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飘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常云平 刘力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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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飘蓬试读：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抗战大迁移”丛书，共五本：唐润明《衣冠西渡——抗战时期政府机构大迁移》，张守广《筚路蓝缕——抗战时期厂矿企业大迁移》，孟国祥《烽火薪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王红曼《伏线千里——抗战时期金融机构大迁移》，常云平、刘力《乱世飘蓬——抗战时期难民大迁移》。

南宋以降，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民国建立，孙中山、蒋介石先后定都南京，政治中心也自北京转到南方。东南一带濒海，有与海外交通、习染欧风美雨之利，繁荣富庶，人丁丛衍。然而，利弊相生，东南一带地势平坦，不是能攻易守之地。近代和古代不同，古代中国的外敌大多来自北方，而近代中国的外敌则大都来自海上。这样，东南地区地理上的优势便转化为军事上的劣势，一旦外敌入侵，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和政治中心的南京等地便立即暴露于敌人的炮口之下。南京，一向以龙盘虎踞著称，但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就判定，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南京不是可战之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于次年1月进攻上海闸北，发生“一·二八”淞沪抗战。当时，蒋介石就曾考虑“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问题，认为“政府倘不迁移，则随时遭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两天后，国民政府暂移洛阳办公。1932年3月1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西安为西京，洛阳为行都。洛阳虽处于中国中心，但属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并不能成为理想的战时首都。12月1日，国民政府迁回南京。

迁都，只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的转移。1934年1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向会议提出《确立今后物质建设根本方针案》，其中提出：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今后避免集中于海口；道路、航路之开辟，尤须首先完成西向之干线，使吾国于海口外，尚有不受海上敌国封锁之出入口；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地区，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这一方案的提出，表明当时国民党领导人在设计经济建设计划时，已经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需要，并且考虑到向西部发展的问题。因此，蒋介石在为自己规定当年任务时，即列入“专心建设西南”一项。1935年2月，他在庐山规划国防工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同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演讲，明确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他特别致电孔祥熙，告以“我方军事与政治中心全在四川”。1936年6月，蒋介石对来华的英国经济学家李滋·罗斯表示：“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这一谈话表明，在蒋介石心中，其抗日计划已经非常明晰。同年9月，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的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认为“集中对倭”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时，中日之间的“调整国交”谈判陷入僵局，日本态度强硬，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蒋介石指示冯玉祥、程潜、朱培德等人拟具抗战方案，首先进攻上海日军，指示孔祥熙将上海的现银、钞票等迅速转移到南昌等地，指示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各部门做迁移准备。这就表明，差不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一年，国民党、国民政府已经有了迁移的准备和计划。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之以淞沪抗战。日军以28万人之众，动用军舰三十余艘，飞机五百余架，坦克三百余辆，大举进犯。中国军队以落后的武器和血肉之躯英勇抵抗，血战三个月。11月12日，上海沦陷。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迁都重庆。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舰西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五院随迁。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谴责日军“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宣言》表示：“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在此前后，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团体响应国家号召，前所未有地紧张动员，争分夺秒，纷纷西迁，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不甘于受日寇的欺压、蹂躏，扶老挈幼，千里跋涉，倾室流亡，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未有的大迁移、大搬家。这一迁移，动员之广泛，规模之宏大，过程之艰辛，民族意志之刚毅，人民爱国热情之昂扬，都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所少见，或仅见的。它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临危不惊，履险不畏，在艰难条件下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可歌可泣，可记可录，值得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作为驱动民族振兴的永恒的精神财富。

多年来，当年的参与者和有心人为保留、记录这段历史做了不少工作，留下了不少资料，但是，研究和叙述这一段历史的著作还寥若晨星，许多通史性的著作对此或语焉不详，或草率带过。现在唐润明、孟国祥等先生的这五本书，以丰富的资料，全面、深入、翔实地叙述了抗战时期，自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教育团体以至广大民众的迁移史、流亡史，评述了这一迁移在粉碎日寇速战速决阴谋，保存和发展抗战实力，建设西南后方，夺取最后胜利等方面的重大意义，这就填补了抗日战争史的一段重要空白，是民国史、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值得庆贺。杨天石2015年5月写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绪　论一、写作对象的界定、目的及意义

难民属于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对象。难民问题在历史上一直存在。但关于难民的界定，其内涵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1947 年，国际难民组织的章程将难民界定为 “因种族、 宗教、 国籍或政见而害怕遭到迫害、不愿返回其来源国的人”。1951 年 《关于难民地位的日内瓦公约》中规定，难民适用于“由于1951年1月1日以前发生的事情并因有正当理由畏惧由于种族、宗教、国籍、属于某一社会群体（Membership of a particular social group）或具有某种政治见解的原因留在其本国之外，并且由于此项畏惧而不能或不愿受该国保护的人；或者不具有国籍并由于上述事情留在他以前经常居住国家以外而现在不能或由于上述畏惧而不愿返回该国的人” 。在此处的规定中，难民的适用范围十分有限，不仅在时间上规定其只适用于1951 年1 月 1日以前发生的事件所造成的难民，而且在地理上也把难民仅仅限定在欧洲。历史形势的发展表明，难民绝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初期的一种欧洲现象，它可能发生在世界上任何不稳定的地区。为使 1951 年的公约适用于1951 年以后的难民问题， 1967 年，联合国通过了《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该协定取消了 1951年公约规定的时间和空间限制，从而使公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公约。1969 年，出于解决非洲难民问题的需要， 非洲统一组织制定了 《关于非洲难民问题某些特定方面的公约》。该公约承认了更加广义的难民，即认为难民的产生不仅仅是政治迫害的结果， 其原因还包括外来侵略、占领\ 外国统治， 或是发生了导致其原籍国发生严重动乱的事件等。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在对于难民的界定上，有两组不同的标准。 一组比较严格， 它是以一个人感受到迫害的恐惧为基础的， 1951年联合国 《关于难民地位的公约》 和1967年联合国 《关于难民地位的议定书》就是采用的这一标准； 另一组标准则相对宽松一些， 1969年非洲统一组织的难民公约所采用的这一标准除了包括那些逃离迫害的人之外，还包括那些逃离自然灾害、外国干涉以及国内逮捕的人。在实践中，这两组标准都在被使用。发展中国家一般愿意依照较为广泛的定义来为个人提供庇护，而发达国家则在其海外援助政策当中同时承认这两种定义。但是，发达国家通常不给那些属于更广泛意义上的受迫移民以庇护——除非寻求庇护的人来自临近的国家。 显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考虑什么样的人算是难民以及用什么来保证难民所应获得的保护与援助这些问题上存在一定的冲突。1

此外，人口学基于人口迁移的视角对难民也给出了界定。人口学指出难民的实质，是“由于天灾人祸、种族压迫、宗教迫害、政治迫害、阶级剥削、国界变更以及其他种种原因，使得大批人口被迫离开家园，辗转流徙，沦落他乡，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2。

引发难民的原因很多，其中战争往往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只要有战争就必然会有难民产生，难民现象是战争的一面镜子。战争不仅破坏人类正常生活环境，还常常引发大规模难民迁移。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战争引起的欧洲难民迁移达到3000万人。20世纪末发生在非洲卢旺达、刚果地区的部族战争，引起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迁移。而1937年爆发的长达8年的全国抗战更是导致了中国数千万的难民迁移。

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是一场血与火的洗礼。战争期间，日军铁蹄践踏之处，国土遭蹂躏，生灵被涂炭。沦陷区人民为逃避日军的烧杀淫掠，纷纷被迫携妻带子、呼儿唤女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辗转迁徙，奔向大后方和安全区域，从而形成了巨大的难民潮。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是罕见的。

故在本文的研究对象中，“难民”是特指在长达数年的抗日战争中，因遭到战争威胁或受到其他外力压迫而背井离乡的人。而本书所研究指称的“难民迁移”也更多的是将其置于抗战时期因受战争影响的人口迁移这一大的视域之下来观照的。故此，本书所指称的难民并不仅仅是单纯指向受战争影响的失业、失学人群中那些一无所有、 无家可归而“住在难民收容所里 ，生活根本发生问题的”3人口，而是自全面抗战爆发以后 ，随着逃难、 流亡人口的大量增加，“这两个（指‘难民’——笔者注）充满辛酸哀伤的字音迅速风传全国而普遍使用。由于战争旷日持久、十分残酷 ，造成空前国难 ，使每一个中华儿女黄帝后裔 ，可以说都已不幸的做了难民”。4所以 ，此时段的 “难民” 是一个非常广义的特殊概念 ，它包括失业民众在内的战区、邻近战区和后方遭难的人口。按当时人们的习惯分类 ，难民主要包括 4 种人： “1、战区人民不甘为奴因而流亡者（来自都市者占多数） ，2、战区各种党政及其他国营机关人员，3、因战事影响逃避后方者（非可以逃荒比拟） ，4、中央政府机关人员被疏散者及其家属。 ”5要之，本书所研究的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是指就广泛意义上言之的那些因受战争或其他要素影响而被迫离开原居住地的所有人群。

难民迁移会带来很多影响，尤其是经济上的影响。难民迁移对调整人口分布、劳动力盈缺、促进地区文化交流、新资源的开发、经济文化区的建立、民族和种族的融合等都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对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影响就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迁出地人地矛盾，保护生态环境，加强与外界的社会、经济、科技和文化联系，更好地利用土地资源；但也会导致人才外流，劳动力短缺。另一方面，为迁入地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有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但也会增加公共设施的负担和管理难度，对自然和生态环境产生深刻的影响。其次，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共六个方面：影响人口和人种的分布；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经济、文化的发展；改变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环境人口容量，进而影响人口对资源开发利用的地理分布；改变世界产业中心的地理分布，促进了人类生产活动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扩散和新文化区的形成。因此，妥善处理好难民问题对维护社会稳定，促使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抗战时期大量难民从东部向西部的迁移， 是20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国内人口迁移。 这次迁移的基本力量是政府公务人员、企业家、科技人员、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以及技术工人和外国朝野在华机构人员， 他们的西进使中国的现代化由沿海沿江向西推进了千余公里， 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西南、西北落后地区的开发，特别是推动了城市的大发展，加速了这些地区的城市化进程。抗战时期大批高素质的人口迁入西南、西北地区的城市， 促进城市化发展， 与和平时期低素质的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造成城市化发展不同， 后者仅能满足城市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 而前者则能直接推动城市经济腾飞。由于大批学校、文化团体及文化人迁入西南、西北， 也促进了西南、西北的城市文化教育大发展。此外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建立了中共中央南方局， 其他民主党派、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力量也相继汇集到重庆， 因而重庆不仅是战时中国的首都， 大后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 同时也成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大舞台。

有鉴于此，本书试图真实地展示抗日战争时期难民的迁移对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人口变迁以及大后方社会发展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在收集和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同时注重吸收学术界的相关成果，力图在前人的基础上就所研究的主题有一个整体的宏观呈现。二、本书主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20世纪30—40年代，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躲避战乱，数以千万计的中国民众被迫背井离乡，从而引发了中国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西进运动。据估计，战时迁入大后方的人数近1亿人。他们主要分布于重庆、成都、昆明、贵阳、西安、桂林、兰州等大城市。这次大规模的人口变迁也深深影响了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问题 ，是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专题之一。史学界对难民群体的构成及特征、 难民的流动与西迁、难童的救济教养等问题的研究已有较多成果。6

近代学界对难民问题的研究缘起于对东北地区人口迁移——即“闯关东”现象的思考。陈翰笙编著的《难民的东北流亡》（国立中央研究院，1930年）以翔实的数据记录了自1921—1930年东北地区的人口增减状况，并简要分析了关内难民对东北农垦经济的影响。王海波的《东北移民问题》（1932年）一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该书引用大量数据分析了境内外难民涌入东北的原因，即“日人移韩，韩人移满”，并由此推断东北难民问题的幕后操作者为日本殖民主义者。除对东北难民问题的思考外，对抗战时期难民问题及难民救助事业的思考同样是民国学者研究的重点，张秉辉的《抗战与救济事业》（商务印书馆，1938年），陈端云的《抗战与社会救济》（佚失），王龙章的《战时难民救济问题》（佚失），张劲夫、白启荣的《救济难民》（生活书店，1937年），叶溯中等执笔的《伤兵问题与难民问题》（佚失）等都是抗战时期出版的专著。此外，陈彩章的《中国历代人口变迁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则将人口迁移置于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并在相关章节中对难民的形成及其迁移问题进行了论述。

新中国成立后，对人口问题尤其是难民问题的思考一度淡出学界的视野。直到改革开放后，学术界才开始以更为自由的视角审视思考中国历史中，尤其是近代中国的难民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难民迁移是人口迁移的特殊形式。在近代中国，由于天灾、战祸、阶级压迫等问题频发，导致大批人口被迫离开家园，流落他乡，由此形成强制性的迁移。在此种意义上看，近代中国视域下的移民史也就包含了近代难民的流迁史。

针对此问题的研究著作，20世纪80年代有李德滨、石方的《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和路遇的《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进入90年代后，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室编撰的《抗战初期的难民工作》（中共上海市委，1993年）汇集整理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区的难民迁徙以及上海地下党对难民的收容救济档案，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材料。1994年，孙艳魁的《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以11章29万字的篇幅对战时难民群体进行了整体性分析，作者通过对有限资料的整理，运用人口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理论，分析了抗战时期难民的数量、规模、特点、流动方向和社会影响，并从静态与动态两个方面对难民构成、社会行为、观念变化做了系统论述，由此形成了多学科相交叉的难民问题研究方式。该书不仅宏观描述了战时难民群体的规模、形态、流向、影响等方面，还就难民的性别和年龄、籍贯、文化程度、职业与婚姻等方面进行了初步分析，并对国民政府的难民救济体系及成效进行了考察，对战争因素导致人口流动的非常态性，表现出的非常规的复杂性，产生了更多的研究点。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述的《中国移民史（清、民国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论述了清代至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其中不乏大量的难民迁移活动。该书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说明了人口迁移的起因、对象、迁移时间、产生的影响等问题。朱国宏的《中国的海外移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以及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对难民问题亦有所涉及。

进入新世纪后，学界将难民问题的关注点扩展至世界范围内，并开始尝试从政治伦理学、国际法学、口述史学等视角对当代难民问题进行探讨，使该问题的研究范围突破了史学、人口学等传统学科的局限。此段时期内，李晓岗的《难民政策与美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以当代美国难民政策为研究对象，对“二战”后美国难民问题的形成、难民政策的演变进行梳理，并对1946—1994年美国接纳难民情况进行总结，从而评价当代美国难民政策对其外交事件的影响。邵东林的《难民危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年）是新时期内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战争难民的专著。书中列举了科索沃战争等区域性冲突对世界难民问题的影响，认为区域性冲突是造成难民事件频发的罪魁祸首。李工真的《文化的流亡——纳粹时代欧洲知识难民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则将难民主体指向“二战”中受到迫害的知识群体，认为纳粹德国的“文化清洗运动”一方面使德国彻底丧失了欧洲科学文化中心的地位，另一方面则间接促进了美国科学文化的发展，通过对欧洲知识难民的收容，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文化中心，影响至今。甘开鹏的《欧盟难民政策研究（1957—2007）》（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年）从政治史的视角分析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与难民政策之间的关系，认为欧盟难民政策的发展受到包括欧盟多层治理机制、成员国与欧盟之间的权限让渡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杨胜清主编的《苦痛的记忆——中条山战役难民口述历史实录》（人民出版社，2011年）则以口述史学的笔法记述了侵华日军制造的中条山惨案，而中条山难民的惨状亦可视为当时难民的一个缩影。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内，池子华编著的《中国流民史》（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中国近代流民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采用整体性研究与区域性研究相结合的手法，对流民现象发生的原因、流民的空间和职业流向、流民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效应等问题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考察，大大丰富了学术界对中国流民，尤其是难民问题的研究。

在已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张水良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灾荒问题》（《厦门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较早地对难民问题进行了研究，该文将研究时限锁定在1927—1937年，通过引用大量数据得出结论，认为难民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制度等人为因素造成的，虽然研究结论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但其以史实为依据、以数据为依托的研究方式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进入新时期后，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开阔，多种研究方法被引入到对难民问题的研究当中，学界更加专注于对难民现象成因、难民流向、难民救济等问题的思考，并开始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为该类问题的切入点。

第一，就难民成因问题的分析。

夏明方在其《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2期）一文中通过分析对比抗战前后全国部分地区的气象数据得出结论，认为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农村，气象灾害较之战争对于难民流动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抗战时期，局部地区气候状况的恶化，再加上战争直接或间接的破坏，极大地削弱了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以至于相对较小的自然变异也会带来巨大灾难。其对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在难民迁移的过程、流徙路线及具体特点等方面打上了灾荒的烙印，同时也形成了与战前人口迁移不同的特点。

李光和的《抗战时期日占香港的“归乡”运动述评》（《民国档案》2010年第2期）则以抗战时香港“归乡”运动为研究中心，指出虽然“归乡”是日占时期香港战略地位变化和产业结构转型的产物，但其实质则是日本占领军主导和掌控下的人口转移，其目的是“人遣大陆，财物留港”，因此归乡之路也就成为了归侨的“死亡之旅”，其残酷性非普通难民运动可比。此外，程朝云《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郑祖安《八一三事变中的租界与中国难民》（《史林》2002年第4期）等文章同样是以抗日战争为研究背景，对难民成因等问题进行分析思考。除了历史学角度的研究外，贾玉洁的《移民理论与中国国际移民问题探析》（《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3期）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累积因果关系理论、人口移动转变假说等现代理论视角分析了移民问题形成的原因，其中也包括了对当代难民问题的思考。厦门大学李明欢则从国际移民学的角度探讨了当代难民问题的形成原因以及定义方式，在其《国际移民的定义与类别——兼论中国移民问题》（《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一文中认为当代难民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战争、压迫等传统原因，还涉及地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当事人自身的特殊利益等问题，不可一概而论。

第二，对难民流向问题的研究。

作为人口迁移的特殊形式，难民的流动既有一定偶然性，同时也包含规律性在其中，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专注于对历史事实的考察，更要吸收人口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养料，用现代观点分析研究此类问题。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与地域分布》（《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结合人口统计学的方法对战时浙江地区人口迁移数据进行细致梳理，认为在流动迁徙的500万人中，200余万人迁至省外地区而大部分民众则是选择省内流动，其中最根本的内在动力来自于移民群体对经济和政治因素的考虑，尤其是对个人经济利益的顾虑。王印焕的《1911—1937年灾民移境就食问题初探》（《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在分析抗战前民国灾民流动资料的基础上认为难民流动具有盲目性与行乞性的一面，这就导致难民的迁移一方面受到政治因素的挟制，地方政府无力赈济难民生计的同时也无意接收流动难民；另一方面逃难灾民还会遭到当地民众及社会组织的排挤，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文章认为，难民迁徙远非解决移境就食这样简单，而难民的流向问题也暴露出国民政府各类社会组织之间协作精神的缺失。

国内学者关注难民个体内迁、团体内迁以及高校内迁的研究成果已比较丰富。除了以中国历史作为研究的对象，学界开始将研究视野拓展至世界范围内，从文化共融、政府间差异等角度解释现当代难民流向以及其中所折射出的问题。宋全成的《论“二战”后初期德国的难民问题》（《求是学刊》2008年第6期）以移民社会学的视角将“二战”后德国难民的安置、迁移问题作为研究焦点，认为德国难民问题充分体现出战后两大阵营在欧洲的暗中较量。李工真的《纳粹德国知识难民在美国的“失语性”问题》（《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和《纳粹德国知识难民在英国的流亡》（《学海》2009年第1期）两篇文章均以流亡海外的德籍犹太知识难民作为研究主体，流亡路向的不同也导致知识难民处境迥异。虽然流亡美国需要克服语言和思想方式上的障碍，但留美学者最终成为美国社会的一分子，成为构筑美国“世界科学、文化中心”地位的保证，而逃亡英伦者则面临拘押、遣送、流放的窘境，不得不面对英国政府的高压管制。处境的不同，一方面折射出英、美两国政府对知识难民的不同政治倾向，另一方面则反映了英、美两国对异质文化认同感的差异，以及由这种差异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第三，对难民救济问题的思考。

在难民救济问题的研究领域内，个案研究法已经成为研究主方向。个案研究可以分为区域个案研究和群体个案研究。周术槐的《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及其社会影响》（《抗日战争研究》2010年第3期）便是区域个案研究的典型。文章结合档案史料，以贵州省赈济会为例对抗战时期贵州地区的赈灾情况进行分析，从经费来源、组织保障、主要措施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赈济会活动对贵州社会经济的影响，肯定了贵州省赈济会在难民救济活动中的历史作用。滕兰花《抗日战争时期广西难民救济工作试析》（《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S2期）、马雅红《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难民乡”问题初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李春耕《陕甘宁边区的社会问题与党的社会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年第2期）等文章也以不同地域视角对难民救济问题展开研究，深化了该领域的研究程度。

群体个案研究既包括对某些历史事件中特殊群体救济情况的研究，同时也包括对不同难民群体的研究。高兴祖的《南京大屠杀中栖霞、江宁、句容农民的苦难和德、丹友人的国际救援活动》（《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以南京大屠杀为研究背景，论述国际友人如何收容并妥善保护战乱中的难民。王勇忠的《南京大屠杀时期的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同样以南京大屠杀为研究时域，通过对新近史料的梳理加深了学界对金陵大学难民收容所的认识。张连红的《南京大屠杀时期的日军当局与南京安全区》（《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王卫星的《论南京国际安全区的成立》（《民国档案》2005年第4期）等文章同样以南京大屠杀为研究前提对难民救济问题展开思考。

在不同难民群体的研究中，尤以抗战期间难童救助最为典型。王春英的《抗战时期难民收容所的设立及其特点》（《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吴捷的《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难民救济工作》（《历史教学》2005年第5期）、董根明的《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儿童福利政策述评》（《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等文章依托史料论述了难童救助机构及救助举措的变化与发展；韩祖德的《李家应与浙江第一战时儿童保育院》（《神州》2008年第6期）、许雪莲的《抗战时期广东儿童教养院难童保育工作述评》（《广东党史》2005年第3期）则以地方视角阐述了各地难童的救助问题。

但是，既有的研究，无论是在研究的内容还是研究的方法上，都还存在一定的局限以及尚可拓展的空间。

第一，从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方面来看，虽然抗战时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宝贵资料，但目前涉及抗战时期难民迁移的专题性资料很少。各种档案、方志、报纸杂志以及文史资料等资料中存有的许多宝贵的难民研究史料，还待进一步挖掘。

第二，从研究的内容来看，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还远远不够。对各种难民现象背后的原因、特点、影响等深层次的研究以及难民现象与各种社会问题及整个社会变迁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远远不够。虽然有些成果也涉及难民分布、难民结构、难民流动等很多方面，但明显看出对原始资料研究的深度不够。

第三，从被研究的群体来看，大多集中在政府机关、教育界、工业界以及难民的迁移整体性研究，对某些特殊群体尚未涉及。如对难民的救助中，涉及儿童和妇女救助的文章较多，但对老人救济状况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

第四，研究方法显得单一化。难民作为人口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对象，对其的研究会涉及如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历史地理学、统计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很多相关学科，现有成果中虽然也有个别尝试使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但主流上还是采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仍显单一。

为此，本书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抗战大后方人口迁移的特征与影响做进一步分析，以推动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三、其他相关概念的界定和研究方法（一）其他相关概念的界定

1.人口

人口是生活在一定时间、一定地域、一定生产方式下实现其生命活动的群体，是整个物质世界中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人口具有自然和社会两种属性。自然属性是人口本身固有的特征。作为一个高等动物群体的人口，有出生、成长、繁殖、衰老、死亡的生命过程，有自身遗传、变动以及全部生理机能。实现生命活动是人口发展的自然前提。人口的社会属性表现为其固有的社会特征。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人们一方面从事改造自然、获取物质资料的活动，另一方面彼此之间结成一定的关系，即生产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民族关系、家庭关系、宗教关系以及由这些关系派生的其他关系。人口总是处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是这些社会关系的体现者。人口具有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影响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变化的因素是很复杂的，归根结底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不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但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7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上，人口的数量、质量和结构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快慢，但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口再生产应同整个社会物质资料的增长，同生态环境之间保持合理的关系。8

2.人口迁移

人口迁移是人口从一个居住地迁居到另一地点。它分为国际迁移和国内迁移两大类。国内迁移较为经常和普遍，主要形式包括：①边疆垦殖迁移。因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资源枯竭和地区人口相对过剩，人口迁移伴随新土地的开发而产生。②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这是现代国内迁移中更为普遍和显著的一种。其实质是农业人口转变成非农业人口，与工业聚集、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③城市人口钟摆式移动。随着城市规模的日渐扩大，城市人口在市区范围内流动范围扩大。城市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又为这种摆幅的扩大创造了前提。城市的扩大势必造成居民住宅区与上班劳动地点的距离在扩大，这样就形成了大量人口有规律地往返于居住地和劳动场所之间，就像钟表的摆一样有节奏地往返摆动。④为消费、文化、娱乐、休息目的而引起的人口迁移。人口迁移中经济原因是主要的，如为摆脱贫困和失业，改善生活，或为发财致富、谋求事业成功等。我国历史上曾出现多次大规模的人口地区间迁移，迁移的流向主要由北向南，即由黄河流域流向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前，国内地区间人口迁移主要表现为河北人、山东人“闯关东”，迁往东北地区，以及山西、陕西一带的老百姓“走西口”涌入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鄂尔多斯等地。政治、宗教、文化及战争和灾荒也可能导致迁移。国际迁移在历史上曾不断发生，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从旧大陆向新大陆的迁移高潮，近代国际迁移的主要方向为：①欧洲继续向新大陆迁移；②非洲黑奴被迫被贩往美洲；③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开始迁往东南亚、美洲、大洋洲等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数百年向新大陆的迁移已近尾声；由发展中国家迁往发达国家的外籍工人越来越多；因区域性政治冲突频频爆发而不断产生的国际难民。本书仅涉及了部分国际迁移，是由国际反战人士和外交人员为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而到中国大后方。课题较多涉及的是国内迁移。而本书研究的人口迁移则是一种我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阶段的特殊历史现象，即是由于战争而直接导致的迁移，迁移的直接后果表现在对迁出、迁入地区人口数量、性别和年龄构成的不同影响，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3.人口变迁

人口变迁又称为人口变动。人口状况受人类自身、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可分为自然变动、迁移变动和社会变动。自然变动指人口由出生和死亡所引起的人口数量的增减以及年龄、性别构成变化的过程。它是人口作为一个生物群体繁衍后代，产生世代更替、自我延续的必然现象。迁移变动又称机械变动，指人口在空间上的位移，包括国际迁移和国内迁移。社会变动指人口的社会经济属性的变化，从而使人口的社会构成发生变化。人口变动既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同时又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本书涉及的是人口的迁移变动和社会变动两种现象。

4.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又称人口构成，是人口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人口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依据人口本身所固有的自然的、社会的、经济的和生理的特征将人口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所占的比重。人口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总体，它总是由相互关联的各种组成部分所构成。根据人口构成因素的特点和不同的分类方式，可以划分为各种人口构成，一般可归为三大类：①人口的自然构成是根据人口的生物学特征划分的，主要包括人口的年龄构成和性别构成。它对人口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有极大的影响。②人口地域构成是根据人口居住地区划分的，包括人口的城乡构成、人口的行政区域构成等。它与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有密切的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增强，它越来越取决于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同时又影响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③人口的社会构成是根据人口的社会标识和经济标识划分的，主要包括人口的收入构成、民族构成、文化教育构成等。人口的社会构成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9

按人口构成因素的特点、类型、内容和划分方式，又可分为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两个方面。前者有年龄、性别、人种、民族、职业、文化程度、宗教信仰、户口、体质、阶级、生产人口与非生产人口、出生与死亡、城市与乡村人口构成等；后者指人口与外部物质条件的比例关系，如人口和人均占有土地面积的比例关系，人均占有国民收入的比例关系等。按人口过程的特点和运动方式，可分为人口的自然变动构成、人口的地域构成和人口的社会构成三个主要类型。人口构成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反映不同形式的人口变动态势、人口的迁移活动以及人口的社会变动和生产变动。调查、统计、分析人口各类构成，是研究一定社会发展阶段或特定社会制度下的人口规律、社会发展和人口发展的关系以及进行人口预测的基本依据。

5.抗战时期

广义上的抗日战争是指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我国东三省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为止；传统意义上的抗日战争则是指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中国人民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涉及的时间界限主要是后者，部分内容也牵涉到前者；但因抗战胜利后战区人口回迁持续时间较长，故而所述时间下限相应延长1—2年。本书所述的“战前”“战后”等概念都是以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为时间节点的。（二）研究方法

我们的前期研究耗费了大量精力，在全国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因此，本书也在此基础上主要采用了文献资料与非文献资料（如口述史料、影像史料、实地调研资料等）相结合，以人口历史学为主导的多学科（人口学、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管理学、统计学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历史文献的综合运用是其中的基础。

1　 孙倩：《难民定义探讨》，《法制与社会》2009年第5期（中）。

2　 刘铮：《人口学辞典》，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9页。

3　 《难民工作》，《新华日报》，1938年2月3日第4版。

4　 范任宇：《怎样从流亡转到救亡》，《难民》周刊第5期，1938年4月7日，第2页。

5　 金家凤：《约载——难民救济意见》，《难民》周刊第8期，1938年4月29日，第6页。

6　 王印焕：《近年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概述》，《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4期。

7　 《中国百科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8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

9　 《中国百科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上编  抗战时期的难民迁移第一章  战前中国人口发展概述

根据乾隆末年清政府民政部门所订《户口调查章程》办理的户口调查结果统计，其时全国人口为405 810 967人。自清代中叶（18世纪80年代）停止定期编查以后，人口行政制度废除已久。到清代末叶（20世纪初年）始有重新举办户口调查之议。光绪末年（1907年），清廷曾制定调查户口章程，下令各省办理此次户口调查，分为查户和查口两步，但查口未竣而清室覆灭。民国草创，社会一直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亦无法举行全国人口普查。

民国十七年（1928年）7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了户口调查统计报告规则及表式，施行到其统治下的全国各省，办理户口调查。截止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年底，依照内政部颁布的户口调查规则，调查完竣的省份有江苏、浙江等13省，其余15省及内蒙古、西藏等地方人口，只能依据该省区过去的人口资料进行统计，估计当时全国人口总数为474 787 386人。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国民政府内政部为筹办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的需要，再一次统计全国各行政区的人口数据，通电各省市政府查报所属各县局最近的户口实数。但最后报到内政部的地区，仅有三个省市，这三省市的资料来源大部分是根据编查保甲户口所得。其余没有报人口数到内政部的省区，只有根据以往的资料补充进来。最后得到的统计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为464 363 646人。此次统计为战前最后一次全国人口统计。由于战争年代的人口分布具有流动性、不确定性，而这两次统计的数据中，多是采用以往的人口数据，并不是依据当时实时统计数据而得，因此，这两次的人口统计结果也不能认为其十分准确。1第一节　战前中国人口分布概况一、战前中东部人口简况

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中东部。相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中东部人口密集，这一方面是因为中东部地区具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地处沿海，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另一方面则是该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领先于西部，这就使得中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呈现出整体上较西部为大的特点。

1.战前东北三省人口简况

清末宣统年间，东北地区计有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1924年，从苏联手中收回中东铁路沿线两侧各15公里地方行政权，置东省特别行政区。1929年2月，奉天更名为辽宁，20世纪20—30年代的东北三省，实包括黑龙江、 吉林、辽宁三省和内蒙古东部、河北一部。

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战争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加剧了人口的流动。1908—1930年间，东北地区的人口变动如下：表1-1　东三省中国人口估算表2 （单位：千人） 年份190819181928193021 28 29 17 569（126034（163575（172人口总数156（100））））12 14 15 10 796 527（116 477（134152（140奉天（辽宁）省（ 100））））6180（ 1368592（1899192（2024553 （100）吉林省 ）））2862（ 1584965（2755231（2891807 （100）黑龙江省 ）））

20世纪初期，每年进入东北地区的移民不过十来万，至20世纪20年代，移民达到高潮，这时期每年进入东北的关内移民超过四五十万，1927 —1929 年更是多达百万以上。3这时期的移民起初呈现出南多北少的趋势，其中辽河中下游奉天一带的移民人数居多；此后移民人数逐渐变为北多南少，大多数的移民进入东北北部的吉林、黑龙江两省。从人口增加的数量而言，吉林第一位，奉天第二位，黑龙江再次。以人口增长率而言，则黑龙江独占鳌头， 吉林次之， 奉天最低。从相关数据看，在这二十余年中东北人口大约增加了72%。

关内移民在东北所从事的职业是多种多样的。据1931年的统计，农业占47%，自由职业（家内佣人和公务人员）占12%，交通运输业占11%，工业劳动者占9%，土木建筑业和矿业占7%，渔业占4%，经营工商业的占3%，其他占7%。这些主要是针对长春以南的东北各地移民所从事的职业进行的统计。东北北部从事农业的比例要高些， 据满铁调查课的统计， 1927年上半年由关内移入的总人数为63万人， 其中进入东北北部的有36万人，从事与农业有关的为28.8万人，占北部移入人数的80% ；在进入南部的27万人中，从事与农业有关的为16.2万， 占南部移入人数的60%；在整个东北从事农业劳动的为45万人，占移民总数的71% 。4

2.战前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简况

长江中下游地区为包括现行行政区划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浙江、上海市。自鸦片战争以来，长江中下游各省份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交通条件，首先成为西方列强觊觎的对象，率先遭遇西方列强的盘剥。同时，西方列国通过战争的手段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支付巨额赔款，清廷转而又加重对老百姓的剥削。而作为较为富裕的长江中下游各省市，更是各类税收征收的重中之重。此外，近代以来，受频繁的自然灾害的影响，许多受灾地区的人群亦纷纷涌向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在诸多因素的冲击下，其时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流动亦加剧。

以1936年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的分布为例，见表1-2：表1-2　1936年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分布5年份地区户男女人口户均口数性别比7 537 19 424 17 045 36 469 114:江苏4.84174205116321100430 133:上海1 213 801912 8022 126 6034.948081001936 3 541 23 265    安徽6.571553683 055 15 820    江西5.182514034 753 25 541    湖北5.372136365 002 15 559 12 734 28 293 122.湖南5.661256380977351004 854 11 732 21 230 124.浙江9 498 0624.37897687749100

根据上述统计，从人口数量来看，其时人口最多的是江苏，其后依次是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江西、上海。从历史上看，靠近沿海的上海、浙江、江西相较于内地的两湖地区地理位置更为优越，经济更为发达。按照常理，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比经济落后地区人口多，但根据1936年长江中下游地区人口分布表格显示，上海地区人口却是最少的，这表明1936年的人口分布受战争影响明显。在战争的影响下，人口数量无法保持固定，它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此外，上述统计还显示出，其时江苏、上海、湖南、浙江之地男女比例的不平衡，均是男多女少，这反映出在儒家伦理道德的影响下，传统重男轻女思想根深蒂固，即使进入民国时期依旧如此。这尤以其时上海为甚。

民国时期，湖南地区出现人口与土地紧张的矛盾，巨大的人口压力，导致湖南地区出现溺婴现象。而在重男轻女传统思想的影响下，溺婴的对象又绝大多数是女婴。由于溺婴，造成湖南人口男女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失调，如表1-3所示。表1-3　湖南男女人口比较6时间与范围男数女数男女比例1910年 全省10 867 6028 713 901125:1001912年 全省12 161 6469 550 557127:1001929年 全省17 550 06113 950 280125:100

溺婴使湖南地区的人口增加速度缓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人多地少的紧张关系。但是溺婴造成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却造成了成年男子婚姻出现一定程度的困难这一社会问题。

3.战前广东地区人口简况

从历史角度看，广东属于亚热带气候，农作物可以一年两熟，地处沿海，是中国与外部世界进行贸易的窗口，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广东地区人口较同期临近省份的增长更快。以1936年为例：表1-4　民国时期广东地区户口统计数7年份地区户男女人口户均口数性别比   1936广东6 293 27132 289 8055.13

从表格的数据可以看出，广东与其他省份同时期相比，户数是比其他省份领先的。人口数量在中国是遥遥领先的，这表明在1936年广东的人口数量是相当多的。当然广东的人口增长不仅是自然增长的结果，还包括外来人口的迁入。

广西与广东相邻，但从经济角度而言，广西比广东落后，因而1936年同一时期人口的增长速度较广东慢。但是，随着其后战事的波及，广西的人口呈现增长趋势。表1-5　民国时期广西地区户口统计数8年份地区户男女人口户均口数性别比2 638 7 482 5 902 1936广西13 385 2155.07127:1000872689472 763 7 864 7 063 1943广西14 927 4385.40111.1000701163222 778 7 641 6 901 1946广西14 543 5285.23111.100387614914

从人口数量方面来看，战争推动了广西人口数量的增加。1911—1936年，广西地区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14.12‰，1936—1946年间为8.30‰。这时期广西人口的增长不是靠自然增长实现的，而是其他地区人口大量迁入的结果。战争使人口的增长出现机动性的特点。

4.战前中东部其他地区人口简况

抗日战争前，中国东北乃至华北等地不间断的内乱以及自然灾害，也使得该地区的人口出现经常性的流动。以其时的晋察冀和直隶省为例观之，如下表所示：表1-6　民国时期冀察区户口统计数9年份户男女人口户均口数性别比1 143 1 957 1928389 108814 3135.03140:1005688811 051 1 785 1933365 108733 5844.89143:1006952791 146 1 989 1936399 550843 2004.98136:1003765761 090 1 990 1946404 133899 7904.93121:1006594491 124 2 071 1947448 564947 3964.62119:1003477431 165 2 125 1948449 825960 6264.73121:100015641表1-7　民国时期直隶地区户口统计数10年份地区户男女人口户均口数性别比5 108 15 485 13 159 28 644 118:5.61河北省9213510864371001936301    1 556 3645.16北平市766256    天津市1 292 0255.05100399 136:冀察区1 146 376843 2001 989 5764.985501006 066 16 631 14 002 33 482 119:合计5.52337727286402100

直隶省1928年的人口统计数较之1912年增加了近650万人。1911—1936年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9.02‰，而1928年至1936年，该地区的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1.10‰，呈现出一种缓慢徘徊的趋势。与1911—1928年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可能是由于该地区人民向东北地区大规模移民和首都南迁有关。11

此外，山东省人口自宣统年间至1936年一直持续增长，人口从29 556 688人增长到了38 758 176人，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10.84‰。12具体如表1-8所示：表1-8　民国时期山东省、青岛市、威海卫行政区户口统计数13年份地区户男女人口户均口数性别比7 159 38 029    山东5.31816294102 305 146:青岛209 345514 7695.032454241001936   威海卫39 312214 1135.457 301 14 002 38 758   合计5.31373286176二、战前西部（大后方）人口简况

大后方的地理范围主要指西南和西北地区。这两个地区较之于东部和珠江地区而言，属于中国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其人口分布呈大散居、小聚居的特点。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湘西地区等，从这些区域战前人口的情况来看，已经呈现出增长态势。这是由于民国时期，这些原本落后的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社会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1.战前重庆人口简况

20世纪30—40年代的重庆主要指重庆市（今日主城区）及周边卫星城市（诸如璧山、北碚等）。

明末清初，战乱使四川人口锐减。据民国《巴县志》卷十载：“自晚明献乱，而土著为之一空，外来者九皆湖广人。”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重庆人口（非仅指城市人口）已达111 854户，约56万人，占四川全省的19.34%。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重庆府人口空前增多，已突破300万人。清宣统二年（1910年），重庆府人口已达1 358 972户，人数为6 928 451人。14

1891年，重庆开埠，外来人口增多。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其中内容之一为重庆作为通商口岸进一步对外开放，重庆成为列强魔爪沿中国长江伸向内陆的最西端。《马关条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更加剧了重庆人口的变迁。其主要表现为重庆城市化步伐加快，商业贸易频繁，农村流入城市人口猛增，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而流入重庆市的农业人口主要从事商贩活动，季节性较强。

清末，因社会动荡，战争频繁，人员流动大，重庆没有可靠的人口统计数据。王笛先生根据嘉庆十七年（1812年）到宣统二年（1910年）巴县人口由218 779人增长到990 474人，推算出年增长率为15.5%，再根据道光四年（1824年）重庆人口为65 286人来推算重庆历年人数，其结论为1900年重庆人口约为21.4万，1905年为23.1万，1910年为约25万，人们进而推算1911—1926年间的重庆人口估计数：表1-9　1911到1926年间的重庆人口估计数（单位：万）年份1911191219131914191519161917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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