识了不少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日本的学者。他们大部分是到OECD短期工作的研究人员，常常是参与其中某一个项目，有2～4个月的时间在巴黎总部开会讨论，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继续工作，待有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再汇集到OECD来讨论或者结题。

这些人的知识面都非常广，普遍会三四种语言，英文和法文对他们来讲都是非常熟练的，有的还会俄语、希伯来语等。我基本上与他们用英文交谈，因为对我来说，英文比法文更加熟练一些。同时我也发现了一个在OECD非常有趣的现象，研究员们交谈时，大家都说英文，只有门卫、清洁员等勤杂人员交谈时说法文。往往一分钟之前一位研究员与我们交谈还讲英文，一分钟之后碰见清洁员或者收发员，马上换成法文。他们的语言转换能力真让我佩服。

在里昂火车站的回望

做一个优秀的Baby-sitting的确不容易

自从注册了博士学位以后，我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在干过的许许多多的工作中，做Baby-Sitting的工作时间最长、收获最大、感受也最深刻。

做这个工作要过的第一关，是心理关。在国内，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家里没有用保姆，从小到大，自己家里一直有保姆。家务活虽然很熟悉，但不是我自己干，而是指挥保姆干。现在做Baby-sitting相当于做保姆，每每想到自己堂堂一个大学老师要“沦落”到干保姆，心里的确不是滋味。

但是生活是现实的，甚至是残酷的，在“没有钱万万不能”的现实面前，一切虚荣，一切面子，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到法国以后，要靠自己的劳动支持自己读书，最熟悉的话应该就是家务活了，因此做Baby-sitting就成为最佳的选择。

在我做过的许多家Baby-sitting中，有一家印象最深，这家位于里昂火车站附近的街区，因此当我故地重游时，这里成为我的一个久留之地。

那是一个法国公务员的家庭。先生皮埃尔是法航公司工会的主管，他太太是法航公司总经理秘书总管。他们有两个儿子，大的11岁，上小学，小的只有3岁。皮埃尔太太由于生产后要照顾小孩，已经停止工作3年了，当她准备把儿子送到幼儿园后重新开始工作时，就需要找一个Baby-sitting照顾两个孩子。

他们的家紧靠着闹市的一条街道，街道两边的店铺林林总总，如鞋店、服装店、快餐店等。皮埃尔家的那栋小楼，据说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下来的，一楼租给了一家鞋店，住家从二楼开始，一直到四楼。我的房间就安排在四楼，这实际上已是楼房的阁楼顶屋，被隔成两间，一间是储物室，堆放着各种杂物。另一间就是专门给Baby-sitting住的房间。这间屋是一个直角三角形，最高的地方，人能“顶天立地”地站着，最低的地方，只能弯着腰去拿东西。屋顶有个天窗，打开它，倒是能仰望蓝天，呼吸到新鲜空气。房间大概5平方米，只有一张床、一张小小的书桌和一把椅子。当皮埃尔太太带着我看房间时，看我皱眉头，连忙解释说：“朱小姐，房间小了点，你平时看书可以在楼下大客厅，这里只是晚上回来睡睡觉，还有一个你专用的洗澡房和厕所，虽然不大，一个人用还是很方便的。”

皮埃尔太太带我参观了所有的房间后，来到大客厅，谈起工作条件。她不愧为总经理的秘书总管，布置起工作来有条不紊，她说：“你的主要工作，是早上8点半以前把两个孩子送到学校，从8点到8点半，只用你半个小时。下午4点半到学校把他们接回来，照看他们在家玩，到6点我回家，是一个半小时。因此，一天工作两个小时，一个星期工作5天，共10个小时。我们免费提供一间住房。至于吃饭，你的房间太小，是不允许做饭的，你平时只能去饭店或快餐店吃，总之，你自己解决。”

我一听就直摇头，因为无论在饭店或快餐店长期吃饭，都是我的经济能力不能承受的，我当时生气地想：“如果能长期在饭店开火，也不用在你这干这份活了。”看到我脸上的不悦之色，皮埃尔太太话锋一转问：“朱小姐，你成家了吗？有孩子吗？原来在中国干什么工作？”

我说：“我有一个儿子，两岁了，原来我在中国的大学当教师，教经济学，现在注册了博士学位，由于经济来源问题，才找到这份活儿，希望能边打工边读书，用两三年时间完成学业。”

皮埃尔太太听后，点点头说：“我对你的条件很满意，你当过母亲，又是教师，在带孩子方面，一定是有爱心和耐心的，我的小儿子才3岁，非常调皮，没有耐心的阿姨是带不好的。这样吧，关于吃饭，我可以包下来，你三顿饭都在我这里吃，但要增加工作时间，每天工作4小时，包括准备早餐和晚餐，中午一般我们都不在家，你自己随便吃什么都行，一个星期要工作6天，而不是5天，这样才能抵偿房租和饭钱。”

我不解地问：“太太，请问你，每天工作两个小时或4个小时的依据是什么？你是怎样计算的？”

太太很快从书桌上拿来袖珍计算器，一边算，一边说：“朱小姐，你别担心，我说的价钱是有根据的，目前巴黎做Baby-sitting的市场价格是30法郎1小时，你工作两个小时是60法郎，一个星期工作5天为300法郎，一个月按4个星期计算，为1 200法郎，这1 200法郎正好能抵偿一个月房租，包括水电费。别看你住的房间很小，但这里是市区，又是商业中心，房租比郊区贵，而且这里交通方便，比住郊区还能省不少交通费。你是学经济的，这个道理不用我解释你也明白。如果要包你的伙食费，每天工作必须增加到4小时，每小时仍按照30法郎算，一天120法郎，一周6天720法郎，一月按4周算为2 880郎，扣除房租和水电费1 200法郎，还有1 680法郎。按我们家的伙食标准，每月每人2 000法郎，考虑到你有时中午可能不在我家吃，我也不和你斤斤计较了，就按1 680法郎算吧，这样你正好每天工作4小时，每周工作6天，对吧？”

我不得不承认碰到了一位非常精明的女主人，她把一切都计划好了，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看见我在沉思，皮埃尔太太又补充说：“我知道你手头并不宽裕，如果你工作超时，或星期天不休息，我会按工时另付工资的，绝不会让你吃亏。”

我说：“我考虑的不是工资，而是每天工作4小时，会不会和我的课程冲突，我几乎每日早上都有课，有时下午，甚至晚上还有课。如果光接送孩子，早上8点以前和下午4点半以后，我的时间还是好安排，如果每日工作4小时，就几乎是整个上午和下午的时间，我担心时间安排不过来。”

皮埃尔太太说：“这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随时调整时间，或累计工时，比如说你明日下午有课，工时可以从4点半接孩子计算起，干到晚上8点，加上早上送孩子半小时，不就够了吗？如果你全天有课，又碰到我休息，我可以接送孩子，那你的活可以从晚上8点干起，干到12点。如果一周工时累计不够24小时，你可以星期天补够嘛。总之，在我家干活，不会像在公司上班，时间是很灵活的，我们可以随时调整。”

于是，我也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我对自己说：“先试试看吧，能干就干下去，不能干就再找别人家吧，何况家务活我又不是没干过，再苦再累，还能比上山下乡时更苦更累吗？有那时吃的苦垫底，没有什么苦不能对付。”

于是，我开始了做Baby-sitting的日子，生活节奏一下子紧张了许多。每日早上8点到8点半送孩子上学，看起来很简单，干起来就不容易了。皮埃尔先生和太太一般是7点起床，7点半左右离开家。大儿子上的小学最近，走10分钟就能到，小儿子上的幼儿园稍远一点，但与小学同一方向，所以一般是先送大儿子，后送小儿子，然后自己再赶到学校上课。最初几天，两个孩子还不太听我的话，到了7点半也不肯起床，或起床后在房间里玩，不肯穿衣服，不肯好好吃早餐，有一天磨磨蹭蹭，到8点半还没有离开家，不用说我那天早上的课耽误了。下午4点半接他们回家后，按照皮埃尔太太的要求，大儿子做功课，小儿子洗澡。晚上7点半不论大人回来没有，准时给孩子开饭，吃完晚饭后可以看一会儿电视，8点半准时上床睡觉。

然而当我把他们接回家后，两个小孩马上打开电视机看动画片，既不肯做功课，又不肯洗澡，我不得不采取行动，对小儿子还好办，放好洗澡水，就把他放进澡盆，不管他愿不愿意，关上洗澡间房门，他叫唤几声，也就乖乖地洗了。趁此期间，我可以准备晚饭。

大儿子就不那么容易管了，碰到好看的电视剧，他总说功课已经做完，或老师没有布置作业。没有办法，我只好检查他的作业，真做完了，同意他看电视，如没做完，还得好说歹说地劝他做作业。

皮埃尔太太下班后，应酬特别多，皮埃尔先生在工会工作，经常随飞机到各个航线了解工人情况，所以两口子在家的时间很少，大部分时间是我与孩子们一起吃晚饭。只有周末，他们一家子才聚到一起。

按说下午三个半小时的活，如果光是接孩子、做晚饭，也不会太累，可皮埃尔太太早把该干的活儿计划好了，这包括每天从二楼到四楼的清洁工作，不是拖地、抹楼梯，就是擦玻璃，再不然，就是熨衣服。

说到熨衣服，我的感受最深。法国人洗了衣服是不拿到阳台上去晒的，几乎所有的日用纺织品，大到床单、衣服，小到手绢，全都是洗衣机洗完甩干后，再用熨斗熨干，于是，熨衣服成为我干的最主要的活儿了。

每天早上皮埃尔太太离家时，总是有一堆甩干待熨的衣服在洗衣机里。皮埃尔太太倒是没有规定每天一定要熨完这些衣服，可今天熨不完，明天又有新的，一天天积累起来，最后还不是要我都熨完吗？于是，每天晚上回来，忙完其他活儿，我就开始熨衣服，熨衣板高一米左右，正好需要弯腰工作，连续一两个小时的弯腰动作，经常使我感到腰酸背痛，而看着一大堆要熨的衣服，我又不敢怠工。这样干下来，晚上别说去上课，就连看书的精力都没有了。有好几次，孩子们睡觉了，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原想先躺一会儿，再起来看书，谁知道脑袋往枕头上一靠，就睡着了。就这样常常和衣而睡，到后来，早上7点钟，不咬牙都起不来了。

如果说体力上的劳累，还可以支撑，因为我早有了吃苦的准备，但精神上、心理上的压力，却使我很难坚持。一个月干下来，皮埃尔太太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一天她来到我的房间，拿来几套旧衣服和800法郎，对我说：“这是你超时的工资，我最近晚上回来晚了，你照看小孩的时间增加了，我心里有数，不会亏待你的。这些衣服就算送你的，小意思，收下吧。”

按说皮埃尔太太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恶意，而在我心里却很不平衡。我想自己在国内也请过保姆，自己也将一些半新半旧的衣服送给保姆，而现在，当同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心里就有一种受辱的感觉。想想自己一个堂堂的大学教师，在国内受到那么多的学生的尊敬和爱戴，而现在，在法国人家干这些活儿，不过是佣人的待遇。不论皮埃尔夫妇口头上说得多么好听，经常让他们两个儿子听我的话，甚至称我为“老师”，然而在他们的骨子里，从他们一举一动的不自觉的行动中，不难发现，他们仍视我为佣人。我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也很敏感，尽管一次一次对自己说：“我凭自己的劳动，挣钱供自己读书，并不丢脸，不在乎别人怎样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要过心理这一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阿尔卑斯山滑雪记

阿尔卑斯山是欧洲最高大的山脉，位于欧洲南部，它呈一弧形，向东西延伸。山体长约 1 200多千米，平均海拔3 000米左右，最高峰勃朗峰海拔4 810米。山势雄伟，风景幽美，许多高峰终年积雪。晶莹的雪峰、浓密的树林和清澈的山涧共同组成了阿尔卑斯山脉迷人的风光。欧洲许多大河都发源于此，这里水力资源丰富，为旅游、度假、疗养之胜地。在皮埃尔家工作时已经临近冬天，于是就有机会和他的家人一起到阿尔卑斯山下的一个小村庄度假。准确地说，那是属于西阿尔卑斯山，它从海岸向北伸展，穿过法国东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抵达瑞士的日内瓦湖和隆河河谷。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滑雪，实际上，当我套上滑雪板，拿上两个支撑杆，对着照相机的那一瞬间，还是乐呵呵的。但是一开始学习滑雪，我就洋相百出了。首先，我的平衡感不好，迈出第在阿尔卑斯山下滑雪一步还没有站稳，就一个趔趄，摔了个大跟头。等我爬起来，喘喘气，准备迈第二步时，又被后面的人一催，心一慌，又坐了一个屁股墩。这一前一后两个跟头摔得我顿时失去了勇气，后来不管皮埃尔先生和太太如何劝我，我都拒绝继续学了。听说每年在阿尔卑斯山脉滑雪摔断手脚的人很多，我可不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

在中国南方长大的我，对雪还是非常喜欢的，漫山遍野的大雪使空气特别清新，我们常常在雪地里漫步几个小时，浑身上下暖暖的，感觉非常好。

不过，皮埃尔一家请我去度假也是有条件的，除了帮他们照顾两个孩子以外，还帮他们在小村庄里做了几次中国餐，宴请小山村里的老老少少几十口人。

我是当年第一个来小村庄的中国人，二十多年前不像现在，中国人对法国山村里的人来说，还是稀客。在做中餐之余，我和法国人还聊了很多东西，回答了他们很多问题。至今我还记得一个很可笑的问题，居然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法国老人问我：“中国男人现在还留辫子吗？”这真是让我哭笑不得的问题，由此可见，当时有多少边远地区的法国老人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清朝！

忍辱负重，磨炼心志

时间飞逝，不知不觉，我搬进皮埃尔夫妇家已经半年，他们的两个儿子已经和我很熟了，各种家务活也干习惯了，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我是不会离开这个家的。

那是一天下午四点半，我去学校接两个孩子回家，没想到老天爷突然下起大雨，两个孩子都没有带雨具，我从书包中拿出唯一的雨衣，给两个孩子披上，自己却全身都淋湿了。

回到家后，如果马上就洗个热水澡，换上干衣服，再喝杯热茶，也许就没问题了。可我偏偏没在乎，只换了衣服，擦了擦头发，就忙着做晚饭、吸尘和烫衣服。等忙完一切，孩子们都睡觉了，我才觉得不对劲，头重脚轻，浑身发冷，于是，我赶快冲了个热水澡，上床休息。睡到半夜，我就醒了，喉咙像着了火一样，又干又痛，头也痛得像裂开一样。自己量量体温，竟然39℃，我连忙爬起来，吃了几颗从国内带来的感冒药，又喝了一大杯温水，心想：“蒙头睡上一大觉就好了。”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全身像被绳子绑紧了一样，动一动就痛。我一个人住在四楼的阁楼顶，皮埃尔夫妇晚上回来得很晚，根本不知道我病了，第二天一早，他们就上班去了，因此，无论如何，我必须强打起精神来，送两个孩子上学，这是我的工作呀。

我咬咬牙，起了床，走到孩子们的房间，有气无力地说：“你们俩今天听话，一会儿自己吃早饭，我送你们上学，我病了，不想吃什么，在楼下客厅等你们。”

两个孩子看见我满脸通红，两手发烫，都很乖，大儿子还说：“要不要打电话请医生，上次我病了，妈妈就打电话请了医生。”

我说：“不用了，我今天不上课了，在家休息一天就好了。”

送完孩子，我跌跌撞撞地走回家，又吃了一些感冒药，一头栽在床上，就昏睡起来。睡梦中，我梦见回到中国，天气很热，到处去买西瓜、冰淇淋，就是找不到，走得满头大汗。从迷迷糊糊的昏睡中惊醒，一看表，已经4点了，又得准备接孩子。但是这一次，发着高烧，又粒米未进，我再也撑不住了，可我心里，还牵挂着两个孩子。如果没人去接，孩子哭了怎么办，走丢了怎么办，被人拐走了怎么办，我越想越急，只好给皮埃尔太太打电话。

皮埃尔太太曾经吩咐过，没有要紧的事，不要打电话到她公司，因为总经理最不喜欢看见雇员上班时间接私人电话了。可在这种时刻，我不得不打这个电话了。电话很快拨通了。

我说：“我找皮埃尔太太。”

一位小姐说：“请等一等。”不一会儿，电话筒中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我是皮埃尔太太，什么事？”

我说：“真是对不起，上班时间打电话给你，可我实在没办法，我病了，今天下午无法去接两个孩子了，怎么办？您能不能……”

皮埃尔太太打断了我的话：“我正在开一个重要会议，不能请假，朱小姐，我花钱雇你，是请你为我工作，而不是给我找麻烦的，接孩子是你分内的工作，有什么问题，你自己想办法解决。”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听到她这番话我真是气愤极了，想到平时在家，有一点小病，家里人都百般照顾，端茶倒水不用说，自己想吃什么，家里的亲人都千方百计地去买。现在一个人孤身在外，病了别说没人照顾还要挨骂，想着想着，鼻子一酸，大滴大滴的眼泪就流了下来。我不是个爱哭的人，可是在这种时候，我一个人孤单单地守着这栋大房子，想到受到的种种委屈，就忍不住了，哭了一会儿，心里似乎舒畅一些了。尽管还是发烧、头痛，但我终于意识到，眼泪是无济于事的，自己还得想办法。

于是，我拿出电话簿，给好朋友们打电话，看谁能抽出时间来帮自己接孩子。可是运气真不好，打了好多电话，朋友都没有找到。急中生智，我想到学校的老师，于是，分别给幼儿园和小学打了电话，请老师帮帮忙，把孩子送回来。谢天谢地，老师们还有一副菩萨心肠，一听到我的困难，立即答应下班后，等所有的孩子都被接走，就送他们回来。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其实，冲着皮埃尔太太的态度，我真想马上辞职不干了，我是一个吃得了苦，但是受不了委屈的人。可一想到孩子们，我就心软了，孩子们是无辜的，不要因为我和皮埃尔太太的矛盾而委屈了他们。孩子们回来后，晚饭一定得准备。我自己是动不了，还得找朋友帮忙。于是，我又开始拨电话，不知拨了多长时间，也不知拨了多少轮，终于，拨通了好朋友小王家的电话。

我有气无力地说：“小王，我……”还没等我说完，小王就说：“喂，你怎么是这个语调，好像病了一样，怎么回事？”

我说：“不是好像病了，是真的病倒了。”我把情况简单地说了一遍，小王马上说：“你别着急，我马上过来，对，我叫小林和我一起去，她是医生，一定知道你该吃什么药，你千万别着急，做晚饭的事就交给我了，我们半个小时后到。”

等小王和小林一起赶到我的住处，已是晚上7点多了，两个孩子已经被老师送回来了，正在乖乖地看电视。小林一到，忙给我看病，小王从冰箱里拿出一盒意大利饺子，放在微波炉里加热，给两个孩子吃了，就赶他们上床睡觉。

小林一边给我倒水吃药，一边安慰说：“不要紧，是重感冒，吃了药，在家休息两天就能好。回来向皮埃尔太太请个假，干不了就不干嘛。”

小王也在一边说：“对了，在国外，身体是最重要的，咱们中国人有句老话怎么说的？什么都可以有，就是别有病，有病就麻烦了。我们再关心你，也代替不了你的难受，是不？”

我望着朋友们，心里非常感动，心想：“人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友谊的珍贵。”

小王见我的情绪好了一些，就开玩笑说：“我到法国这几年，不敢说历经沧桑，但经历也不少，最有意思的是我在凡尔赛一家餐馆的经历。我曾经失业4个多月，后来多亏了一个朋友介绍，帮我在巴黎郊区的凡尔赛一家中餐馆找到了一份活儿，当然还是洗碗工。当时，我是特别珍惜这份工作的，因为这份工作一丢，我就成流浪汉了。流浪这种日子，体验一次就够了，但凡有一点办法的人，都不愿沦落到这一步。这家餐馆是温州人开的，老板娘管酒吧兼收银员，老板自己任掌勺的大师傅，另外请了两个留学生，一个在外面当侍者，一个是我，负责洗碗。这个老板特抠门，没有请二厨，切菜的活儿，主要是老板在餐馆开门前准备好，当然也少不了支使我干。在那里干活，钱不多，但有一个好处，可以住在那里。别以为老板会专门给我一个房间，天下没有那么好心的老板，他只不过提供一张折叠床，晚上等餐馆停业后，我才能找个地方，把床打开。我住在那里是好，省了房租，老板也合算，省了请人给他餐馆当保安，咱们这么身强力壮，整个一免费保镖。”说着，他做了几个功夫的动作把我和小林都逗乐了。

小王接着说：“在那家餐馆干活，可把我累惨了，你们不知道，凡尔赛是旅游区，当时又正好是旅游季节，游客又爱吃中餐，你说要不要命，人家餐馆下午开4个小时，晚上5个小时，我那个老板娘，恨不得一天24小时都开，当然累死我不要紧，也不怕累死她先生。我们那个餐馆从早上10点游客进来算起中午也不休息，一直到晚上12点。对游客当然方便了，随便什么时候来，都有好饭好菜招待，而我们这些打工的就惨了。你们知道吗？法国人吃饭，最讲究换盘子，从第一道菜开始到最后一道甜点或咖啡，大大小小的盘子就要换十几个。我们餐馆有50个座，如果满座，不用半个小时，洗碗池里就堆满了盘子，如果不赶快洗盘子就根本周转不过来。我算过一笔账，两位客人吃一次饭，三菜一汤一点心，就要换12个盘子。如果碰上几十人的宴会，用盘子就更多了。宴会一开始，我就得不停地洗盘子，否则脏盘子就会像小山一样堆在洗碗池内。我必须像机器人一样，以3秒钟一个盘子的速度工作，你算算，一分钟60秒，要洗20个盘子，一小时60分钟要洗1 200个，而从晚上6点到12点整整6个小时，最少也得洗7 200个盘子，有时候还不止这个数。有一次我打破了纪录，洗了一万多个盘子。这一万多个盘子洗得我几乎成了机器人，脑袋一片空白，两臂两手不断地机械运动，洗盘子、擦盘子、放盘子，一环扣一环。这时，如有人突然问我一句：‘喂，你姓什么？’我也许会冲口而出：‘盘子。’”

听到这里，我和小林都情不自禁大笑起来。我觉得自己的病似乎轻了很多，心里非常明白小王讲这段笑话的用意。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比起小王来，我吃的苦又算什么，能在任何困苦中都保持乐观情绪，真不容易做到，但只有这样，才能战胜自己的懦弱。”

小王和小林陪着我，一直到皮埃尔太太回家。太太得知一切，微笑着向小王和小林道谢并送他们到楼下门口。

可是一回到楼上，她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冷冰冰地对我说：“今天你不舒服，先上楼休息吧，我从明天起正好休假，所以明天起你不用干什么活了，还有一个星期学校就放暑假了，我准备带两个孩子去旅游，大约一个月后才会回来，你如果……”

不等她说完，我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我昂起头骄傲地说：“放心吧，太太，我明天就另找住房，我不会赖在你这里的。”说完，头也不回就上楼去了。

第二天，感冒又出现反复，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太太居然也没有上楼来看看我，问问我是否需要喝水吃饭，我的心凉极了。

到这个时刻，我才真正体会到人情薄如纸是什么滋味。然而此时我已经没有眼泪，也没有气愤。我想到，任何委屈和困难与小王在餐馆打工的经历相比，和许许多多留学生艰苦奋斗的经历相比，又算得了什么！

在这家高傲的法国人家里做Baby-stitting的经历，使我明白了，世界上没有人有义务对我好，没有人有义务关照我（除了亲人和朋友外），要在这个世界上找到一席之地，就要靠自己不断地努力，接受各种各样的磨炼，过硬的心理素质和卓越的工作能力，就是在各种各样的磨难中锤炼出来的。也正因为如此，留学生活中的种种遭遇让我始终不能忘怀，并且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遥望巴黎新区拉德芳斯

巴黎的“纽约”——拉德芳斯

每当故地重游时，我都会来到巴黎新区拉德芳斯，不仅仅因为这是巴黎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更因为在留学时期，我曾经在这个新区居住过相当长的时间，并且和两个法国家庭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

60年代初才建成的拉德芳斯，位于巴黎西侧塞纳河边，与凯旋门、协和广场、卢浮宫处于一条轴线上。这条轴线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设计于1640年，策划人是当年凡尔赛花园的设计者勒诺特。轴线起点为卢浮宫，每百年向西强力扩张一段，两旁建一些历史性建筑，从土勒伊花园到香榭丽舍大街，再到凯旋门，直到今天的大拱门。看来300多年前法国人就有了城市规划的概念，为未来的发展留出充分的空间。后人也心有灵犀一点通，在轴线的终点建起一个传世之作。

拉德芳斯是老城边的新城，是古典建筑群旁的现代建筑群。它既未破坏老城的古朴，又给老城注入活力，并且创造了现代的生活环境。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新区里，集中了1 200家企业，全法国最大的20家企业中有15家把总部设在这里，全世界前50家企业中的13家在此设立了子公司。新区所有企业的年营业额相当于法国政府一年的预算，11万人在这里工作，其中6万属于白领阶层，这是欧洲最大的办2007年我和冯邦彦教授、吴江教授在拉德公区。芳斯的大拱门前

拉德芳斯不只是办公区，还是繁华商业区和居民住宅区，有三个大型超级市场及250家中小型商店，共10万平方米营业面积，住宅区有3.5万居民。为避免大城市空心化，法国政府规定城市办公室面积和住宅面积要有一个恰当的比例，不能让用作办公的高楼大厦无限制发展。他们认为只在白天有人而晚上成为空城，会破坏城市生活的平衡，步美国一些城市的后尘。我留学当年居住的地方，就是拉德芳斯区的居民住宅区，公寓式的建筑，离办公区不远。

一个温馨的华裔家庭

我在拉德芳斯居住的第一个家庭是一个华裔家庭，准确地说，这个华裔家庭并不十分纯粹，是一个有着非常复杂血缘关系的国际大家庭的缩影。

家庭的男主人李先生来自香港，他的太太丽薇是法国人。但是丽薇的家庭血缘十分复杂，母亲是立陶宛和波兰人的后代，父亲是法国和德国人的后代，祖父是法国人和英国人的后裔，祖母是意大利人和南非人的后裔，丽薇本人就是上述七种血缘的混合体。由于复杂的家庭渊源，以及多民族的文化背景，这个家庭有很大的包容性，李先生和他太太都会说四种以上的语言。

我之所以对这个家庭的国际背景如此清晰，是因为他们大儿子大卫的疾病。

李先生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大卫10岁，小儿子凯文5岁。像许多混血儿一样，两个小孩特别聪明、帅气。但是大卫的身体一直不好，每天早上吃早餐前，要注射一种针，孩子会熟练地自己给自己注射。丽薇告诉我，大卫在3岁时，突然在幼儿园晕倒，送到医院以后，被查出糖尿病，而且是先天遗传性的糖尿病，从那时起，每天都要注射一定量的胰岛素，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药量。对于这种要终生服药的疾病，曾经使李先生夫妇非常痛苦，他们决定再要一个孩子，以便终身照顾大卫。于是，凯文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凯文4岁时，同样的故事再一次发生在他的身上，凯文也被发现得了糖尿病，虽然比当年大卫发现的时候症状要轻很多，但是也要终生用药。

奇怪的是，李先生和丽薇并没有糖尿病，后来分别对他们两个家族的历史做跟踪调查时，发现李先生家族没有人得这个病，但是丽薇的祖父、祖母各自的家族却有不少人得糖尿病，丽薇的兄弟也有这个病，因此有的医生推断，这个病的遗传也许是隔代的，并且传男不传女。由于他们家庭复杂的血缘关系，还查不出更多的原因，医生只能作出这样的推断。

我刚到李先生家工作时，丽薇就把两个孩子的特殊情况告诉了我。因此我对他们有很大的同情心，对孩子的照顾也特别细心。

在李先生家的工作主要是接送孩子上学和放学，给孩子们做晚餐，监督他们按时睡觉，同时也做一下家里的清洁卫生工作。与其他家庭相比，这个家庭的工作并不十分繁重，我和孩子们很快就熟悉起来，他们都把我当成大朋友。

从经济状况看，李先生的家庭并不富裕。李先生在一家华人旅行社工作，常常早上7点离开家，晚上10点以后才回来。并不是因为工作地点离家很远，而是因为华人旅行社盛行加班风潮，人人（包括老板）都是早出晚归，像日本人一样疯狂工作，搞得李先生也不得不像一只勤劳的蜜蜂，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即便如此，旅行社付给他的工资却并不高，作为在美国拿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李先生来说，他比其他同学的工资少两成。“那你为什么不换一个工作？”当我和他很熟以后，不止一次地问过他。“因为老板也是从香港过来的，我刚从美国读完书回到巴黎时，丽薇怀了第二个孩子，不能工作，老大又有病，那是我最困难的时候，这个老板聘请了我，使我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因为这一点，我很多次想离开，都被老板好言好语劝住了。”李先生说。

由此可以看出，李先生是个非常有人情味的人。他的太太丽薇也是一位很善良、很善解人意的女性。虽然她来自法国的农村，只有高中学历，我在她家工作时，她正在读幼儿师范专业，希望以后可以到幼儿园做老师。

丽薇的父母在她幼年时就去世了，她是由比她大20岁的哥哥抚养成人的，哥哥在当地农村的中学做校长，丽薇也一直在这个中学读到高中毕业。正是由于在农村长大，李先生常常对我说，丽薇身上没有巴黎很多女孩子那种追求名牌和奢侈品的虚荣心，而是带有天然的朴实、勤恳，是一个可以和他携手一生的伴侣。

李先生在碰到丽薇之前，曾经有一段失败的婚姻，前妻和他一起从香港来到巴黎，还有了一个女儿，刚到巴黎时生活很艰苦，他的前妻熬不住生活的艰辛同时也抵挡不住奢华生活的诱惑，和他离婚并且很快嫁给了一个俄裔富豪老头。

由于丽薇还在读书，李先生成为家里经济来源的唯一支柱。因此和我曾经住过的皮埃尔家相比，这个家庭的经济状况虽然说不上“捉襟见肘”，但是绝对不富裕。

平时餐桌上，荤菜只有最便宜的鸡蛋、香肠，素菜也是最便宜的白菜、胡萝卜，而水果也常常是超市促销时买来的大捆大捆用塑料网袋装起来的苹果、橙子。但是在这个家庭中，我充分享受到平等、友爱和包容。丽薇没有法国富家太太的高傲、冷漠和斤斤计较，李先生更是一个人情味十足的大好人，虽然他们给我的工资是我曾经做过Baby-sitting家庭中最低的，却是我感到最温暖的一个家庭。

多年以后，当我和中国大学的教授们又来到巴黎新区拉德芳斯，当同事们兴致勃勃地参观这个著名的“新纽约”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建筑时，而我却望着拉德芳斯居民楼，望着李先生一家曾经住过的楼群，心里默默祝福他们。也许他们一家人早已离开此地，但是这个平凡而温馨的家庭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中，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陪伴一颗孤独的心灵

在拉德芳斯居民区的楼群中，我曾经和一个富有的、孤独的老太太为伴，度过一段难忘的日子。

这位96岁的多米尼克老太太是一个基督教徒，独居在一栋巨大的别墅里。她的女儿60多岁，住在离她只有5步之遥的另一栋别墅里。老太太很富有，大客厅的墙上挂着不少油画，长长的走廊上吊挂着各种各样的工艺品，如非洲青铜器、日本陶瓷、俄罗斯地毯、中国贝雕，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耶稣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青铜雕像，雕像上还挂着一盏长明灯。每天晚上，当我醒来给老太太倒水，或换热水袋，经过走廊，看见那盏长明灯时，总使我产生一种幻觉，好像自己是一个修女，正走在教堂长长的走廊里。

老太太是一位仁慈的、富有的、孤独的老人，虽然96岁高龄了，行动很不方便，但头脑却很清醒。每当她兴致好时，总要我扶着她，在别墅内的每一个房子里转一转，每到一处，就如数家珍地向我介绍一番。不到一个月，我对这栋别墅已了如指掌，半夜起来时，对走廊尽头的长明灯、耶稣像也没有那么恐惧了。

老太太一有空就经常叫我：“姑娘，陪我在屋里转转。”像往常一样，我们先到了一间画室，这是老太太最愿意待的地方。她对我说：“这是我老头子的工作室，他已经走了30年了，可我还保持着当年的样子。你看看，这满墙的油画，有老头子的作品，也有他的收藏品，其中有几幅画可是稀世珍品，有好几个收藏家想买，但无论出多高的价钱，我都不卖。这些东西陪了我和老头子一辈子，我怎么舍得呢？”她指着画架上一幅未完成的油画说：“这是老头子的最后一幅画，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卢瓦河城堡，路易十四曾居住在这里。老头子整整花了5年的时间构思这幅画，画着画着，有天突然觉得灵感卡壳，说什么也要再去城堡看看，没想到，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这幅未完成的油画也就永远摆在这里了。”

走出画室，来到一家琴房，一走到这里，老太太就显得特别激动。琴房中间，在紫红色的地毯中间，摆着一架三角古钢琴，老太太抚摸着它说：“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弹钢琴，你别看这架钢琴旧了，这可是路易十六的琴，我的结婚陪嫁。年轻的时候，老头子作画，我弹琴，我的琴声常常能给老头子增加灵感。”说着，老太太又陷入无限的回忆之中。

书房是我最喜欢待的地方，书房的四壁全是高高的书柜，少说也有上千册藏书吧。老太太走进书房，总是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坐下，对我说：“我们经常在这里读书、喝下午茶，老头子除了画画外，另外一个嗜好就是读书，我们的藏书范围很广，除了绘画和音乐方面的书，天文、地理、历史、文学、哲学甚至经济学的书，我们都有。姑娘，你不是学经济学的吗？我们这里有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原版本，在左边那个书柜里，你要有兴趣，可以借给你看看。”

最后，我们来到了大会客厅，这个会客厅少说也有500平方米，所有的家具都是古典型的，客厅中央吊着一盏大水晶灯。老太太感慨地说：“年轻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这里开party，白天在庭院里烤牛肉，晚上就在这个大厅里开舞会，常常通宵达旦。啊，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老太太微笑着，闭上双眼，似乎时光又倒流了几十年。“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过去的朋友们，死的死，散的散，就剩我孤老太婆一个人了。我有一儿一女，儿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在集中营，儿媳妇也改嫁了，有一个孙子，有时过圣诞节的时候，会来看看我；我女儿你见过，就住在我对面的那栋楼，我们住这么近也难得见面，她只是每日早上打个电话来问早安、晚上打个电话问晚安，完全是例行公事。我知道她最关心的不是我的身体，而是我身后的财产继承问题。我要是没有这些财产，女儿和孙子早把我忘了。”说到这，一缕凄凉的、无奈的微笑挂在她的脸上。

听了老太太的一番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说以前，从许多外国文学名著如《高老头》、《葛朗台》中，读过那种对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的描写，那么现在，发生在老太太身上的一切，不正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吗？

这位富有而孤独的老太太，正是靠富有来排遣孤独。她一个人雇有5个护士，从打针、按摩、理疗到运动指导，每天上午、下午都安排满了。另外有3个私人医生，分别是内科、外科和心理医生，这些医生每隔一日来给老太太出诊，与其说看病，不如说陪她聊天。她雇有两个佣人，一个专门打扫卫生，另一个专门做饭。她还雇有一名会计，替她处理各种日常开销账目。当然，她还雇有一位律师，经常与她商谈日后财产问题。老太太自从摔伤了腿，需要晚上有人陪，就又请了我。

其实，这栋别墅并不冷清，老太太的身边总有人，而这一切，都是以老太太富有为基础的，老太太靠手中的钱把这些人拴在自己身边，陪自己消磨日子，这些她心里最清楚不过。难怪有一天，她接到一个电话，得知一个老朋友在养老院中去世的消息，怔怔地坐了大半天，然后对我说：“要不是我手里头还有些财产，大概也会和这位老朋友一样，在养老院结束此生了。所以我决定，明天和律师商量重写一份遗嘱，把我所有的财产都捐给社会福利基金会，让他们多盖几所好一点的养老院。”

老太太的律师说，老太太在最近几年中已修改过无数次遗嘱，律师是按每次约会收费的，所以他以极大的耐心和热情一次又一次地按照老太太的意见修改，老太太也是他的摇钱树呢。

时光似流水，伴随着紧张的工作和学习生活，我在老太太家不知不觉地住了大半年。要说工作和居住条件，比起在皮埃尔家、李先生家都好了许多倍。我平时的工作主要是晚上陪老太太，几乎每日深夜或每日凌晨，老太太总要喝水、上厕所或换热水袋，等干完这些事，老太太呼呼大睡了，而我却再也难以入睡。

于是我干脆一头钻到书房里，畅游在浩瀚的书海中。雨果的深刻，巴尔扎克的渊博，福楼拜、莫泊桑的简洁，梅里美的异国风情，乔治桑的乡村风味，左拉的人民性，大仲马的引人入胜，小仲马的动人肺腑，司汤达的尖锐，罗曼·罗兰的细腻……他们的生花妙笔，创造了一个个别开生面的世界，我常常是抱着一本世界著名大文豪的巨著在大沙发上睡着的。

由于缺少睡眠，那个时候我经常眼圈发黑，人也瘦了一圈。然而，精神上我却很愉快。因为在老太太家陪夜，吃住全免费，节约了一大笔生活费，白天还可以正常上课，因此，睡眠不足也不算什么了。

十几年以后，当我重回巴黎时，相信当年96岁的老太太已经到天堂和她的先生相会了。她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当年在她家里陪护的中国女孩，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大学教授，而当年她家书房里的那些世界名著，曾经给这个中国女孩多么丰富的精神食粮！正是这些精神食粮伴随着这个中国女孩度过留学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并成为人生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

塞纳河畔——对法国老人院的回望

在巴黎留学打工的许多工作中，在老人院陪护老人的经历，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其实巴黎有很多老人院，而我工作的老人院恰巧离塞纳河不远，我经常陪老人院的老人在塞纳河边散步、晒太阳、聊天，或者在街边的咖啡馆“喝上一杯”。这些愉快的回忆，像塞纳河的涓涓流水一样，经常在我的脑海里荡漾。

老人院陪护老人有许多种方式，一种是作为正式的护士，在老人院每天工作8小时，这是一份很稳定的工作。还有一种是按照时间计算的小时工，我做的就是后一种。

我每天或者隔天到老人院，固定地陪护一位老人，陪她散步、说话，到公园或餐馆或者离开养老院，参加几个小时的朋友聚会。记得当年我的工作是每小时50法郎。这是个很不错的工作，对于外国人练习口语、了解法国社会风土人情有不少帮助。更重要的是，这种活不累，但是要占用一些时间，不过只要时间安排恰当，可以做到读书、挣钱两不误。这份工作对我进一步了解法国老年人的生活、法国养老制度和社会保险制度有很大帮助。

伊莎——一位浪漫而孤独的法国老太太

在法国留学时我只有30多岁，当时对老年人的了解非常少，虽然那个时候自己父母也有60多岁了，但在我的概念中，他们都不是老人，或者我的内心深处不愿意承认他们是老人。

找到这份工作其实挺偶然的。在巴黎第七大学为外国学生举办的法语强化班上，我认识了一位来自深圳大亚湾的女孩刘丽。她从广州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毕业，分配在大亚湾核电站做翻译。大亚湾核电站是中法合作项目，从80年代起就有很多法国人在核电站工作，包括这个女孩的男朋友——一位名叫雅克的很帅气的法国小伙子。

雅克在大亚湾核电站工作期满后，带着刘丽来到巴黎。作为工程师的雅克又回到法国核电站工作，刘丽则在巴黎第七大学读经济学硕士，同时补习法语。

当她把陪护老太太的工作介绍给我时，我很惊讶地问她：“这么好的活儿，你为什么不自己干？起码对你的口语有提高呀！”

刘丽说：“你干，是一种工作；我干，就是一种义务。老太太知道我是她的准儿媳，一分钱不会付给我的。”“那就当你孝敬老人呗，顺便练练口语也好呀。”我说。“但是我要生活呀！雅克仅仅支付我的生活费，学费还要我自己挣呢！所以，即使老太太付50法郎一小时的工资，我也不会干。因为用同样的时间，我在餐馆打工，可以挣几倍于这个的收入！”刘丽说。“为什么不让雅克也帮你付学费？作为一个工程师，他的工资收入完全负担得起呀？”我问。

刘丽听到此，有些自豪地抬起头，望着湛蓝湛蓝的天空，眯着眼睛，带着憧憬未来的表情说：“这就是我自立的基础呀！如果我什么都靠男朋友，就没有了独立性，成为依附在男人身上的寄生物了。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能得到全面的自由。等我的法语过关了，可以融进法国社会了，也许生活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我要自己尽快挣钱，尽快独立。”

听了她的话，我想，如果站在刘丽的立场上，也许她不陪护老太太有她的道理。最起码，她的自立精神是值得赞赏的。（1）她的浪漫。

最初我的陪护工作是一周去两次，周三和周六下午，4点到5点。后来和老太太关系处得融洽，越来越谈得来以后，工作时间增加到隔天一次，每次一个半小时。因为养老院离塞纳河不远，我们每天在塞纳河边散步成为“必修课”。

老太太叫伊莎，当时65岁，退休10年了。原来是法国邮政系统的职工。邮政系统是法国的国有企业，待遇非常好。伊莎工作了40年，在55岁退休时，拿到了每月6 000法郎的退休金。这在当时就算中等偏上的收入了。但是住进养老院以后，由于每个月要交给养老院4 500法郎（包吃包住，包日常护理和简单医疗），伊莎每月手中的零花钱就只有1 500法郎，显得有些紧张，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她希望我每天有一个小时陪她，而只是让我隔天来的缘故。

有一天下午，我们又来到塞纳河边散步，望着缓缓流动的河水，伊莎靠着栏杆，凝视着河流的远方。我发现，只要她身体和精神好的时候都会这样，是不是她和这条巴黎著名的河流有一段渊源呢？“伊莎，您好像特别喜欢塞纳河呀！”当我们在河边的咖啡馆坐下来歇脚时，我问她。“巴黎有很多养老院，当我决定住进养老院时，让雅克帮我仔细查了地图，只有我们现在住的这家离塞纳河最近，我要在离塞纳河最近的地方养老送终，了却自己的心愿。”伊莎说。“什么心愿？”我好奇地问。

伊莎喝了一口咖啡，慢慢地对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我乘一只货运船从农村来到巴黎找工作，在船上认识了鲁西，也就是雅克的爸爸。他当时还是个船员，身体非常棒，很会跳舞，还拉得一手非常好的手风琴，很热心，很善良，我们几乎一见钟情。当年我只有18岁，读完高中，什么都不会。鲁西25岁，家庭也不富裕，家里有三个弟妹靠他养活。在船上干活虽然很累，每个月只有两天可以回到巴黎家中，但是收入不错，不但可以负担弟弟妹妹的学费和生活费，还可以有一些剩余。鲁西就靠这些积蓄，和我在巴黎成了家，虽然我们不富裕，但是非常愉快。很快，我们就有了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叫娜塔莉，可惜在她3岁时，“二战”爆发了，鲁西到海军当兵，我一个人照顾女儿以及他的弟弟妹妹，生活非常困窘，女儿得了病毒性痢疾，由于没有及时治疗而去世了，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老太太说到此，已经是眼泪汪汪了。“您不是还有一个儿子吗？”为了转移她的悲伤，我说。

一提起儿子，老太太的神情立刻从悲伤中走出来，满脸都是骄傲和自豪的神情，像世界上所有的妈妈一样，伊莎认为，他的儿子是最棒的。“‘二战’结束以后，鲁西复原了，又回到货运轮船公司工作，不过那个时候他已经是轮机长了，负责一条从巴黎到马赛的航线。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孩子雅克。我儿子从小就很聪明，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读书从来没有让我费心过，我们国家有9年义务教育，从小学到高中基本没有花什么钱。到了大学，雅克因为学习优秀，一直拿奖学金，他很懂事，不但不问我们要钱，有时还用奖学金补贴家用……”老太太夸奖起儿子来没完没了，滔滔不绝，眼神里充满了愉快，脸上洒满了阳光，在她愉悦的诉说中，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我们明天还来这里散步吗？”我看时间差不多了，问老太太。“那当然。”伊莎毫不犹豫地说。“你好像很喜欢塞纳河哟！”我微笑地说。“这是一条和我很有缘分的河流。其实当年从乡下到巴黎可以乘火车，可以乘汽车，也可以乘船，而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乘船。也许这是冥冥之中上帝的安排吧，到巴黎的船有那么多，我偏偏乘上了鲁西的船，又偏偏碰上了单身的鲁西。如果他已经成家，如果他不在那条船上，如果我那天有事没有赶上那条船，我们以后的故事都不会发生了。现在我每次来到塞纳河，都是来和我的鲁西约会的，他一直没有离开我，他是驾着他的船，沿着塞纳河，到了天堂，他在那边等着我呢！”伊莎眼睛此时放射出耀眼的光芒，那是一种强烈的见到爱人的欣喜的光芒。此时此刻，我不得不承认，我也被她的痴情所感动，我小声地说：“这么说，塞纳河可以称为你们两个人爱情的见证了！”“啊！姑娘，这是我认识你以来，你说的最准确的话！”老太太高兴地大声说。

因为我的法语不过关，在和老太太交谈时，她经常要纠正我的语法错误。

望着脸上洋溢着幸福遐想的伊莎，我不禁想起，过去常常听人们说，法兰西民族是一个浪漫的民族，但是怎样浪漫我没有多少体会。现在从老太太的故事中我深深感到，这个白发苍苍、满脸皱纹、走路颤颤悠悠的伊莎，心里还有这么美丽动人的浪漫故事。她每天来到塞纳河和天堂里的鲁西进行精神上的约会，坚持了8年多，也真不容易。她的心愿就是有一天，再一次乘上鲁西的船，沿着见证他们一辈子爱情的塞纳河，一起在天堂相聚。

说实话，在听到伊莎说她心愿的一瞬间，我被深深地打动了，甚至希望这么美丽的爱情故事可以发生在自己的生活中。（2）她的孤独。

伊莎留给我最深的印象还是她的孤僻。养老院里的老人不少，平时组织的活动也很多，每次我到养老院，看到那些老人们都像孩子一样，被组织起来参加画画、唱歌、打牌、织毛衣等活动。许多老人都乐在其中。伊莎却很少参加这些活动，总在待在自己的房间，看看电视，阅读报纸，或者打打毛衣。有时候我问她：“你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玩，那样不是很愉快吗？”

她总是摇摇头说：“我嫌他们闹得慌，我喜欢安静。”

我也一直相信她的解释，直到有一天，她坚持要我陪她去一家餐馆吃午饭，我才知道，喜欢安静是假象，其实她的内心深处是非常渴望家里人的陪伴。

那是我唯一一次陪她去餐馆吃饭。老太太平时在养老院是定了午餐的，如果临时决定不吃，午餐费也不会退回。因此，老太太要我陪她到餐馆吃午饭，对她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不但要牺牲自己已经定好的午餐，还要额外支付两个人的饭费，这对于每个月只有1 500法郎零用钱的伊莎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

我们来到离塞纳河不远的一家餐馆，一进门，伊莎就对服务生说：“我电话预定了位置，在5天前。”“是伊莎太太吗？请跟我来。”服务生礼貌地说。

我们来到一个靠窗的位置，阳光洒进窗户，使窗台上几盆花更显得生机勃勃。我们在位置上坐好不久，服务生就直接上菜了。原来伊莎早已经为我们两人订好了菜，看来，她对这次午餐已经期盼已久。

菜上来以后，伊莎没有很快开始吃，而是久久地凝视着盘中的煎牛排发呆，然后慢慢地说：“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到餐馆吃饭了，没有和家人一起到餐馆吃饭了。”她把“家人”两个字说得特别特别重。

过了一会，她又自言自语地说：“去年的今天，也是在这个餐馆，这个位置，我的儿子和他的未婚妻陪我吃了午餐，他们是来给我庆祝生日的。今年，他们却忘记了这个日子，不但没有来陪我，连一个问候电话都没有！”说到这里，伊莎的脸上充满了忧伤。“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好吗？”我立刻说。“不用了，不用了。年轻人现在都很忙，不打扰他们了。”老太太摆摆手说。

我不知道那天是伊莎的生日，听完她的一席话，我立刻感觉到，这是一个对老太太很重要的日子，儿子和儿媳妇的到来，是她心里默默期盼的事情，但是她又不愿意提醒，5天前就订好了餐位，其实是希望孩子们能给她一个惊喜，现在看来，没有惊喜只有失望。

于是，我想，应该尽量让她高兴起来。

我马上到隔壁的蛋糕店买了一块生日蛋糕，和服务生一起，为伊莎唱了一首生日歌，还特地要了一小瓶红酒。

在老太太去卫生间的空隙，我抓紧时间分别给雅克和刘丽打了电话，让他们在10分钟以后把电话打到餐馆来。虽然我做了种种努力，伊莎后来也分别接到雅克和刘丽打来的电话，情绪好了很多，但是毕竟不是她的家人和她一起庆祝生日，那种寂寞和孤独的感觉一直在伊莎的心头环绕，那种无法掩饰的失落的表情，久久地停留在她的脸上。

吃完饭，我们漫步在塞纳河边，伊莎慢慢地、忧伤地说：“雅克有一年没有来看我了，只是在每个周末打一个电话。本来说好了圣诞节接我回家过，结果我把什么都准备好了，他却临时来电话说要去尼斯度假，不能接我回家。你知道吗？圣诞节期间，养老院可以回家的老人都被家人接回了，只剩下孤老头和孤老太太，我有儿子，却要和这些孤老头、孤老太太一样，在养老院过节，这让我多么伤心呀！”“以前雅克并不是这样，自从他有了未婚妻以后，就越来越少看我了。我知道他是个好孩子，关键是他的未婚妻有问题，不愿意他来看我！”伊莎接着说。

我不知道伊莎的说法是否准确，这是他们的家务事，旁人不好评论。但是好像全世界的婆婆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当儿子和媳妇都有错时，她们往往会责怪媳妇，即使是儿子的错，也是在媳妇的指示下干的。因此当她在愤愤不平地责怪媳妇时，我最好一言不发。

我陪护伊莎的时间大概有一年左右，但是她给我的印象却非常深刻，从她的身上我们可以窥视到法国社会老龄化的问题。

人，不能老！人，不能不老！

当年在法国留学时与伊莎老人的接触，使我深刻体会到：人，不能老。老了，就有被社会、被家人抛弃的可能。虽然在养老院终老一生并不是一个不好的选择，起码有国家、有社会、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会来关心老人们。但是物质上的温饱并不能取代精神上的孤独，老人们更看重的是与家人在一起的愉快，这种天伦之乐是任何奢侈的物质代替不了的。

然而人老是一种自然规律，没有人可以抗拒，“人，不能不老”就是这个道理。要让自己的老年过得愉快，摆脱孤独，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三五知己，一起到一个养老院，在共同的爱好中度过人生最后的时光。

时光如梭，转眼间我自己也进入花甲之年，“人，不能老”成为我们内心的一种挣扎，“人，不能不老”则是我们对客观规律的一种认可。

维勒瑞福——法国廉价公屋一瞥

在巴黎留学期间，维勒瑞福（Villejuif）这个社区的廉价公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我和许许多多中国留学生以及阿拉伯籍劳工都曾经居住在这里，这里的廉价公屋仅仅是法国廉价公屋市场的一个缩影，通过它我们可以了解到整个法国房屋市场和廉价公屋市场的发展。

在廉价公屋居住的趣事

从外观上看，廉价公屋与其他公寓楼没有多少区别，但在楼房内部的布局上还是有很大区别。廉价公屋内部基本上是独立的小房间，每个房间10平方米左右，每一层楼有公共的厨房和浴室。公共区域有专门的人打扫卫生，每座大楼下面还有专门的门卫或者保安。进入大楼有固定的密码，而且密码经常一到两个月更换一次。

每个廉价公屋群楼都积聚了不少低收入的人群，在我当时居住的地方，人数最多的是来自伊拉克的阿拉伯籍劳工，他们绝大多数是单身，少数人拖家带口。他们来法国务工的年限大部分都很长，有15年、20年的，最长的有近30年。

在我居住的楼层里，有一位50多岁的劳工，叫穆罕默德，人很善良，对我们非常友好，他特别喜欢和中国人聊天。“中国人懂礼貌，有文化。”他常常这样说。“穆罕默德，你都快退休了，为什么还住在这里，你有家廉租公屋楼群吗？”有一天聊天时我问。“我的家在巴格达郊区，那里很穷。我有8个孩子，两个老婆，靠我在法国工作挣钱养活他们。我来了快20年了，过去一直想把家人接来法国，现在不想了。等我退休以后，有很好的待遇，回老家养老，会更划算。”穆罕默德说。

穆罕默德是个木匠，心灵手巧，会一种复修古家具的特殊手艺，在凡尔赛宫、卢浮宫等法国著名宫殿工作过，工资收入也比一般的阿拉伯劳工高。即便如此，他也一直住在廉价公屋里，从来不想找一个居住条件更好的房屋。

此外，居住在廉价公寓人数第二多的是黑人或者非洲裔后代，他们大部分是在70年代来到法国，虽然其中很多人加入了法国籍，但是始终不能真正融入法国社会，他们大部分从事重体力劳动，文化水平都不高。

在此居住第三多的是中国留学生。80年代以后，很多自费或者公费的留学生来到法国，他们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住进了法国廉价公屋，享受法国政府的房屋补贴，这对收入不多的留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福利。人人都知道，在巴黎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生活开支中最大的一部分就是房租，如果能把房租节省下来，生活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

不过要住进这样的廉价公屋，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物美价廉的东西在世界各地都供不应求，在巴黎也毫不例外。我到法国的第一年就知道，我们可以排队等待入住廉价公屋，但是直到离开法国的前一年，也就是来到法国的第四年，才等到这个机会。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是排在我前面的留学生回国了，放弃了他的机会，我可能还等不到呢！

住进廉价公屋以后，我的第一感觉是房租的负担大大减轻，由于有各种补贴，我们实际上每个月的房租为300～500法郎（包括电费、水费）。这是我到法国以后遇到的最为便宜的房租。

我住的那个楼层有近30个房间，其中2/3是阿拉伯男性，又以劳工为主，长年以来，由于卫生条件较差，气味难闻，让人有说不出的难受，特别是在夏天。所以我回到宿舍往往在楼道里要屏住呼吸，赶快进入自己的房间，马上打开窗户后才敢大口大口地换气呼吸。

由于我住的楼层以单身阿拉伯劳工为主，每到发薪水的日子，楼层走廊尽头或者楼梯进出口，总有花枝招展的女性在那里徘徊，一开始我以为她们是在等朋友，恰巧朋友出门，所以没有地方去。后来时间长了，听长期居住的老邻居说，原来这些打扮妖艳的女性是做“皮肉生意”的。所以每个月发薪水的那几天，她们会聚集在此。看来，妓女这个古老的行业，在法国以各种方式存在着，到廉价公屋上门的妓女，应该是妓女工作中最底层的人员吧。

大家由此可以想象，居住在廉价公屋这样的环境，除了经济上的实惠，再也找不到更多可以赞扬的地方。在当时，我和许多住在那里的研究生们感叹：“虽然在精神世界，我们驰骋在科学的海洋里，做着高端研究，但是在物质世界，在现实生活里，我们不得不和阿拉伯劳工们为伍，并不是我们瞧不起这些劳工，也并不认为做研究的我们和做体力劳动的他们在人格上有贵贱之分，但是在精神领域，我们确实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为何同住廉价公屋，就是因为在经济收入上我们同属一个阶层，这既是我们的不幸——作为精神上的富豪，物质上的贫民的不幸，也是我们的幸运——借此透视法国社会最底层的生活，有了难得的历练。”

泊松聂赫——成就女职业经理人的地方

在巴黎市第九区7路地铁站，有一个叫泊松聂赫（Poissonniere）的出口，它平淡无奇，和其他任何地铁站相比，都没有引人注目的地方。但是，这个地铁站的名字却铭刻在我的脑海里，铭刻在我那充满酸甜苦辣的留学生涯中，而且在此经历的许多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

初露锋芒

当我拿着发小高怀茹在香港工作的姐姐高怀熙给我的一张名片，按图索骥地在巴黎市区7路地铁Phillippe le bac出站，找到一家法国服装公司时，并不知道我的留学生活从此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记得那是90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途经香港回巴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在香港碰到发小高怀茹和她的姐姐高怀熙，怀熙当时开了一家女式时装商店，正在做香港与汕头之间的服装生意，以女装为主。在我购买了几套女装之后，怀熙突然从书桌上的一堆名片里，挑出了一张特别厚、特别白的名片说：“这是一个法国老板，曾经来我的店里买过时装，给你这张名片，说不定对你有用处呢！”

我拿着名片仔细端详，一般的名片是纸制的，而这张名片是塑料制成的，所以又厚又硬，上面印着Phillippe le bac，bac在法语中有商店的意思，le是个介词，没有特别的意思，所以我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叫Phillippe （菲利普）的商店吧。

当我按照名片上的地址来到此地时，发现这个小小的街区是一个服装批发的集散地，一家又一家服装商店的橱窗里，各种各样的时装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接，还有很多服装进出口公司也云集在此。

Phillippe le bac公司在一座古色古香的老建筑里，靠近街面是一个女士服装店，店面虽然不大，但是里面各式各样的女士时装却让我大开眼界。办公室在三楼，当时正值盛夏，整个巴黎城几乎都空了，办公室工作的人们都去海边度假了。这个公司里也空荡荡的，只有总经理在。

我当时到这个公司，纯属碰碰运气。一位中国商人在巴黎推销中国的亚麻布，我当时正在准备博士论文，还没有找到什么正式工作，就试着做点推销亚麻布的工作。我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推销亚麻布成功，我可以拿提成，如果不成功，看看是否能在这个公司做个暑期工。

那天总经理菲利普·拉曼先生刚刚从亚洲出差回到巴黎，为了倒时差，他到办公室来坐坐，正好碰到我来推销中国的亚麻布。

在我滔滔不绝地介绍各种亚麻布，又不遗余力地推销时，他笑眯眯地听着，不置可否地观看着五颜六色的样品布。

突然，他话题一转，和我聊起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90年代初的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国有企业的力量十分强大，但是民营经济的生命力势不可挡，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势头，引起菲利普先生极大的兴趣。他以往的生意都是从香港转口大陆和东南亚的服装到法国和欧洲其他市场，如果能够直接从中国内地进口，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还可以大大拓展中国市场和欧洲市场。当他知道我有在中国外贸企业当过5年业务员的经历，现在还有不少同学在外贸公司工作，立刻表示愿意试用我一个月，帮他开拓中国市场。

不过菲利普·拉曼先生的试用条件很苛刻，我可以使用公司的通信设备（主要是传真和电话）进行业务联系，如果生意成功，有订单了，我可以按照订单比例提成，如果没有订单，我没有任何工资收入。

我当时几乎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因为那时的我年轻气盛，十分自信。心里想，凭着有那么多同学在广东省外贸公司工作，一个月时间，还怕拿不到订单吗？

然而事实上，做生意并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在广东省外贸服装公司确实有不少同学，但是自从80年代初期读硕士，接着又到法国留学，我和他们的联系已经很少了，而重新建立生意的网络，并非一朝一夕的事。

尽管我工作十分努力，每天一早来到公司，发传真、写邮件、打电话、寄样品，多方面联系做过服装的朋友和同学，但是忙活了整整一个月，一个真实的订单都没有，只有几个意向性订单，也就是有几个工厂同意按照我们的样品打样，如果样品合格，并且在品质、数量、交货期等方面都可以谈好的情况下，公司才有可能下订单。

法国人是很认真、讲信用、讲效率的，一个月刚刚过去的第一天，我就收到总经理的解聘函。理由不言而喻，整整30天过去了，没有一个订单。这是一个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社会，虽然我起早摸黑（中国和法国有13个小时的时差，我常常半夜三更被中国公司朋友的电话吵醒，询问关于订单细节等问题，于是就没有办法继续睡觉了，不得不在晚上继续接着工作）。即便如此，在没有订单的情况下，我仍然被解聘了。

按理我被解聘以后，就可以不再理会这个公司的事情了。可是我在中国的生意网络刚刚建立起来，多年没有联系的同学和朋友刚刚恢复了联系，他们都非常愿意和我做生意，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对欧洲的很多业务都是通过香港转口的，直接的客户并不多，如果我们的生意可以做成，对他们来讲，多了一个直接客户，对菲利普公司来讲，可以直接进入大陆市场，对我来讲，有了一个稳定收入的工作，这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我不能轻易放弃。

于是，我又来到菲利普服装进出口公司，对总经理说：“菲利普·拉曼先生，对于你的解聘我表示理解，但是一个月时间太短了，有几个意向性订单还在落实细节中，如果我停止与中国公司的来往，就会前功尽弃，也会失信于我的朋友。在中国，做生意最重要的是讲信用，我现在联系的中国公司的朋友和同学，相互之间非常信任，如果你还希望开拓中国市场，眼光就应该放长远一些，再给我一些时间，我相信我有能力打开这个市场。”听到我诚恳的表示，拉曼先生思考了几分钟，最后同意再继续试用我一个月，条件和以前一样，在没有拿到正式订单前，我还是免费为该公司工作。

一个人要做成一件事，必须有锲而不舍、水滴石穿的精神。在我免费为这家公司工作期间，我常常这样鼓励自己：“坚持，坚持，再坚持，做下去一定会有订单，一定会有收获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事实上，在整整三个月之后，在老同学陈金水（当时是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总经理）、周穗（当时是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日本科的科长）等我的外贸中专的老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开始有了不少订单。

第二年广州春季交易会时，我第一次和拉曼先生到广州参加交易会，我们慢慢把从香港转口生意减少，直接与中国大陆的生意一步一步地做大，我也被这个公司正式聘用，按照法国法律规定，作为读第三阶段学位（博士学位）的学生，我可以打半工，不用天天到公司上班，主要负责跟进该公司所有对中国市场的业务。这份工作是我当年在法国留学时找的最后一份工作，也是最好的一份工作，收入稳定，没有时间限制，可以真正做到读书、挣钱两不误。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当初水滴石穿的精神，如果没有坚持不懈地连续三个月免费为这个公司工作，就会与这么好的工作机会擦肩而过。

开拓中国市场的苦与乐

很感谢自己曾经有在国有外贸公司工作5年的经历，更感谢当年外贸中专的老同学们，虽然他们现在全部都已年逾花甲，大多数都已经在家里安享天伦之乐，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们都是外贸公司的中流砥柱。在我们共同开拓欧洲市场的合作中，我们真的成了并肩战斗的战友。

在正式被菲利普服装进出口公司聘用以后，我对这个公司的背景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是一个超过百年的老跨国公司，它的发展过程简直就是法国纺织业发展的缩影。菲利普公司是一家典型的家族企业，拉曼先生的爷爷“二战”后，在法国里尔地区开了一家很大的纺织厂，由于采用当时最先进的纺织设备，劳动生产率很高，产品的竞争性很强，生意非常兴隆。

可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亚洲新兴发展中国家纺织工业很快兴起，在劳动力成本、原料等方面，与法国纺织业，甚至与欧洲纺织业形成竞争。拉曼先生的父亲接手纺织厂以后，不断出现亏损，于是，家族生意发生重大的战略转移，他们把纺织厂的设备转卖到中国内地、韩国、印度以及中国台湾的厂家，而自己公司则专门从事服装设计、品牌推广和在欧洲市场的销售，也就是说，在“U型微笑曲线”中，他们只做高附加值的两头，而把附加值低的生产部分转移出去。当时不仅仅菲利普家族这样做，整个法国和欧洲的纺织业都先后走上了产业转移这条路。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对这个家族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

没有学习过经济学的人，对“U型微笑曲线”的含义并不清楚，因此，这里特别做一点介绍。经济学中的“U型微笑曲线”表明，加工制造位于产业链附加值曲线的最底端，利润相对薄弱，企业如果要获得更多的附加值，就必须向两端延伸——要么向上游端的零件、材料、设备及科研延伸，要么向下游营销端的销售、传播、网络及品牌延伸。总体而言，愈向两边走，企业获得的附加值就越多。相信市场上的每个企业都可以在这条曲线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判断出自己企业的竞争力水平，并找到企业竞争力更深层次的扩展方向。

这个“U型微笑曲线”理论是台湾企业家施振荣先生提出来的，他认为，微笑曲线分成左、中、右三段（如U型图），左段为技术、专利，中段为组装、制造，右段为品牌、服务，而曲线代表的是获利，微笑曲线在中段位置为获利低位，而在左右两段位置则为获利高位，如此整个曲线看起来像是个微笑符号。微笑曲线的含义即是：要增加企业的盈利，绝不是持续待在组装、制造位置，而是要往左端或右端位置迈进。这个理论成为很多国家和产业做技术转移和产业转移的依据，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被证明是有效的。

菲利普·拉曼先生的父亲在50多岁时就退居二线，把所有的生意交给拉曼先生。拉曼先生在瑞士读完大学，本来并不想接管家族生意，他更感兴趣的是做股票、证券和风险投资。但由于他是这个家族中唯一的儿子，不得不接受父亲的建议，回到巴黎接手这个百年老店。从那个时候起，他们的服装生意集中在女士时装，这更是“U型微笑曲线”的顶端，不论从设计，还是从销售，走的是“高品质、高价格、高品位”的“三高”路线。众所周知，巴黎是世界的时装之都，要在女士时装这个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竞争有多么激烈，甚至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我到这家公司时，拉曼先生接手这个公司已经整整8年了，整个生意在稳步上升，虽然规模还不大，但是非常专业。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不过在数以万计的法国女士时装公司里，这个公司也只能算作“芸芸众生”中的一分子。

作为女士时装公司，每年的重头戏是对流行女士时装款式的预测和设计，如果预测的色彩和款式顺应了当年的流行趋势，那么公司的盈利就不言而喻了。所以公司每年会花大价钱，聘请法国和意大利的设计师，设计很多很多的图案，这些图案在我看来，全都美不胜收、光彩夺目，但是，评审专家们个个眼光独到，在大浪淘沙中，只有少数被选中，而正好顺应当年流行趋势的更是少之又少。

我的主要工作，是在当年流行的款式、颜色、数量、品质等要素确定以后，在中国市场寻找合格的货源工厂，保质保量地完成订单。当时的外贸是国有企业一统天下，工厂不能够直接对外商，必须通过国有外贸公司进行进出口贸易，而且很多纺织品到欧洲还有配额限制，搞不到配额，只有到香港市场买高价配额，这样会增加很多成本。

在我到公司以前，拉曼先生每年要花不少精力和时间在香港买配额。而我在外贸公司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们，无论在生意上还是在配额上，都给我提供了很多方便，他们直接成为我的生意伙伴，我的业务也逐渐从广东省慢慢扩展到全国各地。

广交会——我的福祉

在这家公司工作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每年可以到广州参加两次广交会，公司支付所有的费用，由于我的家在广州，公司因此还节省了旅店费，而我则因此有了两次免费回家的机会。这个工作让当年我的那些留学生同学们羡慕不已，我自己也很为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骄傲。

在上山下乡从海南岛回广州以后，1973—1976年，我到广东省对外贸易学校读书三年，那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该学校第一次恢复招生，学生的来源几乎都是上山下乡的知青，也有少数的复员退伍军人。我们这批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成了广东省外贸企业的中流砥柱，其中当上公司总经理的同学大有人在，当上科长、部门经理的同学更是数不胜数。

当年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广州市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负责玻璃器皿的出口工作，每年交易会都会参加，不过身份是国有外贸公司的业务员。90年代初，我在法国菲利普服装进出口公司工作以后，每年交易会我会和菲利普·拉曼先生一起参加，那时候的身份是外商代表。虽然身份不一样，感觉仍然很亲切。

多次参加广州交易会，不仅让我碰到了许许多多老同学和老朋友，并且结交了很多生意上的新朋友。我的销售网络迅速从广东省向全国各地扩展，特别是向成本低、货源丰富、纺织品配额富裕的地区拓展。曾经在外贸公司工作的经验，让我非常了解如何与外贸公司的业务员打交道，如何在复杂的谈判过程中切中要害，使难题迎刃而解。我的沟通能力、谈判能力、亲和力、工作效率都让拉曼先生赞叹不已。在不长时间内，我取代了公司的其他业务员，开始全面负责中国市场的业务。

那时候的我，完全是一个干劲十足的职业经理人，“工作狂”是公司里的人给我起的绰号，这个绰号在公司，除了总经理以外，我是唯一一个获得者。我的勤奋努力不仅因为这个工作可以让我每年两次免费回国参加交易会，更重要的是，它还为我的博士学习奠定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经济基础。公司给我的工资收入实行“绩效考核”制，这种严格和科学的考核制度，是我勤奋工作的动力来源。

绩效考核制度让我受益匪浅

菲利普·拉曼先生是一个非常精明能干的法国商人。在我刚开始接到中国公司的订单时，拉曼先生就很认真地和我谈了工资待遇的问题。

我当初应聘的职位是销售员，按照公司的规定，我的底薪只有2 000法郎，这个薪酬是根本不够生活的，当时在巴黎一个月的最低生活费用在4 000法郎左右。其他销售人员每个月的工资是底薪加销售提成，其中销售提成是他们工资收入的主要部分。

而我的职位虽然是销售员，但是我的任务不是在法国市场内销售公司的产品，而是面向中国大陆市场，寻找货源工厂和代理出口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出口公司，实质上是外贸的业务员的工作。我的工资按照销售合同的金额提成，不同的合同交货期不一样，产品质量不一样，纺织品配额要求不一样，产品价格也不一样，因此几乎没有一个合同的销售提成是一样的，我和总经理会针对每一个合同，商定出合理的销售提成。拉曼先生非常明白，这个提成定得是否合理，直接关系到我工作积极性的高低。如果提成定得太高，公司利润会减少，有损于公司的利益，这是他绝对不会同意的；如果提成定得太低，我没有积极性，会直接影响合同的执行和对中国大陆市场的开拓，最后公司会因为从中国大陆进口的减少而蒙受损失。因此，每当交易会结束，我们在对合同进行分析总结时，都会同时在每一个合同后面注明我的提成。

这种仔细、科学、充满量化指标的绩效考核制度，其实就是现代企业制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对这种方法的感同身受，对我日后回国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负责人力资源的工作，有非常大的益处。

因为进出口合同的执行期比较长，一般都在3～4个月之间，在合同执行结束之前，如果每个月我的收入仅仅为2 000法郎的话，是根本没有办法在巴黎生活的。于是，聪明的菲利普·拉曼先生提出：“在合同执行期间，我每个月先预付你2 000法郎，这样你一个月4 000法郎的收入，足以应付生活了。等到合同结束，我们计算提成时，我再把预付的部分扣除。”“这是一个好办法，这样我可以安心只做这一份工作了，而那些Baby-sitting工作、陪护养老院老人的工作、周末教英文的工作等，我都可以放弃了，我可以更专心地完成博士论文了。”我说。

事实上，这种绩效考核的方法，促使我更加关心每一个合同的执行情况。因为每一个合同的签订，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使合同中的产品按质按量地生产出来，符合信用证的每个条款，准时安全到达法国港口，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中某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整个合同的执行，也会直接影响到我的收入。

正是这种把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度，一步一步地把我锤炼成一名合格的职业经理人。这可以算作我在法国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收获（除了博士学位以外）。

被罚款的教训，终生难忘

说到绩效考核制度，就不能不说被处罚的经历。在每个合同中，老板都会注明，如果因为我的失误造成公司损失，我将要负担多少比例的处罚。

开始我对这个条款并不十分在意。一来认为工作基本不会出差错，二来认为即使出了什么差错，老板也不一定会真的处罚我。

然而残酷的事实教训了我，虽然只被老板罚过一次，但是这个经历令我终生难忘。

那是我们与国内哈尔滨外贸公司签的一个合同，签完合同以后，为了落实货源，我还专门去了一趟哈尔滨，到生产工厂进行实地考察。工厂是东北数一数二的国营大工厂，机器设备一流，生产任务很满，工程师和技术员队伍也不错，应该是一个让人放心的工厂。于是，我们几乎把全年1/2的生产订单给了这个工厂。

外贸公司的小陈一直与我有业务联系，我们在4月份的广交会上下的订单，由于数量比较大，小陈很重视这笔生意，我们每个月都通过电话、传真互通信息，跟踪这个合同的执行情况。

按照合同规定，这批货应该在当年8月份从中国港口装船，9月底10月初到达法国，这是一批女式羊毛衫，款式新颖，色彩艳丽，价格也非常不错。羊毛衫出口是需要配额的，哈尔滨外贸公司为此准备了足够的配额。

可是就在7月底，我接到工厂厂长的电话：“非常对不起，我们不能如期交货了，因为6月份东北发生旱灾，工厂被限制用水，羊毛衫织好以后，一定要经过水洗和熨烫过程，才能成为合格产品。没有足够的水，我们就没有办法正常开工，因此，很抱歉，你们的货物要至少推迟2个月才能交出。”

这个消息简直是当头一棒，当我把电话的内容翻译给总经理听时，我第一次看到他如此暴跳如雷，气愤地说了一大串法语，我没有全部听懂，反正知道那不是什么好话，听不懂也就算了，然后他一字一句用英文对我说：“这是你的失误！为什么这么晚才发现问题！你要想办法解决，你要负责全部损失！”

我和总经理平时交谈用法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一般情况下，不重要的事情用法语讲，重要的事情用英文讲，因为我的英文比法语好，老板怕他的意思我没有真正理解，给生意造成损失，所以，重大问题我们一定用英文交流。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马上给外贸公司的小陈打电话。其实厂长给我打电话时，小陈就在他身边，不过，他不敢直接打电话，硬逼着厂长来打电话。“怎么办呢？小陈，你替我想一想，如果你提前一两个月告诉我，我们还可以找其他工厂做，挽回部分损失，现在已经是7月底了，是该发货的时候了，你突然告诉我们出了问题，不能发货，我们在法国与很多批发商都签了合同，批发商又和零售商签了合同，如果你们不执行这个合同，我们就要给批发商赔款，批发商也要给零售商赔款，这不仅仅是钱的损失，更重要的是公司信誉的损失！”我在电话里非常严肃地对小陈说。

小陈是个很年轻的业务员，这个时候他也慌了神，其实他的科长张先生也在电话旁，听我这样说，张先生又一次很诚恳地说：“对不起，很抱歉，这次损失，以后我们在别的生意里面补偿你们。”“问他们目前最多能发多少货来。”总经理说道。因为他知道，目前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很抱歉，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20个集装箱的货，只能按期发10个，另外10个要到年底才能完成。”厂长回答说。“先发10个集装箱吧，价格上要有50％的折扣。剩下的10个集装箱，我们取消了。最后的损失在我们与批发商结算以后，再一起计算。”总经理说。

这是我到这个公司以后发生的第一次失误，也是唯一的一次失误。公司因为没有全部执行合同，给批发商赔了不少钱。法国是一个商业法律很完善的国家，不能执行合同，批发商自然会通过法律条款获得补偿。

总经理认为，这个合同的失误，我要负主要责任，因此我不仅没有任何提成，还被狠狠地罚了款，具体多少金额，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有几乎半年时间没有什么新的收入，要靠以前挣的钱来维持生活。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教训，我在后来的生意中十分谨慎，万分认真，而且我从亲身经历中明白了，在激励机制中，奖励是激励，处罚更是激励，而且是有切肤之痛的激励。

佳木斯之战

这次合同的失误主要责任在中方的工厂，哈尔滨外贸公司在得到工厂的赔偿以后，同意给法国菲利普服装进出口公司一定的赔偿。但是按照当时的外汇管理制度，外贸公司的外汇很难汇到境外。最后经过双方友好协商，决定通过进一步签订贸易合同，来弥补以前的损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到最后，这件坏事又变成了好事，法国菲利普服装进出口公司与哈尔滨外贸公司的生意额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因此而增加了。

佳木斯地区属于哈尔滨外贸负责出口的地区。那一年冬季，我们生产的女士羊毛衫为了迎合当时的市场需求，需要在羊毛衫的前胸、肩膀、领口、袖口等地方，手工绣上各种貂皮、兔子皮等小动物皮毛的图案。而各种小动物的皮毛里，人工圈养的貂皮物美价廉，哈尔滨外贸公司为了完成这批订货，在全国各地收购货源，最后，在佳木斯完成了貂皮收购工作。

为了确保这批货物的质量，哈尔滨外贸公司变得非常谨慎，在小陈和张科长的一再坚持下，我来到了哈尔滨，代表法国菲利普公司来验收貂皮的质量，并且在质量鉴定书上签字。自从上一次生意失误以后总经理在开具信用证时，增加了一个条款：“质量合格证书上必须要有朱乃肖女士的确认签名。”如果没有做到，出口公司就没有办法正常结汇。这个条款的增加，显然是总经理在经过上一次生意失误以后，“痛定思痛”的决定，而对我来说，这样做明显地增加了我的责任和风险，也更加把我的劳动态度、责任心、经济收益和公司的利益捆在一起。与此同时，也增加了我回国的机会，所以我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条款。

在哈尔滨外贸公司的工作完成以后，我准备回法国。突然接到小陈的电话，说他们在佳木斯发现大量的貂皮库存，如果我们同意收购，他们可以谈一个好价格。当我通过电话把这个消息告诉在巴黎的总经理时，他非常高兴，这是个很精明的商人，有库存就意味着可以在价格上大大地砍一刀，只要质量不出问题，就能给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因此他希望我推迟回法国，立刻去佳木斯，亲自考察库存貂皮的质量。

哈尔滨外贸公司的小陈陪我一起去佳木斯，当时天气已经进入零下四十多摄氏度的寒冬，从哈尔滨到佳木斯只有火车，还是慢车，凌晨1点开车，晃晃悠悠地多次中途停车，到第二天上午7点多才到。火车里的暖气十分不足，虽然我乘的是软卧，仍感到非常寒冷。到了佳木斯，大雪纷飞，寒冷异常，对于在中国南方长大的我来说，尽管穿了厚厚的棉衣和羽绒服大衣，仍然冷得直打哆嗦。

这样恶劣的天气，大多数人们都待在暖气十足的房间里，而我们必须乘长途汽车，到佳木斯郊区的貂养殖场的仓库去实地检验貂皮的质量。由于下了一场又一场大雪，公共汽车道路变得十分难走，大部分的汽车轮子上都戴上了铁链，防止车轮打滑。即便如此，在我们到达目的地之前，就看到路边有四辆侧翻的长途汽车。看到救护车在这些汽车旁边忙忙碌碌，我们的心真是不寒而栗。

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小陈开玩笑说：“别紧张，前面有这么多的‘前车之鉴’，我们的车就不会出事了。再说了，万一有什么事情，我们也算‘因公殉职’嘛！”

我立刻制止了他的“乌鸦嘴”，虽然并不迷信，但是这种时候也很忌讳这种不吉利的话。

本来3个小时的路程，我们走了7个多小时，天黑以后，我们终于平安到达。养殖场的领导非常热情，他们正为大量库存的貂皮发愁，一见到我们，就像见到救星一样。

虽然经过一天一夜的舟车劳顿，我和小陈都非常疲劳，恨不得马上到宾馆洗个热水澡，吃一顿热腾腾的饭。但是，在路上我们听天气预报得知，一两天以后还有更大的暴风雪，因此我们决定连夜工作，争取时间。

我们直接到养殖场的仓库，实地考察了几十种貂皮的样品。平心而论，这里貂皮的质量非常好，价格也很合理。关键是，法国菲利普服装进出口公司的这批货，不仅需要整张的貂皮，而且对于边角料的貂皮同样需要，因为我知道这批女式毛衣的图案，用边角料的貂皮的地方很多，直接订购边角料，可以大大降低法国公司的订货成本，同时也可以减少中国养殖场的浪费，最大限度地给养殖场增加收入，这其实是一件双赢的事情。我们很快达成了这笔交易。

与此同时，我深刻认识到，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通，养殖场这么好的货物在仓库里长期库存，造成很大的损失，而全国各地需要貂皮的商家，却往往因为找不到合格的货源，不得不用兔皮代替貂皮，这种替代使商家本来很高档的商品立刻掉了价，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我当时就建议养殖场要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对自己的产品进行宣传，只有信息渠道畅通，财源才能畅通。我自己后来也向需要貂皮的许多中国外国商家介绍过佳木斯养殖场的货源。“佳木斯之战”的首要战役是与寒冷、疲劳、辛苦、危险作战。收购貂皮库存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在某种意义上补偿了我们的辛苦。“佳木斯之战”的次要战役，是与各种各样的酒席作战。本来我和小陈计划在第二天暴风雪到来之前离开佳木斯，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暴风雪提前到来，所有的交通被中断，我们不得不留在佳木斯远郊的养殖场，在那里整整待了三天。在这三天里，我遭遇了生平第一次“与酒作战”。

东北人的豪爽与海量早有耳闻，但是海量到早餐都要饮酒，是此次佳木斯之行的一大收获。养殖场的领导们非常热情好客，不仅因为我们购买了他们大量的库存产品，还因为我们不畏暴风雪，不远万里到佳木斯偏僻的养殖场，我们的吃苦和敬业精神也使他们很感动，而这种感动最终化成一杯一杯高度白酒，以及富有东北传统文化的劝酒词。我和小陈都没有什么酒量，我还有十二指肠溃疡，平时滴酒不沾，但是在那样的场合下，如果我们拒绝喝酒，那简直成为不懂人情世故、摆架子、大逆不道的行为。

从那个时刻起，我开始觉悟到，中国的酒文化有一种不可抵御的力量。虽然过分热情地劝酒让我从心底反感，但是，在商界的酒桌上，要和大家融为一体，就必须顺应这个潮流。否则，当大家把你当成另类时，什么生意都做不成了。

乌鲁木齐之行

通过几次广交会，法国菲利普服装进出口公司在中国的货源区逐步扩大，从东北的哈尔滨到新疆的乌鲁木齐，都有我们的货源工厂，而我成为公司在中国地区货源区的总负责人。当时我们在乌鲁木齐的生意虽然不太大，但是给我留下非常难忘的记忆。

辛苦首先来自旅途的遥远。从巴黎直飞北京，一般要13个小时，从北京再飞乌鲁木齐，又要4个多小时。90年代初的我还很年轻，身体也很好，每次近17个小时的飞行，加上候机、转机的时间，超过了20个小时，我几乎都在阅读小说中度过，或者在撰写我的第一本小说的草稿《巴黎岁月》中度过。旅途中我经常可以几天几夜不睡觉，一到工作的地点，立刻投入到工作中。现在回想起来，真是羡慕年轻时候的精力旺盛呀！可是到年纪大了以后我才明白，其实那时候已经不知不觉透支了身体的健康。

第二个辛苦来自就餐。在盛产羊肉的新疆，每餐带有羊肉味道的饭菜，让我难以下咽。如果不吃羊肉的人到新疆出差，就会发现，即使你一再声明，不要任何有羊肉的菜肴，但是，就算给你上一盘西红柿炒鸡蛋，也是带有羊肉味道的。因为餐馆的炒菜锅长期烹煮与羊肉有关的菜肴，羊肉味道已经渗透到烹饪的每一个环节，让人没有办法逃避。所以在乌鲁木齐出差时期，虽然受到热情接待，但是总是处于半饥半饱状态，每天晚上回到宾馆，不得不以饼干充饥。

但是，上面两个困难，对于经历过上山下乡的我来说都算不了什么，最让我难忘的是被欺骗的经历。

那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季，我到乌鲁木齐针织厂验收一批针织品女士T恤衫订单。该厂当时是一家中型国有企业，在以往的生意中，都能够按时按量地交货。由于这批货物的纺织品配额必须在年底使用完，因此，我们要求该工厂必须在12月10号以前交货。为了保证这笔货物准时交货，我特地从巴黎飞到北京，又在到达北京的当天，转飞机到乌鲁木齐。在经历了近20小时的舟车劳顿以后，我又马不停蹄地来到工厂。

厂长和车间主任一起热情地接待了我，我们来到车间，三班倒的车间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工人们手上赶做的活，正是我们的订单，我被他们的劳动热情所感动，也被工厂领导们信誓旦旦要完成任务的决心所迷惑，于是就放心地回到宾馆休息。

两天以后，当我从倒时差的困顿中清醒，又一次来到工厂。按照原来的设想，我们的订单应该早就完成了。但是，车间主任陪我到车间以后，发现他们还在做我们的订单，还有近1/3的货物没有最后完工。看见我满脸困惑，车间主任解释说，因为突然停电，他们不得不停止工作两天，现在刚刚来电，就继续做我们的订单了。

我对他的解释将信将疑，心里仔细一盘算，这意味着，从我回宾馆休息起，我们的订单也停止做了，这样下去根本没有办法按时完成订单。

车间主任见我怀疑，立刻拍拍胸膛，斩钉截铁地说：“对于法国公司的货物，我们就是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按时完成！你放心吧，我会安排另外一个车间也来赶活，明天一早就可以全部完成！”

我是一个很容易相信别人的人，尤其是一个男子汉的保证，于是我离开了工厂，回到宾馆。

那天夜里快12点，因为时差，我又失眠了。于是，突然之间，我萌发了去工厂看看的想法，于是就一个人步行来到工厂。因为是第三次到工厂，我熟门熟路来到车间。午夜的车间灯火辉煌，一派繁忙的景象。我从远处看着，心里充满了感动……

可是当我走到车间流水线的旁边，拿起他们正在生产的产品仔细观察时，立刻发现生产线上工人们忙忙碌碌生产的产品，根本不是我们订单上的货。“也许他们提前完成我们的订单了。”我心存侥幸地想。

这时候，车间主任慌慌张张地一路小跑过来，旁边还有一个向他通风报信的生产小组长，从他们慌张的表情中，我猜想其中一定有诈。“对不起，对不起！这是刚刚临时接到的一笔急活，再有一个小时就完成了，我们马上就会做你的订单了，保证，保证！”车间主任结结巴巴地说。“我不需要你再做什么保证，先解释解释，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很气愤地质问。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车间主任才道出实情，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工厂停电的事情。车间主任纯粹给我演了一场戏。当厂长和车间主任陪我到车间之前，他们把法国公司的订单换到生产线上，在我离开工厂以后，他们就换上了别的公司的产品，主要原因是那个公司的加工费是正常价格的三倍，对高利润的追逐，才是他们欺骗我的根本原因。

这件事情给初涉商业领域工作、还比较单纯的我，真是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课程。同时我也感到自己肩上责任的重大，如果轻易被欺骗了，不仅法国公司的业务要遭受损失，而且我自己也会没有任何经济收入。

从这件事情以后，我对每一个合同产品质量的检验，每一个订单细节的跟踪，都绝不会掉以轻心。我要让那些老奸巨猾的商人们明白，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绝对不是好糊弄的。多年以后，我才慢慢明白，正是这种种不同的商场经历，慢慢把我磨炼出来，使书卷气十足的我开始具备了一定的商业素质。

重庆之旅

在我负责的中国货源区里，重庆市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当初认识重庆纺织品进出口公司的小张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20世纪90年代初，小张到法国巴黎参加博览会，做纺织品的华人公司并不是太多，经过朋友介绍，我们相识了。

小张是一个工作非常认真的人，重庆地区的货源不仅质量好，而且价格很有竞争性，经过几年的合作，我们在中国的许多订单，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向重庆地区转移。从那时候起，每年我都要去重庆很多次，除了我自己在外贸公司的陪同下去工厂以外，总经理菲利普·拉曼先生也和我一起去过重庆很多次。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去重庆市区附近的大足县的工厂。

以前我就知道，重庆的大足县以石雕著名，但是不知道县城郊区有那么多的山区，山区里有那么多的小型纺织厂，这些设备简陋的纺织厂，做出了非常漂亮的羊毛衫，足以让法国商人大吃一惊。

记得那次是外贸公司的小张陪法国公司总经理菲利普·拉曼先生和我一起去的。我们在清晨出发，沿着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大大小小的山头，5个小时以后，我们来到大足县一个非常偏僻的小村庄。

这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有一百多户人家，除了农业收入外，还有一个村办的小型纺织厂，工厂的机器设备全部是手工纺织机，全村的年轻女性和中年女性都在这个工厂工作。她们个个心灵手巧，生产出来的羊毛衫不仅质量好，价格便宜，而且羊毛衫上的手工绣花更是一些巧夺天工的作品，这也是法国公司总经理坚持要到工厂参观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时我们正在法国市场实验推销一种与羊毛衫非常相似的产品——麻棉毛衫女士时装，麻棉毛衫最大的优势，是在当时从中国出口到欧洲市场，不需要纺织品配额。20世纪90年代初，纺织品配额也成为一种可以买卖和有偿转让的“紧俏商品”，配额的价格加上纺织品本身商品的价格，无疑比不要配额的同类纺织品昂贵许多，因此，菲利普·拉曼先生推出了这种在功能上与羊毛衫相似、不需要配额的麻棉毛衫，再配上人工手绣的各种精美的图案，这种新产品真正具有了物美价廉的特点。

我们到达小山村时，已经接近午餐时间，但是菲利普·拉曼先生迫不及待地要求先去工厂参观和选择样品以后才去就餐。我们一行5人在厂长的陪同下来到纺织厂，整个工厂的各类手工纺织机器，加起来不到一百部，由于机器少订单多，工厂也实行三班倒。在羊毛衫的前片、后片、袖子等完成以后，一部分产品在工厂由女工们完成手工绣花，更多的部分会由工厂发到小村庄的农户家，由大妈大婶们在家里按照工厂提供的图案绣花。

这个村庄在历史上有几百年人工手绣的悠久历史，据说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的蜀绣的一个分支，小村庄曾经因为给皇帝做过绣品而出名，所以几乎每个女性都会手工绣花。

除了人工手绣工艺高超外，工人劳动力成本低廉也是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们一边参观工厂的生产过程，小张一边和厂长谈论下一个合同的价格、数量、交货期等，虽然他们说的是四川话，但是我基本可以听懂。

厂长告诉小张：“工厂现在实行绩效考核，工人以计件工资为主，按照绣花的质量，分A、B、C三个等级。这样可以保证绣品的质量，也激励了工人的积极性。对于计时工资，工厂的标准是每小时2元人民币。”

听到此，我忍不住插嘴说：“这么便宜呀！这个价格太有竞争性了，即使在90年代初，也足以打败很多竞争对手呀！”

小张马上对我说：“这是我们的内部价格，千万不要告诉老外，否则他又要压低价格了。”

我说：“你放心，在价格这个问题上，我始终是站在中方的立场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利益共同体’嘛！”

这个“利益共同体”的存在，是因为所有和中国合同的谈判，定价权掌握在总经理手中，他从来不让我参与定价的事情。原因很简单，我是很希望中国产品卖高价格的，一来这样中国外贸公司和工厂可以获得更多利润，国家增加外汇收入。在90年代初，国家外汇收入并不是很多，政府鼓励大力发展外贸，出口赚取更多的外汇。二来出口商品价格的提高，会使我的销售提成因此而提高，我的收入也会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我为法国公司工作，但是在经济利益上，却与中国外贸公司和工厂站在同一条线上。

但是在验收产品质量方面，我和法国公司是“利益共同体”。我负责出口商品的质量把关，对不合格的产品我会毫不留情地拒绝签收。无论外贸公司和工厂说什么好话，我都不会妥协。因为没有我签字的出口商品质量检验单，外贸公司和工厂在银行里即使收到了法国公司开出的有效信用证，也没有办法收到钱，因此，我的质量把关无论对中方还是对法方，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对质量把关的认真，除了敬业精神外，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我的经济收入，如果因为我的失误，导致法国公司遭到客户的索赔，那么我会被公司罚款。正是这些严格的合同条款和商业法则，锤炼出一个铁面无私、讲究效率的女职业经理人。

温州——一个永远不能忘却的城市

在为法国菲利普服装进出口公司工作期间，我到过次数最多的中国城市，不是北京、上海，也不是广州，而是温州。因为在90年代初期，随着公司业务在中国大陆的拓展，女式羊毛衫的订单越来越多地集中到温州一带。

我在出国以前，对温州这个城市没有很深的印象。只是知道温州的民营经济发展很快，温州人很会做生意。

到了法国以后，常常听朋友介绍温州人如何在法国和意大利的生意竞争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最终占据了市场一定份额的故事，特别是在服装、皮鞋等日用品领域，所以温州人也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

在广交会上，我们认识了一家温州羊毛衫厂的王厂长，这位厂长三十多岁，非常聪明能干，由于是学工艺美术出身，自己又兼任厂里的设计，虽然王厂长的英文不行，但加上他的肢体语言，也可以与菲利普·拉曼先生王厂长、拉曼先生和我在广交会上洽谈生意直接对话。

自从认识了王厂长以后，几乎每一届春交会和秋交会，他都会带许许多多的样品来，供我们选择。

在众多的羊毛衫工厂中，温州的王厂长的商品很有竞争力，因为他们的产品不但在质量上过硬，而且在价格上非常有弹性，更重要的是，他们在交货期上也有保证，从来没有发生过延迟交货的现象。

在多次生意交往中，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厂长与菲利普·拉曼先生的价格谈判。

如前所述，在与中国的交易中，所有的价格谈判都由总经理一个人把握，我此时只是充当一名翻译。

羊毛衫的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中国生产羊毛衫的工厂成千上万，外商在交易会下订单之前，惯用的伎俩就是砍价，通过让中国企业之间在价格上互相残杀而获得最低的价格。这一点，我从内心深处坚决反对，因此在他们的价格战中，我尽量不参与。

而精明能干的商人菲利普先生，在砍价方面也非常出色，以至于不少中国外贸公司的业务员戏称他为“Mr. Cheeper”（便宜先生）。

对于这个戏称，他毫不反感，而是十分乐意接受。他说：“物美价廉是全世界商人的追求。”

记得有一次，王厂长按照菲利普先生提供的样品，做出了十件非常漂亮的羊毛衫样品。总经理看了非常满意。但是在价格上，他们两人谈来谈去都谈不拢。王厂长非常耐心地作了各种解释，从原料到织工，从绣花的难度到各种绣线搭配，说明如果完全按照样品去做，价格一定降不下来。

而菲利普先生却坚持自己的价格，认为降低价格，自己这笔生意就没有利润了。在他们争论相持不下、陷入僵局时，王厂长不再坚持了，他话锋一转，对羊毛衫的绣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一边在纸上画，一边解释，只要绣花的图样做一些改动，从感官上看，和原来的图样没有多少区别，但是在绣工和原材料上，就可以节省不少。

菲利普先生对王厂长的创意很感兴趣，于是他们两人把我这个翻译“晾在一边”，两个人在图纸上改改画画，直到双方都满意为止。

这就是温州工厂的竞争力，厂长本人就懂得生产和设计，也有原材料采购方面的知识，这样才能及时调整自己的产品，既保证了自己的利益，又接到客户的订单，把生意越做越大。

最初我们只在广交会见面。当订单日益增加以后，菲利普先生非常有兴趣到温州工厂参观，而王厂长对此却不太热衷。当我后来作为“先遣部队”，亲自到温州考察以后，才明白其中的原因。

王厂长在温州的羊毛衫厂，不像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大型国有羊毛衫厂，有高大宽敞的厂房，有很多大型现代化的纺织机，像我们以往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忙忙碌碌的工人们在车间穿梭奔忙。

王厂长的羊毛衫厂，说穿了，就像一个又一个手工作坊，几十个工人在手工织羊毛机上，左一下，右一下，来回摆动双手，把毛衣一片一片地织出来。这种小型作坊分布在整个温州市区和郊区，与此相联系，还有一个庞大的原材料、辅料、配件供应网络在温州和浙江地区，也就是说，整个羊毛衫生产的产业链的上游、中游、下游都聚集在温州地区。工厂需要什么，不用自己亲自去做，打一个电话，就能找到满足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且物美价廉。这样的产业分工，在温州的很多产业中都屡见不鲜，这也是为什么温州的打火机、皮鞋、皮箱、纺织品等日用品这么有竞争力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我参观完王厂长的工厂，心里十分担心，因为在此之前，我陪菲利普先生参观过许许多多的纺织厂，有大型国有企业，也有像重庆大足县的村庄小纺织厂，但是像温州这样的小作坊，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更让我感叹不已的是，在这样简陋的工厂里，做出了质量上乘的羊毛衫！我真的为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所折服。同时我也担心，参观完这么简陋的工厂，法国公司还会给王厂长下订单吗？

其实王厂长自己也有这样的担心。“是把原汁原味的工厂给法国客人看，还是临时找一个体面的工厂冒充一下自己的工厂，我也在考虑。”王厂长对我说。“还是原汁原味地展现给客人吧，否则，我们撒一个谎，可能要用另外几个谎言才能自圆其说，这样太累了。”我建议。“而且时间上也来不及。”王厂长同意说。

但是，为了让法国客人有思想准备，我们还是事先把中国的国情，特别是温州的具体情况向菲利普先生作了介绍，我们还特别介绍了羊毛衫的产业分工链对温州物美价廉的羊毛衫的生产和定价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与此同时，王厂长在他星罗棋布的小作坊中找了几个重点的出来，布置得像模像样。菲利普先生参观以后，虽然表现出我们预料中的惊讶，但是更多的是对心灵手巧的工人们技术的折服。

从此以后，我们和温州王厂长的生意越做越大。

共同体验开发新产品的欢乐

在法国菲利普服装进出口公司工作期间，最愉快的事情，莫过于和总经理一起开发了一件新产品。

有一年交易会，总经理住在广州交易会对面的中国大酒店。晚饭以后，我们一起到酒店的商务中心去收发传真，途经一些服装商店，突然，菲利普先生在一款女装面前停住脚步。“这是什么面料的服装？我从来没有见过。”他问。

我仔细上前端详，原来那是一种非常少见的香云纱面料做成的服装。

菲利普先生以他敏锐的商业眼光，在这款很不起眼的香云纱服装前，久久驻足，认真观看，他不仅把服装从模特身上取下来，还把面料翻来翻去地研究起来。

我在旁边有些不耐烦地说：“这些都是老人穿的面料，在夏天穿有些凉快，年轻人现在谁还爱穿这种面料？广州人把这种衣服叫‘阿婆衫’呢！”“什么意思？”菲利普饶有兴趣地问道。“就是那些老头、老太太经常穿的衣服！”我说。

菲利普仔细研究完面料对我说：“你看，你们中国人穿这种服装，把手感光滑的一面放在外面，手感有些涩的面料放在里面。而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手感有些涩的面料上做文章。”

他的建议引起了我的兴趣，“你是说，把面料的里子放在外面，反过来做衣服？”我问。“还不仅仅是这样。你看，现在砂洗牛仔服非常好卖，如果我们把手感涩的面料做砂洗处理，效果一定很新奇，做出的时装一定有奇特的效果。”菲利普兴致勃勃地说。

于是，我们买了一块大大的香云纱的面料，找到我在广东丝绸进出口公司的同学金先生，他当时是丝绸科的科长，听了我们的建议，他显得非常高兴。因为他正在为库存多年的香云纱面料发愁呢！

金科长立刻联系了顺德一家香云纱生产厂，把我们买的面料进行砂洗处理。

几天以后，当我们拿到这块经过处理的香云纱面料时，神奇的效果展现在我们眼前。手感涩的面料经过砂洗处理，显出了很粗犷的理纹，浅黄色与深黄色交织在一起，远远望去有一种皮草面料的感觉。我们马上把这款面料做成皮夹克的样式，远远望去，在感官上给人的感觉，真的就像皮夹克，但是走近一看，用手一摸，就会发现这是一种很凉快的面料。

我们可以想象，在夏日炎炎的时候，穿着砂洗香云纱面料做成的皮夹克上衣和裙子，给人的感觉会很奇特，看似“冬衣夏穿”，实际上不但不炎热，还给穿衣服的人一种特有的清凉感觉。

当然，最有吸引力的地方，在于我们拥有这款服装和面料的独创权。看着这款成功的服装，我们都很兴奋。为了更好地开发这个产品，我特地到顺德的工厂，了解香云纱的特点和生产流程。

工厂的厂长向我介绍，香云纱又名薯莨纱，俗称莨花纱、云纱，本名“莨纱”。在织造上，香云纱的特点是经线以绞纱组织织成带有几何形小提花的白胚纱，再用广东特有植物薯莨的汁水浸染桑蚕丝织物，后用珠三角地区特有的富含多种矿物质的河涌淤泥覆盖，经日晒加工而成的一种昂贵的纱绸制品。由于穿着走路会沙沙作响，所以最初叫响云纱，后人以谐音叫作香云纱，现在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和菲利普先生只是在中国大酒店的商店里发现了这种面料和服装，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些服装在东南亚一带的老华侨中还有市场，人们从怀旧的观点出发，买这样的服装送给早年出国定居在海外的华侨。

当我们使用现代牛仔布砂洗的工艺处理香云纱，做成砂洗香云纱女式时装，在当时巴黎女式时装市场上，确实火了一把。本来以为菲利普先生会继续开发这个产品，但是我们仅仅做了两季时装，就从市场撤了下来。

我很不理解地问总经理：“为什么不继续深度开发这个新产品？我们不是有很好的利润吗？”

菲利普先生很有城府地说：“这种商品，我们已经‘喝了头啖汤’了，马上会有人模仿生产，利润马上会随着生产量的上升而下降。我们与其和其他商家一起竞争，还不如再开发新的产品！”

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非常有道理，这种经商的经验，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渗透到我的脑海中，为我日后在商界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从老板到老友

在法国菲利普进出口公司工作时，菲利普·拉曼先生是我名副其实的老板。别看他年纪比我小七八岁，在商场上，也算是经验老到的精明商人。我认为，这和他的家庭环境有密切关系。在这个有上百年历史的家族企业里，他的父母都是商人，菲利普先生接手公司的业务，成为一把手以后，公司也经常能看到他父母的身影。

菲利普先生年轻帅气，聪明能干，但是脾气很急，遇事容易冲动。刚到公司时，我们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印象最深的就是和他吵架。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为了什么事情而争吵，反正是公司业务上的事情，我们的意见争执不下，开始还小声地争论，后来变成他大声地指责，我大声地反驳。大概公司成立以来，还没有人敢和老板面对面地吵架吧，当时在公司里也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

在此之后，我好几天都不理老板，他和我说话时，我面对着他，但是眼睛都不直视他，而是看其他地方，一副蔑视他的样子。这个举动让他很受不了，毕竟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又是老板，哪里容得下有人对他这种态度。但是后来他学聪明了，不再和我吵架了，而是找公司的副总经理鲁特享先生和我交谈。鲁特享先生是他的发小，性格温和，善解人意。鲁特享转达了菲利普先生当时想告诉我的话：“其实大家都是为工作的事情交换意见，只要注意态度，就不会再发生争吵了，他为自己当时的态度表示道歉。”既然老板已经先做出了姿态，那么我也顺势下台阶，表示了我的歉意。那是我们第一次吵架，也是唯一的一次。

作为商人，菲利普先生的敬业精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我。说起来读者可能还不相信，他到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哈尔滨出差有几十次，从来没有参观过长城、故宫，或者其他什么城市的名胜古迹。每到一个城市，我们的日程都是安排得满满的，从飞机场到宾馆，从宾馆到工厂或者出口公司，谈完业务，直接飞往下一个城市。有时候出口公司给我们安排旅游活动，基本上都会被他婉言谢绝。“工作并快乐着”就是对他最形象的描述。因此和他一起工作，从早到晚都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保持着斗志昂扬、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否则就跟不上他的工作节奏。

当我完成博士学业后，面临着几个选择。菲利普先生希望我继续留在公司工作。因为通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在中国大陆市场上已经有很大的进展，他不仅希望我扩大中国市场，还希望我接管东南亚市场，把生意做得更大。

除此之外，当时加拿大的魁北克省、新加坡、中国香港都有学校到巴黎招聘，如果我愿意，也可以到那些地方工作。就在我拿不定主意时，母亲的一句话让我下了决心。母亲来信说：“你毕业以后马上回国吧，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和你一起安度晚年。”回想母亲为支持我读书所付出的艰辛，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回国。

也就是在我回国以后，我和菲利普先生的关系，才开始从老板转成老友。我回国以前，为了使公司的中国业务不受损失，介绍了几个留学生朋友接替我的工作。但是后来才知道，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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