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方周末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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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好作家的秘密试读：
茅盾文学奖，书单还是榜单？
2015年8月16日午后，作家金宇澄的手机热闹得不同寻常。
就在那段时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揭晓，评奖办公室在中国作家网上公布了获奖作家、评委组成和实名投票等信息。与上一届相仿，六轮投票，五部作品获奖，按照得票数的多寡，获奖的包括：格非的“江南三部曲”，王蒙的《这边风景》，李佩甫的《生命册》，金宇澄的《繁花》以及苏童的《黄雀记》。
茅盾文学奖每四年举办一届，每位获奖者的奖金目前高达50万元。这届茅盾文学奖有252篇长篇小说参评，比上届评奖多出来74部。
得奖后，苏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己“最近疲累万分”，李佩甫则“扭了腰”。
读书是个体力活
2015年5月6日，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莉接到了一通电话——邀请她担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随后发来的邀请函中，包括诸多保密协议，譬如接到通知后不能参加参选作品的研讨活动，不能再对参选作品发表相关看法，不能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与评奖有关的文字，未来不能透露评审过程的具体细节。
这是张莉第一次担任茅奖评委。按照评奖条例，评委们分别来自中国作协的聘请和相关机构的推荐，两部分人员分别为30人和31人。
5月6日到7月30日是第一阶段评审。评奖办公室要求，评委要在前期阅读基础上按参选篇目逐一阅读，进组之前要把参选的252部作品读完——平均每天要看3部作品。“第五届时，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因为其初版字数未达13万字而被拿下。”茅奖评委、《南方文坛》杂志主编张燕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入围作品要求达到13万字以上，这意味着，每位评委平均每天的阅读量要达到40万字。一些重要作品评委们可能已经阅读过，打个对折，每位评委每天的阅读量也有20万字。
收到入围书单后，茅奖评委、吉林省作协主席张未民开始上网订购。按照“条例”，评委应当是“关注和了解全国长篇小说创作情况”，年龄一般不超过70岁的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组织工作者。
这两个月时间里，读书成了体力活。“重要的作品重看一遍。名气小的作品看得比较粗，最后也会看到它们离茅奖的标准确实有一定的距离。”茅奖评委陈晓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7月29日到8月16日，评委们被集中在北京西山的某处校园。这段时间里，他们不能走远，每天主要做几件事：阅读、讨论，吃自助餐，业余活动主要是在附近散步、登山。
投票共六轮，252部作品中选出80部之后，再逐步缩小至40部、30部、20部和10部，最后一轮从10部作品中选出最终的5部获奖作品。
评委实际上一共有62位，按照规定，评委会主任铁凝不参加投票，因此总票数为61票。不过铁凝出席每一轮的投票会议，三个组的讨论则轮流参加。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大体延续了第八届的评委制度，评委会同为62人——评委实名投票并对外公开。与第八届的重要不同在于，前五轮投票情况不再在媒体公布，评委名单也一直保密，直到奖项揭晓。中国作协副主席、茅盾文学奖评委员会副主任李敬泽表示，这种变化是为了“评奖过程能够在相对安静、不受其他因素影响的环境下进行”。
投票评出最后五部作品之前，评委们在讨论中亮出了自己心目中的那五部。听取别人的意见之后，他们还有调整自己选票的机会。在陈晓明的印象里，那时局势实际上已经明朗。从组委会公布的投票结果看，第五名《黄雀记》与第六名阎真的《活着之上》之间，票数差距明显。
茅盾文学奖的品味保守，变与不变，是争议的另一来源。
杨庆祥被问过许多次关于变化的问题。他不认为会有什么巨大的变化：“能变化到什么地方去？你说《红楼梦》，问一千年它还是伟大的作品，你说它怎么变呢？”
他把格非和苏童获奖看做茅盾文学奖多元化的标志。两位作家最初以先锋小说闻名，“虽然他们的作品现在也是在写现实，但是不算严格意义上茅盾文学奖最初规定的社会现实主义”。
在他看来，每一代评委在不同的历史语境里成长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文学观念肯定存在差异，评委的更新换代肯定会导致茅奖发生变化，因为评奖没有一个严格的标准，“文学这个东西本来就是见仁见智的”。
杨庆祥是本届评委中唯一一位“80后”。但参选的80后作家并不少。张莉记得，评奖过程中，在饭桌上或电梯里，她常听到评委们对年轻作家作品的赞叹。“几乎每一位评委都认识到新一代作家在崛起这一事实。”“在评审工作第一次讨论会上，我特别提到扶持文学新人与多样化问题。《南方有令秧》《我们家》《天体悬浮》《耶路撒冷》《镜子里的父亲》《认罪书》等，尤其《南方有令秧》给我惊艳之感。”谈到年轻作家，评委张燕玲不无遗憾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要看到文学的善意”
作家王蒙81岁，这次是他第一次获得茅盾文学奖。刚开始创作《这边风景》时，王蒙不到40岁，离开北京，正在新疆寻找新生活。等这部尘封多年的小说出版，王蒙79岁。四十多年时光倏忽而过。
杨庆祥对王蒙的评价很高，认为他从事着“非常典型的现实主义写作，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特别优雅的传统”。
从1982年茅盾文学奖初评开始，王蒙就成了常客，但最后总与奖项失之交臂。
茅奖条例规定参评作品“于评奖年限内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成书出版”，初版于1987年的《活动变人形》，以200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本参评第六届茅奖，张燕玲参与过此届初终评全过程，大部分评委都相当喜欢此书，“我也认为是王蒙至今最好的小说，把知识分子的精神痛苦以变人形的方式生动透彻地表现出来，有一种忧郁之美。但它不符合茅奖规定的年度内‘首次成书出版’”。
张燕玲清楚记得2004年在马坡文学会馆终评时，评委普遍认为经初评26部入围作品中，初版不在评选年度内的四部作品——王蒙的《活动变人形》、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阎连科的《日光流年》、周大新的《第二十幕》——是遗珠之憾，并经全体21位评委讨论和投票表决，均未获得通过。“我们要看到文学的善意在增加，我们肯定了历史，肯定了王蒙的地位，也肯定了这部作品在当今的意义。”评委张未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边风景》获奖之后，王蒙引用了一句俄罗斯谚语：“好事不会觉得太晚。”在获奖名单上，他获得的票数排在第二位。
获得票数最多的是格非。他的获奖之路也颇为曲折。从1990年代开始，格非就想写关于百年历史的作品，起初设想为一部，后来顾及到体量和结构，就转为三部曲。
第七、八届茅盾文学奖，三部曲中的前两部《人面桃花》和《山河入梦》被出版社推荐参评，那时第三部还未完成。但按照评奖条例，多卷本作品，应以全书参评，这两部作品最终未能入围。
到了第九届茅奖，“三部曲”完成了，成功参选，但在公示期中，仍被质疑重复参评。李敬泽回应，多卷本作品“评奖年度内在中国大陆地区首次出版”，指全书最终完成的出版时间。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春尽江南》出版，意味着格非设想中的历史小说完成，在出版时间和作品类型上符合评奖的规定。《繁花》也是一部争议作品——上海的不少批评家认为，《繁花》的书写不能代表他们心目中的上海。
茅盾文学奖的评委选择《繁花》，金宇澄觉得非常感动。金宇澄几次对南方周末记者提到“孤独”。用上海方言写作，他既想突出语言的特色，又要避免阅读的障碍，“没有人这么做，我等于很孤独地去做这件事情”。
他用改良的上海方言，描绘不同家庭背景的三个当代上海人的交往，时间跨度约三十年，总共牵扯到一百多个人物。杨庆祥把《繁花》视为“特别异质性”的作品，而金宇澄“对丰富汉语的写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最重要的，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对普通人的命运的关注，吃喝拉撒睡这样的民生视角，《繁花》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作品，李泽厚说当代叫吃饭哲学，道理是一样的。”张未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文化评论者侯虹斌的观点更加直接：“茅奖需要《繁花》，更甚于《繁花》需要茅奖。”
在《黄雀记》中，苏童继续写作自己的香椿街故事。杨庆祥把《黄雀记》称为苏童完成度比较高的一部作品，“实现了苏童的写作理想”。
李佩甫的小说《生命册》，与之前的《羊的门》《城的灯》合称“中原三部曲”。亲历这三部作品参选茅盾文学奖的评委张燕玲认为，《生命册》的“生命质地、思想深度与艺术高度”都是李佩甫最好的。
金宇澄还记得，“文革”结束时，所有人都在看小说，菜市场卖菜的，邮递员，女孩子，男孩子，任何工作的人都在看托尔斯泰。“大家都排队去买书，尤其是上海，都是排长队。”“对于真正喜欢文学的人来说，茅奖只是一个书单或榜单而已，可以作为阅读时的参考也可视而不见。”一位出版业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本文作者系南方周末记者宋宇 刘悠翔）
金宇澄·《繁花》·饭局·口水上海
“上海人金宇澄当过农民、泥瓦匠、马夫、工人。20年来，他没写小说，一直在杂志社安静地当小说编辑。没想到在自己快退休的时候，在网上用上海话写故事出了名。”“故事都是真的，很多是他在饭局上听来的，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故事们变成单行本《繁花》出版，金宇澄如今是当下文学圈里最火的作家。”老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那个年代的老上海，本身就像一部黑白电影。金宇澄越来越发现，身边的人和事都跑得飞快：当年给他讲民间故事的保安过世了，当年的老上海也快改造完了。《繁花》网名《独上阁楼，最好在夜里》，源自金宇澄有一搭没一搭的网络帖。故事从沪生、阿宝、小毛三个不同家庭背景的上海少年展开，从1960年代讲到1990年代，包括他们的情欲、梦想和迷茫，都是他听来的故事。用金宇澄的话说，用的是“苏州说书的方式”：“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不说教，没主张；不美化也不补救人物形象，不提升‘有意义’的内涵；位置放得很低，常常等于记录，讲口水故事、口水人——城市的另一个夹层，那些被疏忽的群落。”
2012年8月，《收获》杂志长篇专号上，原本33万字的《上海阿宝》删掉2万字，变成《繁花》问世。几十年不发评论的《收获》破了规矩，邀请评论家程德培、西飏撰写了2万字的长篇评论，和小说一起发表。杂志脱销，只能加印。《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说，吴语方言进入小说，过去一些上海作家进行过试验，效果都不如金宇澄。“说到上海叙事，自有白话小说盛行以来，一直到金宇澄的《繁花》横空出世，大约有四位作家是绝对绕不过去的。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他们分别是韩邦庆、张爱玲、王安忆以及金宇澄。”茅盾奖评委、山西大学教授王春林对《繁花》做了相当高的评价。
在2013年2月26日，中国作协和上海作协牵头的《繁花》研讨会上，李敬泽、吴亮、程德培、郜元宝、汪政等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位作家、评论家，大多把《繁花》、金宇澄和张爱玲、《红楼梦》相提并论。
在《收获》发表的版本基础上金宇澄又改了4次，加了20幅手绘插图。2013年3月，单行本《繁花》出版，拿下了中国小说学会的年度最佳小说榜首、华语传媒大奖年度小说提名等荣誉。
金宇澄还没习惯被拎出来示众：“等于侬吃一只茶叶蛋荷包蛋，蛋是啥地方生，啥地方鸡？毫无意义。朋友说，这可以无所谓，不对的。妙龄女子，肚皮凸出，可以大摇大摆，挺出挺进，游走妇女保健院，我这副样子，讲一句戏话，等于一个老女人忽然怀孕，感觉是难堪——步态，心情，忽然不一样，这把年纪了，不习惯，不自然。”金宇澄特别佩服1930年代在上海报纸上连载小说的作家：“一天躺在鸦片榻上面，报社的人都挤在门口，鸦片抽好了，写一段交稿，报社就立刻去排版印刷。”（陆杰/图）“西式面包很多，我就煮碗面条吧”
记者：没有网络，就不会有《繁花》。网络写作给你的新奇感和刺激在哪里？
金宇澄：在网上别人也不知道我是谁，我也不知道这些跟我帖的人是谁，写作者和读者非常近，让我的写作热情逐渐升温，这是非常新奇的事情。
过去我特别佩服1930年代在上海报纸上连载小说的那些作家，他们一天躺在鸦片榻上面，报社的人都挤在门口，鸦片抽好了，写一段交稿，报社就立刻去排版印刷，我觉得他们非常了不起。写完《繁花》，我觉得这种连载方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也可以做到。
弄堂网是一个上海方言网，我上来发帖就是闲扯，第一次用上海话写作，越写越有意思，一下去就回不来了。我和很多上海人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女人的话，我实际上跟她分别有七八年的时间，一个长期在城市生活的人，和一个离开她七八年的你，对这个城市的想法，对这段生活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记者：相比《收获》发表的版本，单行本里增加了哪些东西？
金宇澄：说到工人阶级这块，我加了抄家的详细场景，比方说保险箱打开里边什么东西。过去的工人是什么样？我所知道的工人情况加了很多，包括他们成千上万参加青帮，工厂里边全是帮派，帮派内部又分广东帮、浙江帮、绍兴帮、苏北帮、湖北帮。当时就连共产党地下组织进去搞运动，也要先参加青帮。
上海解放的时候，上海总工会向全国总工会做了一些汇报，比如上海工人阶级的情况：某某厂多少工人有小老婆，多少工人有性病，多少工人穿西装，食堂里边怎么浪费粮食，还有人喝啤酒……农民对工人不满意：工人的疗养院，地毯比他的被子都好。
包括“文革”时候，工人师傅抄家，为什么掘地三尺找金条？这其实是农民思维，他们在土地上挖了几千年，挖土豆、红薯，房子里边也要挖。后来还办抄家日用品展览，主要增加这些有趣的细节场景。我觉得等于像画画一样，你可以把它画得更细一点。
记者：《繁花》只往人生琐碎里去，为什么要这样写？
金宇澄：我觉得好像小说不应该有政治主张，应该有一个生活主张。你把这些人的生活写出来，不要去强调什么东西。我们总觉得我们的时代特别重要，人生好像是一棵树，或者像一张树叶，一朵花，没有那么重要。实际上人是非常脆弱的。树叶一旦被风吹走，根本找不到它在哪里。你要趁它还在的时候，把它描写好就可以了。
我觉得小说的实际状态和人生状态是一样的，它有一个规律，像朵花一样，花开必定凋零，最后枯萎死掉。我20年没写小说，反过来是有好处的，如果这个题材在20年以前就写掉的话，我还没有把人生看这么清楚。
中国文学在改革开放前受苏俄文学影响，改革开放后受欧美和拉美文学影响，从小说的文体、结构到叙述语言、句式，穿的都是别人的衣服。许多小说，长得都是同样面貌。既然西式面包很多，那我给大伙做一碗面条。我给读者煮的“面条”，是传统话本，可以用橄榄油。物质匮乏年代的梦幻邮票。金宇澄把写书比作画画，总可以画得再细一点。这使他的书里写满了人生琐碎。琐碎里，是时移世易中，人们不变的生命力：在合适的位置上讲话、做事、交朋友，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金宇澄/图）
饭局上听来的故事
记者：你说很多故事是从饭局上听来的，你平时的饭局多吗？
金宇澄：老外讲起来，中国人见面就是吃饭。吃饭就是人生非常重要的部分。我除了工作上的应酬，和文学圈的朋友吃吃饭，更加重要的是和底层的圈子吃饭，比如小毛这种朋友圈子。我插过队，在工厂当过工人，这样的老朋友不少。
有一次饭局，一个人说她们家小保姆回家过年的时候，老家人叫她带十双皮鞋，这种皮鞋20块钱一双，一大堆才一百多块钱，她说累死了。我觉得这个有意思：这种乡情，即使觉得重，也要带回家。
很多饭局上，每个人讲一点奇闻异事，讲讲饭吃完了，也结束了。如果你随身带着录音机，一年饭局筛选下来，肯定能够录到很多有趣的故事。《繁花》里经常写没有任何意义的吃饭，没有任何意义是不是更加有意义？我已经60岁了，这么多年，有多少饭局，会遇到多少人。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会特别记住一些有趣的故事。好的故事你是不会忘记的。
记者：什么样的故事会被你记住？
金宇澄：有一个饭局，一个女孩子，我也不知道她干嘛的，饭桌上有几个弄堂里边的人。有人问女孩子，你什么时候结婚啊？她回答说，我阿姨跟我讲，让我先包三年，到时候再说。我当时一惊，问她阿姨做啥，她说，我阿姨给一个日本人包着。
有人事后说，弄堂里的小姑娘，如果找一个小职员结婚，之后就吵架，如果找一个高级干部，找一个优质的香港人、日本人生活三年，品位就上去了，腔调不一样了，气质也不一样了，不等于是上一个免费三年学习班吗？
我觉得奇怪，在市民阶层里边这种事情是可以公开场合谈的，我们这个圈子是不可能这样谈的。这个事情就永远不会忘记了。
巴尔扎克写两姐妹，姐姐是一个大公司小职员，每分钱都存起来，找了一个小职员平平安安过一生；妹妹一样是小职员，每个月把钱全部花完，还借钱买衣服打扮，她不愿意过姐姐的平凡生活，要打入上流社会，最后她终于找到了一个很有钱的老男人。这个故事到现在还有意义。究竟是姐姐平淡一生有意义，还是妹妹这样起伏、折腾更有意义？我就在小说里讲一些大家疏忽的边角材料，我对这个感兴趣。
记者：但什么故事你会用到小说里？
金宇澄：《繁花》里陶陶和小芳很恩爱，他们同居了。后来小芳不小心从阳台上掉下摔死，警察拿出她的日记，里边都是小芳在骂陶陶，几月几号没交房租，几月几号在干嘛……他们两个恋爱的时候，这个女孩子特别懂事，特别好，陶陶没想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这个故事是我看电视看来的，很多年前一个上海中年男人在饭店吃饭，认识一个服务员，他离婚后跟这个服务员结婚，每个月工资交给她。这个服务员原先是一个三陪小姐，男的一出差，这个女的以前的男朋友就到她家里来。男人回家里总觉得情况不对，男人深爱服务员，每次吵架都让步，服务员总把这个男的骂得狗血喷头，男人不吭气。
最后一次，男人几年积压的情绪一起爆发，一怒之下把她掐死了。男人大哭一场后，给服务员买了化妆品、文胸和里外衣服，把她放在床上化好妆后，他准备躺在她边上触电自杀。没想到电线短路跳闸，整个楼断电，他就跑到屋外去看，门没关好，结果灯突然亮了，楼道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