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治·巴塔耶 （Georges Bataille）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天空之蓝试读：
前言
故事小说或多，或少，人都悬于中，悬于里，由它们为之揭露生活多面的真实（La vérité multiple）。只有这些读来时而令人心神不安故的故事，才能让他直面命运。所以我们必须怀抱热烈的情感去探求事小说可能的面貌——探求如何将努力付诸的革新，抑或更甚，付诸小说的永生中去。
以不同的技巧削弱对已知形式的厌怠之感，确实为许多人孜孜追小说可能的样子求。但我不明白——如果我们想知道——如何能不首先了解并确定一个基准。揭示生命种种可能的故事不一定发出呼唤，但当它呼唤，便会激起一阵狂暴，失了这份激情，故事的作者就会对任超越界限何的可能视而不见。我相信：只有令人窒息的、不可完成的挑战，才能让作者找到途径，到达极目之外的彼方，那正是疲于世俗陈规所圈定的有限此间的读者所期待的。
我们如何还能流连于作者早已敏锐地超越了的那些书本之间呢？
我想提出这个原则。我放弃为之证明。
我要做的只是给出一些契合我论断的书目（寥寥数本……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但无序本身就是我意愿的尺度）：《呼啸山庄》《审判》《追忆逝水年华》《红与黑》《欧仁妮·德·弗朗瓦尔》《死刑判决》《萨(1)拉辛》《白痴》……
我想以沉重的文字表达自我。
但这并非在暗示单凭狂怒的爆发或苦难的考验就足以确保故事所蕴含的揭示的力量。我这么说不过意在言明《天空之蓝》中种种骇人的异常之举都源于当时撕扯我的苦难。失常是《天空之蓝》的根基。但我从未觉得这个源头有足够的分量，所以1935年结稿后，我放弃了出版计划。现在，1957年，读过手稿并为之动容的朋友们希望我能发表这部作品。我最终决定相信他们的判断。不过我自己多少已经把这部作品遗忘了。
1936年起，我就决心不再想它。
更何况，在此期间，西班牙内战与世界大战的爆发，都让与这本小说情节相关的历史事件显得微不足道：在悲剧本身面前，又怎会有人去关心预示它的征兆呢？
上述原委与小说本身给我带来的不满与不适相吻合。但这些情况现在都变得很遥远了，以至我可以说是在事件最炙手可热时写下的故事，也同其他故事一样，统统成了作者刻意置于某段不值一提的过往中的选择。今时今日，我的精神状态已与这本书出现时大相径庭；不过到头来，这个当时具有决定性的缘由，现在也显得无足轻重，我决定相信朋友们的判断。(1) 《欧仁妮·德·弗朗瓦尔》由萨德侯爵所作（收录于《爱之罪》）；《死刑判决》系莫里斯·布朗肖所写；《萨拉辛》系巴尔扎克的短篇小说，相对不为人所知，但确是其作品中数一数二之作。——作者注引言
伦敦巷末一家小馆，最是蛇虫鼠蚁混杂之地，地下室里，嘟蒂(1)（Dirty）醉了。她醉得彻底，我在她身旁（我的手还缠着绷带，是碎玻璃杯划的口子）。那天，嘟蒂身穿一袭华丽的晚裙（可我却胡子拉碴，头发蓬乱）。她伸开修长的腿，陷入一阵猛烈的抽搐。店里满是人，眼神愈发暗淡。这些茫然的人眼让人想起熄灭的烟头。嘟蒂双手抓着裸露的大腿。她咬紧脏兮兮的帘布不住呻吟。那么迷醉，那么美：她转动狂热的圆眼，直直盯着煤灯的光。“怎么了？”她惊叫道。
刹那间，她猛然一颤，仿佛火炮发射，喷出云雾般的粉末。她像稻草人一样突出的双眼，流下一股泪水来。(2)“托普曼（Troppmann）！”她又尖叫出声。
她看着我，眼睛越睁越大。她用纤长而肮脏的手抚过我受伤的头。我的前额发热，湿漉漉的。她呕吐般哭泣，胡乱祈求着。她的发丝在啜泣中被眼泪浸湿。
无论怎么看，这场令人作呕的狂欢的前景——随后该有野鼠围绕两具交叠在地的躯体打转——都配得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
醉酒让我们失控，醉酒让我们为最无望的执念寻一个无望的回答。(3)
在被酒精完全夺去意识前，我们还是设法在萨沃伊酒店找了间房。嘟蒂注意到电梯员很丑（制服倒挺漂亮，模样却像个挖墓人）。
她漫不经心地笑着和我讲这些。她说起话来已经不很利索了，她说起话来像个醉了的女人。“你知道，”她始终断断续续，摇摇晃晃打着酒嗝，“我还是个小鬼……我记得……我和妈妈来过这里……这儿……十多年前……那么说，我应该十二岁……我妈是过去那种高个儿老太太，英国女王那种……然后，就当时，出电梯的时候，电梯员，就刚才那个……”“哪个？……这个？……”“对啊。就今天这个。他没把电梯笼停好……电梯笼停太高了……她就顺着滚下去了……她啪嗒一声……我妈她……”
嘟蒂疯狂地大笑起来，她完全止不住地笑着。
我好一番搜肠刮肚，才对她说：“别笑了。你的故事永远讲不完。”
她不笑了，开始大叫：“啊！啊！我真是个白痴……我要……不，不，我把故事说完……我妈，她，一动不动……她的裙子翻过去……她长长的裙摆……像个死人……她不动了……他们抬她到床上……她开始吐……她醉到稀烂……可前一秒，你根本看不出来，这女人……就是条恶狗……她可吓人了……”
我觍着脸，对嘟蒂说：“我想像她那样倒在你面前……”“你会吐吗？”嘟蒂没有笑，她问我。
她吻进我的嘴。“或许吧。”
我走进浴室。我苍白极了。毫无来由地，我久久打量镜中的自己：头发梳得马虎，几乎算是邋遢，面容浮肿，说不上丑，摆着张刚起床的人的臭脸。
嘟蒂一个人待在卧室，房间挺宽敞，被数盏顶灯照得通亮。她在踱步，停不住似的一个劲朝前走：她好像彻底疯了。
她衣衫半褪到了下流的地步，一头金发在灯光下散发出我所不能承受的光芒。
可她却给我一种纯洁的感觉——在她身上，就算在她的放荡里，都含着一股子天真，有时我甚至会想匍匐在她脚下：于之我心生畏惧。我见她站不稳了。她就要跌倒了。她一下子呼吸困难，像头野兽喘着气：她感到窒息。她那阴沉、情犹困兽的眼神会让我丧失理智。她止住了：她应该在长裙下扭动着大腿。她肯定是要发狂的。
她打铃召女佣过来。
不一会儿，进来位顶漂亮的女佣，棕红头发，面色鲜亮。她看起来被如此奢华的场所里一股罕见的气味冲得透不过气来：一股底层妓院的味道。嘟蒂已经不自己站着了，她靠在墙上，看上去非常痛苦。我不知道那一天她是从哪儿染上的廉价香水，但是，当时那种不堪言表的状态下，她还另散发着屁股与腋窝的酸臭，同香水混在一起，让人想起药的恶臭。她身上还有威士忌的味道，她时不时会反呕……
这个年轻的英国姑娘狼狈不堪。“您，我要您帮忙，”嘟蒂对她说，“不过得先去把那个电梯员叫来，我有话和他说。”
女佣离开了，这次嘟蒂摇摇晃晃走去椅子边坐下。她很费劲地在身边的地上放了一瓶酒和一只酒杯。她的双眼越来越沉。
她用眼睛寻着我的位置，我不在那儿了。她慌了神。她绝望地喊着：“托普曼！”
没人回答。
她起身，好几次几乎要摔倒。她走到浴室门口，看见我瘫在椅子上，既苍白又憔悴。恍惚间我又弄破了右手的伤口，我想用毛巾止血，但血很快流到了地上。嘟蒂，站在我跟前，用野兽般的双眼盯着我。我擦了擦脸，于是我的额头和鼻子上都沾满了血。电灯逐渐变得晃眼。难以忍受——这灯光刺得人眼乏。
有人敲门，女佣走了进来，后面跟着电梯员。
嘟蒂瘫倒在椅子上。我觉得似乎过了很久，她低着头双眼发空，问电梯员：“1924年您在这里？”
电梯员说是。“我想问您，有个上了年纪的高个女人……她下电梯时摔倒了，吐在地上……您记得么？”
嘟蒂说话时两眼发直，仿佛连嘴唇都是死的。
两个佣人神情颇为不安，时不时瞥一眼对方，彼此询问观察着。“我记得，是这样的。”电梯员承认道。（这个四十出头的男人长了张挖坟的无赖的脸，但他面上却润滑发亮，像是在油里浸过似的。）“来杯威士忌？”嘟蒂问。
没人搭腔，那两人毕恭毕敬地站着，痛苦地等待着。
嘟蒂要来她的包。她的一举一动很是迟滞，过了好一会儿才将手伸到包里去。拿到后，她将一大把钞票往地上一扔，只说了句：“分了吧……”
挖墓人这下找到差事。他拾起这些宝贝钞票，一张张高声数起来。一共二十张。他把十张给了女佣。“我们可以告退了么？”过了一会儿，他问。“不，不，还不行，我请您坐下。”
她看起来呼吸困难，脸上充血。两个佣人都站着不动，小心恭敬地观察着，但他们也脸红发慌起来，半是由于这笔小费数量着实惊人，半是因为眼前的情况难以置信、难以理解。
嘟蒂待在椅子上，默不作声。就这么过了半晌：房间里甚至可以听见每个人体内的心跳声。我走到门边，脸上糊着血，面色苍白又病态，不停地打嗝，快要吐了。两个佣人惊恐地看着一道水流沿着椅子和他们漂亮的说话人的腿流下来：尿形成一片水渍，在地毯上扩散开去，而年轻女孩的裙子下面则沉沉地发出了内脏舒缓的声音。女孩在椅子上，神情慌乱、满身通红、饱受折磨，像刀下待宰的猪羊……
面带厌恶、浑身颤抖的女佣得为嘟蒂清洗，后者看来倒重拾了平静与满足。她任由人擦洗身子、打上肥皂。电梯员则给房间通风，直到气味完全散去。
接着，他为我裹上绷带，给伤口止血。
终于，事情重归秩序，女佣理好衣物。嘟蒂清洗一新，喷上香水，比任何时候都美。她接着喝酒，她躺倒在床。她让电梯员坐下。他坐在她床边的扶手椅上。这一刻，酒醉让她完全放松下来，像个孩子，像个小女孩。
虽然她什么都没说，看起来也十分从容。
她偶尔会独自笑起来。“跟我讲讲，”她终于对电梯员说，“在萨沃伊干了这么多年，您一定见过不少吧，各种丑事。”“哦，也没那么多，”他答道，不过在这之前他一口吞掉杯中的威士忌，酒精似乎让他动摇了，放松了下来。“大体上，在这边，客人还是很规矩的。”“哦，规矩，不是么，这是种生活方式：就好比我已故的母亲，在您面前摔个底朝天，还吐得您满袖子都是……”
嘟蒂突兀地大笑起来，笑声散入虚空，没有回音。
她接着说：“而且您知道他们为什么都很规矩么？因为他们没胆，懂么，他们怕到牙齿打战，所以他们才什么都不敢表现出来。我能感觉到这些因为我也是，我也没胆，没错，您看，伙计……连您我也怕。我吓得要死……”“夫人要喝杯水么？”女佣窃窃地问。“该死！”嘟蒂粗暴地回答，她朝她吐舌头，“我呀，我病了，听清楚了，而且我脑子里老有个念头，在我这儿。”
然后是：“您当然无所谓，可这让我恶心，懂吗？”
我轻轻用个动作打断了她。
我边喂她喝口威士忌，边对着电梯员说：“承认吧，要是您的话，非掐死她不可！”“你说得对，”嘟蒂大嚎道，“瞧这双大爪子，这双猩猩爪子，和那玩意儿一样全是毛。”“但，”电梯员站起身，一脸惊恐地反驳道，“夫人知道我听她差遣。”“不，蠢货，搞清楚，我才不要你那东西。我恶心。”
她打着嗝咯咯笑起来。
女佣快步端来个盆子。她表现得极度恭顺，且相当真诚。我坐着，没精打采，面如死灰，而且越喝越多。“而您，那边那位，老实姑娘，”嘟蒂说，这次转过头对着女佣，“您自慰，您看着橱柜里的茶壶好过上家庭生活。我要有您这模样的屁股，我肯定把它露给所有人看。不然，有人准会羞得要死，总有一天，有人会在挠痒的时候自己找到那个洞去。”
我一下子惊惶地对女佣说：“朝她脸上洒点水……您也看到她热了。”
女佣很快便忙了开去。她在嘟蒂额上放了条湿毛巾。
嘟蒂艰难地移到窗边。她看着身下的泰晤士河，还有远处伦敦最可怖的几座建筑，在黑暗中显得巨大无比。她很快就吐在了外面。她缓过来，开始唤我，我摸着她的额头，眼睛盯着窗外肮脏的下水道、河流与码头。酒店旁边，奢侈华丽、灯火辉煌的建筑一一傲然现身。
望着伦敦，我几乎哭出声来，迷失在焦虑之中。当我呼吸着新鲜(4)空气，儿时的记忆，像是和我一起玩空竹和鸽子飞的女孩子，就和眼前电梯员猩猩般的双手融在了一起。更何况，眼下发生的一切于我都无关紧要，隐约是可笑的。我自己也是空虚一片。想用新鲜的丑事来填补这片虚无根本无济于事。我觉得自己无能又卑鄙。闷阻而漠然的状态下，我陪嘟蒂一路走上街。嘟蒂牵着我。但我想象不出还有人能更像一叶小船，随波逐流。
焦虑不给躯体片刻放松的机会，唯有这个缘由才能解释一桩绝妙的本事：我们随时都能放任自己屈从于任何欲望，管他在什么封闭空间，萨沃伊的卧室也好，妓院也罢，哪儿都行。(1) Dirty，英文有肮脏的意思，此处取音译。（本书注释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者注。）(2) Troppmann，男主人公姓氏与20世纪下半叶法国巴黎近郊著名的“庞坦灭门案”（Le Massacre de Pantin）的凶手让-巴普蒂斯特·托普曼（Jean-Baptiste Troppmann）相同。犯人1849年出生，1870年因谋杀一家八口而被送上断头台。案件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许多作家均曾将这一题材融入创作。(3) Savoy Hotel，伦敦著名豪华酒店。(4) 原文为斜体。Pigeon vole，鸽子飞是一种多人游戏，大致规则如下：一位参与者随机说出不同物体的名称，后面均跟一个“飞”字（例“兔子飞”“鸽子飞”“鞋子飞”等），当所说事物确实会飞时，其他人应举手。未能及时举手或在说到不会飞的物体时举手则视为失败。第一部分
我知道。
我将不堪地死去。
今天，对着与我相连的唯一存在，我甘心做个骇人、恶心的东西。
我想要的，是嘲笑者所能遭遇的最坏的事。“我”所在的那个空脑袋早就惊慌失措，贪得无厌，唯有死亡才能让它满足。
几天前，我来到——在现实中，而非噩梦里——一座好似悲剧布景的城市。一天晚上——我这么说无非是用更凄惨的法子一笑——我倒没有独自醉着看两个老鸡奸者转着圈儿起舞，在现实中，而非梦里。午夜，骑士长走进我的卧室，下午我曾经过他的墓碑，出于傲慢，我戏谑地向他发出邀请。他不期而至，令我惊恐万分。
面对他，我战栗不已。面对他，我是无主的游魂。
在我身边躺着第二名受害者，她的双唇令人作呕，像是死人嘴巴。她的嘴里淌下比血还恐怖的涎沫。从那日起，我就被判了刑，困在这份我拒之不及，再也无心忍受的孤独里。可要想重复邀约，只需一声尖叫，若是我听信了这份盲目的怒火，最后离开的便将不再是我，而是这具老人的尸骸。
从这卑鄙的折磨里，再一次长出始终不灭、悄然蛰伏的傲慢，起先是缓慢的，然后突然爆发，它让我盲目，让我炽烈地投入到一种罔顾理性的真切的幸福中去。
此刻，幸福让我迷醉，幸福让我烂醉如泥。
我嘶喊它的名，我扯开喉咙将它歌唱。
在我痴愚的心里，痴愚放声高歌。(1)
我胜利了！(1) 原文为大写字母。第二部分噩兆1
在我生命中最不幸的那段日子里，我经常和一个女人见面——理由难说正当，也不带一丝欲望诱惑。这女人唯一吸引我之处是她的荒唐：仿佛是我的命运迫使我在这般境地里找来一只不祥的小鸟为伴。五月，我从伦敦回来，神志涣散，精神躁郁，几乎是病态的，但(1)这女孩很奇怪，她全然没有察觉。去年六月我离开巴黎去普吕姆找嘟蒂，接着，躁怒不堪的嘟蒂又离开了我。回来以后，我就再没办法长时间保持得体的态度。一逮到机会我便去和“不祥之鸟”见面。但也有几次我当着她的面便发起狂躁的疯来。
为此她很是担心。有一天，她问我怎么了，晚些时候她对我说她觉得我随时会疯掉。
我很生气。我回她：“什么事都没有。”
她坚持：“我理解您什么都不想说，可能现在我让您一个人待会儿比较好。您太激动了，不适合考虑这些计划……但我还是要说，我很担心……您打算怎么办？”
我看向她的眼睛，毫无一丝决然。我看来八成魂不附体，像是要摆脱某个顽念，却无法逃离。她转过头。我对她说：“您大概猜我喝了酒？”“不，怎么？您喝么？”“经常。”“我说不准（她把我当个正经人，甚至是顶正经的那种，况且对她来说，酗酒与其他要求是不相容的）。只不过……您看来精疲力尽了。”“还是回到计划上来吧。”“您显然太累了。您坐着，但好像马上就要倒了……”“没准会的。”“怎么了？”“我会疯掉。”“为什么？”“我难受。”“我能做点什么？”“不能。”“您就不能和我说说您到底怎么了？”“我觉得不行。”“那您发封电报叫您妻子过来吧。她也不一定非得待在布莱顿吧？”“不，而且她已经给我写过信了。她最好别来。”“她知道您现在这个状态么？”“她也知道她对此无能为力。”
这女人很困惑：她应该觉得我既烦人又软弱，不过又相信她眼下的任务是帮我走出这种状态。终于，她横下心强硬地对我说：“我可不能就这么放着您不管。我得送您回家……或者去您朋友家……听您的……”
我没吱声。那一刻，在我脑子里，所有事情都开始暗淡下去。我已经受够了。
她一路送我回到家。我再没说过一句话。2(2)
我通常在证券交易所后面的一家酒吧餐厅见她。我让她和我一道用餐。我们总要花大功夫才能吃完一顿饭。时间全用在了讨论上。
女孩二十五岁，生得丑，还很邋遢（从前和我出去的女人正相反，个个穿得讲究又漂亮）。比起名字，她的姓拉扎尔（Lazare）倒更符合她这幅阴沉可怖的模样。她古怪，甚至相当滑稽。我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对她感兴趣。八成是精神错乱。至少，我在交易所碰见的朋友们是这么认为的。
眼下她是能让我摆脱衰颓的唯一存在：她刚走过酒吧大门——入口处，她黑不见骨的身影，在这通向好运与财富的场所里，好似象征不祥的愚笨幻影——我起身，将她引到桌边。她穿着黑衣服，裁剪糟糕、满是污渍。她好像从来看不见眼前的东西，走路总是撞到桌子。她没戴帽子，一头笔直的短发，梳得很乱，像脸颊两边长了对乌鸦翅膀。她有只皮肤发黄的犹太瘦女人的大鼻子，从钢架眼镜下的翅膀间冒出头来。
她恼人：说话速度慢，语调泰然，仿佛精神已超然世外；疾病、疲乏、贫困或死亡在她眼中都算不得什么。她事先假定别人身上都有种最为平静的漠然。她之所以迷人，既因为她头脑清醒，又因为她满脑子幻觉。我给她足够的钱印一份微型月刊，她觉得这杂志很重要。她在里面为共产主义辩护，不过理念却和莫斯科的官方共产主义相去甚远。大部分时间里，我把她当个积极的疯子，而我，不过是不怀好意、为了寻乐子才加入她的游戏。我猜，我关注她，是因为她的激动昂扬与我的私生活一般失常、一般贫乏，同时也一般错乱。最吸引我的要数那种病态的渴望，它怂恿她为了被压迫者的事业献出生命与鲜血。我想，这定是不洁处女的贫瘠之血。3
拉扎尔送我回去。她进到我家里。我叫她等一下，我妻子有封来信等我去读。信有八或十页纸。我的妻子告诉我她无法继续下去。她为失去了我自责不已，但发生的一切都是我的错。
这封信让我慌了神。我努力不哭，但没忍住。我一个人到洗手间哭。我停不下来，所以出来的时候，我还在擦不断流下的眼泪。
我给拉扎尔看我湿透的手巾，对她说：“太可悲了。”“您妻子出了什么事吗？”“不，别在意，我现在昏头昏脑的，但也说不清有什么理由。”“真的没事吗？”“我妻子给我讲了她做的一个梦……”“什么样的梦？……”“没什么要紧的。您想知道可以自己看。不过，您可能不会明白的。”
我递给她埃迪特（Edith）信中的一页（我不觉得拉扎尔看得懂，但我想她会吃一惊）。我告诉自己：或许是我太把自己当回事，但这是难免的，无论拉扎尔，我，还是随便什么人。
我让拉扎尔读的那一段与信中触动我的东西毫不相干。“昨晚，”埃迪特写道，“我做了个没完没了的梦，它沉重，让我无法承受。我把它讲给你听，因为我害怕自己一个人把它留在心里。“我们俩和好几个朋友在一起，后来有人说，如果你出去，就会被杀掉。因为你写了那些政治文章……你的朋友们觉得这没什么。你没说话，但你整个人变得通红。你当然不想被杀，可你的朋友们拉着你，你们就全出去了。“突然有个男人要来杀你。要动手，他得先点亮手中拿的灯。我走在你身边，而那男人为了让我明白他要杀你，开了灯——灯里射出一枚子弹，击穿了我。“你和一个年轻女孩在一起，就在那一刻，我明白了你想要的是什么，于是我对你说：‘既然有人要杀你，至少趁你还活着，和这姑娘去房间做你想做的事吧。’你回我说：‘我很愿意。’你和年轻女孩进了屋。后来，男人说时间到了。他又开了灯。第二枚子弹朝你飞去，可我却觉得中弹的人是我，对我来说一切都结束了。我用手摸了摸喉咙：脖子上温热又黏稠，都是血。太可怕了……”
我挨着正在读信的拉扎尔坐在长沙发上。我努力控制自己，可还是哭了出来。拉扎尔不懂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梦哭泣。我对她说：“我不能把一切都告诉您，可是，我在所爱的人面前就像个懦夫。我妻子一心一意对我。为我她几乎发了疯，我却背叛了她。您知道吗，我在读她梦见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想起我的所作所为，我就恨不得有人杀了我……”
拉扎尔当时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有人看到了远超乎其意料之物。这个平时无论思考什么都眼神坚定而确信的女孩，却突然狼狈起来，她僵住一般一个字也没说。我直视着她，但泪水却不受控制地从眼里流出来。
一阵眩晕袭来，一种幼稚的、倾吐的渴望攥住了我：“我要告诉您一切。”
我带着泪说。眼泪流过我的脸颊，落进我嘴里。我突然不顾一切地向拉扎尔说起自己在伦敦和嘟蒂做过的所有难以启齿之事。
我告诉她甚至在此之前，我就已经以各种方式背叛了妻子，而且我已经对嘟蒂着了魔，当我发现自己失去她时，我觉得什么都无法忍受。
我把一生倾诉于这位贞洁之女。对这样一个女孩（丑陋如她只能以可笑的方式忍受生活，被逼得既禁欲又死板）说这番话是无耻的，我为此感到羞愧。
我从未和任何人说过我身上发生的一切，而每一句话都像是种怯懦，不断羞辱着我。4
表面上，我说话时一副可怜相，显得很羞愧，其实我作了弊。在拉扎尔这样的丑姑娘面前，打心底里，我始终是带着玩世不恭的不屑的。我对她说：“我来告诉您为什么事情很糟，这原因您听着肯定很费解。我从没有过像嘟蒂那么美、那么诱人的女人，她让我彻底昏了头，可到了床上，对着她我却不行……”
我这番话拉扎尔一个字都没懂，她发了恼。她打断我：“可是，如果她爱您，这也没那么糟吧？”
我哈哈大笑，又一次，拉扎尔表现出局促不安。“您别说，”我对她道，“没人能编出比这更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了：放荡男女仓皇失措，只沦落得彼此恶心。好吧……我还是好好说下去，我不会和您细讲，但想理解我们并不难。她和我一样习惯了无度放纵，装模作样不可能让她满意。”（我几乎是低声说出这些话。我觉得自己很蠢，但我需要诉说；无边的绝望——无论多么愚蠢——让拉扎尔的存在变得必要。她在，我就不那么迷惘。）
我解释说：“这不难理解。我弄得浑身是汗。时间白白过去。到最后，我耗尽了所有力气，但精神的枯竭更可怕。对她、对我都一样。她是爱我的，可最终，她呆呆地望着我，挂着一抹难以捉摸，甚是苦涩的微笑。我让她兴奋，她也让我兴奋，可到头来我们只是令彼此恶心。你明白吗，我们变得令人作呕……什么都做不成了。我完全迷失了，而且那一刻，我只想一头跳进铁轨去……”
我停顿片刻，接着说：“有股尸体的余味挥之不去……”“这话什么意思？”“特别是在伦敦……我在普吕姆和嘟蒂见面的时候，我们都同意这种事不能再发生了，但有什么用呢……您想象不到事情能荒唐到什么地步。我问自己为什么只有和她在一起不行，而不是其他人。当我蔑视一个女人时，事情从来很顺利，比如妓女。可是，只要和嘟蒂在一起，我就只想跪倒在她脚前。我太崇敬她了，我崇敬她正因为她完全迷失于声色犬马。这一切对您来说大概都很难理解吧……”
拉扎尔打断我的话：“确实，我不懂。在您眼里，放荡让以此谋生的妓女一文不值。我不明白为什么放荡就能让这女人高尚起来……”
拉扎尔说“这女人”时流露出的一丝轻蔑之情让我陷入说不清道不明的荒唐感中。我看了看这可怜姑娘的双手：指甲满是污垢，肤色灰如死尸。我突然想到她从某个地方出来之前大概没好好洗过……其他人也许无所谓，但拉扎尔在生理上令我反感。我面对面看着她。焦虑之中，我觉得自己被逼上了绝路——正在变得半疯半傻——这事既可笑又可怜，好像我有一只乌鸦，一只不祥之鸟，一个垃圾吞噬者栖在手腕。
我想，这下她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鄙视我了。我看一眼自己的手，它们被太阳晒黑了，很干净；我淡色的夏装很整洁。嘟蒂的手通常让人眼花缭乱，指甲涂成鲜艳的血红。我何苦委屈自己受这等残次品的气，何况她还对别人的幸运不屑一顾。我准是个懦夫、蠢货，不过这一点，在当时那种状态下，我倒是轻而易举便承认了。5
当我回答她问题的时候——我等了很久，像是完全呆住了——我所想的不过是借这相当缥缈的存在，躲过残酷无情的孤独。虽然模样可怕，但在我眼里，拉扎尔几乎是个幻影。我对她说：“嘟蒂是这世上我唯一倾慕的人……（从某种程度而言，我撒谎了：她可能不是唯一一个，然而，在更深层的意义上，这是真的。）我又说：她非常富有，这让我兴奋不已；这么一来她就可以当面唾弃他人。我敢说：她一定是瞧不起您的。这和我可不一样……”
我试着微笑，疲倦让我脱力。但和我的期望相反，拉扎尔听任我说这些话，并没有低下头去：她变得很淡然。我接着说：“现在，我还是都说出来吧……只要您愿意，我把一切都告诉您。有一次，在普吕姆，我甚至幻想过我和嘟蒂不行是因为我有恋尸癖……”“您说什么？”“正常的话。”“我不懂……”“您知道恋尸癖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嘲笑我？”
我烦躁起来。“我没有取笑您。”“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
拉扎尔几乎没什么反应，好像这不过是个孩子自以为是的恶作剧。她反问我：“您试过了？”“没有。我从没到过那一步。我唯一做的是，有天晚上，我路过一间公寓，里面的老妇人刚死——她躺在床上，和其他女人并无二致，两旁各有一根大蜡烛，手臂沿身侧摆着，但手没有交叉。夜里，房里没人。那一刻，我明白了。”“什么？”“我醒来时将近凌晨三点。我想去有尸体的房间。我吓坏了，我一个劲发抖，可还是待在尸体面前。最后，我脱掉了睡衣。”“您做到哪一步？”“我没有动，我太混乱，完全昏了头；我只是看着，就这么远远地来了。”“那女人依然美么？”“不。完全枯萎了。”
我以为拉扎尔会生气，她却冷静得像是聆听忏悔的牧师。她只是简单地打断我：“这解释不了您为什么不行？”“不对。至少，和嘟蒂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答案。不管怎样，我清楚妓女对我的吸引力与尸体相似。这么说来，我也读过类似的故事，某人让妓女们用粉把身体涂得苍白，装成尸体躺在蜡烛中间，但问题不在这里。我和嘟蒂说过可以怎么做，而她对我大发脾气……”“既然她爱您，为什么不肯扮成尸体呢？我猜，这等小事是不会让她却步的。”
我打量拉扎尔，惊诧于她在这件事上的直白，我有点想笑：“她不是退却了。再说，她本就白得像个死人。尤其在普吕姆的时候，她差不多是病了。有一天她甚至想让我去找个天主教神父过来，(3)她打算接受涂油礼，在我面前模拟临终时刻，但这种闹剧我是无法容忍的。它当然可笑，可也格外骇人。我们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有天晚上，她浑身赤裸躺在床上，我站在她旁边，也一丝不挂。她想刺激我，就和我说尸体的事……但没用……我坐在床边，开始哭泣。我对她说我就像个可怜的白痴，我瘫倒在床边。她愈发苍白：她冒冷汗……她的牙齿开始打战。我摸了摸，她身体冰凉。她眼睛发白。她看着可怖极了……我当即全身发抖，仿佛宿命已经扼住我的手腕，用力扭扯好逼我叫出声来。我太害怕了，哭都哭不下去。我嘴唇发干。我套上衣服。我想把她抱在怀里和她说话。她厌恶地推开我。她真的病了……“她吐在地上。不瞒您说，我们喝了一整晚……威士忌。”“当然。”拉扎尔插道。“怎么‘当然’了？”
我怨恨地看向拉扎尔。我接着说：“事情就这么结束了。那一夜之后她就再也受不了我碰她了。”“她离开您了？”“没有立刻走。我们甚至还在一起住了好些天。她告诉我她对我的爱没有减少；相反，她觉得与我连在一起，但她嫌我，一种不由自主的嫌恶。”“那种情况下，您没法指望还能继续下去。”“我什么都指望不了，但一想到她会离开我，我就完全没了主意。我们之间已经发展到若是约在房间里碰面，先来的那个就会以为房间里有个死人。我们来来去去，一言不发。有时候，极个别时候，我们会相互注视。这又怎么可能继续下去呢？”“可你们是怎么分开的？”“有一天她告诉我她该走了。她不愿说出她去哪儿。我求她让我陪着。她回答说，也许吧。我们一路到了维也纳。在维也纳，我们找了车去酒店。车停下，她叫我安排住宿的事，然后在大堂等她，她要先去趟邮局。我让人取了行李，她继续坐车。她走了，什么话也没说，我觉得她已经丢了魂。我们很早就说好一起去维也纳的，我还把护照给她让她帮我取信。况且，我们所有的钱都在我包里。我在大堂等了三小时。时间是下午。那天风大，云很低，可人觉得闷，天非常热。她显然是不会回来了，那一刻，我感到死亡向我逼来。”
这一次，盯着我的拉扎尔似乎被触动了。我收住话头，她自己却很是仁慈地让我告诉她发生了什么。我说了下去：“我由人把我领进房间，里面有两张床和她所有的行李……我敢说死亡正跑进我的脑袋……我记不清自己在房里做了什么……有一刻，我走到窗边，打开窗子——风声呼号，暴雨将至。街上，就在我身前，有一条长长的黑色燕尾旗。旗子足有八或十米长。风已经把旗杆掀了一半，旗子仿佛在扑打着翅膀。它没掉，它在风中喀啦作响，在屋顶的高度发出巨大的响声；它不断扭曲着形状，仿佛淌过白云的一道浓墨。这段插曲在我的故事里未免突兀，但对我而言却像个墨袋在脑中慢慢打开，这一天，我毫不迟疑要立刻死去，我往下探了一眼，可楼下有阳台。我把窗帘的拉绳绕在脖子上，它看来够结实——我踩上椅面，系好拉绳，然后我想给自己个交代。我不知道等我一脚踢翻了椅子还能不能救回来。可我解掉绳子，从椅子上下来了。惯性让我摔在地毯上。我哭了，声嘶力竭……最后，我又站起身来，我记得头很沉。我保持着可笑的冷静，与此同时，我觉得自己快疯了。我重新站起身，借口去直面命运。我回到窗边——黑旗依旧，但大雨倾盆；天色阴沉，有闪电划过，天空响起一声巨大的雷鸣……”
这一切都不再吸引拉扎尔了，她问我：“您那条黑旗是哪来的？”
我存心要惹她不快，许是赧于自己像个自大狂般自说自话。我笑着对她说：“您知道故事里唐璜出场时铺在晚餐桌上的黑桌布么？”“这和您那面旗有什么关系？”(4)“没有，只不过桌布是黑色的……挂燕尾旗是为了悼念陶尔斐斯之死。”“刺杀事件发生的时候您在维也纳？”“不，在普吕姆，我是第二天到维也纳的。”“您在现场，一定很受触动吧。”“不。”（这个丑陋的疯姑娘对她所关心的问题的执着让我害怕。）“况且，就算仗真的打起来了，也是对我脑中所想之事的回应。”“可战争怎么可能回应您的思想呢？打仗了您很满意么？”“为什么不呢？”“您觉得战争会带来革命？”“我说的是战争，我没说接下来的事。”
比起我能告诉她的其他一切，我方才所讲的刚刚以最粗暴的方式让她震惊。(1) Prüm，系德国西北部一座城市，靠近德国与卢森堡边境。(2) La Bourse，前巴黎证券交易所，位于塞纳河右岸的巴黎第二区（巴黎主要商业区之一）。(3) 基督教的一种宗教仪式，信徒将死之时，由神父在其额上涂圣油。(4) Dollfuss，全名恩格尔伯特·陶尔斐斯（1892—1934），曾任奥地利总理，1934年7月25日于维也纳被奥地利纳粹分子射杀。母性之脚1
我和拉扎尔见得不那么频繁了。
我的生活愈发偏离轨道。我四处寻酒喝，我漫无目的地游荡，末了，叫辆出租车送我回家。坐上车的后座，想起自己弄丢的嘟蒂，我失声痛哭。我已经不再痛苦了，更没有丝毫不安，脑中只觉得彻头彻尾的愚蠢，仿佛这种幼稚永远不会结束。我不敢相信，自己为了挑衅命运，曾经有过多么荒谬的想法——我想到自己从前表现出的嘲弄与勇气：可所有这些现在只让我觉得自己是个白痴，或许颇让人动容，但终归是可笑的。
我仍会不时想起拉扎尔，每一次，这都让我猛然一惊——极度疲乏中，她于我就如同维也纳可怖的黑色燕尾旗，有着相似的意义。关于战争，我们有过零星而不快的交谈，自那之后，我便不再仅仅把这些噩兆视为我个人生存的隐忧。我在其中看见更为巨大的威胁，悬于整个世界上空……或许将可能爆发的战争与拉扎尔联系在一起是毫无根据的，恰恰相反，拉扎尔宣称自己厌恶与死亡有关之事。然而，她身上的一切，她莽撞、梦游般的步态，她说话的口气，她让四周安静下来的能力，还有她对牺牲的渴望，都让人觉得她已经和死亡签订了契约。我觉得，这样的存在，只有对命中注定遭遇不幸的人和世界才有意义。某天，我的脑中突然一片清明，当即下决心摆脱我与她关注中的所有交集。这场不期而来的了断有它可笑的一面，正与我生命中的其余事物一般模样。
振奋于这个决定，我满心欢喜，步行从家里出发。我走了许久，(1)最终在花神咖啡馆外的露天座位败下阵来。我坐下，同桌的人我都不太熟悉。我觉得自己不受欢迎，但没有离开。其他人用极尽严肃的口吻，谈论发生过的、需要知道的消息——在我看来他们统统不切实际又脑袋空空。我听他们聊了一小时，没说几句话。然后我走到蒙(2)帕纳斯大道，进了车站右手边一家餐厅，我坐的是露天座位，吃了我能点到的最好的东西，同时我开始喝红酒，喝了太多。我快吃完的时候，天已经很晚了，但这时来了一对母子。母亲年龄不大，依然迷人而纤细，身上散发着从容的魅力，这无关紧要，但因为我正想着拉扎尔，这个女人便赏心悦目起来。她看来还很富有，情况就越发如此。她的儿子在她身前，年纪很轻，几乎不开口，穿着一套奢华的灰色法兰绒西装。我要了杯咖啡，点了烟。我听见一声凄厉的惨叫，尾音拖得长，像一声喘息，这让我吃了一惊——有只猫方才扑向了另一只的喉咙，就在露天座位四周装饰的灌木丛边，恰好在我观察的两位食客的桌子底下。年轻母亲站在原地发出一声尖叫，她脸色发白。她很快反应过来声音是猫而不是人的，笑出了声（她并不滑稽，只是单纯）。服务员和老板走了出来。他们笑着说这是一群猫中最凶猛的一只。我自己也和他们一起笑了。
此后我离开餐厅，自觉心情不错，可当我走上一条清冷的街，不知何去何从时，我开始哭泣。我止不住痛哭，我走了很久，最后远远走到我住的那条街。当时，我一直在哭。我前面有三个女孩和两个男孩，吵吵闹闹，放声大笑，姑娘不漂亮，可毫无疑问，既轻浮又兴奋。我止住哭声，跟着他们走到我家门口，喧闹声刺激着我，以至于我没有进门，而是故意半路折返。我拦下一辆出租车，让司机带我去塔巴(3)林舞场。我进去的时候，舞台上恰好有群舞女，几乎一丝不挂，她们中好几个既漂亮又清新。我挑了舞台边的位置坐下（我拒绝任何其他座位），可场内坐得满满当当，而我椅子下面的地板又高出一截，所以这张椅子便突了出来。我觉得自己随时可能失去平衡，跌进那群赤裸的舞女中。我脸上发红，场内很热，我不得不一直用湿透的手绢擦脸上的汗水，要把酒杯从桌上挪到嘴边也很困难。这般荒唐的处境中，座椅上维持着脆弱平衡的我，变成了不幸的化身；而舞台上浸沐在光芒之中的舞女们则正相反，象征着不可触及的幸福。
舞女之中有一个较之其他更加窈窕美丽，她面带女神的微笑而来，一袭晚裙更显庄严。舞蹈将尽时，她浑身赤裸，但那一刻，她却更显出一份几乎不可思议的优雅与精致——聚光灯浅紫色的光晕让她纤长、光洁的胴体宛如泛着鬼魅般苍白的奇迹。我像个小男孩，出神地凝视她裸露的双臀，就好像我这一生从未见过如此纯洁，又如此不真实之物，况且她还这么美。第二轮脱裙表演开始时，我甚至感到窒息，只得靠在椅子上，精疲力竭。我离开舞场。我游荡着，从咖啡馆到大街，从大街到晚间巴士；我毫无目的地下了车，走进斯芬克斯(4)。我流连于人来人往的门厅里一个又一个出台姑娘；我不想上楼到房间去，一束不真实的光始终让我觉得恍惚。接着，我又去了多姆咖
(5)啡馆，我正在一点点沉沦。我吃了一根烤香肠，喝的是甜香槟。这很提神，但口味实在糟糕。到了这个点，在这等不三不四的地方，只剩下寥寥数人，男的道德败坏，女的又老又丑。后来我走进一家酒吧，里面有个粗俗的、算不上漂亮的女孩，正坐在凳上和酒吧招待咬耳朵，还不停地发牢骚。我拦下一辆出租车，这一次，我要司机送我回家。已经过了凌晨四点，可我没有上床睡觉，我在打字机上打一篇报告，所有门都大开着。
好意住在我家的岳母（我妻子不在的时候由她照顾房子）醒了。她在床上喊我，叫声顺着她的房门穿透整个寓所：“亨利……埃迪特快十一点的时候从布莱顿来了电话。没找到您她很失望，您知道吗。”
其实从昨晚开始，我口袋里就揣着一封埃迪特的信。她告诉我会在今晚十点后来电话，除非我是个懦夫，不然我不可能忘记这件事。可我都走到了家门口，却还是离开了！我想不出比这更恶劣的事。被我无耻抛弃的妻子，从英国给我打来电话，因为她担心我；可与此同时，我却把她抛诸脑后，在上不了台面的地方放纵我的衰颓和愚蠢。一切都是错的，连我的痛苦也是。我开始放声哭泣，我的哭声毫无意义可言。
空虚依旧。一个酗酒、哭泣的白痴，可笑如我沦落到这般田地。要想逃避如垃圾般被遗忘的感觉，唯一的良方就是喝酒，更多的酒。我希望能耗尽自己的健康，或许一并耗尽这条没有意义的生命。我想酒精会杀了我，但想得并不清楚。我或许会继续喝下去，然后死掉；或许我会停下……那一刻，什么都不重要了。2(6)
我在弗朗西斯家门前下了出租车，醉得刚好。我什么都没说，径直坐到要见的几个朋友桌边。对我来说，有人陪伴很好，陪伴让我远离狂妄自大。我不是唯一喝过酒的人。我们去一家公路餐厅吃饭，只有三个女人。餐桌上很快便堆满了空的或半空的红酒瓶。
我的邻座叫格泽妮（Xénie）。快吃完时，她对我说她刚从乡下回来，在那边过夜时，在房子的洗手间里看到一只装满白色液体的夜壶，中间有只淹水的苍蝇——她说这话，是因为我正在吃一块柔软的芝心奶油蛋糕，而奶的颜色让她恶心。她吃血肠，将我倒给她的红酒喝得干干净净。她大口吞血肠的样子像个农家帮佣，但这是假象。她不过是个游手好闲又过于富有的姑娘。我看见她的餐盘前放了一本她随身带的绿色封皮的先锋派杂志。我翻开，扫到一句话，说的是一个乡村牧师用长柄叉尖从粪堆里挑出一颗心。我醉得越发厉害，苍蝇溺在夜壶中的画面和格泽妮的脸连到了一起。格泽妮皮肤发白，脖子上落着几绺难看的散发，像一根根苍蝇腿。她的白色皮手套放在纸桌布上，在面包屑和红酒渍旁完好无损。整桌人都在声嘶力竭地说话。我偷偷把餐叉藏在右手，将手缓缓伸向格泽妮的大腿。
那时，醉酒让我声音发抖，不过这多少也是我故意演出的喜剧。我对她说：“你心真冷……”
我突然笑起来。我刚想到（好像这有什么可笑似的）：一颗奶油般的心……我涌起呕吐的冲动。
她显得很沮丧，但还是心平气和、随和地回道：“我得拂您的意了，但确实如此，我还没喝多少酒，也不想撒谎博您开心。”“这样的话……”我说。
透过裙子，我猛地把叉尖向大腿按去。她惊叫一声，手忙脚乱逃开我，撞翻了两只红酒杯。她推开椅子，不得不掀起裙子检查伤口。衬裙挺漂亮，她光洁的大腿让我欣喜。一根叉齿格外锋利，刺破皮肤，流了血，但伤口不大。我快步上前，她还来不及阻止，我便把双唇贴上大腿，吞掉了自己刚弄出的那点血。其他人看着，有些吃惊，笑容很尴尬……但他们发现，格泽妮尽管面色惨白，哭得却并不厉害。她比自己想的还要醉，她一直在哭，却靠进了我怀里。于是我往她杯里倒满红酒，让她喝了下去。
我们其中一个付了钱，然后大家平摊费用，但我坚持要出格泽妮(7)那份（就好像我要把她占为己有）。接下来要去弗雷德·佩恩家。我们所有人挤进两辆车。小酒吧里热得窒息。我和格泽妮跳了一支舞，然后又和几个没见过的姑娘跳。我走到门口去透气，时不时拉这个、拽那个——甚至有一次是格泽妮——去隔壁的吧台喝威士忌。我隔阵子便回厅里一趟，最后我在门口背靠墙坐下。我醉了。我盯着往来的行人。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个朋友把腰带解下来拿在手上。我问他要过来。我把皮带对折，在女人面前挥舞取乐，假装要打她们。外面很暗，我什么也看不见，我什么也不明白；要是女的和男人走在一起，她们会装作没有看见。走来两个女孩，其中一个在这条扬起的、象征威胁的腰带面前，直面我，辱骂我，鄙夷地当面唾弃我——她真的很漂亮，金头发，脸上棱角分明，模样高贵。她厌恶地背过身去，跨进了弗雷德·佩恩的门。我跟着她，走进酒吧拥挤的酒客中。“您为什么骂我？”我对她说，向她伸出腰带，我想笑。“和我喝一杯吧。”她现在是笑的了，她面对面看着我。“好啊。”她说。
仿佛是不愿在一个醉醺醺、傻愣愣向她伸着皮带的男孩面前落了下风，她又说：“瞧。”
她手里有个软蜡做的裸女，娃娃的下半身裹了张纸，她故意在胸部轻轻摆弄了一下——没什么比这更下流了。她一定是个德国人，白得不见颜色，目空一切，咄咄逼人。我和她跳舞，说了些我也不知什么的蠢话。跳到一半，她毫无缘由地停下，看起来很严肃，一动不动盯着我。她的样子傲慢极了。“您看吧。”她说。
接着她撩起裙子，掀过下身——腿，花边袜带，长袜，内衣，都很奢华；她用手指指向裸露的肌肤。她继续和我跳舞，我看见她手中始终握着那个粗劣的蜡娃娃。这种便宜货一般在剧场入口兜售，小贩颠来倒去重复同一串套话，像是“非凡的触感”……蜡质很软，它有肌肤的柔软与嫩滑。她离开我，又挥了一下娃娃，然后独自在黑人钢琴手面前跳起伦巴，她朝他暗送秋波，极具挑逗意味，同她舞蹈的波动一般撩人。黑人用琴声和着她，高声大笑；她跳得出色，在她身边人们拍起手来。于是她拿出穿着锥形纸片的娃娃，一把扔向钢琴，爆发出一阵笑声。那东西落在钢琴木板上，发出轻微的身体碎裂的响声。事实上，它的腿摔开了，脚却已经被割掉了。截了肢的玫瑰色小腿肚，还有张开的双腿，显得既刺眼又诱人。我在餐桌上找了把刀，切下一片玫瑰色的腿肚。我的临时同伴一把将它夺去，塞进我嘴里，它有股可怕的苦蜡味。我把它吐到地上，直犯恶心。我还没完全醉过去，我清楚如果我和这女孩去旅馆房间会发生什么（我不剩几个钱了，要想出来肯定得掏空口袋，此外八成还会受她羞辱，大加鄙夷）。
这姑娘看见我和格泽妮还有其他人说话，她大概以为我要和他们待在一起，不会和她上床了——她突兀地对我说声再见，然后便消失了。不一会儿，我的朋友们离开了弗雷德·佩恩家，我跟着他们，(8)我们到格拉夫家去吃喝。我坐在位子上一言不发，什么都不想，我开始病了。我借口说自己手脏、头发乱了，要去洗手间。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过了一会儿，半睡半醒间我听到有人喊“托普曼”。我已经脱了裤子，坐在马桶上。我提上长裤，走出来，叫我名字的朋友告诉我我已经消失了三刻钟。我坐上桌去，加入其他人，可是，没多久，他们就建议我回洗手间去——我太苍白了。我回去，吐了很久。接着，所有人都说该回了（已经四点了）。他们让我坐在汽车后座，开车送我回了家。
第二天（是周日），我还是病怏怏的，一整天都不爽利，昏昏沉沉的，好像再没了赖以维持生命的源泉。将近三点时我穿戴好想去见几个人，我试着表现得像个正常人，但没做到。我早早回来睡觉，我发烧了，鼻腔里像吐了很久之后那般发痛。而且，我的衣服还淋了雨，我着凉了。3
我睡得很不安稳。整整一晚，可怖与痛苦的梦境接踵而来，终于耗尽了我的精神。我醒了，从未病得那么重过。我记起自己梦到了什么：我站在大厅门口，面前是张床，带立柱与帷幔，像一辆没有轮子的灵车；这张床，或者说这辆柩车四周，围着一些男女，显然就是我前一晚的同伴。大厅应该是个舞台，男人女人都是演员，又或是导演，他们要导的演出非比寻常，期待让我焦躁不安……至于我，我却离得远，躲在一条未加装饰、破破烂烂的回廊下，我与放着床的大厅的位置关系就好比观众席之于舞台。即将上演的剧目应该极具冲击性，又充斥着过分的幽默，我们期待着一具真正的尸体出现。这时我注意到帷盖床上横着一口棺柩，棺材顶上的盖板像剧场的幕布或棋盒的盒盖一般悄无声息地滑开，但映入眼帘的东西却并不骇人。那具尸首是个说不出形状的物件，一个色泽红润鲜亮的玫瑰色蜡块。这蜡块让人想起金发姑娘砍去双脚的娃娃，诱人到无以复加。这契合了在场者不乏讥讽却又暗含迷醉的精神状态。有人刚刚开了个既残忍又滑稽的玩笑，可受害者却无人知晓。不消片刻，这玫瑰色的、既骇人又迷人的东西极大地膨胀起来——它看起来像是在粉色或赭黄色肌理的大理石上雕刻出的巨型死尸。尸体的头是庞大的母马头颅；躯体是条鱼骨，或是牙齿掉了一半的、被拉直的巨大下颌；腿顺着脊骨，沿着人腿生长的方向衍伸；腿下没有脚，不过是两截骨节分明的长马腿。这一整个可笑又丑陋的存在有着希腊大理石雕像般的样貌，头骨上戴了一顶战盔，像马头上的草帽一样固定在顶端。我弄不清自己该怕还是该笑，很显然，我一笑，这尊雕像，这具所谓的尸体，就不过是个灼人的笑话。可要是我为之发抖，它便会立刻冲我而来，将我撕碎。我什么都看不懂了：平躺的尸体变成了密涅瓦女神，穿长裙，披胸甲，戴头盔，笔挺而富有攻击性；这密涅瓦自己也是大理石做的，但她发了疯一般抽动。她以猛烈的方式继续着方才的玩笑，我为之迷醉，却也张皇失措。房间深处，有种极端的愉悦，但是没有一个人笑。密涅瓦抡动手中月牙般的大理石弯刀。她身上的一切都透着死尸的气息：阿拉伯形(9)状的武器点明了事情发生的地点，一弯墓园，满是灰暗的、发白的大理石雕像。她极高极大。我不知道自己该不该严肃地看待她，她甚至越发暧昧起来。那一刻，我只求她不要从她抽动的房间里走向我战战兢兢躲藏的狭小通道。我已经缩得非常小，当她看见我，她就会明白我的恐惧。而我的恐惧吸引着她，她举手投足带着可笑的疯癫。突然，她跑下台，冲向我，愈发疯狂而奋力地挥动手中的大理石武器。她几近我身前，恐惧让我僵在原地。
我很快明白过来，这个梦境里，疯掉又死去的嘟蒂，换上了骑士长雕像的服装与脸孔，这么一来，她便隐姓埋名，她冲向我，要将我消灭。4
在彻底病倒之前，我的生活是场彻头彻尾病态的幻觉。我醒着，却仿佛身陷可怕的梦境，任事情一件件在眼前飞快闪过。经过弗雷德·佩恩那一夜，第二天下午，我出门，希望可以找个朋友让我回归正常生活。我生出了去拉扎尔家见她的念头。我感觉糟透了。但不同于我的期望，这次会面更像是场噩梦，甚至比我下一晚要做的那个梦更令人绝望。
那是周日下午。当天，天气又热又闷。我在拉扎尔位于蒂雷纳街(10)的公寓见到了她，她身边还有个人，一见他，我脑中就冒出了要驱除厄运的可笑念头……这人个子很高，面容之可怖，活像广为流传(11)的兰杜的画像。他有双大脚，套了件浅灰色夹克，对他瘦削的身形来说是过于宽大了。夹克的粗呢布料有几处已经褪色泛黄；他穿到发亮的长裤，比夹克略深，裤腿轴成开瓶器，拖到地上。礼数上他很是周到。他同兰杜一般蓄着漂亮的脏褐色胡子，脑袋上也光秃秃的。他语速很快，选词十分考究。
我进房时，他的身影衬在蓝天白云的背景上：他正站在窗前。那是个巨大的存在。拉扎尔向他介绍我，又特意告诉我他是她的继父（不同于拉扎尔，他不是犹太人；他应该是再婚时娶了她妈妈）。他名叫安托瓦纳·莫卢（Antoine Melou）。他在外省一所中学当哲学老师。
当房门在我身后关闭，我不得不坐下，活脱脱像是跌进一个陷阱，在这二人面前，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恼人的倦意与恶心，同时我又意识到自己很快就会一点点失掉常态。拉扎尔多次和我说起过她的继父，她告诉我，严格就智力而言，他是她见过顶机敏、顶聪明的人。他的出现让我颇不自在。当时我生着病，半疯半傻，哪怕他不说话，只是张大嘴巴，我也不会惊诧——我想象着他什么也不说，任由口水流到自己胡子上……
我的意外造访让拉扎尔很是不快，但她的继父却不这么认为，一番介绍后（其间他始终一动不动，一言不发），他坐上破破烂烂的扶手椅，立刻开口说道：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