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帆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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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看见中国社会小趋势试读：
前言
这是一套年度报告系列丛书的第一本。这套丛书的写作时间跨度是30年，我会每年写一本书，一共写30本，记录中国历史上一段最激动人心的时期发生的故事。
不是因为我过于狂妄，而是因为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激发出了像我这样的凡人的雄心，使我试图用忘我的工作，创作出比自己更宏大的事物。
本书的年度主题是冲击与反转。对这个主题最简单的阐释是：2018年，中国经济遇到了各种冲击，但历史从来都在势能凝聚处出现转折。
在本书的第一章，我会先介绍自己的方法论。我们会像观察一棵树一样细致地观察中国的变化。通过观察嫩芽和新枝，并不断把目光拉回母体，我们才能更好地感知中国这棵大树的生命力。我也会讲到，我采用的预判未来趋势、展示历史面貌的方法是：在慢变量中寻找小趋势。
当我们讲到冲击的时候，不能不谈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中美贸易摩擦只是一根树枝，中美关系才是大树。贸易摩擦本身并不值得过度恐慌，但中美关系出现转折点需要我们高度警觉。中美关系只是一棵树，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才是森林。从小趋势入手，我们需要格外关注各国政治经济中正在涌动的一股暗流：民粹主义的兴起。当我们观察中美关系变化的原因时，不能只看到中美之间相对力量的变化，再往深层看，就会看到美国民粹主义带来其国内政治撕裂。内政会影响外交。在未来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民粹主义是一种谁也无法回避的力量。
在中国经济这棵大树遭遇贸易摩擦带来的暴风骤雨般的打击之后，我们自然会关心它能不能撑得住。那就要检查一下这棵树的树干。过去30年，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个最主要的慢变量是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我分别检查了这三个慢变量：中国的工业化没有停止，城市化没有停止，技术创新也没有停止。这三种慢变量一旦打开就无法合上，它们就像三股洋流，会继续把我们带到很远的地方。
但是，在这三种慢变量中，我也发现了三个有趣的小趋势。无论是工业化、城市化还是技术创新，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当人们都在谈论核心技术的重要性时，我发现，至少在技术创新的初期，寻找应用场景才是更重要的。最适合中国市场环境的战略应该是充分发挥群众的力量。当人们都在追捧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时候，我发现，传统产业的潜力可能被低估了。在互联网深入传统产业的腹地之后，会遇到难以攻克的城堡。老兵不死，他们只是穿上了新的军装，学会了新的打法，并会出人意料地绝地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最稳扎稳打的战略应该是新旧结合，继承与创新并重。当人们都在关心房价走势的时候，我发现，城市在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自下而上的力量浮出水面，这种力量会让城市保持多样性、开放性和创造力，并引发一场城市里的“颜值革命”，让人们有更大的空间自己创造美好生活。
最后，我还要告诉你，历史从来都是一个“反转大师”。在灰暗的背景下，不要忽视那些看似微弱的亮光。有些小趋势会在很久之后才真正发挥威力。我看到的这种刚刚萌芽的小趋势是重建社群。这种力量会逐渐修正，消除人性中的自私、偏见和戾气，营造一种更和谐的公共生活，给我们自己，也给我们的孩子营造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股强大的力量就来自中国这棵大树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野火烧后，新木丛生。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2018年视为一个新的起点。第一章怎样观察一棵树
2018年是一个新的开端。生活在2018年的人感受到的是中国经济遇到的各种冲击：中美贸易摩擦、经济增长回落、股市下跌。他们会感到焦虑和担忧。旧路标已经消失，新秩序尚未出现。未来30年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将挑战我们的认知，但历史从来都是一位“魔术师”，未来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在这一章，我会讲述如何像细致地观察一棵树一样观察历史，怎样从每年长出的“嫩芽”去判断中华文明这棵大树的生命力。我还会告诉你两个重要的概念：慢变量和小趋势。感知历史，就要学会从慢变量中寻找小趋势。两棵树
在单调而广阔的齐鲁平原上，哪怕有一小片低矮的丘陵敢于站起来，也会给人以奇峰突起的感觉。我们进山的时候，夕阳正从厚厚的云霾中努力探出头，一会儿露出半圆，一会儿像一弯新月。绕过城顶山，向上攀登到山腰，就能看到两棵树。一棵是银杏树，另一棵也是银杏树。左边的是雌树，密密麻麻地挂满了银杏果；右边的是雄树，从树根处又长出一丛丛细嫩的新枝。两棵树均高30余米，雄树树干周长5.2米，雌树树干周长6米，相距不过数米，虬曲苍劲，枝柯交错。这两棵银杏树位于山东省安丘市石埠子镇孟家旺村。
从这里极目远望，到处都能看到真实而残酷的历史。西北方是齐长城的遗址，依稀可以分辨出拱起之处，东北方是1943年日军围攻国民党113师的战场。山顶上还能看到玄武岩垒砌的墙基，这里曾是捻军扎营的地方。
真实的历史几乎湮灭，虚幻的传说依然流传甚广。相传，这两棵银杏树是孔子在2 500年前手植。孔子把女儿嫁给了公冶长，公冶长在此地结庐隐居，孔子是过来看望女儿女婿的。这两棵树真的是孔子手植？不管是不是真的，这个传说为古树增添了“仙气”。两棵树的树干和树枝上缠满了红布条，那是周围的人们过来祈愿时留下的。可是，孔子带着几位弟子周游列国，大致的路线是朝西走，到过卫国、郑国，困于陈、蔡之间。他是什么时候东游至当时属于莒国的安丘的呢？两棵银杏树的东侧有一座公冶长书院，相传是公冶长读书之处。按成书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的《安丘县志》所载，在明成化十三年（1477），安丘知县陈文伟路过此地，看到公冶长书院“四壁俱废，一址独存”，始重修祠堂，后又数次重建。书院所存石碑中最早的是明代的，字迹已不可辨识，还有一碑是清道光年间（1821—1850）所立。公冶长书院最早是什么时候修建的？《论语》中只有一句话提到过公冶长，史上真有其人？
我问当地人，但没有人能告诉我确凿的答案。淳朴的山民笑着摇摇头，热情地请我品尝刚刚摘下来的栗子。我们对历史的熟悉程度还不如这两棵树。这里看似安谧祥和，实则地势险要，可以西入群山、东出平原，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两棵银杏树能够历经兵燹依然保持完好，是个奇迹。我有无数个问题想问。一阵风吹来，银杏树沙沙作响，它们同情地看着我，像看一个迷路的孩子。
假如传说是真的，那么当我摩挲着这两棵银杏树粗糙的树皮时，冥冥之中，我可以和孔子的手相触。假如中国的历史以3 000年大略而计，30年算一代人，那么每一代出一位代表，只要100人就能讲完中国的历史。这100个人站成一排，也不过50米长。这100个人坐在一起，坐不满一间大一点儿的教室。每一代中只要有一个人专心讲述他们那一代30年的故事，我们就能拥有一份相当完整、生动的历史记录。
可是，那么多的往事，为什么都随风远逝，荡然无存了呢？30年
2018年，我在这两棵树前发了一个宏愿：在未来30年，我要每年写一本书，记录中国的变化。
在历史上的重要转折时期，身处其中的人们往往懵懂不知，但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历史上很难再有像以后的30年这样令人激动人心的岁月了。虽然中国历史从不缺惊涛骇浪、沧海桑田，但未来的30年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我们已经进入一片没有航海图的水域，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将挑战我们的认知。没有比书写这一段我们即将亲身经历的时代更有意思的事情了。这就是我的目标：每年写一本书，写30年，记录中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
你正在读的这本书，以及在它之后的29本书，与你所熟悉的年度大事记、年报等都不一样：不是简单地汇总每年的重大新闻事件，也不是回顾与展望每年的经济社会形势。我将采用一种新的体例。
我的目标读者群和别的书不一样。我想同时写给当代的读者和30年后的读者看。当代读者站得离历史太近，容易把局部的细节看成整体，把短暂的波动看成长久的趋势，容易忽视正在萌芽的微小变量。我希望能够按照历史的真实比例描述每一个事件，帮你勾勒出历史的清晰轮廓。未来的读者已经知道了历史的剧情，但隔着30年的时间距离，很多细节已经模糊，我会帮你还原现场。假如真的有时间旅行机器，可以让你回到30年前，本书就是你和当年的人的接头暗号，你能感知到和他们一样的心情。
我叙述历史的模式和别的书不一样。我会努力寻找支撑中国未来发展的新变量。我对任何一个新变量的选择，都是基于这样的尺度：30年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体系中，这个变量很可能会生长成一种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我会亲临现场，帮你描述这个变量，让你触摸到它，感受到它的质感，同时，我还会告诉你这个变量背后的逻辑，让你理解它是如何生长出来的，又将如何逐渐成长壮大。
我的观察视角和别的书不一样。我会尝试用一种“鹰眼视角”来观察这些变量：既看到远处的群山，又看到草丛中的兔子。向远望，方圆10公里的视野都能尽收眼底；盯住看，地上跑的一只兔子的毛也能辨认清楚。我会既让你看到生动的细节，又让你看到宏大的全局。
我在过去一年内走访了中国20多个省市，巡游了10多个国家，拜访了政策制定者、智库学者、大学教授、创业者、对冲基金操盘手、汽车工程师、房地产商、新闻记者、音乐家、律师、电子竞技选手、咖啡店老板娘、菜场小贩、小学校长、小镇青年、留守儿童等。这些变量是我为你沙里淘金挖出来的闪光珍宝。长河与大树
我的目标是身临其境地观察和记录当代历史。说到写历史，有很多出色的历史作家，他们是怎么描述历史的呢？
巴巴拉·塔奇曼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历史作家。她写过《八月炮火》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等普利策奖获奖作品。《八月炮火》试图解释为什么在1914年8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写这本书，她开着一辆雷诺车，同样在一个8月，沿着德国入侵的路线（卢森堡、比利时、法国北部）重访当年的战场。她去测量默兹河的宽度，在这里发生的列日战役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一场战役；她像当年的法国士兵一样站在孚日山脉上俯视刚刚陷落的阿尔萨斯；她看到了田野里一片挂着成熟麦穗的小麦，或许骑兵队也从这里走过。她对每一个细节千锤百炼。有个读者告诉她很喜欢《八月炮火》中的一段文字，那段写到英军在法国登陆的下午，一声夏日的惊雷在半空炸响，抬头看是血色残阳。这是塔奇曼在一位英国军官的回忆录里找到的真实细节。那位军官就在现场，听到了雷声，也看到了日落。
塔奇曼志向宏伟，她认为最好的历史作家应该把事实证据和“最广博的智力活动、最温暖的人类同情心和最高级的想象力”结合起来，但是在选择叙事模式的时候，她忠实地坚持按时间顺序的编年史写法，一步步写出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让历史像江河一样流淌。
这似乎是描写历史的唯一一种方式。这是自古以来人们对历史的隐喻。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我把这种叙述模式称为“长河模式”。
为什么哲人们会不约而同地选择河流作为历史的隐喻呢？文明的起源大多在河流岸边，从幼发拉底河到尼罗河，从长江、黄河到密西西比河，河流把最古老的村庄、城市、国家连缀起来，流光溢彩。长河模式也符合物理学对时间的认识。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宇宙中的熵只能增大，不能减小，这导致了时间的不可逆性。虽然在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体系中，时间也像河流一样，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速度流逝，但穿越时间回到过去是不可能的。尤其不能忽视的是，长河模式作为一种历史观，能够让人踏实。如果我们知道河流不管如何最终一定会汇入大海，就会拥有坚定的方向感。
沿着时间之河顺流而下，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未来30年的模样：○ 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规模超过美国只是个时间问
题。按照普华永道的预测，中国在2030年的GDP规模会超过
美国，印度会紧随美国之后。○ 中国的人均收入从中等收入迈进高收入也只是个时间问题。按
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大约在2021年，中国的人均收
入会超过12 055美元这道高收入国家的门槛。在中国之前加
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的很可能是马来西亚，而紧随中国之后的
有哥斯达黎加、黎巴嫩、土耳其、赤道几内亚和俄罗斯。○ 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乃至深度老龄社会已是大势所趋。2016年
年底，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2.3亿，占总人口的
16.7%，到2025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至少有3亿。○ 据国际能源组织预测，大约到2040年，石油峰值将会到来。
能源格局的调整，势必搅动全球政治经济。○ 按照《生命3.0》作者、物理学家迈克斯·泰格马克向科学界同
行开展的问卷调查，大部分科学家认为相当于人类水平的通用
人工智能大约会在2055年甚至更早出现。技术奇点，在我们
有生之年就可能降临。
有一些结果我们现在就能预测，但这不代表着我们能知道未来。一个GDP规模比美国还大的国家会如何影响世界格局？在中国加入高收入国家俱乐部之后，中国人就能从此过上童话般的幸福生活吗？一个白发苍苍的老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人工智能会怎样替代人类的工作，什么时候会替代我的工作？
在这些预言中，我们看不到真正的历史过程。虽然我们知道最终百川东到海，但没有亲身体会，就不可能知道沿途的风光。
长河模式更适合从后往前看，对历史进行复盘，描述在一个更长的时段（比如3 000年）内的历史演变，但用长河模式来描述30年的变化是索然无味的。30年内会发生很多变化，但也有很多东西在30年的时间段内不会变化。我要寻找的叙事模式不能和塔奇曼等经典历史作家的风格一样，我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平衡在30年的时间尺度里发生的变与不变。
去哪里找这样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呢？
公冶长书院门口的两棵银杏树给了我一个灵感。我需要的叙事模式是大树模式。当我们试图理解中国未来30年的变化时，实际上是在观察一棵树。
一棵树？一棵树有什么可观察的？
你当然知道树是有生命力的，你知道一棵树会从幼苗长成大树，你也知道年复一年，春天吐芽，秋天落叶，但几乎无法观察到树木缓慢、渐进的生长，因此也就难以感受其生命本质，除非你真的去仔细观察了。当你看到迅速膨大的苞芽、静静舒展的嫩叶、一翕一张的绒毛、慢慢渗出的树汁时，你才会突然惊叹：原来它们是活的。歌德说：“思考比了解更有意思，但比不上观察。”
园艺作家南茜·罗斯·胡格写过一本书，叫《怎样观察一棵树》。胡格写道，想要欣赏一棵树的生命力，需要多年内定期去观察它的变化。就拿银杏树来说吧，幼年的银杏树像青春期的男孩，胳膊和腿都乱长，新长出的枝丫大大咧咧地戳向空中，看起来更像个衣帽架。银杏树的生长速度很慢，没有二三十年的时间，你分辨不出哪一棵是雄树，哪一棵是雌树。只有像公冶长书院门口这样的老树才会长出圆润的树冠。
你不能只用我们习惯的广角去观察一棵树，你要学会用各种视角观察，比如，必要的时候，你要在显微镜下观察。1894年9月，日本福井中学的图画老师平濑作五郎在东京大学小石川植物园内的一棵银杏树上采集花粉时发现，银杏树居然有精子，精子上还有鞭毛，能一晃一晃地游动。你要从高往低看，还要从低往高看，你要观察落叶如何腐烂、种子如何落地，还要观察迟来的霜冻、比往年更久的干旱；你要观察虫害，观察树枝上的鸟巢，以及孤零零地挂在枝上的过冬叶；你要观察整片树林、整个生态系统，因为没有一棵树是孤立的。
当你观察开始发胀的果实、悄然飘落的树叶或叶尖露出的点点焦黄时，你关心的并不是那一片叶子、一颗果实，而是这棵树的母体。当我们像观察嫩芽一样去观察“新变量”的时候，我们想要了解的是中国这棵大树的母体是否依然健康。
长河模式是单向度的，它通过描述历史这条河流的曲折行程，告诉我们历史的最终归宿。大树模式是多维度的，它通过观察嫩芽和新枝，并不断把目光拉回母体，帮助我们去体察母体的生命力。
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开篇就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亲爱的读者，这是我和你之间的契约。我的书是写给对中国的母体有着深切关怀的读者的。我期待，当我告诉你春天里长出来的第一枚嫩芽的时候，你会和我一样高兴。历史感
当我们选择了大树模式而不是长河模式时，你就会发现，我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复述历史，而是寻找一种历史感。虽然我是在现场记录的，但我写下的不是当下的新闻，也不是未来的史料，我研究的是变量背后的逻辑。我写书不是为了“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我的写作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唤醒你的历史感，让你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命运以及自己所处的时代。
这个历史感到底是什么呢？首先要澄清一点：历史感不是历史。我不愿意陷入关于历史的无休止的争论之中。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花了50年时间写下1 500万字，完成了一部气势恢宏的《世界文明史》。研究了这么多年的历史，他们却告诉我们：“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想要归纳历史的规律，想要探究历史哲学，都是水中捞月、雾里看花。“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做法。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历史是个怪胎。”
一个学者的视野越开阔，他的观点就越谦卑。我会记住杜兰特夫妇的提醒：我不会费尽心机还原历史或臆想历史的规律，我也不会绞尽脑汁预测未来。和所有的复杂体系一样，历史在本质上是无法预测的。
但当下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历史感，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身如转蓬、无依无靠的转型时代。
没有比比特币行情更大起大落的市场了。2014年年底，比特币暴跌，无人问津。一度成为全球最大比特币交易平台的OKCoin的创始人徐明星曾说：“那时巴不得谁能来骂你一下就好了。”2017年年初，比特币突然暴涨，市场进入癫狂状态，但意想不到的风险也随之而来。2018年9月11日，徐明星被维权者堵在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潍坊新村派出所里，中午饿了，但身上没钱，于是，守在门外的维权者凑了10元钱，买了包子给徐明星当午餐。徐明星的午餐有了，比特币的下一顿盛宴在哪里？
没有比房地产扩张规模更大的行业了。宏立城在中国并不算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但它在贵州造出了中国最大的棚户区改造项目。这个叫花果园的项目位于贵阳市中心，被称为“中国第一神盘”。中国市场似乎已经满足不了宏立城扩张规模的野心了。2017年，宏立城雄心勃勃地要进军海外，与印度尼西亚最大的金融控股财团之一力宝集团合作开发美加达新城，该项目规模是花果园的4倍，但不到一年就铩羽而归。2017年年底，宏立城与碧桂园展开合作。碧桂园也是一家房地产企业，其规模远大于宏立城，扩张规模的速度远快于宏立城，遇到的麻烦也比宏立城更大。2018年，碧桂园陷入了和宏立城遇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海外陷阱。碧桂园要在马来西亚的依斯干达特区（一个距离新加坡直线距离仅两公里的地方）建一座占地面积20平方公里的“森林城市”。一位新加坡朋友专门带我去那里看房。除了保安和保洁人员外，你在那里很少能见到马来西亚人，买房的基本上都是以中国人为主的外国人。2018年，92岁的马哈蒂尔在马来西亚大选中出人意外地当选新一届总理，他一上台就宣称森林城市项目不得向外国人销售，马来西亚政府也不会就森林城市的居住权向外国人发放签证。森林城市的未来是城还是坑？
没有比演艺圈前后反差更大的圈子了。2018年4月26日，红极一时的影星范冰冰的弟弟范丞丞更新了一条微博：让你们破费了。刚刚年满18岁的他贴出了两张照片，你要支付60元才能看到第二张照片的高清原图。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一夜之间，8万人下单，范丞丞睡了一觉就赚了480万元。其所在公司乐华娱乐随后声明，这些钱并不是全给范丞丞一个人的。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月之后，由于陈年恩怨，前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崔永元怒批范冰冰，揭露艺人们惯于用“阴阳合同”逃避征税。10月3日，江苏省税务局对范冰冰及其担任法人代表的企业追缴近8.84亿元罚款，范冰冰公开道歉。不到半年，演艺圈似乎从盛夏进入寒冬，一片肃杀，满目愁云。偶像纷纷落马，围观的人们还会继续“娱乐至死”吗？
没有比消费降级更让人心慌的话题了。2018年，当我们尝试和社会底层民众聊起消费降级的时候，他们对这个话题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留在小山村的农民没有觉得什么在降级，但他们知道远在沿海城市的儿女说起过，现在业务不如以前好做了。与我们主动聊起这个话题的人都是中产阶层人士。这个话题甚至可以成为检测谁是中产阶层人士的“试纸”。仔细打听后你会知道，他们的工作没有丢，工资也没有下降，他们已经买了房，房价没有大跌，如果是在2017年利率上涨前买的房，月供也没有增加。是的，股价是跌了不少，但他们以前也没有从股市里赚过钱。他们本不应有什么焦虑，可是，他们比谁都要焦虑。漫天飞的都是似是而非的消息，他们有的取消了到国外度假的计划，有的戒掉了买名牌的习惯。是我们的所求太多，还是我们的所得太少？
没有人比年轻人更关心未来命运的了。2018年，一个叫崔庆涛的17岁云南农村男孩，一个叫李娜的11岁四川农村女孩，他们都毕业了。7月22日，崔庆涛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当时他正在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者海镇箐口塘建筑工地上帮打工的爸爸拌砂浆。距此一个多月前，李娜小学毕业了。6月23日，爷爷到学校接李娜回家。爷爷跟老师一个劲儿地说谢谢，李娜一直低着头，没有回头，背着被褥，离开了学校。李娜的故事我会在第五章讲给你听。李娜会走一条和崔庆涛一样的道路吗？崔庆涛又会有什么样的人生际遇呢？
每个人的一生都会有高低起落，普通人会忽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历史进程的联系。社会的变化太快，人们感到力不从心。骤然面对急速变化的时代，人们自然会感到无助。
所以你才需要历史感。历史感能让你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和他人的命运息息相关，也和历史的进程息息相关。只有拥有了历史感这双特殊的慧眼，你才能够感受到自己生活在历史之中，感觉到自己在冥冥之中和过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你对活在当下的感受才会更加真切。
历史感是一种通过知识的积累、长期的思考、细致的观察、突然的顿悟形成的直觉。这就像有乐感的人听到音乐就对后面的乐符有所期待，围棋高手扫一眼棋盘就对胜负格局了然于胸，有经验的消防队队员凭直觉能预感到脚下的地板何时会塌陷，战场上的老兵能从风中“嗅出”危险的信号。观鸟爱好者有一个专业词汇，叫“气场”（jizz）。也就是说，你要在鸟儿飞过的那一瞬间，通过鸟的形体、姿态、飞行速度、颜色、位置和气候条件，一眼判断出其种类。
观察历史也是一样，你必须学会找到一种大于部分之和的总体印象。古时候，人们很少走出自己的部落或村庄，那是不得已的事情；现在，人们很少走出自己的圈子，这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互联网把我们又变回了“洞穴人”。你认为在“朋友圈”里刷屏的文章，可能在另一个圈子里根本就没有人看。你不了解的圈子，可能其人数和影响力远远超乎你的想象。即使在同一个圈子里，人们也很少发生紧密的交流和互动。我们就像参加同一场演唱会的观众，无非是开场的时候来，散场的时候去。在圈子时代，人们变得更加孤独和漠然。虽然你每年都经历了很多事情，也听到了很多消息，但是，在你的部落之外，在你的目力到不了的地方，正在发生着一些更有意思、更有价值的事情，那些事情通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你的生活。
这就是我和我的团队想要做的事情：我们会尽可能地跨越不同圈子的界限，去理解社会的全貌、历史的端倪。我们会带回你在新闻报道、“朋友圈”里看不到的新鲜事。
我每一年都会回来与你交流。欢迎你用自己这一年的体验和经历与我在旅途中遇见的故事互相参详印证。我会带你走出你自己的部落，从共情视角去理解他人，培养对时代形势的敏感度，逐渐建构一种深邃的历史感。
你只有在树林中才能见到碧绿的树叶，这片树叶一定连着树枝，树枝一定连着树干，树干一定连着根系。你不可能在天空中见到一片无依无靠且还能自由生长的树叶。最了解树木的人看到的并不是一枝一叶，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整片森林都会成为他的朋友，他会比一般的人更懂得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每一株植物为了生存而适应和创新的智慧。
美国作家梭罗说：“人们只能看到自己关心的事物。”的确，对我们来说，没有观察到的事物就等于不存在，但同样地，那些能够被观察到的事物才是属于我们的。冲击与反转
生活在2018年的人很容易感受到中国经济遇到的各种冲击。人们明显感受到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影响。从出口企业的老板到出租车司机，每个人都告诉我，生意不如以前好做了。财富缩水的速度比经济下滑的速度更快。股市重挫、P2P（点对点借贷）爆雷，无数家庭的财富灰飞烟灭。订单减少、劳动力成本上涨、环保督查越来越严、税负居高不下，大批中小企业苦苦挣扎。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引起全社会的关注，10年之后的2018年，又发生了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毒疫苗”事件，再一次让人们感到愤怒、无奈和恐慌。当然，2018年对中国经济冲击最大的莫过于突如其来、猝不及防的中美贸易摩擦。
站在2018年，你会怎么判断未来的趋势？
这取决于你是看短期还是看长期。一般来说，短期我们能看得更清楚，长期我们会看得更模糊，但在2018年这一时点，可能恰恰相反。
对2019年的形势预判，有乐观的观点，也有悲观的观点，但这两种观点很可能都是错的。错不在结论，而在它们判断的依据。我们总是习惯从经济的基本面判断未来趋势，而在这一两年内，基本面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无论是看投资还是消费，无论是看内需还是外需，中国的经济基本面都不算很好，也不算差，但影响2019年趋势的主要不是基本面，而是信心。信心看预期，预期看政策。政策要看国内的政策，也要看来自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变化。
我们在2019年很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的冲击，这些冲击会增加未来的不确定性。如果美国经济在2019年出现调整，甚至进入新的危机，中国经济会受到多大的影响呢？如果中美之间的摩擦从经济贸易领域溢出到安全领域，又会给市场带来多大的恐慌呢？2019年是很多国家的大选年，新的地缘政治风险会不断冒头，这些地缘政治风险会互相传染，引发一场政治疾病吗？
用过去的确定性去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你只会变得越来越悲观。我们之所以悲观，正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的那些模式似乎都不管用了，不管是增长模式、商业模式、就业模式、教育模式，还是管理社会、管理全球经济的模式。
如果拉长历史的视野，你会发现，你所熟悉的那个过去的时代是极其特殊的。那是个草莽英雄出没的年代，在这群草莽英雄看来，没有规则和秩序，没有任何值得敬畏的东西，也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凡事都要亲力亲为，一切都是靠“试错”找到边界的，而边界又在不断变化之中。
但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高速经济增长已经结束，全球化的鼎盛时代已经落幕。收入不平等问题、代际冲突问题都会变得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在未来社会里就像房间里的大象一样显而易见，但草莽英雄们对此熟视无睹。这就是旧的事物会被清除，新的事物会落伍的原因，你需要去寻找的是能够带来“反转”的“新新事物”。
好的影视编导都精于设计“反转”：当你看到英雄就要成功的时候，命运突然无情地夺去他的一切，把他置于绝望的境地；当你看到英雄就要被毁灭的时候，他会唤醒自己的潜能，绝地反击，一把扼住命运的喉管。
历史远比影视作品更精彩。野火烧后，新木丛生。2018年，我在灰暗的背景下发现了很多亮点。这些亮点提醒我们，历史正在向一些隐约的方向突进。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2018年视为一个新的起点。快变量和慢变量
在19世纪的英国，有一位致力于为英国立传的历史作家，他就是著名的辉格党人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他的《英国史》浓墨重彩地描述了1685年詹姆士二世即位到1702年威廉三世逝世这17年的历史。这17年是千年英国的命运枢纽，是诺曼底登陆以来传统命脉的继承，也是大英帝国未来荣光的发轫。麦考莱的著史风格自成一派。他说，最佳画作和最佳的历史著作用的方法都是“展示真相的裙角，却能窥见真相的全貌”。
我的书继承的是麦考莱的著史传统。我为你“窥见真相的全貌”的方法是在慢变量中寻找小趋势。
接下来，我来解释一下慢变量和小趋势。先说慢变量吧。
历史是由快变量决定的，也是由慢变量决定的，但归根结底是由慢变量决定的。
我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大多是快变量。不幸的是，信息增长的速度明显超过了真理增加的速度，于是，在信息的增量中，噪声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我们这个时代，稀缺的不是信息，而是对信息的筛选。对快变量的迷恋，让我们迷失在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只看到眼前，看不到全局。慢变量看起来没有变化，看起来离我们很远，看起来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容易忽视慢变量，但慢变量才是牵引历史进程的火车头。
我来举例说明什么是快变量，什么是慢变量。天气预报能告诉你台风即将登陆，海上会有大浪，但是，只看天气预报，你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海上会有波浪。导致海上有波浪的真正原因是有月亮和太阳。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引发潮汐现象。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也就是朔日和望日，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方向相同，会产生大潮，也称朔望潮；每逢农历初八和廿二，也就是上弦和下弦，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互相削弱，会产生小潮，也称方照潮。天气是快变量，月亮和太阳是慢变量。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教授是一位观察慢变量的寂寞高手。他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厚达700多页的著作《美国增长的起落》。在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在微软的全球CEO（首席执行官）峰会上，你都能听到人们在谈论这本书。《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谈到过这本书，比尔·盖茨也谈到过这本书。你能注意到他们在谈论这本书的时候脸上那种古怪的表情，他们说：“戈登教授的书写得非常好，但是……”
为什么托马斯·弗里德曼和比尔·盖茨会有这样的反应呢？因为戈登教授的观点让他们坐立不安。我们听过很多技术乐观主义者的预言：科技会让人类的明天更美好，未来的经济增长会比现在更强劲。这些“先知”像挤在狂欢节人群前排的观众，兴奋地告诉我们下一辆游行花车上都有什么稀罕玩意儿，只有戈登教授站在沿街的摩天大楼顶层落地大窗户的后面，注视着下面渺小而喧闹的群众。
戈登教授向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人类进步的“上帝视角”。我们看到的技术进步是快变量，他看到的技术进步却是慢变量。戈登教授说，美国在1870—1970年间出现了一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经济“大跃进”。美国这次的经济“大跃进”是由影响了我们衣食住行的一系列创新带来的：从电到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空调和电梯，从汽车、轮船、飞机到城市化，从电话、电报到新闻、零售。那么，20世纪90年代由电子计算机引发的“新经济”呢？戈登教授说，对不起，这只是一次小规模的“回光返照”。从历史的大尺度来看，电比电子计算机更重要。
戈登教授让我们注意到很多司空见惯的事物原来如此具有革命性。假如有一栋中世纪欧洲贵族的城堡和一套21世纪的公寓让你选，你选哪一个？当然是选21世纪的公寓。虽然中世纪的城堡巍峨壮观，但它没有和其他房屋互联互通，没有给水、排水，没有电灯、电话，没有Wi-Fi（无线网络）。假如有一个19世纪的农庄和一个20世纪的超市让你选，你选哪一个？你应该选20世纪的超市。虽然19世纪的农庄不用化肥和农药，产出的都是有机食品，但没有食品工业的发展，食物无法保质保鲜，你很可能会吃坏肚子，甚至可能会饿死。那么，我再问你，抽水马桶和智能手机，如果只能选一个，你选哪一个？我选抽水马桶。
慢变量是一种一旦打开就无法合上的趋势。戈登教授指出，在1870—1970年这100年里，后50年（也就是1920—1970年）的经济进步比前50年的更大。等一下。前50年的美国经济跃进我们可以理解，毕竟，从电灯到电话，从汽车到火车，这些发明都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1920—1970年？请你回想一下美国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1929年爆发了股灾；30年代是大萧条；30年代末美国被拖进了第二次世界大战；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是管制经济，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遇到了这么多的阻碍，美国居然在1920—1970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
这就是慢变量的威力。有了电，就有了家用电器，有了家用电器，妇女的家务劳动时间就会大幅减少，妇女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现象；有了电，就有了电梯，有了电梯，才能盖摩天大楼，人们才能更加密集地居住在城市里，城市化会带来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公共卫生设施的改善又大幅延长了人口的预期寿命。虽然30年代美国经济一直低迷，但汽车行业的技术进步并没有停止，因为最早的汽车太简陋了，没有仪表盘，没有挡风玻璃，没有雨刷，这都要一点一点改进。
戈登教授对美国经济的洞察为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提供了启发。如果你观察过去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只要去看三个最重要的推动力就行：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中国过去只有第一产业，也就是农业。工业化带动了第二产业，城市化带动了第三产业，而技术创新改变了所有产业的面貌。我们似乎对这三个推动力已经非常熟悉，但很容易低估它们的潜力和复杂性。
1950年，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用手指着天安门广场以南一带兴奋地对身旁的北京市市长彭真说：“将来从天安门上望过去，四面全是烟囱！”当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一个农业国的梦想就是变成工业化国家。在计划体制时期，中国几乎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建立了门类相对齐全的工业体系。1964年，在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的时候，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桂系军阀白崇禧的儿子、著名作家白先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谈到，在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公布之后，他和很多人一样，忘记了国共之别，只觉得这是一件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事情。计划体制并没有让中国真正实现工业化。1971年毛主席到南方调研，走到长沙的时候，身边一位工作人员上街排队，好不容易买到一条的确良裤子。毛主席对此感到很惊讶，中国居然没有生产的确良裤子的技术。1978年之后，中国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用邓小平的话说，是“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乡镇企业生产了大量廉价的日用品，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但中国还是没有真正实现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是在20世纪90年代对外开放之后才实现的。中国是在90年代之后才变成“世界工厂”的。我们在后文中还会更详细地讲到这一点。20多年过去了，全球化面临退潮，而制造业迟早会实现自动化生产，面临新的挑战，中国的工业化该何去何从？
中国曾经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估计早在战国时期，城市化率就达到了惊人的15%。唐朝的城市化率约为20.8%，南宋的城市化率达到了22%。唐天宝年间（742—756），长安有60多万人口，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北宋汴京人口达到140万。南宋临安的人口更是达到250万，这个规模比1 000年前的罗马城大了一倍左右。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人口超过200万的大都市。宋朝之后，城市化程度反而下降。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0.6%，到1978年，城市化率也只有不到18%，仅仅略高于战国时期的水平。直到1983—1984年，城市化率才达到南宋的水平。随后，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急剧提高。首先是人口的城市化，大批劳动力从农村进入城市，尤其是沿海地区的城市。其次是土地的城市化，房地产业成为支柱产业，卖地的收入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这种快速的城市化很快就遇到了各种瓶颈。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在考察的时候曾感慨：“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走了一城又一城，城城像农村。”未来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未来的农村又会是什么样子？
曾鸣教授曾是阿里巴巴的总参谋长，帮助马云制定和完善了阿里巴巴的企业战略。当他还在长江商学院任教的时候，曾经写过一本书，叫《龙行天下》。在这本书里，他把中国的创新称为“穷人的创新”。一言以蔽之，当时中国的消费者收入水平太低，对价格最为敏感，为了适应这种市场，中国的企业必须想方设法压低成本。这种激烈的竞争培养出一批极其剽悍的企业，但这种压低成本的创新似乎已经难以为继。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过了某个门槛之后，消费者关注的就不仅仅是价格了。急剧扩张的中产阶层催生出中国的“市场红利”，中国国内消费市场的规模已经超过美国，这会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机会？中国企业在核心技术方面仍很落后，可是，中国企业在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又非常大胆、超前。中国企业的执行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企业，这是在残酷的市场环境下必须锻炼出来的生存能力。如今，中国距离技术的前沿越来越近，但冲刺的难度也越来越大，而且，不要以为只有这一场比赛，这更像铁人三项比赛：1.5公里游泳之后还有40公里自行车赛，之后还有10公里长跑，一项比赛的终点就是下一场比赛的起点，中国还能坚持下去吗？能得第一吗？
总之，叫得出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这三个变量的名字，与了解这三个变量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想要判断中国未来的趋势，必须深入观察工业化、城市化和技术创新这三个慢变量。这听起来没那么刺激，甚至会很枯燥。当人们都在讨论哪里是风口、什么是潮流的时候，我会带你去看洋流。风口不重要，潮流不重要，洋流才重要。洋流发生在大洋深处，表层的洋流有两三百米深，这股洋流又带动更复杂、更湍急的海水流动。洋流没有潮水喧嚣壮观，不如台风惊心动魄，但只有洋流才能带你到很远的地方。大趋势和小趋势
找到了慢变量，我们就能找到定力，但找到了小趋势，我们才能看到信心。
按照美国未来学家马克·J.佩恩的定义，小趋势就是占人口1%的群体出现的变化。比如，他观察到住在一个城市但去遥远的另一个城市上班的人、信奉新教的墨西哥裔美国人、在家里上学的孩子、受过良好教育的恐怖分子等。佩恩的这一观察视角启发了我们：有些人群人口数量相对较小，却能产生与其人数似乎不相称的影响力。我们的研究方法和佩恩有所不同。我们并不严格按照总人口1%的标准来定义小趋势。这是因为中国的人口规模太大了。中国人口14亿，那1%就是1 400万人口。哪怕是0.1%，在中国也有140万人，也不是个小数了。
我们关注小趋势，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化日益显著，大趋势不足以准确描述社会的多向度发展；第二，从社会演进的角度来看，很少出现泾渭分明的新旧交替，新的观念、新的现象往往是由原有的一些小趋势发源的，这些小趋势原本并不占据主流地位，但随着社会的变化，却能引起社会风尚的深刻变革。
让我们先观察一下小趋势的特点。虽然占中国总人口0.1%就有140万人，占1%会有1 400万人，看起来人数众多，但你要知道，在其余99.9%、99%的人看来，这只是一个很小、很另类的群体。在小趋势里面的人觉得这是一片海，在小趋势外面的人则觉得这只是一滴水。不过，这些群体虽然人数相对较少，但更为团结，观念更一致，更喜欢尝试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而且他们同气连声，彼此鼓励和支持，形成了一个线上和线下的立体网络，这样就能成倍地放大其力量。
所以，小趋势的特点是：必须足够小，才能显示出锋芒，但又必须足够大，才能彰显出力量。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小趋势呢？在小趋势里面的人会觉得，这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力量，其实并非如此。之所以会出现小趋势，是因为首先有了大趋势。
我们拿盖房来说吧。盖房的时候一层一层起高楼，每一层的盖法都是一样的，盖出来的毛坯房也是一样的，但是，等到盖完房，要装修的时候，每一家的装修风格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喜欢金碧辉煌的洛可可风格，有的人喜欢2018年热播的电视剧《延禧攻略》中莫兰迪色系的性冷淡风格。所以，盖房子是大趋势，而装修就是小趋势。
我们再来看互联网技术。最初，你想做个网站得找专业人士给你做，但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了微博，有了微信公众号，你不需要懂任何编程，直接就能发微博和微信，做自己的自媒体。互联网平台是大趋势，而自媒体就是小趋势。
这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发展初期看大趋势，发展后期看小趋势。在发展的初期，更重要的是大趋势。我们所有人都被大趋势裹挟着前进，那个时候，想要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并不难，就像行军的时候，你只需要跟着前面的伙伴，甚至拉着马尾巴朝前走就行。在社会和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之后，反而会出现分化。国家和国家变得更不一样，城市和城市变得更不一样，企业和企业变得更不一样，个人和个人变得更不一样。也就是说，人们首先得变得更相似、更平等、更富裕，然后才能变得更加差异化。
在未来时代，小众才是主流。
我要带你去的这场旅行从指南针开始，途经慢变量，最终到达小趋势。我们先用指南针确定自己的方位和旅途的方向；然后，我们会从慢变量的主干道开车上路，但会不时地从出口出去，在城市的街道、乡村的小路上游荡。我们会停下来，下车走进人群，和遇见的各色人物聊天，倾听他们的故事，了解他们的喜忧，同时用眼睛的余光扫视来来往往的人流，直到发现故事的主人公。
在我们故事里的主人公大多是小趋势的代表。他们是这样的一群人：当我们走进他们的房间时，他们正在专心致志、兴致勃勃地做着手边的工作，丝毫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到来；当我们提出采访要求的时候，他们会不安而窘迫地搓着手：“为什么要采访我呢？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啊。”他们上不了新闻的头条，也不会出现在杂志的封面；他们并不隐居在荒凉的海边，而是生活在市井之中；他们是与你有着相同处境的人，而你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的勇敢、冒险、积极参与和激情投入；他们只是幸运地住在时代的枢纽地带的小人物；他们忘我地工作，结果创作出比自己更宏大的事物。5个变量
接下来，我向你预告一下我们在2018年的旅途中找到的5个新“变量”。
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变量是大国博弈。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发现，这是2018年最重要的一个变量。这个变量意味着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将变得更加凶险。这也是我花费时间最长、精力最多，为你观察到的变量。从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之前，我就开始穿梭于中美两国之间，不仅采访了华盛顿和北京的官员、学者，而且与美国的犹他州、蒙大拿州的普通民众拉过家常；我不仅大量阅读了同行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而且参观过出口企业的工厂。我所看到的大国博弈，和很多流行的观点并不一样。
很多人关注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但对中美之间会出现贸易摩擦备感困惑，毕竟中美经济结构是互补的，而不是竞争的。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曾说，能让美国和中国和好的唯一可能就是火星人入侵地球。虽然只是戏言，但他道出了真相，人是一种群居动物，总是要分我们和他们的。事实上，是先有了他们，才有的我们，也就是说，先有了对手，才能保持自己人的团结。即使在和平年代，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在时时刻刻处处较量。哈佛大学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说，经济增长是和平时代的竞赛。这背后的原因是：哪个国家经济增长更快，就能证明其制度更有优势。如果补充一句，技术进步也是和平年代的竞赛。也有人说，这是由于特朗普总统的行为不可预测，谁也不知道他的下一条推特到底会说什么。理解一个人的行为，你只需要了解他的性格和经历，而特朗普的性格和经历都是非常易于识别的。仔细观察中美贸易的结构，理解了国际贸易的本质之后，你就不会对贸易摩擦本身过于悲观。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折点，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转折点呢？一般的解释是：当一个新兴大国赶超一个霸权大国，而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小时，国际格局就会出现巨变。这种解释并不全面。
内政决定外交。我所看到的大国博弈这个变量中出现的新变化是：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群想要下车的人，他们不愿意让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速度太快，感到眩晕，要求把车停下来，想要下车。理解了这个群体的诉求，我们才能理解民粹主义的兴起。这种力量不仅在改变着美国的政治风向，而且给欧洲带来了极大的冲击。英国脱欧、民粹主义在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赢得竞选，都提醒了我们：民粹主义的土壤比我们想象的更为深厚，民粹主义的影响比我们理解的更为深远。政治总是本地的，但其影响可能会波及全球。一只蝴蝶拍拍翅膀，就可能引发风暴，那如若是亿万只蝴蝶一起拍动翅膀呢？
中国人难以理解这些想要下车的人，因为我们是一群刚挤上车的人。出生于20世纪60—90年代的这一批人，其实都是有幸坐上经济高速增长快车的人。因此，中国民众对待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态度比西方民众更为乐观，而这种乐观主义也使得新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如火如荼。
中国人就像早上要坐公交车的乘客，他们最关心的是怎么上车。拥挤的人群如同潮水，后面的人推搡着前面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每个人最后都发现，自己是被挤上车的。
在西方社会，当人们谈论一代人的时候，他们往往会以20~30年为时间单位，但在中国，当人们谈论一代人的时候，会以10年为单位。我们经常会讲到60后、70后、80后、90后等。或许，这能够反映出中国的社会变革速度太快了。西方社会相对成熟而稳定，中国社会更有激情和活力。我们用10年的时间就能跨越西方社会20~30年的时间。剧烈的社会变革也会影响到每10年一代人的性格。或许60后略显世故，70后更为务实，80后最是疲惫，90后稍觉轻佻。但是，假如我们把历史的视角拉得更长，你会发现，出生于20世纪60—90年代的人，其实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我们可以把这个人群称为“坐上快车的人”。“坐上快车的人”会相信一些共同的观念。他们都相信：经济增长会一直持续下去；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全球最高的；经济增长能够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下一代人的日子一定会比上一代人过得更好；个人靠努力奋斗一定能改变命运；要重视子女的教育，因为“知识改变命运”，而“知识改变命运”指的是只要孩子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最好的大学，就一定能找到最好的工作；最好的工作是指在金融机构的工作或在政府部门的工作，前者收入更高，后者更有保障。
未来，等“坐上快车的人”回望1978—2018年这40年，他们会蓦然惊觉：原来这样高速增长的时代是无法永远持续下去的。在此后的迢迢长路上，他们会逐渐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会放缓，也有被其他新兴经济体超过的可能；经济增长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相反，过去的快速增长模式会带来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公共服务缺失和收入不平等加剧；下一代人未必过得比上一代人更好，与未来的人相比，如今刚刚退休的这一代人很可能过的是最幸福的晚年生活；越来越多的人会明白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这种信念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才能有的奢侈。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有个著名的论断：经济增长会影响国民性格。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们会更乐观、更自信、更积极上进、更包容开放。过去30年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
于是，我们能够看到，“坐上快车的人”对待技术进步的态度也更乐观。无论是中国的政府还是民众，对技术创新的欢迎程度都远超西方，他们会更加大胆地拥抱新技术，甚至多少有些鲁莽。
中国一直秉承着实用主义精神，有冒险家精神的企业家相信拿来主义，相信只有技术不断进步，才能提高国家的实力。
从民众的角度来看，中国消费者对技术创新的接受程度显然比西方消费者更高，更愿意尝试新生事物。对待无人机，美国的消费者想的是这会不会侵犯个人隐私，中国的消费者想的是这东西真好玩，不仅要买一个给自己，而且要买一个送给朋友。
罗兰·贝格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发布的全球汽车行业报告指出，中国消费者对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汽车的需求居全球最高。如果出现全自动驾驶机器人出租车，且比自有汽车每次出行成本更低，73%的中国受访者表示不会再购买汽车，而全球平均水平为46%。60%的中国消费者表示在购买下一辆汽车的时候会考虑纯电动汽车，远高于37%的全球平均水平。普华永道的一份关于人工智能市场前景的报告调查了全球27个国家的22 000名消费者。中国有52%的消费者计划购买人工智能设备，而在全球范围内，58% 的人对人工智能设备毫无兴趣，这是因为欧美国家的消费者拖了后腿。中国也是人工智能设备渗透率最高的国家，21% 的消费者已经拥有这类设备。
正是由于这种独特的技术崇拜的氛围，中国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变成了全球互联网大国。这里聚集着全球最多的互联网用户和全球排名最靠前的互联网企业。数亿人使用智能手机购物、支付、投资，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的消费者比美国的消费者更聪明、更时尚。
虽然目前中国的高科技研发还落后于美国，但中国的高科技应用将会快于美国。理解了这一点，你就能体会到美国的焦虑。
我已经帮你梳理了想要下车的人和刚挤上车的人出现的背景、他们对世界的不同认识，以及他们可能对未来的政治带来的影响。虽然想要下车的人和刚挤上车的人想法有所不同，但他们其实都在同一辆车上。如果想要下车的人和刚挤上车的人真的在车厢里发生殴斗，这辆车可能会失控，掉下悬崖。
那我们又该怎么办呢？这个变量可能出现的反转不是谁赢了贸易摩擦。贸易摩擦中是不可能有赢家的。正如我们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当外星人入侵的时候，地球人才能团结一致，同理，只有当中国和美国遇到一个共同的挑战，这个挑战必须来自人类之外，而且这个挑战大到以至中美两国必须联手应战的时候，中国和美国才会有坚实的合作基础。这个挑战，在我看来，应该是人工智能社会的到来。
为了理解未来，我们可以拿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做个类比。
假如工厂出现时你是个农民，纺织机出现时你是个裁缝，汽车出现时你是个马车夫，机关枪出现时你是个骑兵，你该怎么办？你一定会像那些想要下车的人一样感到眩晕。这个世界完全乱套了。农田不再是原来的农田，村庄不再是原来的村庄，域外的工业品如同潮水一般冲垮了国内的手工业。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的那样：“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你再想想，如果火车出现时你是个旅人，电报出现时你是个记者，纺织机出现时你是个棉农，电影出现时你是个观众，你又有什么样的感受？你一定会像那些刚挤上车的人一样感到狂喜。这个世界太有意思了。新奇的事物层出不穷，遥远的世界近在咫尺，有冒险精神的人可以征服整个世界。如同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中无限叹惋地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欧洲：任何一个有过人之处的人都能凭借自身的能力跻身中产阶层或上层社会，“此时他们可以享受到低廉的价格，生活方便而舒适，这种生活之愉悦远超过其他时代那些富甲一方、权倾天下的君主”。
这两种体会都是真实的。工业革命先是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变革，随之引发了激烈的社会震荡，但最终走出了这段“死亡谷”，进入一种新的均衡，并给整个社会带来财富的涌流。不要忘记，在这段时期，曾经爆发过工人运动、经济危机、两次世界大战，一次次洗牌，一次次淘汰。如果身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即使你能预知再过30年世界经济会进入稳步增长的黄金时代，这个消息可会让你在破产的时候感觉更好受一些？
在人类历史上，人工智能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冲击力可能是一个量级的。人工智能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极大飞跃，也会导致大批劳动者失去工作。根据麦肯锡的一份报告，未来可能有4亿个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替代。人工智能会带来财富的涌流，但技术进步的利益会更多地流入少数人的钱包，大部分人并不会分享到更多的回报。让劳动者转型可不可以？从理论上来说可以，但问题是如何在很短的时间（比如一年）内让工人实现转型。你不可能要求一代人付出牺牲，为技术进步当垫脚石。
我们今后面临的是“人工智能之谷”。如果我们能够跨越“人工智能之谷”，就一定能够登上另一个山巅，看到更壮观的前景，但如果我们不能齐心协力，“人工智能之谷”也有可能变成另一个“死亡谷”。
美国和中国在应对人工智能挑战的时候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因为我们同样缺乏经验。最近几年，当我访问欧美国家，与这些国家的精英交流的时候，我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仿佛自己是一个波斯人，来到了晚期的罗马帝国：是的，罗马帝国即使衰落了，仍然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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