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邢春如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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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染雕刻(上)试读：
前言
艺术的诞生与发展，是人类勤劳与智慧的结晶。艺术已成为人类社会一项重要的文化构成，艺术素养也已成为人类精神境界的重要内涵。在璀璨的艺术星空中，那些有经典性的代表作品，不但是艺术家本身的才华表现，也蕴涵着时代、社会、民族的兴衰成败，揭示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轨迹。源远流长的中国艺术殿堂是多姿多彩的：精美的原始彩陶、辉煌的商周青铜器、神圣的历代宗教壁画、博大精深地雕刻以及美轮美奂的音乐、戏剧，无不体现着中国艺术的无穷魅力。在这里，既有审美的欣赏，更有历史的认知与启示。《中国艺术史话》以精炼、浅显的语言与精美的艺术图片共同阐述人类源远流长的艺术发展历程，全方位展示了我国各种艺术的精华，多角度介绍了中国艺术的发展脉络。《中国艺术史话》虽然不是我国出版艺术类百科全书的第一部，但却是目前国内内容最全、规模最大的一部。全书文字量达300万之巨，收录图片3000余幅。按照分卷内容编排，有绘画、书法、建筑、雕塑、音乐、舞蹈、文学、戏剧、影视、工艺美术、民间艺术、艺术品收藏等24卷。可以说，这部百科全书是我国出版界又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具有艺术修养的人。”一个富于艺术修养的人，他的精神生活一定比别人丰盈和充满活力，他永远不会真正寂寞，因为他是汇聚着人类的全部尊严和骄傲活着。一个又艺术修养的人，不论他担任什么工作，总会比其他人更能体谅人、更仁慈、更幽默，更易展现个性，更潇洒从容。历史上许多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能以他们的辉煌业绩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和巨大的震慑力，他们身上最具魅力的地方，往往是那一份艺术素质。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含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艺术史当然也概莫能外，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了中国艺术的历史，才能提高一个人的艺术修养与人文素质，进而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中国艺术史话》把传统的艺术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入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因本书规模较大，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本书编委会2007年5月
一、原始雕刻工艺
工艺美术起源
很久以来，人们一直在苦苦探索着人类起源时期的种种情况，在艺术领域里，各类艺术活动如何产生，它们开始时的具体形态、性状如何，这一切是那样地令人神往，她似乎深藏在历史的帷幕后边，使人隐约可见又绝无看清的希望。
现在，人们已普遍认为史前期就有了多种艺术的原始形态，如绘画、音乐、舞蹈等等，这些原始艺术最初形成于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这时的人类在数十万年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开始产生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最初的思维，对日常活动中反复实践和反复感受的事物具有了一定的概括和联想能力，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去思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许多问题，如日、月、雷、电、水、火等自然现象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生、老、病、死、梦等。这些思索形成了人类对自然、对社会最早的认识观，由于主观认识，与客观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使这种认识观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而成为原始宗教，其表现形式就是人类最早的艺术活动。这些艺术开始只是音乐、舞蹈、绘画等雏形的混合体，没有明显的独立形式，由于当时的人们一般来说还不能把为什么和怎样从事这些艺术活动的具体思想以及这些活动的具体内容形态等以任何形式的记录保存下来，当着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有能力去回顾这些艺术在起源时期的种种情景的时候，它已隐到历史的帷幕后面去了。
工艺美术作为艺术领域里的一个特殊门类，它的起源是明确的，而且比任何其他门类的艺术都更早地来到人间。作为一门实用造型艺术，它是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实体，摆在我们面前的原始人亲手制作并使用的各类工艺品，历史无法改变它们的真实本质，工艺美术是伴随着人类本身一起产生的。众所周知，人类的历史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任何工具的制造都是人根据当时的劳动需要和能够驾驭的物质材料制造出来的，大自然最早提供给人类以制造工具的材料主要是石头，石头在来源和硬度方面优于其他任何天然材料，与石工具为伍的应当还有木工具、骨工具等，但它们的制造本身也离不开石头。因此可以断言：最早的工艺美术起源于最早的工具设计，最早的工具设计是石器设计。上、打制石器 下、磨制石器
对于一件50万年前“北京人”制造并使用的略加打制的石器，自然还谈不上有自觉的审美加工，但当时的人类确实已在观念中形成了对石器具体形状性能的蓝图，在千万遍反复实践中，对于在具体制作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诸如“尖”或者“薄”等形体概念和在具体砍砸时由这些形体产生的使用快感之间建立的思考，成为最早的对美的认识的客观物质基础，这种认识是没有任何幻想色彩的，工艺美术的观念最早正是从这种建立在形体和效用之间的思考而来。关于这一点后来的哲学家曾作过总结，如古希腊第一位从社会科学观点看待美学问题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曾认为：“美必定有用，有用就美，有害就丑”，稍后不久我国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墨子也提出“有用则巧，无用则拙”的审美观。这种在形体和使用快感之间的审美思考使得石工具的形体不断向着更合规律性也即更有效用从而更美的方向发展。当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件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时，谁还能否认这是一件具有鲜明审美追求的工具设计呢？这种审美追求充分体现在形体的对称，各部位的比例、精确的钻孔，美丽的色彩和光滑的触感等因素之中。而从打制到磨制两者之间人类经历了数十万年的时间，它说明人类起源时期的步伐迈得何等艰难，也正是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奠定了人类的基本素质和各种族人类的不同特征，它也雄辩地说明了工艺美术起源于人类的社会劳动，是劳动创造了工艺美。
人类能够制作经过打磨并钻孔的磨制石器是距今1～2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也正是各类艺术活动逐步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人类的思维插上了想像的翅膀，促使人们能够去探索那些现实并不存在的东西，或从这一件事，这一件东西去联想另外一些事，另外一些东西，史前人类的丰富想像很多流传下来成为神话和传说，里面虽然充满了很多荒诞之词，但谁也无法否认它们在人类历史上起到过的巨大作用。想像的功能使得史前人类的另一种具有更高层次的工艺美术品得以应运而生，这就是人类最早用来打扮自己的原始装饰品，它和其他艺术形式共同表达出当时人类对自然对社会的认识。在我国，这类装饰品的最早实物是距今1万8千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山顶洞人”用石头、骨头、贝壳等经过精心磨制和钻孔而后穿带起来的“串饰”，这种用染成红色的绳子穿起来的“串饰”被当着美的象征而长期佩带，如果说石工具的审美主要为满足实际效用，那么这些原始装饰品的审美则用来满足人们心理上的愉悦，当然这种愉悦离不开史前人在当时条件下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它内涵着人们对自然，对人类社会的认识观和原始宗教观，它是充满幻想色彩的，从石工具的制造到装饰品的出现二者之间也经历了漫长的数十万年时间。
从山顶洞人原始装饰品的出现再向前发展，到大约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和原始装饰品大量出现，人类社会过渡到稳定的定居生活和农耕经济，又一类工艺美术品即日用工艺品——陶器诞生了，尤其是开始于7千年前的彩陶工艺把工艺美术活动推上了一个空前的高潮，它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把石工具的建立在物质效用上的审美追求和原始装饰晶的建立在精神愉悦上的审美追求融为一体，使它既有实际效用，又富有幻想色彩，从而使人们浸注在原始装饰品中的丰富内涵有了更广阔的用武之地，产生了被誉为中华民族童年时代艺术明珠的丰富多彩的彩陶造型体和装饰纹样，这种融合所奠定的工艺美术固有特征即实用性和审美性，成为指导以后工艺美术创作所普遍遵行的一条重要原则，它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较旧石器时代加速了自身发展的步伐，人们在从事前述工具、装饰品、陶器制作的同时还逐步形成了人类最早的编织工艺、纺织工艺、丝织工艺、服饰工艺、漆木建筑工艺等，它们共同显示了原始社会人们对生活美的追求和探索，组成了人类起源时期的工艺美术系列。
原始石器工艺
我国史前人类制造的打制和磨制石工具遍布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早期的打制石器以“北京人”遗址的发现为典型，这些石器都有明显的人工打击痕迹和使用过的痕迹。主要有“尖状器”和“砍砸器”，其功能部分是锋利的尖和薄的刃，大多采用本地的石英、绿砂岩等石料。从形体尺寸看，宽度多在15～18厘米之间，正好适合于手握。此外还有极少数较小的石片和尖状器，宽度在3厘米至5厘米左右，这大概是用手指捏着使用的，这有力地说明原始人在制造石器之前已经有了明确的预想蓝图，然后才去选择合适的石料加工而成的。“北京人”的石器制作还显得很粗糙，功能不十分明确，打制上没有严格的方法，技术上也显得不熟练，且主要为形体较大的砍砸类石器，这是人类在工具制造上留下的第一个较明显的足迹。以后在山西丁村、湖北长阳、广东马坝、内蒙古河套、广西柳江和北京山顶洞等旧石器遗址中，发现了人类在大约20万年至1万8千年前的越来越密集的足迹。“丁村人”遗址出土了约2000件打制石器，在打制技术上比“北京人”有了明显提高，石器类型也大为增加，典型器为“三棱尖状器”，原料是从附近山沟里采来的黑色角页岩，在制作上突出的进步在于部分石器有了第二步加工的痕迹，尽管仍主要集中在具有功能的刃部，但这种再加工体现了对形体观念有了比前深入的认识，“河套人”在打制石器技术上有了更大进步，目的在于修整器形的第二步加工更加明显。距今大约1万8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处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代过渡阶段，石工具的制作发生了很大变化，用于砍砸的大型石器明显不占主要地位，各种功能的小型石器则大量出现，如小石片、刮削器、尖状器、雕刻器等。这时的人类逐步将自身从动物群中分离出来，为自己建造了一个较为独立的生活区域，石器功能从主要为猎取或防御动物的大型器件逐步增加了主要为日常生活用的小型器件。人类有了较独立的生活区域虽可避开野兽的侵扰，但因人口增多可供食用的动物资源也会相应减少，这就一方面要制造出更先进的石工具用于渔猎，另一方面迫使人类加速向农耕经济发展。在新石器时期的石工具中农耕工具和先进的渔猎工具大量出现，如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中发现的石斧、石凿、石刀、石链、石锤、石磨盘、石犁以及石镞、石弹子、飞石索等等。
新石器时代在石工具制作上的进步主要表现为磨光和钻孔技术，即在打制的基础上进行刮削、刻豕、钻孔、磨光等工艺，制造出来的石工具不仅更加符合实用，而且能在精心设计的基础上产生明确的不同功能，如从砍砸器分化出来的斧、凿、铲、锥等。对不同功能的工具还能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石料，并有意识地挑选那些具有细密纹路、美丽色彩的玉石，以使器身均匀光滑、刃部锋利，各部位的形体线条成有韵律的曲线和有规则的析线，整个器形具备了对称、均衡等形式美的基本法则，加上石料本身的纹路和色彩，使人感到一种美的享受。
石器作为一种工具设计，具备了设计所要求的从预想、选料到加工、成型等必备的程序。无论是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还是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均不同程度地按事先的预想选择石料，按不同的质地形状构思以达到预想的蓝图、制作时以实用功能为主要目的，任何石器不论大小均在人的双手适合使用的范围之内，决不会大到人手不可及的地步，而几乎所有石器都有一个供人握（拿）或装柄的把部和一个或尖或薄的刃部，这些体现了设计这一因素的作用。如湖北出土的石斧和石铲，石斧形体完全和功能相结合，结构简而肯定，分段上下部比例谐调，石铲器身布满纹路并呈现美丽的色彩，钻孔精确而光洁，弧形铲口和圆形钻孔遥相呼应，形体对称而富有美感。江苏出土的石刀和石匕首也非常具有代表性。石刀由花岗石制成，呈长方形，刀身光滑，上部有七个对钻而成的圆孔，排列成有趣味的弧形可供安柄之用。石匕首更是选择了美观的玉石，刃部锋利，把部的形态使人感到握上去会很得心应手。
原始角骨和玉石工艺
骨角工艺是指用动物的骨、角和牙以贝壳等为材料制作的工艺品。玉石本是美丽的石头，原始人在制造石工具时，往往喜欢挑选质地坚硬、色彩丰富的美石。到旧石器时代的晚期，装饰品出现后，骨角和玉石工艺便成为独立的工艺品种速度发展起来。
迄今发现的人类最早用来打扮自己的装饰品是北京山顶洞人用玉石、骨牙和贝壳等精心制作成的“串饰”。它的具体材料和做法在贾兰坡（北京人故居）中有极好的描述：“装饰品中有钻孔的小砾石、钻孔的石珠、刻沟的骨管、穿孔的海蚶壳和钻孔的青鱼眼上骨等，所有的装饰品都相当精致，小砾石的装饰品是用微绿色的火成岩从两面对钻成的，选择的砾石很周正，颇像现代妇女胸前佩带的鸡心；小石珠是用白色的小石灰岩块磨成的，中间钻有小孔；穿孔的牙齿是由齿根的两侧对挖穿通齿腔而成的。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好像是它们的穿带都用赤铁矿染过”。从上述叙述中可以看到，类似小砾石、动物的牙，骨、壳等在我们看来是极普通的东西，而在原始人心目中却有很深的内涵。从穿带和穿孔的痕迹看，这些装饰品被长期佩带直至带入坟墓，这当然是为了装扮自己，但这种美的追求离不开那个时代的原始宗教观念，它的时代属性是非常明显的。山顶洞人的“串饰”南京北阴阳营出土玉饰
自山顶洞人之后，这类以动物骨角、壳和天然玉石为材料的原始装饰品在新石器时代得到迅速发展，北京门头沟发现新石器时代一少女遗骸颈部有用小螺壳制成的“串饰”，以及用牛骨制成的手镯。在仰韶文化半坡、庙底沟以及红山、大汶口、龙山、良渚等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大量装饰品，如西安半坡的很多石环、陶环、用玉石做的穿有小孔的玉耳坠，还有穿了孔的兽牙及磨成各种样式的蚌片，在一小孩遗骨旁有数十粒小的石珠子围绕腰间。陕西临潼姜寨的骨珠，竟达8500粒之多，此外还有玉石、玉环、刻花骨笄等，同期元君庙也发现近800粒骨珠。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装饰品，造型复杂、工艺成熟并能明确装饰的部位，或颈、或腰、或臂、或腕等，其表达的意义似乎增加了显示死者财富和身份的功能，如南京阴阳营龙山文化的玉块、玉璜、玉珠、玉管、玉坠等分别放置在主人的耳、颈、腰各部位。大汶口文化中还发现一女性胸部放有用石珠、玉珠、石环、玉环、绿松石等混合制成的串饰；同时手臂部还有玉质的指环和臂环。而在所有新石器时代发现的这些装饰工艺品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应举辽宁红山文化近年来的发现，1970年在内蒙赤峰地区发现了距今5500年前的玉雕装饰品，这已不是一般的玉珠、玉环，而是造型生动别致的猪、虎、龟、鱼、鸟、蝉等动物形象。尤其是80年代在辽阳牛梁河地区发现了玉雕的龙，从而成为我国最早的可确切称其为“龙”的形象资料，其中一件玉龙高26厘米、头尾趋合成环状，头部、目、鼻、嘴刻划细致，颈部长鬃高耸，形态生动活泼，身体中部有一供穿带的小孔可见为或挂或佩的装饰品。另一件玉雕为猪首龙身，同样成环状并有供穿带的小孔。这些玉雕从形象到工艺均可与后来黄河流域商周文化发现的玉器相比美，而在同期黄河流域仰韶文化中所少见。红山文化玉佩饰
玉石工艺本是人们在制造石工具过程中逐步认识而后分化出来的工艺品种，玉石比一般石头坚硬得多。在新石器时代制作这样众多的玉珠、玉环，在当时条件下确要很大的耐力，尤其红山文化发现的玉雕动物，制作更加困难，这说明我们的祖先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掌握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攻玉技术，充分显示了他们超时代的聪明才智，这也使我国古代在世界上有“玉国”之称。
骨角工艺除制作装饰品外还用于制作工具和生活日用品，早在山顶洞人时期就有骨锥、骨凿、骨楔发现，长江河姆渡文化发现有刻着双鸟纹的骨匕，山东龙山文化中有用骨料磨成的梳子。这时还发现了用象牙做成的制品，其中有梳、雕筒和琮等，山东大汶口的一件象牙梳长16厘米宽8厘米，梳身略呈弧形上面镂空雕刻成S形纹样，内填二个方向相反的T字纹，具有了简单的形式因素，梳的下端有16根细密的齿，顶端用开口和圆孔作装饰，已是一件十分精美的工艺品，它的存在说明人们对头发的形状已有最初的审美追求。
二、先秦织染雕刻工艺
先秦染织和服饰工艺
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已有较成熟的麻布和葛布织品，并有迹象表明已开始出现毛织和丝织工艺，而且在浙江钱山漾新石器遗址中出土了丝麻等织物的残片。商周时期，就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出土中能够陈列出来的织、染、绣遗物仍然极少，这主要是因为这些制品的有机质材料很难保存，而有关这一时期织、染、绣工艺的间接史料是较丰富的。
文字史料方面，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有许多与丝织有关的象形文字，如蚕、丝、桑、帛、衣、巾等。青铜器上也常有蚕的纹样出现。《卜辞》中有“蚕示三牢”的记述，表示当时有对蚕神的祭祀。春秋以后这方面的记载更加丰富，《诗经》中出现很多养蚕、丝织的诗句，如有“十亩之间兮，桑者泄泄兮”表示当时种桑养蚕的规模；又有：“春日载阳，有鸣仑庚，女执懿筐，遵坡微行，爰求柔桑”，是对春日下，少女们执筐采桑的富有诗意的描写；还有：“萋兮斐兮，成是贝锦”，“抱布易丝”，“衣锦怲衣”等词句。另在《拾遗记》中载有云昆锦、列堞锦、杂珠锦，篆文锦等，说明当时丝织品种已很丰富。关于丝织物品的染色情况，古文献也有记载，如“缟衣茹蘆”缟为白色，蘆为红色，“衣黄里”表示衣着表里用二种色，“载玄载黄”玄为黑色，“毳衣如英，毳衣如怋，”菼为青白色的草，怋是一种红色的玉，说明毛织和丝织都已有染色。据《周礼》记载，周代就有“染人”和“掌染草”等词用以表示从事印染和染料生产的人。《周礼·考工记》还记载着缫丝、漂白、晾丝等操作方法，如“以说水沤其丝”是使丝柔软的方法，“以栏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淫之以蜃”是用栏木灰，蜃灰来漂白丝的方法，“去地尺暴之”是将丝挂离地面晒干等等。
在商周时期有关织、染、绣制品的间接形象资料也有很多，在青铜礼器和玉器上常出现蚕的纹样。西周和春秋时期，丝织品与青铜器、玉器是当时生活中珍贵物品，成为当时诸侯朝见天子以及诸侯之间互访、集会、结盟等重大活动必备的贡品和赠品，统治阶层人死后又是主要的随葬品，很多青铜器和玉器用丝织物包裹后入葬，当丝织物腐烂后其印痕留在了器物上，如河南安阳发现的一件铜器上留有明显的丝绢的残迹，而且能看出上面的回纹图案。在故宫保存的一把商代玉戈上也留有丝织物的残迹，殷墟大司空村发现印有麻织品痕迹的“花土”，陕西宝鸡西周墓中发现的一件青铜器内有厚达3厘米的织染品的残物，同时有印痕附着在铜器上，有些印痕还能看出是辫子股绣的绣品。西周中期“留鼎”的铭文记述了奴隶主用奴隶交换丝与马匹并因此发生争执的情况，在商周墓中出土的陶俑和玉俑身上可看出曾绘有纹样的衣着。上、玉器上回纹绮印痕（商），下、刺绣纹样（西周）
关于服饰，很多资料表明，周代已采用深衣制，所谓深衣是在“上衣下裳”基础上将上衣和围裙连结起来，这种形式成为我国历代服装的基本特征，近代男子的长衫、女子的旗袍、连衣裙都是深衣制的延续。商代妇好墓中发现一件玉雕的人物俑，高7厘米，人物作跪坐状，双手抚膝，目视前下方，这在当时已是规范的姿态，头饰和服饰都刻划得很清楚，头发梳成长辫，辫根从右耳向前盘在头上再绕向左耳，头上戴有束发的“支页”。服饰为深衣，交领、长袖，腰系宽带，衣服上刻有清晰的龙纹和云雷玟图案。与此类似玉制或陶制的人物俑还有多件。深衣式样十二章纹样1.日，2.月，3.星，4.山，5.龙，6.华虫，7.火，8.宗彝，9.藻，10.粉米，11.黼，12.黻
在古文献中还记载着奴隶主阶级专用的服饰纹样，即所谓冕服，《书经·稷篇》有“帝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这里作会是指前六种纹样绘于服上，而绣以五彩是指后六种纹样绣于服上。这种有12种纹样的服饰是西周统治者的礼服，而为历代封建帝王所沿用。这12种纹样常被解释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也反映出当时奴隶主阶级的宗教观念。日、月、星辰、山、火是原始自然崇拜的遗存。日、月、星辰内含着对天神的崇拜，在汉代以前，日常绘成圆形，月为弦月，汉代以后日、月都为圆形，在圆中饰鸟形代表日，饰蟾蜍或玉兔代表月，星辰则多以北斗七星表示。山，被表现成高大雄伟，象征统治的稳固。火，象征光明。藻，象征洁净。粉米，象征养育。宗彝，象征法则和智慧。华虫，象征美好，常绘成美丽的凤鸟。黼，从图形看为斧形，刃白身黑，一般认为取其决断的意思。黻，形为两已相背，常被解释为背恶向善或君臣离合之意。龙，象征英雄祖先，到封建社会后，龙在12种纹样中越来越突出，处于中心位置。这种服饰历代都严禁下层服用，对12种纹样含义，都是历代儒学家从封建伦理道德的角度作出的解释。十二章服的色彩，《尚书大全》有：“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又有：“山龙青也，华虫黄也，作绩黑也，宗彝白也，藻火赤也。”为汉代十二章纹样。
先秦玉石工艺
商周时期玉石工艺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周代，玉器的含义和统治者的宗教观及社会伦理道德直接联系在一起，所以更受社会的特别重视，成为十分贵重的物品，甚至和青铜器一样作为礼器，祭祀朝聘，礼仪大典，都少不了玉器。人们还把玉器当作具有修身标准和个人品德含义的特殊物品，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封建社会。这样的社会需求使商周玉器生产的规模很大，遗址中制玉和制骨的作坊常和制铜、制陶作坊同时发现，出土中仅殷墟妇好墓一地就出土了755件玉器，而且制作精美。据文献记载，周武王灭商时所得玉器有：“旧宝五万四千，佩玉亿有八万”虽数字不见得确切，但也可见数量之多。随着人们对玉的识别和采集水平的提高，出现各种质料不同的玉器，从质料看有青玉、白玉，墨玉，黄玉以及绿松石、孔雀石、玛瑙等。从品种看有礼器、日用器、佩饰品、兵器和工具等。
礼玉
礼玉在商周玉器中占很大比例，制作上也最为精美，造型有玉璧、玉琮、玉圭、玉璋、玉、玉璜、璇玑等。礼玉1.璧，2.琮，3.圭，4.璋，5.璇玑，6.块，7.璜
璧、琮在礼玉中主要用于祭祀。璧主要用来祭天，琮主要用于祭地。玉璧多为圆形的薄片，《周礼》有，“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这里羡是直径，好为孔它说明了璧的大致尺寸，而且璧的中心有一个不超过直径三分之一的圆孔，如孔径与边相等称为环，孔径大于边称为瑗，上面分别雕琢排列着均匀的小圆点或宽窄不等纵横有度的直线纹。玉琮的基本形体为方柱形，高矮不一，约30厘米左右，底面边长约7厘米，上底略小，内部镂空成圆筒状，四面分段雕琢成有宽窄深浅变化的横线纹，’器形高耸雄伟，纹饰具有神秘气息。璧和琮均需在玉面上作复杂的切割、钻研、这在当时条件下困难是可以想见的。壁、琮在礼玉中最受重视，即使在东周、礼器的功能逐渐减弱，仍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为诸侯们争相夺取，春秋时期，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故事正是反映这一历史现实。
圭、璋在礼玉中的重要性仅次于璧和琮，它们是奴隶主阶级身份的象征。《周礼·考工记》有：“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尺九寸谓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谓之信圭，侯守之，命圭六寸谓之躬圭，伯守之。”说明圭的尺寸是有严格等级之分的。《考工记》又有：“天子用全，上公用马龙，侯用瓒，伯用将。”这里全、驼、瓒，伯，将等是指玉石质料的优劣。从圭的装饰纹样看似乎也有等级区别，如镇圭多饰山形纹样，象征政权。柏圭多饰宫宝房屋，象征意义为小。璋多用作奴隶主巡狩时祭祀山川之用，也有大中小三种等级，分别祭祀大型山川和中小型山川。圭、璋均为长条形玉片。此外，礼玉还有、璜，璇玑等，为圆形璧边上有缺口，可能源于耳饰。璜为丰环形，源于颈饰。璇玑为圆形，中有孔，周边有牙。这些礼玉与当时宗教观念密切相关，在奴隶主死后多作陪葬品，从出土看摆放的位置也有规定，如圭在左侧，璋在头部，璜在颈部，璧在背部，琮在腹部。
佩饰器
这类玉器由于使用较为随便，当时上层人物中又以佩带美玉为时风，所以出土中数量最多。对此古文献中有诸多记载如：“欲子美德，则佩以玉”，又如：“君子无故，玉不出身……所以古之君子，必佩焉”等等。仅就殷商妇好墓一处出土的七百件玉器中看也以佩饰品为最多。殷墟出土的大量玉佩中有鸟兽人物各种形象：玉人、玉龙、玉鸟、玉蚕、玉蝉、玉龟、玉虎、玉象、玉牛、玉羊、玉猪、玉鹿以及螽斯、鸥鸦，夔风，蟠螭等。在西周墓葬中也出土有大批玉龙、玉蝉、玉蚕、玉兔、玉鱼等。春秋时期，安徽蔡侯墓发现瓦型玉饰品，还有椭圆形、环形、管形、长方形等多种形式，大部分刻有网状图案，在造型装饰上出现新意。河南上村岭春秋时期虢国墓中有各色串饰和佩玉，最多的一串用了色彩不同的玉珠五百多粒，另一串上有浅蓝色玉石，这些玉器在用料上比以前有所突破。
其他玉器1～7.玉佩，8.玉琀
除礼玉和佩玉外，还有用于日常生活的玉梳、玉笄、玉匕、玉簪、玉带钩以及用于兵器的玉戈、玉刀、玉矛、玉镞、玉钺。这些玉制兵器主要在典礼仪式上做象征之用，故在器形和装饰上十分粉美，如在故宫陈列的商代玉戈、玉斧、玉等器上均刻制了精细的云雷纹。玉器中有少量工具，玉斧、玉凿、玉铲、玉锯等。
石器
玉石工艺中，石器主要为实用的工具，也有些石雕的陈设品、日用器以及乐器。殷墟中有用大理石雕刻的人物及虎、牛号鸟、蝉等动物。其中武官村大墓发现的虎纹石磬是当时石刻艺术的代表作品。虎纹石磬
商周玉石工艺，用刀简练、刚健，能够对复杂的形体作简单的概括。上页图中的几条鱼根据佩带部位和方式的不同，作了大而得当的变形，有成半圆形，也有成直线形，头，身，尾各部都作了必要的概括和夸张，对于鱼鳞有的表现成格状，有的干脆用块面作大的分割，而不加任何细部刻划。前面提到的商代虎纹石磬，虎的形体完全依器形作了变形，而实际上正是这种因受装饰面限制产生出来的形体以及因受工艺限制产生的形象、线条，表现出这件作品的独特装饰风格。
先秦骨雕和牙雕工艺
商周骨角工艺出现在较大的手工业作坊，体现了它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在这些作坊里用动物的骨、角、牙等制作成各类工具、日用品和装饰品，有的作坊甚至发现用人骨作为材料，表现出奴隶社会特有的残酷性。在河南二里岗，辉县，安阳殷墟，郑州白家庄，北京均发现大量商周时期的骨制品。在郑州紫荆山，安阳北辛庄还发现铜刀、铜锯等工具以及骨料，半成品、成品等五六千件。在商周发现的骨牙制品中很大部分是兵器和工具，如矛、镞、刀、铲、凿、锥、针、尺等，都具有明显的实用功能，造型与同期的青铜器、石器相近似，部分还刻有云雷纹，饕餮纹和夔纹。除工具外还有很多日用品和装饰品；笄、梳、匕、觚、怀、碟、尊以及骨珠、骨贝等。簪，梳等日用品，从商代出土的玉雕人像等形象资料看，当时这种用于束发的日用装饰品需求量很大，牙骨梳上端多雕刻有精美的花纹，插入头发后，有纹饰的上端留在发外起装饰作用。用象牙作装饰在当时是很豪华的，象牙制品在石器时代已出现，到商周时联系到青铜器上出现的众多象纹，说明象牙材料应有一定来源，郑州白家庄和安阳殷墟都出土有象牙梳、象牙雕花板、象牙杯等雕刻品，北京昌平周代墓葬中也发现象牙制作的笄、簪、管、环等器物。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一件象牙杯，几乎是在整条象牙上雕刻而成，杯身依形造型与青铜器觚相似，高30厘米，杯旁雕成把手，把手与杯身几乎等高，这样即充分利用了材料又增强了整器的稳定性，杯身装饰华丽，用了线刻、浅浮雕和镶嵌等装饰手法，分段刻有饕餮纹和夔纹，凤纹等，每段纹样之间还镶嵌着绿松石，把手上部雕刻成凤形，下部雕刻成夔龙形，可为这一时期的珍品。
先秦漆器工艺
据古文献记载，我国古代有漆国之称，最早的发现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中，在一些陶器和木器的遗痕处残留着发亮的漆皮，径鉴定距今有七八千年历史，这使我国成为最早使用漆的国家。漆具有耐酸防腐等特点，漆器自西周和春秋后得到广泛使用。在《周礼·考工记》、《诗经》、《春秋》等古文献中有很多关于漆器的篇章，《春秋·谷梁传》有“天子丹（朱红色），诸侯黝垩（黑白色），大夫苍（青色），士黄主”等记载，这是西周时对于漆饰栋梁所用颜色的规定，在用漆的色彩上要符合礼制，也说明西周时奴隶主上层用漆已很普遍。
从实物看，商代还没有完整的漆器出土，多因其木胎易于腐烂，但各地出土的器物残片和花土不少，（花土是指漆器的木胎腐烂后，墓穴中印有漆纹痕迹的土层）。安阳西北岗商代墓葬中出土的花土，还能清楚地看出上面绘有云雷纹、龙纹、虎纹、饕餮纹，部分花纹还镶嵌有刻着涡纹的蚌泡。西安斗鸡台西周墓中有饰于车身上的红色和黑色的漆皮。在河南濬县、河北藁城、河南上岭村等西周和春秋墓中均发现大量用蚌泡镶嵌的漆器残片，有些因木胎较厚还能看出是盒与盘一类器物的形制，有些甚至还能复原成盘、豆等器形，并装饰着饕餮纹、夔纹、云雷纹，这些纹样是用红漆绘于黑色的底漆上的，有些花纹中间还镶嵌着绿松石。总之，商周时期漆器工艺虽所见实物较少，在当时工艺品种中不为主流，但已逐渐形成了黑底朱纹的装饰形式，并且开创了镶嵌等装饰工艺。
三、战国、秦汉织染雕刻工艺
战国、秦汉漆器工艺
我们祖先最先懂得采割天然漆树的汁液，用于日用品的保护和粘合，这里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见到实物，后来又能加工提炼，调以色彩，制作成形态各异，光彩夺目的漆器，使我国在世界上享有“漆国”之誉。
漆器作为日用器，有轻便、易洗、无异味，耐酸碱、隔热等许多优于铜器的特点，在陈设观赏方面又因其绚丽多彩更使铜器无法比拟。漆树的大量种植，铁工具刀、凿、锛、斧的普遍使用，提高了漆器的产量，使漆工艺在春秋战国出现历史上第一次迅猛发展并一直延续到汉朝，成为当时最主要的工艺品种之一。
战国漆器
战国时期，漆树的种植遍及秦、楚、齐、魏、宋、晋等诸侯国，其中楚国为漆器的主要产地。楚国地处长江中游，气候温暖，雨量适宜，利于漆树的生长。目前发现的战国漆器，大都出自楚墓，以江陵和长沙两地最集中，江陵是楚国国都所在地，仅1973年至1976年3年间就发掘出漆器900余件，此外河南信阳长台关、四川荥经都有大量战国漆器发现。
战国漆器品种涉及生活各个方面，饮食器有耳杯、勺、盘、豆、壶。容器有鉴、奁、盒、箱。家具有俎、案、几、床、榻、座屏及车具等。兵器有弓箭、怐、鞘、盾、矛、戈、戟等。葬具有棺、椁、灵床、俑、镇墓兽等。
漆器的成型工艺，开始时主要为木胎，在木材上直接剜制成型，然后髹漆。这种工艺适合于制作大件器物，制作小件时就显得笨重。战国中期发明卷胎漆器，使器体变得轻巧，方法是先将木材制成薄片，卷成器形后进行粘结漆，在这里既起美观作用，又起到加固作用。战国晚期又发明夹贮胎漆器，当器物成形后，用漆将伫麻布一层层糊到胎上，然后去胎成器，这种工艺可使器型丰富多样，也是我国最早的脱胎漆器。此外在制作兵器盾牌时，还采用皮胎漆器，主要将牛皮成型，然后拖漆，既坚韧又轻便。
战国漆器的装饰工艺有多种：彩绘——用笔自由描绘，色彩以红、黑二色为主，多为黑底红饰，有时也出现黄、蓝、白、褐、紫、绿、灰等色。针刻——又称锥画，用针刻出细劲流畅的花纹，这得益于铁工具的优势并常与彩绘配合应用。雕绘——雕制后进行绘纹的一种工艺。金银扣——用金银片镶口沿，包底边，加腹箱等，这是适应胎骨减薄而采取的加固措施，同时也增加了美观，这种器物也称扣器。除金银扣外也有用金银直接描绘的。
战国漆器的装饰纹样取材十分广泛，主要可分为四类：（1）描写社会现实生活的，有车马、狩猎、歌舞、宴乐、建筑等。（2）表现神话题材的，有神仙或半人半兽、云龙纹等。（3）沿袭青铜传统纹样的，有龙凤、变形鸟纹、变形夔纹等。（4）儿何纹样，有云气纹、云雷纹、菱形纹、三角纹、折线、弦线等。动物型器身上多以雕绘结合。图案组织灵活而有规律，适合纹样有旋转式、散点式。二方连续纹样有反复式、交替式，穿插式等。四方连续纹样多为不规则的云气纹。常利用红黑两色的对比形成双关构成，富有明快的节奏感，简单朴实中显现丰富多彩的效果。
战国漆器在各地出土的实物很多，下面介绍几件典型作品。
彩绘云纹耳杯 （湖北江陵出土）椭圆形器身，双耳成羽状，古称“羽觞”，《楚辞》：“瑶浆密勺，实羽觞些”。是当时的饮酒器。这件器物做得轻便灵巧，黑红两色对比，云纹流动，龙飞凤舞其中。江陵的出土中，还有不少耳杯。长沙楚墓出土的、大量漆器中，也以耳杯最多。
彩绘木雕座屏 （湖北江陵出土）高15厘米，长52厘米，屏身镂空雕出鹿、凤、雀、蛇、蛙等大小动物51只，穿插重叠，追逐嬉戏，形态生动。黑漆涂地，朱、绿、黄等色彩绘，由于形象众多，雕刻和彩绘均有一定难度，从中可见当时工匠高超的技艺。
彩绘双风悬鼓 （湖北江陵出土）双风相背而立作为鼓架，中间以凤冠为支点悬一圆鼓，凤颈与身体几乎成直角，这种大胆的富有想像力的变形增加了整器的装饰美，凤的双足插在作为底座的双兽背上，十分稳定。彩绘以黑漆作底，红蓝绘纹。精巧的造型和绚丽的色彩反映出楚国浪漫而激越的巫文化以及其中礼乐用品的盛况。类似的漆鼓在江陵还发现多件，如1972年在江陵拍马山楚墓发现彩绘鹿鼓2件。鹿高28厘米，作伏卧状，头侧视，鹿背固定一面圆鼓。
彩绘三凤漆盘 （湖南长沙出土）圆形，黑底红绘，图案为适合于圆形的风乌云气纹，凤鸟作了大胆的变形，夸张其代表性的部分又便于构成纹样的部分，融化结合于云气纹中，给人露头藏尾，曲折回旋的感觉以及难以捉摸的情趣。
彩绘舞女漆奁 （湖南长沙出土）长沙楚墓中出土各种彩绘漆奁，上面绘有狩错，车马人物，宴乐舞蹈等场面。这一件舞女纹漆奁，奁身组成黑色和红色的带状分割面，而在红色地上绘出黑色的衣服和白色的袖和领，形成色彩对比，画面中11个女子姿态各异，长袍细腰表现出楚国的风尚，形体婀娜，舞姿优美。
彩绘漆案 （河南信阳出土）信阳是楚国北方重镇，1957年发掘一座大型墓葬，出土漆器达300多件，除耳杯、豆、勺、盒、箱等日用器外，还有俎、床、几、案等家具以及钟架、鼓架、车马饰具、镇墓漆饰等多种器物。这件彩绘漆案，为长条形，比例协调适用，纹样以黑红彩绘为主，布局简洁大方。黑地上加散点涡纹装饰，粗中有细，富于规律美。古人席地而坐，漆案的使用提供了方便和卫生，促进了生活方式的文明。在信阳还发现一件漆床，是我国卧具的首次发现，为竹木结构，木制框架竹板铺心，有围栏，底有6足，用黑红漆彩绘。
秦代漆器彩绘三凤纹漆盘（战国）
秦代曾调楚漆艺人集中咸阳，成为官营生产的主力，秦代漆器实物一直所见甚少，到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出秦墓12座，其中秦统一后的墓有5座，前后三次发掘共出土漆器560余件，使对秦代漆器的研究有了可靠的依据。1978年河南泌阳也出土17件秦代漆器。
秦代漆器主要为生活日用器皿，轻巧华丽成为风尚，为了显贵耀富，多用金银铜扣。在湖北云梦出土的一件漆卮，粘贴着用银箔刻成的图案，成为新的装饰工艺。烙印、针刻或漆书文字普遍，如“咸亭”、“亭上”、“朱三”、“陬里”、“许市”等，是一些地名，工匠和官方机构的名称。《睡虎地秦简》记载：“工禀髹它县，到官试之。”意为秦漆工要到专门的地方领漆，再运到官府进行检验。可见秦代对漆业已有较严密的管理。
秦代漆器以木胎为主，控制后再刮削成型，新器型有卮，匙、盂、扁壶，圆盒，双耳长盒、椭圆奁、凤鸟形勺等。彩绘仍以红黑两色为主。小型器皿如耳杯等，常红里黑外，色彩分明。纹样主要有凤纹、鸟纹、云气纹、卷云纹等，以黑底绘红、赭色纹为多。
典型作品有：
彩绘兽首凤形漆勺 湖北云楚出土，高14厘米，整器为凤鸟形，修长而微弯的颈为柄，柄端似一兽头，内红外黑并施以红褐金绘羽毛纹，象形而适用。
彩绘鲤鹭纹漆盂 湖北云梦出土，这件作品在纹样的表现形式上很有代表性，盂内黑底上绘有两鱼一鹭，即写实又简练生动，鳞纹羽毛都作图案化处理。鹭立中心，头顶缨冠，提一足俯首注视，姿态真实而生动。
彩绘漆梳 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木制梳发工具，有2件，齿有疏密之别，疏者为梳，密者为篦。上半部成半圆形，正反两面都有用黑漆勾线，红、黄等色漆敷彩的写实人物图案。人物形象生动，用笔简练朴实，画面充满生活气息。
汉代漆器
汉代漆器制造，范围广规模大，楚地已不是突出的制漆中心，全国呈平衡发展，风格也趋于一致。
漆器的生产，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全国有10个郡：蜀郡、广汉、河内、河南、颍川、南阳、济南、泰山、梓潼、武都设置工官管理漆器生产。其中以蜀郡和广汉郡生产的漆器最多也最为精致。漆器生产在历史上达到一个高潮。西汉官营漆器生产工序多，分工细。1932年在朝鲜平壤出土的汉代漆器上，记录了生产地点、年月及分工名称。其中有素工（制作胎底）、雕工（在胎上雕刻纹样）、髹工（在胎上涂漆）、绘工（在漆底上彩绘）、上工（在漆器上加铜扣）、彤工（涂红漆）、铜耳黄涂工（为漆器附耳作铜扣和鎏金）、铜扣黄涂工（作铜扣并鎏金）、清工（最后的修饰工序）、漆工（专门制漆的）、供工（专管材料的）。由此可看出，一件漆器的制作是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是金银扣器，极其昂贵。《盐铁论》有“一杯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富者银扣黄耳，金玉钟，中者野王伫器，金错蜀杯”。当时还盛行漆画，漆屏风，《后汉书·五行志》：“延熹京都长者皆著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
汉代漆器成型工艺仍以木胎、卷胎、夹伫胎为主。木胎制作比前精薄，方圆转折规格准确，外观已很精美。卷胎的胎骨用修长的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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