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丹·刘易斯,赵思家,（瑞士）伊夫·博萨尔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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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大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共5册)试读：
前言
我觉得有必要重复一遍马克·吐温的那句话——在第一本书《人的脑洞略大于整个宇宙》的前言里出现过，因为它仍然正确，并且显得更加重要：“真相之所以比小说怪异，是因为小说必须遵照事情的可能性，但真相不必。”
世界上充满了故事。这些故事简直不可思议，令人难以置信，颠覆了我们对可能性的认知。然而，它们是真实存在的。在四年多的时间里，我都在收集这类故事，它们一开始被我写在电子邮件订阅栏目中，后来被收录进了《人的脑洞略大于整个宇宙》这本书，也就是本书的前一本。不过，你不需要先熟悉前一本的内容。你只需要对整个世界充满好奇，关注历史、科学、技术和生活中出现的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比如，看到词典中的一个词，你会质疑它的真实性吗？这大概是不可能的。或者，门把手是人人都知道的东西，但为什么在科罗拉多，它们会引起诸多争议呢？再比如，有人可能知道，在9月11日，航空运输会暂停，但那是怎么发生的，又跟鲸鱼有什么关系呢？说到这里，一份家庭清洁系统改善计划跟反恐战争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接下来的故事和延伸阅读（每个故事至少有一个延伸阅读）中，我们将解答所有问题。我们将谈到粉色、大熊猫、购物商场、生日、DNA、邮局、墨西哥卷饼和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城镇。我写下的这些故事，确保前后两个以某种方式产生关联。因为，虽然我不指望你一口气读完本书，但我希望每一件令人兴奋的趣闻，都将激励你进一步探索。说到底，好奇心是吸引你的首要条件。当你读完本书时，也不用担心——还有更多故事。每个工作日，我都会发送一则免费的电子邮件订阅消息，呈现一个新鲜故事。你可以登录http://NowIKnow.com查看。
现在开始吧！我们一起去盗走帝国大厦吧！
真的。那曾经发生过。（请翻到下一页看看。）被盗的帝国大厦：如何偷走帝国大厦
4500万美元，被盗了。
这是两次事件造成的，一次发生在2012年12月，另一次发生在次年的2月。有七八个人使成千上万台自动取款机向他们错误地支付了一大笔钱，价值相当于《波士顿环球报》的资本净值。用《纽约邮报》的说法，这是一个辐射全球的“复杂的网络犯罪团伙”。虽然这是一次惊人的抢劫活动，不过如果跟2008年末发生在曼哈顿的抢劫案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在90分钟的时间里，20亿美元的资产被盗，大约相当于帝国大厦的市值。
这么说是合理的，因为帝国大厦真的被盗了。
在2008年感恩节前后，纽约市政厅收到了一份卖契，卖契表明帝国大厦房产协会的一栋大楼被过户给了一家叫作道投资产（Nelots Properties）的公司。卖契上显示的资产描述跟帝国大厦相符，但处理文书工作的职员要么没注意，要么没在意。卖契上按要求涵盖了所有重要信息，包括连署人签名和公证人签名。其中一位连署人叫菲伊·雷，在1933年上映的电影《金刚》中，金刚爬上帝国大厦时，她扮演一名俘虏。这个细节似乎被忽略了。（坦白说，在2008年，还有多少人知道她的名字？不会有那么多。）公证人呢？他是一个叫韦利·萨顿的家伙，正好跟一个臭名昭著的银行抢劫犯重名。甚至连收购公司的名称都暗示了这件事不正常：“道投”（Nelots）反过来念就是“偷盗”（Stolen）。
对帝国大厦房产协会来说，好消息是，道投公司对合法所有人的资产构不成真正的威胁。道投公司是不存在的，而是《纽约每日新闻》虚构出来的。报纸捏造了一份假卖契，表明用非法手段，暂时获取房地产的“正式”所有权是多么容易的事。《纽约每日新闻》指出，这不仅是恶作剧者的伎俩，也是骗子的惯用手段。不，他们不是想搬进你的房子——事实上，这些骗子不需要（通常也不会）去看不择手段获取的新资产。这些新的“所有人”会用房子去申请抵押贷款或其他信用贷款，钱一到手就立即消失，留给真正所有人的是不清楚的财产所有权和留置权。有时候，即便合法的所有人没有申请贷款，银行也会取消抵押品的赎回权。这不能只怪处理契约转让的市政职员（虽然他们可能应负大部分责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制作了一段关于转让契约欺诈的视频。在视频中，《费城都市报》的一位编辑说：“伪造签名和贿赂公证人是很难杜绝的。你怎么阻止这种现象呢？这有点太难了。”整个系统的存在，让偷盗行为没那么困难；在同一段视频中，一位处理过这类案件的律师声称：“在费城，偷房子比偷钱包还容易。”《纽约每日新闻》使出的此类诡计，在纽约和其他许多地方也可能真实存在。
受害者不只是房主——银行放出的贷款通常也会收不回来。因此，许多借贷机构开发出一种机制，警示银行小心潜在的诈骗行为。警示信息是：受押人未能支付第一笔款项，执法机构称之为“首次付款违约”。道理很简单：真正的借款人本应能够支付第一笔账单，而诈骗者可能用的不是真实地址，所以从来收不到账单，造成还款失败。
在潜在的问题爆发前，《纽约每日新闻》将帝国大厦“物归原主”了。延伸阅读帝国大厦花了将近20年才开始赢利。为什么？它吸引不到租客——相比克莱斯勒大厦等竞争对手，它距离中央车站、宾夕法尼亚车站两个主要火车站要远很多。由于一开始租金收入微薄，在第一年，帝国大厦的租金收入和观景台收入相当。被风拯救：最不可能的救命方式
讲个愚蠢的笑话。有个男人在一栋40层的公寓里参加宴会。他对其他人说：“你们知道吧，外面的风刮得很大。如果你跳到窗外，风会吹着你绕过大楼，正好再吹进来！”其他宾客哈哈大笑，但男人坚持说：“我可以证明！”说完他跳到了窗外，果然绕着大楼飘浮起来，又安稳地从同一扇窗户飞了进来。另一位宾客渴望经历一生中仅有一次的疯狂时刻。其他人还没来得及阻止，他就跳到了窗外——摔死了。
主人怒视着第一位宾客说：“超人，你喝醉的时候，真是个混蛋。”
再说一遍，这是个笑话。但是在1979年12月2日，埃尔维塔·亚当斯证明，有时候，普通人也能有点“超能力”。
那天晚上，当时住在布朗克斯区的29岁姑娘亚当斯决定自杀。具体原因不太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她跟房东起了冲突，即将被赶出来；她还经受着抑郁症的困扰。她去了位于曼哈顿中城区的帝国大厦，来到第86层的观景台，登上了7英尺高的围栏（布满钢刺），跳了下去。
这件事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有几十人曾从帝国大厦跳下去摔死了。在第一次跳楼事件发生时，大厦甚至还没完工，一位下岗职工就那样结束了生命。1947年，一个23岁的年轻人跳了下去，留下了一份有删改痕迹的遗书，上面说，一名（姓名不详的）男子“如果没有（她），会过得好很多”，而她无法成为一个很好的妻子。在楼底的豪华轿车上，人们发现了她的尸体。《生活》杂志刊登了她的尸体照片，标题为《最漂亮的自杀》。就在几年前，一个54岁的曼哈顿女人以类似的方式终结了生命。
但亚当斯经历了一件其他人几乎都没有经历过的事：她活了下来。她被卷入了一阵狂风——非常强劲的一阵风，只下落了一层就被吹回了大楼里。她落在了窗台上，还没来得及尝试跳第二次，就被一位保安发现了。她身体所受的唯一伤害是臀部骨折。
亚当斯被送进精神病院接受康复治疗。她目前的下落没有对外公开。延伸阅读在帝国大厦上企图自杀的事件比较少。但不幸的是，作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同类场所，位于旧金山的金门大桥就不一样了。（金门大桥被公认为世界上最著名的自杀大桥之一，排在第二位。）我们不知道官方统计的具体的自杀人数，因为官方在自杀人数达到997时停止了统计，避免刺激那些想成为第1000个的人。无论人数多少，都比之前多很多。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高速公路巡警凯文·布里格斯被派到桥上巡逻。从那时起，他已经说服了大约200人放弃跳桥自杀。巴莫与拉撒路：旧金山民间的皇室
一个名叫亨利·里庇的酒鬼进了监狱。他的罪名是杀害，只知道受害者名叫巴莫。当消息传到牢房时，狱友大卫·波普雷选择了动用私刑——他攻击了里庇的鼻梁。
只可惜，犯人之间的暴力行为没那么罕见，这次打斗也就算不上大事了。1865年发生在旧金山的事也没给它增加多少关注度。补充一句，里庇的杀人工具是他的鞋子——他把巴莫踢死了，我们好像距离事实近了一点……但其实没有。连马克·吐温写的巴莫的讣告，也没让波普雷维护受害者权益的行为显得有什么稀奇。
但有一件事要注意：巴莫是一条狗。
没错，马克·吐温真为它写了讣告。
在19世纪6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的狗没有多少是家养的。当时，洛杉矶和旧金山都备受“散养”狗的困扰——流浪的野狗横冲直撞，且数量通常比当地人还多。捕狗者通常是市政当局。当捕狗者逮住一条惹人讨厌的流浪狗，就投药将其杀死。不过，如果流浪狗具备一种能力，就可以免于死亡，那就是追杀老鼠的能力。
据说，巴莫对捕鼠非常在行。不过，它名声大振是在1861年。当时，一条小狗在与一条大狗的打斗中失势。巴莫来帮助这条小狗，把它救出了这场小争斗。事后，巴莫给小狗带来食物和温暖。后来这条名叫拉撒路的小狗活了下来，余生都与巴莫为伴。两条狗结成联盟后，捉到的老鼠更多了。一则报道说，有一次，它们在大约20分钟内，抓到了85只老鼠。
它们声名大噪，成了当地的英雄。1862年，当一个捕狗新手逮住拉撒路时，大批公众的声援让它得以被释放，两条狗也免受反流浪狗条例的追责。还有传言，一周以后，在旧金山闹市区，它们阻止了一匹拉车的脱缰之马。
拉撒路死于1863年，《旧金山纪事报》刊登了一则长长的讣告以示怀念。两年后，之前提到的里庇先生在醉酒的情况下，踢死了一条名叫巴莫的狗。公众要求为该区域的民间吉祥物和宠物讨回公道，市政府便逮捕了里庇。延伸阅读巴莫和拉撒路的事迹影响了一家旧金山公司。这家公司你可能听说过，就是谷歌公司。谷歌的企业规范中包含一项“狗政策”，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对犬科朋友的热爱，是我们谷歌企业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我们喜欢猫咪，但我们是一家爱犬公司。所以，通常情况下，如果有猫咪拜访办公室，我们会感到非常紧张。”皇帝：获得国王葬礼的男人
1880年1月8日，在去一所大学做演讲的途中，皇帝诺顿一世晕倒了，他在救援到来之前就死了。他的死登上了当地第一大报纸的头版，标题是《皇帝驾崩》（Le Roi Est Mort）。当地第二大报纸也使用了类似的标题。两天后，在他的葬礼上，成千上万人前来瞻仰——虽然整个市的人口只有20万，但出席葬礼的大概就有3万人。据报纸第二天的报道，仅在几小时内，就有成百上千人组成了哀悼队伍，聚集在了门外。
不过，他的皇帝位置不是真的。乔书亚·亚伯拉罕·诺顿——或称“美利坚合众国皇帝与墨西哥摄政王诺顿一世”——是一个让人误以为天生高贵的（至少是异乎寻常的）穷人。
美国当然从来没有过皇帝，更不要说还是墨西哥摄政王了（尽管有门罗主义的存在），不过对诺顿来说，这无关紧要。他在19世纪初生于英格兰，从父亲手中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后，于1849年从南非搬到了旧金山。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投资当地的房地产大获成功，19世纪50年代他的身价据称已达到25万美元——价值远远超过现在的600万美元。但是，他的财富很快就流失了。中国的一场饥荒导致了旧金山大米紧缺，似乎很快就要出现物价飞涨的局面。诺顿开始以每磅12.5美分的价格从秘鲁大量买进大米，希望垄断旧金山的大米市场。然而，来自秘鲁的其他大米运输船也抵达了旧金山市——导致价格下降到大约每磅3美分。诺顿不仅在交易中赔了钱，还在试图撤销合同的诉讼中落败。1858年，他宣告破产，离开了旧金山。
1859年某个时间，诺顿回到了旧金山，他不再对大米和房地产生意感兴趣，而是奇怪地自诩为政治活动家。1859年9月17日，他向多家当地报纸发信，宣称自己是美国的诺顿一世皇帝。一开始，报社只当这是一个来自前知名富人的奇怪笑话。但很快事情就明朗起来，当大米交易走下坡路时，诺顿失去的不只是他的财富。10月，这位自封的皇帝颁布了第一项法令，废除了国会。（国会还没被废除时，诺顿皇帝就已命令军队“以适当的武力着手清理国会大厅”。）他可能还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脏话罐”，任何人使用以F打头的词——[1]Frisco也不例外，就会被罚款25美元。
虽然这样做比较疯狂，但诺顿非常讨人喜欢，尤其在社区里。当地的一个哨所按军队指挥官的形象，送给他一件正式的制服，让他不再仅仅是自己想象中的“指挥官”了。作为最高统治者，诺顿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让当地居民和企业在日常交易中使用。
诺顿去世后葬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科尔马镇。他的墓碑上刻着“美利坚合众国皇帝与墨西哥摄政王诺顿一世”，就好像他真的如此活过。延伸阅读加利福尼亚州科尔马镇不仅埋着诺顿一世，还有棒球选手乔·迪马乔、报业大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美国西部传奇英雄怀亚特·厄普和牛仔裤发明者李维·斯特劳斯。这个小镇建于1924年（诺顿的遗骨是1934年移到这里的），被规划为墓地——主要由现有墓地和未来计划建成墓地的土地组成。这个小镇的居民喜欢诙谐地看待他们的生命（和死亡）。2006年，科尔马镇镇长在《纽约时报》上表示，这个小镇“拥有1500位地上居民和150万地下居民”。小镇官网的口号是“在科尔马活着，棒极了”。[1]旧金山的简称。
奥德赛：拯救一座城市的搬迁“一座移动中的城市”。
这是堪萨斯州尤利西斯镇的写照。它拥有大约6000名居民，镇名来自美国第18任总统尤利西斯·S.格兰特（不是《荷马史诗》中的那位英雄）。它是格兰特县（也命名自那位总统）最大的自治镇，是该县大约75%的居民的故乡。
你可以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开篇的那句话。
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尤利西斯建于1885年，位置非常适合发展。它不仅坐落在当时的东西铁路线上，还跟许多周边区域不一样，地下水位仅约30英尺，相对比较方便人们取用新鲜井水。（其他许多区域的井水深度达几百英尺。）到1889年，镇上已经拥有了一座大的校舍、四家酒店、十二家餐厅、十二家酒吧、六家赌场和一家歌剧院。近1500人搬到了尤利西斯。
然后，旱灾来了。用通俗的话说，这座繁盛的新兴城市化为了尘土。到1906年，镇上的人口仅在100上下徘徊——与大约20年前的人口顶峰时期悬殊。
更糟糕的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繁荣年份，此镇是通过公债出售得到了部分资助。为了满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镇领导发行了市政债券，累积的债务远超8万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这相当于现在的200多万美元。）按当时比较普遍的做法，镇领导没有把钱用在挖更多的井（也许能战胜旱灾）或其他类似改善环境的项目上，而是私吞了钱款，再也没有偿付债务。债券持有者不太高兴，而下一代的尤利西斯居民要以极高的房产税和人头税来弥补先人所犯下的罪过。（每次申报，他们都要交600%的税。）
通常情况下，税费太高，居民就会搬走。镇上也发生了这种情况。但是，与众不同的是：人们搬走的同时把城镇也随身带走了。
到1908年末，尤利西斯剩下的住户在镇西侧大约两英里处新购入了一块地。1909年2月，人们开始搬迁。建筑物被放在马拉的滑橇和车子上，拉到了尤利西斯的新地址。其中一座酒店被一分为二，历经数天，运到了新地址。到了同年6月，所有居民和市政大楼都搬走了。尤利西斯旧城于是成为一座由债权人拥有的鬼城。延伸阅读尤利西斯·S.格兰特出生时叫海勒姆·尤利西斯·格兰特。当他被推荐上西点军校时，推荐的国会议员不小心写错了他的名字。格兰特接受了这个错误的名字，似乎希望不要在学校里造成混淆［而并非像某些消息所指出的，因为他的原名首字母组合是HUG（拥抱）］。他的中间名缩写不代表任何内容，但因为他母亲的娘家姓是辛普森（Simpson），许多消息断言，格兰特的中间名是辛普森。《第十一号将军令》：禁止犹太人进入美国的法令《第十一号将军令》内容较短，整个法令包含三条内容，具体是：
1. 作为违反财政部每一项贸易法规及法令的一个阶层，犹太人在接到本法令24小时内，应被“当局”驱逐。
2. 驻地指挥官要确保为该阶层所有人提供通行证，并要求其离开。若接到此通知后返回，则将会被逮捕并监禁，直到有机会被释放。获得总部许可令的不在此列。
3. 对于试图访问总部申请贸易许可证的个人，将不予提供通行证。
简单来说，“禁止犹太人进入”的命令几乎立即生效了。
但是，此“当局”并不像纳粹控制的欧洲或宗教法庭时期的西班牙的某个部门。颁布法令的也不是阿道夫·希特勒，而是尤利西斯·S.格兰特，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统。那一年是1862年，“当局”是指“田纳西州当局”，一个包含田纳西州西部、肯塔基州西部和密西西比州北部的区域。
1862年春，当时的联邦军队上将格兰特，在美国内战中取得巨大进展，控制了此前列出的许多区域。他将下一个目标定为南进，盯紧了密西西比州的维克斯堡。但是，他不只负责统领军队。尽管战争不断，南北双方之间还有一些受限制的经济活动；北方可从南方种植园购买棉花。格兰特还负责落实联盟设定的、合法输入北方的棉花量。当时非法的棉花交易猖獗，合法交易比较麻烦；一位历史学家指出，商人们会来格兰特的总部寻求批准。格兰特认为这些商人大部分是想发战争财。12月17日，他决定公开宣布禁止他们进入该区域。但不知道为什么——Slate（网络杂志）指出，大多数“走私者和交易者”根本就不是犹太人——就此而言，格兰特的法令针对的是犹太人，且是区域里所有的犹太人。
这条法令的效果之所以有限，是受两个因素影响（说它效果有限是指针对犹太人；它在对付走私者方面几乎毫无效果，因为他们大多数没受到法令影响）。首先，由于几小时后，交通线路被南部邦联袭击切断（与法令无关），法令没有立即散布出去；其次，有关法令的消息在全国范围内不胫而走，最终传到林肯总统那里，他命令格兰特废除法令。格兰特于次年的1月18日正式废除法令。然而，在法令实施的当月，区域中的许多犹太人真的无家可归，它激起了全国对反犹太主义的恐惧。Slate杂志接着说：“它让根深蒂固的恐惧浮出水面，继《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之后，犹太人可能取代黑人，成为美国最受轻视的少数派。”而且，也许这是第一次，美国犹太人需要公开考虑，要不要投票给对国家有益但对犹太人有害的候选人。
格兰特则声称其本意并不在于反犹太人。尽管法令的条文明显涵盖了所有的犹太人，但当得知非走私者的犹太人流离失所时，格兰特所属的总部还是表现出了一丝惊讶。格兰特后来还声明，他并非毫不审察就起草并匆忙签署了这项法令。但是，在那段时间，格兰特的一些其他言论也将“犹太人”或“以色列人”排除在外。不过，值得称颂的是，格兰特是第一位在任期内出席犹太教礼拜仪式的美国总统。延伸阅读格兰特到访的犹太教堂——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阿达斯以色列犹太教堂——还创造了另外一个历史第一。根据官网介绍，那是小马丁·路德·金博士第一次发表演说的美国犹太教堂。无犹太洁食供应：当饮食教规与监狱格格不入时
有人说，美国大概住着500万到1000万犹太人，大约占到总人口的2.5%。其中有一个较小的附属团体——也许有100万人——奉行犹太洁食规则，也就是说，他们从某种程度上遵循一套宗教饮食规则。这套规则涉及许多不同的习俗和教条，关于什么是洁食、什么不是洁食的细则纷繁复杂——由于篇幅有限，此处不便赘述。不过，有几项规则是大多数人认可的：不能吃猪肉或贝类，也不能将牛奶和肉混[1]在一起食用（所以抱歉，没有芝士汉堡）。拉比将食物神圣化的整个理念则是一个神话。
总体上来说，食物的制作过程是要受到监督的。拉比会监控食物的准备和加工过程，确保不会出现违禁行为。食物准备好发货时，通常会封起口，让终端消费者知道，食物出库后没有经过任何污染。
所以，你可能注意到了，飞机上的洁食餐都有金属箔或塑料包装，而普通的飞机餐供应时，是已经打开了的。
监狱通常比较流行洁食餐，可能也是这个原因。
2013年春，《犹太前进日报》指出，美国监狱里大约有2.4万囚犯吃洁食餐，但在入狱前只有4000人认为自己是犹太人。2014年初，《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显示，单在佛罗里达州，就有将近5000名囚犯要求吃洁食餐。而在发出此类要求之前，只有一小部分人声称自己是犹太人。在监狱里，洁食餐并不只为有特定宗教信仰的人提供。
媒体报道表明，明显不是犹太人的囚犯之所以更喜欢洁食餐，不仅仅是因为其味道。有人感觉，事先准备好的食物，如果包装起来，吃起来会更安全。一位监狱牧师告诉《纽约时报》，囚犯们通常担心（无论是否理性）“食物可能会以次充好，监狱会使用过期产品，使用的材料不符合美国农业部的标准，处理他们食物的人可能是性犯罪者”。预先包装好的封口食物会减少这一切发生的可能性。
这种食物也因此成为可交易的商品。《犹太前进日报》以加利福尼亚州某座监狱的常规做法为例，指出：“保持洁食习惯的囚犯领取一日三餐后，用袋子提回牢房里……囚犯之间经常用洁食餐交换监狱发行的纸币，用于在监狱食堂购买商品。”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洁食餐的存在，助长了违禁品黑市的运行。
不幸的是，对纳税人而言，洁食餐并不便宜，通常是非洁食餐价格的两到三倍。虽然有些州想揪出投机分子，但实际上很难做到。因为说到底，美国法律和文化通常允许人们自由选择宗教信仰，政府可不会妄加质疑。延伸阅读你注意过某些食物包装上有个带圈的U吗？那就是洁食的众多认证标志之一。在这种情况下，认证组织是东正教联盟（Orthodox Union），简称OU——U外面的圈其实代表字母O。如果紧挨带圈的U的是字母D，那代表从洁食认证的角度来看，这类食物属于奶制品（Dairy）。如前文所述，信奉洁食规则的犹太人不会将奶制品与肉类混合起来。[1]犹太教经师或神职人员。真正的最后一餐：为什么得克萨斯州的死囚犯没有最后一餐
1998年6月7日，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的49岁非洲裔美国人被三个人残忍杀害了。被害人小詹姆斯·伯德活着的时候，被作案人绑住脚踝，系在小卡车后部，拖拽长达3英里。在拖拽过程中，伯德身首异处。无论从州层面，还是从联邦层面，伯德谋杀案都影响了针对这种犯罪——通常被称作“仇恨犯罪”——的立法。三位谋杀者中，有两位被判死刑，一位被判终身监禁且不能假释。被判处死刑的两人中，有一个还被关在死囚牢房。另一个叫劳伦斯·拉塞尔·布鲁尔的，于2011年9月21日被得克萨斯州政府处死。
布鲁尔行刑前例行的“最后一餐”，成了得克萨斯州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餐”。
作为囚犯临终前的最后一项仪式，死刑犯选择“最后一餐”的传统来源已经无从考究了。但在有死刑的美国大多数州，还允许死刑犯在行刑前享用特殊的一餐（即使不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餐”）。得克萨斯州也不例外，直至布鲁尔吃完他的“最后一餐”。有些虽然是基本的要求，但需要高端的原料。至少有两个人（1984年的罗纳德·克拉克·奥布赖恩和2005年的丹尼斯·巴格韦尔）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们享用了牛排和法式炸薯条大餐。另一些要求则非常奇怪。1990年，詹姆斯·爱德华·史密斯要求用一块泥土做巫毒仪式，为来世在身体上做标记。不过他的要求被拒绝，换成了一杯酸奶。2000年，一个叫奥德尔·巴恩斯的人要求的是“正义、平等和世界和平”。2001年，一个叫杰拉尔德·李·米切尔的谋杀案犯要求州政府提供一袋混合口味的“快乐农场主”牌糖果。这样的要求被批准了。
那么布鲁尔的要求呢？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他要了：两份带肉汁和刀切洋葱的炸鸡排，一个三层培根芝士汉堡，一个裹着碎羊肉、西红柿、洋葱、柿子椒和墨西哥椒的乳酪蛋卷，一碗番茄酱炸秋葵，一磅烤肉配半条白面包，三份墨西哥法士达，一张肉食者比萨，一品托蓝铃冰激凌，一大块带花生碎的花生酱软糖，以及三杯根汁汽水。
州政府花了几百美元，满足了他这几千大卡的一餐。布鲁尔却说他不太饿，根本什么都没吃。
第二天，州立法者让刑事司法部结束了“最后一餐”的传统。一位立法者称，“给死刑犯这样的特权极其不合适。行凶者可没有给受害者这样的特权”。刑事司法部主席表示同意，就结束了这一传统。根据《休斯敦纪事报》的说法，从那以后，“全部犯人的菜单上有什么，最后一餐就包括什么”——不会再为即将行刑者做出特别调整。延伸阅读2007年，田纳西州处决了一个叫菲利普·沃克曼的人。沃克曼对最后一餐的要求是，把一份素食比萨捐给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没有特指某个人）。但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监狱官员拒绝了他的请求。他们告诉CNN，“他们不负责慈善募捐”。然而，沃克曼的遗愿又被其他人提出了好多次。根据同一篇CNN报道，来自全美国的捐助者自发组织，向纳什维尔地区的收容所捐赠了几百份比萨。监狱粉：镇定的颜色
在20世纪60年代，一位名叫马克斯·吕舍尔的瑞士心理治疗师发明了一个描述人的个性的系统，即现在为人熟知的吕舍尔颜色测试。吕舍尔医生会给测试者八张牌，每一张颜色都不同，有蓝色、黄色、红色、绿色、紫色、棕色、灰色和黑色，让测试者按照从最喜欢到最不喜欢的顺序排列。吕舍尔医生设想，我们对颜色的喜好源于潜意识的自我。他进一步推测，拥有相同个性类型的人会做出类似的颜色排列。
吕舍尔颜色测试的有效性受到了广泛质疑，因为其测试结果与更被认可的别的个性测试的结果不太匹配。从此以后，吕舍尔颜色测试就不经常被使用了。不过，吕舍尔医生的成果开启了其他研究，让人关注颜色在我们精神状态中扮演的角色。
所以，将监狱的牢房涂成粉色可能是个好主意。
20世纪70年代，一位来自华盛顿塔科马的科学家亚历山大·绍斯开始探索，看看一种特定的颜色会不会造成我们的情绪状态变化。在一系列的测试后，他得出结论，有一种特定的粉色调具有镇定效果，能让攻击性过强的人缓和情绪。如果你是网络开发人员，这个颜色的编码是#FF91AF；如果你从事的是印刷工作，它的色号是CMYK 0-43-31-0。绍斯明确指出，这种粉色能引起一种重要的生理反应：“与其他颜色相比，它对降低心率、平稳脉搏与呼吸的效果显著。”
在1979年早期，一家当地的海军监狱验证了绍斯的发现。试验过程比较简单。海军军官按照绍斯的推荐，在一间18英尺×24英尺的牢房的墙面上，涂了一层泡泡糖似的、类似佩托比斯摩牌胃药瓶颜色的粉色。囚犯被关进哪一间牢房都有可能，于是一些囚犯就被暂时关在这间粉色牢房里。根据后续报告，试验是有效果的：不仅“在监禁初始阶段没有发生古怪行为或敌对事件”，海军还报道，囚犯在粉墙牢房里关了15分钟，离开牢房后，出现了攻击行为明显减少的现象。根据《今日美国》的报道，绍斯表示，在引入粉色牢房前，这家海军惩戒中心平均每天会发生一次攻击工作人员的事件。在那之后呢？接下来的六个月内只出现过一次类似的攻击事件。
根据同意测试其理论的海军惩戒中心两位主任的名字，绍斯将这种颜色命名为“贝克-米勒粉”。还有人根据某些小牢房的俗名，将它称为“醉汉营粉”。为此，将醉汉拘留所和监狱的墙面涂成粉色的情况并不少见。但是，还有一个地方，给了它一个不同的名字——和不同的用途。如果你到了艾奥瓦大学金尼克体育场，会发现美式足球客队的墙面、储物箱，甚至是更衣室的小便池，都被涂成了贝克-米勒粉。这显然是想让对方球队上场时降低攻击性。延伸阅读2010年，使用粉色引发了针对一家南卡罗来纳州监狱的诉讼。不过，被涂成粉色的不是墙面——当囚犯行为不检点时，他们的制服会被涂成粉色。监狱想以此为惩罚手段，让囚犯在同伴面前丢脸。但是，针对监狱的诉讼声称，粉色制服让囚犯成了被袭击的目标。消失的品红色：你为什么看不见这种颜色（其实你能看见）
Roy G. Biv。
这不是一个人名，而是一种记住可见光颜色的方法。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就是彩虹的颜色——红（Red）、橙（Orange）、黄（Yellow）、绿（Green）、蓝（Blue）、靛（Indigo）、紫（Violet）。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介于任意两种颜色之间的所有的颜色……这里的关键词是“几乎”。
唯一的例外是？品红色。你找一张彩虹的照片，就会发现没有品红色。但是，只要不是色盲，我们都能清晰地看见它。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我们聊聊彩虹。光有各种波长，我们人类能看见其中许多不同波长的光。（我们看不到所有波长的光——红外线和紫外线就是两种常见的不可见光，无线电波、X射线和γ射线也如此）。光本身其实是没有颜色的，据艾萨克·牛顿观察：“准确地说，射线是没有颜色的，它们只是有一种刺激色彩辨识的力量和倾向”。我们的大脑只是将不同的波长与不同的颜色联系了起来。例如，波长在380纳米到大约450纳米的光被看成深浅不一的紫色。然而，品红色没有对应的关联波长。
相反，当其他信息进入时，我们的大脑“编”出了这个颜色。
我们双眼的感光细胞叫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即使只有很少的光亮，视杆细胞也能检测到光的存在和数量，但认不出物体的颜色。视锥细胞需要更多光线，才会正常工作，有助于我们辨认颜色。（所以，天黑的时候，我们通常辨认不出物体的颜色。）人类通常有三种视锥细胞，可识别红、蓝、绿。因此，视锥细胞识别的其实都是这三种颜色之一。大脑填补了中间的空白，我们才能“看见”彩虹的其他颜色。例如，当黄色波长进入时，红绿视锥细胞就被激活了。我们的大脑将它解读为“黄色”，香蕉、校车和柠檬就是这种情况。这是说得通的……不信你问问Roy G. Biv。如果你看红绿之间的位置，你会看见黄色正好在那儿。
红蓝视锥细胞被激活时，会出现品红色。你看看彩虹，就知道这是个问题，因为光谱两端不会相通，红色和蓝色之间就没有“中间地带”。大脑需要处理这一信息，虽然没有明显的原因，但品红色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管怎么说，《科学美国人》的说法印证了牛顿的观察，颜色“都在你大脑中……是大脑中产生的一种感觉”。如果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编造这些颜色，就没有理由受限于可见光谱中发现的东西了——结果就是品红色。延伸阅读如前所述，当我们的双眼发现黄色波长时，这种光会被红绿视锥细胞捕捉到，并被解读为我们认为的黄色。大多数电脑显示器（以及电视和智能手机屏幕）利用了这个转换过程，跳过了第一步——根本没有使用任何黄色波长（青色、棕色和品红色当然也没有）。显示器显示的所有颜色，其实就是红、蓝、绿光的混合，如果充分放大你的屏幕，你会发现一系列红、蓝、绿点，就是这样——上面只有三种颜色。蜡笔制模工的秘密：“多色人”背后的惊人真相
1903年，埃德温·宾尼和艾丽斯·宾尼夫妻俩发明了第一根蜡笔。宾尼先生和他表兄C. 哈罗德·史密斯拥有一家颜料公司，名叫宾尼与史密斯公司。同年7月10日，这家公司推出了夫妻俩的新产品——绘儿乐蜡笔。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这家公司（现正式更名为绘儿乐公司）推出了400多种颜色的蜡笔，其中133种被纳入120色“标准色”蜡笔套盒。（绘儿乐多年来舍弃了13种颜色，包括1990年淘汰的蓝灰色和2000年淘汰的蓟色）。近年来，绘儿乐每年生产30亿根蜡笔，自公司成立以来的蜡笔总产量远超1000亿根。
埃默森·莫泽是蜡笔生产大军的一员，也是一位受雇于绘儿乐的蜡笔制模工——负责将蜡溶液倒入模具中，待溶液渐渐变干，将其塑造成成型且可用的蜡笔。30多年来，莫泽夜以继日地制作蜡笔。他每天要把蜡溶液倒进模具中大约100次，每次制成2400根蜡笔。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制作过大约14亿根蜡笔。长春花色或桃红色，赭褐色或深褐色，无论是什么颜色——最后这句话非常重要，颜色根本不重要，因为退休的时候，埃默森·莫泽承认他是色盲。
当然，你可不想这120根蜡笔中有一根出自这样有缺陷的人之手。然而，莫泽后来向美联社解释说，他的色盲还是轻的。他最大的问题是决定蓝和绿两种近似色调的不同。（这也许没那么奇怪，比如说，我们许多人真能区分蓝绿和青绿，以及深绿和蕨绿吗？）他告诉记者，1953年，当医生对他进行常规体检时，发现了他是色盲。不过，“症状非常轻微，如果医生没给我做体检，我也许永远也不会注意到”。
不管怎样，他的工作不涉及给蜡笔贴上正确的标签——模具里的蜡笔变硬后，就被送到另一个区域，进入下一个制作流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资格最老的蜡笔制模工也区分不出所有的120种颜色，公司也会忽略这个奇怪的小小事实。而且，莫泽是一个高级雇员：等到1990年退休时，莫泽创造了14亿根蜡笔的纪录，比公司其他任何人都高。延伸阅读1962年，绘儿乐将桃红色纳入48色套盒。不过，这不是一种新颜色。这个颜色是在1949年推出的，当时名叫“鲜肉色”，虽然不是所有孩子的肤色都是桃红色。更多延伸1996年2月6日，绘儿乐官方宣布制作出了第1000亿根蜡笔。（这是一个估算——我们没有理由相信，绘儿乐保留了准确的计数。）为了庆祝，公司请来一位特殊的制模工，让他制作一根具有历史意义的蜡笔。不过，这人不是埃默森·莫泽——而是弗雷德·罗杰斯，也就是美国儿童电视节目《罗杰斯先生的邻居》的主持人。
隐形的粉色：不可能的伪装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皇家空军用作侦察的是一种小型飞机，名叫超级马林喷火式战斗机。它的飞行海拔很低，通常情况下顶部是暗色，比如绿色。如果敌机从头顶穿过，喷火式战斗机的绿色会跟下面的地面混成一片。
但是，不是所有的都被喷成了绿色，也有一些是粉色。
二战爆发时，还远没有进入间谍卫星、遥控飞机和其他技术进步时期，收集空中情报远没那么容易。对英国人而言，想知道德国人在忙什么，就要飞到高空，拍下照片。皇家空军中的许多人接到过照相侦察的任务。而喷火式战斗机——一种单人操作的小型战斗机——是能够穿过（或避开）德国外围防线的少数飞机之一。但是，穿过防线只是实现最终目标的第一步。喷火式战斗机还要飞过目标区域，拍下照片，再安全地返回。这要求飞行员进行长时间的反侦察工作，最理想的是全程反侦察。
皇家空军要求照片侦察部门做些试验，研究怎么实现这个理想情况，尤其是怎样给飞机涂色。在战争期间，喷火式战斗机被涂成各种颜色。在空战中用绿色很正常，而粉色显然行不通——在下方地面的绿色背景或海洋的映衬下，喷火式战斗机几乎立马就能被发现。但是，在执行侦察任务时，背景是天空。
那么，皇家空军采用了什么理论？把飞机涂成粉色，与日落、日出和云彩做伴。
根据http://io9.com网站的介绍，云层为这些飞机充当了绝佳的掩护者。喷火式战斗机会在相对较低的海拔执行任务，尽量贴近云层的底部。在云层的掩映下，敌机和地面部队都很难识别这些飞机。粉色飞机在地面上比较突出，在空中——它们执行任务的地方——被觉察到却要难得多。
几乎没人了解这些飞机的信息——涂成粉色的飞机数量、飞机的使用频率等。（考虑到是间谍任务，这似乎也理所当然。）我们知道的是，它们对二战的结果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许多关于粉色战斗机的照片显示，飞机后部涂有黑白条的形状。这些黑白条纹是在诺曼底登陆日之后被加到机身上的，用来表明这架飞机曾用于支持那次成功的行动。延伸阅读战争期间，被涂成“隐形粉”的不只有飞机。东南亚盟军最高统帅路易斯·蒙巴顿发现，一艘保持着战前薰衣草紫的船，似乎从黎明和黄昏的地平线上消失了。蒙巴顿认为，这将为皇家海军创造有利条件，就下令将其他几艘船涂成了接近灰色的暗粉色——现在被称为蒙巴顿粉。其他海军军官也开始将自己指挥的船只涂成这种颜色，由此掀起了一股潮流。不过，这种颜色有没有实际的伪装效果，目前还是未知数——它从未经过任何科学方法的测试。三方比赛：一场有两支失败球队的“二战”棒球比赛
总体算起来，美国棒球名人堂经理乔·麦卡锡和利奥·迪罗谢主宰各自的球队长达48个赛季，赢得了远超4000场的比赛。他们的执教生涯均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到20世纪40年代。有时候，他们是同城的对手——从1939年到1946年，麦卡锡执教的是纽约扬基队，迪罗谢带领的是布鲁克林道奇队。尽管当时没有跨联盟比赛，但两人至少有两次在同一个棒球场指导过各自的球队。许多棒球迷知道其中的一场，就是在1941年世界职业棒球大赛（World Series）中，麦卡锡的扬基队打败了迪罗谢的道奇队的那场。而另一场大赛就比较特别了，扬基队和道奇队不仅在同一个场馆中，还在同一个休息席中。
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客队。比赛举行地既不是扬基体育场，也不是道奇队的主场埃贝茨棒球场，而是纽约巨人队的主场马球球场。巨人队以主场球队的角色出现，三支球队互为对手，打了棒球史上最奇怪的一场比赛。
那一天是1944年6月26日。对一场非常普通的棒球比赛来说，这似乎是非常普通的一天。但是，这一年的情况与众不同。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正陷于二战的困境中。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几乎每个人都在竭尽全力地支援战争。纽约的体育记者也不例外。美国棒球研究协会（SABR）的一位执笔学者发现，有一批体育记者想出了“三方”比赛的主意——这是从来没发生过的。
规则很简单：这是一场九局的棒球赛，但球队不是轮流上场或击球，而是交替换防。在首局上半局，道奇队对阵扬基队。到首局下半局，两队交换场地。然后，道奇队回到本垒板上，开始第二局上半局。到目前为止还是正常的。不过，投球的球队不是扬基队，而是巨人队。这两支国联（NL）球队在这局对阵。在第三局，道奇队在共用的客队席休息片刻，换成扬基队和巨人队对阵。在接下来的六局中，这种模式还要重复两次。
道奇队以5分对扬基队1分、巨人队0分，最终赢得了比赛。但是，这场表演赛的真正赢家是战时公债项目——超过5万人现场观看了这场三方比赛，他们在比赛期间购买了大约价值650万美元的战时公债。延伸阅读在比赛中，同一个外野手将三个跑者杀出局的情况被称为独立三杀。这是棒球比赛中最罕见的情况之一。截至2013赛季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MLB），联盟史上只有15场独立三杀。这比投手投出完全比赛（自1900年起出现过21次）或击球手在一场比赛中跑完四垒（出现过16次）的情况还要罕见。“将死！”：忘记兑现的百万支票
在棒球界，一支球队的第一棒击球员扮演着特别的角色：他要先上垒，最终就位跑垒得分。如果你问一位棒球迷，谁是最伟大的第一棒击球员，他/她几乎肯定会说是里基·亨德森。亨德森在得分垒和盗垒方面都是业界标杆，以在跑垒道上给击球员搞破坏而闻名。
他还成功地破坏了奥克兰运动家队的财务部。
在1979赛季中段，亨德森以A's（奥克兰运动家队的简称）队员的身份在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中亮相。在接下来的10年中，他为A's和扬基队效力，并轻松成为联盟最大的盗垒威胁——10个赛季中，他有9个赛季在这个类别中称霸联盟。
在1990赛季前，亨德森第一次成为自由球员。当时，这位“盗垒王”已经在职业生涯中赚到了1000多万美元。里基（他这样称呼自己）将要从A's队获得比这高得多的薪水——4年合同带来大约1200万美元的收入。在这1200万美元中，有100万美元是预付的签约奖金。A's队通过支票给他付了款。
100万美元的支票让亨德森觉得很新鲜。
1990赛季后，A's财务部在结算时，发现多出了100万美元——他们以为之前那笔款已经付过了，所以银行里不该有这么多钱。一次调查让他们发现了潜在的“罪魁祸首”：不知道为什么，给亨德森开出的100万美元支票一直没有兑现。A's队打电话给里基，问他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对财务人员来说，幸运的是他知道。
亨德森一直没有兑现支票，而是把它框了起来，挂在了墙上。亨德森后来解释，那张支票在时刻提醒他，他成功了——他是一位百万富翁，他想把它放在每天都能看见的地方。
A's队让他把支票复印一份，把复本框起来，将支票原件兑现。幸运的是，亨德森同意了。延伸阅读关于亨德森，网上还有许多非常精彩的故事，真实程度不一。例如，跟一些网站的说法不同的是，他从没问过一名队员，开车去多海岛国家——多米尼加共和国要花多长时间。但是，里基真的曾经趴在冰袋上睡着了，也在此过程中冻伤了——伤势让他错过了上场时间。更多延伸checkmate（将死）一词来自波斯语shah mat，意思是“国王无能为力”。让人退钱：一个自称是穷人的人如何要回钱
加里住在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北35号大街114号，邮编为15615。他非常贫穷。他也许不在意我们散布这样的信息，因为他是自愿公布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在钞票上公布的。加里把地址写在钞票上再消费。如果你最后拿到这张钞票，会发现他要求你把钱邮回给他。
这种方法真的有用。
加里所在区域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分部追踪到他（这并不是很困难），问他是怎么回事。结果发现加里大约60岁，是一位失明的退休人员。2003年，他由于健康问题请了无薪假。这时，他萌生了让人退钱的想法。他用一支红笔在钱包里的每一张1美元钞票上方写上“请把钞票还给我”的字样，靠近单词“ONE”的中间区域写上他的地址，最下方会写上“我很贫穷”。
有些钞票真的被退回来了。他平均每天能收到大约2美元的退款，偶尔碰到特别慷慨的捐助者，还会额外得到几美元。他几年来一共收到几千美元。他记下收回的所有钞票（没人知道他把这称为应税收入，还是福利收入），以及寄来的地址。有些情况下，退回亚利桑那州的钱来自遥远的澳大利亚。
我们不知道加里姓什么——CBS分部拒绝公布，我们也不知道这种策略是否合法。《美国法典》第18卷第333条规定，（除其他事项外）“毁坏”或“涂写”钞票的人，可能要面临长达6个月的监禁，除非这人是“为了表明‘钞票’不适于再次发行”。加里的意图明显是让花出的钱通过邮件退回来（没错，通过美国邮局邮钱是合法的），不是为了表明这些钞票不适合使用。不管怎样，打从2013年冬天起，加里一直没有因为他的“退款”项目而被逮捕。延伸阅读钞票流传的频率很高——事实上，根据《国家地理》一份2009年的报告，十分之九印有乔治·华盛顿头像的1美元钞票已被可卡因污染。在毒品交易中，微量的可卡因渣进入了钞票纤维。钞票被吸毒者用作吸管后，仍要发挥其钞票的作用，回到流通过程中。来自世界各地的美分：小额众筹奖学金的大学生
大学学费是很贵的，至少在美国是这样。比如说，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对本州生源住校生每年的收费大约为3.3万美元（从2014年起）。如果你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以外的地方，就要缴纳走读费，学费将高达5.6万多美元。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也有类似的标价，外州人的基础学费是3.5万美元（本州学生不到2万美元），还要加上大约1万美元的住宿、餐饮和其他费用。也就是说，本州学生每年要花费大约3万美元，非本州学生要4.5万美元。
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伊利诺伊州的人更愿意去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而不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了。从一开始，他们就节省了大约一半的开支。而且，每年2.7万美元的话，4年就是许多钱。对几乎所有人来说，即便有助学金、奖学金和学生贷款，这也是一大笔开支。1987年，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大一新生迈克·海斯找到一个削减开支的有效方法。他请《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专栏作家帮他找教育资助人——每次捐助1美分。
那一年，海斯写信给专栏作家鲍勃·格林，诉说了他的新奇想法。如果海斯能让280万人每人捐给他1美分，就能完全解决他的学费、住宿费、餐饮费和其他费用了。（如果现在去上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那仅够一年的费用。而对海斯来说，那就是全部四年的费用。）
这当然是一个古怪的请求，但也许直击了格林的内心。（由于14年前与一名17岁的学生发生性接触，格林于2002年从《芝加哥论坛报》不光彩地辞职了。一个CNN名人评论说，格林“以借专栏作家之名……把女人哄上床而著称”。）1987年9月6日，格林写了一篇呼吁行动专栏文章，希望为年轻的海斯先生筹集280万枚1美分硬币。两人都意识到，这项挑战大概有点可笑：迈克·海斯知道——我也了解——现在真正的困境。现在，专栏文章的每位读者都在想，“这个主意太有趣了，我想，我要捐1美分给这孩子”。但是，你们绝大多数人不会这么做。你们会发笑，也许会摇头。如果屋里还有其他人，你大概会跟他/她提起这件事。但随后，你就翻过这一页，忘得一干二净。1美分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只是这件事比较麻烦，你要从椅子上站起来，找到一个信封，填上地址，贴上邮票，想着把它投进邮筒。哦……也不是很麻烦。只要去做，就不麻烦。
在文章中，格林写了两遍海斯的邮箱地址。海斯1991年毕业时，格林写了一篇后续报道。结果是，海斯的280万枚1美分的愿望并未达成。他得到的远远少于这个数字——但庆幸的是，他收到了一堆5美分、25美分硬币，甚至一些纸币和支票。来自全美50个州甚至海外的一笔笔小小的捐款纷至沓来，绝大部分的钱——2.3万美元——是在最初几周集齐的。海斯家乡的邮局局长估计，在短短的时间里，海斯收到了大约7万封邮件。也就是说，平均每份捐款是33美分，加上另外22美分邮费。
最终，他筹到了2.9万美元——远远超过他所需的教育费用。对于剩余的1000美元，海斯决定这样花掉：迈克打算把多余的1000美元送给资助过他的家庭中的某一位值得资助的大学生。“我的做法不会那么严谨，”他说，“我会直接从存下的9万封信中随机选择，根据信封上的姓名打电话，问对方家里有没有人需要1000美元上大学。我会相信他们——我会等他们告诉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这笔钱用于上大学。如果他们不需要，我就抽下一个信封。”
不用数了，就是10万枚1美分硬币。延伸阅读在科罗拉多大峡谷底部，住着一个美洲土著部落，叫哈瓦苏派。为了把邮件投递到哈瓦苏派，邮递员必须骑上骡子。根据美国邮局的说法，每头骡子每天要沿着8英里的道路，运送大约130磅的邮件和包裹，每周的总载重约为4.1万磅。（在2013年年中，邮局终止了这条邮路。）海斯要达到的捐款目标是280万枚1美分，美国邮局大约要花26天的时间，才能将这笔钱送到住在大峡谷的大学生手中。被邮寄的小女孩：把你女儿送往奶奶家的最便宜的方法（现已非法）
1914年2月19日，从爱达荷州格兰杰维尔驶出一列火车，中途经过爱达荷州的另一个城市刘易斯顿——位于格兰杰维尔西北方大约75英里处。那一天，火车没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脱轨，没有爆炸，没有抢劫，哪怕5分钟的延迟都没有。就像往常一样，火车拉着乘客和邮件，所有人和所有物品都安然抵达目的地。5岁小女孩夏洛特·梅·皮尔斯托夫从家坐火车去看爷爷奶奶。她下了火车，被毫发无损地送到了奶奶家。
终于，一位政府官员发现了梅这次旅行的问题所在。
问题不在于梅是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在没有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陪伴下乘火车——事实上，这似乎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是她不是乘客——至少，按通常意义来说不是。一张火车票大概要花费她父母一天的薪水，这似乎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让一个5岁小孩像偷渡客那样潜伏在火车里也不是个好办法……除非你是发疯了。皮尔斯托夫夫妇是一对优秀的父母，这一点毋庸置疑。他们其实很聪明，发现了其中的一个漏洞：在梅的外套上贴53美分的邮票，就可以把她寄出去。
当时，美国邮局接受50磅以下的任何包裹，而梅的体重只有48.5磅。也没有任何法规禁止通过邮局寄人——官方也许认为，顾客不会这么做，所以没必要定出这样一条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邮寄女儿的弊端非常小。当然，她必须待在邮政专用间里，但对一个5岁孩子来说，这可能很有意思。由于她乘火车没有大人陪伴，这样也可能更安全。
还有一个好处。她到奶奶家的花费不仅更低——相当于今天的12美元，而且，作为一个邮件，火车到站时，邮局对孩子的义务还没结束。如果她是普通乘客，爷爷奶奶就得在车站接（或者为她安排后续行程）。这里的情况不是这样。刘易斯顿站当班的邮局职员叫伦纳德·默歇尔，他必须把梅从火车站送到奶奶家，最后他顺利地做到了。
听说皮尔斯托夫的故事后，邮局局长很快就禁止顾客邮寄人了。延伸阅读1958年，一位叫哈里·温斯顿的纽约钻石商将“希望蓝钻石”捐给了史密森学会。钻石重达45.5克拉，估值大约2亿美元（误差在5000万美元上下）。不过，温斯顿不是雇用装甲车将钻石运到史密森学会的，而是把钻石放进盒子里，用棕色的纸包装好，加了145.29美元的保费，通过美国邮局寄出去的。每月收到一份成人杂志：国会为什么能获得免费的男性杂志
如今，垃圾邮件的内容通常是产品目录，展示各种待售的产品，但通常跟性无关。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中期，却不是这种情况。人们打开邮箱，经常会发现不能让12岁儿子看的东西（即使他自己真的很想看）。于是在60年代末，联邦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你想查看，参见《美国法典》第39卷第3008条）。根据新规定，但凡“收件人自己判断，收到的是有色情诱导或性挑逗特征的推销广告”，都可以请所在邮局发布“禁令”，也就是说，邮局能阻止发件人寄这种材料给你。
截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这项法律都进展顺利。只是有人发出质疑，它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规定的寄件人的言论自由权。所以，1983年末，当《皮条客》杂志的出版人拉里·弗林特未经许可，开始向所有国会成员（535名）邮寄免费的成人杂志时，许多议员都请邮局发布了“禁令”。到了次年10月，264间国会办公室通过邮局要求停止接收这份免费订阅杂志。
在法律顾问的建议下，弗林特停了下来，然后提起了诉讼。
他的诉讼依据是《第一修正案》，但最终理由不是言论自由权。《第一修正案》还保护公民向政府诉冤请愿的权利。弗林特声称，他在引导国会议员醒悟，睁开双眼看周围的世界。2011年，他告诉《国会山报》，“摩西给犹太人自由，林肯给奴隶自由，而我只是想给所有神经症患者自由”。
法院支持了他的诉求。
所以，每一个月，每位国会议员都会收到一个普通的马尼拉纸信封，里面装着几十篇讽刺性杂文、政治评论，以及裸女图片。许多办公室会立马把杂志扔进回收箱里。但是，一位匿名的国会雇员告诉《国家期刊》，一些杂志派上了不同的用场，得到了更好的利用：在一段时间里，在经历了最初的震惊和疑惑后，实习生们被安排去保存《皮条客》。我们最终给一名同事送上了一整年的神秘圣诞礼物，然后她会寄给在伊拉克的男朋友。这是国会办公室支援我们部队的最秘密的方法之一。
不过，没错，大多数人还是把它们扔出去了。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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