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忠杰
出版社：蓝天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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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山祥云：挺进大西北与和平解放新疆试读：
前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10月1日成立以来，已走过了六十多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段时间放到整个历史长河中是短暂的，有如弹指一挥间，但它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六十多年里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国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前列，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国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六十几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沧海一粟，但对身处其间的个人却是并非无足轻重的。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的历程》。《共和国的历程》虽为故事形式，但与戏说无关，我们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工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4年1月
一、中央高度关注新疆
●周恩来说：“王震同志，中央准备把进军新疆的重大任务交给你们。”
●毛泽东说：“关于新疆和平解决的事情，希望你能帮帮我们啊。”
●斯大林说：“不应当拖延进军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
毛泽东令王震做好进军新疆的两手准备
新疆和平解放之前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地方。新疆各族人民不仅遭受了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而且遭受了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不仅受汉族反动统治者的压迫和奴役，而且受新疆本民族内部封建势力的剥削和压迫。
新疆各族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一直都在为新疆的和平解放而努力着。而毛泽东也时刻关注着新疆的解放事业。
1949年，是中国革命在全范围内取得伟大胜利的一年。新疆各族人民渴盼解放，如大旱之望甘霖。毛泽东深切了解新疆各族人民的心愿，他运筹帷幄，英明决策，希望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
1949年3月，中央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驻地，召开了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
在会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全国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和统一全中国的伟大号召！
就在这一天，中央办公厅通知参加会议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要他马上去见毛泽东。
王震将军长得瘦高挺拔，直鼻梁，厚嘴唇，大嘴巴，为人耿直，有着善良和淳朴的胸怀，怒时血气方刚，乐时如同孩子般天真，喜欢穿深灰色的中山装，是一位战功卓越的将领。
王震将军凡受领任务，必蓄须，不达之不净面。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等戏呼其为“王胡子”。
这位在战场上威震敌胆的将军，急急忙忙地来到办公厅，他只见会议室内三位中央最高领导人早已等候着他了，王震感到一定有重要军事任务等着他了。
毛泽东笑着走上前去，紧紧握着王震将军的手说：“你好啊，王胡子！”“主席好！主席好！”王震不好意思地笑道。
王震将军又转向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副主席，连忙说到：“总司令、周副主席好！”
王震将军连忙给三位中央领导分别敬礼。
朱德总司令连忙说：“王胡子！不用了，不用了！咱们说正事吧！”
周恩来也说道：“来来来，快坐下，王震同志，还得辛苦你了。”说着起身给王震倒了一杯开水。整个屋子里变得热气腾腾的。
朱德总司令问：“王胡子，你知道我们请你来干什么吗？”“报告总司令，还不知道！”王震起身连忙回答。多少年的战争岁月，他早已养成了风风火火的性格，他很想尽快知道有什么重要任务。往往他在接受重要任务时，他都显得非常激动与坚定，今天也不例外。
毛泽东吸着烟，显得胸有成足的样子，他挥手招呼王震坐下来，说道：“快说说你那支部队的情况怎么样呢？”
王震一听，他赶忙仔细地向中央三位领导汇报一兵团近来的各方面情况，并回答着周恩来和朱德的插话提问。周恩来在本上记录着，不时向王震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毛泽东和朱德的话都不多，只是不时微微地点着头。三位领导人显然听得很满意，不时相互会意地交换眼色。“就这样吧！”周恩来听完王震的汇报，非常严肃地看着王震，说道：“王震同志，中央准备把进军新疆的重大任务交给你们，你看如何呢？”“保证完成任务，请首长放心！”王震高兴地站起身来，习惯地敬了一个军礼，激动地说，“我们一兵团保证完成任务。”
毛泽东平静地说道：“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呀，新疆问题我们要力争做好两手准备，能和平解决最好，因此进军新疆是一个政治仗，只能打好。”
朱德站起来，就有关进军新疆的一些具体问题，向王震做了指示，并告诉王震，有关的行动计划要向一野司令员彭德怀请示，由彭德怀统一指挥进军大西北的战斗。当然，新疆的问题，还得由王震直接负责。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道：“你一定要继续发扬英勇奋战、不怕艰苦的革命精神，准备带领部队进军新疆，去为各族人民多办好事。”
在临走前，周恩来又对王震嘱咐道：“希望你们在一兵团中开展进军新疆的宣传教育，号召广大指战员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一切困难，从思想上物质上各个方面做好进军新疆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旦中央命令下达，就立即行动。”
王震激动不已，他赶紧回到部队，立即在全军进行了宣传动员工作。广大指战员对进军新疆充满了信心，大家纷纷向一野首长、兵团首长请战表决心，随时准备奔赴新疆！
在中国的广漠大西北，一场伟大的军事行动，就要开始了。
周恩来叫屈武回新疆策动部队起义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为了使新疆各族人民免受战火之苦，中共中央特别制定了对于解决新疆的政策，那就是“力争起义，和平解决”。
为了贯彻中央的方针，使新疆早日实现和平解放，在1949年4月16日凌晨4时，周恩来秘密接见了中共地下党员屈武。
屈武当时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迪化市（今乌鲁木齐）市长。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周恩来亲切地招呼屈武坐下，并倒了一杯茶，于是他们马上就进入了话题。
屈武先向周恩来汇报了情况，他说：“张治中昨天跟我说，国民政府恐怕很难批准那个和平协定。他觉得只有在全国范围内继续打下去，才能早日实现和平。所以张治中让我回新疆转告陶峙岳，说蒋介石还想打，但新疆人民需要和平安定，新疆不能出现战火和枪声。”
听完了屈武的汇报，周恩来坐在那里显得面色凝重，他低头静静思考着。然后他抬起头，看着旁边的屈武，态度坚定地说道：“是的，看来实现国内和平的希望变得渺茫了，如果谈判失败，你必须马上回新疆去，策动国民党部队的起义，尽量减少战争对新疆人民的伤害。”
周恩来又向屈武询问了新疆国民党部队一些将领的情况，包括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对他作了详细的了解，而且探寻了陶峙岳的政治态度。
屈武告诉周恩来，陶峙岳将军有强烈的爱国之心，并富有正义感，在国民党内部是一位进步的将领，如果对他多做些思想工作，使他接受和平解放建议，肯定十分有利于新疆问题的解决。
陶峙岳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参加过国民党的北伐战争，一直从团长、旅长、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升到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和新疆警备总司令。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队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所属的整编四十二师、七十八师、骑兵一师共7万余人。
屈武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都一一向周恩来作了详细汇报。周恩来很认真地听着，时不时地说出自己的建议和嘱咐，屈武都记在了心里。
当回答陶峙岳的政治态度时，屈武看上去很有把握地说道：“周副主席，您不用担心，陶峙岳是个诚实的人，张治中的态度就是他的态度。我相信，他一定能分清形势的，能够接受和平起义的建议！”
周恩来于是笑了笑，看来他很欣慰，然后自语道：“文白（即张治中）先生是有名的‘和平将军’嘛！”
之后，周恩来就新疆问题以及如何劝说陶峙岳等优秀爱国人士实行和平起义等问题，作了重要的指示和部署，然后又和屈武讨论了很多细节上的问题。
带着周恩来重要嘱托，屈武火速赶回新疆，准备秘密执行和平起义的任务。他想自己不会让周副主席失望的，一定要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作出自己的努力。
屈武回到新疆后，马上拜访了他的朋友、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新疆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刘孟纯。屈武向刘孟纯详细介绍了北平和谈的经过，透露了周恩来、张治中对新疆和平起义的意见。
屈武说：“虽然全国范围很难实现和平解放，但新疆可以根据和平协定，争取实现局部的和平解决。”
听到屈武的介绍后，刘孟纯紧紧握住他的手，很有感触地说道：“我赞同你的看法，那我们就行动吧！但现在关键在陶峙岳，我们还是先找他谈谈，看看他的态度后再准备我们的行动。”
陶峙岳当时是国民党驻新疆的最高领导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应张治中邀请出任新疆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西北行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所以这个人很关键。
屈武、刘孟纯秘密约见了陶峙岳，向他转达了张治中意见，又透露了两人对新疆和平解放的意愿。陶峙岳当时很平静，话语也不多，也没有作出表态，但在屈武、刘孟纯即将离开时，他忽然说道：“等等看，看发展。”
屈武、刘孟纯从陶峙岳这“看”字中看到了希望，觉得大有文章可做。带着这种喜悦，他们告别了陶峙岳。
毛泽东请张治中促成新疆的和平解放
在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大好形势下，特别是解放军已经在西北战场的长驱直入，大败了国民党军队，使10万解放军集结于酒泉，进而逼近新疆大门。
为了争取和平解决新疆问题，9月8日，在北平中南海，毛泽东约见了张治中将军，准备劝说他接受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当时张治中是同中共谈判的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所以毛泽东对他很尊重，总是以礼相待。
张治中是一位性格豪爽之人，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以诚待友不仅是他个人的高贵品质，而且也是他在与共产党的长期合作中表现出来的政治道德。
张治中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力主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内问题，这是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基础。因此，在他与中国共产党交往过程中，无论政治形势多么险恶，他都能一如既往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和职权内，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和平的好事，在客观上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诚意自然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赞许。
而新疆要和平解放，关键人物是陶峙岳，他是张治中在保定军校的同期同学，在胡宗南手下多年，根深蒂固。
在新疆驻军中，除了马步芳一个军的骑兵部队和盛世才属下的两个旅外，名义上都归陶峙岳领导。陶峙岳本人一直受蒋介石嫡系所排挤，张治中出任西北军政长官兼新疆省主席后，把陶峙岳调入新疆，成为张治中最信赖的部下，为张治中稳定新疆复杂局面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由张治中出面与他沟通，是再合适不过了，事情的成功率自然会大大提高。
张治中来到后，毛泽东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像见了老朋友一样同张治中亲切地握手问候，令张治中很感动。
0在一阵寒暄之后，他们坐下来，毛泽东对张治中笑着说道：“大家都知道，将军曾经在国民党中担任过西北行营主任和新疆省主席，有着极高的威望，而且很多人都是你的老部下，所以关于新疆和平解决的事情，希望你能帮帮我们啊，我党和全国人民会感谢你的！”
看到中共和毛泽东主席这么信任自己，令张治中感激不尽，并在他的心里流淌着一股暖流。其实，张治中很愿意为全国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所以诚恳地答应了毛泽东的请求。
带着对国家和平的期盼以及对中共的感激，张治中态度坚定地说道：“请问主席需要我做什么，如果是我能够做到的，我很愿意去帮助你们。”
毛泽东吸了口烟，热切地看着张治中，说：“我党想让将军能以个人的名义，给新疆军政当局发一份电报，希望以你在西北和新疆多年的威望，劝说他们接受和平解放的主张，实行和平起义。”
毛泽东说完自己的建议后，张治中显得有些兴奋，他说：“主席，我早就有这样的打算了，只是我现在已经和陶峙岳、包尔汉失去了联系，我无法再收到他们的电报，不知道该如何才能和他们取得联系。”
毛泽东笑着说道：“将军请放心！我军已经在伊宁建立电台，你可以把电报先发到伊宁再转到陶峙岳、包尔汉的手中。我党在伊宁负责的邓力群同志会帮助你送达的。”“太好了，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去做的，也请你放心！”张治中诚恳地说。
张治中回去后，首先给陶峙岳、包尔汉发一份电报，在电报中劝说他们接受和平起义的主张，之后又做了其他对新疆解放有利的事情。张治中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其实早在1948年秋，陶峙岳在赴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时，就曾专门绕道兰州拜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治中。
当时在张治中的私宅里，他跟陶峙岳促膝长谈，并出示自己历次建议蒋介石力主国内和平的函件和谈话记录。
张治中给陶峙岳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张治中说：新疆局势稳定的关键，在于取得苏联的理解与合作，尤其要注重疏通苏联驻迪化总领事，这不仅在政治上十分有利于我们，而且还可以扩大新疆对苏联的贸易。
当时，解放军的红旗已经飘遍了神州大地，胜利的歌声响彻全国，国民党的统治开始土崩瓦解。
新疆位于我国的西北边陲，迟早要面临或战或和的抉择。张治中和陶峙岳审时度势，都认为新疆人民需要和平安定，新疆不能出现战火和枪声，不然局面就会变得很乱。
在这次交谈中，张治中和陶峙岳都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两人像出生入死的战友一样，肝胆相照，这对以后新疆的和平起义起到了促进作用。
从那以后，陶峙岳的脑子里总是萦绕着和平的念头。他在“看”中观察着形势的发展。
在4月21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宣告。
1949年5月，张治中在北平给陶峙岳发了一份电报。在电报中，张治中希望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一定要维护新疆的稳定局面，根据形势变化确定对策，争取和平起义，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战争。
看到电报后，陶峙岳很兴奋，仿佛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而且他很赞同张治中的建议。陶峙岳对包尔汉激动地说：“看来张治中的电报是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嘱托打来的，这是中共对我们的劝告和信任啊，更是中共方面对我们的期待，我们一定要以新疆的大局和稳定为重！”
不过兴奋之后，陶峙岳又开始犹豫了，带着某种遗憾说道：“但马、胡控制的部队，特别是那几个掌有实权的军官是新疆和平起义的主要障碍。这些人是很难同意和平起义的，终为和平之患。可现在又不能对他们怎么样，他们都是有军权的人，还是看看国内的形势，再做决定吧。”
到了6月下旬，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西安及关中广大地区取得一系列胜利后，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十九两兵团一起继续前进，继而逼近新疆。
当时，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向陶峙岳呈上了一份《请起义投降中国共产党意见书》。而陶晋初就是陶峙岳的堂弟，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与周恩来身边的乔冠华结识，并一直保持着秘密联系。
在新疆如何解放的问题上，陶晋初坚决走和平之路，并同中共地下党员屈武、刘孟纯等人展开了合作，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6月26日，张治中以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的身份，在北平发表《对时局的声明》，他向大家宣布：将与国民党政府脱离一切关系，投向人民民主阵营和国家的解放事业。
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陶峙岳等国民党人士开始慎重对待新疆未来的命运。后来，印度新德里《美国之音》广播了湖南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的消息，一时人心浮动。
屈武、刘孟纯秘密约见了陶峙岳后，陶峙岳在那一“看”中，对和平起义的态度渐渐明朗起来。他的转变也大大触动了包尔汉。包尔汉当时是新疆省政府主席，和陶峙岳交情很深，而且对局势的看法也很一致，两人一起为新疆的和平解放事业努力着。
包尔汉于7月间曾邀屈武、刘孟纯、陶晋初等人，也邀了苏联友好人士在南山住了几天，进行了秘密的交谈，就新疆未来的命运谈了各自的看法。随后陶、刘等又邀包主席、苏联友人去郊外湖边住了几天，继续进行交谈，虽然没有谈及具体问题，但也心知肚明了，对新疆战与不战有了一致的看法。
在这样的前提下，陶峙岳的信心坚定了，于是开始了他的秘密的行动，为将来的和平起义积极准备。
不过，在陶峙岳的心里还有另一个顾虑，就是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南疆警备司令赵锡光。陶峙岳一直在琢磨这个人。新疆和平起义，如果遭到他的反对，可能一切计划行动都要面临破产，所以争取赵锡光的支持对和平起义很关键。
为了打探赵锡光的政治态度，并劝说他接受和平起义的主张，8月19日，陶峙岳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的名义，在焉耆和赵锡光进行秘密会晤。军需供应局长郝家骏，当地驻军旅长钟祖荫也和陶峙岳一起去了焉耆，但谈话的时候只有陶、赵二人，郝、钟都不在座。
陶峙岳经过耐心地劝说赵锡光，两人逐步达成了一致看法，并秘密讨论了和平起义的具体事宜，还对可能出现的变故商定相应的对策。
他们最后一致决定：起义的一切行动，陶峙岳负责北疆，赵锡光负责南疆，并达成了两点协议：一、待解放军部队靠近时才接头，陶、赵两人站开，将部队交出来；二、部队由解放军无条件改编。
为了新疆人民的安危和国民党驻军的命运，陶峙岳等人的政治态度发生着转变。
相信在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的劝导下，国民党新疆驻军会接受和平起义的主张，并会取得成功。让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吧！
刘少奇访苏，斯大林建议提前解放新疆
1949年，胜利的号声已经在全国吹响，各族人们都沉浸在新中国解放的兴奋之中。新疆人民也渴盼解放，如同饥渴的禾苗需要雨水的滋润一样。
毛泽东时刻关注着新疆的苦难的人民，并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努力着。他和中共中央运筹帷幄，精密部署，为取得新疆和平解放积极行动。
但是要和平解放新疆，还需要苏联的帮助和支持，因为在1933年，苏联与新疆的地方实力派盛世才结盟，盛世才建立了亲苏政权。在苏联的帮助下，1937年，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建立了统战关系。苏联和新疆的“三区”的民族军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若是没苏方的帮助，解放新疆就会困难重重。
鉴于此，在1949年7月初，刘少奇秘密访苏，就新中国成立以及新疆和平解放等问题同斯大林进行商谈，并希望苏方在新疆问题上给予支持。
在会谈中，斯大林正襟危坐，显得很严肃的样子，他对解放邻近苏联的新疆十分关切。用一种似乎很坚定的语气对刘少奇说道：“不应当拖延进军新疆的时间，因为拖延会引起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涉。”
斯大林继续说道：“你们过高地估计了马步芳的力量。马步芳的部队主要是骑兵，在有大炮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将其摧毁。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提供40架歼击机。这些歼击机可以非常迅速地驱散并击溃这支骑兵部队。”
会谈中，苏方还认为，随着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战绩，美国政府已经变得越来越恐惧了，正在准备策划自己的阴谋，即鼓动西北五马军阀（指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马步青、马呈祥）把部队撤退到新疆，成立一个“伊斯兰国”，与中共和苏联对抗。
倘若美国政府目的达到，那么新疆问题就有可能成为国际问题，到时候就很难和平解放了。因此，苏方建议中共提前解放新疆。
对于斯大林的建议，中共领导人非常重视。毛泽东接到刘少奇的请示后，立即要求刘少奇告诉斯大林，中共同意在苏方的帮助下尽快进军新疆，并且希望刘少奇在莫斯科具体解决苏方提供空军援助和空运部队的问题，要刘少奇向斯大林建议“将苏联空军进行援助和空投部队的问题具体化”。
毛泽东在7月23日给彭德怀发去电报说：“苏联极盼早占新疆，彼可给以种种援助，包括几十架飞机助战。”因此他建议彭德怀说：“冬季即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
7月25日，毛泽东向刘少奇通报说，秋季占领兰州、西宁等地后，即可准备进取新疆。接着，毛泽东又致电斯大林说，如果战事进展顺利，今冬就有可能占领迪化，为此，正在考虑步行进军新疆的问题。
8月4日，毛泽东又进一步通知刘少奇和王稼祥：“8月底或9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这样一来，进军新疆的任务就迅速提前了。
经过商定，斯大林答应了中方的请求，具体办法是：部队先向酒泉进发，同时由中方出钱租用苏联航空公司飞机45架飞往酒泉机场，实行空运。苏联派来的飞机是里-2型，这种活塞式运输机可载重7.65吨，载客20人至30人，很实用。
为了配合人民解放军向西北的进军，苏联建议中共主动联络新疆“三区”临时政府，进而牵制国民党的势力，这有利于减少新疆解放的阻力。
面对日益崩溃的国民党政府，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爱国将领和爱国人士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大势所趋，所以愿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新疆问题，并积极进行活动，策划和平起义。
陶峙岳等国民党人士的态度转变对新疆的和平解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也让新疆老百姓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为了更好地促使陶峙岳、包尔汉和平起义，毛泽东针对新疆的情况作出几项重大决策，在新疆内部展开了一系列行动，而西北战场也开始了军事行动，并请求张治中继续劝说陶峙岳等人尽快实行和平起义。
此时，发生了一个小周折：苏联驻伊宁总领事阿里斯托夫对陶峙岳放走马呈祥、伊敏等国民党顽固分子一事表示不满，希望中共命令陶峙岳扣押马呈祥等人。
到底该如何处理此事，毛泽东陷入了顾虑之中，他坐在椅子上大口地抽着烟，烟雾缭绕在自己的周围。他尊重陶峙岳的决定，但不想伤了与苏联的和气，新疆的和平解放需要苏方的支持和帮助。不过最后，他还是决定应该尊重陶峙岳的决定。
于是，在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致电邓力群指出：马呈祥、罗恕人、叶成及其顽固坏分子，只要有可能，应让他们乘飞机逃走，逃得愈多愈有利。
不管怎么样，在苏联的建议和帮助下，新疆的和平解放行动正朝好的方向发展。历史就是历史，我们不能否认苏联在这次行动中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刘少奇在和苏联会谈中取得的积极成果。
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进军新疆的计划
还在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即考虑以和平方式解决新疆问题的可能性。
7月6日，毛泽东在深思熟虑之后致电彭德怀，表明了他对新疆问题的高度关注，并作出了自己的决定。
电文如下：
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放，对此你们有何意见？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作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我们认为应利用张治中组织新疆军政委员会，以张治中为主席，我们的人（是否王震去新疆）为副主席再加伊犁方面一人为副主席，以为过渡机关。
毛泽东的电报为和平解放新疆问题指明了方向，令彭德怀等人深受鼓舞，增强了他们对解放新疆的信心。彭德怀用他浓重的湖南话对大家感慨地说道：主席真英明果断啊，我们一定要出色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使受苦受难的新疆人民早日获得和平解放！
于是，彭德怀等人就抓紧时间准备进行解放新疆的伟大行动。8月19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在我攻占兰州、西宁、凉州（武威）后，以政治、军事双管齐下，争取某一部或大部放下武器和平改编的可能性是增加了的。
9月上旬，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军新疆的具体计划。准备在占领玉门以后，由王震率二军和六军向新疆进发，争取在12月底以前分驻于南疆和北疆。
毛泽东于10日复电指出：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今伊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近日内进驻迪化（今乌鲁木齐），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
兰州解放后，为迅速追歼残敌，解放大西北，彭德怀命令许光达、王世泰的第二兵团，于9月4日沿兰新公路向河西走廊挺进。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由西宁地区北进，迂回河西走廊。9月21日，跨越祁连山的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在张掖会师。河西地区之敌在野战军威逼下，在兰新公路截断后，纷纷起义和投降。
9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后方联合勤务第八补给区司令部、第九十一军、第一二〇军等残部在酒泉宣布起义。随后第一野战军第三军一个快速部队抢占和保护了玉门油矿。第二军一部乘汽车进驻酒泉、玉门、安西等地，河西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
而当新中国成立的声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的时候，全国人民都欢呼雀跃，期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的钢铁之军，正行进在中南、西南、西北的广阔战线上。他们带着新中国成立的喜悦和兴奋，变得更加勇往直前，要坚决完成解放新疆的任务。
由贺龙领导的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主力部队为基础组建的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英明领导下，声东击西，战果显著。他们也得到了习仲勋和西北局负责人的全力支持和帮助。
解放军战士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历经两年的艰苦战斗和风风雨雨，取得了丰硕的战果，歼灭了国民党和西北的主力部队，迅速解放了陕、甘、宁、青四省。这时，我先头部队第一兵团挺进到甘肃酒泉，解放军的钢铁之军已经逼近了新疆大门。
二、新疆宣布和平起义
●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对西北国民党军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加强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准备工作。
●张治中很快就把电报写好了，于是就送给毛泽东主席审阅。
●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西北人民解放军发出了命令：“尽快进军新疆，早日完成保卫和建设西北边疆的光荣使命！”
邓力群赴新疆争取和平起义
1949年8月26日，西北野战军一举攻下了兰州，于是，解放军一野第二兵团便开始了沿兰新公路的西进行动，直指新疆。
就在解放军逼近新疆大门时，在毛泽东主席直接部署下，提出了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并委派邓力群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前往新疆，为争取新疆和平起义工作。
8月15日，邓力群刚刚到达伊宁，在苏联驻伊宁领事阿里斯托夫陪同下，就立刻与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临时政府领导和新疆联合政府副主席阿合买提江、民族军司令伊斯哈克拜克和联合政府副秘书长阿巴索夫进行接触和会谈，受到他们热烈欢迎。他们商定在伊宁开设代号为“力群”电台，以便随时与中共中央保持联系。
新疆和平起义关键在于陶峙岳、包尔汉等国民党爱国人士政治态度的转变。于是，在9月16日上午，邓力群在包尔汉家里第一次与陶峙岳见面。一阵客气和寒暄之后，邓力群转达了中共毛泽东主席和张治中对他们的问候和关注，并转交了张治中给他们的电报。
对于邓力群的到来，陶峙岳、包尔汉心知肚明，而且很早就盼望着中共和他们进行联系，所以显得有些兴奋，但兴奋里也带着犹豫和顾虑。
邓力群表明了毛泽东主席的看法和中共对新疆问题的主张，当时陶峙岳、包尔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走和平起义的道路。接着，陶峙岳向邓力群陈述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具体意见，并报告了军方和平起义的准备情况。包尔汉也向邓力群报告了省政府方面关于和平起义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邓力群对他们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给他们以鼓励。
不过，陶峙岳、包尔汉依然有很多顾虑，举行和平起义绝非是件容易事情，将要面对各方面的阻力。
对于两人的顾虑，邓力群早有察觉，就这些问题询问了他们，试图坚定两人和平起义的信心。
就这样，陶峙岳、包尔汉就详细对邓力群诉说了他们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阻力。
包尔汉说道：“兰州虽然解放了，但马呈祥、叶成等人还不死心，对马步芳、蒋介石还抱有幻想。”
陶峙岳继续说：“蒋介石像一个钩魂幡，在时时钩着马呈祥等人。叶成还时不时收到胡宗南命他抵抗到底的电报。我们已经对他们做了大量工作，等广州运薪饷的飞机一到，他们就乘飞机离开，把兵权交出来。”
邓力群带着自己的担心问道：“如果飞机不来呢？”
陶峙岳肯定地说：“会来的，会来的！”
邓力群说：“我大军西进时刻表是不会因他们而改变的，希望陶将军抓紧做他们的转化工作，并希望尽快派代表到兰州，与我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谈判。”
之后他们就起义的具体事宜进行了商谈。邓力群很久才离开包尔汉的家，并在临走的时候继续嘱托他们，说中共和毛泽东主席对他们很信任，期待着和平起义取得成功！两人再次感谢中共对自己的信任，说一定会尽力去做的，并说马上会派代表到兰州谈判。
事实上，邓力群到达迪化，对新疆主和派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同时，新疆和平起义的各项工作，由于可以通过邓力群得到中共中央的直接指示而变得更加有序了。陶峙岳、包尔汉等，关于和平起义工作的一些计划都直接向邓力群汇报，并通过他同中共中央联系。从此，中共中央一方面进一步劝说在北平的张治中，并通过他做好国民党新疆军政首脑的工作，另一方面通过邓力群直接领导新疆的和平解放工作。
与此同时，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对西北国民党军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加强了和平解放新疆的准备工作。
至此，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正确领导下，以及在解放军西北战场取得的辉煌战果和国民党政府迅速瓦解和崩溃的条件下，并在张治中和陶峙岳、包尔汉等国民党爱国人士的大力支持与配合下，新疆正一步步走向解放，另外邓力群更是在这次行动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
张治中致电陶峙岳、包尔汉
1949年9月18日张治中见过毛泽东以后，带着对新疆和平解放的热切期盼，按照毛泽东的嘱托连夜给陶峙岳、包尔汉写了一份电报。
张治中很快把电报写好了，送给毛泽东主席审阅。毛泽东看后对张治中的支持和帮助表示由衷感谢。张治中电报于9月10日发了出去，电文如下：
迪化陶副长官岷毓兄、包主席尔汉兄：
自接辰真电后，以西北人事更动，又因时机未至，故未再通讯。治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声明，由北平新华社播出，谅已接悉。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在中央人民政府未成立前，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领导。治深知毛主席对新省各族人民、全体官兵、军政干部，常有关切，必有妥善与满意之处理。治已应邀参加即将召开之新政协会议，并承毛主席面商希望治能返新一行。当允如有必要，愿听吩咐。
甚望兄等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则所保全者多，所贡献者亦大。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名义代拟文电，使皆了解接受。绍周、孟纯、经文诸同志均致意。兄意如何？盼即电复。
张治中
9月11日，张治中放心不下，就有关问题和自己的一些顾虑又单独给陶峙岳发了一份电报：
迪化陶副长官岷毓兄：
申灰电计达。兹治思及下列各点，特再电商：（一）马子香父子（就是马步芳父子）及其残余部队现在何处？其与黄祖勋、周嘉彬两军之关系位置如何？（二）马呈祥态度如何？子香对其有所揭示否？如其形迹可疑，兄将如何应付？治意能予以开导说服最好，否则可调移该部驻焉耆、轮台，而以钟祖荫师调吐、鄯、托一带，令其安心以待，从长计议，不使其反抗为宜。（三）现知黄、周两军在河西，王治岐军是否亦西撤？兄已否派员前往联络？必要时可以治名义代拟电文，即令该三军今后行动应悉听兄之命令。如其已与青海马部隔离，最好以掩护东疆、阻止马部入新之目的控置于张掖、酒泉、玉门一带如何？（四）在驻新将领中，过去受片面宣传之蒙蔽，难免有不明大势，执迷不悟或囿于派系感情作用者，盼告以治与大家患难相共，如能接受命令，治甚顾负道义上之责任，决不使大家再走错路，蒙受牺牲。但倘有一二顽固到底无法挽救者，似宜先予调换，以免优容偾事。（五）省内保守一派，数年来呈多方控制，并加教育疏导，但其潜在势力，仍不可忽视。尤其维、哈两族中，惧苏惧共之心理时有流露，可否以治与兄名义发表文告，说明中共现所奉行者，既非共产主义，亦非社会主义，而为新民主主义，亦即与三民主义之基本要旨相符合。特别对少数民族采取平等团结，并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之政策，新省对中央关系虽转变，而新省施政纲领所揭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既定政策，绝无改变，以祛其疑惧之心。并盼与包主席邀约色以提、乌迈尔、尧乐博士、麦斯武德、伊敏、贾里木汉等到迪，分别予以开导，期共了解，藉免障碍。（六）对伊万之联络，此时似不可少，不知已进行否？最好仍请苏领居间保持接触。（七）此事对英、美外交人员，事先应极端秘密，事后可予以保护，维持适当国际惯例之待遇。（八）军粮冬服及各项经费筹备如何？为念！盼与包主席洽商，暂时只有在省内设法，一俟东西交通恢复，必有解决之方。在过渡期间，困难自所难免，此当时予关注者。（九）据悉中苏在新省贸易及经济协定双方业已同意，但广州政府不允签订，固可遗憾，不过新的中央政府在下月即可成立，预料苏联将首先承认，而各项协定，当可继续商谈签订，经济状况，将必改观。以上各项，均治思虑所及，举以商询。深信兄对此一适应时代保全军民之革命行动，必已考虑周到，部署严密，使能稳健也顺利地完成也。
临电驰系，伫候佳音。
张治中
9月16日上午，邓力群在包尔汉的家中，转交了张治中9月10日写给他们二人的信。
看了这份电报的内容后，陶峙岳、包尔汉觉得电报的政策性很强，料想是经过毛泽东主席同意后才发来的，这让他们感觉到，中共和毛泽东主席对他们的信任和肯定。
陶峙岳、包尔汉看完电报后很受感动，更加增强了举行和平起义的决心和信心。因为背后有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他们便可以放心实施自己的计划了。
消除和平起义的障碍
在张治中发给陶峙岳的电报中，他曾提到了自己的很多顾虑和嘱托，这些顾虑不是没有原因的。在他看来，国民党内部派别混乱，而驻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同样由不同的派别所控制，所以要想让新疆的和平起义取得成功，面临的阻力是很大的。
事实上，国民党驻新疆的部队，存在着两个军事系统，第一个就是青海马家系统，另一个就是胡宗南系统。陶峙岳虽然是新疆驻军的最高领导者，可他能够直接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只有四分之一，其他大部分军队都控制在马、胡嫡系的马呈祥、叶成、罗恕人等人手中，而这些人都是些顽固分子，很难接受陶峙岳的领导，更难接受和平起义的主张。
陶峙岳不属于任何一个军事系统，也和他们的交情不太深，因而陶峙岳对许多事情只能小心翼翼。这些人他都不敢得罪，对他们的一些事情也是睁只眼，闭只眼，显得很无奈的样子。
当时，胡宗南系统下的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和一七九旅旅长、军统特务罗恕人，控制着除马呈祥部之外的全部北疆国民党军的作战兵力。而骑五军军长马呈祥，是马步芳的外甥。他所控制的这支骑兵部队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教色彩，甚至显得反动而顽固。
由于这些派别掌握着国民党军队的实权，所以，叶、罗、马三人，凭借手中的兵权，时刻准备着分裂活动，逆历史潮流而动，试图阻止陶峙岳举行和平起义。陶峙岳在和邓力群会面之前就多次劝说叶、罗、马等人，希望他们审时度势，分清利害关系，要以民族利益为重，能够为新疆的和平解放给予理解和支持。
在新疆和平起义渐渐明朗化的时候，陶峙岳对叶、罗、马三人又进行耐心的劝说：“如果我们到了既不能战，又不能和的地步，那可是进退两难啊，到时候必然会走投无路，新疆人民不会宽恕我们的，历史更不会原谅我们，那又何苦呢？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何去何从，请大家选择吧！”
但陶峙岳如此诚恳的态度并没有使叶、罗、马的顽固心里发生转变，虽然国民党马上面临着崩溃的局面，已经无法再主宰中国的命运了，但三人依然顽固不化，进行着最后的垂死挣扎。
虽说陶峙岳在上次和邓力群的会谈中曾说，叶、罗、马等广州运薪饷的飞机一到，他们就乘飞机离开，把兵权交出来，但那只不过是三人的幌子。事实上，他们暗中调兵遣将，实施他们的阴谋活动，并与胡宗南进行电报联系。
1949年9月19日，胡宗南来电，命令叶成将新疆部队转移到南疆，并说明，如陶峙岳不走或阻止撤离，可作断然处置。叶成接到电后，连夜与罗恕人、马呈祥阴谋协商，决定于20日子夜开始让部队进行转移，准备行动前先秘密逮捕刘孟纯、屈武、陶晋初，以此胁迫陶峙岳随部队转移。
9月20日，叶成找到陶峙岳。看到他的到来，陶峙岳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知道他来找自己不会有什么好事情。果不其然，叶成带着他那奸诈的微笑说：“你平常对我们很有感情，但近来你对罗、马变得没有人情了，这大概都是屈武、刘孟纯、陶晋初三人搞的，所以我们准备把三人抓起来……”叶成便把他们要转移部队的决定告诉了陶峙岳。
陶峙岳显得有些气愤，他严厉地对叶成说：“我没有阻拦你们的行动，但是我作为新疆的警备总司令，必须要为你们考虑厉害关系啊。倘若你们把三人扣押了，该如何对待他们？外界会怎么看？你们能够圆场吗！”
陶峙岳停了停，端起旁边的一杯茶猛喝了一口，继续说道：“现在大家都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还有什么不可以商量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好，为什么不能理解我呢？不要到时候弄得大家都难堪，都无法收场！我打电话把罗、马找来，大家坐下来认真谈谈。”
接到陶峙岳的电话后，罗恕人、马呈祥就马上赶到了。陶峙岳面对这突然的变故，稳而不乱，显得极其冷静。三人到一起后，陶峙岳直接切入主题：“我们今天不能作楚囚对泣，唉声叹气，一定要坐下来好好谈事情！”
三人看着陶峙岳不说话，显然他们没有把他放在心上，于是陶峙岳继续说道：“你们说我对你们没有感情，这怎么可能呢？丢开长官部属的关系不说，我们毕竟在一起相处了这么多年，我对你们如何，想必你们心里很清楚，现在到了大家生死存亡的关头，我怎么会没有感情？”
陶峙岳动情地说道：“今天的事情可以从爱憎、是非和利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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