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经济学(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阿克洛夫,克兰顿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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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经济学试读：

1978年安娜·霍普金斯女士受雇于普华永道的政府事务办公室，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她都尽职尽责、工作勤勉。她曾经从一份被遗弃的提交给美国国务院的项目建议书中，挖掘出了价值约2500万美元[1]的合同，这也是普华永道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单生意。1982年，她作[2]为88名候选人中唯一的女性被提名为事务所合伙人，但最终落选了。

她落选的原因是什么？她的工作表现究竟有何失误呢？我们听到了来自她同事及下属对她待人接物、举止态度方面的抱怨。在她晋升的书面意见中，高级合伙人读到了这样的评价：“在魅力方面需要加强学习”、“像个男人”、“需要努力学习如何做一个女人”。大力推举她的老板告诫她：“如果你仍然希望成为合伙人，那么你在走路、与人交谈、着装方面，就需要女性化一些，除了精心打扮、佩戴首饰，[3]还得好好做做头发。”

霍普金斯女士依据《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第七条下的性别歧视条款，起诉普华永道公司。几轮上诉之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1988年受理了此案。大部分人认为公司采取了双重标准，最高法院指出：“雇主反对女性在工作上积极进取，但女性的职位又要求她们必须积极进取，这样一来，雇主就使女性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如[4]果工作积极就会失业，而工作不积极也会失业。”

霍普金斯诉普华永道案正是一个身份经济学的实例。合伙人所持的是当时对待个人行为举止的主流看法，即男女有别。我们可以认为这种观点反映了社会普遍的喜好（tastes）或者偏好（preferences）：人们喜欢和有女人味的女性一起工作。但是这种喜好和偏好与“我喜欢吃香蕉”、“你喜欢吃橙子”这类偏好不同，后者是贸易经济理论的基础，而前者取决于社会环境，以及谁在和谁交往。这些喜好来源于社会规范，是关于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应当作出什么行为的规范。这些规范有时清晰，有时含蓄，它们大多被赋予了主观特性，而且通常是根深蒂固的。源于此类规范的“偏好”或者“喜好”往往会导致分歧与争议，有时甚至需要搬上法庭定夺，就如前文中的霍普金斯案。

本书将身份及与之相关的规范引入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学科不再局限于研究消费和收入的问题：经济学家如今同样也将大量非经济动机纳入考虑的范畴。身份经济学是一个新兴事物，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自己的身份有一定的认知，而这些认知与人们对自己和他人应当如何行为的信念联系在一起；我们还将看到，这些认知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开篇我们引用了霍普金斯案，是因为性别作为一种身份，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幼儿时期，孩童们就已经认识到男孩和女孩的行为应当有所不同。性别，还有同样很明显的种族，几乎是身份和规范最清晰的表征。在本书中，我们将探究工作场所、家庭、学校等诸多不同环境中的规范。

要了解身份对经济生活的重要影响，我们需要将目光投向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人们普遍认为，在华尔街，赚钱是根本目标。查尔斯·埃利斯在高盛的历史表明，合伙人制度要想取得巨大成功，赚[5]得盆满钵满，就必须尊崇赚钱这一目标，至少在短期内如此。然而，事实刚好与此相反，该公司在财务上的成功，源自充满理想主义的信条，这也是美国空军倡导的“先人后己”。高盛的雇员信奉为公司服务是头等要务。高盛的一位董事总经理就曾说道：“在高盛，我们都是哪儿有火扑哪儿。”高盛的商业原则中有十四条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该公司的主席怀特黑德，他一直担心随着公司的不断壮大，可能会失去其核心价值。原则中的第一条即是“客户的利益高于一切。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充分满足了顾客的需求，随之而来的就是公司的巨大成功”。其他商业原则还包括全心全意的团队工作、创新，严守规则和标准。最后一条原则：“诚信是我们服务的核心，我们期望所有的[6]员工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拥有较高的道德水准。”正如我们后续将要谈到的军用和民用公司一样，高盛是身份经济学发挥作用的一个案例。高盛公司的雇员并没有根据基本的喜好行事：他们接受了怀特黑德提出的各项原则，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中，把自己和公司视为一体，并坚持公司的理想。他们的信条就是“绝对忠于公司与合伙人制”。[7]身份经济学的起源

我们在身份和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始于1995年，当时大家碰巧都在华盛顿工作。我们相识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乔治·阿克洛夫是伯克利的教授，瑞秋是研究所的学生。随后，乔治到了布鲁金斯学会工作，他夫人供职于美联储；而瑞秋，则开始了在马里兰大学的工作。

瑞秋在和乔治的一次通信中提出，乔治新近发表的论文中存在很[8]大的错误。她在信中指出乔治忽略了身份的影响，而且这种忽略在经济学领域是非常普遍的，于是，两人对身份经济学的研究就此拉开序幕。随后，我们决定见面详谈。在深入探讨中，我们不断意识到当今的经济学很可能已经包含了身份这个因素，很可能它就被涵盖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喜好”当中。

我们就这个话题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讨论，探讨了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乃至文学评论家的研究。我们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身份”上：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的恰当行为；社会如何教导他们举止恰当；人们又是如何受这些观点的驱使，有时甚至愿意为这些观点而舍身。我们努力提炼各种观点和细微的差别，旨在形成对身份的基本定义，使之能够容易地引入经济学领域。我们也看到身份对经济学诸多分支领域都产生了影响，包括宏观经济[9]学和教育经济学。

在本书创建的身份经济学中，喜好会随社会环境而变化，身份和规范为人们表达自己的喜好注入了新的内涵。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对橙子和香蕉的不同喜好可被视为个体固有的属性；而身份和规范却来源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因此，一旦经济学纳入了身份和规范，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决策理论，其中社会环境有着重要作用。

我们的这种喜好观非常重要，因为规范是个人行为动机的强大推动力，它们影响着决策，细微到晨跑究竟穿哪件T恤。规范也深刻影响着人们所做的重大决定，比如是否退学，是否结婚，与谁结婚，是否工作、储蓄、投资、退休抑或是否参军。通过阅读本书，我们可以发现，身份和规范的影响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可谓是研究规范的行家，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够很容易地观察到规范。我们在上文中已经谈到了两个例子：高盛的十四条金科玉律以[10]及普华永道合伙人对霍普金斯女士的评价。人们总是借描述本人和他人来表达观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霍普金斯女士诉普华永道一案的裁决中指出：“认为一名积极进取的女员工需要接受礼仪培训，无需专业训练，就可以发现这一看法中的性别成见。如果一个雇员在人际交往才能方面有欠缺，而改穿色调柔和的服装或换一种新口红，就能弥补这一欠缺，那么，无需心理学方面的专长，就可以断定这位雇员之所以招致批评，不是因为她的‘人际交往才能’有问题，而是[11]因为她的性别。”

直到今天，经济学家仍然未曾使用任何语言或者分析工具来研究这些规范和动机。当然，许多经济学家也都谈到非货币因素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例如道德、利他主义以及对社会地位的关注。本书则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为了解和学习这些规范提供了统一的分析框架和表述体系。观念有其结果

经济学贯穿于政策制定者、公众及媒体的讨论与思考当中，当然很难说这是好还是坏。现代经济学起源于18世纪，它的缔造者亚当·斯密致力于将道德哲学转化为社会科学，以营造一个美好的社会。在这个目标的指引下，斯密试图将所有的人类激情和社会制度囊括进自己的理论体系。19世纪，经济学家依据干巴巴的只追求经济利益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开始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如何运行。进入20世纪，随着经济学不断演进，数学模型日趋复杂，但经济人假设仍毫不动摇。随着加里·贝克尔探索出新的方法将很多现实的影响因素，包括歧视、生儿育女以及利他主义引入经济学分析，经济学研究发生[12]了革命性的变化。最近，行为经济学将认知差异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成果引入了经济学分析。身份经济学则引入了社会环境，于是，经[13]济人就变成了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男人与女人。

新引入的人性因素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我们得到了更加可靠的模型，它使经济学成为改进制度和社会的更有利的工具。内涵更加丰富的个人决策机制完善了经济学家在不同经济学分支领域的研究。其他领域的社会学家同样可以体会到身份经济学的实用性，因为它将经济学模型与他们自己的研究紧密结合在了一起，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社会进程。政策分析者和商业战略学者们同样得益于身份经济学，因为它能更准确地预测公共政策以及商业实践带来的影响。“观念有其结果”是200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诞辰90周年白宫庆祝[14]会的主题。凯恩斯在70多年前也曾写道：“那些异想天开、执掌权力的狂人们，其狂想之来，只不过是拾了几年前的某个蹩脚学人的牙[15]慧。”身份经济学重新将人类情感和社会制度引入了经济学，无论经济学家们是否考虑了身份这个因素，都会产生相应的结果。

[1] Hopkins（2005，第359~360页）；霍普金斯诉普华永道，490U.S.228（1989）。2500万美元这个数字来自最高法院的案件。

[2] 法院裁决意见书表明：“当时公司的662位合作人中，7位是女性。该年拟提拔的88名候选合伙人中，只有霍普金斯一人是女性。其中47名候选人被提拔，21人被拒，另外的20人包括霍普金斯被‘保留’到下一年复议。”霍普金斯诉普华永道，490U.S.228（1989）。

[3] 霍普金斯诉普华永道，490U.S.228（1989）。

[4] 霍普金斯诉普华永道，490U.S.228（1989）。

[5] Ellis（2008）。

[6] Goldman Sachs，“About Us”。

[7] Ellis（2008，第189页）。

[8] Akerlof（1997）。论文题目为“社会距离和社会决策”，研究社会距离对社会决策，特别是对教育和生育的影响。

[9] 我们早先的论文，Akerlof和Kranton（2000，2002，2005）是本书的基础。乔治·阿克洛夫也把那些论文中的原理运用到宏观经济学中，见Akerlof（2007）。

[10] 霍普金斯诉普华永道，490U.S.228（1989）。

[11] 霍普金斯诉普华永道，490U.S.228（1989）。

[12] Becker（1957，1971，1981）；Becker和Lewis（1973）。

[13] 女权主义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一直主张更宽泛的经济学视野。可参见Ferber和Nelson（1993）。

[14] Donald Rumsfeld用这句话来赞扬Milton Friedman，他还说在庆典活动中这句话也代表了其他告别词，其中包括Gary Becker、Edwin Meese与Alan Greenspan等人的话。该演讲全文见《Rumsfeld》（2002年）。“观念有其结果”也是芝加哥大学哲学家Robert Weaver1948年出版的著作所用的书名。

[15] Keynse（1960，第383页）。第二章 身份经济学

本章介绍了身份经济学的总体框架，它为我们揭示了两种经济学之间的差异：一种包含身份和规范，另一种则不包含身份和规范。身份、规范和效用函数

经济学家用“效用函数”来描述动机。效用函数是一个数学表达式，它刻画人们究竟关心什么。例如，有的人可能很关心如何在今天和明天的消费之间做出选择，他需要做的就是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函数，比如他需要在借贷和储蓄的规模上做出选择，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用这种方式描述动机太过间接，但实践表明这是非常有效的方式。效用函数及其变量为经济学家对动机进行分类提供了一个规范方法。理论上，效用函数能够表示任何类型的动机。

大部分经济分析关注金钱动机，例如对消费和收入的渴望。但如今的经济学不仅只关乎钱，很多经济学家相信对非金钱动机的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效用函数也因此得到了发展，一系列非金钱喜好和偏好成为了变量，比方说对孩子的渴望、对社会地位的关注以及对公正和复仇的渴望。

但是，在这些眼花缭乱的研究中，经济学家们几乎还是毫无例外地坚持一个基本假设：这些喜好和偏好是个人的特征，独立于社会环境。一些人更关心小孩，而另一些人则不是；一部分人比另一部分人更关心自己的社会地位，如此等等。这些假设都忽略了一个事实，即人们关注什么以及关注的程度是以其身份为基础的。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公平”的例子。著名经济学家，包括约翰·[1]纳什、马修·拉宾、恩斯特·费尔，都谈到了公平的问题。他们指出，人们关注公平，渴望被公平地对待，因此效用函数应当包含这个因素。公平可以解释很多经济学实验的结果，特别是高校教师主持的旨在模拟真实市场交易的实验，受试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公平”的结果，而[2]非单纯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

但是在真实世界里，人们对公平的定义建立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在某些情况下被视为公平、自然而然的处事方式，在其他地方可能被看作是鲁莽、有失公允的，这个道理非常重要且显而易见。在印度，上等种姓对待下等种姓是非常不平等的；在卢旺达，图西族人和胡图族人之间的长期矛盾，造成他们彼此始终无法平等地对待对方；美国也不例外，长期以来，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地位也有欠平等。此外，在日常交往中，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不平等的现象，比如在运动场上。在医院手术室，我们也可以看到医生对护士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至今在很多国家，妇女和女童仍然遭受人身攻击，她们无法入学，甚至不能离开家门半步，更不要说拥有选举权、财产权，或是开设银行账户了。

这些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与人们的身份直接相关。人们的行为规范，取决于他们在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和位置。因此，人们对公平的定义，也取决于谁和谁互动，在什么社会环境中互动。在受试者及其身份明确匹配的实验中，受试者对待他人的方式就有所不同。我们将在第四章中评估这些实验证据。社会类型、理想类型和观察

人们是如何掌握并运用社会规范，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呢？我们从观察他人行为当中学到了很多，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学习语言，儿童貌似不费吹灰之力，通过模仿他人就学会了说话。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学习词汇和语法，更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正确的发音，此外，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他们还能够辨别细微的差

[3]异。移民子女的口音和他们的同伴而非父母类似；六岁儿童开始懂得，对某些人合适的说话方式对另一些人是不妥当的。比如，丽莎·黛尔比提到一个一年级黑人学生，这个学生问她的老师：“为什么您[4]像白人那样说话，就像我妈妈在电话里讲话那样？”

在社会科学的规范语言中，人们将自己和他人划分成不同的社会类型，而这些类型与相应的规范自动地联系在一起：属于不同社会类型的人应当有不同的行为方式。这些规范同样说明了不同类型的人群（用我们新的词汇就是不同社会类型）之间应当如何相互交往。

身份、规范以及社会类型看起来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但是它们有很强的现实性，而且很容易观察到。当人们对自己是谁、应当如何行为拥有一个理想类型时，规范尤其清晰（所谓理想类型是指与特定社会类型相对应的典型特征和行为）。这种理想类型可以在真实或者假想的个人中找到。宗教为我们提供了显而易见的有力证据。宗教创始人及其先知或圣人往往都是典范。对基督教徒来说，福音书中描述的耶稣生平为信徒应当如何行为提供了一个理想类型；对于穆斯林来说，理想类型就是穆罕默德的生平和传统教规。我们甚至还可以从人们如何谈论自己的生活中，观察到社会类型、规范以及理想类型。很多人能轻易描述自己是怎么想的、应该怎么做，他人应该怎么做。外部观察者，例如外来的人类学家，只需要听听故事或者流言八卦，就可以推断出规范。

戈夫曼观察到的美国日常生活的点滴，清楚地说明了身份和规范[5]的作用。他谈到儿童对自己的年龄非常敏感，他们骄傲地告诉别人自己的年龄，不仅可以精确到月，有时甚至精确到日。儿童了解什么样的规范适用于多大年龄，他们清楚地知道大龄儿童的行为应当有别于低龄儿童。乘坐旋转木马的儿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然实验，让我们深入了解规范在其中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到不同年龄儿童玩耍时的反应，幼儿在父母的陪伴下骑乘，四五岁大的孩子独自骑乘，他们对自己的成就深感自豪，不断地向等候在一旁的父母挥手示意。更大一点的儿童骑着有趣的动物形状的旋转木马，如青蛙或者老虎，他们很兴奋，但极力表现得若无其事。2010年夏天我们观察到了一个13岁的男孩，他先是不安分地骑在一匹马上，随后换到了一头鸵鸟的背上，接着又开始变换坐骑，在游戏音乐停止之前，他就下来了。为什么大龄儿童会有上述行为呢？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喜欢旋转木马，就像经济学家传统上描述的那样，而是喜好变了。相反，大龄儿童和低龄儿童同样着迷于这种旋转的游戏和音乐，前者内心充满矛盾，他们喜欢这项活动但认为这个游戏只是给小朋友玩耍的，而自己已经长大了。

喜好和规范的这种交互影响将是本书讨论的核心。旋转木马的例子阐述了一个一般观点：当人们做着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时，他们感到愉快，就像上文提到的四五岁儿童骑旋转木马。但是，当他们（和他人）的行为有悖于规范时，就像大龄儿童一样，他们会感到沮丧，于是，他们会改变自己的决策，以满足自己设定的标准。将身份概念引入研究的范畴

本书将身份、规范和社会类型均引入经济学分析。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用身份来统称这三个术语，身份这个术语在学术研究和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里我们将结合我们的分析给身份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人们的身份决定了他们的社会类型，身份影响着人们的决策，因为不同的行为规范与不同的社会类型紧密相连。戈夫曼的“旋转木马”清楚地表明：首先，社会类型是存在的，例如不同年龄组的儿童；其次，关于某一社会类型的人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规范也是存在的；最后，规范影响行为，上文提到的13岁男孩已经不能从旋转木马的游戏中获得快感，所以他决定放弃。身份经济学及供给与需求

我们对身份和效用的探讨，从旋转木马一直到种族灭绝。本书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身份、规范以及它们所依赖的社会类型是变化多端的。身份的内涵可以是当下、某一天、一年、一生或是几代人。例如，女性在一天当中可以是家庭中的母亲，也可以是职场上的专业人士；此时，社会类型就是指她在某个时候如何给自己定位。在人的一生当中，人们对生活的认识也极有可能发生戏剧性的转变。

因此，身份和经济学中已被证明真实有效的供给与需求概念一样，拥有多样性。一方面，供给和需求可能指的是短期内对股票和债券的供给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指总量经济中的长期供给和需求。无论哪一种情况，我们都会在某个特定背景下探讨这两个概念。

我们也运用类似的手法来探讨身份。在某个背景下，对供给和需求的分析需要我们首先辨析买方和卖方；其次，我们对现行的技术条件及市场结构加以说明；最后，我们开始探讨人们特定行为（例如价格或者购买选择）的所得及所失。同样的，对于身份，我们首先将个体与特定的社会类型相联系；其次，我们对现行的规范及社会类型加以说明；最后，我们探讨在特定的身份及相应的规范下，个人作出不同决策的得失。这些得失和经济学分析中的标准问题，将决定人们的行为。本书的大纲

第一篇建立了身份经济学的框架。其中，我们谈到了身份和规范如何被正式引入经济学分析，之后我们讨论了这些概念可以被运用在经济学的哪些方面。

第二篇和第三篇将身份经济学的框架引入了经济学的四个重要研究领域，包括组织、教育、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中的性别问题，以及种族和贫困。对每个领域我们都得到了全新的结论。比如组织理论，40年前经济学家开始建立工作的激励机制理论，强调了工资和奖金的重要性。根据该理论，一个好的公司拥有一套恰当的激励机制。然而一个更加微妙的观点却得出了近乎相反的结论，如果员工们仅仅关注工资和奖金，他们就只会做那些仅增加自身利益、但可能无法使顾客和公司获益的工作。如果单纯的经济激励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哪些努力才是有效的呢？身份经济学认为一个公司要想良好运行，就要获得雇员的认同，而且雇员遵循的规范能推进公司的目标。由于公司及其他组织是所有经济体的基础，上述认识改变了我们对经济成功或失败的理解。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教育领域，我们也同样有了全新的认识。40年前，经济学家在教育理论中强调其货币成本及收益。经济学家详细阐述了这些成本及收益，包括有关教育收益的信息可能不正确、同伴对学习的影响、学生的耐心等。身份经济学为其注入了新活力。求学的大部分成本和努力学习的大部分成本源于规范。在校学生获得多少教育，也即所谓的教育需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以及他们是否应当留在学校。好学校，即辍学率低和学术水平高的学校，可以改变学生的身份和规范，因此我们解决了教育经济学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哪些人最终留在了学校？为什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学校的成功或失败？

本书的最后部分讨论了身份经济学研究的未来，它如何被用于解决新的问题，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一样需要慎重对待从观察中得到的数据。接着，我们探讨了身份如何拓展经济学研究，比如身份拓展了“选择”研究的范围。人们根据自己的身份做出选择，父母为子女选择学校，女性选择外出工作抑或是做家庭妇女，移民选择是否被同化，单身男女决定继续维持单身还是结婚。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的动机或喜好一定程度上是他们自己促成的。因此，关于身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身份选择可能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经济决策；其次，身份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的偏好会发生改变；再次，第三方可能有激励按人们的想法来改变自己和规范。广告商、政治家以及公司老板均会影响社会类型和规范；最后，身份为我们研究不平等提供了新的机会。规范可能会引起某些导致业绩低下和失业的行为。界限分明的种族、民族和社会阶层限制了人们的身份。由于身份是行为的基础，这种限制可能是决定个人经济地位和福利水平的最重要的因素。

[1] 可参见Nash（1953）；Varian（1974）；Rabin（1993）；Fehr和Schmidt（1999年）。

[2] 有关此类结论的评论，见Camerer和Thaler（1995）。

[3] 对Judith Harris研究工作的解释，来自R.Akerlof（2009a，第4页）以及较早的文稿。

[4] Delpit（1995，第48页）。学生们也知道种族的社会类型，他们的行为可能会映出这种意识。在对迈阿密和圣迭戈高中生所做的一次调查中发现，年级平均分随着学生的种族自我认同发生变化（这一分析将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控制变量）。他还发现，学生的美国人意识越强烈，他们的学业成绩就越低。

[5] Goffman（1961，第105～110页）。第三章 效用论中的身份和准则

现在，我们要讨论本书的基础。本章将精确地说明我们如何将身份引入经济学分析。所有的经济学研究都以描述人们的动机为起点。这里，我们将建立一个扩展的新效用函数，它包含了身份、规范和社会类型。基本方法

我们的效用函数简洁明了。只需借助社会类型、规范和理想类型以及身份效用函数这三个要素，我们就可以刻画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人类行为动机是如何变化的。我们的分析方法包含两个部分。在第一部分中，我们界定了效用的标准概念：一个人对物品、服务或者其他经济结果的偏好；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具体说明了相关社会背景下的身份要素：

●社会类型和每个人所属的社会类型或身份；

●每个社会类型的规范和理想类型；

●身份效用，也即当个人行为与社会理想类型和规范相一致时带来的效用，或者相违背时所遭受的损失。

最后一项要素可能具有外部性。经济学家所说的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给他人造成了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一个经典的负外部性的例子就是工厂造成的空气污染。就身份而言，人们的效用不仅可能因其自身的选择而增加或减少，还有可能受他人选择的影响。正如人们遭受来自工厂的污染，他们也可能因他人违反规范而受损。正如人们会抵制污染，利益受损的一方也会对违反规范的一方采取处罚和抵制措施。在本书的若干研究中，我们将看到类似的身份效用损失以及随之而采取的应对措施。

虽然有了上述分析方法，但作为分析研究人员，我们应当如何具体地说明相关的社会类型和规范呢？对此，我们的做法是以观察为基础，本书所有的应用分析都体现了这一点。

这一分析方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扩展的效用函数，它包含新的得失权衡（trade-offs）。某个行为可能增加了消费但会降低身份效用。和所有经济学分析一样，我们假设一个人通过平衡这些新的得失，来实现效用最大化。和所有经济学分析一样，效用最大化概念并不必然意味着一个人的理性选择，这只是个比喻，经济学家对此有着更为丰富的解释（我们将在本章最后的附录“罗塞塔石碑”中，讨论经济学词汇的各种不同含义）。短期选择与长期选择

在最简单的情况下，我们假设一个人在给定的身份、规范和社会类型下，选择能够最大化其效用的行动。他通过平衡第一部分的标准效用和第二部分的身份效用，采取最恰当的行动，来最大化自身的效用。这个分析与短期内的供给与需求分析类似，只不过顾客和公司在特定的技术和市场结构条件下作出选择。

在一定程度上，人们不仅选择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会选择其自身的身份。社会类型或多或少有其范畴（ascriptive），但人们经常会选择自己的身份，例如，外来移民会决定是否被当地社会同化。研究这些选择属于长期分析，这也与供给和需求分析相似，从长期来看，公司和消费者可以选择进入或退出市场。同样的，身份的选择也不一定是理性的。

就长期而言，人们可以改变规范、理想类型以及社会类型的本质。这些改变可能受到利益相关的第三方的影响，例如公司或者政治家。这个变化过程也与供给和需求的变化过程相似，从长期来看，市场内部和外部的力量将推动技术发生变化。案例：吸烟

美国的吸烟趋势是一个简单的案例。吸烟是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将吸烟列在了可控致癌因素的首要位置[1][2]，估计每年由吸烟带来的生产率损失在820亿美元上下。吸烟是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的经济学家们长期研究的重点，他们研究的领域还包括酒精及非法毒品的消费。

常规的经济学研究将重点放在烟草需求方面，根据效用函数，需求来源于对吸烟的偏好：即人们只是单纯地喜欢吸烟，更为严谨的分析引入了尼古丁依赖以及与朋友吸烟时的愉悦。分析的核心问题就是烟草税如何影响香烟消费，特别是未成年人的香烟消费。

为了构建一个关于吸烟的身份经济学理论，我们采用了与常规经济学研究相同的方法。我们首先对烟草和尼古丁设定一个标准的效用函数；随后，在观察的基础上引入身份变量。

吸烟的社会规范特别是女性群体吸烟的社会规范在20世纪期间[3]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初，女性吸烟是非常不雅的，即使到了20世纪60年代，女性吸烟还不太为社会所接受，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运动终结了这种差异。弗吉尼亚牌女士香烟打出了“女孩们，你们[4]久等了！”的口号。正如广告中描绘的，妇女从洗衣盆、古板乏味[5]的穿着以及禁烟中解放出来。根据我们的分析方法，男人和女人分属两种社会类型，而男女所遵循的社会规范具有时代特色，效用损失源自对规范的偏离。

从效用方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男性和女性在吸烟方面存在的差[6]异起初是相当大的，这种差异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缩小。20年代，男性烟民的比例比女性烟民多60%左右，直到1950年妇女吸烟的[7][8]现象仍然不普遍。而到了1990年这个差距基本消失。这种趋同并不能完全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加以解释，它会让我们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男女之间经济差异的变化上（例如男女收入差距的缩小），但这种解释是不全面的，因为在早期即使收入丰厚的女性也是远离香烟的。

吸烟是社会规范在人们行为中发挥作用的一个典型案例。性别规范的变化，是女性烟民逐渐增多的最重要因素。当前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较高的赋税是减少吸烟的一种手段，但高税收很难征管。身份经济学使我们能够从更广泛的视野去研究诸多社会现象的原因，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解决问题的措施。

[1] 见Christakis和Fowler（2008）。

[2]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02，表2）。

[3] 见Waldron（1991，第993页）。

[4] 也可参见Elkind（1985）。

[5] “宝贝，你已经走了很长的路。”

[6] 见Waldron（1991）。

[7] 见Fiore（1992）。

[8] 美国人口普查局（1992，表198，第128页）。第三章后记 罗塞塔石碑

本书旨在为经济学引入新的概念，因此我们必须运用经济学特有的语言。经济学语言有相当的延展性，因此不应该过分囿于字面意思。本后记解释了我们使用的各种术语，这些术语在经济学中的意义和内涵，不同于它们在其他社会科学中的一般说法和用法（本后记供感兴趣的读者阅读，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略过不读）。个人选择与效用函数最大化

和几乎所有当今的经济学一样，我们的分析也将人们的决策描述为最大化其效用函数，这个描述暗含了选择都是理性的。理性选择只是一种可能，经济学家们对此有着更为广阔的视角；效用最大化有时也代表着人们非理性的选择，阿玛蒂亚·森认为，物理学家运用同样的方法，提出了光“遵循最少时间的原则”，很显然，光无法做出理性的判断。但是，从人类观察的角度，它确实像是遵循最少时间的原

[1]则。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众多与阿玛蒂亚·森政见和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同样认为，效用最大化并没有假设人类理性水[2]平有高有低。社会化的作用

在效用最大化和我们的身份概念中，与个人理性有关的这种不可知论拉近了经济学分析与其他社会科学分析之间的距离。在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研究者认为，个人行为很大程度上由社会化程度而非理性力量决定。人们自然地、不假思索地做着习惯性的举止和动作。他们是社会环境的产物，而且从未意识到他们本可以有不同的行为。比如，在旋转木马的例子中，4岁儿童并没有认识到他可以像13岁儿童一样行事。认识到可以这样做的只有社会科学家。但是，标准经济学模型并没有考虑社会化，除非每个人都以同样的方式社会化。人们之间的任何差异，都被视为独特的个人差异。

我们的身份模型包含了两种可能：人们在其效用函数中拥有自己的个人偏好，同时，规范也被纳入我们的模型。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养成一些喜好，也习得了一些规范。通过社会的认可与否定机制，这些规范可以被内化。流言蜚语、小道消息以及公开和私下的审查都是传播和强化这些规范的常见手段。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下，个人的选择不仅由其个人特有的偏好所决定，而且受内化的社会规范的影响。因此第三章关于如何设置效用函数考虑了综合法。福利与效用的关系

经济学家们很自然地会将效用最大化与福利最大化联系在一起，但在本书中我们并不就此展开讨论。对我们而言，这里的效用函数完全是有关动机的描述。结构及身份选择

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有时候会用身份选择来描述人们的特点。同样的，这种描述可能意味着人们的理性选择，但我们并没有将此作为前提假设。人们可能只是尝试并确定自己的位置，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可能只是感到舒服或不舒服。有些人，如记者吉尔·尼尔森，可以清晰地阐明他们的得失权衡，我们将在下文中引用尼尔森的例子。但是，很多人无法描述自己的动机，或者说对自己的动机可能没有充分的认识。

此外，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的身份选择是有限的。在任何经济学分析中，选择总是与其约束条件相对应。社会结构可能会限制选择的范围。在一个按民族、种族以及家庭背景来界定社会类型的社会中，一个人几乎不可能接受新的身份。我们的分析框架也考虑了这样的情况。模型与身份的定义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经济学家们逐步通过建立模型来描述经济和社会现象。有用的模型就像引人入胜的卡通一样，聚焦最有意思的那些情节特点。我们的方法描述了一个新的“部分”，而这个部分有可能被纳入我们的模型。我们关注的焦点，也就是所谓的身份，在我们使用身份概念的所有模型中都得到了明确的界定。因此，没有必要再就身份的含义进行争论。

我们的方法论避免了有关语义方面的争论，比如“究竟什么是我们所指的身份？”，如果另有他人建立一个模型，并提出一个不同的身份概念，我们同样会调侃他的定义。争论的要点被推到了另一个层面，并且只能通过经验分析来解决：这个包含“身份”概念的模型能够得到新的、有启发意义的结论吗？“应当”的定义

我们常常谈到人们对自己的身份及行为举止都各有其看法和规范。“应当”来自于伦理和道德的视角，然而，这里我们将给“应当”赋予更宽泛的内涵。人们应当如何行为是建立在特定的社会规范之上的，这些规范多半被人们吸收采纳，甚至多半是无意识的。例如，我们会身着正装而不是穿着短裤拖鞋去做一场正式的演讲。但是，我们并没有必须着正装的道德理由，而只是认为短裤拖鞋不合适，后一种着装方式可能更适合南加州的校园生活。

我们生活的世界到处可见这种强有力的社会规范，而对这些规范的认知多半是无意识的。就此而言，我们使用的“规范”与非经济学领域使用的规范大同小异。个人身份和交往身份

当我们讨论个人最大化自身的效用函数时，我们会考虑两个因素：社会规范和个人的偏好或喜好。从表面上看，这种考虑描述的是所谓的个人主义身份观。在不考虑其他人的情况下，一个人如果坚持他所属社会类型的社会规范，就会因为获得身份效用而满足。但是，和前面提到的一样，我们的视角更宽泛。获得身份效用可能表明，人们从适应某个群体的所作所为中得到了满足。这种效用来源于加入群体的过程。

这个视角相当于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理解的“交往身份”，他们认为身份和规范源于社会交往与权力的关系。来自不同群体或阶层的[3]人利用某些共同的符号，使自己有别于其他群体或阶层。此外，我们的分析能够说明个人与团体之间的动态过程，并揭示某一特定的活动如何逐渐变成一个群体的特征性规范。读者可以从我们对种族和贫困的研究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1] Sen（1997，第745页）。

[2] 见Friedman（1953）。

[3] 主要参见Bourdieu（2002）。第四章 身份经济学在当代经济学中的位置

身份经济学处于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我们跟随过去50年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将经济学与现实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深入观察经济和社会生活，并改造现有理论，我们改变了经济学。

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的四次理论转型。50年前，经济学理论基本上认为，只有完全竞争和垄断两种市场结构。但是，大部分产业，包括汽车、航空和石油产业，并不符合这两种市场结构。为了研究经济中的这种重要现象，经济学家引入了博弈论。这就需要明确经济活动的主体是谁，他们知道什么，他们作出决策的时机以及策略选择，所有这些均来自对特定环境的观察。现在，博弈论研究已在经济学中普及，涵盖的主题包括婚姻、货币政策等。

50年前，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掌握了相同的信息，买方和卖方的信息是对称的。现如今，通过研究产品、保险市场和劳动合同，我们知道信息是不对称的。我们说明了谁知道什么，他们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更晚近一些时候，行为经济学使经济学理论更符合心理学的发现。现在，经济学家们经常讨论不完全理性，例如现状偏差（present bias）、习惯养成和损失规避。

最后，经济学家们追随加里·贝克尔，研究社会问题。歧视、家庭失调和犯罪等现象都要求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贝克尔的方法和我们的方法一样，都扩展了效用函数。

因此，本书仍然遵循了传统的经济学发展轨迹。正如四次经济学理论转型那样，我们也力图让理论更接近观察到的现象。我们的研究强调特定社会背景下的个人。实验与身份经济学

行为经济学中的大量实验研究支持了我们的理论。社会心理学实验和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实验都表明，人们的行为取决于他对自身身份的认知。

在1954年开展的一个基础性实验中，心理学家谢里夫和同事将[1]两组11岁男孩从俄克拉荷马城带到了罗伯里凯夫州立公园。两组男孩分别乘坐两辆巴士，并被隔离在公园的不同区域长达一周。每一组中的男孩都因离家后一起艰苦生活而变得亲密无间。但是，这两组儿童形成了不同的身份特征：一组通过齐心协力打死了一条响尾蛇而骄傲地将自己的团队命名为“响尾蛇”，另一组则称自己是“雄鹰”。周末时，两组成员才意识到公园里还驻扎有另一组队员，但他们仍未碰面，随后他们被集合在一起做游戏。此时，11岁儿童之间的战争爆发了，在冲突最剧烈的时候，两组人马突袭了对方的营地并焚烧了对方的旗帜。在实验的第二阶段，研究人员进行干预，促使两组男孩成为朋友，最后他们全都高高兴兴地回到了家。

这个实验清楚地展示了我们理论中的各个要素：社会类型（雄鹰队与响尾蛇队）、规范（各队均认为攻击对方是当时最恰当的行为）以及身份效用（男孩们因自己的经历而感到骄傲）。

罗伯里凯夫州立公园的实验将男孩们带到了有蛇出没的森林，诱导他们形成团队身份。心理学家亨利·泰弗尔和同事随后开展的实验，试图找到形成这种团队身份的最低条件。这些实验发生在一个大学实验室里。实验对象是英格兰布里斯托的14～15岁男孩，他们被分成两组，划分的依据是他们喜欢保罗·克利还是瓦西里·康定斯基的画作。这种分组实际上是随机的。当实验对象按要求从一份得分单中作选择时，他们更有可能选择使两组的相对得分差异最大化的得分对（pair [2]of points），而不是选择使他们组的绝对得分最高的得分对。

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将这种“最小团体范式”应用到了几乎所有可能的领域，例如，亚历山大·哈斯拉姆研究了“最小团体范式”对领[3]导力、危机管理和组织中的团队生产率的重要性。

在新近的一项研究中，经济学家陈燕和李雪莉（音译）也采用了这种范式，她们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实验对象有经济利益的情况下，[4]分组也是重要的。实验对象被划分为两组（一组按照喜欢克利或康定斯基的画进行划分；另一组随机分配）。当实验对象配对进行实验游戏时，他们需要作出选择，要么“惩罚”要么“奖励”另一个游戏参与者，从中，我们观察到实验对象展现出很强的组内偏好，也就是[5]说，他们更多地奖励组内的成员，更多地惩罚组外的成员。

一些经济学实验将这个范式进一步引入实验室，在实验组间建立某种联系。卡尔加里大学的肯德拉·麦克利什和罗伯特·奥克索比运用一种特殊技巧设计让某一组成员认为另一组的人不如自己聪明，在稍[6]后的游戏中，研究者们观察到了非常明显的组内偏误。其他一些实验将实验对象划分成组，并通过奖励一组成员金星贴纸或者一顿丰盛的大餐来诱导两组之间形成某种“地位”差异，这种人为操纵在之后[7]的游戏中同样带来了偏误。

另一类社会心理学实验同样表明，社会类型显著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当我们提醒人们注意民族、种族和性别身份，哪怕是微妙的提醒，他们的行为都会发生变化。这种方法被称为“启动”（priming）。克劳德·斯蒂尔和乔舒亚·阿伦森在斯坦福大学本科生中开展了一个经典

[8]实验。他们将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语文题分别发放给非裔美国学生和白人学生，并提前告诉其中的一些实验对象（实验组）这些题目是用来考察他们的能力的，而控制组并没有得到这样的信息，在这个实验中，得到此信息的非裔美国学生的表现较白人学生和控制组内的非裔美国学生显著较差。斯蒂尔和阿伦森认为，这部分学生深受种族与成绩相关这一传统思维模式的影响，从而导致了较差的考试结果。

考虑到实验对象的群体和社会背景，这些结论非常重要。参与实验的学生必定参加了美国大学生入学考试，这类似于斯蒂尔和阿伦森组织的标准化测验，并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才可能被斯坦福大学录取；此外，作为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即使从前没有生活在多种族的环境中，但大学校园是一个多种族环境。这种“启动信号”或者是实验，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构不成威胁，而且实验的结果也不会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然而传统思维模式的不利影响仍然非常显著，其他类似现象[9]还包括女性的数学才能偏低，老年人的记忆力较差。

近来，经济学家卡拉·霍夫和普里扬卡·潘迪研究了印度的种姓制度和传统思维的不利影响，我们深受这一研究的触动。实验对象要解答迷宫难题，如果他们解出了所有的题，就可以获得丰厚的货币奖励。在印度，一个人的姓氏反映了他的种姓。当用姓氏来点名时，种姓影响机制便被启动了，相对来自高种姓的实验对象，来自低种姓的实验[10]对象解决迷宫难题的数量减少了23%。只要实验对象在公众场合听到有人大声念他们的姓氏，就足以使他们的表现变差，即使成功解[11]出每一道题可以得到丰厚货币奖励，也不能改变这一点。

霍夫等人（Chen和Li；Hoff和Pandey）开展的身份经济学实验截然不同于如下两类实验：包含了货币激励的传统社会心理学实验，以及将实验对象置于不同社会情景下的传统经济学实验。常规的经济学实验旨在验证经济学理论，譬如考察经济激励的影响，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实验操作人员需要剔除社会背景的影响。实验对象是匿名参与的，他们没有见过或者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和谁互动。相反，基于身份的实验控制住了经济激励，却允许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为了研究真实世界中的社会类型，实验操作人员需要让实验对象知道参与互动的双方都是谁，他们甚至在实验室中设计了不同的社会类型，例如上文提到的最小团队实验。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实验采用经典博弈，例如“信任博弈”、“独裁者博弈”和“公共品博弈”，同时也发现了真实的社会类型所产生的影响。例如信任博弈类似银行贷款，研究人员将实验对象配对，“给予方”决定给“接受方”多少钱，研究人员将这笔钱增加3倍后，交给“接受方”，随后由“接受方”决定返还给“给予方”多少钱。在哈佛大学的一个实验中，当实验对象的配对成员来自其他族裔或其[12]他国家时，“接受方”返还给“给予方”的钱明显要少。在以色列，费希特曼和杰尼兹开展了同样的实验，其中实验对象返还给东方系犹[13]太人的钱较返还给德比系犹太人的钱明显要少。洛伦茨等人将囚徒困境博弈运用到瑞士军队当中。实验对象可以惩罚那些不配合的参[14]与者，而事实表明实验对象更多惩罚同一个排的战友。实验同样发现了性别影响，在公共品博弈和竞争环境下，男性和女性实验对象的表现因他们的分组差异，比如全是女性一组，全是男性一组，或男[15]女混合，会有显著的差异。

所有这些实验为身份经济学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它们均包含了社会类型、分属不同类型的个体，以及小组成员应如何行为、如何与他人交往的规范。不同的实验环境带来了不同的身份效用，随之带来了不同的结果。身份经济学、加里·贝克尔和偏好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致力于拓展标准的经济学，以纳入现实生活中观察到的各种不同动机。拓展经济学的现代方法始于加里·贝克尔[16]1957年出版的《歧视经济学》。贝克尔在第二版序言中提到，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最初反对将本书纳入经济学研究系列读物中出版，因[17]为歧视并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当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探讨白人歧视黑人的原因和结果时，贝克尔则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歧视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之上，为此，他建立了一个新的包含“歧视偏好”的效用函数，贝克尔写道：“如果一个人有歧视偏好，他会通过直接支付[18]一些东西或者降低收入，与某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交往。”随后他[19]又研究了这些偏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那些最著名的理论结论中，有一个结论认为，竞争性市场可以消除歧视的影响，因为那些单纯雇用最高效工人的厂商会取代那些耽于歧视的厂商。贝克尔将生育、犯罪、婚姻、利他主义、酒精上瘾等因素继续丰富到理论当中，[20]他通过修改效用函数展示了经济学如何研究这些因素对人们行为的影响。例如，抚养孩子的成本和收益将影响生育率，而婚姻税费将影响结婚率。

在贝克尔之后，大量经济学家延续了他的研究，而贝克尔本人仍在致力于将非经济动机纳入效用函数。但是，总的来说，他并没假定这些喜好随社会环境而变化，而是假定基本喜好是普适的，任何差异都源自个人差异或者个人经历。即使某个人的喜好来自他的文化背景（例如喜欢吃猪肉），这些喜好最终也会被等同为他对橙子和香蕉的[21]喜好。基于这一假设的研究着重关注价格和收入而非喜好如何影[22]响人的行为。当然，与这种研究方法相对应的是传统的经济学实验，它们关注货币激励，这与新的经济学实验不同，后者要说明社会环境有多重要。

贝克尔的基本观点，例如人们喜欢孩子，人们和朋友一起吸烟时感觉更开心，也许比促成本书的那些观点更有说服力。但是，观察社会规范的关键在于：知道如何观察以及在哪里观察。人类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特别关注人们的规范如何影响人们的自我认知和对社会背景的认知，这主要是因为这些研究者极易受其理论倾向的影响。戈夫曼（旋转木马案例的研究者）最有名的一本书就叫做《每日生活[23]中的自我呈现》。这种自我呈现只不过是我们遵循的某种日常提示。经济学中的规范

在身份经济学中，我们假设人们绝大多数时候都遵循规范，因为他们想要这样做。他们将这些规范消化吸收，并遵照执行。这一观点并不符合经济学家通常的观点。经济学家基本上认为，规范是通过外部压力来维持的，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遵守某一规范，是因为他们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在某些方面受到惩罚。

例如，西点军校的学员荣誉守则（Cadet Code of Honor）就规定[24]“学员不能说谎、欺骗、偷窃，而且也绝不能容忍他人这样做”，因此不仅欺骗行为触犯了守则，而且对违规行为知情不报也是一种违规行为。由此推论，知情不报触犯了学员荣誉守则。因此，不管是违规行为本身还是对违规行为知情不报，都将受到处罚。如果学员荣誉[25]守则能行之有效，即使没人相信它，所有人也将照章办事。因此，该守则就是经济学通常所定义的规范。

在绝大多数时候，西点军校的学员荣誉守则都能行之有效，学员们的确惧怕违规招致的严厉处罚（通常是开除）。但是，如果学员们压根儿就不相信该守则，它也会失效。为什么呢？因为层层举报和知情不报都是无法实现的，学员们可以为不举报他人的违规行为找到很好的借口。要想找到对知情不报施以处罚的正当理由，就变得更加困难。最终，若所有人都不相信荣誉守则，它就形同虚设了。

标准经济学关于荣誉体系的观点，只是通过持续交往产生的规范与未来惩罚威胁的一个例子。在诸如此类的“重复博弈”中，参与者[26]现在违反规则会招致将来的损失。例如，日本经济学家神取道宏就曾提出了一个关于社团内规范的理论：如果一个人欺骗，欺骗会随之蔓延开来。这种传染效应最终会导致系统性的崩溃，社团成员由此[27]遭受的损失最终将超过当初行骗所带来的收益。在“协调博弈”中，参与者关心的是，他作出的选择（比如选择学习一门外语或者选择一款软件）能否帮助他与他将来遇到的那些人相互协调。被大多数人采取的行动就形成了规范。扬说明了参与者遇到社团内部和社团外[28]部的人时，规范是如何形成的。

即使没有这样的持续互动，遵循某项规范依然可以看作一个人向他人证明自身具备某些重要特质的手段。在道格拉斯·伯恩海姆的[29]“一致性理论”中，遵守规范被看作是一种信号。奥斯丁-斯密斯和弗赖尔便采用一种信号模型来分析为什么黑人学生在学校里普遍遵循[30]不努力学习的行为规范。他们指出，这些学生希望向同伴传递这样的信号：他们是一类人，他们会始终属于同一群体，因而可以被信赖。

我们的效用函数中包含了个人对遵循社会规范的渴望这个变量，[31]因为大量证据表明这些遵守规范的人确实信奉规范。西点军校的学生坚信荣誉守则。对惩罚的恐惧、渴望与他人协调一致以及希望被信任这三点是遵纪守则的重要动因。即使在一个紧密联系的小型社区，人们某种程度上也相信规范是维护它们不受侵犯所必需的。因此，政[32]治学家乔·埃尔斯特将社会规范称为“社会大厦的水泥”。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数十年来对灌溉、沟渠、林业和渔业开展了极具影响力的研究，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同样的主题。概而言之，公地悲剧没有发生，正是因为规范将公共体系（communal systems）连接在一起。[33]规范源自何处？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规范的起源以及身份经济学。社会规范是如何演化的？人们如何将社会规范内化？根据罗伯特·奥克索比的理论，人们需要规范，以便在心理上适应并不如意的现实环境。[34]让·梯若尔等人对规范的认知层面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指出，人们渴望增进对自己的了解，希望在自己和他人心中长期保留相应的[35]印象。霍斯特等人的研究提出，规范会不断进化，以维持人们的[36]某种归属感。最近，罗伯特·阿克洛夫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他认为人们希望坚定自己的信仰，当行为主体拥有这样的效用函数[37]时，他们的相互交往就促成了社会群体、规范和身份的产生。总结

作为本书的第一部分，我们阐述了将身份引入经济学分析的方法，并探讨了为什么包含身份的研究是对以往经济学研究的拓展，同时也是一种背离。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身份经济学产生新研究成果的四个领域。

[1] 见Sherif等人（1954）。

[2] Tajfel、Billig、Bundy和Flament（1971）。

[3] 见Haslam（2001）。

[4] Chen和Li（2009）。

[5] 其他的理论与实验研究探讨了对标准经济学理论的更大偏离。它说明了金钱激励如何“挤出”诸如公正、互惠及遵守社会规范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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