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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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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四）试读：

简介

中国通史上自史前时期，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涵盖中国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几大历史阶段，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等方面。通过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可以系统地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和基本知识，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历史问题，学会批判地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理论和方法。

第一章　东周文明

洛阳东周王城广场建设争论

洛阳对文物保护工作很重视，80年代就曾创造了“先考古发掘后建设”的“洛阳工作方式”并被推广到全国。此次“天子驾六”在城市广场建设中惊现，洛阳市为此修改了原设计方案，付出了大量精力和财力，使文物得到妥善保护。但是，一段时间以来，舆论对洛阳不利，洛阳人觉得被误解，甚至有些委曲。完成可以理解。但人们实在是被当前许多城市以建设发展的名义大肆毁坏文物的现实吓怕了，惟恐稍迟了一步，那就无法再生的文物便荡然无存，届时就是骂娘也悔之晚矣。看来，围绕“天子驾六”保护的这场争论，洛阳是替别的地方背了黑锅。

随着河南洛阳“天子驾六”车马坑“原址原地保护性展示”的展览馆主体工程的完工，以及河洛文化广场正式更名为王城广场，由“天子驾六”车马坑发掘后引发的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争鸣、争论甚至激烈冲突，也告一段落，但围绕这场风波的回顾与反思却一直没有停止。有识之士认为，在历史文化名城任何“动一锨土”、“挖一个坑”，都需要慎之又慎。

厚重的洛阳

2002年10月，洛阳市建城市中心广场时，在文物考古钻探过程中，发现了惊世的东周王城大型车马坑遗迹，先后共发现了397座古墓和18座车马坑，其中一座车马坑长42米、宽7.2米，因从里面清理出一处6匹骏马驾一车的遗迹，倍加举世瞩目。据古文献记载，夏、商、周时期，“天子”才能“驾六”。洛阳这一遗存的出土，印证了古文献所记载的说法，同时证实了此车马为“天子之乘”。“天子驾六”是全国迄今首次发掘的夏、商、周的重要遗存，其保存之完好、规模之宏大，在世界上的确独一无二。

这一发现更增加了洛阳历史文化的“厚度”。早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阎文儒先生就率考古队，在洛阳市涧河两岸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发现了东周王城。这个城址是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建都的王城，至公元前256年东周灭亡，历时515年，25任“天子”以此为都。

经考古勘探发现，东周王城位于涧河两岸，四周有夯土城墙，占地约9平方公里，东墙、北墙、西墙的长与宽均有准确的探明，南墙稍有残缺。现在，东周城的遗址基本上湮没于现代都市的建筑群中。东周王城分为宫殿区、粮窖区、作坊区、居住区和墓葬区，现在的“王城文化广场”工地，即为墓葬区。在墓葬区中，过去50多年来已经发掘出许多大型墓葬、车马坑、陪葬坑。

东周王城遗址只是洛阳的五大都城遗址其中的一个，作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洛阳是中国建都最早、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历史上先后有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九个朝代在洛阳建都，史称“九朝古都”。1982年国务院公布洛阳为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时，对洛阳作了如此评价：“洛阳历史悠久，遗存文物古迹非常丰富，有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二里头遗址、尸乡沟商城遗址、东周故城遗址、汉魏故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以及大量的古墓葬等。”洛阳现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0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5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571处，馆藏文物近40万件。道河创始于洛阳，儒学兴盛于洛阳，佛学首传于洛阳，理学光大于洛阳。洛阳的厚重，由此可见一斑。

漩涡中的洛阳

以“天子驾六”为代表的车马坑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给文物考古界带来惊喜的同时，在城建与文物保护之间，如何建设全新的城市中心广场特别是地下人防工程的争论也越来越凸现出来，给洛阳市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位于洛阳市城市中心部位的“王城广场”，建成后将成为洛阳市政治文化和休闲中心，是组织集会、庆典、礼仪、检阅的活动场所，也是政府与市民对话的活动场所。广场规划面积4.2万平方米，基本在原有3.5万平方米的洛阳市中心广场的基础上扩建，新增的工程主要是1.6万平方米的中心广场地下人防工程（含人防指挥中心）。随着“天子驾六”等遗址的发掘，这项原本得到市民广泛赞同的设计方案，产生了巨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地下人防工程的设计如何修改？车马坑遗址等文物如何保护？

2楼

以原洛阳师范学院院长叶鹏教授为首的洛阳12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市委、市政府，要求重新审视原“河洛文化广场”的设计意向和方案，建议放弃原方案，把广场建成以展示东周王城遗址为主要内容的广场。

考古专家、洛阳考古队原队长叶万松也专门向有关部门写了《“河洛文化广场”与东周王城——关于筹建“洛阳东周王城遗址博物馆暨东周王城遗址广场”的建议》，他在综合当时各种主张时也赞同叶鹏等人的意见，他还提出了8点具体意见。

面对新情况，出现新问题，大家努力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洛阳市决策层在充分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决定修改原设计方案，采取原址原地保护性展示。2003年1月13日，在广场考古发掘工作已基本完成，发掘现场已清理完毕，广场建设及文物保护方案经市级专家论证后，洛阳市政府对已确定保护展示的7座车马坑设立了警戒线、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开始了广场西侧道路及相关的小型地下人防工程的小规模施工。但由于此次施工未按新《文物保护法》规定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和河南省政府批准，风波由此再次掀起。

1月24日，一家专业大报以整版篇幅刊登《洛阳在毁什么》一文，随后又采写刊登了热点追踪：《洛阳，1月16日以后……》，报道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网上各种各样的评论如潮。

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期间，《洛阳在毁什么》一文再次引起关注，有40多位全国人大常委联名向国家领导写信，强烈要求洛阳市采取果断措施，保护好文物。

5月28日另一张大报刊发《利益与责任的较量——由洛阳东周古墓群被毁想到的》一文，重提旧事，认为洛阳市在广场建设中破坏文物。这个占地面积4.2万平方米、投资巨大的休闲娱乐广场，建成后也许会为投资方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然后，在经济利益与举世无双的珍贵文物之间，应该选择什么是不言而喻的。

一时以来，洛阳市陷入了舆论的漩涡之中，褒贬不一。洛阳市包括河南省都承受了一定的压力。

被误解的洛阳

如果不深入地听取各方意见，可能不会得出“洛阳被误解”这样的结论。在采访了文物与建设部门，采访了对文物保护提出过建议的专家，还特地与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孙善武作过详谈后，记者感到，洛阳是被误解了。

谈起广场建设风波，虽然事已隔半年，孙善武仍然心绪难平。他说，事实将告诉人们真相，洛阳市按由专家论证审批的既定方案保护了文物，修改设计就损失了40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前期200万元的施工投入。今年国庆节前，原址原地保护性展示的“天子驾六”车马坑将展现在世人面前。当然，洛阳在此次广场施工中并非没有过错，这是洛阳下步要汲取的教训。但洛阳的形象却被大大地曲解了。孙善武侧重解释了以下两点：

一、城市中心广场的地下工程是国家批准立项的重点人防工程，而不是一些人所说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更没有什么重大的经济利益。

孙善武说，洛阳市建立城市中心广场，不是为了追逐经济利益，与“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也搭不上边，原因是中心广场原来就有，如果单纯建广场，根本没有必要开挖到地下，也就不可能发生城建与文物保护之争。这次主要开工建设的是由国家人防办、国家计委立项、审批的全国重点人防工程（按平战综合利用原则，平时辟为停车场）。

洛阳市是国家一类人防城市，有许多重要的军事设施和经济目标，出于战备考虑，自1994年开始，国家、省人防部门一直督促洛阳市尽快建设大型人防工程，地址确定在洛阳市人口最为稠密的西工区中心广场。鉴于洛阳市的财力，此工程一拖再拖。2001年国家人防办把洛阳市人防工程列为年度必须开工建设的全国18个重点工程之一，近亿元的工程建设资金全由人防系统自筹，该工程自2002年8月开工，整个工程的立项、设计、招标、施工均由市人防部门负责。

孙善武说，如果报道地下人防工程与文物保护之间发生了冲突，可能不会引起人们那么强烈的关注，但如果扯上中央三令五申反对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那轰动效应就不一样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纵观许多报道，在反映与文物的冲突时，只字不提国家要求建的人防工程，而通篇是壮美气派的城市中心广场。这让不了解情况的人气愤，但不能让了解情况的人信服。

3楼

二、洛阳人不会也不敢毁坏文物，洛阳市为保护文物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文物按照专家论证的意见，得到了妥善保护。洛阳对文物的厚爱与保护历来是重视的，在全国同类城市中，洛阳的文物保护工作是公认的。

据介绍，对于此工程确定的目前的地址，文物部门没有任何专家提出异议。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前，按照《文物保护法》和洛阳市基本建设程序的要求，由洛阳市文物钻探管理办公室于2002年6月6日开始，对地下人防工程规划区域进行钻探，相继发现东周等时期墓葬397座，其中车马坑18座。洛阳市文物队按照《文物保护法》有关规定和市政府的要求，于月底组成联合文物考古队开始对广场地下文物遗迹进行发掘，并及时获得了河南省和国家文物局的审批。市文物队严格按照考古发掘操作规程，认真对广场地下文物遗迹进行清理，其中发现的“天子驾六”大型车马坑后，因具有重要的文物考古价值，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最初，专家们提出3种保护意见，洛阳市委、市政府在广泛听取社会各方面意见之后，从切实保护文物的角度出发，决定采取原址原地建馆保护方案。

为有效保护文物，洛阳市政府与人防部门多次协调，提出了“一切为文物保护让路”的工程建设原则，对地下人防工程原建设方案前后进行了3次大的修改：人防工程的二、三期工程决定永不再建设，一期工程建筑面积由原来拟建的1.1万平方米缩小到6000平方米；地下人防工程由原来的长方形改为“哑铃型”。面积缩小、结构改变，导致国家这一重点人防工程的作用、性能大大降低。此外，广场绿化不再栽植大树，以种植草坪、花卉、灌木为主，以确保地下文物不受损坏。为突出广场的东周文化特色，把城市中心广场的名称由原来的河洛文化广场改名为王城文化广场。

与此同时，洛阳市政府将地下人防工程建设及文物保护方案上报国家、河南省文物部门，得到了批准，随后的工程建设完全按照文物部门的要求在组织施工。

给人教益的洛阳

客观的讲，洛阳市的文物保护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自洛阳龙门石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来，洛阳市对文物保护的力度不断加大，先后对龙门石窟、白马寺、关林庙、千唐志斋、汉光武帝陵、洛阳民俗博物局、洛阳都城博物馆等一大批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景点加以整修和环境整治，几年来用于文物方面的资金达4.2亿元。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的文物保护和旅游环境，得到国内外专家和游人的一致赞扬。纵使“天子驾六”车马坑的发掘与保护，也得到了大多数专家的肯定。但洛阳的文物保护，与其他地方一样，同样面临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的矛盾与冲突，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保护，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洛阳都给人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队长陈良传说，中科院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考古点，在文物保护方面能坚持先考古发掘后搞建设，洛阳在历史文化名城中是做得是相当好的。由于历史原因，隋唐城遗址大部分在城市建筑的覆压之下，但由于较好地坚持了先考古发掘后建设，现在对地下城的布局搞得比较清楚，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陈传良所说的先考古发掘后建设原则，也被称为“洛阳工作方式”——城市基本建设首先进行文物调查与钻探，是1982年在洛阳首创的。即没有文物部门的审批手续，土地规划部门不办理规划许可证，计划部门不立项，城建部门不颁发施工许可证——以确保“基本建设，考古先行”。“洛阳工作方式”后来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至今仍被许多地方借鉴。

在这次风波中，也要看到洛阳在文物保护方面还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是从指导思想上，文物保护必须落实到每一项工作当中，纵使再紧急的城市建设，也要严格按程序办事。依据《文物保护法》规定，像东周王城遗址这样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内的施工建设，必须报国家文物局同意和省政府批准。洛阳市有关负责人称，如何说广场建设应该汲取的什么教训，未等批复就施工就是重要的一点。

4楼

有关负责人在解释未经批准擅自开工的理由时说，客观上由于洛阳是著名的旅游城市，每年4月牡丹花会和“五一”黄金周期间，外地游客来洛参观游览人数达450万人，是洛阳市区常住人口的三倍多，广场地处交通要道，必须尽快完工。主观上是他们对贯彻落实新的《文物保护法》缺乏深刻认识，片面认为广场地下文物已经得到有效保护，不会受到破坏，局部小型施工不会影响文物安全，广场保护与建设方案是按照文物专家意见制订的，不会有大问题。今年2月，洛阳市已就未经省政府批准、国家文物局同意广场局部擅自施工一事，向河南省政府作了深刻检讨，并对整个广场建设过程中没有依法办事的有关单位和责任人进行了严肃处理。

二是文物保护牵动许多人的神经，政府部门与新闻媒体应该有一个良好的、及时的沟通。随着社会不断进步，人们越来越关注维系中华民族千年血脉的文化遗产，新闻媒体是必不可少的传声器。实际上，许多文物保护正是在新闻媒体的及时呼吁和高度关注下才免遭损害的。但在“天子驾六”车马坑的报道活动中，政府部门与媒体，以及通过媒体与专家、市民之间，却缺乏良好的沟通。洛阳市文物局副局长郭引强告诉记者，在群众和专家议论、媒体报道与政府的态度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矛盾，但误解却是有的。广场文物考古发掘是经过批准的，有“天子驾六”重大发现后，谁也没有说也不会说不保护，市主要领导在发掘现场说：“这可是个国家宝贝，要好好保护起来。”争论的焦点是采取哪种方案保护，就他参加的市里召开的更改设计方案的论证会就有四五次，损失的费用数以百万计，但群众和社会的对这些情况并不知道，媒体也没有及时报道。包括广场工程的核心是地下人防工程，而非地面广场，也缺乏有效的说明。

郭引强说，许多媒体上都报道说，洛阳人把古墓和车马坑都毁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根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对发现的无重大价值的一般性古墓葬及车马坑，在完成内部文物清理、测绘、资料拍照等发掘工作后，可以用作城市建设用地。在洛阳发掘二三百个古墓是常有的事，价值不大的也这样处理了。地下人防工程的施工并没有破坏文物，他们是在文物清理完毕形成一个一个土坑的现场施工，文物该清理的都清理了，该保护的也保护了起来，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经过批准就擅自施工了，程序违背《文物保护法》。但在实体方面，这些已经清理的土坑即使不建停车场，也只是拉土过来把坑填上。而且修改后地下人防工程的方案是经过专家论证最佳的方案，实际上，后来批准的也是这个方案。但这些情况，同样缺乏对媒体进行及时全面地解释。开放的社会，与媒体保持一个良好的沟通非常必要。

三是文物属于民族和人类，保护文物是全社会的事情，单靠文物保护单位的努力，远远不够。郭引强说，对于一些政府性的建设项目，涉及到文物保护工作还要好做一些，对一些商业开发性质比较明显的建设用地，许多人的意识就不一定能跟得上了，他们对先发掘考古再建设的规定，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包括这次地下人防工程施工，赶工期的施工单位，与以保护文物为已任文物部门，意见就发生冲突，一些比较明确的法律程序被城建部门忽视了。另外，《文物保护法》规定，考古发掘的费用要纳入建设成本，极有可能一些单位在征地后却发现地下有文物没有办法搞建筑，对文物钻探有抵触情绪；还存在施工单位和业主要赶工期希望文物考古能尽快结束，而文物部门却需要精心细致按部就班地钻探的情况。在文物保护与建设方面，需要协调的关系还有很多。全面提高社会各界的文物保护意识，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

东周文明齐荟萃

自2003年10月1日开馆以来，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接待了无数来自各地的游客。为更好地展示东周时期的历史文化，增加陈列的观赏性、知识性以及与游客的互动性，7月8日起，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对该馆第一展厅（前厅）进行了重新布展，该工作持续了两个月。

珍贵文物如何走上展柜？重新布展后馆中有哪些新亮点？征得文物部门同意后，本报记者走进现场，揭秘文物布展过程。

1

文物布展，完全依据墓葬发掘现场

8日上午，5大箱、25小箱文物从洛阳新区博物馆送回布展。

当日15时，文物开始上柜。

第一个布展文物的展柜是“战国陪葬墓”：该墓葬于1982年在解放路汉屯路口被发现，墓中有随葬器物190件，其中青铜器130多件，包括青铜鼎、青铜壶、青铜钟、青铜磬、盛食器等。

该展柜依照墓葬发掘现场原样布展。为工作方便，工作人员将一台笔记本电脑摆在玻璃橱窗外，对照电脑上发掘现场的照片摆放文物。

展柜是一个大玻璃橱窗，宽度不足1米。3名工作人员鱼贯从东门进入展柜：为保护文物和展柜内的地坪不受破坏，展柜内放了泡沫板，工作人员全部戴着手套——以防汗渍侵蚀文物。

入柜的第一件文物是一件青铜鼎。“位置准确不准确？”把展品放进展柜后，工作人员陶利军询问橱窗外同事。当然，隔着厚厚的玻璃，大家只能阅读“唇语”了。在橱窗外指挥的馆长吕劲松用手势指挥：手向左是向西，向右是向东，向外是向北，向内就是向南——食指一点，说明摆放到位了。

布置190件文物，工作人员足用了170分钟，都累得满身是汗。

当日17时50分，位于展厅西南角的车马殉葬制度展柜开始布展。18时20分，包括青铜马、玉璜、铜銮铃等文物布展到位。

截至昨日18时，前厅展柜文物全部摆放到位。

2“王城春秋”——东周文明全展示

重新布展后，效果如何？

这是一个集文物、展板、发掘现场全面展示、声光电多种现代科技效果展示为一体的崭新展厅。

进入该馆大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城池的模型——东周王城复原模型。该模型展示了宫殿区、王陵区、作坊区，让观众了解到东周王城的形制。

向右侧走，进入到该馆前厅，可以见到“王城春秋——东周历史文明展”。该展览由“王城寻踪”、“王陵探秘”、“礼乐文明”三部分组成，展厅面积为370平方米。

第一部分“王城寻踪”共两个展柜，位于展厅东南部。

第一个展柜中主要是“王城的发现”展板，展板向游客讲述文物工作者发现周王城遗址的经过。除此之外，展板上还有“周王都洛年表”、“王城的规划”、“东周王城图例”、“东周王城布局”等内容。

第二个展柜通过文字、图表和一些精美的文物向游客展示宫殿区的位置和概况，包括瞿家屯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盛世唐庄东周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仓窖区发掘现场、东周王城仓窖分布图、手工业作坊区、青铜器铸造、金属铸币和彩绘陶器等。展柜内还展出了精美的铜壶、铜鼎等文物。

第二部分“王陵探秘”部分展出了洛阳考古发掘的两个东周时期的墓葬、战国时期的陪葬坑等。

这里展示的东周时期“亚”字型大墓于2001年发现于市二十七中，模型制作比例为1:15。玻璃展柜内，墓室用雕塑材料制作而成，饰以淡黄色颜料。

另一个被展示的墓葬为2002年发现于周王城广场的车马殉葬坑。这个车马坑显著的特点是车在椁板之上，3辆车并列放置，这种形式的车马坑在全国为首次发现。“王陵探秘”还通过图片和展板介绍了“周山王陵”等。

第三部分是“礼乐文明”。

这个展区分列鼎制度、佩玉制度、车马殉葬制度三个板块。

天子九鼎，诸侯七鼎，诸侯五鼎——列鼎制度展柜展出了5件东周时期的青铜鼎，这些鼎一字排开，非常壮观。展柜内还展出了编钟和石磬。

佩玉制度展柜展出了玉璜等精美文物。

车马殉葬制度展柜展出了青铜马、铜车饰、铜銮铃等与古代车马制度有关的文物。

3

高科技设施——手指轻触，纵观千年

重新布展后增加了可由游客自己操作的、红外感应的现代化展示设备，让人大开眼界。

在展厅正中，有一块高2米多、长约3米的大型电子屏幕，屏幕前方有一块几案。几案内暗置一台触摸屏电脑，游客用手指点触摸屏上的目录，可以看到“序言”、“古都名城篇”、“保护展示篇”、“帝陵古墓篇”、“河洛文化篇”以及“洛阳建都年表”等内容，大屏幕随之会显示图片，并配有解说。

在展厅西南部，一个悬着的玻璃罩吸引了我们的目光。没想到，我们一站到这个玻璃罩下面，罩子对面的大屏幕就开始播放节目——“平王东迁”、“宴饮”、“丧葬”三个内容。

原来，这是一个三维动画演示系统。玻璃罩内有红外感应装置，游客一旦走入玻璃罩下，红外感应装置便“通知”显示系统演示三维动画。平王东迁的壮观场面、奢华的宴饮场景等都会让游客犹如亲临其境。

需要注意的是，今天是教师节，教师凭教师证可免费参观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

国家文物局专家：靖安还有未露面的东周王陵

4月7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了“2007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我省靖安李洲坳墓葬继景德镇御窑、进贤李渡烧酒坊遗址之后，再次高票入选。4月8日和10日，本报先后两次对靖安李洲坳墓葬最新考古成果进行了独家发布，并就读者关心的几个谜团进行了追踪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但是，许多读者对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对今后工作的安排，以及李洲坳墓葬的价值定位、是否申请国家级文物保护等问题提出了疑问。日前记者分别采访了湖北荆州漆木器保护中心主任吴顺清教授、首都博物馆丝织品保护研究中心的王亚蓉研究员、曾担任过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专家们证实靖安县存在着与李洲坳墓葬相关联的文化遗址。

首次通过墓葬展示越文化文明程度

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徐长青在介绍整个发掘工作时说，靖安李洲坳墓葬的惊人发现，引起了我国考古界专家、学者和各级领导的重视及关注，并在工作上提供了极大支持。去年底和今年初，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黄景略、徐苹芳、张忠培、徐光翼等人，破例同机同车来到李洲坳实地考察，他们被这些罕见的发现震撼了。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说：李洲坳墓葬是一座典型的越文化墓葬，年代比四川的还要早，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一坑多棺型墓葬，也是中国最早的唯一的越文化墓葬群，头一次通过墓葬展示了越文化的文明程度。张教授表示他有很多震撼，再震撼就要崩溃了。他要求我省有关部门要加强保护，及时展开科学研究，同时对这个古墓葬要做好复原复位。考古学家徐光翼说：李洲坳东周墓葬一墓多棺的墓葬形制是我国考古史上一次重要发现，这个墓葬不是孤立存在的，周围还有与之相关联的文化遗址，这很重要，要求我省的后期文物调查工作要与地方特点相结合，要和江西历史相联系，和百越历史相关联，进一步了解百越的文明历史。

靖安存在一个较大区域内重要人物的王陵

北京大学教授李伯谦到李洲坳现场考察时认为，虽然关于靖安古墓的争论很多，但是陪葬墓的定位得到了所有专家的认同。陪葬墓的规模达到了如此庞大的程度，可以推想，那座还没有露面的大墓会有什么样的气势，那里面埋葬的才是真正的主人，这个主人应该是一个较大区域内的重要人物，其身份至少为高级贵族乃至王侯。专家们希望，国家和地方政府要继续加大投入，建立文物保护中心，建立遗址博物馆，妥善保护、研究这批文物，展示发掘成果。专家们指出，这个墓不是孤立存在的，要利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机会，展开考古调查，弄清与之相关联的城址与高等级墓葬情况，制订完整的保护规划。目前，我省考古队员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田野考察。在这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到处都能看到这样的小山。老人们传说，这些山包里都藏着古人的墓葬。

李洲坳墓葬已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针对李洲坳墓葬如何保护的问题，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的李伯谦教授介绍说，一般情况下，古墓发掘后最理想的保护方式是就地保存，既可以保护文物，还可保护发掘环境，便于还原历史原貌。

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徐长青介绍说，2007年底，靖安县政府已经将李洲坳东周墓葬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且把原水口乡中学28.9亩土地划拨给靖安县博物馆，为下一步扩建新馆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建立了靖安工作站。工作站除承担已出土文物的保护和研究任务外，还安排考古队员对周边15公里范围开展文物调查活动。

令人欣喜的是，在2008年的宜春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明确提出：加大文物保护工作力度，重点抓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做好靖安东周古墓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前期工作。据徐长青介绍，申报工作目前已经全面展开。

目前，以王亚蓉老师为首的首都博物馆纺织品保护中心，承担了纺织品文物的清理、清洗和临时保护工作。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专家朱泓等人，承担了人体遗骸的相关研究工作。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的专家吴顺清等人在遗址临时保护、竹木漆器保护方面提供技术支持。中国科学院、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南京林业大学、江西地质矿产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也参与了部分研究工作。

将建国家区域性丝织品文物保护中心

国家文物局专家徐苹芳说：特殊的墓葬出特殊的东西。这个墓丝织品出土的数量多，做工精，非常罕见。为了更好地保护靖安县东周古墓葬出土的丝织品等文物，研究我国南方地区古代丝织品的纺织技术，国家文物局已经决定在靖安建立区域性丝织品文物保护中心。为加大支持保护力度，靖安县已经将原水口中学总面积达20多亩范围内的房屋和土地划为考古事业用房用地，为国家文物局建设区域性丝织品文物保护中心和相应的科研基地创造了条件。目前，保护中心的建设已经全面展开。王亚蓉坦言，纺织品的保护难度最大，要求必须是恒温恒湿的环境，还要有专业人员定期维护、观察。“钱只是一方面，但不是关键。人才是最关键的，博物馆是一项专业要求很高的工程，需要真正有能力、有知识的领导和专业人才。”

靖安东周古墓葬的价值定位

来自首都博物馆丝织品保护研究中心的王亚蓉研究员曾担任沈从文先生的助手，参与过马王堆古墓、老山古墓等发掘清理工作，但她感叹“这是几十年来遇到的最难做的古墓”。由于纺织品属有机质文物，最易受各种细菌的侵蚀，很难保存，“1000座古墓中不一定能有一座保存下来”。每天，她要跟两个助手一起将浸在水里的纺织品轻轻取出，清洗，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分析每一个截面。据她介绍，我国纺织品史中有关春秋时期的记载大多都停留在书面上，零星出土的实物也都是些碎片。此次出土的纺织品中，最大一块裹尸布为1.88米×1.5米，成为我国出土的最早的完整纺织品实物，从而改写了我国的纺织史。

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的李伯谦教授表示，弄清47位死者间的社会关系，还原47具棺木下葬的全过程，成为考古专家们最紧要的任务。来自南京林业大学的潘标教授对棺木的材质进行了分析，“全部为杉木，虽不及楠木华贵，但因为当时这样直径1米以上的天然木材，少说也得上千年，所以死者即便不是王公贵族，也不会是普通百姓”。

全程参与此次考古的省考古研究所余江安老师介绍了他对2500多年前整个下葬过程的推断：第一步，挖好墓坑后，先在底部垫一层厚达30多厘米的膏泥（有保水、防腐之用），夯实后在上面铺一层竹席。第二步，尸体用裹尸布裹好后放进棺中，再放进纺织工具等随葬品，盖好棺盖后再用竹席将整个棺材裹好，外边用绳子绑紧，松动的地方加入木楔子。第三步，将棺木放入墓坑后，上面再加一层膏泥，外加一层红土层，经火烧后更加密实坚固。第四步，往上堆土，每隔30多厘米加一层花岗石加以保护。余江安给记者打了个形象的比方，“如果把整个古墓比作一个鸡蛋，那棺木就是蛋黄，膏泥是蛋清，红土层就是蛋壳”。

第二章　考古发现

“中国”一词来龙去脉：最早出现于东周成书

讲到中国，不妨与大家一起梳理一下“中国”一词的来龙去脉。

在古代，“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它是以都城的存在为标志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中国”一词出现后，仅在古代中国就衍生出多种含义，如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中原地区、国内或内地、诸夏族居地乃至华夏国家等。“中国”成为具有近代国家概念的正式名称，始于“中华民国”，是它的简称，英文为CHINA；现在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简称。

最接近“中国”一词本来意义的是“王国都城及京畿地区”，那里是王权国家的权力中心之所在，其地理位置居中，有地利之便，因此又称为“国中”、“土中”或“中原”。从这个意义讲，“中国”一词的出现与东亚大陆最早的王权国家（或王朝）的形成是同步的。“中国”一词最早出现于东周时期成书的《尚书》和《诗经》等书中。《尚书·梓材》是周公教导他的弟弟康叔如何治理殷商故地的训告之词。其中“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意即皇天将中国的土地与人民交给周的先王治理。这里的“中国”应指关中至河洛一带的中原地区。而《诗·大雅·民劳》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的“中国”则与“京师”同义。殷墟甲骨文中也有“中商”、“大邑商”、“天邑商”等带有文化本位色彩的、对本朝王都的自称，其含义应与西周时代的“中国”相当。

在出土文物中，“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的铭文。这一国宝级的重器1963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长达122字的铭文讲到周武王在灭商之后就有营建东都的重大决策，曾祭告上天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薛（乂）民”，意欲建都于天下的中心，从这里统治人民。这篇铭文把“中国”的最早地址确指为洛邑所在的洛阳盆地及以其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史记·周本纪》在记述这段历史时，也引用周公的话，认为洛阳盆地为“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

为西周王朝所青睐，被认为是“天下之中”而营建东都的洛阳盆地，在长达2000余年的时间里，先后有十余个王朝建都于此。司马迁的《史记》中即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史记·封禅书》）；其后，又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等朝代在此营建都邑，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其中，二里头遗址就是洛阳盆地这一最早的“中国”区域内的最早的一座大型都邑。

东周铜壶颠沛流离终为国宝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着一件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嵌赤铜鸟兽纹铜壶，此壶侈口，窄颈，鼓腹，圈足，附器盖，器盖及器颈各有两个带环铜耳。整器纹饰较为简洁，仅器盖和铜耳上有部分纹饰，壶颈有两行鸟形花纹，上腹有两行兽形图案，其余皆为素面。不过壶颈与壶腹的鸟、兽形图案皆以红铜镶嵌而成，极具特色，可能是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

这件铜壶于1923年出土于山西浑源县李峪村，其公众知名度远不如同藏于国博的司母戊方鼎、四羊方尊，然而殊不知1923年与之一起出土的青铜器，却被共称为“浑源彝器”，被视为我国青铜时代第二个高峰的代表，以其制作精美、经历坎坷而闻名，尤其是流传经过跌宕起伏，颇为戏剧化。

1923年旧历正月的一天黄昏，李峪村村民高凤章带着两个儿子去给村东庙坡的地里上肥，忽然儿子大呼小叫，高凤章赶紧过去查看，用铁锨挖了几下，一件件铜绿斑驳的青铜器物出现在他的面前。高凤章挑了近20件完整铜器，挑回家准备待价而沽，剩下的则唤来要好乡邻各取所需，囊括而尽。

浑源发现宝物的消息不胫而走，国内外成批古董商来到此地，当地于姓商人和法国古董商王涅克先后买到了几十件。与此同时，当地政府也获悉此事，浑源县知事谢恩承立马委派县衙警士佐成伟等率队赶赴李峪村予以清查没收，充公收存了散失在民间的十七八件铜器。可惜这批铜器也未能得到很好的保护，谢恩承用“以古兴教、以古兴农”为幌子，组织了“浑源彝器”处置董事会，开始了声势浩大的变卖活动。1932年，大古董商卢芹斋以29万大洋得手，但由于国内对这批铜器极为重视，以及抗日战争爆发，卢芹斋购买的这批浑源彝器被封藏十多年之久。

1948年，卢芹斋的上海代理商、“雪耕斋文玩号”的张雪庚意图将包括浑源彝器在内的17箱文物以“仿古品”的名义出口至纽约，遭到了沪上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1948年9月28日，上海市立博物馆馆长杨宽与研究员蒋大沂等人排除万难，获得许可，逐箱开启审查，最终确定只有三件系仿制品，于是这批铜器被海关扣留，直到上海解放。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近十件浑源彝器入藏上博，从此落户于这座大雅之堂当中。目前，确切知晓的约四十件浑源彝器中，上海博物馆11件，国家博物馆1件，台北故宫博物院3件，法国吉美博物馆15件，美国5件，德国1件。

2009年10月，李峪青铜器研讨会在古城大同召开，来自国内文博单位的180多名专家齐聚一处，对“浑源彝器”展开研讨。自此，业界知名却不为百姓所知的山西浑源李峪青铜器，翩然逸出尘封岁月，获得大众关注。

洛阳惊现“天子驾六”

在洛阳市中心西工，目前正在兴建一座规模庞大的城市广场——“河洛文化广场”。在建设过程的考古钻探和考古发掘中，发现了极为重要的古文化遗存：397座东周墓葬和18座车马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大型东周车马坑中，“天子六驾”首次惊世出土。

这一发现更增加了洛阳历史文化的“厚度”，但在城建与古墓保护之间，如何建设全新的“河洛文化广场”的争论也越来越凸现出来，以至洛阳的媒体甚至网站都展开了讨论，可见洛阳的公众对古遗址的关心。

原来规划中的“河洛文化广场”将由四区组成：市政广场、游憩广场、文化广场、纪念广场。前两部分位于中州路以南，后两部分主要位于中州路以北，南北两段由地下通道和下沉式广场连接。“河洛文化广场”位于洛阳市城市南北主轴与东西主轴交会处的城市中心部位，市委、市政府均处于这个位置。

广场将成为洛阳市政治中心，是组织集会、庆典、礼仪、检阅的活动场所，也是政府与市民对话的活动场所。纪念广场将设置大型城市标志，以纪念洛邑王城辉煌的历史，突出广场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文化广场将布置健身、棋艺、音乐茶座等，以满足市民和游人休闲活动的不同要求。

这项设计方案得到了市民的广泛赞同，施工也因此加速进行。然而，当在“河洛文化广场”工地不断地发掘出东周墓葬群后，对要不要再建设以及如何建设“河洛文化广场”产生了巨大的争议。

兴建中的“河洛文化广场”正坐落在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古都城址——东周王城的范围内。在上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阎文儒先生就率考古队，在洛阳市涧河两岸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发现了东周王城。这个城址是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阳建都的王城，至公元前256年东周灭亡，历时515年，25任“天子”在此为王。

经考古勘探发现，东周王城位于涧河两岸，四周有夯土城墙，占地约9平方公里。现在，东周城的遗址基本上湮没于现代都市的建筑群中。东周城的基本布局是：王城的西南隅为宫殿区；宫殿之东为粮窖区；宫殿区和粮窖区之北，为作坊区和居住区；王城的东半部分，即现在的“河洛文化广场”工地，为墓葬区。在墓葬区中，过去50多年来已经发掘出许多大型墓葬、车马坑、陪葬坑。

此次在“河洛文化广场”工地的考古中，更是有了惊人的发现。在已经钻探的1.6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发掘出了397座墓葬和18座车马坑。

据考古专家估计，整个“河洛文化广场”埋葬的东周墓葬应当在600座以上，车马坑也应在30座左右。如此众多的墓葬和车马坑，成为考古史上的一大奇观。其中最大的一座车马坑，长达42米，宽为7.2米，阵容显赫，规模之大，令人叹为观止。考古专家确认：这座车马坑应属目前全国仅见的一两座东周时期大型车马坑之一。

最令人兴奋的是，在这里发掘出一辆由六匹马组成的车马遗迹。据古文献记载，夏、商、周时期，“天子”才能“驾六”。洛阳这一遗存的出土，印证了古文献所记载的说法，同时证实了此车马为“天子之乘”，而位于“河洛文化广场”的“甲”字形墓地即东周“天子”的墓地。“天子驾六”是全国迄今首次发掘的夏、商、周的重要遗存，其保存之完好、规模之宏大，在世界上的确独一无二。“河洛文化广场”惊人的重要考古发现，牵动着每一个洛阳人的心。对于如何建设“河洛文化广场”，形成了四种不同意见：一、按原方案施工；二、保留部分车马坑，原方案作局部修改；三、回填，留给后人发掘；四、放弃原方案，把广场建成以展示东周王城遗址为主要内容的广场。

这四种意见在洛阳市的高层会议上进行了多次争论，争得“天昏地暗”，最终是谁也说服不了谁。以原洛阳师范学院院长叶鹏教授为首的洛阳12位专家学者，联名上书市委、市政府，要求重新审视原“河洛文化广场”的设计意向和方案，同时建议采纳第四种方案，即对发现的车马坑和墓葬实施原地保护性展示，建立东周王城文物陈列馆。

专家学者们认为，东周王城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都城，是谁都没有的“品牌”。“河洛文化广场”将是一个世界一流的博物馆，世界一流的广场。保护历史遗存，既符合文物保护原则，也是发展文物旅游、发展洛阳经济的需要。对洛阳这座“以历史文化名城为依托的全国优秀旅游城市”来说，这无疑是天赐奇景！

洛阳的古代文化遗存，尤其是埋藏于地下的偃师二里头夏都、偃师尸乡沟商都、洛阳东周王城、洛阳汉魏故城、洛阳隋唐东都城等五大都城遗址，记载着中国古代历史的兴衰，沉积着中华民族祖先的聪明智慧和伟大创造，是保持洛阳可持续发展的取之不尽的文物旅游资源和环境景观资源。

2002年12月10日，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文彬在考察了“河洛文化广场”的发掘后说：“洛阳东周车马坑的重大发现，充分显示了洛阳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希望在市委、市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加强保护，以展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巍，在实地考察了洛阳东周车马坑后激动不已，提笔写下了“东周瑰宝，举世无双”的题词。

令人欣慰的是，近日，洛阳市委常委、主管城建和文物保护的副市长朱广平明确表示，为保护东周王陵区这一重大的历史遗存，河洛文化广场的原设计方案将作彻底的改变。

附：《人民日报》载文：洛阳塑造文物大市新形象

2002年10月，洛阳市建城市中心广场时，在文物考古钻探过程中，发现了惊世的东周王城大型车马坑遗迹，先后共发掘出18座车马坑，其中一座长42米、宽7.2米，因从里面清理出一处6匹骏马驾一车的遗迹，印证了古文献中有关夏、商、周时期“天子六驾”之说，倍加举世瞩目。

面对祖先的丰厚馈赠，洛阳市委、市政府更是珍爱有加，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孙善武亲自到考古发掘现场考察；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车马坑等重要遗迹的保护问题，决定牺牲目前经济利益，作出为东周王城重要文化遗迹保护让路的决策；多次组织文物专家讨论、确定保护方法，委托权威科研机构制定保护工程实施方案，千方百计使这一文物瑰宝完美地呈出世人面前。

文物是一座城市的记忆和历史的缩影。为使“记忆”长存，让厚重的历史文化闪耀不朽的光辉，几十年来古都人民视文物如同自己的眼睛，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认真执行文物保护的“五纳入”，即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乡建设规划、财政预算、体制改革和各级领导责任制，在加强文物保护工作中写就了一篇篇动人华章。

正确处理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洛阳模式”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

洛阳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从我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开始，先后有13个朝代在此建都。在我国，洛阳以建都年代最早、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而在中国历史发展和城市建设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悠久的历史，灿烂丰富的文化积淀，给洛阳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化遗迹。据文物部门统计，洛阻现有世界文化遗产1处、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10处、省级文化保护单位75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71处，馆藏文物近40万件；夏都斟偃师商城、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东周王城等五大都城遗址散布其间。

宝贵的文化遗产，给洛阳人民带来无尽的荣光与骄傲，该市发展经济、搞城市建设，首先考虑文物保护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洛阳市在特定第一期城市规划时，大胆创新，采取了“避开旧城建新城”的思路，跳出隋唐城、东周王城和金元旧城3大遗址，在涧西文物古迹较少的平原地区集中建设工业区，既保护了重要历史遗迹，又使城市区域得以扩展，创造了全国著名的“洛阳模式”。“洛阳模式”有效处理了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曾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典型经验在全国推广，为保护文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改革开放后，洛阳市改造旧城、扩建新城，对“洛阳模式”又增添了新的内容：文物审批要始终作为城乡建设的先决条件，所有建设工程必须首先进行文物调查与钻探；凡进行基本建设，没有文物部门的审批手续，土地规划部门不办理规划许可手续，计划部门不立项，城建部门不颁发施工许可证。

几十年来，洛阳市在城市建设以及发展工业生产中，严格遵循“洛阳模式”确定的原则。在近几年城市建设涉及文物保护的各项重点工程中，工程指挥部必有一名文物管理部门负责人担任副指挥长。洛阳市第三期城市规划，把矛盾最突出的隋唐东都城洛南里坊区20平方公里土地，规划为非城市用地，用来植花种草。洛阳所属的偃师市，面对城市只能向西扩展的情况，又遇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偃师商城遗址。在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发生矛盾时，最终的城市规划仍是把商城遗址辟为绿地，不搞其他城市建设。国家“七五”重点建设项目首阳山电厂，因在最初选址发现了汉魏洛阳故城遗迹，立即避开遗址，易地建厂。

如今，洛阳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均避开了遗址保护区，避免了违法建设使文物遭破坏的现象发生，有效地保护了古遗址、古墓葬及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

文物保护纳入财政预算：4.2亿元投入

使大批文物古迹洗去封尘、熠熠生辉

洛阳人民素有热爱文物、保护文物的优良传统。据记载，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一些有极左思潮的人想借“破四旧”砸毁龙门石窟，洛阳的群众则自发组织起来，进驻龙门石窟日夜守护，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未遭丝毫破坏。3年前的一天，一位市民在洛河岸边偶然发现一处巨石垒砌的石墙，意识到可能与文物考古有关，立即报告了文物部门，由此引出了洛阳隋唐文化中标志性建筑之一的唐代天津桥遗址的重大发现。

市民们热爱文物，洛阳市历届政府更是把文物保护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每年市政府与各县（市）、区政府签定文物保护目标责任书；要求健全田野文物业余文物保护员制定，进一步完善县、乡、村三级文物保护网络；各级文物、公安、司法等部门间建立联动制度，有效打击盗窃、走私、破坏文物等违法犯罪活动。

把文物保护纳入预算，是该市一贯坚持的做法。洛阳市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中，下岗职工安置任务重；所辖l市8县中还有5个国家级重点扶贫开发县，每年的财政预算十分紧张。但政府每年在安排财政预算时，把文物保护经费作为重要的支出项目：除拨付固定的文物保护费外，还根据当年财力和文物保护需要给予一再追加，近十多年来，追加款额年平均在100万元以上。

为了使大批国家重点文物古迹再现昔日风采，让历史文化名城走向世界，从1999年始，洛阳市开始了连续4年的文物古迹和文物景点周边环境整治工程：

先后投资近2亿元拆除了龙门石窟保护区内龙宫、公墓、石灰窑等共18万平方米各类违章建筑，新建了景区道路、大型生态停车场、二级水面工程等，再现了“青山对峙、伊水中流”的伊阙风光，使龙门石窟进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白马寺，佛学传人中国的第一记钟声在此敲响。洛阳市政府投资4300多万元完成了白马寺山门改造扩建工程，新建了仿古石牌坊、放生池等，对狄公祠、齐云塔院进行了修缮，千年古刹文恢复了昔日的神秘与静美，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写满了忠义仁勇的关林，长期以来被居民区包围，特别是庙前建于明代的戏楼，年久失修，几近坍塌。洛阳市投资4500万元，改建了关林门前广场、牌坊、道路、停车场，修葺加固了戏楼，大大提升了关林的品位，扩大了关林的影响，每年吸引成千上万海外炎黄子孙来此旅游、朝圣。

洛阳老城历史文化街区，拥有金、元、明、清、民国时期的城门、城址。由于历史原因，街区私搭乱建现象较为严重，道路狭窄、垃圾遍地，对城址保护构成严重威胁。从去年10月开始，洛阳市坚持保护与继承相结合原则，累计投入8500万元，拆除不协调建筑，对老城东西大街、南大街历史文化街区进行大规模集中整治和保护，修复3座石桥和钟鼓楼等标志性建筑，修建西城门及城墙；改造沿街门面；铺设青石板路面。整治后的历史文化街区再现了洛阳老城浓郁的历史风貌。

此外，洛阳市还投资6000多万元用于“墓志铭博物馆”——千唐志斋、汉光武帝陵、潞泽会馆、王铎故居、周公庙、山陕会馆、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旧址、洛阳博物馆等一批重点文物单位和文物景点的保护与环境整治。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至今的4年里，洛阳市用于文物保护与文物古迹周边坏境整治的投资高达4.2亿元，投资额超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前50年的总和。

加强立法与文物管理机构建设：

文物保护走上法制化和制度化轨道

建章立制，加强文物立法，一直是洛阳市文物保护的重要工。在洛阳市制定的“九五”、“十五”计划中，对文物保护工作都专门作出部署。改革开放以来，洛阳文物管理部门与规划、城建部门积极配合，先后制定了《洛阳市第三期城市规划》、《洛阳市历史文化名城规划》、《汉魏洛阳故城保护规划》、《龙门石窟保护区规划》、《隋唐东都城保护规划》等。在这些规划中，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利用也都作了具体的要求。

1982年，《文物保护法》颁布施行后不久，洛阳市在全国率先制定实施了《洛阳市　文物保护法　实施细则》；1999年5月，该市制定的《洛阳市龙门石窟保护管理条例》，得到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的审议批准，成为全省第一部为一处文物古迹单独制定的地方性法规。2001年7月，《洛阳市汉魏故城保护管理办法》也颁布实施。此外，洛阳市还出台了《关于加强文物古迹保护工作的通知》、《关于加强城市和文物游览区管理的布告》、《关于加强文物钻探管理的通知》等规章制度。

加强文物管理机构、管理队伍的建设，是洛阳市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的又一体现。1996年，在政府机构设置指标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洛阳市政府积极寻求上级支持，批准成立了洛阳市文物管理局；2001年在精减政府机构的改革中，市文物局不仅保留而且编制比以前略有增加。目前，全市文物机构34个，市直文博单位由最初的1个发展到现在的18个，市辖各县（市）均设有专门的文物保护管理机构。洛阳市文博机构和人才队伍的优势，在全国地级市文博战线上是明显的。

洛阳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文物大市，其特殊地位和得天独厚的文物资源，是洛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永恒优势，也是实现“旅游强市”战略的重要载体和支柱。面对时代的召唤，洛阳市政府和人民时刻牢记保护文物的光荣使命，将继续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物保护新体制，一手抓抢救保护，一手抓管理利用，努力开创文物保护工作的新局面。

第三章　东周的情况

东周帝王

东周是指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前256年被秦所灭为止的历史阶段。东周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周元王元年（公元前475年）到东周灭亡（公元前256年）三十五年后的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这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当时，封建生产关系正大孕育，政治上表现为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这个时期，我国在历经夏、商、西周的统一王朝以后，分裂为数百个诸侯国。它们相互兼并，角逐争雄，混战不休；各诸侯国内部，则阶级矛盾尖锐，奴隶起义连绵不断，新旧势力斗争激烈，社会在剧烈地动荡着。这一时期的阵痛，正预示着封建制度这一新儿即将延生。

战国时期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经过春秋时期激烈的兼并，数百个诸侯国被吞并，周王室的势力更趋衰落，至战国初年，主要有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史称战国七雄。各诸侯国内新兴的地主阶级先后夺取了政权，进行变法，逐渐确立起封建制度。七国之间展开了更为惨烈的兼并战争。最后由秦取代周室，灭六国而一统天下。

东周王室在春秋、战国两个时期，共有25王，病死21王，国亡投降，奔波而死的1王，哀伤而死的1王，内争中被杀死的2王。

东周列国诸侯，因不属于帝王范围，故没记载。（东周）平王（姬宜臼）

平王，名姬宜臼，一作宜咎（公元前？～前720年）。周幽王子。幽王被杀，他被拥立为王。在位51年，病死于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葬于平丘（今河南省太康县全堆乡）。

周平王姬宜臼，周幽王在位时，原被立为太子。幽王宠爱褒姒后，废黜了宜臼，改立伯服为太子。

有一天，宜臼在花园里玩耍，幽王将笼子里的猛虎放出，打算让猛虎去将宜臼咬死。宜臼很有胆量，当猛虎向他扑来时，他非但不惊慌逃避，反而迎上前去，冷不防大吼一声，吓得老虎吃了一惊，后退几步，伏在地上观察动静。宜臼便从容离去。他知道这是父王存心暗害他，就与母亲申皇后暗暗逃出都城，投奔外祖父申侯。

犬戎攻破镐京，杀死了幽王以后退走了。申、鲁、许等诸侯国就拥立宜臼为王，于公元前770年在申（今河南省南阳市北）即位。不久，因为镐京已遭战争破坏，宜臼在秦国护送下，东迁至洛邑，在晋、郑等诸侯国夹辅下，勉强支撑残局。东迁后的周朝，史称东周。东周开始的这一年，就是春秋时期的开端。

在宜臼即位的同时，诸侯虢公翰拥立幽王的另一个儿子余臣为天子，称携王，出现了两周并列的局面。10余年后，支持宜臼的晋文侯攻杀了携王，周王朝又重新统一。宜臼东迁时，因为秦襄公护送有功，就提升他为诸侯，并答应说：“戎人攻占了镐京和岐山地区（今陕西凤翔县一带），你去攻击他们吧，打到哪里，那里就归秦所有。”不久，岐山以西地区为秦所攻占，秦国从此开始发展起来。由于大片故土丧失，东周王朝仅仅拥有今河南西北部的一隅之地，东不过荥阳，西不跨潼关，南不越汝水，北只到沁水南岸，方圆只有六百余里，地窄人寡，与方圆数千里的大诸侯国相比，它只相当于一个中等诸侯国而已。周王朝大大衰落了。郑、晋、齐，鲁、燕、宋、楚等大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相互之间不断进行兼并战争，形成了诸侯争霸的纷乱局面，我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动荡时期。

宜臼在位期间，因外祖父申侯拥立自己有功，便赐予申侯以封地，并派自己畿内的百姓去戍守。这使百姓离乡背井，十分怨恨。

姬宜臼一度委郑庄公寤生为朝廷卿士。后由于郑国实力雄厚，姬宜臼对郑庄公怀有戒心，不愿朝政为郑庄公所操纵，又乘郑国多事，郑庄公没有来上任的机会，想撤掉他卿士的职务。郑庄公闻知，马上赶到洛阳，对姬宜臼施加压力。姬宜臼再三赔礼，郑庄公不依。姬宜臼只好提出让太子姬狐去郑国作人质。不过这太有损天子的体面，群臣又提出了相互交换人质的办法，让郑庄公的儿子忽也来洛邑作人质，而周太子去郑国则用学习的名义。从这一史实可知；姬宜臼东迁后，周王室已势力衰微，周王名为天子，实际上要看大诸侯的脸色行事。

公元前720年，姬宜臼病死。姬宜臼死后的庙号为平王。（东周）桓王（姬林）

桓王，名姬林（公元前？～前697年）平王孙。平王死后继位。在位23年。病死，葬于今河南省渑池县北桓羊山上。

周桓王姬林为姬泄父之子，周平王孙。平王病死时，太子姬狐正居于郑国为人质。郑伯和周公黑肩迎姬狐回朝继位。姬狐因一路上哀伤过度，回朝后就病死。姬林便被郑伯和周伯黑肩扶立为天子。

姬林在位期间，因郑伯扶立他有功，将位于黄河北岸、泌水之南的温（今河南省温县西南）赐给郑国，周王朝的疆域又缩小了。

以前，诸侯死了，其儿子于继位和治丧完毕后，必须赶往都城去接受周天子的册封，以求得合法地位。公元前712年，鲁桓公谋杀了兄隐公，自立为国君，不向桓王请求册封。从此，诸侯由天子册封的制度被破坏了。公元前706年，楚国以武力逼迫随国国君，要他向桓王提出提高楚国等级的要求。桓王不允，楚国国君熊通在大骂了姬林一通以后，自行提高等级称为楚武王。姬林接到报告，又气又羞，但也奈何他不得。

姬林继位后，郑庄公在朝廷继续以卿士身份专权。姬林不甘心受他的控制，就撵走了郑庄公。郑庄公回国后，便制造事端，扰乱周境的安宁，双方关系越来越紧张。不久，郑庄公又假借天子之命，出兵攻伐宋国。姬林大怒，干脆免去了他卿士的头衔。郑庄公也不示弱，一连五年不去洛邑朝见，表示不把姬林放在眼里。姬林实在忍耐不住，不顾臣下劝阻，亲自统领军队去讨伐郑庄公。郑庄公也点起兵马迎战。

两军在长葛（今河南省长葛县东北）相遇，姬林求胜心切，派人叫骂挑战。郑庄公却摆好阵势，按兵不动。周军叫骂到下午，还不见郑军出战，都面露倦意，松懈起来。郑庄公乘机挥动大旗，擂鼓冲锋。周军猝不及防，被杀得大败。姬林只好退兵，自己断后。郑国将军祝聃远远望见，奋臂一箭，射中姬林左肩，亏得铠甲坚厚，伤势还不严重。郑庄公见已经教训了姬林，怕部下杀得性起，要了姬林的性命，使自己在舆沦上吃亏，忙鸣金收兵，任姬林逃走。

事后，郑庄公又假意派臣下去向姬林赔罪，说本来只准备自卫，没想到部下违反纪律，冒犯了天子。姬林哭笑不得，只好借此下台阶，垂头丧气地宣布免郑庄公之罪。长葛之战使姬林威风扫地，打掉了周天子“受命于天、辅有四方”的牌子。从此，诸侯越来越不将周天子放在眼里。

公元前697年3月，姬林病重，召周公黑肩入卧室托付说：“依照祖宗制度，我立了嫡长子姬佗为太子。但是，我所钟爱的却是次子姬克。今天，我将姬克托付给你，日后如果姬佗寿终，就兄终弟及，让姬克继位。你要尽力办好这件大事。”不久，姬林病死于洛邑。

姬林死后的庙号为桓王。（东周）庄王（姬佗）

庄王，名姬佗（公元前？～前682年）。桓王长子。桓王病死后继位。在位15年，葬处不明。

周庄王姬佗，是周桓王长子，桓王病死后继位。姬佗继位后的第三年（公元前694年），周公黑肩遵照桓王临终时的嘱咐，策划要杀掉姬佗，改立姬克为国君。辛伯劝阻他说：“嫡庶有别，废嫡立庶，这是内乱的根源阿！”周公黑肩不听。于是，辛伯将这一阴谋报告了姬佗，姬佗就立即捕杀了周公黑肩。姬克见事情败露，逃奔燕国。这件事史称“子克之乱”。

公元前693年夏天，姬佗为了笼络齐国，要将女儿嫁给齐国国君。他让鲁桓公作媒，并派卿单伯先将女儿送至鲁国。冬天，姬佗又派臣荣叔赴鲁，“赐命”（即册封）杀兄自立的鲁桓公，鲁桓公就派人将王女嫁往齐国。

姬佗在位的公元前685年，齐国经历了多年内乱后，公子小白被立为国君，即齐桓公。他不计私仇，将曾几乎射死自己的名臣管仲设计从鲁国接回，任命为相。在管仲的辅佐下，齐国进行了改革，逐渐强盛了起来。第二年，因为鲁国曾经阻挠过齐桓公即位，齐桓公发兵攻鲁，鲁军迎战于长勺（今地不详）。鲁庄公见敌强我弱，急于想挥兵攻击，被臣子曹刿劝阻。齐军自恃强大，连续三次击鼓冲锋，都未能奏效，顿时气竭力衰，军心涣散。曹刿采取“敌疲我打”的战术，发动反击，一鼓作气地击败了齐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以弱胜强的战例——齐鲁长勺之战。

姬佗晚年很爱少子颓，想立颓为太子，但是没有成功，导致了他死后的“子颓之乱”。

公元前682年10月，姬佗病死。死后的庙号为庄王。（东周）釐王（姬胡齐）

釐王（公元前？～前677年）。庄王子。庄王死后继位。在位5年，葬处不明。

周釐王姬胡齐，庄王在位时被立为太子。

姬胡齐即位的这一年（公元前681年），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将齐国治理得国富兵强。为了借助周王的名义争霸天下，齐桓公又接受了管仲的建议，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表示要尊奉周天子，抵御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攻掠，并马上派使臣向姬胡齐朝贺。姬胡齐见齐国如此恭敬，十分高兴，立即将召集诸侯承认宋桓公为国君一事委托给齐桓公去办理。齐桓公在齐国的北杏（今山东省东阿县北）大会诸侯，被推为盟主。

同年冬，齐桓公再次率领大军伐鲁，鲁庄公惊恐，以割地为条件请求讲和。齐、鲁两国国君在齐国境内的柯（今山东旧寿张县东北阿城镇）谈和。两人正要歃血立盟约时，保护鲁庄公赴会的将军曹沫突然抢将上来，亮出匕首劫持了齐桓公，要他答应将夺去的鲁国的土地归还鲁。齐桓公答应后才得脱身。事后，齐桓公愤怒难忍，准备杀死曹沫，废弃诺言。管仲劝说他：“答应的事背信，又要杀人家，这虽然能泄一时之愤，却失去了天下诸侯的信任，不能做啊！”齐桓公终于将土地还给了鲁国。这使诸侯都佩服齐桓公的讲守信用，纷纷依附于齐国。公元前679年，齐桓公邀集了鲁、郑、宋、卫、陈等国在鄄（今山东省鄄城北，当时属卫国）相会，齐桓公主盟为诸侯长，正式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

公元前677年春，姬胡齐病死。死后的庙号为釐王，历史上又称他为僖王。（东周）惠王（姬阆）

周惠王，名姬阆（公元前？～前652年）。釐王子。釐王病死后继位。在位25年，病死，葬处不明。

周惠王姬阆即位后的第二年（公元前675年）秋，为国，边伯、詹父，子禽，祝跪等五个大夫，由于庄王生前曾经嘱咐要立庶子子颓为国君，对釐王病死后由姬阆即位十分不满，就联合贵族苏氏，一起拥奉子颓，发动叛乱，攻打姬阆，却被击败后出逃。子颓逃到温（今河南省温县西南），又在苏氏陪同下逃奔到卫国。卫惠公由于怨恨周王收留了自己的政敌公子黔牟，就联合南燕，支持子颓。这一年冬，卫和南燕出兵攻入周朝都城，逐走姬阆，立子颓为天子。郑厉公出面调解周王室之乱，没有成功，于是就在第二年春俘住了南燕国君仲父，并且将流亡在外的姬阆安置在郑国的别都栎（今河南禹县），还将王室的器皿用具从成周搬到栎，供姬阆享用。公元前673年春，郑厉公和虢公在弭（今河南省密县内）誓师伐子颓，郑、虢联军很快攻入都城。子颓和边伯等5个大夫正在喝酒庆贺，措手不及，被联军杀死。郑厉公和虢公迎姬阆回到都城，重新登上天子宝座。这场内乱史称“子颓之乱”。为了感激郑、虢两国的援助，姬阆将酒泉（今陕西省东部一带）赐给虢，将虎牢（今河南省荥阳市西北）以东之地赐给郑。这样，内乱平息了，周王朝的疆土又一次缩小了。

姬阆在位期间，齐国继续东攻西伐，兼并小国，扩大力量。公元前670年，齐军攻灭郭国（今山东省聊城县东北）。齐桓公问当地父老：“郭为何灭亡？”父老回答说：“因为国君爱贤人而恨坏人。”齐桓公不理解，问道：“照各位所言，你们的国君是位贤明的君主，那怎么又会亡国的呢？”父老回答说：“国君爱贤人而不任用；恨坏人而不翦除，所以导致了亡国。”

当时，鲁国的庆父（鲁桓公子）先后杀掉了国君子般、闵公，导致鲁国大乱。时人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就成了著名的成语。鲁僖公即位后，索要避居于莒国（今山东省莒县）的庆父，庆父自知罪责难逃，自杀于莒，鲁国内乱才暂告平息。

当时卫国的国君卫懿公酷爱养鹤，平时竟然让他最喜爱的鹤乘座华丽的轩车，享受大夫的待遇，国人怨声载道。公元前660年12月，戎兵攻卫，卫懿公率军迎战，两军相遇于荥泽（今河南省荥阳县东北）。临战前，卫国将士埋怨说：“大王平时如此厚待鹤，现在就让鹤去抵敌吧！”一时军无斗志，被打得大败，卫懿公也被乱兵杀死，成为玩物丧志者的鉴戒。

姬阆晚年宠爱陈国的女子惠后，准备废去太子郑，改立惠后生的庶子子带。公元前655年夏，齐桓公邀集了宋桓公、鲁僖公、陈宣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昭公，与太子郑相会于卫国的首止（今河南省睢县东南），宣布支持太子郑为嗣君。姬阆十分生气，就指使郑文公背约去联络楚国，自己派人去联络晋国，试图组成周、郑、晋、楚联盟，以对抗齐国。齐国先发制人，连续兴兵攻郑，迫使郑国叛周亲齐，使姬阆的计划破产。

公元前652年12月，姬阆病死。死后的庙号为惠王。（东周）襄王（姬郑）

周襄王，名姬郑（公元前？～前619年）。周惠王子。惠王病死后继位。在位33年，病死，葬处不明。

惠王病死后，姬郑担心子带争位而秘不发丧，并急忙派人向齐桓公求援。齐桓公马上召集诸侯在洮（今山东省鄄城县西）开会，宣布拥护姬郑为天子。姬郑至即位后才放下心，宣布了惠王的死讯。

子带不甘心失败，从公元前648年起，几次引导西戎兵攻周，都先后被挫败。公元前636年，姬郑发觉王后隗氏与子带秘密勾结，立即废黜了隗后。子带得到消息，再次引导西戎兵攻周，攻占了都城。姬郑仓皇逃出，避居于郑国的汜（今河南省襄城县），向各国诸侯求救。即位不久的晋文公打着勤王的旗号，于公元前635年出兵攻克子带当时所在的温，生擒子带，然后迎姬郑回都城，将子带押到都城处死，平定了内乱。这次内乱，史称“子带之乱”。

郑为晋文公举行了庆功宴。晋文公更向姬郑“请隧”（要求在死后也享受天子规格的葬礼），被姬郑婉言拒绝，而将阳樊、温、原和攒茅四个邑（在今河南省济源县、温县和修武县内）赐给晋作为报答。三年前，秦、晋两国已经擅自将允姓的一支戎族迁居到周王朝境内的伊川（今洛阳市南伊河）一带，占据了这块地方。这样，周王朝的地盘仅剩下方圆100多里的弹丸之地。

姬郑在位的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宋国的癸丘（今河南省兰考县东北）召集鲁僖公、宋襄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共公等国会盟，而以齐桓公为主盟。姬郑为了感谢齐桓公对他的支持，特地派周公宰孔参加了大会，并将周天子祭祀祖先的祭肉分赐给齐桓公，还声明齐桓公不用行谢恩的下拜礼，以示对齐桓公霸主地位的承认。这次会盟史称“癸丘之盟”，它使齐桓公的声望达到最高峰。六年后齐国名相管仲病死，又两年后齐桓公病死，齐桓公的5个儿子争夺国君的权位，内乱不已，国力削弱，从而使齐国失去了霸主的地位。

接着称霸的是宋襄公，他是个空谈仁义道德的诸侯。公元前638年11月，楚国伐宋，宋襄公率领大军迎战于泓（河名，即今河南省柘城西北的漶河）。他认为君子不能乘敌军正在渡河时发起攻击，不能乘敌军未列阵之前冲锋，不能俘虏头上有些白发的敌兵，因而不顾部下一再请战，坐失战机，最后被从容列阵后的楚军打得大败，他自己也受伤而身亡。历史上将他称为十分愚蠢的人物的代表。

公元前632年4月，晋文公率领大军在城濮（今河南省濮县内）之战中大败楚军，声威大振。晋文公将1000名楚军俘虏和100辆俘获的战车献给姬郑，姬郑回赠了100张红色的弓和1000张黑色的弓，并答应晋文公可以征伐其他诸侯。同年冬，晋文公在郑国的践土（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大会诸侯；为了增加他的威望，更派人暗示姬郑应该前去赴会。姬郑感到堂堂周天子竟然落到了唯诸侯之命是从的地步，十分难堪，又慑于晋国的威力，不得不前往。后来，孔子写《春秋》时，将此事写成“天子狩猎于河阳”，以维护周天子的颜面。晋文公这时成为威震中原的霸主。

继晋文公后称霸的是秦穆公。他任用贤才百里奚等人，增强了国力，于公元前624年伐晋，取得大胜，威望大振，连西戎20多个小国和部落都闻风归附，秦穆公被尊奉为西戎的霸主。秦又大力向东发展，扩地1000多里。姬郑派使者送去铜鼓12面，表示祝贺，也就是正式承认了秦穆公的霸主地位。

公元前619年8月，姬郑病死。姬郑死后的庙号为襄王。（东周）顷王（姬壬臣）

周顷王，名姬壬臣（公元前？～前613年）。周襄王子。襄王死后继位。在位6年，病死，葬处不明。

周顷王姬壬臣继位时，王室财政拮据，竟致于无法办理襄王的丧事，他只得派卿士毛伯去向鲁国讨钱。鲁国国君派使者送钱到都城，才安葬了襄王，这时已经是襄王死后第二年的2月了。

姬壬臣在位时，邾国（今山东省邹县东南）的诸侯为邾文公。公元前614年，邾文公准备迁都到绎山（也称峄山，在今山东省邹县南）。占辞上说：“迁都有利于民，但是有害于君，会使君短命。”当时的人是很相信占卜的，纷纷劝阻迁都，邾文公却说：“上天让民树立了君，就是为了替民谋利，如果迁都有利于民，就迁吧。”他还是把都城迁到了绎山。不久，邾文公果然病死了，这虽是巧合，时人却纷纷赞誉邾文公的贤良。

公元前613年春，姬壬臣病死。姬壬臣死后的庙号为顷王。（东周）匡王（姬班）

周匡王，名姬班（公元前？～前607年）。周顷王子。顷王死后继位。在位6年，病死，葬处不明。

周匡王姬班在位时，他本人无重要的事可述。

这时晋国的国君是晋灵公，在他宫内，却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赵盾事件。原来，晋灵公是一个只顾享乐，不理政事的国君。他又喜欢恶作剧，经常从宫台上用弹弓把别人弹得头破血流，人们东躲西闪，他看着高兴。有一次，厨师没有将熊掌煮熟，晋灵公竟把他杀了，用草席裹着，叫宫女在朝廷上拖过。执政大臣赵盾多次劝谏，晋灵公竟派武士徂魔（名除尼）去谋刺赵盾。徂魔一早去赵盾家，见赵盾大开着卧室门，穿着朝服，正襟危坐地在等待天明上朝。徂魔深受感动地说：“对国君不忘恭敬，是替民众办事的好人。杀了他，对不起百姓；不杀他，国君不会放过我，如此进退两难，不如一死了之。”就一头撞向庭院中的槐树而倒地身亡。晋灵公此计不成，又假装着请赵盾赴宴，埋伏好了武士，准备杀死赵盾，不料赵盾遇救逃了出来。后来，赵盾的族弟赵穿将晋灵公杀了，赵盾才返回都城。

公元前607年10月，姬班病死。姬班死后的庙号为匡王。（东周）定王（姬瑜）

周定王，名姬瑜（公元前？～前586年）。周匡王子。匡王死后继位。在位21年，病死，葬处不明。

周定王姬瑜在位时，他本人也无要事可述。这时，楚国在楚庄王的治理下强大了起来。楚庄王在继位之初的三年内，不理政事，沉湎在腐朽的生活之中。后经大臣们的劝说，他才逐渐振作，表示“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并开始整顿朝政，实行改革，扩充军队，从而增强了国力，攻灭了一些小国。

姬瑜继位的这一年春，楚庄王又带兵攻伐陆浑（今河南省嵩县北部）的戎族，事后，并在周王朝的边境上阅兵示威，吓得姬瑜赶忙派大臣王孙满去慰劳楚军。楚庄王劈头就问周朝都城宗庙内九鼎的“小大轻重”。九鼎是天子权力的象征，问九鼎的重量，也就意味着有觊觎天子权位的野心。经过王孙满的驳斥，楚庄王才引兵退去。这件事，史称“问鼎中原”。接着，楚庄王在平定内乱后，频繁出击，先后攻灭了舒、蓼等小国，降服了陈国、宋国。公元前597年在必（今河南省郑州市东）之战中，楚庄王又一举歼灭了拥有600辆战车的晋国大军，并继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后当上了霸主，历史上将他们称为“春秋五霸”（另一说是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当时，晋国赵盾已经病死，子赵朔袭职，辅佐着晋景公。晋灵公的宠臣司寇屠岸贾要为晋灵公报仇，就鼓动武将们说：“赵盾犯有弑君大罪，如今他的儿子还是朝中重臣，这怎能允许！”并带着军队围攻赵朔居住的下宫，杀死了赵朔和他的一族。赵朔的夫人因为是晋成公的姐姐庄姬，得以幸免。庄姬正怀着孕，避居于晋景公宫中。不久，她生下了一个男婴，屠岸贾便守住宫门索要男婴。庄姬将男婴藏在胯下，祷告说：“如果天要灭赵氏，你就哭吧；如果天不想灭赵氏，你就别哭。”男婴竟然不哭，得以脱身。赵朔有个门客叫公孙杵臼，他对赵朔的朋友程婴说：“抚育这孤儿成人与死，两者哪件难？”程婴回答说：“死容易，抚育孤儿成人难。”公孙杵臼就说：“那请君承担难的那件事，我去承担容易的，让我先死去吧。”他就带着自己的婴儿躲进山里，然后让程婴假装去向屠岸贾告密，谎称赵氏孤儿躲在山中。屠岸贾大喜，立即派兵随程婴进山，杀死了公孙杵臼和他的儿子。这样，赵氏孤儿就被保全了下来。程婴抱着孤儿躲进山中，给他取名为赵武，这就是著名的“托孤搜孤”的故事。

公元前586年11月，姬瑜病死。姬瑜死后的庙号为定王。（东周）简王（姬夷）

周简王，名姬夷（公元前？～前572年）。周定王子。定王死后继位。在位14年，病死，葬处不明。

周简王姬夷在位时，他本人也无要事可述。这时，在晋国，晋景公为赵朔平了反，派人请来程婴和尚未成年的赵武，并允许程婴带兵攻杀了屠岸贾，灭了屠家一族，为赵氏一门复了仇。赵武成年后，袭父职，又为晋国重臣。这时，程婴却拜别大家，对赵武说：“当年下宫之难，我所以没有尽忠死节，是为了抚育你，为赵家保住后代。如今你赵氏一门大仇已报，冤屈已伸，你也袭职立业，我应该报答令尊大人的知遇之恩和老友公孙杵臼的一片赤诚之心了。”说完就自杀了。赵武十分哀痛，为他服丧3年，每年春、秋两季都去祭祀他的坟墓。

当时，除了晋、楚、秦，宋、郑等国相互攻伐不止以外，位于东南地区，原为楚国属国的吴国兴起，屡次攻入楚国，卷入了春秋混战的行列。

公元前572年9月，姬夷病死。死后的庙号为简王。（东周）灵王（姬泄心）

周灵王，名姬泄心（公元前？～前545年）。周简王子。简王死后继位。因爱子夭折，哀伤而死，葬于周山（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南柏亭山），一说葬于灵山（今河南省宜阳县）。

周灵王姬泄心在位时的公元前546年7月，宋国大夫向戍约晋、楚两国在宋国都城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开会，调停两国间的战争，晋、楚、宋、鲁、卫、陈、郑、曹、许、蔡等十国的有势力的大夫参加了会议。会议约定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平分霸权，谁破坏协议，各国共讨之。这次大会史称“弭兵会盟”。“弭兵会盟”后的10多年间，因为楚国专注于对付吴国，晋国则忙于应付内事，无力开战，所以会盟的10个国家没有发生过战争。然而，各国内部的争权斗争却异常尖锐。“弭兵会盟”也就成为春秋时期两个阶段的分水岭。会盟以前以诸侯国之间的兼并为主，会盟以后却以各国内部大夫间的兼并为主，各国社会正酝酿着巨大的变化，阶级矛盾趋于尖锐。如公元前555年，郑国执政大臣子孔专制，国人不满，在子展，子西率领下攻杀了子孔。同年，莒国国君比公暴虐百姓，国人愤而杀死了他。公元前550年，陈国贵族庆氏强征庶民筑城。筑城时，夹板脱落了，监督筑城的庆氏以残杀庶民来惩罚，“役人”怒而举行暴动，分别杀死了以庆虎，庆寅为首的大小监工。这次起义吓得陈国的贵族胆战心惊，惊呼难以再统治下去了。

姬泄心的长子姬晋天性聪明，喜欢吹笙，能吹奏出如同凤凰欢鸣一般的乐曲，令人陶醉。姬泄心对他十分钟爱，立他为太子。不料，太子于17岁时突然得病身亡，姬泄心哀痛欲绝。传说当时有人见灵王如此悲伤，担心这有损他的健康，就利用迷信编造了一段情节劝慰他说：太子现在沟岭上，骑着白鹤，吹着笙。他要农夫转告灵王，暂不必挂念，他现随仙人浮丘公居住在嵩山，十分快乐。姬泄心听了却反而更加怀念太子，日夜不宁，神情恍惚。公元前545年11月的一天深夜，姬泄心迷迷糊糊入睡，梦见太子骑着白鹤来迎接他。他惊醒后说：“我儿来迎我，我应当走了。”于是命令传位于次子姬贵。癸巳日，姬泄心病死。

姬泄心死后的庙号为灵王。

在兼并战争中变化着的东周社会

西周时期，天子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禁止诸夏各侯国间攻战兼并。原来比宗周落后得多的各诸侯国，因长期休养生息，经济逐渐兴盛起来。宗周灭亡，平王迁都洛邑，王室衰弱，不再有控制诸侯的力量；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陆续出现，打破了诸侯并列、王室独尊的局面。后来侯国大夫互相兼并，强宗陆续出现，打破了宗族并列、公室独尊的局面。在兼并过程中，西周旧制度逐渐被破坏，特别是宗子世袭不得买卖的宗族土地所有制向个人私有可以买卖的家族土地所有制转化，成为东周社会各种变动中最基本的一个变动。一般说来，西周社会是比较安静的，东周则进入动荡时期，频繁的兼并战争，加重了人民的痛苦，但也推动了社会向前进步。

西周以来，宗族占有大量土地。这种土地占有制度，以封建剥削为其内容，以氏族组织为其外壳，宗子则是宗族全部土地的所有者。卿大夫受封土作为自己的采邑，在采邑内可以收族聚党。受封人的嫡长子世世相传为宗子，其余子孙以及异姓的姻亲称为族党。他们多数耕种宗子的土地，身体被束缚不能自由迁徙，精神上也被尊祖敬宗的信条所束缚，惟恐自己失去了宗族的庇护。宗子统率宗男，宗妇统率宗女。宗子宗妇受一族人的尊敬。族中如有贵或富的人，不敢显出贵富的样子走进宗子的家里。族人得衣裘车马等贵重器物，要选择好器物献给宗子，次等器物归自己服用。族中富人祭祖先，必须备两副祭品，好的一副献给宗子。宗子与族人的关系，名义上说是“异居而同财”（《仪礼·丧服》），实际是宗子同享贵富族人的财物。贫贱族党耕种宗子的土地，算是宗子和他们同财，实际是宗子剥夺他们劳动生产品的大部分。

宗族有土地、刑法（杀人权）、军队（私卒、私属）、臣属（士）、农民（耕田的族党）、农奴（非族党的农夫）、隶农（耕田奴隶）和奴隶（包括手工业商业及家内役使的奴隶）。替宗子管理宗事的人叫做“宰”或“宗老”。又有管祭祀的祝、史，管军事的司马，管手工业的工正，管商业的贾正。宗族实际是一个小国家，所谓氏，如鲁国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就是这个小国的国号，宗子就是这个小国的国君，他在这个小国里强有力地统治着全宗族。

宗族土地大小不定，齐卿管仲曾夺伯氏三百邑，又齐子仲姜宝镈铭文记齐侯赏给一个大夫二百九十九邑。《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谓“唯卿备百邑”，大概只是一种名义上的制度。侯国内宗族对诸侯要缴纳贡赋，并服各种徭役。有时被诸侯惩罚，加倍出赋，有时被逐甚至被灭族。诸侯权力足以控制各宗族的时候，割裂土地封给有宠或有功的卿大夫，“公食贡”，并不感到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但当宗族变成强大，诸侯失去或削弱了控制力的时候，宗族兼并便盛行起来。强宗夺得土地，设地方官（县大夫或邑宰）管理民事，并不分封子弟，停止了新宗族的再发生（宗族中“侧室”“贰宗”为数至少）。亡了宗的族党，失去宗子的庇护，同时也免于宗子的同财，在对地方官有义务缴纳贡赋的条件下，一个家庭自成一个独立的经济单位。家长有权力处理自家的财产，有兴趣增加自家的财产，这就形成了一种以家长为主体的家族制度。

家族制度代替宗族制度，也就是以一个家庭为单位的土地所有制度代替以一个宗族为单位的土地所有制度。一个家庭占地多便成地主，占地少或种别人田地便成农民。不论地主或农民，都需要建立起家长擅权的家族制度来。家族制度的内容是子弟服从父兄（儒家所谓孝悌），妇女服从男子（《仪礼·丧服篇》所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儿子和媳妇不得有私财私物，不敢私自借用别家的财物，也不敢私自送财物给别人，一切听家长支配。父母死后，兄弟可以异居异财，每个男子都有可能作家长，参加社会活动，建立在宗族制度上的旧国家因之也就逐渐变为建立在家族制度上的新国家。

东周是个动荡的时期，在动荡中，各阶级、阶层都起了变化。特别是家族制度的地主阶级开始出现，政治、经济、文化逐渐受这个阶级的支配，由此产生地主统治的封建社会。西周领主统治与秦汉地主统治的中间，东周和战国，正在进行着两种统治的交替运动，东周则是这个运动的开始。

一、统治阶级

1、王国贵族：平王东迁，七个异姓小宗族从王，供给祭品，平王很感谢，保证他们世世有职位。西周周、召、毕、毛等大宗族，东周都不大显赫，想见西周灭亡时，大宗族几乎全部没落。东周王室衰微，天子丧失威权，王国内新立的宗族，势力远不及西周，天子与王国贵族地位的降低，对整个宗族制度说来，是很大的削弱。

2、诸侯：西周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篇》），这就是周天子和王国大贵族组成的第一等宗族在政治上有最高的地位。东周前半期，齐晋两国先后霸诸夏，秦霸西戎，楚霸诸蛮，霸主在他的势力圈内有最大威权。其他诸侯在本国也有大权力。政令攻战自诸侯出，这就是诸侯和本国卿大夫组成的第二等宗族在政治上代替了周天子为首的第一等宗族。

3、卿大夫：东周后半期诸夏各国“政逮于大夫”，政“自大夫出”（同上），诸侯的土地民人逐渐被少数强宗夺去。公室同东周王室一样，只保存尊贵的名分。强宗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士。这种在卿大夫家里任职的士也叫做家臣，家臣对家主效忠，不知道有国君，《左传》昭公二十五年所谓“家臣也，不敢知国”，就是卿大夫和士组成第三等宗族，夺取第二等宗族的权利。

4、士：东周战争以车战为主，晋楚等大国兵车多至四五千乘，中等国也在千乘上下。每车甲士三人，一国有甲士数千人以至万数千人，捍卫国家的主要武力，就是这些车战的甲士。其中有些偏重在文事方面，他们的主要职务是做侯国小官吏和采邑官吏。又一种是食客，投靠强宗，替主人奔走，谋取衣食。士大抵受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是军事上政治上必不可少的一群有力人物，因此得到卿大夫的重视。士生活主要是依靠“食田”。“食田”就是食若干田的租税。例如鲁国大夫施氏宗族的宰，有“百室之邑”（一百田）作食邑。士所食的田邑，去职时要交还主人，不能当作私产。齐君曾把石窌（音叫jiào在山东长清县）地方的田赏给一个女子，又曾把五家赏给一个立军功的人，这些被赏的田和被赏的五家所出租税，成为受赏者的私产。东周后半期，战争愈益激烈，为奖励军功，士得受赏田。例如前四九三年（鲁哀公二年）晋赵鞅与范氏中行氏大战，悬赏：“克敌者……士田十万”（十万当是十田之误，十万亩合千田，赏似乎过重）。田既赏给立功的士，自然成为士的私产，既是私产，也就可以自由买卖。军功愈多，受赏田的士也愈多。食田变为赏田，这样，拥有小块田产的新兴地主大量出现了。他们是强宗的有力支持者，因之某些强宗如齐国陈氏，晋国韩赵魏三家变为代表领主也多少代表一些新兴地主利益的国家。

5、大商人：西周时期王国商业比诸侯国发达。到东周，诸侯国里出现了大小都邑，其中若干大都邑便是当时的商业中心地。卫文公兴复卫国，齐桓公晋文公经营霸业，都重视通商。齐自太公开国以来，一向是东方大商业国，桓公用商贾出身的管仲为相，奖励商人通行各国间，探知政情。晋国大商人，坐着金玉装饰的车子，穿着刺绣华丽的衣服，交结诸侯卿大夫，可见大商人在政治上是有地位的。特别是地处南北交通中枢的郑国，国君和商人订盟约：国君不侵犯商人的利益，商人不迁移到别国去。郑国重视商业，商人参加政治活动也更为显著。例如郑商人弦高路遇秦兵，假托君命犒师，秦兵不敢袭郑。晋国贵族荀罃（音英yīng）被楚俘获，郑商人想藏他在货车里逃出楚境。东周愈到后期，大商人地位愈益上升，越国上将军范蠡弃官经商，孔子弟子端木赐（子贡）买贱卖贵，都成巨富，各国闻名。土地自由买卖，给商人以兼并土地的便利，成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一部分。

二、被统治阶级

1、庶民：宗族制度的土地，由嫡长子世袭。旁系子孙，五世亲尽，从贵族下降为庶民。他们大抵受过六艺教育，有些上升为士或作在官的庶人，但大部分只能耕种宗子的田地当农民。还有一种是丧失宗族的人，例如齐国援助晋国范氏中行氏，范氏中行氏被赵鞅战败后，族人逃到齐国去务农。这一类庶民保有自由民身份，很可能利用自己的财富和智能，役使贫弱，占有耕地，在土地制度变革时，有些人成为新兴的地主。因为从贵族下降的庶民数量很大，所以庶民也称为百姓，百姓失去了贵族的意义。

2、低级庶民：这种庶民是农奴身份，不得仕进上升为士。《左传》所记卿大夫受若干邑，或受若干田，田邑都附有耕种的人，所谓“土著”、“地著”，就是附著在田地上的农奴。还有一些人，或在田野当仆赁（如鲁襄公二十五年申鲜虞“仆赁于野”），或投靠强宗当隐民（如鲁昭公二十五年季氏养隐民，攻走鲁君），仆赁是雇佣，隐民是游民，这两种人的存在，想见庶民和低级庶民正在失去自己的耕地。

3、工商：各国都邑里有大小市场，市上贩卖的货物，有珠玉象牙等贵重物，也有普通用品，如酒脯冠履以及受刖刑人用的踊。这种普通用品，很多是小手工业者自己制造，自己设肆（摊）出卖，《论语·子张篇》所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墨子·尚贤篇》所说“工肆之人”，正是这一类人。

4、奴隶：任何一个贵族（国君、卿、大夫）都要占有奴隶，因为奴隶是手工业商业方面的剥削对象。西周以来，庶民、低级庶民、民间工商被看作国家或宗族所公有的人，从他们身上榨取得来的赋税力役，主要用在国家或宗族的军备、丧祭、贡献、建筑等公事上。奴隶被看作“私人”，同牲畜一样，为主人所私有。奴隶大致分三类，第一类奴隶如小臣、仆侍、妾婢、阍（音昏hūn）人、寺人（阉宦）等专供贵族家内各种役使，完全不从事生产。第二类奴隶用在手工业生产，生产品供贵族享用。一个国家有管百工的大官称为工正、工师或工尹，一个宗族里也有工正。工正管理多种手工业，最重要的是车工、金工。车工制造战车与贵族所用的车舆，金工制造兵器与礼器乐器，这些手工业不仅是因为需要专门的技术，更重要的原因还在贵族独占武器制造，借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有关贵族生活的饮食衣服及用具，也必需有专门技术的工作者，才能制造出合式的器物。这一类手工业奴隶虽然从事生产，但生产品的原料和资财是贵族从庶民、低级庶民、民间工商剥削得来的，生产出战争器械以及生活用具，是供给贵族使用的。还有第三类奴隶在贵族专利的山、海、林、薮、川、泽、田地、园圃里从事樵采、矿冶、畜牧、煮盐、捕鱼、耕种等劳动，生产品全部为贵族所有，通过贾正管理下的商业奴隶，变卖出去，获得财物，供给贵族的消费。工商业奴隶的存在，阻碍民间工商业的发展，对贵族却有利，所以贵族都需要奴隶，人数愈多，贵族愈富。奴隶来源主要是俘虏，例如晋国大夫荀林父伐赤狄有功，晋景公赏荀林父狄臣一千家。又战争获胜后诸侯对天子，小国对大国，同盟国间有献俘典礼，贵族分享战胜的利益。又弱国向强国求和，有时也用奴隶作礼物，例如前五八九年（鲁成公二年），鲁国献给楚国木工、缝工、织工各一百人。东周战争频繁，战败国兵士和民人被俘作奴隶，再加上罪人和被掠卖及穷困卖身的奴隶，可以想见东周奴隶数量是巨大的。

东周时期，由于铁器在农业上的使用，生产力提高了。由于兼并战争的推动，既破坏了宗族制度，又扩大了华夏文化地区。生产力的提高与兼并战争的推动，促使东周社会发生大变化，主要是土地所有制度发生大变化，私家占有土地的地主与私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出现了。西周以来的宗子（天子诸侯卿大夫）与农奴两个阶级逐渐衰落，新起的地主与农民两个阶级逐渐成长，东周后半期正是这种变化的开始。

东周时期的经济状况

武王克商，商朝的农业奴隶，被释放成为周朝的农奴。农奴与奴隶同样受残酷的阶级压迫，同样在政治上毫无权利，不过，农奴既有自己的私有经济，有自己的生产工具，这就有可能推动生产力向前发展。

周本是西方小国，因为生产力进步，战胜了大国商。克商以后，周大小贵族带着家属、奴仆和数量不多的庶人到受封地区建立诸侯国，封地内原有的居民，都作了周贵族的臣民。凡是周朝所封诸侯国，都实行一种新制度，这就是以力役地租为内容的宗族制度。西周诸侯在国内消灭商朝旧势力的反抗，建立并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宗族制度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是重大的。到了东周时期，因宗族兼并，出现大国、强宗，过去在土地面积较小，庶民人数较少的情况下可以行施的公田制，不能适合战争频繁，军费巨大的新局面，以鲁国为例，显示赋税制在变化，也就是土地制同样在变化。

前五九四年（鲁宣公十五年），鲁国“初税亩”。《左传》说它不合旧制度。据《左传》说，旧制度领主（国君和采邑主）只许收取公田上的谷物。《左传》所说，一方面表现儒家的保守思想，一方面却说明前五九四年以前鲁国还保存着公田制。农夫耕种公田，不能同时供应军役，战争随时可以发生，公田也就随时有荒芜的危险，废除公田制改为按亩收税的税亩制，显然对领主有利。税亩制行施以后，领主可不问有田者所耕土田面积的大小，也不问有田者为何种人，只是向有田者按亩数收税。这样，私田随着公田的废除，失去了私田的意义，农村间允许公开兼并，有人占田多，有人失耕地，贫富的分化加剧了。多田人逐渐形成地主阶级，有田农夫和失地少地的农夫逐渐形成为农民阶级。

税亩制的行施，必然废除西周以来的公田制，在鲁国行施的先后，其他诸侯国不能保持公田制不变，可以设想也在采用税亩制。例如齐国，在齐桓公时已废除公田制。

因为田税既改为按亩收税，原来农夫受私田一百亩，就有义务向授田者出军赋（军役和军需），现在实行税亩制，农夫耕田面积大小不等，当然不能出同等的军赋。前五九〇年（鲁成公元年）即实行税亩后四年，鲁“作丘甲”。一丘面积不可知（据说四邑为一丘），所谓丘甲，就是一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丘中人各按所耕田数分摊，不同于公田制农夫出同等的军赋。前四八三年（鲁哀公十二年），鲁“用（以）田赋”。丘赋是领主按丘征发军赋，丘内新垦土田愈多，分摊军赋愈轻；用田赋则是按田亩征发军赋，有田人的负担加重了，但有田人对田的处理权也加增了。自从行施税亩、田赋两种制度，领主只向有田人收税和赋，不再干涉有田人相互间买卖、分割等行为。有田人缴纳税、赋以后，不再受其他干涉，自然形成了土地私有权。其中一部分象士那种身份的人也就自然成为小地主，还有一部分成为有田的农民。

鲁国以外，前五四八年（鲁襄公二十五年），楚国按土田定军赋。前五三八年（鲁昭公四年）郑国“作丘赋”。秦国入战国后“初为赋”（前三四八年）。秦在东周及战国初年是落后的国家，采用鲁国式的田赋制较迟，想见鲁国用田赋，各诸侯国先后采用，成为普遍行施的制度。自此田地有粟米之征，人户有布缕之征与力役之征。农夫在公田制时期，领主要保证公田收入，还不敢过度忽视农时，任意发动战争。行施税亩及田赋以后，领主把战争与赋税力役分为两事，农夫却要一人同时负担两事。所以孔子反对鲁国用田赋，说是“贪冒无厌”，比强盗还坏；孟子也说征两种，有些人要饿死，征三种，有些家要破产。

赋税制变化，标志着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农村里从而出现了不同于领主的地主阶级以及有土地与少地或无地的农民阶级。这种巨大的变化，因铁制农业工具的行用而愈益加速。有了铁制农具，田野耕作与草莱开辟都获得前所未有的便利，东周生产力比西周提高了。

铁字古文作銕，当是东方夷族最先发明冶铁术，为华族所采用。《国语·齐语》载管子说，美金（青铜）用来铸武器，恶金（铁）用来铸农具，足见春秋初期，冶炼技术已经能生产生铁。前五一三年（鲁昭公二十九年），晋国起兵筑城，令兵士铸一个铁鼎叫做刑鼎，鼎上宣布范宣子所作的法律条文。铸鼎的铁是作为军赋向民间征发，足见铁在晋国民间也已经使用。齐晋能铸铁，其他各国也会铸铁。《周礼·考工记》段氏用青铜制镈（农器），粤地农民人人能制铜镈。《考工记》所说，当是指东周以前农具主要用铜的情形。东周时有生铁铸成的农具，作用便显然不同。铁为深耕创造了条件。叔均牛耕法在某些地主或少数农民的田地上有可能被采用。孔子弟子冉伯牛名耕，司马耕字子牛，晋国有力士名牛子耕。耕与牛相连，说明东周后半期已用牛耕田，不过这种进步的耕作法当时并不通行，一般仍用两人并力发一耜的耦耕法。

东周时期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在诸侯国间的广泛发展。郭沫若说：代表周朝文化的青铜器，西周多是王室及王臣之器，诸侯国别之器极其罕见；到了东周则王室王臣之器匿迹，而诸侯国别之器极其盛行。特别是春秋中叶以至战国末年，一切器物都变得精巧玲珑了。体质轻便，形式新鲜，花纹工细，铭辞多韵文，字体多花文，草率的陋习完全革掉，而原始的风味也完全扬弃了。春秋中叶以后，正是土地制度改变、农业生产力向上的时候，封建统治者有可能大量聚敛供自己浪费享受。例如鲁国大夫季孙氏，比西周元勋周公旦还要富裕；齐君有马四千匹，积累财物，任令朽坏；晋君大筑宫室，多养女宠，淫侈无度。当时诸侯卿大夫需要加工精制的器物，因而促成手工业技术上的进步。诸侯卿大夫并不满足于本国产物的享受，因而又促成各国间商业的扩大。例如郑商人到周出卖皮革，到楚收买丝绵，晋自楚输入木材皮革。春秋晚期，大商贾势力足以交通诸侯卿相，与问政事。

商业上货物交换，需要货币。西周有铜贝、铜寽即《吕刑篇》所称的锾（音环huán），东周又有铜钱（象农器形）或铜刀（象刀形）。但据《左传》所记，春秋时诸侯卿大夫用璧玉帛锦等贵重物或其他器物互相交易，似不用钱。民间小交易当是用粟米布丝等实物，也很少用贝、寽、钱、刀。东周末年，作为货币的钱行用渐广。《墨子·号令篇》说人民守城有功，女子赐钱五千，老小赐钱一千。战国时金（铜）制货币大行，民间却仍有实物交易。货币的逐步发展，反映出农业手工业商业的逐步发展，东周则是这个发展的开始。

东周棘轮装置：世界棘轮机构之父

20世纪70年代，我市考古人员在东周王城遗址发掘出一套青铜齿轮构件，机械学中称其为棘轮构件。这是人类最早制作并使用的、具有制动功能的棘轮装置，在机械制造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东周粮库现身九都西路

1973年前后，我市考古人员通过文物勘探和试掘，在今行署路与洛河之间的九都西路两侧，发现地下粮窖74个，称之为战国粮仓。这些粮窖分布在南北长约400米、东西宽约300米的范围内，占地约12万平方米。这些口大底小的圆形粮窖，分布比较密集，排列基本有序，口径一般10米左右，窖深10米左右，一座粮窖可储存粮食50万斤。这里应是一处东周王室的大型粮库。

齿轮构件为战国晚期遗物

1976年，为配合基建工程，考古人员对粮仓区的第62号粮窖进行考古发掘。第62号粮窖位于粮窖区中部偏东处，口径11米、底径6.9米、深10米。除了在粮窖底部发现谷糠外，考古人员还从谷糠上面的年代为战国晚期的废弃堆积层内发现了许多陶器、石器、滑轮等，令人惊奇的是，其中有一套考古发掘中从未见过的青铜齿轮构件。

这套青铜齿轮构件由齿轮、钩卡组成。齿轮为圆形，圆周有40个斜齿，齿距相等，中间为用来安装木轴的方孔，轮径4.2厘米、方孔边长2.5厘米；钩卡呈弓状，一端有用来安装圆轴的圆孔，另一端有钩爪，背部有小圆鼻，长5.9厘米。齿轮、钩卡保存完整。发掘者认为，二者配搭完全吻合，显然是机械上相当精密的制动零件。

后经机械工程师辨认，出土的这套青铜齿轮、钩卡，在机械学中名为棘轮、棘爪。二者相配，则是机械装置中的一个具有制动功能的、相对独立的运动单元，即棘轮机构。

这种棘轮机构，是一种适于低速传动的简单的机械构件。其工作原理是：当机械负荷工作时，棘轮沿逆时针方向转动，棘爪在轮背上滑过；间歇时，逆时针转动的棘轮受阻而向顺时针方向回转，回转时被嵌入齿槽的棘爪卡住，由此完成机械的间歇并等待棘轮再次转动。

考古人员认为，青铜齿轮构件虽然出土于战国晚期的粮窖废弃层中，但这只能证明其为战国晚期的遗物，战国晚期仅为青铜构件的废弃年代，而不是它的制作年代与使用年代。

齿轮构件具有坚固耐用的材质，它在粮窖内出土表明其与粮仓的使用有密切的关系，故推测其使用年代与粮窖的年代相当。发掘者认为“粮窖群兴建于战国中期或稍前”，粮窖的使用年代在战国中期。因此，保守推测，齿轮构件的使用年代距今约2300年。

先民的重要发明

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虽然诸侯争雄，战争频仍，却在另一方面加剧了各地域间的文化碰撞与交融，催生出许多科技之花，社会生产力因此快速发展，这套齿轮构件便诞生于这样一个动荡的年代。

伴随着冶铁术的产生与发展，铁器在战国时期大量使用，人们还发明了生铁柔化退火技术，提高了铸件的韧性。这一时期青铜铸造中的单模、分模铸造技术进一步提高，还出现了精细的错金银镶嵌工艺。金属冶铸技术的发展，为较精密、较复杂构件的制造提供了前提；齿轮构件便出现于这样一个多创造多发明的时代。《墨子·经说》：“举之则轻，废之则重，非有力也。”意思是说，放在地上的物体本身很重，但提举时它显得很轻，这不是因为提举者的力气很大。那么，为什么用很小的力可以提举重物呢？这是因为先民们通过长期实践，掌握了杠杆、斜面、滑轮、齿轮等力学原理，制作出用来提举、搬运重物的机械；并经过试验制作出了具备制动功能的青铜齿轮构件。就这样，古老机械中的棘轮机构诞生了。

世界棘轮机构之父

迄今为止，东周王城遗址出土的青铜齿轮构件，是我国考古所见的年代最早的棘轮构件。这种原始的机械构件开了棘轮机构的先河。这种古老的机械装置，不仅为中国后世所传承，也被他国所借鉴。例如俄国人列昂契·沙苏连阔夫在自动车上安装的齿轮机构、英国人古利宾制造的齿轮变速箱，均出现于18世纪，此类具有制动或间歇功能的机构，当借鉴了中国古老的棘轮构件。在一定意义上说，东周王城遗址出土的齿轮构件，是世界棘轮机构之父，是人类机械制造史上的里程碑。

第四章　东周发生的事件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

秦临兴师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颜率。颜率曰：“大王勿忧，臣请东借救于齐。”

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夫秦之为无道也，欲兴兵临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内自画计，与秦，不若归之大国。夫存危国，美名也；得九鼎，厚宝也。愿大王图之。”齐王大悦，发师五万人，使陈臣思将以救周，而秦兵罢。

齐将求九鼎，周君又患之。颜率曰：“大王勿悠，臣请东解之。”颜率至齐，谓齐王曰：“周赖大国之义，得君臣父子相保也，愿献九鼎，不识大国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梁。”颜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晖台之下，少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齐王曰：“寡人将寄径于楚。”对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谋之于叶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终何途之从而致之齐？”颜率曰：“弊邑固窃为大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醢壶酱？耳，可怀挟挈以至齐者；非效鸟集乌飞，兔兴马逝漓然止于齐者。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万人挽之，九九八十一万人，士卒师徒，器械被具所以备者称此。今大王纵有其人，何途之从而出？臣窃为大王私忧之。”齐王曰：“子之数来者，犹无与耳。”颜率曰：“不敢欺大国，疾定所从出，弊邑迁鼎以待命。”齐王乃止。【译文】

秦国兴师、兵临城下威胁东周，而且向东周君索要九鼎（国宝），周君为此忧心忡忡，就与朝中重臣颜率来商讨对策。颜率说：“君王不必忧虑，可由臣往东去齐国借兵求救。”

颜率到了齐国，对齐王说：“如今秦王暴虐无道，兴强暴之师、兵临城下威胁周君，还索要九鼎。我东周君臣在宫廷内寻思对策，最终君臣一致认为：与其把九鼎送给暴秦，实在不如送给贵国。挽救面临危亡的国家必定美名传扬，赢得天下人的认同和赞誉；如果能得到九鼎这样的国之珍宝，也确实是国家的大幸。但愿大王能努力争取！”齐王一听非常高兴，立刻派遣5万大军，任命陈臣思为统帅前往救助东周，秦兵果然撤退。

当齐王准备向周君要九鼎，以兑现颜率的诺言时，周君又一次忧心忡忡。颜率说：“大王不必担心，请允许臣去齐国解决这件事。”颜率来到齐国，对齐王说：“这回我东周仰赖贵国的义举，才使我君臣父子得以平安无事，因此心甘情愿把九鼎献给大王，但是却不知贵国要借哪条道路把九鼎从东周运回到齐国？”齐王说：“寡人准备借道梁国。”

颜率说：“不可以借道梁国，因为梁国君臣很早就想得到九鼎，他们在晖台和少海一带谋划这件事已很长时间了。所以九鼎一旦进入梁国，必然很难再出来。”于是齐王又说：“那么寡人准备借道楚国。”颜率回答说：“这也行不通，因为楚国君臣为了得到九鼎，很早就在叶庭（地方名）进行谋划。假如九鼎进入楚国，也绝对不会再运出来”。齐王说：“那么寡人究竟从那里把九鼎运到齐国呢？”

颜率说：“我东周君臣也在私下为大王这件事忧虑。因为所谓九鼎，并不是像醋瓶子或酱罐子一类的东西，可以提在手上或揣在怀中就能拿到齐国，也不像群鸟聚集、乌鸦飞散、兔子奔跳、骏马疾驰那样飞快地进入齐国。当初周武王伐殷纣王获得九鼎之后，为了拉运一鼎就动用了9万人，九鼎就是九九共八十一万人。士兵、工匠需要的难以计数，此外还要准备相应的搬运工具和被服粮饷等物资，如今大王即使有这种人力和物力，也不知道从哪条路把九鼎运来齐国。所以臣一直在私下为大王担忧。”

齐王说：“贤卿屡次来我齐国，说来说去还是不想把九鼎给寡人了！”颜率赶紧解释说：“臣怎敢欺骗贵国呢，只要大王能赶快决定从哪条路搬运，我东周君臣可迁移九鼎听候命令。”齐王终于打消了获得九鼎的念头。【评析】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救国难。《战国策》开篇就以生动的个案显示了语言的魔力。颜率以自己的口舌完成了百万军队也难以完成的事，这完全是运用智慧和口才的结果，他深知作为弱国，自己无力应对强暴，只有借助外力和他国，才能解救自己，而只要说服了他国，危机就会化解。

人们时刻处在各种扑面而来的问题之中，问题的解决不是靠简单、粗暴和轻率的行为，而是靠人类的头脑。“有话好好说”，言语足以解决问题、化解危机，而战争、冲突等暴力行为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会运用谋略和口舌的人，他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显得非常轻松，就像“草船借箭”的诸葛亮，他获得十万支箭的方式竟是那样的轻松快捷、匪夷所思。换了你在当时的处境，不知会怎么办？

无论是战国时代还是当今社会，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竞争和冲突是永恒的。当一个弱者处在利益主体林立的“丛林”中时，他应该象颜率一样清醒：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主动地帮助弱者；只有利益的诱惑才能使那些应该帮你的人来帮你。天下美誉和九鼎之宝的诱惑永远强于对弱者的同情心。你自己不关联着他人的利益，他人会资助、借贷给你吗？

颜率不愧为是个战略家，他已谋划好怎样收场。他以道路这样的小借口，使齐王的非份之想落空。他用夸张、铺陈的语言，渲染运九鼎之难，语言的堆砌在这里起了强大的心理作用，使齐王望而生畏。道路问题确实是无法克服的客观原因，所以看起来颜率并没有失信。颜率也不是欺骗，因为齐王已得到美誉，而且齐王在道义上就应该救助东周。何况，九鼎之宝是小国家随便就能拥有的吗？

春秋战国的分期

周自平王东迁洛邑，开始了历史上的东周时期；至赧王，为秦所灭，共历二十五君，五百一十五年（前770～前256）。东周灭亡后，原为周室诸侯而自东周前期即相互攻伐的七个强国，展开更剧烈的混战。这样又经过三十四年，才为其中之一的秦所统一（前221）。

所谓“春秋时代”，大致指东周的前半期，从周平王四十九年（鲁隐公元年，前722）起，至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止，凡二百四十二年。这个名词，来自《春秋》一书。这部书是鲁国的历史，据说是孔子删定的，其中所叙述的，便是这一段时间的事。

所谓“战国时代”，是指东周的后半期加上东周灭亡以后的三十四年，从周敬王四十年（前480）起，至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也就是秦国统一的前一年止，凡二百五十九年。在这段时间中，列国战争的方式，较前有显著的改变，战争规模远较以前为大，战况也更加惨烈，因此称之为战国时代。

如果完全按照这种分法来分，东周初的将近五十年便没法安置。但历史分期的目的，不过为便利研究，自不必过分拘泥，所以东周初的四十八年，未尝不可划入春秋时代。而且这几十年的历史，与后来春秋时代的历史，其间并未曾发生过剧烈的变化，也没有分开的必要。至于以前481年作春秋时代的终点，倒是大体不错的。前5世纪的上半期，确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剧变时期，春秋、战国两个时代也正好从这里分野。

另一分法，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作为战国时代的开始。这一年晋国大夫韩、赵、魏三家始受周命，列为诸侯，封建社会的政治秩序，开始被公开破坏。但从许多方面看，远在这一年以前，战国的局面便早已形成。就以三家分晋来说，事实上也在这一年前许久完成；三家的升为诸侯，只是周室承认既成的事实而已。所以这种分法，嫌太晚了些。[参看雷海宗《断代问题与中国历史的分期》（载“清华大学”《社会科学》二卷一期）]（二）分期的必要

为什么东周必须分作春秋战国两个时代？因为这两个时代的历史，在若干方面有显然不同的地方，必须分别论述而不能混为一谈。现在列举几点，加以说明。

政治方面，春秋时代还大体维持着封建制度。当时周王室虽已衰微不堪，但诸侯中尚有打着“尊王攘夷”旗号的霸主。各国的内部，政权仍然操在贵族手中。若干诸侯国的大夫阶级，虽然强横，有的甚至与公室对立，但还没有取公室而代之的事发生。到战国便大不同，封建制度渐趋崩溃，王室不再为人所尊重，列国也发生强大氏室对公室的地位篡夺的事。新建的和旧有的国家，相率实行新的军国主义。国君们停止国内的分封，并积极扩军，以推行中央集权。国君的地位大为提高，但整个贵族阶级的权力却逐渐降低，他们已不能完全掌握政权。相反的，平民阶级日渐抬头，至于攀登政治舞台，形成所谓“布衣卿相”之局。

春秋时代的经济状态，大体仍以农业为主。土地为贵族所有，农赋是他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虽然也有少数的工人和商人，但他们大都专为贵族服务。到战国时代，由于各国贵族阶级的日趋没落，土地渐渐转移到平民手中，赋税则流入国君的政府。工商业也成为自由职业，因而商人阶级兴起，产生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商贾，他们甚至能左右一国的政治。工商业的兴盛，无疑使国君政府的收入更为增加，对他们军国主义的扩展，自然大有帮助。

春秋时代盛行车战，国与国间的战争，战期大都不过一天，伤亡也很有限，俘虏可以赎回。当时条约还有它的约束力量，一个盟约尚可维持相当长久的和平。虽然小国经常被灭亡，但大国还没有被灭的，这证明国际间尚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到战国，战术方面有了重大改革，战争以步兵为主，有时更有骑兵加入，这使战争的空间大为扩展。而铁制兵器的普遍使用，其杀伤力也较前为大。此外战场上动员的兵力，也远较以前为多。例如春秋著名的晋楚城濮之战，晋国出动的兵力，不过五万多人；但到战国末期的秦赵长平之战，赵国的士卒仅伤亡的便有四十五万。而阵地上所采用的筑垒战术，更使战争的时间大为延长。一场战争，往往非数十日不能解决。这时国际间已无所谓信义，条约已失去约束力，战争的主要目的便是灭亡敌国。前473年，吴灭于越，是东周以来大国被灭亡的第一个，也是战国式战争的首次出现。

从种族方面看，春秋时代“诸夏”的范围是相当狭小的，不但秦、楚、吴、越等国都被诸夏国家视为异类；即使诸夏地区中，也还有多种戎狄杂居着。到战国，内地戎狄大都被诸夏国家征服或同化，使诸夏内部的种族日趋单纯，而边疆的国家如秦、楚、越等，也因长期吸收诸夏文化，渐而进入诸夏集团，使诸夏的范围扩大了不少，这范围又被称为“中国”。由于这类种族与文化方面的混合，使列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以及国际局势都起了变化，对学术思想也发生很大的影响。

在大部春秋时代，教育仍是贵族的专利品，平民并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但因封建制度的破坏，从春秋末年起，学术便开始流入民间，第一位把贵族学术引入民间的伟大学者便是孔子。到战国，平民受教育的机会更多，对政治的兴趣也日益浓厚，加以各国君主延揽人才，因而学术思想大为昌盛。平民攀登政治舞台的捷径是游说，游说者各有一套政治理想和策略，用以劝说各国君主以猎取官位，这风气也自孔子开创，到战国而大盛。这一套套的政治学说，便是所谓的“百家之学”。

易中天为什么不敢品《战国策》？

易中天教授在其博客里又开始发表他的“三国”系列了。

听说初中教师在讲授课文《空城计》的时候，把司马懿不攻西城看成是司马与孔明在城前达成的“谅解”，因为二者都是以对方的存在作为生存的前提。不知这个观点会不是受易中天的影响，因为易教授在“品三国”中，深刻揭示了文化的里一面——权谋。

从“品三国”以来，易教授就似乎陷入一种纠结之中：易中天本人刻意要将“品三国”当成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解读，而外界一些针锋相对的评论则认为“三国水浒是中国的‘地狱之门’”。《三国》中承载的到底是怎样的传统文化，抑或是权术的集合体，面对鲁迅那句“中国社会有‘三国气’‘水浒气’”，易教授显然是被动的。常言道，老不读《三国》。“老读《三国》是为贼”，深谙世故的人读《三国》，洞悉其中的阴谋诡计、尔虞我诈，难免会愈加老谋深算、沟壑满胸，所以老不读三国。看来易教授到了年老之际，反倒觉得青春荒废，顿生老骥伏枥、英雄迟暮的感慨。

不过，三国之中的权谋与《战国策》相比，那简直就是小儿科。

儒家对《战国策》一向持反对态度，当然你可以把当下智慧权谋满天飞看成是“反儒”的体现。《战国策》的编者刘向也不得不说，“此书不可以临教化”。看来，古人也是反对将权谋作为教科书的主要内容，因为它不是劝善的主体。

先看《战国策》的一个故事：

东周想种水稻，西周不放水，东周为此而忧虑，苏子就对东周君说：“请让我去西周说服放水，可以吗？”于是去拜见西周君，说：“您的主意打错了！如果不放水，反而使东周有了致富的机会。现在东周的百姓都种麦子，没有种其他东西。您如果想坑害他们，不如突然一下子给他们放水，去破坏他们的庄稼。放下了水，东周一定又改种水稻；种上水稻就再给他们停水。如果这样，那么就可以使东周的百姓完全依赖于西周而听命于您了。”西周君说：“好。”于是就放水。苏子得到了两国赏金。（《东周欲为稻》）

这则故事中，与其说苏秦智慧，不如说他坑人、损人。不过，这种“智慧”在现在还少吗？

还有官场上的：

成侯邹忌是齐国的相国，田忌是齐国的大将，两人感情不睦，互相猜忌。公孙闬献计给邹忌说：“阁下何不策动大王，令田忌率兵伐魏。打了胜仗，那是您策划得好，大可居功；一旦战败，田忌假如不死在战场，回国也必定枉死在军法之下。”邹忌认为他说得有理，于是劝说齐威王派田忌讨伐魏国。谁料田忌三战皆胜，邹忌赶紧找公孙闬商量对策。公孙闬就派人带着十斤黄金招摇过市，找人占卜，自我介绍道：“我是田忌将军的臣属，如今将军三战三胜，名震天下，现在欲图大事，麻烦你占卜一下，看看吉凶如何？”卜卦的人刚走，公孙闬就派人逮捕卖卜的人，在齐王面前验证这番话。田忌闻言大恐，出走避祸。（《成侯邹忌为齐相》）

这就是现实版的政治斗争，相互倾轧，小人横行。如果从小就学习这种策略，保不准都成政治家（其实，就是个混饭吃的纵横家，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呢？）

易中天为他的“品三国”系列开脱，无非是维护他的创作。不过，要想讲透权谋，不如直接把《战国策》搬上“百家讲坛”。不过，我身边的一个老学者告诉我，当智慧走下神坛，成为市井百姓的熟练运用的东西，社会就会呈现出混乱的迹象。

智慧出，有大伪！

大家看一下古人是如何利用口才赚钱的！

周想种水稻，西周不放水，东周为此而忧虑，苏子就对东周君说：“请让我去西周说服放水，可以吗？”于是去拜见西周君，说：“您的主意打错了！如果不放水，反而使东周有了致富的机会。现在东周的百姓都种麦子，没有种其他东西。您如果想坑害他们，不如突然一下子给他们放水，去破坏他们的庄稼。放下了水，东周一定又改种水稻；种上水稻就再给他们停水。如果这样，那么就可以使东周的百姓完全依赖于西周而听命于您了。”西周君说：“好。”于是就放水。苏子得到了两国赏金。

张仪来到楚国，处境贫困，他的随从很不高兴，想要回去。张仪说：“你一定是因为衣冠破烂，才要回去吧。你等着，让我替你去拜见楚王。”在这时，南后和郑袖很受楚王宠爱，在楚国地位尊贵。

张仪前去拜见楚王，楚王不高兴。张仪说：“大王不用我，我就到北方去见韩王。”楚王说：“好吧！”张仪说：“难道大王对韩国没有什么要求吗？”楚王说：“黄金、珍珠、玑珠、犀革、象牙都出自楚国，我对韩国没有什么要求。”张仪说：“大王就不好色吗？”楚王说：“怎么说。”张仪说：“那郑国和周国的女子，涂脂抹粉，打扮得十分漂亮，站在大街巷口，如果不知道，第一次见到她们，真以为是仙女下凡。”楚王说：“楚国是一个偏僻的国家，从来没有见过中原的女子这样美丽的，我怎么就不好色呢？”于是赠给了张仪珍珠、玉器。

南后和郑袖知道此事，大为吃惊，就派人对张仪说：“我们听说将军要到韩国去，我这里有金千斤，送给您作为养马的草料钱。”郑袖也给了张仪金石五百斤。

张仪辞别楚王时，说：“诸侯相互阻隔，道路不通，不知何时再能见到大王，希望能与大王饮酒作别。”楚王说：“很好。”于是设宴与张仪对饮。酒至半酣，张仪一拜再拜，请求说：“这里没有外人，希望大王邀集左右亲近来一块儿畅饮。”楚王说：“好。”于是找来南后和郑袖，一起饮酒。张仪又再拜请罪，说：“我对大王犯有死罪。”楚王说：“这是为什么？”张仪说：“我走遍天下，从来没有见过象南后、郑袖二位这样的美人，我却说要为您找美人，这简直是在欺骗大王啊！”楚王说：“您就不必挂心了。我本来就认为天下的美女谁也比不上她们两人。”

东周青铜剑的铸制工艺

青铜兵器，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铸制数量最大的铜器，有镞、矛、戈等，青铜剑是其中一种。其它小体积兵器信息量相对小，剑的体积大，铸制工艺相对复杂，留下的信息量相对大。为便于理解，本文只对剑的铸制工艺留下的特征进行范铸逻辑性推理研究。

我们看见棱角分明的战国青铜剑都是成品，而制作这些剑的范铸工艺，早已随着战国时代的结束而离我们远去。一般素格素首战国剑的几何形状较为简单，两块范对合就可铸成，这似乎是多数研究者的观点，似乎未见到对此提出异义。

剑的种类较多并非一样，目前出土的常规种类已不少，铸制各种剑的技术，更是工艺繁多。从目前已发表对铸剑工艺的研究看，只是作了一些科学检测，如化学成分分析，从而知道东周青铜剑大致的合金比例范围。作了一些金相分析，从而知道了剑合金的金相结构及机械性能。但是，这些分析属于微观，都是些眼睛看不见的问题，这些问题的破解，并不能解释各种剑是如何制模、如何制范、怎样被铸制出来的。对于剑的范铸工艺研究，从制模、制范到铸制成整剑的模拟试验太少，既使作了铸剑实验，也不一定属于战国的范铸工艺。对战国铸剑工艺的具体操作所知太少，许多问题只能避而不谈。所以，目前对于春秋战国范铸铜剑的主流工艺研究，基本处在起始阶段，甚至对许多种剑的具体铸制工艺研究尚未涉及，体现在剑表面的许多问题，尚不能用科学语言进行解释。由于以上原因，这里只是将目前著者已知并看得见的现象，采用范铸逻辑进行推理式阐述。为便于理解，采用考古学中对剑体各部位的称谓用表示出来，按这些通用的词进行阐述。

春秋以后的青铜剑，各地都有出土，特别是战国时期的军事要塞或重镇地区，出土量明显多。考古学中对各时期各种剑进行分型分式，从而排比出时代及文化属性。采用现代常规的铸造学原理，对战国铜剑进行铸制工艺的研究，不能解释铜剑上的一些现象。根据范铸逻辑推理，采用相适应的现代科技手段，可尽多解惑。

为战国墓葬出土的越王丌北古剑1，藏安庆博物馆。此剑素格素首，具有两个纹饰箍。格及首的表面铸有凹铭文，铭文为一错金一错银间隔排列。从左下角X光片中显示的结构可以认定，此剑的首为分型铸造后再与茎铸接。通过调查发现，凡具有同心圆的首，多是采用了此剑的这种分铸铸接工艺，而此剑首并非同心圆，也采用了这一工艺，是因首上有铸铭及错金等特殊工艺。再观察其它有特殊工艺的首，凡见到的皆为分铸。当有了这一认识后，发现了许多分型铸造后与茎铸接的首。奇怪的是，有些剑是无任何特殊工艺的首，也常能在茎部见到铸接痕。普通剑首分铸后铸接，肯定有它必须铸接的原因，不会无故曾加没必要的工序。那么，先民为什么要铸接普通剑首？著者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无法解释这一现象。

为两把战国剑的茎部，上面绿色的为同一把剑茎部的两个角度，此剑是鄂州市博物馆的发掘品。宏观上可看到的现象是，在此剑的茎部中间，明显夹了一块铜板，在茎的后边，不但有子母扣式的接痕，还有一长方形的铆孔，末端缺首。下面灰色剑为宜城博物馆的发掘品，此剑亦缺首，其余部位完整。宏观上可看到的现象是，在茎部的断面上，外面包着里面的铜芯子，内外之间生长了一圈缘锈。在战国墓葬出土的剑中，常能见到缺首现象，在鄂州市战国墓葬出土约100把剑中，缺首者至少占15%以上。这一现象的出现，引起了著者的关注。以上两件无首的茎有个共同点，即其末端都有结构。鄂博剑的长方孔及宜博剑的铜芯，都应与缺失的首有关。

过去认为，素格素首的普通青铜剑应是一次整铸而成，著者甚至发表过论文阐述整体铸剑的工艺。解释铸剑的工艺较简单，但铸出的只是毛坯，正如荀子在《强国》篇里对铸剑的描述那样：“……然而不剥脱，不砥厉，则不可以断绳……”，这里说得十分明确，刚铸出的只是个连绳子都割不断的毛坯，而我们见到的，却多是经过了机械加工棱角分明的剑。后逐渐认识到，只是一小部分剑采用了一次性整铸的铸制工艺，其余皆不是那么简单。这一认识经历了相当慢长的过程，往往是一个问题长期不能解释，但又涉及到另一个甚至几个问题，产生连销反应后，才逐渐意识到对铸剑工艺的认识可能存在偏差，应展开深入地研究。

近年来，通过对大量出土青铜剑各部位特征的系统研究，从常规的铸造常识看，似乎较容易解释，但从范铸逻辑看，却发现有几个问题讲不通。直至将大多数问题得到合理解释后才意识到，长期以来，著者被战国剑表面的假象所迷惑。可以说，我们见到的战国剑，有相当数量不是一次性整铸的，至少是两次或三次甚至四次铸成。由于长期被假相迷惑，致使对战国剑的研究走了许多弯路。下面先分别说明六个难以解释的现象。

其一，为什么剑体上剑身与剑柄的颜色不同。在许许多多发掘出土及藏界的战国青铜剑表面，可以看到两种颜色（不含复合剑、全黑漆古剑及全绿漆古剑），从部颜色浅、格部至首部颜色深得发黑，这是多数剑的现象。如果绝大多数剑从格部至首部为分铸，采用了不同的含锡量，致使表面颜色不同，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包括著者在内并无人认为大多数战国剑是从格至首采用了分铸。既然整铸就应为同一合金，同一合金前提下，格至首部的颜色，与从部不应有如此大的差异。

其二，茎部的纹饰箍是如何制模制范的。如越王丌北古剑茎上两个纹饰箍一样，许多剑的茎部具有这样的纹饰箍。在这些剑的茎上，往往能看到顺着格两边有范痕通过两个纹饰箍直至首部。从整铸的模范关系而论，纹饰箍上的一周纹饰细而外凸，其余部位凹进，翻范容易脱模难，翻好的范难以从模上顺利脱出。

其三，格部与从部接合部位的清角是如何产生的。凡表面经过加工的青铜剑，其格部与剑身接合部位的内角较为尖锐，现代机械将这种性质的角称之为清角。大多数剑的从部自格至锋有三条线，都呈现了棱角分明的加工态。棱角分明体现在两个面的从与锷（刃）的分界线上，这条线一直通到锋，两从中间的脊线也一样，在两从上难以看到磨痕。如果采用手工打磨，棱角都会被磨秃。靠手工不会达到棱角分明的效果，说明大多数剑经过了铸后的机械加工。这种加工态一直到格的拐角，但不论采用手工打磨还是采用机械加工，也不论机械加工是横向还是纵向，格部与从部接合部位的内角，皆不可能被加工出清角。著者曾采用范铸技术铸制过许多青铜剑，因是整体铸造，铸后格部与从部接合部位的内角始终达不到清角，或呈现钝角，或因格与从的厚度差别大而出现内角疑固时收缩成凹槽。

其四，茎上的铆钉起什么作用。在一些剑的茎部，可看到明显的铆钉，如湖北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就是一例。勾践剑的铆钉是在靠近首的茎部，而有些剑的铆钉却在靠近格的茎部。从剑的结构而言，有同心圆的首多是与茎铸接的，既然铸接，再上铆钉起什么作用不得而知。格与从多为整铸，那么，整铸的茎上靠近格部的铆钉就更无法解释其作用。既然存在铆钉，必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得不到解释。

其五，剑脊的凸线是怎样加工出来的。有相当一部分剑的脊部凸起一条直线从格下至剑锋，其剖面如同切开的一个很小的半球。为假设用轮子横向磨削这种剑体的设想图，很明显，横向磨削行不通，轮子必然会将脊部凸起的线磨平，况且轮子的直径与剑宽的比例应远比图中轮子大。通过设想图可知，铸剑后横向加工后，是不会留下我们看到脊部凸起一条半圆直线的剑。

其六，棱角分明的锷部是怎样磨制出来的。多数剑的锷与从接合部位，在剑身两个面会出现从格至锋棱角分明的四条线，很少看见线条有弯曲现象。铸后靠手工打磨，难以达到如此现整的程度，应当是采用了某种类似砂轮的机械设备磨削而成。是假设剑体整铸后纵向磨削加工的工艺分析设想图，从图中可知，凡一次性铸有格的剑，不论是宽格、窄格或纹饰格，既使将轮子的磨削面制成弧形，都会由于格与从之间有内角，且格高于从，致使轮子不可能磨到格与从的内角处。在这三种格中窄格一般较直，宽格及纹饰格都存在孤形，不但顺着从的表面有孤形，格的立面亦呈孤形，显得中间宽两边窄，甚至有许多剑从刃口看，格的中间朝剑身方向上翘，如6所示，中间凸出为尖状，造成下面内角的角度小于90度。如越王勾践剑等一些铭文剑、纹饰格剑及一些宽格剑等，其格部中间多属于这种上翘向剑从方向的格。这样的几何形状，既使将磨轮转90度横向加工，也不可能磨得出小于90度的清角。

二　青铜剑的铸制工艺

基于上面的问题，经对发掘品中各种不同形状的剑作对比研究，采用范铸逻辑学原理，从中找出了规律，亦找出了各种范铸工艺造成的现象产生的必然性。下面分别说明新的研究发现，以及突破性的新认识。

过去，著者只注意到了同心圆剑首不易与茎部实现整铸，从而提出了凡具有同心圆首的剑多为三段铸接。对于铸剑工艺而言，这里存在一个首与茎的铸接关系问题，即首与茎是怎样接合的问题，却忽视了格与从的关系，即格与从是整铸还是分铸的问题。由于格与从的内角宏观上不易发现有接痕，一般又无格与从是铸接的概念，所以，不会轻易想到格与从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也没有注意观察是否铸接，一直以为格与从是整铸。明显铸接的剑偶尔也能见到，但毕竟是少数，所以，认为大多数普通剑是一次性整铸，这才是造成以上问题无法解释的根本原因。

从以上所述这些现象的逻辑性可以认定，剑体如果采用了机械加工，加工时就不应有格存在。如果格与从整体铸造，就不可能采用机械加工。两者之间，只能占其一。为解释战国剑的铸制工艺及解决这一矛盾，必须带着以上问题去观察发掘品。

当有了这些认识之后，再带着问题去观察出土的战国青铜剑，却发现绝大多数剑身与格部的内角，宏观上看不出有明显的接痕，只是感觉到大多数剑的格与从的内角似乎有缝，观察了许多宽格剑都如此，始终在有缝与无缝之间长期不能定论。当对多种发掘品的剑进行观察时，终于在一把窄格剑上找到了铸接痕，说明此剑的格是后铸，是先铸一个无格有内茎的剑身，并磨削加工完成以后，再铸接格及外茎。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剑茎分两层，有内茎较细，与剑身为整体，铸接格时茎外又包了一层茎，我们一般只能看到外茎。这一发现，是对铸剑工艺的一个重要发现，从而揭开了著者对春秋战国铸剑工艺的新认识，亦逐渐解决了一个个多年不能解释的老问题。

为战国墓葬中出土的窄格剑，现藏鄂州市博物馆。此剑有锈蚀、有裂缝，正好从格部裂开。从裂开的格部缝中可清楚看到茎内有内茎与从为一整体，格及筒形茎为铸接，即此剑为两段铸接。之所以能看到里面的原始内茎，是因原始的内茎与后铸接的外茎之间生长的锈包，锈包越长越大，终于将后铸接的外茎顶破，形成了一个结构剖面。如果内外茎之间没有锈蚀及开裂，很难发现此剑的茎部为铸接。再观察其它窄格剑，又发现两把战国墓葬中出土的窄格剑，也是铸接格。这三剑的发现，基本解决了窄格剑的剑身加工问题，说明铸剑时只铸了有茎无格的剑身，在无格的剑身上进行纵向磨削加工，什么问题都不存在了。当将剑身两个面都加工完成后，再将剑身夹在格范中铸格及外茎，这应是战国青铜剑的普遍范铸工艺。但是，由于见到有明显铸接痕迹的标准器太少，解决了窄格剑的铸制工艺，并不等于宽格剑及纹饰格剑也都采用了相同的铸制工艺。按常理推论，窄格剑能铸接剑格，宽格剑就更应该铸接剑格。在对大量宽格剑及纹饰格剑进行观察时，却没有见到明显有缝的格，宏观上暂不能确认是否分铸后铸接宽格。后考虑到，如果宽格剑与窄格剑一样都采用了分铸铸接工艺，为解决这一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找一个宽格剑残件将其剖开，能看到内部结构才能说明问题。著者在民间寻找宽格及纹饰格残件，希望能从中找到答案。

为在民间采集到的一个战国纹饰格剑的残件，此残件正好有剑身剑格及剑茎，总长约6.5cm。宏观观察，此件浑然一体，从部生成了浅绿漆古，格稍黑，茎与格整铸无疑，格与从亦为一次铸成，只是茎内插入一截八菱形红色铜料不知起什么作用。红色的八菱形铜料为断茬，与浅绿色的从部形成了鲜明的色泽对比。由于插入的八菱形铜料是断茬，不知未断前的长度是多少，不知红色铜料是铸后插入还是嵌在范中铸入。假设是铸后插入，八菱形铜料一周并无缝隙。假设属于嵌在范中铸入的，除非八菱形铜料在范中悬空，否则八菱形铜料以外的部位就没有铜液充型的厚度。按照常规的工艺，怎么解释都不通，为查清此铜料插入格中的目的，以及怎样插入格中，也为查清铜料与格是什么关系，采用X射线对此残件作了探伤检测。从X光片中，看到格与从为整铸，并无分铸痕迹，插入的八方形铜料只能看到格与茎有明显界线，而插入的深度却不明显。这是由于纹饰格中间厚度大，格与从是叠压关系，X射线无法拍出缝隙，胶片上就不能成像。那么，这张X光片没有解决疑难问题。

通过对此残件的观察研究，发现从部加工态明确，格与从接合部位的内角尖锐，机械加工及手工打磨均不可能实现，从范铸逻辑学角度，认定此纹饰格没有与从整铸的可能。如果是铸接，由于从部经过了加工，铸接后有可能看不到接痕。我们将纹饰格加热，使之逐渐得到体积膨胀，将从部夹牢在虎钳上用木料垫着格部敲打木料，敲打了一阵子后发现有松动，慢慢将纹饰格从从部退了下来。至此，一个对铸剑工艺新的认识得到了证实。格被退下来后，发现纹饰格内生长了一些紫色的类似云母闪闪发亮的硫化亚铜，并且纹饰格再也按不到原来的位置了。

上面为上述残剑经加热后逐渐脱开格的图。由于被铸入到格内部的剑身及茎被长期封闭，剑身末端在格内的表面与格外表面生成了截然不同的色泽。因受2000多年的埋藏，暴露在外的剑身表面生成了一层浅绿漆古，被铸入格内部的剑身及茎却基本保持了原始铸态层，只有红色的十分轻微的锈层，致使未退格之前被误认为是两种不同的合金，这也是误认为格中插入了八方形红铜条的原因。站在范铸逻辑学角度看待战国剑的成品，可以认定大多数剑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假象，其真象当为铸剑时整个剑体只铸有平直的从与茎，而没有铸格及首，铸后先进行磨削加工，加工完成以后，再将剑身夹在范中浇铸格、茎、首。如下面线图中所描绘的那样，铸成无格的剑身后，轮子纵向加工，可留出中间的脊，横向加工，可开刃口而不伤及格，因不存在格。在许多剑的刃部可看到横向加工留下的磨痕，看来青铜剑大多应先经过了纵向加工剑从，当从部加工完后，又经过了横向加工开刃，再铸接茎部。铸接茎部不一定包括首，亦有相当一部分剑的首为铸接。这样看来，有相当一部分剑不是一次铸成，而是铸造两次、三次至甚四次。至此才认识到，在的茎中夹入的铜板，其实是与剑身为整体的茎，外面为后铸接的外茎。如这样的茎并非孤例，鄂州市博物馆就有两例，在其它处也曾见到过。因当时不理解，皆认为茎中插入了铜板。

饰格，其格部的宽度只有约4cm，通体黑漆古色。当时托藏界友人找此残件的目的，是调查同心圆首是否为铸接，在此剑的茎部两个绿色箭头范围内，清楚看到两条接痕。由于不是一炉铜液所铸，铸接范围内的颜色也与其它部位明显不同。由此可以认定，此剑同心圆首为铸接无疑。这一标本在著者处放置多年，并未发现从与茎也为铸接。当带着以上问题再观察此残件时，由于格的一个侧面有破损，正好又形成了从部被铸入格中的一个局部的剖面。两个红色箭头所指之处，为格两边包着从的两条缝。因此，这把剑的从部被铸入纹饰格中明确无疑。致此始知，此剑原本是四段铸制而成。上述发现与认识，是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在长期解释不了格下的清角前提下，才逐渐认识到的。而摆在我们身边那么多出土的战国青铜剑，有许多是痕迹清楚的，只是著者当时没有这些范铸逻辑的概念，往往是熟视无睹，既使看到了明显的痕迹，也会因没有理解而忽视它的存在。目前只是对三把窄格剑及两把纹饰格剑的发现与认识，是否绝大多数剑都采用了与以上相同的工艺铸制，还需要对更多的素格剑发掘品进行观察与研究。

经查阅资料，发现近年贵州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有战国陶质剑茎模与石质剑身范2，说明茎与从有分开制模、制范的现象。既然战国时期的边远地区尚且如此，中原地区更应分铸。查阅侯马东周铸铜遗址资料，只见到一个格部的范残块3，从此范的宽度看，也应是铸接格用的范。

三　无损渗透探伤检测在铜剑上的应用

通过对上述战国剑的研究认识到，春秋战国的青铜剑从几何形状看都差不多，但却有许多种铸制方法，不能一概无论。凡具有同心圆首的剑，其首多为与茎铸接，极少数也有插接的首，是茎插入首的中心孔中。观察茎部，常可看到铸接痕，有些甚至可看到铆钉。凡铸后剑身经过加工并与格存在清角的剑，其格都应为后铸接。检测格是否为铸接本十分简单，通过机械方式将格退下来即可。但这属于破坏性操作，不能对发掘品进行这样的检测论证，只能在无损前提下进行。因此，我们采用了现代工业中普遍应用的渗透探伤技术进行检测。

现代科技检测种类较多，都有独到之处，但也都有局限性。在中，之所以X射线能拍摄出茎中有茎，是因为外茎开裂减掉了一层厚度，否则也难以拍出内茎。格部是两个斜面，X射线无法对准缝隙，所以，X片中看不出格内的结构。

在现代金属加工行业中，为检测加工质量，会根据具体情况采用各种科技手段进行探伤检测。如X射线、CT、核磁共振等检测技术，渗透探伤是其中一种。渗透探伤技术是一项成熟技术，常被应用于对压力容器表面裂缝的检测。压力容器属于危险品，直接涉及使用者的生命安全，其制造质量由各级质检部门层层把关，对其径间质量的检测，采用X射线，对其表面的检测，即采用渗透探伤技术。这是一种无损检测技术，对被检测件不造成破坏。

2007年2月13日，采用上述无损渗透探伤技术，对八把不同形状不同尺寸的春秋战国剑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其中六把剑显示出格部为铸接。其操作较为简单，将清洗济喷涂在被怀疑有铸接处，即格与剑身接合处的内角，将该处清洗干净，干燥后喷涂一层渗透济，被喷涂处变为紫色，十分钟后喷涂清洗济将表面看得见的紫色渗透济尽量清洗干净，再待干燥后喷涂显像济，所喷之处立即变为一层白色；数分钟后，凡有铸造缺陷处及有缝隙处，表面虽被清洗干净，涂显像济会被显现出来呈现紫色。渗透济的渗透性能比煤油强劲，既使眼睛看不到的缝隙，渗透济皆能渗入到底。当确认检测结果后，可用清洗济将紫色渗透济清洗掉，基本可以恢复到未检测前的本色。如中所示，左边剑的格与从的内角显示出一溜紫色，说明此处有缝隙，其余紫色处皆为铸造疏松区；右边剑的格与从的内角显示出一溜未变的白色，说明格与从之间无缝。采用这种无损检测技术，通过上图中两剑的检测对比，有缝与无缝一目了然。

四　范铸逻辑在铜剑上的应用

通过上述可知，如果剑体格与从存在眼睛看不到的缝隙，即可采用无损渗透检测技术检测出来。但既使完全相同的战国剑，也并非都有缝。有缝无缝应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整铸还是分铸，如果整铸肯定无缝，如果铸接可能有缝亦可能无缝。其二是浇铸时的铜液温度。格与从铸接，如果浇铸时铜液温度低，不能将从部表面熔化，铸后格与从之间会留下看不见的缝隙；如果铜液温度高，能将从部表面熔化，铸接后就成为整体，不会留下缝隙。我们曾多次作过模拟实验，证明锡青铜液不能直对着锡青铜或红铜浇铸，否则，一秒钟左右1cm厚的铜料即可被铜液冲出个约2cm直径的孔洞。假设将锡青铜或红铜料夹在范中，浇铸时铜液是从被夹料的侧面流过，由于没有直对着铜料冲击，被夹料就可以不被铜液熔化，如许多青铜容器的垫片就是例证。在铸剑工艺中接铸格时，也存在同一问题，如果浇铸时铜液温度高，很容易造成接口处被熔化成整体，这就需要多角度看问题，而不是某一种科学检测能够定论的。

从模范关系角度看，如果是铸造成尖锐内角的器物，其范只能是更为尖锐的外角，这从制模及制范角度看，都不大可能实现。首先制模不容易制作成剑格与从那么尖锐的内角，既使制作出了尖锐内角的模，翻范时泥料也不可能将尖锐内角处处填充实，并且脱模时泥范很容易被夹掉或被粘掉尖锐部位。从范铸逻辑学角度看，在右边窄格剑的从部中间，有一条较细并凸起的脊棱从格下内角直通锋部，脊棱两边皆为加工态，且磨削的十分光滑。前文曾提到，这一现象不论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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