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青年谈鲁迅(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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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青年谈鲁迅试读：

为什么要研究鲁迅和怎样研究鲁迅

我们真应该来研究鲁迅。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告诉我们：“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我们如果真正懂得了这句话，换句话说，我们如果对鲁迅有了正确的认识，那对我们自己真不知要增加多大的力量，给了我们多大的修养！原来我们做的这项工作，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系中国实际的一个生动的课题。

鲁迅在他的青年时代，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的影响非常大。鲁迅的《狂人日记》，在五四运动前夕，对于当时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其影响更是非常之大的。大家到这时真真感到中国给封建统治太久了，封建道德是吃人的东西，非推翻它不可。这么一件大事，确实是给一篇《狂人日记》提醒了的。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只是使中国少数知识分子警惕起来，怕中国要受“淘汰”，因为“优胜劣败”是“天演公例”。这种思想当时并不能摇撼中国的封建文化，一般国粹主义者照样鄙视“夷人”。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中国也确实推翻了满清统治，但正如毛主席说的，“三民主义是和教育界、学术界、青年界没有多大联系的”。鲁迅的《狂人日记》，是首先在文艺界竖立起反封建的旗帜，使中国教育界、学术界、青年界有了礼教吃人的认识，从而有推翻旧道德的要求。《狂人日记》于一九一八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在五四运动前一年。它的影响，只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在当时还不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

鲁迅在当时是个反封建的革命的战士，他迫切希望中国革命，他认为社会进步关键在于个性解放，他相信进化，将来会比现在好。（封建主义是不相信进化的，一切是今不如古，旧礼教是道德最好的标准！）但由于时代的限制，他同一般生物进化论者一样，在那时候还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知道革命是阶级斗争。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革命爱国主义者鲁迅在五四前后要求个性解放，相信进化论，其启蒙作用、反封建作用还是非常之大的。但也因看不见革命的道路而彷徨，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叫做“呐喊”，第二部小说集便叫做“彷徨”，用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话作了卷头语。这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的事。这期间鲁迅在北京孤军奋斗，坚决同那些与帝国主义北洋军阀相勾结的反动知识分子作斗争。其实“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了。鲁迅彷徨的日子也并不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看见大屠杀以后他觉悟了，他开始认识“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二心集》上《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是答两个青年的，信上有这样的话：“然而两位都是向着前进的青年，又抱着对于时代有所助力和贡献的意志，那时也一定能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看见新路的。”这是他当时向两位小资产阶级青年作家说的话，鲁迅自己已逐渐转变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了。他也一定“逐渐克服自己的生活和意识”，所以他看见“新路”。这便是“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过程，是革命的实践。在《二心集》序言上他对自己便有了科学的论断：“只是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却是的确的。”鲁迅便这样走进了无产阶级的阵营。自此以后一直到死，便是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所说的中国文化革命的第三个时期，这时期国民党反动政权对中国共产党发动了两种“围剿”，军事“围剿”之外又是文化“围剿”，毛主席一面说“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一面说“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根据以上所说，所以我们应该研究鲁迅，鲁迅与五四运动有那么大的关系，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有那么大的关系。“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怎样研究鲁迅呢？一句话，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分析方法。

我们还是以《狂人日记》为例。《狂人日记》在中国文化革命运动中起了那么大的反封建作用，它叫一向听惯了“仁义道德”的中国人忽然发生反省，一下子就相信“仁义道德”正是“吃人”的护身符，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经济，中国社会已逐渐改变了它的性质，不是完全的封建社会，进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界，到这时很容易接受进化论，要求个性解放，鲁迅的振臂一呼，就使得天下响应了。谁都不能否认，中国文化革命史上鲁迅的这一篇声讨封建文化的檄文是要大书特书的。这就是说，提倡进化论和要求个性解放，在历史上反封建运动启蒙时期是革命的。可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中国人民的最强大的敌人是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买办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中国问题只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工人运动的展开才能获得解决，什么个性解放的话头在革命实践当中只能算是空谈。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期间，便是毛主席所谓中国文化革命第二个时期，其时中国在南方已经煽起了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指导思想是毛主席的理论。像鲁迅的《狂人日记》那样的议论，鲁迅自己便说：“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答有恒先生》）“救救孩子”是《狂人日记》最后的一句话。岂但空空洞洞，像“书上写着这许多字，佃户说了这许多话，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我也是人，他们想要吃我了！”的话，从农民革命斗争看来，还嫌敌我不分哩，把统治阶级的历史与被剥削的“佃户”混为一谈。然而我们不能用这样的阶级观点来低贬《狂人日记》的价值，那样就不符合历史观点了。我们要记住《狂人日记》是在五四文化革命的前夕写的，当时国内的人们还不可能用阶级观点来看问题，而它在反对封建礼教运动当中是建立了伟大的功劳的。我们便这样来研究鲁迅，就是把作品创作的年代和作品在当时所起的作用联系起来看，不是用现在的理论水平来批评它。这是运用历史分析方法。

当我们运用历史分析方法的时候，我们已掌握了阶级观点。必须掌握阶级观点，才能正确地运用历史分析方法。我们更须说明阶级观点。阶级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武装我们的头脑的法宝，我们用来研究鲁迅，真真是一个生动的课题，我们将发现鲁迅的思想原来是伟大的毛主席的理论的旁证。毛主席在一九二六年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科学的预见规定了中国革命的路线，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革命便是遵循这条伟大的路线取得胜利，它的主要意义是工人阶级为领导，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从总结中国过去历史的经验说，便是原来有的农民起义，加上现代有的先进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领导，结果中国历史乃发生了质变。革命，更包括了建设。我们大家现在再回头来学习毛主席这一篇最早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才体会到什么叫做科学的预见性。鲁迅在一九二五年写了几篇杂文，都是关心中国的未来的，从过去整个历史谈起，迫切要求中国革命，要求革命后的建设。我们举《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为例。鲁迅先写了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那是拿雷峰塔的倒掉来比喻中国封建社会的溃灭，他一听说杭州雷峰塔倒掉了，便写了这一篇优美的文章，“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鲁迅真是兴会淋漓。后来因为报纸上一篇通信里说，“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这个也挖，那个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他乃写《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明确地说出他对中国历史的看法。他说中国历史上有两种破坏，一种是“寇盗式的破坏”，一种是“奴才式的破坏”。寇盗式的破坏“是狂暴的强盗，或外来的蛮夷”，“结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奴才式的破坏如乡下人的挖去雷峰塔砖，“结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砾，与建设无关”。“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我们应该知道他和寇盗奴才的分别；应该留心自己堕入后两种。这区别并不烦难，只要观人，省己，凡言动中，思想中，含有借此据为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盗，含有借此占些目前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鲁迅这些话，指出对革命有害的两种破坏，指出中国革命所需要的革新的、为了建设的破坏。这种理论，对于当时国内军阀的破坏和一般贪小便宜者的破坏，是具有战斗作用的。因此，这篇文章在当时是有它的现实意义的。但要是进一步问怎样进行建设的破坏，在这篇文章里就没有答复。鲁迅在当时还没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具体的答复。只有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里才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才能进行为了建设的破坏。这也就是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它的革命的主力在哪里？它的敌人究竟是谁？必须要从阶级上分清敌我，然后革命才有目标，自己才有队伍！我们于此格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行动的指南，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之重大！从这里，我们肯定鲁迅的《再论雷峰塔的倒掉》的战斗作用，也指出他缺乏阶级观点的局限性。我们对于鲁迅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前的作品，就是这样来研究的。我们再要研究鲁迅在革命实践中，怎样由进化论和个性解放论转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鲁迅真正的伟大。

以上是说怎样研究鲁迅。

在《热风》里鲁迅曾说：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这是五四前一年鲁迅的话，这话里充满着渴望革命、准备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的精神。正像鲁迅说的，中华民族已经有了炬火，出了太阳，那便是毛主席指导中国革命的最正确的理论。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由新民主义革命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建设。鲁迅如果活着，他该是怎样的欢喜，他一定领导我们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和党的政策，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说着：“太阳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

鲁迅的少年时代

鲁迅，这是笔名。他的真姓名是周树人。母亲姓鲁，故用了这样的笔名。

鲁迅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自叙传略》开首第一句写道：“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里有这样的话：“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同序里又说：“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这里告诉我们三件事，一、他生长在绍兴这个都市里；二、他小时所受的教育；三、他同农民亲近。1

在《女吊》这一篇的开头，鲁迅这样写：

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

这一篇《女吊》，是鲁迅最后写的文章，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九—二十日写的，比作为遗嘱而写的那篇《死》还要后半个月。写的是复仇的“女性的吊死鬼”。一下笔便联想到“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两句话，不，这两句话就是他写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要报仇，因为中国尚未解放，“女吊”乃是这个思想的形象化。他认为绍兴人“在戏剧上创造了一个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鲁迅在最后写这一篇文章，意义甚大，等于屈原的《国殇》，表现他不忘记绍兴，不忘记绍兴的人民，将复仇的真理记录下来，作为遗教。绍兴是他的故乡，实在除了被压迫者居住的地方，鲁迅是没有另外的故乡的。在他的小说《故乡》里，主要是写贫苦的农民闰土。他的文章里不着重写风景，但他真能写出地方的色彩，是充满了斗争意志的人民的地方。他怎能不爱这些人民，他怎能不爱这个地方！换句话说，鲁迅是爱中国呵！他在《女吊》里给我们介绍“目莲戏”开场的“起殇”，他这样写：“起殇”者，绍兴人现已大抵误解为“起丧”，以为就是召鬼，其实是专限于横死者的。《九歌》中的《国殇》云：“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当然连战死者在内。明社垂绝，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称为叛贼，我们就这样的一同招待他们的英灵。在薄暮中，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了；戏子扮好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卒，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我在十余岁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我们的责任，这就算完结，洗脸下台，可以回家了，……

这里写得多么有声有色，是鲁迅心中的故乡，他怎能不爱它！读者又怎能不跟着他爱它！在中国革命胜利了的今天，农村中剥削阶级彻底消灭了，我们大家的思想意识都经过改造了，我们再来回头看看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前的文艺作品，连古人的集子在内，像鲁迅这样生动有力的文章是不多的。我们读着能得到很大的教育，原因便在于他是革命爱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寄以极大的希望，他的写作都是通过他的斗争意志的。像鲁迅这样的人才配得上叫做爱故乡。

我们还应该抄他写“女吊”的两段：

这之后，就是“跳女吊”。自然先有悲凉的喇叭；少顷，门幕一掀，她出场了。大红衫子，黑色长背心，长发蓬松，颈挂两条纸锭，垂头，垂手，弯弯曲曲的走一个全台，内行人说：这是走了一个“心”字。为什么要走“心”字呢？我不明白。我只知道她何以要穿红衫。看王充的《论衡》，知道汉朝的鬼的颜色是红的，但再看后来的文字和图画，却又并无一定颜色，而在戏文里，穿红的则只有这“吊神”。意思是很容易了然的；因为她投缳之际，准备作厉鬼以复仇，红色较有阳气，易于和生人相接近，……绍兴的妇女，至今还偶有搽粉穿红之后，这才上吊的。……

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这才看清了脸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听说浙东的有几府的戏文里，吊神又拖着几寸长的假舌头，但在绍兴没有。不是我袒护故乡，我以为还是没有好；那么，比起现在将眼眶染成淡灰色的时式打扮来，可以说是更彻底，更可爱。不过下嘴角应该略略向上，使嘴巴成为三角形：这也不是丑模样。假使半夜之后，在薄暗中，远处隐约着一位这样的粉面朱唇，就是现在的我，也许会跑过去看看的，但自然，却未必就被诱惑得上吊。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奴奴本是杨家女，

呵呀，苦呀，天哪！”

这真是“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鲁迅是多么爱她！我们说鲁迅的《女吊》等于屈原的《国殇》，是就他们对祖国的忠诚说的，究其实鲁迅是人民革命时代的先觉，通过中国共产党，他已经知道人民的力量，有意借这一个女魂写出被压迫者复仇的美丽形象，告诉人民要争取胜利。这个美丽的形象是他的故乡绍兴给他的。2

再说鲁迅小时所受的教育。在《朝华夕拾》里有一篇《五猖会》，从这篇文章里我们可以知道鲁迅七岁时读书的情形。一天清早，他家里的人正准备带他去看赛会，是坐船去。

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候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粤自盘古，

生于太荒，

首出御世，

肇开混茫。

就是这样的书，我现在只记得前四句，别的都忘却了；那时所强记的二三十行，自然也一齐忘却在里面了……

后来家里又把他送到书塾里去上学，这个书塾便是《朝华夕拾》里所描写的三味书屋。他这样描写他第一天上学的情形：

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扁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扁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

那时孩子第一次上学先要对着孔子牌位拜孔子，没有牌位心目中也依然当做有孔子牌位那样对着拜，拜了孔子再拜老师，所以鲁迅这样写。鲁迅在书塾里算是一个年龄较大的学生，在《朝华夕拾》第三篇《二十四孝图》里有这样的叙述：

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

这说的是他的“小同学”，开蒙读《三字经》的同学，可见他自己年龄较大程度较高了。总之这是当时封建教育的一幅图画。

鲁迅在他的《二十四孝图》里是记他当时看二十四孝图的情形，其中他特别对“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图发生反感，他这样记着；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躺在父母跟前的老头子，一个抱在母亲手上的小孩子，是怎样地使我发生不同的感想呵。他们一手都拿着“摇咕咚”。这玩意儿确是可爱的，北京称为小鼓，盖即鼗也，朱熹曰：“鼗，小鼓，两旁有耳；持其柄而摇之，则两耳还自击，”咕咚咕咚地响起来。然而这东西是不该拿在老莱子手里的，他应该扶一枝拐杖。现在这模样，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我没有再看第二回，一到这一叶，便急速地翻过去了。

那时的《二十四孝图》，早已不知去向了，目下所有的只是一本日本小田海仙所画的本子，叙老莱子事云：“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大约旧本也差不多，而招我反感的便是“诈跌”。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

接着另叙“郭巨埋儿”的事情云：

至于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说明云，“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但是刘向《孝子传》所说，却又有些不同：巨家是富的，他都给了两弟；孩子是才生的，并没有到三岁。结末又大略相像了，“及掘坑二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

在这篇文章的结末鲁迅还作着总结道：

彼时我委实有点害怕：掘好深坑，不见黄金，连“摇咕咚”一同埋下去，盖上土，踏得实实的，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

这些就是鲁迅做孩子时受封建教育的情况。封建教育给与孩子心灵上的毒害，从这里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鲁迅在少年时期就非常敏感，也可从这里看出来。

鲁迅小时喜欢看图，喜欢看旧小说上面的“绣像”，而且喜欢描画这些绣像，这件事我们也应该注意，因为这件事与后来鲁迅创作小说很有关系。鲁迅写小说的方法，当然吸收了外国小说的长处，但他对中国民间的艺术懂得特别深，而且酷爱其一点，即是不要背景。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一篇文章里说道：“中国旧戏上，没有背景，新年卖给孩子看的花纸上，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但现在的花纸却多有背景了），我深信对于我的目的，这方法是适宜的，所以我不去描写风月，对话也决不说到一大篇。”鲁迅的小说正是“只有主要的几个人”，以这几个人提出当时中国社会的问题。这个方法，在五四初期，一般的读者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鲁迅自始至终“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像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连环图画辩护》），他是有深意的，他爱好中国民间的艺术，他创造小说默默地有取于它，他做儿童时就喜欢过它。在《朝华夕拾》里有好几篇都写着鲁迅小时看图画的事，把那一个小孩子的欢喜的光辉完全保留在纸上。我们且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一篇里面的话：

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做“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

所以我们谈到鲁迅小时所受的教育，他喜欢看图画这件事是应该加以注意的。3

我们再说少年鲁迅同农民的关系。无疑的，我们研究鲁迅，了解这种关系是非常重要的。鲁迅生长在都市，后来又在南京四年，在日本七年多，他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已是在北京住了六年，然而鲁迅主要的小说不是写都市，从鲁迅谈他自己创作的话来分析他的思想意识，他丝毫没有想到要表现产业工人。他关心“下层社会的不幸”，这下层社会是中国的农村。他渴望中国革命，而本着他所熟悉的中国农村来看中国革命如何能成功，他便来写小说，用他自己的话，“提出一些问题而已”（《英译短篇自序》）。他从一开始就把问题放在农民身上，以及城市里小市民身上。他同五四新文学运动另外几个发起的人之所以不同，其关键便在于革命爱国主义者鲁迅关心农民，描写农民的生活。他从小就熟悉农村生活。“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鲁迅这样说，是他自己指出这个意义。

在鲁迅的小说里，虽像《一件小事》那样写一个具有优秀品质的人力车夫，但主要的小说是写农民的。像《社戏》里面的人物是写得朴质可爱的，《社戏》便是鲁迅以他母亲的母家作为背景的农村故事。其中双喜，阿发，桂生，都是小孩子，我们且不谈，我们且来看鲁迅怎样写八公公和六一公公罢。一群小孩子荡着八公公的船夜里去看戏，戏看完了，归途上岸偷了罗汉豆到船舱里煮了吃，在六一公公的田里各人都偷了一大捧。“吃完豆又开船，一面洗器具，豆荚豆壳全抛在河水里，什么痕迹也没有了。双喜所虑的是用了八公公船上的盐和柴，这老头子很细心，一定要知道，会骂的。”但到小说快要收结时，鲁迅这样写：“第二天，我向午才起来，并没有听到什么关系八公公盐柴事件的纠葛，下午仍然去钓虾。”

对于六一公公，当他知道孩子们偷了他田里的豆，他认为这是请客，是应该的。这时“迅哥儿”在那里钓虾。“待到母亲叫我回去吃晚饭的时候，桌上便有了一大碗煮熟了的罗汉豆，就是六一公公送给母亲和我吃的。”鲁迅就是这样描写农民的朴质的善良的性格。

我们再说一件事，关于鲁迅小说的背景。据《社戏》里说，鲁迅母亲的母家是“临河的小村庄”。准此，我们有理由推定《风波》这篇小说里所写的小村庄便是它。这村里的航船七斤在革命时（辛亥革命）进城被人剪去了辫子。准此，我们有理由推定阿Q是这航船七斤的邻村人，因为《阿Q正传》里有记载：“据传来的消息，知道革命党虽然进了城，倒还没有什么大异样，……只有一件可怕的事是另有几个不好的革命党夹在里面捣乱，第二天便动手剪辫子，听说那邻村的航船七斤便着了道儿，弄得不像人样子了。”所以我们确实可以说，这一个农村，鲁迅母亲的母家，同鲁迅后来写小说是很有关系的，他在这里认识了许多农民。

鲁迅在日本

鲁迅生在中国旧式士大夫家庭里。在他十三岁以前，他的家庭是“小康人家”。他的祖父是清朝的一个进士。鲁迅十三岁那年，祖父因故下狱，同时他的父亲生了重病，家庭经济非常困难。《呐喊》自序里说：“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鲁迅用了他所清楚记得的两样店铺的柜台给我们画了一个形象，说实在话，在旧日社会里有三件事城市里的小孩子不懂，即是药铺与当铺，再便是监狱。而鲁迅当时大约都经验过了。我们已经知道，鲁迅爱画画儿，曾把《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描了一大本，这一大本，在那同一篇文章里他说：“后来，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这无疑是出入于质铺和药店的时候。在他父亲故去之后，他在《朝华夕拾》里的一篇《琐记》里说：“我其时觉得有许多东西要买，看的和吃的。只是没有钱。”他并说这时家里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变卖了。他并说这时他对城里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可见他受的刺激之深。就在这时，他十八岁，他的母亲为他筹了八元旅费由他到南京去投考不要学费的学校，他考进了江南水师学堂。那时读书人还认为科举应试是正路，进学校叫做“学洋务”，是被人瞧不起的。而鲁迅争取着走新的路。他在水师学堂学了一年，《琐记》里说，“总觉得不大合适，可是无法形容出这不合适来。现在是发见了大致相近的字眼了，‘乌烟瘴气’，庶几乎可也。只得走开。”第二年他改入仍在南京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进这学堂的第二年，“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这时，我们可以看见当时所谓“新学”对鲁迅的鼓舞了，在《琐记》里有这样的文章：

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学堂里又设立了一个阅报处，《时务报》不待言，还有《译学汇编》，那书面上的张廉卿一流的四个字，就蓝得很可爱。“你这孩子有点不对了，拿这篇文章去看去，抄下来去看去。”一位本家的老辈严肃地对我说，而且递过一张报纸来。接来看时，“臣许应 跪奏……”，那文章现在是一句也不记得了，总之是参康有为变法的；也不记得可曾抄了没有。

仍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这文章是在吃辣椒看《天演论》后二十六七年写的，鲁迅还是情不自禁，写得多么喜悦，我们可以看出青年鲁迅当时是多么的欢欣鼓舞呵！星期日跑去买了本《天演论》来，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的问题都提出了，鲁迅这时对于中国的封建社会，一定是感到天翻地复，他一定是用了新的方法去思考了，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他那里有了萌芽。他从始就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同康有为等当时的“新党”不同，他同情康有为、严复，是对他们的进步性共鸣，康、严都是毛主席说的“先进的中国人”，都曾经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鲁迅在后来的文章里对康有为总没有说过坏话，就是在写《花边文学》的时候还是同情他。在别人批评严复的翻译时，鲁迅又极力替严复辩护。他掌握了历史观点，同毛主席是不谋而合。

鲁迅一八九八年到南京，一九〇一年在矿路学堂毕业，一九〇二年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在南京四年之中，有一八九八年“戊戌维新变法”，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反帝斗争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这些事故对他的爱国思想起了多大的刺激，我们可想而知，他也就决定了他自己救国的道路，他的道路可以说是向日本人学习。如他自己在《自叙传略》上所说，他在南京本来是学开矿的，“但待到在东京的豫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这就表示青年鲁迅认为要救中国就要学日本维新。“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习”，毛主席这样形容那时人们的心理，鲁迅正是如此。在选择维新的道路上，鲁迅同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同，先是他决意学医，二年之后又决意学文学，在当时很少有同调的。在他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时，他说那里“还没有中国的学生”。他总有着较一般更为彻底的要求。他的出发点是在于“思想革命”。因为他革命的意识重，爱国的意识重，所以他学一种东西，从来没有单纯技术的要求，不论学医，或者学文学，都是为着救中国。他也同当时革命的知识分子一样，深深怀着民族革命的感情，一九〇三年他在东京送照片给朋友，在照片上面题着“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这里的“轩辕”是代表汉族，即为了革命（当时的革命要打倒满族所建立的政权）而献身的意思。在他从东京出发往仙台去，经过水户这驿站，他记住这个地方，因为“这是明的遗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这事在《朝华夕拾》里的《藤野先生》这篇文章里有着记载。一鳞一爪，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怎样的深心呵！他在东京听说革命志士徐锡麟、秋瑾被杀的消息，他悲痛已极，他一直不能忘记，到了写《狂人日记》写《药》的时候还要纪念他们！我们去翻《狂人日记》里“徐锡林”的名字罢，《药》里的“夏瑜”就是秋瑾的纪念罢！

他先在仙台学医，二年之后要改学文学，这原故他自己讲过好几次的。那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在《藤野先生》里面鲁迅这样记着：

但我接着便有参观枪毙中国人的命运了。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万岁！”他们都拍掌欢呼起来。

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采，——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这是隔了二十多年以后追述的话，他说着“无法可想”，是因为他的矛盾甚深，他还不能从阶级观点看问题，我们在此不作分析。我们只看那时那地，鲁迅以一个中国青年学生，在那一群拍掌欢呼的日本人当中又只有他一个中国人，他受了多么大的刺激呵！因了这一刺激，他认为中国人“麻木”，他学医的志愿变化了，他认为第一要著是改变国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他弃医不学离开仙台到东京去提倡文艺运动。这个变化也是很不容易的，在那时他能把文艺看得那么重要，“当然要推文艺”。我们于此也可以看出，在他学医的同时，他已经接触了世界文学，世界文学上的革命爱国诗人已经给他以鼓动。从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欧洲文学，英国的拜伦、雪莱，德国的海涅，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波兰的显克微支，匈牙利的彼得斐，对他都发生了影响。鲁迅实在是一个诗人，不过在文艺形式上他应该向小说方面发展，所以在外国文学之中，他慢慢集中注意于小说，影响他最深的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在他们的作品里，讽刺的笔调，爱国的热诚，深深地感动了他。五四时期他在创作上的伟大贡献，这时候已经在酝酿中了，在他这里已经有了新文学的萌芽，即革命的民主的爱国的文学。

辛亥革命与鲁迅

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属于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要把中国变成资产阶级的共和国。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告诉我们：“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我们现在个个人懂得毛主席的话，因为我们亲眼看见了伟大的革命胜利，受了教育，有了一定的政治知识。可是在辛亥革命当时，道理还在闷葫芦里。在一开始就认为辛亥革命失败了的人有，鲁迅是其一。为什么失败？鲁迅也只有苦闷，一时没有找到它的真正原因。

我们已经说过，鲁迅留学日本，很有学日本维新的意思。“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毛主席现在这样向我们发问，可是鲁迅当时还正在老老实实用功做学生，不可能懂得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这是一件事情。再一件事，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中国近代工业开始出现，换句话说，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生长了一个新的阶级即工人阶级。当时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有传到中国来，鲁迅自然不可能考虑到领导阶级的问题，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他归咎于农民以及一般小市民为“愚弱的国民”，怀疑群众的力量。这便是鲁迅失望、苦闷的原因。同时他的革命爱国精神格外加深，可以说他长期处于一种孤独痛苦的心境当中。他在辛亥革命前两年回国。他同情辛亥革命，参加了革命团体（光复会），同时他讽刺辛亥革命。这个态度他在日本留学时就表现着。在《朝华夕拾》里面《范爱农》这一篇文章里，他记载着当时在东京的留日学生的情形，当然都是些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他自己也在内，听了徐锡麟被杀的消息，“人心很愤怒”。接着就有这么的句子：“照例还有一个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分明是讽刺的口吻了，说着“照例”。在同一篇文章里，叙到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他在绍兴做教员，会见了东京分别的范爱农，文字并不少，等到言入革命，真是说时迟那时快的样子，只是这么的两句：“忽然是武昌起义，接着是绍兴光复。”鲁迅不满的心情可想而知了。然而鲁迅的笑容也确实是可掬的，他接着这样写：

第二天爱农就上城来，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那笑容是从来没有见过的。“老迅，我们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我们同去。”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

他于一九一二年离开绍兴，同年往北京，以后长期在北京（直到一九二六年秋被迫南下）。《头发的故事》是他用小说体裁写他一九二〇年在北京对双十节的感慨，我们且抄出这些来：“我最佩服北京双十节的情形。早晨，警察到门，吩咐道‘挂旗。’‘是，挂旗！’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这样一直到夜，——收了旗关门；几家偶然忘却的，便挂到第二天的上午。“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倘使纪念起来，那第一个双十节前后的事，便都上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稳了。“多少故人的脸，都浮在我眼前。几个少年辛苦奔走了十多年，暗地里一颗弹丸要了他的性命；几个少年一击不中，在监牢里身受一个多月的苦刑；几个少年怀着远志，忽然踪影全无，连尸首也不知那里去了。——“他们都在社会的冷笑恶骂迫害倾陷里过了一生；现在他们的坟墓也早在忘却里渐渐平塌下去了。“我不堪纪念这些事。“我们还是记起一点得意的事来谈谈罢。”

对于鲁迅确是有一件得意的事，便是辛亥革命剪了辫子，便是《头发的故事》的主题。说他是悲痛也可以，说他是讽刺也可以。

在北洋军阀时期住过北京的人，对《头发的故事》所描写的北京双十节的情形，虽然文字不多，现实的意义甚大，真只有鲁迅一鳞一爪反映出中国社会的面貌了。我们现在所特别注意的，是鲁迅对“国民”的态度，也就是鲁迅对“中国人”的看法。“中国人”三个字，常常出在鲁迅的笔下，在《呐喊》自序里叙述他在日本学医时看电影的事情，便是这样叙：“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这便是鲁迅在社会科学范围里头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看问题。《头发的故事》里面有一句话把他的意思完全说出来了，这话便是：“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枝毫毛！”我们现在知道，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鲁迅说这话的心情是极其沉重的，他要用这话来刺激当时的人，使他们觉悟起来。因此，在这话里面含有他的革命爱国的深心。那篇小说里又说：“各家大半懒洋洋的踱出一个国民来，撅起一块斑驳陆离的洋布。”一句话把五色旗的中华民国完全写出来了。“每〔各〕家大半……踱出一个国民来，”鲁迅在这里确是深深地注意他们，希望他们，然而对他们无可奈何！总之鲁迅对辛亥革命失望了，他认为失败了。失败的原因便是“几个”有“远志”的人包办代替，而大多数的中国人“愚”。他并不认为包办代替是不对的，问题在大多数人的“愚”上。这少数与多数他都是爱的，他自己也在这数目当中，所以说“他们忘却了纪念，纪念也忘却了他们。我也是忘却了纪念的一个人。”接着又说了这么一句：“我不堪纪念这些事。”谁读着都感觉着他的悲痛。

我们还应该注意《药》这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写出辛亥革命以前的社会情况，他以极沉痛的心情写出当时人民的愚蠢和麻木，写出革命志士不为人民所了解，深刻地暴露出封建统治的罪恶。小说的情节是，一个姓夏的孩子，名字叫瑜，因为要造反，给本家告了官，杀掉了。刑场明写着在“古□亭口”。有一个开茶馆的老头，他的儿子生了痨病，他相信人血可以治得好他儿子的病，于是杀夏瑜的刽子手同他做了这桩买卖，即是杀了革命党人拿这血蘸馒头卖给他做药。所以鲁迅深刻地用了《药》做小说的题目。“夏瑜”影射“秋瑾”，在《且介亭杂文》里面有一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曾叙出“轩亭口离绍兴中学并不远，就是秋瑾小姐就义之处”，所以在《药》里写着“古□亭口”。从鲁迅的本意看来，革命是革命志士救国的事业，其本家要告官，出卖烈士，杀烈士，刽子手要做买卖，更卖烈士的血，这些是革命的敌人，然而中国人民怎么这样无知拿这血来医痨病呵！完全不知道革命这一回事呵！这有什么办法呵！在鲁迅真是一种深心，他精神上长期有着极重极重的负担，革命不是少数人的事！他给我们留了这么一篇作品，写出封建社会里无比的黑暗面，然而光明还应在未来，所以烈士的坟上有不知谁送来的花环。

问题实在是在于革命的力量上面。鲁迅的思想比辛亥革命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深刻，他不以为满清皇帝倒了便百事大吉。他探索革命的力量。我们现在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了毛主席的理论，问题便明若观火，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像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革命已不是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领导力量是工人阶级。鲁迅当时还不可能有明确的“阶级”观念，他只是注意了大多数的“中国人”，即是农村里的农民与城市里的小市民。他感到要这些人觉悟有什么办法，除非“造物的皮鞭”落到这些人的脊梁上！这就是应用生物进化论观察社会问题者必然的结果，不能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他深深知道中国封建的危害性，非革命不可，革命就是走西洋人的路，他还不知道那条路叫做资产阶级的路，领导权属资产阶级，在他仿佛是归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似的，即是几个有远志的人。其实辛亥革命距离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不过十年多，中国已经有了工人阶级，没有俄国十月革命，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输入，问题便提不出来了。也只有

五四运动

在今天我们提出“辛亥革命与鲁迅”这个问题，实在是一个爱国问题，意义深长。鲁迅当时那么寂寞，今天我们是举国欢腾了。五四运动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和约，在北京发生了空前的爱国运动。只有辛亥革命可以同五四运动连在一块儿来说。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它的结果是失败了；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由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中国历史改变了面貌，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变成了独立富强的人民民主的国家。这是事实，没有人不承认的。有一小部分的人，虽然承认这一个事实，就是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胜利了，但要说这个胜利的日子要从五四运动算起，他们认为心里不安，因为他们亲眼见过五四运动或者参加了这个运动，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出世，从何而领导这个运动，把这个运动也归在中国共产党的事业项下呢？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是机械地看问题，没有看到五四运动的性质。我们所说的“五四运动”，并不是仅仅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那一天的爱国运动，是包括从这种爱国运动发展到文学革命，发展到在中国展开反帝反封建运动。而这个反帝反封建运动，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范畴，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才是五四运动的性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告诉我们，“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毛主席又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毛主席把中国共产党同他自己的经验都告诉了我们，也就是代表中国人民向全世界人民讲话，话都明明白白，五四运动是那么一种性质的革命运动。我们确实应该端正我们的认识，从我们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可以考验我们自己的立场。

一部分人士受了资产阶级单纯技术观点的影响，把五四运动看成是单纯的文学革命，而他们心目中的文学革命，是胡适提倡的。这种看法也是完全错误的。反革命分子胡适是美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一类的文章，只是主张改文言为白话，只是形式上的改良。就是这种形式上的改良也不是胡适首先提出来的，早在他以前，已经有好多人提出这样的主张，并且也实行过了。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文学革命的问题已经不仅在形式上，更主要的是在内容上，在内容跟形式的配合上。像鲁迅的《狂人日记》那样强烈的反封建的内容，配合着新的形式，才是文学革命的代表作品。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五四运动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因此，把五四运动看成仅仅是文学革命，已经低估了这一运动的价值；要是把五四运动看成仅仅是反革命分子胡适领导的文学革命，更是完全错了。胡适是替帝国主义服务的，替反动的封建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他是革命的敌人。当五四运动发展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时，胡适就打起反革命的旗帜，站到敌人一边去了。我们只要认清五四运动的性质，就能纠正这种错误的看法了。再说，以为五四运动就是文学革命运动，就是提倡改文言为白话，这正是胡适的话，胡适向来是这样厚颜无耻地替自己吹嘘的，他狂妄地把五四运动说成是他自己的功绩。为了抹杀五四运动的价值，他歪曲地认为这个运动的意义是离开政治的文化运动，其结果是在中国制造买办“学者”专门替帝国主义服务。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则从一开始就指出五四运动的性质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所以毛主席这样写着历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四运动的意义太大了，是中国历史新旧的转折点，几千年来的一个质变。

我们现在来看鲁迅对那时的文学革命是怎样的看法罢。鲁迅在《自选集》自序里面说：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

这些话都说得非常坦白，合乎事实。他承认他自己的小说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也正因为有鲁迅这样的革命文学，那时的文学革命才无疑地是一个革命运动。照鲁迅的意思，他本来就有点怀疑。他总是把辛亥革命记在心里想问题的，他是爱国的，他是革命的，他憎恨张勋复辟，在另一篇文章里（《病后杂谈之余》）他也提起过，“张勋的姓名已经暗淡，‘复辟’的事件也逐渐遗忘，我曾在《风波》里提到它，别的作品上却似乎没有见，可见早就不受人注意。”鲁迅说他“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就正因为他深藏有爱国的热情，革命的热情，认为文学革命还不能够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所以这样说。换句话说，鲁迅的思想中心，是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革命问题上面。在当时，他还提不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所以说对于文学革命没有怎样的热情。我们现在来看，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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