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光荣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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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精)试读：
原版序言
钱理群作者在本书跋语里提到，在确定选题时，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樊骏先生。作者曾作过文学所的访问学者，樊骏先生是他的导师，按说樊骏先生应该是最恰当的序作者，但樊先生身体不好，任务就落到我的头上了。作者也提到我对他的研究的关注，这也是事实：我和李光荣的交往已有十多年了。那么，我就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来谈谈读了书稿以后的观感吧。
我拿着这本厚实的书时，首先想到的是：“有人在默默地研究，而且是在遥远的山城。”这是我十年前为贵州一位年轻学者的鲁迅研究著作而写的序言里说过的一句话。在文中我还很动感情地谈到，二三十年前，自己也在贵州做过研究，“为寻找一条资料，解决一个难题，不知道要费多少周折，这其中的艰辛，非亲历者绝难体会”。我因此说，自己“对边远地区的研究者，总是怀有特殊的敬意。而且我深知，在如此艰难的几乎是孤立无援的处境下，要坚持研究，并作出成绩，是需要有一种强大的内在精神的支撑的”（《袁荻涌<鲁迅与世界文学>序》）。这大概也是我十数年来一直在关注李光荣的研究的原因所在。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李光荣的云南老乡、老师，我的老学长蒙树宏先生。王瑶先生在为他的专著《鲁迅年谱稿》所写的序言里，也说到蒙先生“身处南疆，默默耕耘，历时十载，反复修订，这种精神十分可贵”（《鲁迅生平史实研究的新收获》，文收《王瑶全集》第8卷）。这说明，在云南、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默默研究者是大有人在的，我们在考察“中国当代学术研究地图”时，是不能忽略这一方土地的。而且这种研究也是自有传统的：本书中多处引述蒙树宏先生的论著，显然受到教益和启发，而且不只是具体的学术观点，更有着学术精神、方法的影响。
那么，这是怎样的精神与传统呢？我想把它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老实人做老实学问”。
首先是“老实人”。应该说，在边远地区进行学术研究是有特殊的困难的。除了前文所提到的相对闭塞的文化环境、孤立无援的学术环境之外，也还有边远地区特有的相对懒散、闲适的生活方式造成的人的惰性，繁琐而又温煦的人事交往对人生命意志的销蚀，视野的局限，由此造成的既自大又自卑的心理等等。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要坚持学术研究，是很难很难的，它需要特殊的素质。第一要有对学习、学术的特殊爱好，以至痴迷，有强烈的精神追求，这样才能以读书与研究作为生命的内在需要，作为精神的支撑，才能如本书作者在《跋》里所说，对学术有实实在在的“生命投入”，使读书、研究、写作成为自己基本的生活方式、生命存在方式，也才会有鲁迅所强调的“韧性”，即所谓“慢而不息”的精神与意志。此外，还必须甘于寂寞，拒绝诱惑，淡泊名利，特别的勤奋，超人的努力，有鲁迅所提倡的踏踏实实“做小事情”的“泥土”精神（《未有天才之前》），等等。这些就构成了我所说的“老实人”的精神内涵。鲁迅说，这样的人，“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忆韦素园君》）。
其实，一个真正的学者大概也都是具有“老实人”精神的，并不只局限于边远地区的学者。只不过边远地区的学者要坚持学术，就更需要这样的“老实人”精神的支撑。我还要补充一点，当一个边远地区的学者，有了这样的“老实人”的眼光、胸襟以后，那些一般人看来边远地区的不利因素，又都可以转化为从事学术研究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这就是我在贵州的一次演讲中所说的，“很多事情都要从两面看。比如相对来说，贵州发展机会比较少，但也因此没有多少诱惑，认准一个目标，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做。贵州比较空闲，生活节奏慢，有的人因此变得懒散，但对另外的人来说，这样的闲暇，正可以摆脱急功近利的心态，悠悠闲闲、从从容容、潇潇洒洒地做学问。贵州外在的信息比较少，这自然需要用加强对外交流来弥补，但外在的东西少，却又把人逼向自己的内心，开发内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悟性好的人，正好把自己的生命和学问引向深厚。因此我经常说，贵州是一个练‘内功’的好去处”（《我的书院教育梦》）。处于学术中心位置的学者也是要练“内功”的，他的办法，就是身处中心而自我“边缘化”。边远地区的学者却因地理位置的缘故而被客观边缘化了，这未尝不是好事，至少可以把它变为好事，完全没有必要因此而怨天尤人，如果进一步身处边缘而总想自我中心化，那就更是南辕北辙，走岔路了。这本身就是违背做“老实人”的原则的。
应该说，我们面前的这部《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研究》就是一部“老实人”写的著作。没有持续五年的生命投入和“慢而不息”的精神与功夫，是写不出这样厚实的著作的。更重要的，这里还包含了做“老实学问”的精神与方法。
首先是老老实实地从自己的实际出发，选择研究对象，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其实就是本书《跋》里提到的樊骏先生和我当年建议李光荣选择西南联大作为自己研究的主攻方向的原因所在。这就涉及近些年许多人都在关心的地方文化研究的意义和地方学者的作用问题。我刚参加了贵州师范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化传播中心、文学院主办的“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建构下的文学研究”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有一个发言，特别强调了作为西部落后地区的地方学者研究本地文化的意义：这是摆脱长期以来的“被描写”的地位，“自己来描写自己”的自觉努力，同时这也是一个“认识自己脚下的土地”的生命的“寻根”过程。而这样的研究，不仅对当下中国所面临的文化重建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而且在这全球化的时代，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建构无疑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我也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本书对西南联大文学、文化的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的。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的文学、文化是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条件下，所形成的云、贵地区的本土地方文化与西南联大师生所带来的外来文化（西方文化、中国传统中原文化与五四新文化）的一次历史性的相遇，正是这样的有着多元文化因素的新型文化，既成为今天云南地方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具有全国的，以至世界的意义。它的研究内涵是丰富的，研究的天地也应该是广阔的。因此，我建议作者还可以把研究的范围扩大到非文学的社团，当年许多西南联大老师和学生深入云南农村、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方面、多学科的调查与研究，这都是非常有意思、有很高的研究价值的。
强调地方学者对地方文化研究的责任和意义，绝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只能局限于此：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来，前面所说的边远地区外来干扰少、便于逼向内心的特点，反倒有利于作形而上学的追问和思考——当年王阳明最终在贵州“悟道”大概不是偶然的。这或许是我的一个浪漫想象：在边远地区是最适合于做“最实”与“最虚”的这两头的研究的。在这两个方面，地方研究者都是大有可为的。
本书的研究，大概是属于“最实”的研究。于是，我注意到，作者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和研究策略：研究西南联大文学，从研究文学社团入手；研究文学社团，从弄清楚“基本事实”入手。所谓“基本事实”，包括每一个社团从何时，因什么原因而开始；有哪些参加的成员，其组织方式有什么特点；有什么样的文学观念、主张；进行了哪些活动，特别是办了什么刊物；选择什么文体，发表了一些什么作品；在文学创作方法、艺术形式上有什么追求，做了哪些实验；各社团之间又有什么关系……一切分析、结论都应该建立在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一切研究都应该建立在准确、全面的史料基础上，这本来都是学术研究的基本常识。所以，一切严肃、认真的学者都十分重视史料的工作；鲁迅就强调，他的小说史研究，在史料上是有“独立的准备”的。这也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经验。王瑶先生在为蒙树宏先生的著作所作的序中，就强调了史料搜集、考订的“基础”意义，并特地提出蒙先生为云南大学研究生开设“鲁迅生平史料研究”课，对“青年研究工作者打好基础，掌握治学方法”的重要意义。李光荣显然延续了这样的治学传统，给本书的写作订立了“以史料说话”“尊重基本事实”的原则，“坚信见解人人可发，而材料（事实）是唯一的”。本书在有关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史料的发掘、搜集、爬梳、辨析、整理上，可以说是下足了功夫，不仅查阅了可以找到的一切文字材料，而且对可以找到的当事人都进行了采访，获取了大量的“口头历史”材料，并且进行了认真的考订。这样，本书就大体上弄清了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基本事实，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不仅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而且包括西南联大文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而且为穆旦、汪曾祺、闻一多、沈从文、朱自清等作家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研究线索与思路。比如本书提到了对这一时期汪曾祺的十多篇小说的发现，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贡献。可以断言，后来的研究者要再来研究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和文学，是无法绕开本书的。——这又使我想起，当年我们做研究生时，王瑶先生就是这样要求我们的：每一篇重要论文、著作都要做到别人再做同样或类似的课题，都绕不开你，非要参考你的文章不可，尽管后人的研究必然要超过你。我想，王瑶先生这里所说的“不可绕开”，不仅是指你的研究，是否达到、代表了一个时期的研究水平，也是指你在史料上是否有鲁迅说的“独立准备”，为后来研究提供可靠的基本事实。
或许更加可贵的是，这背后的学风、研究精神。王瑶先生在前引蒙树宏书序里，也是给其“反复考核、力求准确”“务求翔实”的“严谨的学风”以很高评价。本书的作者在《跋》里谈到他“为寻找一则资料寝食不安，为求证一条资料费时数月”，我也深受感动。这同样是有一个传统代代相传的。本来，学问就是应该这样做的，我会这样大受感动，就是因为这样的做学问的常识现在被抛弃了，学术研究的底线被突破了。许多的“研究”，可以不顾基本事实而随意乱说，或者依据未经考订、并不可靠的材料，危言耸听，大加炒作，或者抓住片面的材料而任意发挥，大做文章。在这样的虚假、浮华的时风影响之下，像本书作者这样，甘坐冷板凳，做“老实学问”的“老实人”，反而显得不合时宜，并常常被忽视。但也正因为如此，我愿意借本书的出版，聊抒感怀，给边远地区的寂寞的研究者以慰藉，为这样的老老实实的研究作鼓吹——尽管未必有多大作用。2008年11月24日第一章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综论
文学是人类精神沃土上的花木，它不择时地而生，富贵不一定使之繁茂，贫穷并不会让它萎谢，只要精神的土壤不贫瘠，就有文学之花开放。
日本侵略军进犯我北平、天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师生历尽艰辛南集于长沙，又长途跋涉西迁到云南，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组成了名扬天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学生虽然吃的是“八宝饭”，穿的是“空前绝后”的鞋袜，却沉浸在知识的兴味中，而内心又时常被痛苦搅动：感时忧世、思亲念友是他们无法消除的隐痛。尽管岳麓山色、南湖风光和翠湖的美景抚慰着他们的心灵，但他们仍然难以彻底“忘忧”。忧痛促进了他们对人生、社会、战争的思考。思考的结果是，有太多的思想感情和人生体验需要表达，于是他们将其形诸文字，写就文章。西南联大的文学创作于是乎蔚为壮观。
文学作品的特点在于交流，在于寻求认同者，而交流和“寻求”的现代表现方式之一是发表。对于声名不具、衣食尚愁的学生来说，最便捷的发表方式是出壁报。于是西南联大的壁报大为兴盛。办壁报需要联合同志、组织力量，因而形成了社团。西南联大的大部分社团就是这样产生的。当然也有先成立社团，再办壁报或刊物的，但相对较少。
西南联大从1937年开始到1946年结束，共计九年。九年间，在学生中先后产生了一百多个社团。以学科而论，这些社团有政治的、法律的、英文的、历史的、物理的、戏剧的、音乐的……也有生活方面的，属于文学的只有十多个，它们是：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布谷文艺社、边风文艺社、文聚社、耕耘文艺社、文艺社、新诗社、新河文艺社、十二月文艺社等。西南联大学生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文学社团成员创作的。但一些不以“文学”（或“文艺”）命名的社团也创作并发表了大量文学作品，有的还成绩显著，影响广泛，如戏剧团体剧艺社。
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分期，尚无定论，但从一般的论述看，大致分为五个时期：长沙临时大学时期（1937年8月至1938年2月），“皖南事变”前时期（1938年2月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时期（1941年1月至1944年5月），爱国运动高潮期（1944年5月至1945年8月），反内战时期（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这种分期的主要依据是政治事件。的确，政治对西南联大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几乎决定着西南联大的“命运”。但文学不等同于政治，有其自身的规律。文学与政治有关，似乎又与政治局势的动荡起伏不完全吻合。文学社团也如此。根据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历史以及其他社团的消长变化情况，笔者把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前期（1937年秋至1941年春），中期（1941年春至1943年秋），后期（1943年秋至1946年夏）。前期朝气蓬勃，中期沉稳向外，后期健步登高，这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发展轨迹和精神向度。“综论”的重点是揭示三个时期中西南联大主要社团的基本面貌及文学作为，归纳文学社团的共同特点。但在论述这些问题之前，需要了解西南联大文学社团与学校政策措施的关系，因此，论述从西南联大对于学生社团的管理开始。第一节西南联大对于社团的管理
学生工作是学校工作的一个大类，每所学校都设专门的部门管理学生，每个学生工作部门都会制定一些政策，对学生的思想行为、组织活动等做出规定。西南联大亦有其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
学生管理工作的一个方面是对学生团队的管理。学生团队多了，学校自然就会加强团队的管理。西南联大制定了管理社团和壁报的具体规定，对学生团队——社团和壁报进行了有效管理。大体来说，西南联大的团队管理实行“训教合一”方针，体现了民主、自由精神，为人才培养服务，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团队组织与建设的积极性，繁荣校园文化，在政治气氛紧张的时期，既对上面有一个交代，又保护了学生，其效果是促进了学生社团和壁报的不断涌现，丰富了校园文化，增强了民主自由风气，实现其教育的目的。
文学社团是学生社团的一类，社团管理包括了对于文学社团的管理。一、西南联大的学生管理机构
1939年，西南联大按照中华民国教育部的指令，成立了训导处。
在训导处成立前，学生管理工作由教务处负责。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第80次会议通过的《西南联大学生课外团体作业规则》就是教务处拟订的方案。那时，学生生活方面的事宜，归教务处下设的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管，该委员会成立于1938年11月，马约翰教授任召集人。后遵教育部令，1939年7月11日设立训导处，聘查良钊教授为训导长，负责所有训育工作。训导处下设生活指导组、军事管理组和体育卫生组，原教务处的一些工作和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的工作归入训导处。
1939年11月7日，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通过《训导处工作大纲》，对训导处的工作做出规定。其主要内容有：（一）原则
1．本校训导处遵照部令规定组织，分设生活指导、军事管理、体育卫生三组，秉承常务委员会主持全校训导事宜。
2．本校本训教合一精神，并注重学校事务之教育价值，教务、训导、总务三处，应力求密切合作。
3．本校训导之责任由训导长、教务长、总务长、各学院院长、各系主任及各导师共同担负，训导实施计划，由训导会议决定，交由训导处负责执行。本校原有之生活指导委员会加以扩充，辅助训导处推行训导事宜。
4．本校训导方法，注重积极的引导，行动的实践；对于学生之训练与管理，注重自治的启发，与同情的处置，以期实现严整的生活，造成淳朴的风气。（二）目标
1．力求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风之优点在联大有表现机会。
2．就学生日常团体生活，培养互助为公之团体精神。
3．促进学生对于时代的觉悟，与对于青年责任之认识，以增强其参加抗战建国工作之志向与努力。《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认为：“这份工作大纲实际上把两年来的训导工作的主要精神都归纳进去了”，其主要内容都是“在训导处建立之前就早已在贯彻的”。从上面所引的“原则”和“目标”看，西南联大的训导工作是为学校的教育目标服务的，是对学生有益的。从实际的效果来看也是这样。
训导处的日常工作主要有两项：一项是审发学生的贷金和补助，一项是办理学生社团和壁报的登记。查良钊训导长是一位极富同情心的教育家，学生因经济困难找他申请救济，他一般都能批准，家在沦陷区的学生则可享受甲种贷金，他能够真心实意地帮助学生解决困难，学生称他为“查菩萨”或“查妈妈”。学生组织社团或出版壁报必须到训导处申请登记，要求写出负责人和导师的名字，再将有关情况填写在表格上，就能得到学校认可。社团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内容，壁报的主张和文章的观点，训导处并不过问。当然如果不进行登记就出版壁报，训导处就会予以取缔，待办完登记手续才准予出版。这些都说明训导处是严格按照《工作大纲》行事的。二、西南联大对学生社团的管理规定
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西南联大出台过两份关于学生社团的管理文件，一份是《西南联大课外团体作业规则》，一份是《西南联大学生会社管理规则》。因文件对理解西南联大学生社团的组织与活动很有帮助，篇幅也不长，全文引录如下：西南联大学生课外团体作业规则（1938年7月19日第80次常委会议决）
一、学生课外团体作业以学生自治组织如学生会、级会、系会及学术性质之集合为限。
二、学生团体于组织以前，应向教务处及生活指导委员会商请准许。
三、经准许组设之团体，应将简章、成立经过、负责人员呈请教务处登记。
四、学生团体于学期终了时，应将作业成绩向教务处及生活指导委员会作一简赅之书面报告，其无可报告或所报告查与实际不符者，学校得停止其活动。
五、学生团体负责人员，如经改选或有其他更动，应随时呈报教务处。
六、学生团体于其作业之际，应随时向教务处及生活指导委员会请求指导。
七、凡向学校有所商请，如借用课室集会、介绍出外参观等，概以曾经登记之团体为限。
八、本规则于常务委员会公布之日施行。西南联大学生会社管理规则（1939年5月16日第4次校务会议通过）
一、学生组织会社应以下列性质者为限：
甲、关于学生自治者，如学生自治会、级会。
乙、关于学术研究者，如各种学会。
丙、关于课外作业者，如体育会、音乐会、演说辩论会、出版组织。
丁、关于日常生活者，如伙食团体。
二、凡属第一条所列性质之会社得向教务处请求登记。
三、凡请求登记之会社，应将其简章或办法及负责人名单送呈教务处，经核准后方得登记。
四、学生会社应聘请教职员为顾问。
五、学生会社于每学年终了时，应将其工作情形及全体会员名单具报教务处。
六、学生会社职员改选后，应将新职员名单录呈教务处备案。
七、凡学业成绩或平日操行不良者，不得当选学生会社职员。
八、学生会社经费应完全由会员负担。
九、凡经准许登记之会社，得请求借用学校房舍家具。
十、学生会社违反本规则时，教务处得随时取消其登记。
十一、凡学生临时集会应先取得教务处之核准。
十二、本规则自公布日起施行。
这两份文件都公布于训导处成立之前，是教务处起草，常委会或校务会通过执行的。从内容看，第二份文件比第一份文件更全面、具体。两份文件的通过时间相差十个月，大概是在执行第一份文件过程中有一些调整，才修订为第二份文件的。因此，两份文件大体上相同，只在一些细小处有所不同。两份文件的共同要点是：
1．规定了社团的性质范围；
2．要求社团登记；
3．登记内容为社团的主要情况和变更情况；
4．要求汇报社团的工作情况；
5．可以向学校借用校舍家具等。
第二份文件与第一份文件的不同是：
1．将标题中的“课外团体作业”改为“会社管理”。首先，“会社”比“课外团体作业”范围更大，包容更广，其次，“作业”是从社团工作的角度提出的，“管理”是从主管部门的角度要求的，强制力更大。
2．第二份将会社的性质分为学生自治、学术研究、课外作业、日常生活四“类”，每类下面列出“种”，更为具体全面。
3．将汇报工作的时限由“学期终了时”改为“学年终了时”，时间延长了一倍，以免“无可报告”。
第二份文件的新增内容有以下几款：
1.“应聘请教职员为顾问”；
2.“凡学业成绩或平日操行不良者，不得当选学生会社职员”按：“职员”为工作人员，即今社团干部）；
3.“经费应完全由会员负担”；
4.“学生临时集会应先取得教务处之核准”。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与第一份相比，第二份更周至，更具操作性，更清楚地体现出“管理者”的意志。这说明，西南联大对学生社团的管理越来越严密了，尤其是增加的那些条款，更带有“管理”的性质。至于执行的情况，将在下文叙述。
由于第二份文件已周详备至，便于操作，训导处成立后，再没有新草拟和颁布有关社团管理的文件，而是继续执行第二份文件。三、西南联大对学生壁报的管理规定
对于壁报的管理，西南联大也制定过两份文件，一份是叙永分校的，一份是校本部的。全引如下：西南联大叙永分校学生壁报管理办法（三十年二月七日常委会通过）
一、凡学生出版壁报，必须有壁报社之组织，并须遵照本分校学生会社管理规则，并请登记经核准后方得出版。
二、壁报言论不得违背抗战建国纲领及政府法令。
三、壁报言论不得妨碍学校行政及伤及师生感情。
四、壁报稿件由其编者负责审查，非署真名不得登载，但发表时得用笔名。
五、壁报稿件文责由编者及作者自负之。
六、凡壁报必须张于训导处指定之地点，并不得向校外张贴。
七、凡壁报社违反上列规定时，由训导处斟酌其情节轻重处罚其负责人，并得予以停刊。
八、本办法如有未尽事宜，得由训导处呈奉分校校务委员会修正之。
九、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行。本大学学生壁报管理办法（1944年5月13日）
1．凡学生组办壁报应先由其负责人向训导处申请登记并于每期报端将各该报负责人列注。
2．各壁报文字撰述人应将其姓名书于每篇首行，不得用笔名。倘有用社团名义者必须由该社团负责人署名方得揭载。
3．壁报所登稿件如有措辞失当或违反校规者，除令该报停刊外，其负责人及本文撰述人应各予惩处。
4．本大学学生壁报应以同学间互相观摩作学术上之研究及练习负责发表言论为原则，校外人士来稿概不得揭载。
5．各壁报应由负责人请定本校教授为各该报导师。
第一份《办法》通过时间是1941年2月7日，“常委会”是叙永分校常委会。叙永分校开始于1941年1月初，一个月后大约出现了壁报，于是分校根据情况制定了该管理办法。需要说明的是，叙永分校的领导机构设置与本部相同，管理学生的机构仍是训导处，训导处的召集人仍然是查良钊，查良钊不在叙永期间，由禇士荃负责召集，委员有霍秉权、龚祥瑞、樊际昌等。此办法对壁报要求的要点是：
1．须办理登记手续；
2．对言论提出政治要求；
3．编者和作者共负文责；
4．张贴在指定地点；
5．对违反者的惩处。
此《办法》对叙永分校的学生壁报有规范性，并起了积极作用。在西南联大校本部壁报萧条的时候，叙永分校的壁报能够异彩纷呈，与此《办法》的鼓励和保护分不开。可以看出，《办法》所列条款并没有苛求办报者，只要壁报社履行登记手续，遵守规定内容，就可以自由张贴。叙永分校该年8月31日结束，9月迁回昆明，这份文件只执行了七个月。
第二份《办法》为1944年5月10日西南联大常委会第298次会议决议，5月13日为公布时间。虽然成文时间在第一份之后，但从行文来看，与《叙永分校学生壁报管理办法》没有联系。那么，为什么这个时候会发布这样一份文件？在它出台之前，西南联大的壁报是怎样管理的呢？
在《本大学学生壁报管理办法》公布之前，西南联大壁报多为社团所办，先有社团，再有壁报，登记了社团就不需要再登记壁报，管理了社团也就管理了壁报。即使单独创办一份壁报，也被视为“壁报社”进行登记和管理。所以，在此《办法》公布以前，西南联大不需要专门的壁报管理规定。之所以1944年5月中旬产生此《办法》，是因为这时壁报陡然增多，已往的社团管理规则无法框范当时的壁报了。基本情况是，在“皖南事变”前，西南联大的壁报相当活跃，“皖南事变”后消失殆尽，1943年秋开始复出，至1944年“五四”，猛增到二十多种，学生接着还成立了“西南联大壁报协会”。鉴于这种情况，学校有必要对迅猛增加的壁报进行规范管理，于是训导处拟定了这份管理办法。《本大学学生壁报管理办法》最为强调的是责任，全文共五条，第1、2、3条讲的都是责任问题。首先是壁报负责人要进行登记并在每期报端标注负责人姓名，以社团名义发表的文章，负责人也必须署名，若“措辞失当或违反校规”，负责人将受到惩处。其次是作者的责任，作者应在篇首署上真名，若文章有严重问题，作者要受惩处。其实第5条请本校教授为导师也有出于责任的考虑成分。另外，还有第4条中“校外人士来稿概不得揭载”之语，恐怕也隐含着责任的关系。为什么学校把责任看得如此重要？只要联系当时西南联大的政治环境就知道了。1941年“皖南事变”和1942年“倒孔运动”后，国民党曾两次派要员到昆明抓人，虽然因云南当局和西南联大抵制，“抓人”未得逞，但学校受到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作为学校的管理者，他们一方面希望民主、自由运动开展下去，另一方面还要对上级管理部门有所交代，再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政治上保护学生，履行《训导处工作大纲》，所以，特别强调“责任”，以让大家各明其责，好自为之。除责任外，此《办法》似乎没有多少新内容，“请定本校教授为各该报导师”一条，也是由《西南联大学生会社管理规则》中的“应聘请教职员为顾问”转化来的。四、学生社团和壁报管理规定的执行情况《西南联大学生会社管理规则》和《本大学学生壁报管理办法》并没有严格地执行，虽然有时也认真过。执行的宽严松紧，多半与政治气候有关。
应该说，西南联大关于学生社团和壁报的管理出台得相当早。第一份文件出台于1938年7月19日，那时，蒙自分校的学生还没有回到昆明本部，而以往的一年是在迁徙动荡中度过的。学校甫定，就出台《西南联大学生课外团体作业规则》，其目的是要把学生的课外组织与活动纳入学校的正常管理，使之健康有序地发展。这对培养人才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在1939年7月训导处成立之前，没有认真执行过相关规定。训导处成立之初，也没有认真执行。由于政治气候恶化，执行才严格起来。严格执行的时间，大约是在1941年至1945年。1941年以后，政治高压出现，校园空气开始紧张，学校为了自保并保护学生，加强了各方面的管理。1941年下半年，师范学院出现了一份《春秋》壁报，这在当时的西南联大，可能是唯一一份壁报，所以影响不小，观看者颇多，还曾引来《云南日报》的记者前来抄录。训导长查良钊谨慎起见，劝主编不要再办，所以该壁报出了三期便停刊了。1943年下半年，学术性壁报陆续出现，1944年春，民主空气大盛，各种壁报纷纷涌现，这时，学校制定壁报管理办法予以规范，并有过较为严格地执行。这期间，学生若不按学校的规定自行组织社团或张贴壁报，将会被取缔。管理文件刚出台，严格执行在情理之中。日本投降前后，内战的阴影出现并逐渐浓厚，师生的政治热情便越来越高涨，严格的管理受到冲击，尤其是“一二·一”惨案后，校园笼罩在悲痛之中，“惩凶”是师生共同的心理要求，人人都有气要出、有话要说，即使思想观点过头一点，也情有可原，因此，这时的管理又松弛了。
以上是从时间和政治背景上看西南联大对于社团和壁报的管理。从文件的具体执行情况来看，无论在教务处管理时期还是训导处管理时期，基本上是流于形式，不看内容的。训导处最看重的是登记，只要来登记，就取得了“合法”的资格，可以进行活动了。而登记的手续极为简单，只要在表上填写负责人和导师的名字及其自然情况就行了。规则上规定的社团“简章”“办法”等从未要求呈报，“工作情形”更没有社团汇报过。学生集会似乎也没有先行办理准许手续。在所有条款中，训导处严格执行的只是“登记”。若不办理登记手续就擅自挂出壁报，训导处会毫不客气地将其没收，等补办完登记手续后，再行退还。至于社团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壁报刊出的地点和期数等，训导处从不予以过问。
由于训导处只管形式，不问内容，所以，不同政治倾向的社团和壁报都能在学校存在。这既是《训导处工作大纲》的精神所在，又是学校实行“兼容并包”和“学术思想自由”原则的体现。学校的管理只要求文责自负，不审查稿件内容，不同思想观点的壁报常常就某些问题展开论争，从而形成了西南联大浓厚的民主风气，也影响到社团和壁报生命力的强弱。有的社团和壁报因其工作成绩显著，思想观点得到广大读者拥护，参加者增多，越办越红火，有的则因工作了无生气，参加者稀少，拥护者寥寥而最终消失。应该说，训导处这种“无为而治”的管理态度对于促进西南联大民主空气的形成起了良好作用。
训导处要求社团和壁报进行登记时，在申请表上写明指导教师是谁，也流于形式。因为导师可以根据情况“导”或“不导”。社团或壁报不一定向导师汇报工作，请求指导，训导处也从不过问导师的指导情况，所以，无论社团或壁报组织，还是管理社团或壁报的训导处，都从未要求过导师负责。例如，《春雷》壁报社的导师是李广田，但《春雷》上的文章刊登前从没请李广田过目，其原因是“防止万一因刊登的文章或参加其他活动出了‘问题’而连累他”。当然李广田看了刊出的壁报后，还是提过一些要求，但社里并未照办。而有的社团在申请表上登记了导师的名字，但从未和导师联系，以致若干年后社团骨干记不起导师是谁。这些都说明，导师是虚设的，训导处没有查实过。
最直接的责任人是“登记人”。但登记人也不一定是社长或主要负责人，因为社团或壁报会出于种种考虑而选人去登记。例如，冬青文艺社恢复活动后去训导处办理登记手续时，登记人是何扬、袁成源，壁报上标明的社长、副社长也是他们两人，但实际负责的则是别人。因为他们两人是新从叙永分校回到本部的同学，没有在学校里暴露出政治倾向，不易引起特别注意，而原来冬青文艺社的老社员思想进步，有的遭过打击，出面登记可能不便于开展工作。有的社团若不在学校活动，则无须去登记，文聚社就是这样的。我们还看到一个情况，就是从1943年壁报复兴以后，从来没有因壁报问题处分过一个负责人。《春秋》壁报被劝令停刊，后来负责人因其他原因遭到处分，但那是1941年“白色恐怖”中的事。此后就没有发生因思想倾向而被处分的事了。《学生壁报管理办法》中有“校外人士来稿概不得揭载”之语，这也是一句空话。有些社团的成员是校外人员，他们的文章就在壁报上揭载过。新诗社的杨明，是中法大学的学生，他不仅在《新诗》壁报发表过作品，而且由新诗社出版过长诗《死在战场以外的中国兵》。
总之，西南联大对学生社团和壁报的管理是宽松的。宽松的管理来源于学校的民主自由风气，反过来，宽松的管理又有利于活跃学生的思想，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因此西南联大的社团管理是成功的。第二节西南联大的前期文学社团
西南联大的前期，经历了剧烈的动荡。1937年7月，战争的硝烟弥漫京津地区，8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即令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筹备临时大学，11月1日即行开学，由于创办仓促，因此校舍紧张，设施不全，图书匮乏，生活十分艰苦。此时全国上下抗敌情绪昂扬，师生精神状态较佳，大家克服困难，潜心教学，在衡山湘水间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不料前方战事吃紧，炮火逼近武汉，长沙不宁，教育部再令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全校师生于1938年2月出发，跋山涉水，历时两个多月抵达昆明，于5月4日开学。由于昆明校舍不足，设分校于蒙自，异地办学。不久蒙自校舍被征为军用，分校迁回昆明。各学院分散于大西门外和拓东路，师生则散居全城。1939年8月，新校舍筑成，学校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校园，得以集中办学。但这时，日本飞机加紧轰炸昆明，有家眷的老师只好疏散到乡下居住，学生则采取“跑警报”的方式——听到空袭警报，立即跑向城外的田野和山间躲避。如果上课时警报响起，则立即下课，出后门跑向后山。为弥补损失，有时老师在树林中继续讲课。1940年7月，越南不保，昆明堪虞，教育部指示做迁校的准备。11月，成立叙永分校。1941年初，新生全部在叙永分校上课。这时，“皖南事变”爆发，西南联大随之遭受压力。
尽管生活如此动荡不安，文学活动却始终伴随着西南联大师生。其间，西南联大学生不仅创作了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组织了一些著名的文艺活动，而且建立了一些社团，并且把工作开展得蓬蓬勃勃。在南岳，在蒙自，在昆明，都留下了学生的文学创作、文艺活动和社团组织及其工作的业绩。
下面将对这一时期在文学创作和文艺活动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的社团进行介绍。一、综合社团
西南联大壁报的兴盛，长沙临时大学时即已开先河。在岳麓山绿树环绕的校舍中，临大文学院的学生已经出过壁报。壁报上发表的文章，主要是关于抗战和岳麓景色的，表达抗战决心、鼓舞抗敌意志以及抒发战争造成的痛苦是其中心内容，关于要不要从军、要不要接受“战时训练”的问题也在壁报上讨论过。南湖诗社的发起人刘兆吉回忆：“在南岳时，曾多次出壁报，对于爱好写诗的人，已经心中有数。”所以，在蒙自组织南湖诗社很顺利。据此可知，临大文学院壁报的作者有相当一部分是后来南湖诗社的成员，他们曾在南岳壁报上发表过诗歌。至于壁报名称是什么、出了几期、发表文章的篇名等，今天所见资料均无记载，所以无法确定是什么社团办的壁报。
西南联大有名称记载的综合性社团，最早是群社。群社1938年12月底成立，以十几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为核心，联络了二十多个同学共同发起。成立启事贴出后，有近二十人报名。其宗旨是“互相交往，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举行时事报告和学术报告，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等”。成立会上选出干事九人，社长和副社长各一人，先后聘曾昭抡、余冠英、吴晓铃老师为顾问。干事会下设学术股、康乐股、时事股、服务股、文艺股、壁报股等各自开展活动，后又成立了群声歌咏队。群社的机关报是《群声》壁报，其内容较广泛，有时事分析、文艺创作、新书评介、漫画等。《群声》壁报上发表的文学作品篇名及其内容，不得其详，但它的主编林元即林抡元却是较为知名的。林元后来创办了《文聚》杂志，再后来参与编辑《观察》《新观察》《文艺研究》，是我国著名的编辑家。《群声》是他编辑才能养成的重要历程。林元也写小说和散文，发表在他主编的《边风》《群声》《冬青小说抄》及后来的《文聚》等刊物上。《群声》的另一位主编陈潜还编辑了壁报《大家看》，张贴在昆明街头，很受群众欢迎。由于群社坚持真理，广泛联系群众，注意解决学生生活的实际问题，在学生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社员发展到两百多人，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正在这时，“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四处查捕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把西南联大已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和部分出面较多的进步学生疏散到乡下隐蔽，而这些人多数是群社社员，同时鉴于群社的政治色彩较浓，指示其停止活动。1941年2月底，《群声》出了“终刊号”。“终刊号”贴出的当天下午，林元撤到乡下。群社至此解散。
1939年秋，西南联大工学院成立了引擎社。这是一个以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为核心组成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为主体的社团，其性质和特点均与群社接近。在社团成立前，已有部分文艺爱好者编辑出版了《引擎》壁报，社团成立后，《引擎》成了引擎社的机关报，“壁报除发表小说、诗歌外，杂文和评论大都是针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和社会上的不良风气进行尖锐的抨击。壁报还出版过纪念‘五四’和纪念鲁迅的专刊……”“皖南事变”后，在共产党的指示下，引擎社停止了活动。
在此期间，几个群社的下属团体也相继单独开展活动，成为独立的社团，如冬青文艺社、热风壁报社、腊月壁报社，还出现了几个与群社关系密切的社团，如俄文学习班、木刻研究会等。同时，国民党、三青团组织也公开活动，在学生中组织了几个社团，出版《微言》《明报》《青年》《指南针》《照妖镜》《大学论坛》《熔炉》等壁报。以上壁报均有文学、艺术作品发表。二、戏剧社团
中国现代文学史讲社团一般是从1906年诞生的戏剧社团春柳社开始的，而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的出现则晚于春柳社十五年。这说明戏剧团体是中国现代文学社团的开路先锋。西南联大文学史的情形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一样：戏剧演出在前，文学社团成立在后。
长沙临大已活跃着一支文艺队伍。临大学生组织了宣传队，走出校门向当地民众宣传抗日，还组织了演剧队排练节目，到部队慰问演出。岳麓山下文学院的学生则组织了“临大话剧团”，参加当地戏剧团体举办的劳军汇演，演出剧目是阳翰笙创作的《前夜》。由于演出水平较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8年暑期，临大话剧团的一些成员在昆明排演了《前夜》《汉奸的子孙》等戏剧，宣传抗日。有的学生参加了昆明金马剧社《黑地狱》的演出。开学后，一些爱好戏剧的同学准备更好地宣传抗日，便分头联络戏剧人才，酝酿演出。这一举动得到闻一多、孙毓棠、陈铨等老师的支持，演出剧本选定《祖国》。《祖国》是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陈铨根据法国剧本《古城的怒吼》改编成的四幕剧，写一位教授不计个人恩怨和安危，与群众一起向日寇和汉奸进行斗争，最后壮烈牺牲的故事。陈铨教授任导演，闻一多教授为舞台设计，孙毓棠老师做舞台监督，并请凤子参与主演。在排练《祖国》的过程中，大家觉得成立一个团体能更有效地工作，于是在12月底，组成了西南联大话剧团（简称“联大剧团”），有成员六十多名，主要成员有男同学张道骧、汤一雄、徐贤议、李善甫、汪雨、刘雷、高小文、劳元干等，女同学有“三萱”“三华”，即黄萱、徐萱、肖庆萱、侯肃华、孙观华、张定华等，请闻一多、陈铨和孙毓棠为导师。成立会上，闻一多、陈铨、孙毓棠、凤子等老师讲了话，同学们发言踊跃，热情很高，会上选出了团长和干事会。在联大剧团成立的鼓舞和推动下，《祖国》排练质量很高。1939年2月18日，在新滇大戏院举行了首演。演出获得极大成功，昆明、重庆、上海的报刊迅速作了报道。《祖国》连演八场，至25日结束。《祖国》演出成功后，大家的热情更高了，剧团接着又排练了“好一记（计）鞭子”即《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等独幕剧和云南方言剧到昆明郊区演出。1939年暑期，曹禺应邀来昆明导演《原野》和《黑字二十八》。其中，《原野》由联大剧团主演，《黑字二十八》由联大剧团、金马剧团、云南艺术师范学校等联合演出。演出从8月16日开始，直到9月17日才结束。全部演出场场爆满，昆明为之轰动，其盛况，在“云南话剧运动史上可算是破天荒的第一次”。1940年夏，剧团又公演了《雷雨》。在昆明当时的几家戏剧团体中，联大剧团是实力较强、影响较大的一个。
在《原野》和《黑字二十八》演出之后，联大剧团的领导权被三青团篡夺，于是群社和社会科学研究会决定另组一个剧团。经张贴启事征求社员后，1940年暑假，成立了戏剧研究社，社员很多，主要有黄辉实、潘申庆、施载宣、林元、李典、金连庆、冯家楷、李芳、孙观华等。戏剧研究社首先排演田汉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阿Q正传》，请郑婴老师任导演。此剧演员甚多，出场四十多人，加上后台工作等，总共有二百多名同学参加了演出工作。9月25日，在云南省党部礼堂首演。演出一举成功。之后再连演十四场，场场满座。收入除去开支，结余三千多元，全部捐给了昆明学生救济委员会。戏剧研究社还参加过群社组织的下乡演出活动。“皖南事变”后，戏剧研究社被迫停止了活动。
此期出现的文艺团体还有青年剧社和联大歌咏团等。青年剧社演出过《前夜》，联大歌咏团曾在“五四”二十一周年纪念会、昆明广播电台成立广播音乐会和南屏电影院开业演唱会等集会上演唱歌曲。
总的来说，此期西南联大戏剧社团的活动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剧团不多，主要有联大剧团、联大戏剧研究社和青年剧社三家；第二，独创的剧本几乎没有（只有联大剧团演出过陈铨改编的剧本《祖国》），剧团主要演出他人的剧本，但演出成绩较为可喜，《祖国》《原野》《阿Q正传》的演出都获得了成功，尤其是《原野》的演出，在云南戏剧演出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被史家称为云南戏剧舞台上的四次重大演出之一；第三，从内容上看，演出的剧目都是宣传抗日、鼓舞抗战情绪的。此期戏剧社团的意义除宣传抗日的良好社会效果外，还在于继承了长沙临大话剧团的精神并开创了西南联大戏剧的良好传统，为西南联大的戏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文学社团
长沙临大时，还没有组成文学社团（当时称“文艺社团”），但组织过文学活动。据赵瑞蕻回忆，“在南岳时已有多次诗歌活动，如朗诵会、谈诗会和诗歌墙报等。其中有两期墙报是王般学长主编的。《穆旦诗选》中最早的一首诗《野兽》，正是在南岳读书时写的，刊登在一期墙报上”。西南联大在长沙的时间不长，已有这些文学活动，有这样的成绩，相当可观。同学的才能在活动中展现出来，也就被有心人发现了，所以，“到了蒙自后组织南湖诗社时，向、刘两人便邀请在南岳时已知道的喜欢诗的二十几位同学一起参加了”。
南湖诗社是西南联大的第一个文学社团，因诗社社址在秀丽的蒙自南湖畔而得名。1938年5月20日成立，发起人是向长清和刘兆吉，成员都是中文系、外文系和教育系的学生，主要有穆旦、赵瑞蕻、刘绶松、陈士林、周定一、刘重德、李敬亭、林蒲、陈三苏等二十多人，闻一多和朱自清是诗社聘请的导师。诗社没有明确的宗旨，从今天所见的材料看，研究新诗、创作新诗是诗社坚持的方向，同时也是社员的共同追求。诗社也没有选举组织领导，社务由向长清总理。有导师参加的社员大会开过两次，中心议题是关于新诗的现状与前途问题，闻一多和朱自清两位导师作了指导性的讲话，大家也踊跃发言，讨论使大家更明确了新诗的前途和方向。诗社创办壁报《南湖诗刊》，共出了四期，刊登诗作数十首。其中不乏好诗，如刘重德的讽刺诗《太平在咖啡馆里》、周定一格律优美的《南湖短歌》、赵瑞蕻被朱自清称为“力作”的《永嘉籀园之梦》、穆旦的《园》等都是可以写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作品。这些作品内容上留有战争阴影，艺术上则显示出学院派的精致与完美，既有现实特点，又有浪漫特色，代表了西南联大早期的诗歌风格。此外，诗社还对民间文学给予了关注，刘兆吉采集了当地歌谣十七首，刊登在《南湖诗刊》上，这亦开启了西南联大重视民间文艺的传统。如果说刘兆吉在湘黔滇旅行途中搜集民歌是“个人”行为，那么诗刊揭载民歌表现出的已是“组织”或“群体”态度了，因此值得注意。
1938年8月，西南联大蒙自分校迁回昆明，诗社离开南湖，也就停止了活动。到昆明后，南湖诗社更名为高原文艺社。高原文艺社每两周进行一次活动，吸引了更多同学入社，不久即扩大到四五十人。活动内容多种多样，如“七七”抗战纪念会、“五四”运动纪念会、文艺报告会、诗歌朗诵会等。高原文艺社出过几期壁报，吸引了老师、学生观看，其中一些作品在壁报上刊登后又投到报刊上发表，于是保存了下来，如赵瑞蕻和穆旦的一些诗。1939年5月，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负责人萧乾从滇缅公路采访回到昆明，高原文艺社请他作过一次报告。
也是在萧乾的倡导下，高原文艺社再次更名为南荒文艺社，并且把社员扩大到校外，参加者中有中山大学、同济大学和同济附中的学生，西南联大新加入的学生有辛代、祖文、龚书帜、何燕晖等。社员把文章写好后，交给萧乾，由他编辑发表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同时，南荒文艺社还给凤子在昆明编的《中央日报·平明》副刊撰稿，成为该副刊的主要支持者。南荒文艺社的主要活动是每周在翠湖海心亭茶室聚会一次，交流情况，畅谈创作心得等。社团没有选出社长和组织领导，由几个热心的同学共同操持社务，主要负责人仍是向长清。每个社员交出一篇作品作为“会费”，即在《大公报·文艺》上发表后，稿费归社里。仅凭作品供两份大报的文艺副刊发表一端，就可以看出南荒文艺社的创作质量了。大约在1940年暑期，因社员陆续离校，南荒文艺社无形中逐渐解体了。南荒文艺社对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历史的创新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吸收校外社员；第二，与报纸联合。这两个特点均为后来的文学社团继承和发扬。
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史上，起着奠基和开拓的作用，它在组织形式、作品发表方式和对民间文艺的重视等方面为后来的社团所继承，尤其重要的是它为后来的文学社团培养和准备了骨干。
在南荒文艺社逐渐走向萧条的时候，另一个文学社团——冬青文艺社出现了。冬青文艺社成立于1940年初，但它的活动却与群社同步，因为它原属群社的文艺小组，那时的创作刊登在林元主编的《群声》壁报上。因创作队伍扩大，文艺小组才独立为冬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最初的成员有林元、杜运燮、刘北汜、汪曾祺、萧荻、王凝、马西林、刘博禹、萧珊、张定华、巫宁坤、穆旦、马尔俄、卢静、鲁马等，聘请闻一多、冯至、卞之琳为导师，后来又加上李广田为导师。冬青文艺社的主要工作是写作和编辑刊物，编辑部设在新校舍18号，作品分类编辑出版。《冬青杂文》为壁报，编辑后张贴在“民主墙”上，由于作品现实针对性强、文风犀利，很吸引人。其他作品分别编成《冬青诗抄》《冬青小说抄》《冬青散文抄》和《冬青文抄》，用统一稿纸抄写后，加上封面，装订成册，陈列在图书馆报刊阅览室里，读者很多。其中一些稿子同时投到报刊上去发表，如穆旦、杜运燮的一些诗和刘北汜、卢静的一些散文。冬青社还受解放区文艺的影响，编辑了《街头诗页》，贴在昆明街头墙上和路边大树上，参加群社下乡宣传时也在一些农村张贴过。冬青社组织过诗歌朗诵会，其中一次朗诵语除普通话外，还用方言和外语，别开生面；另外组织过演讲会，闻一多、朱自清、李广田、卞之琳等都应邀演讲过，1940年巴金来昆明时应邀举行过一次座谈。1941年“皖南事变”后，冬青文艺社把活动转向校外，后来又在学校恢复组织与活动，一直到西南联大结束而解散——这将在下两个时期中介绍。冬青社是西南联大的社团中活动时间最长、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
1939年末还出现过一份《边风》壁报，以“边风文艺社”名义主编出版。主办人是林元、辛代、吴宏聪、何燕晖、卢静等，其中林元出力最多。《边风》壁报贴在昆中北院学生宿舍的墙上，大约出过三期。冬青文艺社成立后，边风文艺社的成员集体加入，《边风》因此而停刊。
西南联大的早期是忙乱的：逃难、迁徙、建校舍、躲空袭……西南联大文学社团正是在这忙乱的处境中茁壮成长的，尽管显得行色匆匆，却扎扎实实，开创了西南联大社团文学创作的良好局面。其中，南荒文艺社作为两大报纸副刊的稿件支柱是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创作实力的充分证明。这时期的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形成了两股势力：一股是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另一股是群社——冬青文艺社。前一股势力逐渐衰落时，一些成员进入冬青社并且成为创作主力，因此说南湖——高原——南荒为冬青准备了人才也不为过。另外，这一时期文学社团的组织和活动的方法为西南联大后来的文学社团多方继承，也说明了早期社团在西南联大文学社团发展中的奠基作用。总之，西南联大早期的文学社团步履稳健、创作起点高，为后来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三节西南联大的中期文学社团“皖南事变”后，西南联大遭到政治高压，空气显得沉闷，丰富多彩的壁报不见了，民主气氛一扫而空，文学与社团活动随之进入了沉寂期。1941年，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校园中几乎没有重大的政治、学术和文艺活动。1942年1月，西南联大爆发了“倒孔运动”。“孔”为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的孔祥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攻占香港，不少著名人士如柳亚子、邹韬奋、何香凝、茅盾，以及西南联大教授陈寅恪等一时无法撤离，而孔祥熙等达官贵人却用飞机运输私人财物，孔二小姐还把洋狗抱上飞机运回重庆。消息传出，西南联大师生震怒，上千人走出校门游行，高喊“打倒孔祥熙”等口号，得到昆明市民支持。游行中群众陆续加入队伍，到了昆明市中心的近日楼前，队伍扩大到两三千人。这次运动唤起了大家的热情，虽然未能改变西南联大的政治空气，但激活了学术气氛，师生把热情投向学术，学校内学术讲座开始盛行。
这个时期，西南联大的文学社团一直没有在校内公开活动，而是采取向外扩展的战略，在校外发表作品，校园里显得沉静空荡。直至1943年秋季以后，校园才渐渐显出了活气。一、综合社团
1941年初，群社、引擎社等被迫停止活动，跟这些进步社团对着干的一些社团大约因为没有对手而沉寂，于是校园中琳琅满目的壁报消失了，校本部一片冷清。
与这种局面相反，西南联大叙永分校的社团和壁报则相当活跃。在叙永分校出现的综合性社团及其壁报主要有《流火》《山泉》《野草》《红叶》等。流火社成员有黄宏煦、朱重浩、许寿谔、涂光炽、周锦荪等十人，壁报内容主要是时事评述、学术探讨、文艺创作等，还辟副刊《鹦鹉》解答大一英文教材中的疑难问题，很受同学欢迎。山泉社成员有袁成源、刘国鋕、陈柏松、许芥昱等，其内容与《流火》接近。野草社成员有徐京华、赵景伦、秦光荣等，专登杂文和漫画揭露讽刺现实，内容广泛，受到同学喜爱。《红叶》仅王康一人编辑，内容宽广，活泼生动，请青年教师王志毅为导师，王夫人为壁报画了刊头，用在第一期。叙永分校能有这种自由宽松的文化氛围，大概是离政治文化中心较远的缘故。只可惜壁报上发表的文学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无从查考。
西南联大工学院在昆明拓东路，离校本部稍远，又是工科学院，遭受的政治压力稍小，因此，上一时期成立的个别社团得以继续活动，如铁马体育会。在这一时期中，同学又发起组织了神曲社。神曲社社长是孙伯昌，后为徐芝应，出版《神曲》壁报，其主编是马骙、屈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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