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枢 主编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国学访谈录试读：
告读者
原载：国学版（光明日报2011.1.10第15版）今天，是本刊五周岁的生日。五年前，我们在国学版的创刊号上，刊载了一则“告读者”。五年后的今天，我们把这段文字再度刊出，以志纪念。也以此方式，向五年来不断给予我们关爱的广大读者、作者表示衷心谢意。同时，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向生前对本刊曾给予亲切关怀和指导，五年间先后辞世的朱伯崑、孙以楷、肖萐夫、任继愈、卞孝萱、丁冠之、范敬宜等国学学者表示深切的怀念。
国学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这个“家”很大。它不仅凝聚了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也将承载十三亿中国人的未来。经过一个月的紧张筹备，《国学》版从今天起正式推出了。我们愿和广大读者朋友共同品味在“家”的感觉。（2006年1月10日）序许嘉璐《光明日报》国学版，今年五岁了。五岁之于人，还是儿童，但语言能力已经接近成人。“国学版”似乎就像一个人：虽然年岁不大，但却很善于表达：叙说了五年来国学的现状，包括国学复苏的态势、趋向、困惑和喜悦。国学版和商务印书馆合作，编辑了《国学精华编》和《国学访谈录》，在我看来，恰似是为贺其“大”寿而准备的鸡蛋［1］或蛋糕。
两本书里的大部分文章在发表时我就读过，受益多多；为写这篇序，日前又把两本书的样稿通读了一遍，感觉又有所不同：但觉满目琳琅，异彩纷呈，大家云集，新秀蜂出——这是《国学》五年来蹒跚、健步和跨跃的浓缩展示。
近年来，《国学》在争辩声中渐渐复兴。这实为势所必然。“国学”——暂且把对它的内涵外延的不同意见放一放，仅就对其认识的最大公约数而言——之复兴，是民族的需要，是追求“非物质”、“非肢体”享受者的需要。因为非物质的精神和信仰，犹如空气和水，人人须臾皆有，时时不得离；而作为民族文化的核心，从来是代代相传，难以中止，又与时俱进的。所以任继愈先生说：“这种文化的继生性特点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无法否认的。没有传统就没有今天，大家都是在旧文化基础上建设新文化。”（《精华编》2页）现在我们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自然缺少不了传统文化的营养和经验；甚至可以说，如果以“国学”为根本标记的传统文化为中国多数人所生疏，就等于没有牢固的地基却要建造摩天大厦。眼下“国学”之所以在国内微热，不是哪个或哪些人“掀”起来的，而是“当春乃发生”的。
对“国学”以及《国学》有所争议，也是势所必然。从上个世纪初“国学”一词出现之时起，围绕着它就出现了不同声音；尔后曾经消停了很久，那是因为它在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了踪迹。现在之复出，是耶，非耶？福与，祸与？此乎，彼乎？都成了研讨争辩的内容。何况“国学”此词此事于此时重现，既是历史的延续，从一定意义上说，又是个新事物，起码对许多年轻人来说是新的概念。凡是新事物，无论其性质、作用，还是应有的方式、方法，都有很多未知，仁智之异自属当然；国学既有重出的一面，则旧有的歧见势必随之被重新拾起。
这是好事。说明人们，至少学术界的人们关注它了，思考它了；所有的意见都对从事这一领域研究以及关心它的社会人士有所启发——便于人们从正反、两侧、上下、古今、内外多个角度审视反思。看看现实，近些年国学不正是在争辩声中前进成长的吗？当前国学之“热”，就是在种种意见的纠结中一点点地探索，一步步地创造着“创造之路”，在磨砺准备异日收割庄稼的镰刀。其间有对过去的回顾，有对当下的深思，有对未来的预测，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于文化的自觉、自信和自强。
当今对国学的思考虽然和上个世纪初有许多相似之处，但“语境”却已经有了很大不同。相似者，都有一个中西间的交流、比较和融通，古今间的继承、发展与弘扬以及这两组关系纠缠在一起的问题。不同者，昔日国家积弱积贫、痛感自家落后的舆论为主流，而西学的弊病其时尚未充分显现，因而呼唤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声音微弱；今天的交通和信息传输速度为一个世纪前所不敢想象，内外研究成果和普及读物可称海量，但也优劣真假混杂；当时所谓的传统，专指自先秦以迄明清的文化积淀，百年来，中华儿女已经用汗水和鲜血铸就了近代的传统，另一方面，20世纪西方对自己文化的反思也成潮流，因而古和今、中和西两组四项的交叉也较昔时复杂得多；研究国学所需要的基本而重要的工具，如“小学”，当年几乎是学人皆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而今早已成了翡翠“手件儿”，不但研究者理解与诠释典籍急需之，而且“小学”本身也急需充实发展；……
过往的五年，是未来的基础和起点。《国学》专刊创办，《光明日报》之功巨矣；瞻念未来，难处不会略少。国学下一步的困难就是《国学》的困难。我相信所有关心它的人们会与之同心，一起知难而进。
在我看来，未来的困难不仅仅在于学术水平的提高需要时日，普及既需从上到下逐级进行，更将旷日持久，而且在于国学身处上述的当代语境需要回答一系列世界性难题。恐怕起码以下几点是未来五年首当其冲的：
1．国学的发展、弘扬、复兴，一要深入研究，二要生活化，因而只有学者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最需要的是社会的“自觉”。只有当中华优秀文化内化于全国人民的心里时，国学的力量才能显现出来，为全民所珍惜捍卫，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一方面，需要学者关注社会，关注普及，关注民心（这也是古昔之“士”的必备品格）。只有学者的自觉才有社会的自觉；只有社会自觉了，方有学者的广阔天地。国学的纯学术化是可怕的，是违背国学的本质特征的。另一方面，国学的一些内容需要逐步进入学校教育体系，此事之难不言而喻。为此，我们再花上十年的力气行不行？
2．香港中文大学的刘笑敢教授说：“中国跟西方接触以来，在很多地方已经西化了。我们的大学体制是西化的，我们的学科分类是西化的，我们的思维方式已经受到了数学、物理、化学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或在潜意识、无意识的意义上我们实际上没有办法避免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或西方的思维概念来观察思考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中的问题。”（《访谈录》156页）所以有的学者就哲学问题分析道：“中西哲学是两个不同形态的哲学。我们不能因为没有西方以知识为中心的哲学就妄自菲薄，认为自家没有哲学，更不能用西方背景下的哲学观念硬套中国固有的哲学。哲学本无固定的形态，不同的文化背景凸显不同的哲学形态，而哲学自身也在发展变化。我们当下的工作是在现有的语境下深入挖掘中国特有的哲学智慧，而不是跟在西方哲学的后面亦步亦趋，随便比附。否则，我们将无法使我们中国传统哲学所蕴含的广大精深的智慧开显出来。”（《精华编》393—394页）
这两位先生的话触及了当前国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任何民族文化，总是从与异质文化的接触、冲撞和相互吸收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和营养的。在这过程中关键是要有自身文化的主体性。在几乎完全被动，被强势文化压得抬不起头，因而多少带些盲目性时，如果思维没有浸透自己文化的核心（宇宙观、方法论等）并通观人类历史进程，就难免穿着高跟鞋扭秧歌，按咏叹调的旋律唱《打龙袍》。但是，要做到“避免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或西方的思维概念来观察思考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中的问题”，不比附，就需真正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国学中去修养心性，而并非把传统文化——国学只当作谋职求生的手段。要走到这一步恐怕也需要若干年吧。
3．在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的当代，国学如果只是在中国境内“热”，哪怕已超出了学界范围，恐怕也还不能说是复兴了；我认为，只有在国学真正成为世界学术界显学之一时，才能算是“热”了，也才能说是复兴了。国学必须走出去，因为我们自信“中国特有的哲学智慧”可以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重要的一元，可以为世界走向和谐做出贡献。因此在研究和普及国学的过程中，无可回避的几个关系到世界未来发展道路的问题便提到我们面前：
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不是越快越好？为了保障人类生活得幸福，经济发展需要怎样的速度？
经济的全球化和文化的民族化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与此相关的是，人类的物质享受和精神富足应该是怎样的“比例”？
自然科学发展的速度和人文科学研究的速度如何相称？制度（包括法律）作用于社会的力度和道德力量如何协调？
遍及全球的价值混乱、环境恶化、恃强凌弱，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动荡不安、国际冲突不断等问题的根源是什么？国学研究的成果怎样才能转化为促使世界安宁的力量，人类怎样才能幸福？
国学的研究一向基本着眼于中华民族自身的现在和未来，所以对这类问题很少涉及，而它一旦与世界其他一些文化相遇，就不能仅限于自我介绍、一般论说，必须针对当代世界的种种危机做出我们的回答。
4．国学要走向世界，还有一个话语习惯转换的问题。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表述方式、方法是有很大差异的，有时相差还比较大。到现在为止，中国人看外国人的著作（原文的和翻译的）远远多于外国人看中国人的著作，欧美之不关心、不理解中华文化尤其严重，因此或许中国人看外国叙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比较习惯了，而对方则尚未习惯我们的话语。这虽然是思想表达问题，并不完全涉及文化的内涵，但是却是这些年来中外交流中时时遇到、迄今还没解决的难题。人们常说中国学术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太小，这除了政治、历史等原因外，话语习惯隔膜的影响也不可小觑。须知，愿意接受“喜闻乐见”形式的表达，是人类的共性。
5．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前面所提到的“小学”是国学各个领域都必须具备的。如果说国学一些内涵的生活化需要相关内容进入学校体系，那么，在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的教学中则应该把文字、音韵、训诂、版本、校勘以及出土文物和文献的运用列为必修。这样，再过二三十年，国学领域的年轻学者在掌握研究的“工具”方面可以登上一层楼，从而对经典诠释的准确和开掘的深度必有巨大的提高。《国学》五岁，于其“华诞”本应只说些恭喜恭喜之类的话，我却说了一堆前方的坎坷甚或泥泞，这并非担忧它的命运多舛，而是期望它眼界再宽些，想得更远些，和众多作者、学者、支持者一道，在未来，至少在今后五年做出更大的成绩。我对国学和《国学》是有信心的。注释
［1］我家乡的俗语说庆祝生日，“大人一顿饭，小孩一个蛋”，这里即取此意。
《光明日报》国学版创刊五周年感言
办好“国学”版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光明日报社总编辑 胡占凡讲到国学，可谓说来话长。中华几千年文明沉淀在里面，其中既有中华智慧的珍宝，也有糟粕混迹其间。我们这里所倡导的，当然是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不可笼而统之。“国学”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与学术传统，是中华文化在应对西方文化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的一种新型学术传统。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日益增强，“国学”日渐成为表述中国文化的“主词”。
五年前，在中宣部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光明日报》国学版于2006年1月10日正式创刊。国学版的创刊，与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北京大学创办乾元国学教室，共同被视为新世纪中国大陆“国学热”兴起的标志性事件；五年来，国学版在光明日报编委会的领导下，依托广大作者与读者的信赖与支持，以认真学习的态度，及时反映当代国学研究与普及的新情况、新进展、新趋向，努力探索“新闻纸上办学术”的特色之路。五年来国学版共出版185期，总计160万字。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的这两本书——《国学精华编》、《国学访谈录》就是从中精选，结集而成的。
国学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而以“文化”为主打词的光明日报来做这件事再合适不过了。五年来，国学版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主流媒体唯一的国学专刊的方式，客观地反映“国学热”，及时地报道“国学热”，全方位地观察“国学热”。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版是“国学热”的一个旁观者。但是与此同时，国学版还实际地参与到“国学热”之中，成为“剧中人”——
2007年11月，国学版组织实施的《三字经》修订工程，引发了社会上对诵读经典、“四书”进课堂等问题的热烈讨论；
2009年4月，于国内率先开辟“解读清华简”专栏，赢得海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
2009年12月，率先发起“国学”学科问题讨论，引发了包括有关部委、大学校长以及百余位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
2011年3月起，开辟“中国路径”专栏，实际推动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于当代的“主体性”建构。
五年来，国学版赢得了广大作者的信任与读者的爱戴，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
这两部书的出版，是对既得成绩的总结，同时又是走上新征程的起点。党的“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部署，这是指导我国进行当代文化建设的战略方针。《光明日报》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为己任，继续办好国学版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与使命。今后，《光明日报》要进一步加强对国学研究与普及工作的关注与报道，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提供用之不竭的思想资源。
对“国学”应做全面的整体研究
北京大学教授 汤一介《光明日报》国学版创刊已经有五年了，它对推动“国学”的研究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起了很好的作用，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对此，我们必须对编辑“国学版”的同志们表示感谢。
当前“国学”的研究与普及已成为我国社会各界的热门话题，但对它也有种种的看法和批评。甚至对“国学”能否成为一门学科也多有质疑。这里我想介绍一种对“国学”我比较赞同的看法。
1938年，马一浮先生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约，至该校讲“国学”，他说：“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统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今楷定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用此代表一切固有学术，广大精微，无所不备。”这个说法确有其独特见地。盖“六艺之学”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源头，其后之学术文化皆源于此，而代有发挥，并在其间又吸取其他文化以营养之。这里也许可以特别注意的是马一浮先生用“楷定”说“国学名义”，而不用“确定”说“国学名义”，颇有深义。他说：“学问，天下之公，言确定则似不可移易，不许他人更立异义，近于自专。今言楷定，仁智楷定，则仁智各见，不妨各人自定范围，疑则一任别参，不能强人必信。”盖学术文化最忌“定于一尊”，而以“百家争鸣”为好。马一浮先生之学术成就，正因其有海纳百川之胸襟，博通中西古今之造诣，而为世所重。
作为中国学术文化之源头的“六艺”，其中必有“普世价值”的意义。正如作为西方学术文化之源的希腊文化其中也有其“普遍价值”的意义。任何民族的学术文化都是在其特定的历史境界下形成，它都是有其特殊意义的文化，而学术文化的“普世价值”往往是寄寓于其“特殊价值”之中。既然学术文化之“普世价值”往往寄寓于各民族文化的“特殊价值”之中，就此意义说“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统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马一浮语）盖因“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人类社会所遇到的问题常常是共同的，人类对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考往往也是大同小异的。因此，我中华民族当然就要由自身学术文化中寻求有益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普世价值”，别的民族文化亦可从其学术文化中寻求其“普世价值”。古云：“道并行而不相悖”也。马一浮先生说，弘扬“六艺之学”，“并不是狭义地保存国粹、单独地发挥自己的民族精神，是要使此种文化普遍地及于人类”。当然，我中华民族也必须认真地吸收、融化其他各民族文化中所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思想资源，这不仅有益于中华文化的发展，而定会由这种交流中都得以受益。
如果我们把“国学”楷定为“六艺之学”，也许有利于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综合性地全面理解和更深刻的把握。这是因为，“六艺之学”所包含的内容可以说涉及文、史、哲甚至到要涉及政治、法律、经济等等诸多学科的内容。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的源头及其历代的诠释和发展，必须花工夫对它进行综合性的整体研究。例如五经中的每一经，它既是文学，又是历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如要了解和领悟其中之总体真意，必须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才有可能。不仅中国学问在一定条件下须要作综合性的整体研究，西方学问也是一样，例如“圣经学”，如果只对它分科进行，分成宗教的、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社会的等方面的研究，或可取得部分成果，却是很难综合性地整体把握《圣经》的真谛。
我认为，把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等分科进行研究是适应近代工业化要求而有的，并不是自古以来皆如此。我国自古以来并未有绝对化的分科学术研究，其实西方在古希腊时也是如此，例如亚里士多德，他的书那么多，虽然可以从每个方面进行研究（例如哲学、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等），但要全面地了解亚里士多德思想，就必须进行综合性的多学科研究。
当前学术发展有一个重要的趋势，这就是跨学科研究，而对自中华文化的源头《五经》到历代对它的诠释和发展，其本身就是一种必要的跨学科研究，因此，我认为对“国学”的研究将会促进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综合性整体研究，进而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精神之所在。就这一点说，大学分科过细，并不一定是大学必行之路。我认为，掌握多种学科的知识，通晓古今中外学术，很可能会在学术上更具有创造性。
我看国学热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余敦康《光明日报》国学版是在国学热中创刊的，而国学热的兴起是和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宏观历史背景密切联结的。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并没有出现国学热，兴起的是以电视剧《河殇》为代表的站在西化的立场批判国学的思潮。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这股西化思潮受到抑制，国学在学院派的范围内似乎显露出一点热的迹象，但是很快又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认为国学封建复古，不应该提倡。到了21世纪，特别是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在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几位文化精英也在这一年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把开展国学研究以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提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这才澄清了一些思想障碍，为国学热的兴起揭开了序幕。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在建国以来的60年或者五四以来的90年中，国学热是直到2004年即甲申年才算是真正的兴起，至今仅仅延续了六个年头。
在这六个年头中，国学确实是热了起来，成绩不小，但是也有显著的不足。最大的不足在于缺少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的研究，为当代中国构建一种得到普遍认同的主流文化，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比如2010年，由联合国发起的“世界文明对话日”首次在中国山东的尼山召开，在筹备这次盛会的高层座谈会上，吴建民先生坦率地指出：“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怎么能够比较简单地讲清楚。恕我直言，我们现在对外讲的东西，条条多，例子少，听不明白。我们中国存在一个构建主流文化的问题。主流文化，这是需要几代人下工夫来做的。主流文化没有建立起来，中国不可能长治久安。”如果国学热在世界文明对话的大背景下不能清楚明白地回答“我们中华文化是什么”的问题，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主流文化认同，只是停留在整理国故的层次，既不关注现实，也不着眼于未来，这就失去了根本，热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衰竭的。
关于国学的两点看法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 张岂之“国学”一词渊源甚早。西周时，学校包括国学与乡学两个系统。国学指的是中央官学，乡学是地方官学，故有“学在官府”之称。先秦以降历代的经史子集的学问，都可归为国学。19世纪末，随着西方科技和社会科学大量传入我国，与这种“西学”相对的“中学”或“国学”，主要专指中国本土的学问。1925至1929年清华大学办“国学研究院”，所谓“国学”即指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包括古代的自然科学）。这种意义上的“国学”一直沿用至今。
五年来，《光明日报》开设“国学”专版，传播新知，振奋精神，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研究和普及的进展情况，沾溉学林，为人瞩目，已无须赘言。这里，略谈关于国学的两点看法，既表对“国学”版刊印五周年的贺忱，也供朋友们批评参考。
一、“百家之学”是“国学”的优秀学术传统和特色
从表面看，“国学”广博而杂乱，难以捉摸，但实际上，回顾中国古代学术史，其演变脉络清晰可辨，其中重要的传统和特色之一就是“百家之学”。先秦诸子争鸣，彼此促进，形成了春秋战国子学与史学的繁荣；汉唐时期，儒道释三教融通，共同发展，开创了宋明新儒学、新道家、新佛学的昌盛局面；西学东渐，中西会通，方兴未艾，促成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态势。
不同学派间思想的差异和融合，是学术繁荣和发展的生命，反映了相反而相成的学术精神与“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清初，黄宗羲、全祖望撰《宋元学案》，以理学家为主干，但并不排斥其他学派的学者，如永嘉学派的陈亮、叶适，王安石新学，苏氏蜀学，强调不同学派的交流影响，相反相成，正如《明儒学案·发凡》所说：“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百家之学”培育和滋养了中华文化的精神根基和发展动力。受时代激荡，它也具有现实的关怀与精神诉求。如唐代中期经济与社会急剧变动，舍传求经的解经新风悄然形成，韩愈《原道》将“尧舜之道”与“周公之礼”融合起来，便不仅仅出于一种对儒家道统的认同，而且是对庶族与士族、淳朴无为与礼法清俭的现实与理想矛盾解决的尝试。总之，从中华古代文化自身发展的连续性与逻辑性来审视，犹如奔腾不息的大河。如果只有一个学派、一种观点，哪里会有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呢？
二、继承和发展前人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上的成果，这是国学研究保持生命力的关键
历史上国学旨在“载道”、“明道”。《庄子·天下篇》和《史记·论六家要旨》评判当时的各种学术，均以见道的高下远近为根据。《明儒学案·序》主张学术史研究要努力反映各种学术体现“道”的曲折过程，“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学术虽有学派的不同，但都是“道”的体现。今天来看，不论在学术研究上持何种论点，只要是做出成绩的，几乎都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有所贡献。没有脱离具体历史的文化，也没有无文化的历史。在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上，今天的学者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衷心希望《光明日报》国学版在这方面多加关注。
国学研究与普及相辅相成。精深的专门的系统化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有助于推进和提升国学知识与精神传播的水平；而科学严谨、生动活泼的国学普及工作，也有助于宣传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成果。
报纸上的学术文章要力求简明
清华大学教授 李学勤《光明日报》国学版创刊迄今已五周年，这是一件非常值得祝贺和纪念的事。这几年来，我和众多学术界同人一样，每星期都在期待着读国学版。
在报纸上开辟定期的学术专版，是清末民初有了报纸以来一直持续的优良传统。不妨回想一下，在近代现代学术史上，有多少重要关键的成果在报纸上发表，有多少影响深远的讨论在报纸上展开。由于报纸出刊及时，流传普及，给了学术界很大的帮助。《光明日报》国学版在这几年“国学热”中所起重大作用，是大家周知的。
我特别喜欢读国学版上那些简短明快的作品。这使我想到，国学的一个重要传承，就是写简明扼要的学术文字。古远的不说，人人都知道的顾炎武《日知录》，王念孙父子的《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真是言简意赅，绝非所谓“饾饤”文章可比。近世许多位大家，所撰之作也是如此。
学术论著自然有长有短，应该以说明问题为度。列举文献史料，征引前人论点，也没有必要细大不捐，务求全面过细。这样，不少长篇大论的文章，就可以缩短，适合在报纸的专版上刊登，而且不降低内容质量。
因此，希望《光明日报》国学版发扬学术专版的特有风格，多发表短小精当的研究讨论文字，进一步推进国学的建设。“国学”和“新国学”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邢福义《光明日报》国学版的创刊，有如一石击出千层浪，引起了学术界、教育界以及社会各界众多人士的高度关注。对于一门学科来说，五年时间太短了。然而，就这么五年的时间，“国学”这一概念却已经得到了令人惊讶的历史性发展。
2006年8月，在《国学精魂与现代语学》一文中，我谈过国学的定格和涌流，指出国学已经定格在了中国历史的框架之上，而国学精魂则一直涌流在中国文化承传的长河之中。这两年，我的看法有所改变，认为客观上已然形成“新国学”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形成，表明了学者们并非固守原来的国学阵地，而是在新的起点上研究国学，做继承创新的促进派。
任何概念都有其内涵与外延。新国学与原义国学相对比而存在，都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原义国学专指国故，范围相对确定，词典里可以列出词条，加以解释；新国学却是当今中国在继承原义国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学，范围十分宽泛，正处在形成和演变之中，想要确认其内涵与外延，恐怕还需要若干年。从概念之间的关系来说，既然有原义国学和新国学的并列，二者的上位概念自然便是“国学”。这样，“国学”便有了狭义和广义两个含义。狭义国学指原义国学；广义国学则指包括原义国学在内的新国学，即当今国学。《光明日报》国学版上发表的文章，总体看，是广义国学的文章。
是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国学”？从理论上讲，是这样。但是，不一定每一个国家都会提出该国“国学”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是建立在特定的文化根基之上，并且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中国之所以出现“国学”的专名，是因为：第一，中国的学术文化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上下数千年；第二，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极其辉煌，并且具有独特性和多样性，有益于全人类；第三，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中国的古代学术文化面临外学的挑战，处于受欺凌、受排挤的状态。当年，西学东渐，“国学”的概念正是在西学的侵逼下提出的。今天，我们又一次面对西学的侵逼，就语言学而言，其严重程度比当年更强，强到几乎要让人高呼：警惕中国成为某一个国家的学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国学热潮又一次掀了起来。我以为，当今兴起的国学热潮，既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又有利于助产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流派。这一点，意义极为重大。新国学的巨大生命力，就在于此。
那么，“新国学”应该如何处理跟外来理论的关系？以汉语语言学来说，百余年来，没有外来理论的引进，便没有中国汉语语言学的今天。但是，“引进”和“汉化”必须成为历史征程中先后衔接的两大阶段。“引进”，是先发的第一个大阶段，重点在于把国外理论应用于汉语研究，举出若干汉语例子来加以演绎；而“汉化”，即中国化，重点在于让国外理论在汉语事实中定根生发，使国外理论溶入汉语研究的整体需求，从而建立起适合于汉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这是永远正确的一条原则。其中的“今”和“中”，指的是“当今中国”。从古代承传下来的理论也好，从外洋引移而来的理论也好，都必须统一到服务于当今中国的应用实践上面来。这样，外来理论也许有可能溶入新国学，成为充实新国学内容的潜因素。《光明日报》国学版，可以用“影响巨大”来评价。《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几个小句，我觉得，很能表达国学版五年来在视野、思路、策划、作为等等方面给广大读者留下的深刻印象。第一单元国学是一门学科
该不该为国学上户口
——大学四校长“国学学科问题”高端访谈（上）
国学学科可以从试点开始
——大学四校长“国学学科问题”高端访谈（下）
国学是一门学科
——六教授访谈录
国学学科建设系列访谈·课程体系
国学院该开什么课？
国学学科建设系列访谈
国学即中国古典学國學访谈该不该为国学上户口大学四校长“国学学科问题”高端访谈（上）
摘要发表：国学版（光明日报2009.12.21第12版）
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家，我们要对自己的老祖宗进行研究，为什么一席之地都不肯给？
现在提出国学作为学科来建设，是因为国学现在已经到了需要当作学科来建设的这一个关口上。
今天确是到了一个反思过细的学科划分给人才培养和新学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时候了。
直到今天我们对国学的意义实际上还没有真正地认识到。
时间：2009年11月27日上午
地点：中国人民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
访谈嘉宾：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顾海良（武汉大学校长）
徐显明（山东大学校长）
朱崇实（厦门大学校长）
主持人：梁 枢（《光明日报》国学版主编）
主持人：欢迎四位校长。首先请允许我对这次访谈的缘起做一个说明。
这次访谈的动议来自于9月23日。那天晚上，我们利用国际儒联召开儒学大会的间隙，邀请了清华国学院的陈来教授、人民大学黄朴民教授、浙江省社科院吴光研究员、台湾学者龚鹏程教授、岳麓书院朱汉民教授、武汉大学的吴根友教授等学者，进行了一次访谈。访谈以学者为主体，主要从学理上对建立国学学科的必要性进行了一些梳理，最后以“国学是一门学科”为题，成文后刊登于10月12日的《光明日报》国学版，见报以后反响很大。当时在访谈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对国学学科问题进行学理上的分析固然非常重要，也很必要，而且据我们了解，全国社科规划办明年设立了一个重大课题就叫“儒学学科建设”。已经有好几个大学都准备申请这个项目，就是希望能在学理上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因为这不单是一个学理上的问题，还是一个实践性的课题。
这种实践性更多地来自于今天在座的诸位校长近年来的工作：纪校长2005年在人大成立了国学院，顾校长领导的武大在2001年就成立了国学试验班，徐校长在中国政法大学担任校长时创建了国际儒学院，朱校长到今天还兼任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的院长。在诸位校长的领导下，在你们的大学里，实际上已经把国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对待、来运作了。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该不该设立国学学科”的问题尚未解决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在面对和思考“怎么设立”的问题了，也就是说，“该不该办”和“怎么办”的问题实际混在一起了。这就使得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不再是一个纯学理的问题，而是带有鲜明的实践性的课题。
所以，当时我就和黄朴民兄和梁涛兄商量，可不可以请几个以文史哲见长的、在国学学科方面已经做过实验并且积累了相当经验的大学校长坐在一起，共同就这个问题做一个高端的访谈。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们分别跟纪校长、顾校长、徐校长、朱校长进行了联系，几位校长当即应允，欣然同意。说实话，这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原本以为这次访谈会因访谈者是校长的特殊身份而变得相当困难，但结果不到三天就完全落实了。我想这个事实至少说明在各位校长的眼里，国学学科的问题很重要。正因如此，各位才会放下手头的各种要务，从各自的学校专程赶来参加讨论。这让我很受感动。借此机会，首先要向各位校长表示我个人的敬意。一会儿我们报社的天林总编会专程赶过来，向大家表示谢意。
下面我们就进入讨论。我想分上下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围绕“该不该办”，即国学学科的必要性和意义的问题，请大家发表意见；第二部分主要谈一谈“怎么办”。大致分这么两个问题谈。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一
主持人：纪校长您好！今天我们坐在一起讨论国学，是与您多年来的倡导与弘扬是分不开的，我们首先想先听听您的意见。
纪宝成：人民大学四年前成立了国学院。这就意味着，人民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机构，认定国学是一个学科。不认定它是一个学科，我们也不会这样去做。建立国学学科，通俗地讲，无非是在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为国学要一个“户口”，就是要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制度性地体现国学的合理性，也就是让国学教育能够制度化地进行下去，进入国家制度设计的层面。我觉得这完全不为过，而且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应该成为问题。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胡锦涛总书记进一步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个战略方针不光是对全党全国提出来的，当然也是甚至更重要的是对教育文化界提出来的。教育部门自然应该贯彻党中央的精神，尽快使其在制度上体现出来。
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怎么弘扬？怎么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怎么保持民族性？怎么体现时代性？这就要在学术界开展全面研究，要以学术界为主体。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一般人不具有研究的能力，主要应该靠专家、靠教育界、学术界的人去研究。需要把专家、学者凝聚在一起，凝聚在一起就需要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就应该是在一个学科里。这是很简单的事情，道理很清楚。这样的问题反复论证，有什么意义？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家，我们要对自己的老祖宗进行研究，对此要一席之地如果都不肯给，我们会感到很奇怪。我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在十届人大第五次会议、十一届人大第一次会议、十一届人大第二次会议连续三年提出来要求增设国学学科的建议。然后就是论证研究，研究了三年了，仍没有结果。
国家的学科专业目录，需要在一定的时间修订一次。我们在全国人大提出，希望至少在修订学科目录的时候要研究这个问题。现在国家有关部门正式启动了学科专业目录的修订工作，现在的学科专业目录存在不少问题，国学学科的问题就是一个。所以我们再次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弘扬中华文化的战略方针，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和意志，集中了全国人民的智慧和意志，是适应时代要求、作为重大的战略问题提出来的。我不知道现在弘扬中华文化何罪之有？现在有人写文章，说什么提倡国学是弘扬专制。真是莫名其妙！现在是什么时代了，还有这样糊涂的认识。
任何文化都有历史局限性，所以要全面认识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世界上连续五千年的文明延续下来的，只有中国，其他文明都中断了。那我们来看看西方人是如何对待历史文化传统的。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西方高等教育体系当中有古典学这门学科，专门研究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另一个源头是希伯来文化，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与之对应的学科有神学，在神学中来研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当代人服务。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还有一门学科叫作美国学。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学科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整体的研究？我对这点很不理解。
中国近代学科制度是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到上一个世纪之交时建立起来的。对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当时相对于西学叫作中学，相对新学叫作旧学。后来用了个更好的概念来代替，就是国学。国学这个概念本来就是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产生的，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后产生的。国学这个概念无非是指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及对其进行研究的学问。
清王朝于1904年颁布了大学堂章程，将大学学科分为八科，相当于现在的学科门类。第一个就是经学，下面是政法、文学、医、格致、农、工、商。经学就是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清王朝颁布的大学堂章程，就学科分类而言，我觉得还是比较全面、合理的。清王朝虽然很腐朽，但在学制的问题上也有可取之处。章程一方面把西方的学科制度引进来，同时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给予了关注。一方面全盘引进西方的学科制度，但又意识到这样会使传统文化没有一席之地，于是就设立了经学。
可是到了1912年，当时蔡元培任民国教育总长，把八科变成了七科，把经学砍掉了。这就是全盘西化。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中国人的眼中消失了。我不知道蔡元培先生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当时国人显然是存在着一种激进主义的心态。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的科学民主等等，这都是进步的。那个时候如果不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措施，还按照中国传统模式来运行，中国就会继续落后挨打，实践也证明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需要引进西方的东西，需要向西方学习，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过了近百年，回过头来看，我们得承认，当时的激进主义也造成不良的后果。当时有个外国人说，当欧洲人惊异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自己都对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的鄙视”，莫名其妙地糟蹋自己的文化。对此他感到很遗憾，感到不可理解，认为“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实在遗憾，直到现在，我们依旧有这样的问题。这些人的想法我们明白，他们是想全盘西化的，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一无是处，充其量只不过勉强承认可能还有点营养，但在整体上是否定的，认为中国什么都没有，历史上什么都不行！我们现在穿的不是西装吗？吃的不是面包吗？坐的不是汽车吗？一切都是西方的嘛！所以中国文化整体上是没有用的，过时的。这完全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今天弘扬国学不仅仅是道德建设的需要，也是治国理政的需要。不仅仅是道德文化品德的提升，而且在治国理政、管理企业、治理学校等方面，也可以从中国古代吸取智慧，对确立正确价值取向也会很有裨益。传统文化是全世界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增进世界华人的沟通、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在文明多样化的世界格局中，中华文明是其中一支。如何让全世界，特别是西方理解中国，让中国的文化走向世界，是个重大的理论和战略问题。现在世界上已建立很多孔子学院，受到热烈的欢迎，这也表明了中华文明强大的生命力。我们的文化可以和西方的文化相得益彰，取长补短，共荣共存。所以费孝通先生的话讲得是正确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们从来没有说西方的东西不需要学习，西方的东西不但要学，还要好好地学、认真地学。只有在学习与比较当中我们才能更好地前进。
当然也有人讲，你们说的传统文化这些东西，在文史哲的科目中也能保存下来。这个讲法不是没有道理。中国之所以现在还懂得一些传统文化，就是因为在文史哲的学科门类当中还保留了一些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们现在还有人懂得老祖宗的一些东西。但是文史哲是西方的学科框架，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完全搬到中国来，并不完全合适，中国的传统学术不能完全装进去，削足适履之弊早已屡见不鲜。第一，它是分科的，而中国传统学术讲求贯通、融通。因而，第二，文史哲不能涵盖传统文化所有内容。比如说《史记》，说它是史学著作，当然是可以的。说它是经济学著作、政治学著作、社会学著作也是可以的。只靠文史哲的专家学者分科研究《史记》的话，宝贵的资源会被浪费掉许多。我反复说过，像《盐铁论》这样的著作，本质上就是在讨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政府的作用大一些好，还是市场的作用大一些好呢？但是《盐铁论》这样的经济学著作，中国学经济学的有几个人学过，有多少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来学习《盐铁论》？所以，在文史哲分隔的情况下，把中国大量的、极有价值的文献埋没了。仅仅从文史哲的角度来进行研究，不仅我们的视野非常狭隘，作为总体的传统文化也被分割、肢解了，断裂了。现在的学科既有越分越细的趋势，也有综合化的趋势。国学就是一种综合的、跨现行学科的研究，所以我们讲国学是一门学科，是有充分的学理根据的。国学学科问题的解决时不我待。要有正确的态度，不只是口头上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要真正贯彻“弘扬中华文化”，就要在制度上体现出来；制度上不体现出来，没有行动，很难说是真正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这就是我的发言，讲得不一定对，请大家批评指正。二
主持人：谢谢纪校长的精彩发言。顾校长您好！首先我想表示一下我个人对您的敬意。差不多十年前，教育部在全国高校搞了一百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这一创意是您的版权我没说错吧？（顾海良微笑点头）
差不多十年过去了，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很有前瞻性的“制度安排”。这些基地对高校人文社科建设，包括推动国学的研究，起了很好的作用。下面请您就国学学科问题谈一谈好吗？
顾海良：好，那我简单说。关于国学的学科建设，涉及很多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国学作为一个学科，是无可争辩的事情，是一个并不需要过多学理论证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有很多人把国学当作学科来建设了，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了。现在我们无非就是要统一思想，让国学作为一个学科建设，成为共识，大家所认同的东西。
学科建设嘛，我想有几种做法。有的是先说后做，有的是边说边做，有的是先做后说。从学科建设来说，国学是属于第三者，我们武汉大学也是先做后说。怎么做？肯定要有几个学校先做起。要做出一些成效来证明，国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比国学不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可能更好一点。我们从2001年开始就招收了国学试验班，从本科开始。在2007年就来论证国学作为硕士博士学科点建设的必要性。2008年，我们又继续论证，同年得到国务院学位办的批准，在武汉大学设置了作为二级学科的国学的博士点。论证中包含了这个学科的重要意义，以及它的内在的结构、学科的构成等等。从2009年开始招收第一批以国学二级学科为培养目标的博士生；我们也选拔了一批导师。按学科建设的规范来讲是齐全的，而且“户口”也是正当的，是经过国务院学位办正式认可的。当然这还是把国学作为一个二级学科。现在很多学者提出能不能作为一个一级学科、能不能作为一个门类，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学科来说，我觉得事实上已经得到了认同。这个我们不能多说，因为多说可能会有一些节外生枝的事情。我们做起来再说。
从过程以及结果来看，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从我们培养的国学试验班的本科生来讲，生源的质量，生源的知识结构，都得到了社会的认同。我们国学试验班的学生多数都是保送或通过考试进入硕士阶段学习。现在正在招收的第一批博士生，应该说整体基础还是可以的。
所以，作为一个学科建设，各校有各校的做法。今天我们想做的，是使国学作为一级学科作为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中正式的“成员”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需要更多的宣传。那么《光明日报》国学版选择几家校长坐而论道这样的一种方式，还是很好的。学者们已经说了，希望校长们再说一说，再鼓吹一下。我觉得这是比较有智慧的一种行为。对我们来讲也需要。所以您（看着主持人）刚刚提出来，我很快就答应了，我没有做更多的思考就答应了。学者们、学术界本身就有这样一个愿望；学校领导呢，特别是文科重镇的高校，也都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很快就形成了今天这个座谈会的内容。
主持人刚刚也提到了教育部的人文社科基地建设。实际上当时的基地建设过程中，不能说有什么先见之明，但也确实是看到当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缺陷和不足——当然也受到各种非议。有领导找我谈话，要“慎重考虑”有些基地建设是否合适的问题，当时做了解释之后领导也就理解了。比如在四川大学建立的道教研究中心，当时就被认为不合适。压力更大的是在山东大学的易学研究。后来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易学后面加一后缀，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这可以了吧？单独的道教研究不行，那叫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这总可以了吧？这样采取一些办法也就建立起来了。对近十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以及国学的研究还是有作用的。这样一种布局，包含着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些想法，是要形成我们的民族精神，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当时也是一个文化热。从文化热到文明建设，再到我们民族精神的探究，这个过程必须有它学术研究的根基。我自己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先进的东西，也有糟粕的东西。文化中间的先进成分构成了社会的文明；文明中起着根本作用的就是精神的因素。而我们这几个概念都已经有了，关于文化的概念，关于文明的概念，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概念。这个不是我们凭空说出来的，这是需要进行研究的。从中国传统文化中体验其中文明的内涵，从这个文明中能够提炼出中华民族精神的精髓。这些都需要科学的研究，不是说说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从上个世纪末到现在也就是过了十年的时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对国学的研究，这种呼声已经变得非常大了。今天我们作为校长，提出把国学作为学科来建设，其重要性不仅仅来源于学科本身。我们可能还会有很多的学术研究领域，现在不成为学科，将来有一天可能会成为学科。换句话讲，现在提出国学作为学科来建设，是因为国学现在已经到了必须要当作学科来建设的这个关口上。不能说不把它作为学科建设就错了，而是说现在到了需要建设的时候不建设，可能就丧失了这个时机，从任何意义上来说都是不利的。
昨天我刚从欧洲几个国家访问回来。在瑞典，有几个搞汉学的给我说教了一通什么是中国学、什么是汉学云云。他们搞汉学的相当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典籍研究、原典的研究；而且搞汉学的要懂汉语，搞中国学的不需要懂汉语——研究中国古代的、现代的、未来的问题，关于中国的广泛的问题都可以研究。这是汉学和中国学不一样的地方。据他们介绍说，几百年来和中国的交流，瑞典从来是主动的，中国总是被动的。他们认为原因在于他们是一个小国，中国是一个大国。这说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上，不仅是中国的学者，西方的学者也有他们的一些想法。
对于我们来讲，建立国学这一学科，首要的原因就是社会需要。我们现在对社会需要的理解比原来更广泛一些。原来可能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现在是经济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发展的需要。这个国学的研究呢，则是现代中国社会全面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刚刚纪校长已经引经据典，把十七大有关精神说了。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党，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其学习内容之一。这之中没加任何修饰词，而是把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应该作为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从长远来讲，国学的学科建设也不是短暂的需要。历史上有过这个需要，但是现在更为强烈。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认为最根本的是三个“特”：第一个“特”是我们寻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第二个“特”是我们寻求适合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先进文化的表达方式，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先进文化很好地结合起来了；第三个“特”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独特的探索经历。这三个“特”中的第二个，实际上包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理的来源问题。这个来源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是普遍的；要成为中国特色，就因为它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用一种现代的表达方式，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体现在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的理论体系之中，否则我们就没有中国特色之“特”了。毛泽东思想的来源，很多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但是在表达的方式上、在表达的内容上，用了很多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这种表达方式是易于被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的，也是更符合中国的思想文化实际的。所以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过程来讲，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之中的国学的研究，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国际地位提高之后软实力增强的必然要求。我们假如不能用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东西来表达什么是国学，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什么是传统文化中对现代中国、现代世界仍然有意义的内涵，如果我们连这些基本的东西都说不清楚的话，那么我们国家软实力的增加，以及世界对中国的思想文化的探究和理解，一定会遇到很大障碍。纪校长也提到像孔子学院这样的地方。我这次专门到巴黎狄德罗大学，它是一所包含了法兰西文化内涵很深的高校。我受国家汉办的委托，带了武汉大学的学生艺术团，去表演了一些中国的民族音乐，包括声乐和器乐。这样一个三十人左右的演出团，从巴黎狄德罗大学开始，然后在法国的五个大省、十八个点上，来进行中国传统音乐艺术的传播。大家对学生演出中表现出的中国文化、民族文化的内涵非常赞赏，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大家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有非常强烈的渴望。这种渴望程度，我假如不是亲身经历这个过程，我也不会这么说。我们演出结束以后，一个年岁很大的狄德罗大学的学者就说到，通过今天的演出，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他决定到中国来看一看。除了音乐的表现之外，还有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因素，需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在世界上得到更大的传播。那么这种传播需要学科支撑，要有一个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的支撑。所以这一点也是中国今后作为世界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需要发展软实力的必然的结果。没有这一点，我们讲的软实力就没有什么特色，也没有优势。软实力世界各国都有，关键是它的特色和优势。如果说美国的软实力，是它的高校的人才培养能力以及好莱坞的文化影响力。那么我们的软实力是什么？我觉得中华的传统文化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也是我们最大的特色。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我们需要重视并大力扶持国学学科。
另外，我们从学术角度来看，国学学科的建设和以往的学科划分的角度不一样，按照学术界历来学科建设的思维方式，可能会引起一种不认同。我不认为这里面有很多意识形态的问题。大家误认为，有了文史哲，有了政经法，里面都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有什么必要又来一个国学？
这一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中也遇到过。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论证中，也有人提出有了哲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加上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都有，你为什么还要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我们也做了论证，这是从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学科，所以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划分和历来的学科划分是不一样的。它的划分是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然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再加上思想政治理论等。它的划分和历来的学科划分不同，最根本地体现了我们科学研究的一个转变，即以问题、以对象需要来划分我们的学科。我觉得，这个思想是符合现代科学研究的要求的，而不是根据一个先验的结构，再进行学科划分。我们是根据学科的特殊性，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从对象的需要来确定学科的整体框架和学科的内涵。另外，从问题出发来确定学科的划分，和从科学自身学理来划分学科，这应该是两种并行不悖的学科划分方法，对我们今后的学科建设将引起革命性的变革。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划分的一个弊端，就在于它只从学理出发，从学科的自身结构来考虑问题，而没有更多地从学科的特殊性、学科的对象和学科的内在需要来考虑问题。那么，现在国学学科就是从国学这个学科本身的特点来划分。所以，我觉得这就有其学术和学科建设上的积极意义。假如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做更多的探索，对中国的学科建设，特别是人文学科的学科建设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更大的推进作用。所以超过国学学科本身的需要，就是从学术、学科本身建设更广泛的角度来讲，这样的学科建设也是有意义的。所以我认为，这样一些理由是我们论证建立一个独立的、新的学科，或者说原来对它不重视的学科，现在加强建设，这些都是有促进和推动作用的。
对于建立国学学科，我倒不认为过去没建就是一种失误，过去没建是没到需要建的时候。比如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你不能说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重视，但是我们过去很长时间没把马克思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