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不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方圆

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一心不乱试读：

不过一书生

江上几人在

原本是不打算买书的。进了书店，拿起《文化自白书》，不由得改了主意。我收集访谈类资料，只略略翻看，便发现这本访谈不一般。

张者，2003年“最具潜质青年作家”。几年前的长篇小说《桃李》，以及长篇经济学访谈录《谏言》都令人印象深刻。

在他的《文化自白书》里，收录了对巴金、杨绛、张岱年、冯亦代、周汝昌、黄苗子、张中行、贾兰坡、张开济、茅于轼等十四位名家的访谈，其中的张岱年、贾兰坡两位老先生未及本书出版，已然仙逝，更加重了这部访谈的史料价值。

十四篇访谈展现了十四位当代中国大知识分子的现状以及他们的性情涵养与文化理想。学者们、老人们波澜不惊的话语震撼着我，几次无语而咽。正如张者所说，他所采访的对象，“都是极具个性和充满人格魅力的人”，他们对生留恋，于死无惧，他们“现状孤独，一生苦难，悲天悯人，赤子之心”。

做这样的访谈是需要勇气的。面对个个“修为精湛、内力浑厚、自成体系”的“武学大师”，访谈本身就让自认为是“武林后辈”的张者心力交瘁，而不得不突然结束最少五十人的访谈计划。起初，我不免遗憾，及至读完，似乎也能理解张者的心情了。

江上几人在，天涯孤棹还。在一个没有大师出现的时代，活在中华文化金字塔顶端的年逾古稀的老人们苦苦坚持着，高处难掩的丝丝寒意，叫旁观的人也心酸。而他们又真实地活在平民世界里，他们是文化界的弱势群体，势力的现代人口里喊着仰慕，又有几人是真正的追捧者。他们用平和的方式表达着不同的愤懑，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呐喊，微弱的声音也会被浊流淹没。

巴金在病床上痛苦地熬过百岁，早已无法自由表达的老人为所有人唯独没有为自己而活着；95岁的杨绛在孤独中回忆“我们仨”在一起的日子，笔耕不辍，继续钱先生未尽的事业；张岱年一个人守着一屋的书，扣响他的家门，哲学家再也无法亲自为客人开门，他在天堂寂寞着；90岁的冯亦代为真理而泣，因为他的痛苦无处也无法诉说；张开济一生梦想设计最美的京城，老来的他却只有在塔楼上眺望满目的摩天大楼……

看人生的起起落落、苦辣辛酸，是对我的惩罚。看这么多沉重的人生在我眼前一一展现，是惩罚后的褒奖。2004年11月16日

由三两伤心事想起

2005年1月13日，周有光100岁，《人民日报》发了三指条屏的配图专访。照片上的老先生守着那台已陪伴他十几年的老电脑，还在坚持工作。想起张允和先生已仙逝两年多，心中不免悲凉。

周有光先生是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曾被妻妹张兆和的丈夫沈从文称为“周百科”。他早年专攻金融经济，曾在大学任教；近50岁时改行研究语言文字，成为汉语拼音的首创者之一；他还是《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的三位编委之一。美国国会图书馆里既藏有经济学家周有光的著作，又有作为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著作。周有光学问涉猎既深且广，是many in one （几合一）的博学者。张允和，生于宣统元年。张家姐弟十个，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四姐妹都是造诣很深的昆曲大家。四姐妹下面还有六个弟弟。1933年，张允和与周有光结婚，恩爱相伴近70年。

第一次看到周老的《语文闲谈》（上、下，三联出版社，1995年），我还是个学生。这是两册极为可爱的“闲书”，每册400篇几十字到百余字的闲谈小品，共800篇。这些当年连载在各种刊物上的“超短篇”亦庄亦谐，虽不成系统，却让人于愉悦自由的读书过程中长了不少语文知识。那时，我在大学里念法律，大学英语和法律英语是当然的必修课，大学语文却连选修课都不是。大概是学校认为语文于法学无关紧要吧。是这些闲谈小品让我意识到，我是多么渴望也是多么有必要把中文掌握得更好些。

1997年，三联又出版了《语文闲谈》的续编，同样是上下两册，每册辑500篇，共1000篇小品，所涉内容更是广义上的语文。1999年，三联继续出版了周老的《新时代的新语文》。这本小书集合25篇论文，所谈主要是战后新兴国家的语文新发展以及一些国际性的语文问题，同样是通俗易懂。2000年，语文出版社出版了旨在推动社会科学科普工作的《百种语文小丛书》，周老以浅显的笔墨写了其中一本——不到4万字的《人类文字浅说》。小书薄薄的，定价只有3元，却是周老送给爱妻张允和的89岁生日礼物。

周老写过很多语言文字学的专业著作，但这几册小书对我这样一个普通学生的影响却实实在在地超过了任何一本大部头的专著，他们在给予我学养的同时，更教会我为人治学的态度章法。

对周老的崇敬使我也逐渐关注起他的老伴昆曲大家张允和先生来。1999年，“二八年华”的张允和出版了她的处女作《最后的闺秀》（三联出版社）。这本书我是相当喜读的，老太太纯正的人格魅力和令人难以抗拒的贵族气质深深地撼动了我。由此书，我知道了沈从文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讯息，知道了那个最后一位由台湾来见沈从文的年轻作家张大春，他的《小说稗类》（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年）我买了三本，一本送师，一本赠友，一本留己。由此书，我还得知周老在“文革”期间曾在宁夏平罗下放。“拣种子、编筛子、拣煤渣，还有开不完的检讨、认罪会。大会多在广场上开。有时遇到黑黑的空中大雁编队飞行，雁儿集体大便，弄得开会的人满头满身都是黏答答的大雁大便，它‘方便’人可不‘方便’，洗都难洗干净。我家有光幸亏戴顶大帽子，总算头上没有‘鸟便’。有光跟我谈起这件事，认为是平生第一次遭遇到的有趣的事。看来大雁比人的纪律性还强，所谓‘人不如禽兽’”（《最后的闺秀》之《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

周老属蛇，大我整整六轮。在他百岁之日我原只想默默地祝福老人家，可三两的伤心事却让我想起许多题外话，权且记下。2005年1月14日

想起三两伤心事

2005年2月3日是老舍冥寿106岁，这位语言艺术大师离开我们已经39年了。

离乙酉新年还有两周，忽想起几天前参加的一场考试，其中有一道比较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之区别的题，我东拉西扯地说到了老舍先生的《正红旗下》。

攀上床头的书架去取，最上面有我心爱的《老舍全集》。放得高是因为怕被外人随便翻阅，那月白的封皮净净儿的，别说看了，单是摸摸，也生怕给粘脏了。就是自己看也必是先洗净了手。《正红旗下》是老舍在世时写的最后一部小说，可惜未能完成。1966年8月25日清晨，老舍被发现自沉于太平湖，《正红旗下》永远没了下文。老舍自沉前的8月23日，他先去了北京市文联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学习，当天下午与萧军、荀慧生等市文化局、市文联的20多位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被红卫兵拉至文庙，跪在焚烧京戏戏服的大火炉前遭受毒打，回到市文联后继续受到毒打至24日凌晨。太平湖公园的看门人说：“8月24日，这位老人在这里坐了一整天，由上午到晚上，整整一天，几乎没动过，估计，悲剧的终了是发生在午夜。”

1927年6月2日，近代著名大学者王国维同样选择自沉结束生命。2日早上，他和往常一样去清华园处理工作事务，一切妥当后，他坐黄包车前往颐和园。走到半路，他突然想起给一位学生写的一副扇面有问题，随即折回清华园。写好扇面后，再次坐上黄包车前往颐和园，从容自沉昆明湖。

王国维的死因说法很多，有说是因为欠债，有说是绝望于社会现实……不管怎么说，中国近代绝顶聪明、成就非凡的大学者在他50岁那年，自沉了。

2005年，还有一位值得纪念的学者90冥诞，他就是生于1915年7月1日，病逝于1974年12月3日的顾准。《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曾广泛流传于国内各大学，校内外各书店一度一书难求。读《顾准文集》，不仅仅是看他当年超前的经济理论，更吸引读者、令人震撼的是他毕生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为了追求真理，为了对真理的追求，他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生命，献出了自己的荣誉和地位，献出了对同志、乃至对亲人的爱，为的只是保留自己的这种追求。”这是顾准的外甥宋德蕃在一篇怀念文章中对他的评价。

从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到1974年病逝，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做学问最宝贵的22年，厄运一直缠绕着顾准——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长期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爱妻含冤屈死，子女坚持“信念”断然与父亲划清界限，年近九旬的老母近在咫尺，至死不能一见——尽管如此，顾准依然坚持真理和自我，坚守理想，始终不肯做出丝毫妥协。他不仅是那个动荡年代里的稀有物种，同样是现代社会里难得一见的真学者。

见识了死，才知生的不易。扭曲了真理的年代，生不如死。2005年1月27日

天上有颗巴金星

2005年10月17日，阴历九月十五，百岁巴老在这个和暖的秋日里解脱。不久前是启功，现在是巴金，他们不再有悲伤愤怒，不再有病痛挣扎。可眼看着老人家走一个少一个，悲切还是多过了安慰。

参加工作不久，我因工作有幸结识了巴老的胞弟李采臣。那时李老身子骨还算硬朗，隔一段时间，总要自己拄着拐杖从银川老城前进街那间不满60坪的“老家”走到公园街口的“老社”——宁夏人民出版社。虽然李老已退休20多年，却一直在为出版社组稿。正是有李老的努力，地处西北的宁夏人民出版社才得以出版巴老的《随想录》、冰心老人的《关于女人》等一些外地出版社梦寐以求的书稿。认识李老那一年，他在做一本有关巴老的书，书名暂定为《天上有颗巴金星》，是众多名家写巴金的文集。记得李老坐在我面前，用浓浓的川音说：我今年米寿，四哥（巴金）大我八岁，我们都是快归于尘土的人了，要抓紧时间培养你们这些年轻人接班。我给主任说了，这本书你也做些工作。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本编校了一半的书没能出版。然而，初入编辑行当，能受到李老的关心和培养，亲耳聆听李老讲述巴老，感受巴老对胞弟深入灵魂的影响，于我岂止万幸，又叫我怎不一再感念老一辈知识分子对人的无私博爱和对事业的认真执著。“有你在，灯亮着。”巴老虽离凡尘而去，但在浩瀚的宇宙中，他依旧是天上那颗闪亮的巴金星。2005年10月17日注：1997年11月25日，在巴老93岁生日那天，我国发现了一颗小行星，经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为“巴金星”。

消逝的黄金时代

走出办公大楼时已是晚上八九点的样子，路灯照亮半拉天，空气里全是冰凉的尘。我急急地走，期望附近的几家书店还没打烊。

第一家,没有，第二家……最后一本，封皮有些破损，老板安慰我，打折后的零头没收。也难怪，《爱你就像爱生命》是在王小波第七个忌日后出版的，我现在才来寻她，是我迟到了。

想起大一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课上，暖暖的午后，冬阳洒满阶梯教室。教授在台上抑扬顿挫，课桌下却有一本神秘的书在传阅——据说能坚持看五分钟以上的，了得。书传到我手上，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两年后的春天，王小波在他生命的黄金时代消逝。夏天来时，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正式出版。书后附有李银河悼小波的《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家》。李银河说她总也忘不了小波说过的一些话，比如：“我和你就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神秘的果酱罐，一点一点地尝它，看看里面有多少甜。”这句话我印象极深。如今，能看到写有这句话的完整的情书了。“要是你爱我，老和我好，变成老头我也不怕。咱们先来吃果酱吧，吃完了两个人就更好了，好到难舍难分，一起去见鬼去。”“你好哇，李银河”“银河，你好”，多么朴实、老套又亲切的开头，那一代人真的很单纯。“我会不爱你吗？不爱你？不会。爱你就像爱生命。”他怎么能把一个“爱”字说得那么自然而荡气回肠。“我对好多人怀有最深的感情，尤其是对你。”看，水平多高的“甜言蜜语”。“我要你，和我有宿缘的人。”炽烈的情感让读者也跟着热血沸腾。还有那封写在五线谱上的信，“做梦也想不到我把信写到五线谱上吧？五线谱是偶然来的，你也是偶然来的。不过我给你的信值得写在五线谱上呢。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

王小波的情书里，除了爱的表白，传递的更多的是他看待人生、看待社会、看待事业、看待家庭的基本观念或准则。他讨厌模式化的生活，认为“懒于改造世界的人多么勤于改造自己”。他的真挚坦诚自始至终，就连幽默和偶尔的顽皮也极认真。“我现在想认真了，因为你是个极认真的人。”“写信我爱瞎说，见面就敬重了。我愿意敬重你。”“说实话，爱你爱得要命。你要是讨厌这句话就从这儿撕。”……

王小波走了这么多年，他一定走在他梦中的路上，“在两条竹篱笆之中，篱笆上开满了紫色的牵牛花，在每个花蕊上，都落了一只蓝蜻蜓”。

曾经美好，也曾经拥有，也许真的如萧伯纳所说，真正的婚姻全是在天上缔结的。2004年12月16日

怀念王小波

到了4月，春天总算卷着风沙磕磕绊绊地来到了我生活的西北小镇。

一直在这个灰秃秃的镇子里忙碌，忽略了身边很多次心动。偶尔会觉得生活在轮回着，一不留神终点就变回起点，而奔忙多年得到的那些能称之为快感的东西也总在刹那间云散。时常想问：是活着的人没有了知觉，还是本来就没有看清我们还活着。所以在这个风沙遮眼让人伤感的日子里，我有些羡慕已经离开了十年的王小波（1952.5.13~1997.4.11）。

手边床头的书堆里，常会有本1997年6月出版的《我的精神家园》。那书堆也曾是我的精神家园。拿到《我的精神家园》是在王小波去世后的几个月，而直到他去世前，我也只看过他的《黄金时代》，也只知道我们学校的大院里住着《黄金时代》的作者。

他的名声在他去世后才渐渐大了起来，从单本到全集，十年来陆续出版，有小说，有剧本，有杂文，有情书。在他生前，想要出版一本小说却是异常艰难。甚至曾有不少道学者将《黄金时代》列为“扫黄打非”的对象，批判不休。如今，所有的事情都反过来了，当初的禁书现在成了出版社和书商手里的畅销书、长销书，印他的书相当于印钱。一旦棒喝变成追捧，曾经冲他大吐口水的人也都翻身成了他的门徒，不知这是不是聪明的王小波能料想到的，也不知这些粉墨热闹他本人是否乐意看到。

他在英年早逝，是命运的选择，如今的盛名全然与他无关，或许他早就托生了谁家。记得第一次看他的随笔，被那只特立独行的猪给震住，心想，一只猪且能在恶劣的环境里潇洒地活着，我们有什么脸面在世上卑微地苟且。这样的想法总在重复的阅读中一次次被唤醒，又在茫茫的生活中一次次湮灭。

在湮灭与唤醒的轮回中，挤一些时间，怀念王小波，怀念那只特立独行的猪。2007年4月11日

简单的幸福

晚上加班，休息的间隙从书架上找书看，办公室满满四柜书竟没有几本可读。正翻着，发现一本《三毛私家相册》（中信出版社，2005年4月出版），这是朋友的书，买来看了没几页装订就开胶，于是拿来要我帮他调换。没想到，放在这里便成了我的书。

三毛走了16年，想来实在有些遥远，以至她的文字和形象在我的记忆中都模糊了。初中时是多么喜读她那些薄薄的小书，也曾经梦想寻一个像荷西一样高大留着络腮胡的男人，一起到撒哈拉沙漠探险。毕竟只是梦想，但三毛与荷西在沙漠里相依为命的那些故事却久久萦绕在我生命的花季里。

在我的印象中，三毛在非洲沙漠生活的岁月里只有两件事——除了做饭，就是作文。她写下了《撒哈拉的故事》，也为荷西做中国的雨丝。那时的三毛是多么的幸福，即使物质上极度贫乏，但能和最心爱的人厮守。

荷西走后的十多年，三毛眼神里总有挥之不去的哀伤、悲戚，让人不忍看，看过了，以为她追随荷西而去便是必然。没有了爱人的生命于三毛来说，早已画上了句号。

幸福往往不过简单到与心爱的人相守，在平淡的日子里为他做饭为己作文。简单的幸福却常常难以企及。2007年5月17日

等待黎明

2007年就这样过去了。

沿着人生既定的轨道，向既定的目标前进了两段，又后退了一段。

有时看人生，其实就是条条不同的路，有的人走在四通八达的马路上，有的人走在乡间莫测的小道上。很多人羡慕我命好，搭上趟稳当的列车，即使人生所有的可能都在脚下两条窄轨间。上了车的人，没有到站不能下车，能在哪一站下车，多半也由不了自己。无论是哪一站，不等轮到自己就提前下车的，甚至半路跳车的，也有，这需要极大的勇气。

2007年，我在人生的列车上循规蹈矩的一年。偶尔有些厌烦，却也无奈。生而为人，本来就是到这尘世上来吃苦受罪的。为人者，不能选择带给我们生命的男人女人，不能选择生命开始的时间地点，却可能选择存在的方式，选择结束的方式和时间。

2007年，有人走了。年初是我的老爷爷，他活了88岁，子孙满堂，他胜利了。年底接连两位年轻人离去。一位1975年出生，脑溢血抢救了一夜，没留住。一位1968年出生，心梗的那天凌晨4点，自己走进医院，6点多就去了，连手术台都没来得及上。他们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可他们走了，他们没的选择。

2007年，总是找机会逃避。与其说是逃避世俗的生活，不如承认是在逃避那个在世俗生活中逐渐入戏、甚而渐入佳境的自己。逃避终究不是积极的生活态度，可阳光下的生存，有几个人能适应。逃避不了世俗世界里那个恼人的自己时，就把她强行关进书斋里，读读写写。读了一年，写到年尾。

2007年的最后一天，父亲递给我一本书，他云南的朋友蒲元华寄来的《人性的尝试》。作者杨墨， 1982年8月17日生于昆明，2004年12月8日自杀。蒲元华是杨墨的继母，视他如己出，为了他婚后放弃了生育。

杨墨是一个拥有超人的天赋、独特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青年。他无法适应应试教育，也无法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在外界强大的压力和内心极度的苦痛孤寂中，他选择离开，“回家”。他的父亲杨修品在序中说，他是上天的儿子，我只不过是代天抚养而已。

在杨墨离开后的2005年，他的父母自费为孩子出了这本《人性的尝试》，总共印了1000册。感谢杨墨的妈妈，我手上的千分之一让我拥有感受这位真正的天才少年的机会。2006年，《杨墨：背对阳光的少年》出版，印了5000册，希望各网上书店还没脱销。《人性的尝试》拿在手中，书页不经意就翻过许多去，这个天才孩子文笔深邃，思想深刻而早熟。在传统应试教育下，受老师同学欺侮孤立的杨墨，生活里只有科学、哲学、文学、艺术、设计……他在现实生活中完全失败了，但他在和世俗世界的较量中，胜利了。

说他死于抑郁症，他的父母不认同，我也不认同。三年前，杨墨用他的死告诉我们，有病的是这个社会，有病的是我们这些循规蹈矩步调一致，倏忽不敢有逾越之举的成年人。

2007年年末才看到《人性的尝试》，觉得有点晚，恨自己闭目塞听，杨墨的事情早就在《南方周末》和网上大量报道过。

一个天才的陨落，换来的不只是活生生的伤感。他在撼动每一个读懂了他的人的精神枷锁。

2008年1月1日凌晨，坐在书桌前等待黎明。2008年1月1日

老头们的故事

在严肃的党校课堂上读黄永玉《比我老的老头》，时而笑得筛糠，时而眼鼻俱酸，惹得人人侧目也顾不上了。

黄永玉是个八十来岁的老头，钱锺书、沈从文、李可染、张乐平、林风眠、张伯驹……这些比他老的老头若活着，都得百多岁。可惜时光如水，老头们带着他们的故事走了一茬又一茬。还好有个不太老的黄永玉，恰好又与比他老的老头们够交情，才不至于让这一串串老人的故事“像挂在树梢尖上的冬天凋零的干果”，“痛苦得提不起来”（黄永玉语）。

很庆幸我没错过老头们的故事，尤其在一堂枯燥的理论课上，耳边全是黄老先生声情并茂讲故事的抑扬顿挫，幸福之情难掩。黄老先生是那种越老越可爱的老头儿，胸襟也开阔，苦难在他笔下无遮无掩，颇多黑色幽默。幸福也爽爽朗朗地讲给你听，笑过，赚的还是后人的眼泪。

他写钱锺书夫妇的“不近人情”，说是有权威人士年初二去给钱先生拜年，被钱先生挡在一条门缝外，连声说：“谢谢！谢谢！我很忙！我很忙！谢谢！谢谢！”“文革”时期江青点名要钱先生去参加国宴。钱先生照例推辞，通知的人以为是健康原因，没料钱先生却直愣愣地说：“不！不！不！我身体很好，你看，身体很好！哈！我很忙，我不去，哈！”

他写李可染的母亲李老奶奶，那是位多么开朗让人舒心的老太太啊。一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当年的小黄遍寻李可染都没找到，便掀开西屋李老奶奶的布帘子，猛然见到李老奶奶光着身子坐在大木盆里洗澡，吓得他往外便跑，只听见李老奶奶大笑大叫地说：“黄先生！来吃奶呀！别跑呀！”及至后来说起那天的狼狈，李老奶奶指着李可染说：“他都是吃我的奶长大的，你害什么臊？”

又讲李苦禅在一次除夕晚会上扮赵子龙，扎全套的重靠，几圈场子转过后亮相，已经累得汗流浃背、七上八下，于是报名时的“啊！常山赵子龙”就累成：“啊！啊！常，常，常，常……”“齐老头（齐白石）笑得前仰后合，学生们、教职员工和家属孩子们登时也跟着大笑起来”。

看到这儿，我早已笑得埋首书里。再抬头，一屋子不可理喻的眼神。真想告诉他们，黄老先生写的那些个老头的故事，苦涩和含笑的眼泪更多过无所顾忌的欢笑呢。

看他写从文表叔的三弟巴鲁表叔一文，黄老先生说他自己是唯一见过姑公姑婆的孙辈，连他们两位不同时间的丧礼，他也是孙辈中唯一的参加者。“见到他们躺在堂屋的门板上，我一点也不怕，也不懂得悲伤。因他们是熟人。”忽然就想起我那过世十多年的姥姥，姥姥活了虚八十，比起她的男人我的姥爷多活了二十多年。我常想，那边的姥爷比姥姥年轻许多，俩人怎么相处？姥姥去的那天被人抬到临时卸下来的门板上，屋门敞着，邻居从门口过，吓得快跑几步。我那人间蒸发好些年的二舅母和她那一群没心没肺的儿女心生怯怯地靠墙站着，似乎也怕姥姥忽地起身给他们一人一耳光。我不怕，我摸姥姥冰凉的脸，拉她曾经温软的手，那是我最亲密的人，只是我已大到懂得悲伤。

懂得悲伤到底还算是件好事。黄老先生讲：鲁迅说过这么一些近似的话“工人当了工头，比原来的工头还毒”，这可是千真万确。革命群众就是学生，学生就是管理我们的阎王，有一个形象长得像一粒臭花生似的我的学生，却是极为凶恶残暴，动不动就用皮带抽我们，身上挨抽，心里发笑，“这样的贱种，平常日子，一只手也能悬他在树上”！

这样的贱种在“文革”之后积极地找人写文章为自己撇清干系，好端端地活着，时间催人老，光阴模糊事实，似乎他们也是那场门票无比昂贵的大戏里天大的受害者。钱锺书在给杨绛《干校六记》的小引中说：“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也有一种人，他们明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说，这类人最应当‘记愧’。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比我老的老头》再版了两回，2005年的初版没有丁聪的漫画，倒也让人能塌下心来沉浸在文字里。后来的两版增订本，多了丁聪的漫画，更适合收藏。三版加起来印数好像也不过三万多。注定了，这些老头们的故事，会一再被年轻人错过。2008年7月21日

我们的人

大学同学老晋是山西人，中学时代曾被评为山西十大文学少年之一。大一那年，他从山西晋城老家背来整套鲁迅选集，很阔气地在床头的书架上一字摆开。老晋到北京的头一年言必称鲁迅，也曾如领导关心下属般问我是否读鲁迅，我说读，无非课本里的血馒头课本外的阿Q。他失望心痛，努力开导我，要读鲁迅啊，他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

毕业到出版社工作的第一年，遇到一位自称一辈子都在研究鲁迅的人，他叫魏若华，中学语文教师。魏老师黑且清瘦，头发总是油腻杂乱，黑框眼镜，藏蓝色中山装，仿佛从“文革”中走来。他给我展示他多年前的作品《鲁海拾零》和《鲁迅与他的老师》，给坐我对面的何光汉先生看他新近写下的一大摞手稿。何先生了解当年《鲁迅与他的老师》的出版情况，说“这本书给老魏挣过面子，得了个自治区级的奖”。每回他来，何先生都掏出自己的龙泉烟替他点上，然后嘱咐我为魏老师沏杯茶。遇上茶好，魏老师喝完会自己端着暖瓶续水。通常在魏老师抽烟喝茶的时候，何先生会认真地翻看手稿，两位老先生东拉西扯地闲聊，却很少提书稿的事儿。魏老师家住中卫，往返银川几趟后，何先生才说，“要是经济宽裕的话，可以考虑自费出版”。之后就再没见过魏老师。不久，何先生也退休了。几年后，出版社搬家，在编辑们当垃圾扔掉的样书堆里，我翻着一本魏若华的《鲁迅与他的老师》，一百来页的薄本，出版于1982年。书皮上的灰尘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愧疚，说不上是对书还是对人，是对写书的魏老师还是对被无数人过度谈论的鲁迅。

尽管愧疚，一想到应该好好读读鲁迅，心里还是憋闷得透不过气来。捧着鲁迅的作品就像捧着碗以毒攻毒的汤药，可惜我中毒至深，没勇气酣畅淋漓地将苦涩咽下。更多的时候，我撇开鲁迅，被好奇心牵引着，读别人写鲁迅的文字。

阳春三月，读到陈丹青的文字，同是那个创作西藏题材组画的画家，那个镜头前也能冒出一两句国骂来的陈丹青。他写鲁迅、写民国文人的文章在《退步集续编》和《荒废集》里各有几篇。在不是画笔的笔下，他描绘了一个全然不同于常人印象的作为独立的人的鲁迅。当中讲到一个小故事，上世纪50年代，当中国神化鲁迅、批判胡适时，胡适正流亡美国。胡适知道对他，对死去的鲁迅，发生了什么，他对友人周策纵说：“鲁迅是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我们”是谁？是那些民国时期的文人，还是所有有着独立人格的文人。但“我们”中肯定不包括当时的和现在的我们。谁又是我们的人？老晋、魏老师、何先生，我，我的父母、朋友、同事、领导，是我们吗？那我们又是谁的人？

作为中国思想界之“南王北李”的李慎之曾说：“胡适在海外看到大陆‘清算胡风’的时候，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胡适毕竟是了解鲁迅的，他们俩后来虽然倾向有所不同，但是，分析到最后，本质上都是中国最珍爱自由的人。”

在西北小城工作多年，断了京城里同学们的讯息，不知道老晋的床头是否还摆着文学家鲁迅的选集，也不知道退休的魏老师是否还在牵念他心目中的革命英雄……2009年3月25日

春天，复活的海子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诗人群体在一般民众眼中成了社会的异类，往生的往生，苟且的苟且。我们带着无处疏解的压抑在21世纪读诗，常会有人格分裂和时空分裂的感觉。那些印刷品中被冠以诗的名义的一行行字，让人怀疑这个时代是否还有诗人和诗，是否还需要诗人和诗。但过往对诗的记忆，偶尔还会让我们在春暖花开的季节，会心一笑。

在我的初中时代，女孩儿们读三毛的散文，给自己起琼瑶式的笔名，将汪国真的诗誊抄在带锁头的笔记本里，追星般记录自己喜欢的诗人、作家、港台歌星的点点滴滴。诗人的名字旁通常附着他最著名的诗句，顾城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北岛是：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食指是：相信未来、热爱生命。海子的名字旁是那首让人温暖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摘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创作于1989年1月13日）

读海子的诗，缘起三毛。也是在春天，偶尔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纪念海子的文章，说海子生日即祭日，都是3月26日。这是我所熟悉的日期，在我带锁的笔记本里，一张从杂志上剪下的三毛照片旁写着她的生卒日“1943年3月26日~1991年1月4日”。因为这样一个原因，我记下了海子：查海生，笔名海子，1964年3月26日生于安徽省怀宁县高河镇查家湾。1979年考入北大法律系，大学期间开始诗歌创作。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卧轨自杀。

海子走了20年，如果他活着，今年也是个45岁的中年人了，他会去周游世界吗？还是和食指一样，在京郊的福利院里，穿着蓝白条的病服耗掉人生中最美好的20年。

2001年，连续空缺两年的人民文学诗歌奖颁给了两个人，一个是12年前卧轨自杀的海子，一个是在福利院住了20余年的食指。他们的获奖作品分别是《海子的诗》和《食指的诗》。一时间，社会上议论纷纷，说人民文学诗歌奖如此儿戏，把奖给了自杀者和疯子。《读库0802》中有一篇食指的专访《诗人活在福利院》，记者在食指获奖后赶往位于北京昌平沙河镇的第三福利院，记录了食指真实的生存状态和对诗歌的执著。那一年，很多人认为，“相信未来”的食指可能会在精神病院里善终，这样的下场不比海子强多少。但是食指还是等到了未来。2002年春天，和食指交往了两年的女友寒乐毅然决定把食指接出福利院跟自己生活，54岁的郭路生终于回家了。近年来，食指精神状态越来越好，新作不断，这都要归功于他身后的那个女人，没有她多年来在生活上、精神上的精心呵护和理解激励，食指的身心状况不可能奇迹般地迅速好转。是温暖的爱让诗人回归社会、回归人群。

法国哲学家丹尼斯·狄德罗说，“没有一个伟大的心灵不带一粒疯狂的种子”。历史上众多的天才和疯子的区别在于，天才可能是疯子，而疯子不一定就是天才。海子和食指曾经的疯狂是天才的疯狂，只是如今，有爱的食指获得重生，无爱的海子魂在天堂。

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想起海子，想起海子的诗。海子在他的诗里复活。春天，十个海子全都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海子你这么长久地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摘自《春天，十个海子》，海子的最后一首诗）2009年3月26日

笑忘书

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有一段著名的三境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就是这三句曾烂熟于胸的名句，却从我的脑海中淡去有一阵子了。

拾遗补缺，在家中专门收纳老版书的书架前搜寻《人间词话》，寻寻觅觅却不见《人间词话》那单薄的身影。隔日去书店找。问老板：可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老板手上有书，头不曾抬：有，就在你左手架上《钱锺书文集》旁。“老板，哪儿呢？”“就在你眼皮子底下！”我以手拭目，却不见《人间词话》。

老板忍无可忍，丢掉手中书，箭步上来一把从我眼皮底下抽出一本来。原来，有一排的《人间词话》袅袅婷婷地立在那儿。想必家中的那本也是如此漏网的。好在这本经典的价钱贱得可以，两碗羊肉面而已，打不打折的话都不好意思开口。付钱的一刹那，发现老板在读亡人梁左的——《笑忘书》。

新版的《人间词话》有一张市场书的脸，内容也经过整理、加工和推敲。只是讹误难免，才翻得几页，便见王国维的“无我之境”被误为“无物之境”；秦少游《水龙吟》中“小楼连苑横空”的名句被误为“小楼连远横空”。

父亲见我新买了《人间词话》，问我：“你可知董桥也曾有过三境论？”我老实回答：“不知。”“是以毛主席诗词串成的，都在书里，自己找吧。”

家里有董桥的几本书，三联版的《这一代的事》和《乡愁的理念》，择董桥有代表性的随笔杂文录成，薄薄两本，装帧淡雅。四川文艺版的《董桥文录》出在三联版之后，内容涵盖上两本书，厚重难握，讹误也多。印象中董桥是个书生气十足的绅士，他的文章深深吸引我，值得耐下心来细细品味，品味同时也发现了董氏那个鲜为人知的三境论。董桥说，王国维的三段境界论给人抄烂了，他要抄毛泽东三段词谈境界：“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此第一境也。“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此第二境也。“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此第三境也。

王国维之于董桥，一个是“体素羸弱、性复忧郁”却学贯中西的清末大学者，一个是生于大陆、长于印尼、学在台湾、久住香港兼得英伦风雨的当代作家。两人本身没有可比性。可他们都是为事、为学、为人均入佳境而又超乎佳境者。于此二人，有境若无境，囿于境中不如超然于境。正是这种超然，造就了他们的别样才情。正是这种超然，让他们看得到人生层层递进的旋梯。

今年的春风格外有劲，裹挟着沙砾敲打我的窗。也许过了这个多风的季节我就会将它们再次淡忘，那么这篇小文权作忘却的纪念吧。2003年春

重读《万历十五年》

在《万历十五年》最红火的时候，我也跟风地看过一遍。那是在大四实习期间，毕业前夕的惶恐困惑一大堆，看它只是徒增伤感，仿佛几百年间，国人就只有做困兽的份儿。即使怀抱理想踌躇满志，到头来还是“以短衡长”，逃不过时代的限制。个人的得失系于国家的运势，成败叵测。这是那时的普遍心理，和意气风发的80年代新一辈比，我们离现实近到透不过气来。21世纪的大学生和上世纪90年代比，又大不一样了。把现实当理想的他们，困惑的内容也发生了质的改变。所以，重读《万历十五年》多少有些怀念那个渐渐淡出记忆的理想时代、展望未来的意味。

虽说《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上世纪70年代末的作品，但他的“大历史观”至今看来还是颇有远见。作者在自序中提出，该书“说明16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的侧面形态。有了这样一个历史的大失败，就可以保证冲突既开，恢复固态决无可能，因之而给中国留了一个翻天覆地、彻底创造历史的机缘”。虽然作者早有积极的表示，但全书以“暴露中国传统的弱点为主”，难免在当年使阅历浅薄身处困顿的学生望文生义，继而悲观落寞。

倒也不是什么坏事，带着那种情绪磕磕绊绊到今天，才更能体会“冲突既开”之后难得的“机缘”。2006年11月22日

法律与文学

当当七周年，凑热闹买了些书，其中就有苏力的新书《法律与文学》。

印象中，冯象是我知道的第一个将文学与法律紧密联系，又运用自如，使之相得益彰的学者。很想知道苏力是从什么角度来探讨法律与文学，毕竟相比冯象，法学教授朱苏力充其量只是个文学爱好者。冯象来头太大，哈佛中古文学博士，耶鲁法律博士，Ph.D+J.D。年轻时在北大读的是英美文学，现如今在美国做的是最前沿的知识产权、竞争咨询等领域的法律业务。业余还是个作家。苏力在国内法学界虽是大名鼎鼎，但不晓得他的文学功底如何。

下班回家挑了几篇感兴趣的翻看，很多冯象的影子。回过头来再看《序》后的致谢，苏力说，最应感谢的是冯象博士，他的许多意见和观点都已以不同形式进入了本书的正文。果真有这一层。

苏力法律与文学的研究，在国内开了先河。能看出，他是站在一个法学家的角度审视文学作品中的法律现象或与法律相关的理论问题。文学作品在他眼里已化为案例材料，法言法语，严肃有余，读着多少有些闷。相形之下，冯象以写文学作品的手法写作的法律小品，深入浅出，要好看许多。此类的，如多年前一正（刘星）的《西窗法雨》，也是寓教于乐的典范。

由此可见，苏力虽在努力拓展法学研究领域的外延，但他终究是个法学专家，不是many in one （几合一）的博学者。

中国的教育体制也许就决定了现时代出现几合一的杂家大家不容易。从中学文理分科到细分艺术班、计算机班等，再到大学专业细化，任继愈老先生说，是专业过细导致了大量大学生技能单一，毕业找不到工作；中国的学校教育使学生习惯于被动学习，缺乏自学的意识和自学的能力。

等着老师来教育自己，这等于毁掉了一个人成为many in one的可能性。

看专家的文章会觉得精彩，看大家的文章才更过瘾。2006年12月13日

三九的饺子

三九的第三天，银川依旧干冷，懒得出门，一大早起来折腾着包饺子，羊肉胡萝卜馅儿的。很久没开火，得好好收拾下厨房。开放式的厨房一开始还挺养眼，时间长了就冒出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来。能收纳的收纳，能清理的清理，只留常用的在外面，又挪了微波炉和过滤架的位置，这才顺眼了些。洗手和面。

和面是学过的，有技巧也得有力气，手劲儿不够，自觉面和的少了点劲道。醒面的工夫看书，随手抽本《夹边沟记事》，杨显惠的纪实小说。书买的早了，扉页上记着：2002年10月2日晨，购于新张之周末文汇书店，银川。当时是一口气读完的，内容至今记忆犹新。作者历时5年，采访一百多位当事人，将1957年到1961年发生在夹边沟农场（甘肃酒泉县东北，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尘封四十多年的惨剧大白于天下。从1957年开始，那里陆续羁押了两千四百余（官方数字）右派分子。1960年12月，中央解决甘肃省委的左倾错误，抢救人命，此时苟延残喘者一千一百人。这本小书只印了3000册，比起卖了16万册的《往事并不如烟》，影响力实在微小。读《往事并不如烟》，像看没落贵族的回忆录，震撼中也让草民惊讶于50年代中国高干及高干子弟的生活。看《夹边沟记事》，如同观看一部真实而惨烈的纪录片，作者所关注的是发生在西北一隅，那些草芥般的人生里，早已为人遗忘或故意掩埋的历史真相。所以，《夹边沟记事》是对底层民众的人性关怀。

面醒好了，边包饺子边想，当年的那些事儿，为什么就没一个死里逃生的当事人早早出来揭露呢？为什么就没一个做过孽的人站出来忏悔呢？如果真有许多难言之隐，那作者将事实和盘托出，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良知的。

一个人在厨房里磨蹭，三九的饺子最终吃到嘴里已过晌午。看过关于饥饿与死亡的真实叙述，今天的饺子吃起来格外有意味。

包了个饺子就忧国忧民了一上午，让人知道了肯定要笑话我。我倒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夹边沟记事》。正如作者所说：关注前人的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2007年1月14日

寸断柔肠

后半夜，银川的大雨下成了暴雨，雨声很大，雨点儿被大风刮进卧室的窗户缝，溅了一些在腿上，惊醒。赶紧起来关窗户，发现窗帘已经湿了半截。看窗外白茫茫一片，思绪也跟着纷乱。注定没有睡觉的福分，索性起来看书。

最近手边一直在看的是本旧书，冯秋子的《寸断柔肠》（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仔细看这本书的版权页，首印只有2000册。

2004年石舒清曾借给我一批书，看完先还过一部分，还有一些一直没机会还，或者说没舍得还的，都静静地躺在我的床头、案头。这些书里最喜欢的散文集有两本，一本是叶兆言的《杂花生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另一本就是冯秋子的《寸断柔肠》。

翻开扉页，上面记载着书的来历：六次作代会期间秋子先生赠我此书，并相谈至于深夜，历久难忘，青以纪念——石舒清识。每每看到此页，心中就生出十二分的愧疚，随后又说服自己，实在也是借书和读书的人都忙到没空，一年也见不上几面，联系全靠手机网络。希望今天留下关于《寸断柔肠》的些许文字记忆后，我能无牵无挂地把她寄还。《寸断柔肠》收录冯秋子29篇散文，分成“寸断柔肠”“婴儿诞生”“恋爱的水罐”“新世纪的疼痛”四辑。第一辑的记忆在草原，冯秋子的家乡。其他三辑的记忆在冯秋子生活的城市或城市与乡村间。从《鬼故事》到《寸断柔肠》，从《没有土地的村庄》到《我跳舞，因为我悲伤》，这个生在低标准时代的女作家的真实坦诚让我惊讶。相较她的作家身份，她可能更认同她作为编辑、草原女儿、母亲、朋友、舞蹈者的身份，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普通知识女性的身份，有自信有成功，有怯懦有无奈。正如她在后记中所说，“我要求自己：做能够做的事。事情再小，都是自己能够做、喜欢做的。活着就是有具体的劳动印证着你的心和行动。但我不知道能不能一直这么干下去”。

秋子说是“想法”异化了写作的人，“而这想法可怜的只属于他自己”。她不想“那样”生活，她也永远不把自己当成谁。写作者有了这样的心境，尤其作为这个时代的女性写作者，能在写作的理智上更清醒地看待自己的生存状态，在我看来实在是稀有了。《婴儿诞生》里，秋子说起她唱歌的事，在她作为音乐人的丈夫赵小源的面前，她是自卑的有心理障碍的，她想唱但唱不出来。后来，她在一位作家朋友面前放开禁锢已久的喉咙，唱崔健的《一无所有》，唱罗大佑的《未来的主人翁》。作家朋友等她唱完又看了她很久，说，“我明白了，你是喜欢有内容的歌曲”。他说他喜欢赤足走在田埂上，踩得泥巴噼啪噼啪响。朋友的话让秋子明白，她那时的境界，比没有内容的人高，又比超越了内容的人低。秋子在那一刻试着面对自己。在读过秋子的散文后，我也意识到面对真实的自己是多么不易。

我们这些自以为很有文化的人啊，算得了什么呢？！连自己的卑微渺小都不肯承认，又怎么接受在这个世上辉煌终将化为乌有的结果。秋子守着天真和早已褪去“天真”的赵小源生活在一起，她的苦难在于她无法证明天真亦或世故、辉煌亦或完结之间，悟透与悟不透的尺度。悟透又如何，悟不透又如何。她需要死不回头的辉煌来带走她内心的柔弱、悲壮，但她发现自己再也辉煌不起来，“那些个从高处掉下来的梦，也许做得太多，它把我的勇敢、自信冲刷得所剩无几”。

秋子冷静地让人战栗，有知觉的日子谁都不好过。

没有什么算得上真正的辉煌，一切要被永远从容的时间了结。“不在平庸中爆发，就在平庸中死去。”秋子用她最后一点力气篡改了这句话。

秋子没有爆发，也没有死去，她表面平和地生活，在“没有土地的村庄”。

秋子的童年生活在风吹草低的草原，成年后的她生活在草丛般杂乱却不见天日的都市丛林里，草原也在野蛮的人为破坏中丢失了。她是丢失草地的蒙古人。

蒙古人天性中就有对生命的敬畏、对生活的热爱。虽然很小的时候，秋子在家乡就被老乡说笑，“这娃娃人不大心还挺重的，麻烦个甚，日子还没开始哩……大人都要像你那样，日子可咋活呀”。她的内心活得是很苦，在北京暗无天日的筒子楼，在没有人情味的妇产医院，在现代舞的舞台上……秋子说她牢牢记住了德国现代舞大师皮娜·鲍希的一句话：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她是有着悲悯之心、内心孤独无助的写作者，在她看来，做编辑、写作、拍纪录片、跳现代舞，是她一辈子要做的几件事。这几件事，是她热爱的。“但跳舞，确实是因为我悲伤。”

在我们忘却悲伤，津津有味地欣赏央视舞蹈大赛里那些看得见肢体看不见灵魂的眼花缭乱时，我想起秋子的话来。于是，找来看过没舍得还的《寸断柔肠》，放在床头不停提醒自己，永远不要把自己当成谁，做自己能够做的事。2007年6月17日

书非借不能读也

余世存出新书了，号称“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的《常言道》（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5月，在网上看到该书的介绍。6月初，在银川见到现书，这样的上架速度已然算得上很快了。书是父亲买的，没等他捂热，就被我借走，多少有些不情愿。结婚后，我曾把包括《非常道》在内的一批盖有父亲印章的书占为己有，强盗得很。尽管老爷子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还是坚持认为，书非借不能读也，好书要大家分享，况且书价如此之高，看书人的收入又相对较低。《常言道》在书名和体例上基本延续了《非常道》的风格。但余世存并不认为《常言道》是《非常道》的续篇，而是借着《非常道》的某些材料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是《非常道》的变体。在余世存心目中，《非常道》是鲁迅版，《常言道》是胡适版。

看完《常言道》，明白胡适版说法的来历。当年，《非常道》给人的感觉不仅仅是对传统读史方式的颠覆，快餐式的文化传播方式不能掩盖满卷的犀利。如今，读《常言道》就像在北京那些藏着大人物的小胡同里和颇有点见识的老头儿老太太们拉家常，天文地理，随性起止，心平气和，回味无穷。

余世存讲：《常言道》没有对历史的冲击，我把它定义为大众读物，它属于文人对历史事件、人物传奇玩味式的东西，因此以说大学开始。

我倒有别的看法。《常言道》共用了33个大类来展现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大学、校长、传道、为学、纯儒、博雅、国粹、知史、文学、诗人、新闻、行知、直言、棒喝、苦痛、临难、绝命、先觉、革命、战事、刺客、军阀、赤子、为政、爱国、狷狂、僻怪、修为、气度、风骨、婚恋、书呆、逸事）。这些历史事件、人物传奇的文字片段，确实是值得反复玩味的，但绝不仅止于文人的玩味式的东西。但凡有兴趣者，玩味过后，是深思，是内心对历史真实面貌的重塑。只是没有了短兵相接，或温文尔雅、或冷幽默的叙事方式是大众能接受的。余世存很聪明，他知道一切让事实说话的重要性。

看他编的书，知道他的能耐不光是让断章取义也变得意义非凡。能感觉到他做学问没有迂腐气，思路开阔、兼容并包，而且路数多少有点野。

不过《常言道》也不是没毛病了，它是“深刻而带病态的”。比方蒋百里自杀的故事，编者念叨了三遍。虽然重复在所难免，不过看三遍蒋百里当众自戕子弹穿胸而过险些要命终被救回，多少有些不爽。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常言道》的印刷装帧，比起上一本《非常道》，实在算得上粗劣。封面印刷粗糙设计简陋不说，版权页和封底上标注的设计人还不是同一个人，部分内页也裁切歪斜。刚拿到书就发现这些问题，问老爷子，说是新华书店里买的。看来，就印装质量来说，最起码我手上的这本是正版残次品。

虽说瑕不掩瑜，但一想到今后要经常拿在手上把玩回味，不免别扭。决定看完还是先还了，等以后改进装帧设计重印了再买。2007年6月21日

寻书

在银川买书经常让人失望。新书上架慢几拍，品种更是不能奢求。幸好可以网购，还便宜，《八十年代访谈录》从当当买才7折。可网上没有的就只能托人满北京地寻了。

银川杨同学的导师要他找本徐通锵著1991年商务版《历史语言学》，北京王同学的整个周末就此耗在京城的公交车上和大小书店里。因为版本早，书店里找到的希望不大，王同学坐车去了商务印书馆，在发行部都没找得到，很是沮丧。谁能想到呢，宁夏大学的图书馆里就有，请在读的学生拿借书证去找，没怎么费劲就找到了。

书拿到手，不说这其间的麻烦，赶紧复印。1991年时才块儿八毛的书，复印下来几十块。

从大学到现在，时常买书，也攒了不少，结婚时只搬一部分到新房，还有很多堆在爸妈家，最近陆续地迁来。整理时才发现，不少许久不见的书居然都拓着爸的印章，甚至写着：女儿某年某月某日购于某书店，天气如何，为什么买。还好，承认我是这书的主人。有的书想来想去应该在的，却没了身影，邓肯自传《我的爱我的自由》，书云的《万里无云》等等。还有的，原本知道去处，翻找时脑子里却突然短路似的认为就在自家的书架上，翻着翻着，才猛醒已经再也寻不回了，懊恼。

于是做笔记，记录下找不到又想重买的书，一下午竟也拉了一页，都是大学时期买的，版本较早，不知道有几本还能寻到。2006年11月3日

书中有粮

冯象的《木腿正义》第一版只印了3000册，出版不久即脱销。一直在找这本书，前一阵儿终于在当当上发现了它的身影。这一版是增订版，第3次印刷。

正赶上当当店庆打折，一并搜罗的有连阔如的《江湖丛谈》和几本时髦的励志书——郝明义的《工作DNA》、尤金·奥凯利的《追逐日光》、M·斯科特·派克的《少有人走的路》、崔卫平的《积极生活》。有的是朋友推荐的，有的干脆是先读了朋友的书，才决定买一本留给自己的。内心缺少阳光的现代人多读些能激发内心醇正善良、积极向上的东西是没错的。

还买齐了哈利·波特系列，《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和大结局《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它们也是能带来轻松快乐的书。几年里陆续买的哈利·波特前五册经过了好些亲戚朋友的手，翻得卷了边烂了角，传来递去的，倒还在自己手上。

给当当汇完款等书的日子里，每天都思谋着书到了先从哪一本开始，等啊等，等不来。等到对好书的期待变成了毛躁及至将要出离愤怒。可能是我生活的这座城市距离伟大首都还真是遥远那么远，即使网络将虚拟世界中的人拉得很近，现实还是严酷地提醒：西北是边陲。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自我感觉良好地认为这个小城镇已经都市化了。“都市化”的镇子仅有几家民营小书店还能淘到些书，至于新华书店，那是以教辅读物为主的卖场。真正意义上的书店，没有。谁叫这里距离首都距离文化有遥远那么远呢！

牢骚还牢骚着，书到了。怪沉的一小箱。想想人家网站做活动买书人多，又是6.8折卖给咱，牢骚也就打住了。好事总是一起来，在卓越亚马逊订的书也到了，几本专业书，其中就有书店职业经理人徐冲的《做书店》。一次买两本，一本供自己边看边憧憬未来下海做书店的可能性，一本送给即将去新华书店挂职锻炼的同事。

周末，扛一大包书回家。

一下有了这么多粮，高兴。2007年12月17日

风雪三家店

起风降温了，昨天早上飘了个把小时的雪粒，落在地上薄薄的一层，中午时分就化掉干透了。今天还是阴沉的天，像要下雪却总下不下来。天气预报明后两天降温，还有阵雪，谁知道呢，眼看到年跟前，憋了这么久，也该痛痛快快下场大雪了。

空气里全是灰尘，术语叫可吸入颗粒物，广播提示，这样的天要减少户外活动。索性在屋里和一位搞周易研究的老同志聊天，听他讲易经、讲堪舆、讲风水，听他讲南怀瑾，讲儒释道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

还是大学时代看过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对其中“三家店”一段记忆犹新：佛学像百货店，里面百货杂陈，样样俱全，有钱有时间，就可去逛逛。逛了买东西也可，不买东西也可，根本不去逛也可以，但是社会需要它。道家则像药店，不生病可以不去，生了病则非去不可。生病就好比变乱时期，要想拨乱反正，就非研究道家不可。道家思想，包括了兵家、纵横家的思想，乃至天文、地理、医药等等无所不包，所以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的孔孟思想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五四运动”的时候，药店不打，百货店也不打，偏要把粮食店打倒。打倒了粮食店，我们中国人不吃饭，只吃洋面包，这是我们不习惯的，吃久了胃会出毛病的。

中国人的胃口顽固不化还实用主义，所以太平盛世里用孔孟之道治天下，战乱时则用道家思想拨乱反正平天下。

相比30年前，如今算是太平了。盛世不知算不算得上，反正奥运会都让中国人办了，东南沿海城市经济发展也都快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了。于是，有学者出来讲论语，讲孔孟之道，讲儒家思想。

可讲儒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的胃吃了太多洋面包，得了胃病，没准这胃病还挺严重，有溃疡，有肿瘤。要不国学怎么一夜之间那么火。在10年前的大学文科院系里，只要不是学中文学古汉语的，如我们这些学法律的只需学大学英语，大学语文向来是少有人选学选修的课程。

要治病先得把生冷的西餐撇一边去，恢复国人传统的饮食结构，养养胃。就着咸菜喝喝热粥，我看就不错。人说米油是老百姓的人参汤。这孔孟之道也就是中国老百姓赖以生存的米油。

如果说，孔孟复兴是盛世的需要，又如何解释当今道家的大行其道呢？2007年12月27日

今朝风日好

周六的下午总是一周里最可放心休息的时段，若去书店坐坐，多半是会有些收获的。

这一回就淘到了董桥的“新”书《今朝风日好》。说是新书，那是之于我。毕竟从听说到拿在手上过了大半年，年初就出的书，放现在没有生命力的已到快过气的时候了。之前在网上看过介绍，也看过港版的介绍，都说好得很，尤其是装帧，有英伦之风，在国内属上乘中的精品。

只在网上看过封面及藏书票的设计，毕竟没放在手上，对仅仅因装帧就去买书的动机还是压制了一下。尽管董桥先生的文字一直很吸引我。

这个周六总算在我生活的小城市里见到这本精致的小书了。握在手里的一刹那，实实在在地信了装帧的力量。这么美好的书，美好的书名，美好的藏书票，美好的插图，美好的作者的美好的文章，我怎忍心错过它呢。

董桥先生的文字还是老样子，透着英国绅士不冷不热的劲儿，精致、儒雅，又有中国旧式文人的清高淡泊。有人说他的文字太腻，有人说他中英混杂的表达方式是对中文写作的亵渎。从读董先生的《这一代的事》到《董桥散文》，感觉先生的文字读来是有些涩。这感觉在读冯象的文章时也有过。可他两人偏偏又都是中西贯通的饱学之士，读着涩的文章往往暗藏巨大的信息量。初始，我就是为着这些别人的文字里看不到的东西逼着自己耐心读下去的。读的多了，渐渐也习惯了大学者们阳春白雪式的文风，进而阅读成为享受，就像喝惯了清茶的人改喝咖啡，起初都是艰难下咽的。不过要真想读懂读透董桥冯象，我们这些学识浅薄的人还差得远，似乎这涩也是有道理的。《今朝风日好》倒是给我惊喜，董先生访书、买书、藏书的小文章，清新淡雅，读来还算顺畅。先生为得到一本精美珍贵的古书欣喜，那些书后暗藏的厚重文化和历史也让读者充满遐想。那些遍布欧美的古旧书店，承载着世代文化的积淀，也让人心生向往。

也许当我们的新书不再一出版就变垃圾，当我们的旧书不只在地摊上流通，也就没人再有闲心挑剔学者们中文里夹杂的英文了。2008年7月20日

Have A Seat & Read A Book

看一档旅游节目，介绍旧金山“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文化地标——City Lights Bookstore （城市之光书店）——世界上最著名的独立书店，诗人劳伦斯·佛林盖蒂（Laurence Ferlinghetti）在1953年以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为名，创立了这家全美首家平装书书店。“城市之光”里到处写着“Have A Seat & Read A Book”，据说多少年来一直磁石般吸引着拮据的爱书人来这里看书。画面上，书店二楼的窗台边，一位年轻的男人一手捧书，一手抚摸着女人隆起的腹部，他在为她和他们未出世的孩子轻声读书，是真正的“读”。这很特别，多数书店里都是安静至极的，人们只默默地读书，给自己。

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城市之光”是“垮掉的一代”的大本营。反传统的佛林盖蒂更涉足出版，不仅为“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出书，举凡本土、国际的当代文学，或是冷僻、绝版的经典，都是他的出版对象。

1956年，“城市之光”出版了金斯柏格《嚎叫及其他诗》（Howl and Other Poems），佛林盖蒂旋即被捕，罪名是出版、贩卖猥亵书籍。经过审判，佛林盖蒂终被无罪开释。这一胜利为美国出版史开创了先河，自此像《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之类的书可以在美国自由出版，“城市之光”也成为艺术自由的代名词。

如今的“城市之光”不再锋芒，但依旧热闹，它的存在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寄托。

新中国成立后的40余年里，独立书店和独立出版人从实体到概念逐步绝迹。直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体制外运作的书商团队才逐步壮大起来，但能提到桌面上的有思想的独立出版人还是寥寥无几。这无疑和出版的双重性质有关，既然出版毫无疑问地是国家出版专业技术人员的专职工作，那么自然人就只有借助国家正规出版单位这一条路，来间接实现自己的出版梦。在这一领域，人大师兄张立宪和他的系列丛书《读库》为中国的良心写作和善良读者提供了能力范围内的与众不同的选择，张立宪的准独立出版事业是未来客观的中国出版史不能轻描淡写的一页。

中国人民大学一向以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培养中层以上干部闻名，偶尔出落些特立独行的才俊当然让人倍感欣慰。想起十几年前的夏天，和大学里的男友在人大“实事求是”大石头后的花园里读书，读法布尔的《昆虫记》，他读一篇，我读一篇，知了们此起彼伏地为我们伴奏……阅读的幸福似乎又回到血液里。

那样的幸福多年不再，也想象不出在充斥教辅垃圾的书店和衙门似的出版社里，能有多少关于阅读的美好记忆。真正的读书人需要文化松绑的角落，可他们没权力在国家的书店里张贴“Have A Seat&Read A Book”的告示。2008年7月23日

书读到哪里去了

打小就会包书皮。教科书总是不经翻，即使包了厚厚的牛皮纸，不到期末也都卷边掉页黑乎乎没个形状了。因此，十几年学上下来，一本教科书没剩。多半卖了废纸，少量有循环价值的卖给低年级学生，也算物尽其用。留下来的书有两种，一是工具书，二是所谓课外书，言情武打破案算命，量不多，十年再没翻看也舍不得扔。我这样不离不弃，是受了父亲的影响，他常说，“书到用时方恨少”。

张立宪在他的《关于读书的记忆碎片》里说，书是最好的家装材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