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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1-21 1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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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迈克尔·辛森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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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塞尔,请带我回家

罗塞尔,请带我回家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罗塞尔,请带我回家作者:迈克尔·辛森排版:KingStar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01-01ISBN:9787515807119本书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Foreword

对于视力正常的普通人来说,很难想象盲人的生活状态。你可以尝试着闭上眼睛,在房间里走上那么一会儿,然后静下心来想想,如果必须这样过上一辈子,会是怎样的感觉。你还可以再试着想象一下,当“9·11”事件发生时,在导盲犬的带领下,从世贸大楼78层一路走下来,又会是怎样的感觉。

本书讲述的就是迈克尔·辛森与导盲犬罗塞尔,从世贸大楼78层步行逃生,并且帮助其他遇险者一起脱离险境的故事。你将读到他们如何沿着光线昏暗的逃生通道前行,恐惧绝望却又始终镇静自若的故事;你将读到那些盲人在失去视觉之后,如何努力开发其他感知能力的难忘历程;你将和作者一起再次经历9月11日,那个悲惨不幸却又振奋人心的难忘时刻。

迈克尔的回忆录描写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亲密无间,同时也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许多人生的真谛。作为“拉里·金访谈”的主持人,我有幸先后和迈克尔合作过5次。他每次来电视台都要带着导盲犬,为大家讲述自己的故事。以至于到了最后,观众们对他的故事已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正是从那时开始,迈克尔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世界各地的不同组织纷纷向他授予荣誉,他甚至成为了2010年7月达拉斯联邦盲人协会例行年会的主讲人。

仔细阅读本书,你肯定会被其中的故事深深打动。你将有机会像个真正的盲人那样,带着自己的导盲犬,重温发生在1,463级台阶间的艰难旅程。赶紧坐下来,细细品读这个扣人心弦的故事吧。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拉里·金序言:一个真实的故事The Real Story“对不起,”医生说道,“我无能为力了,他的眼睛治不好了。”

乔治和萨拉对视了一眼,眼神中充满惊恐。他们的儿子、六个月大的迈克尔,与同龄的婴儿一样,是一个健康快乐、有着金黄色头发的男孩。但是,当爸爸妈妈对着他做鬼脸时,迈克尔却没有任何反应。

迈克尔·辛森生于1950年,他的出生比预产期整整早了59天,在那个年代,对待早产儿的标准流程,是将婴儿置于密封的保育器中,然后注入纯氧,直到婴儿的肺完全发育为止。可是人们不知道,这种被沿用了许多年的方法,却是早产儿视网膜病的罪魁祸首,这种眼病也被称为晶状体后纤维增生症,它导致了大量早产儿双目失明。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诺尔·帕茨教授经过研究,发现了导致这一病症的原因。原来纯氧会导致晶状体后部的血管收缩,作为补偿,眼部会产生纤维组织增生和粘连,从而破坏视网膜,导致失明。

辛森夫妇无助地站在一旁,看着医生撑开迈克尔的眼睑,用一种名为眼底镜的发光仪器检查他视网膜的受损情况。早产儿视网膜病通常被分为几个级别,1级和2级并不严重,也不会导致失明,但是级别越高,严重程度也就越大。迈克尔最终被诊断为4级,也就是说他的视网膜几乎完全脱离,并因此导致失明。视网膜的作用与电影胶片非常相似,它通过捕捉光源,在神经元和神经键中形成一个视觉图像,以便大脑对其进行编码和加工。没有视网膜就意味着不会有视觉图像被传送到大脑。因此,迈克尔的失明已经无法挽回了。

在哥哥的资助下,帕茨医生最终通过临床试验,证实了自己对于早产儿视网膜病成因的推断。但为时已晚,从1941年到1953年间,美国已有超过1万名早产儿成为这一病症的受害者。迈克尔就是其中之一,此外,比较著名的受害者还包括演员汤姆·沙利文,音乐家史提夫·汪达,以及美国盲人联合会主席马克·莫勒博士。事实上,在50年代早期,由于出现了太多的早产儿盲人,甚至使美国盲人的平均年龄从70岁骤降到了65岁。

检查完毕后,医生建议辛森夫妇道:“你们最好把迈克尔送到盲人之家去。在那里,他会受到专业的照顾。恕我直言,盲人什么都做不了,如果你们执意要亲自照顾他,只会增加自己的负担。”这些话像刀子一样刺痛着辛森夫妇的心,让他们感到十分沮丧。

乔治和萨拉都属于那种脚踏实地、十分有主见的人。乔治虽然只是初中毕业,但却自学成材,成为一名电视修理工;萨拉则是高中毕业,最终成为了一名美容师。与大多数人一样,他们此前从未近距离接触过盲人。但他们爱迈克尔,就像爱迈克尔两岁大的哥哥埃勒里一样。因此,他们决定不接受医生提出的建议,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将自己心爱的儿子送到一个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陌生地方去。也许是出于本能,他们坚信眼睛绝不是生活的唯一依靠,一定还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

就这样,父母全心全意地抚养迈克尔,几乎与抚养他的哥哥毫无二致,并没有因为他是盲人而有所不同。他们深爱着他,鼓励着他,希望他能像其他小孩子一样成长和学习。他们允许他步行或骑自行车去探索周边的世界。他们没有将迈克尔送往盲人学校,也没有让他远离人群、与世隔绝。事实上,在迈克尔的成长过程中,他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的生理缺陷。他知道自己与别人不一样,但却相信这并不是影响自己正常生活的借口。正是由于父母意志坚定地拒绝了医生的建议、对他悉心照料,才使得他获得了像正常人一样成长、生活的机会,并最终在这个并不属于他的世界中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是一位盲人战胜不幸的故事,迈克尔从一出生就双目失明,但他历经磨难获得的生存技巧,以及他勇于尝试的精神,使得他在导盲犬罗塞尔的帮助下,得以在世贸中心倒塌前,沿着天并走下78层的高楼,从而在美国本土有史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中得以生还。失明并没有成为迈克尔的阻碍,孩童时期的他就曾骑车在加利福尼亚帕姆代尔的街道上飞驰,让邻居目瞪口呆。而在2001年9月11日这天,失明甚至成为他的宝贵财富,让他有能力帮助其他人从这次恐怖袭击中成功逃生。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迈克尔说道:“我要讲的不仅仅是如何从世贸中心里逃生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我当初是如何走进它的。”

迈克尔·辛森出生47年后,一只金黄色的拉布拉多寻回犬在加利福尼亚圣拉斐尔导盲犬幼兽中心出生了,她的名字叫罗塞尔。与迈克尔一样,罗塞尔刚出生时也什么都看不见,但三周后的某一天,她睁开了眼睛。2001年9月11日,罗塞尔在恐怖袭击中救出了迈克尔,因此,这本书讲述的也是她的故事。第一章酝酿中的暴风雨

人与狗之间可以形成这个世界上最牢不可破的友谊。——康拉德·洛伦茨

2001年9月11日,00:30分。

我可以感觉到罗塞尔在发抖,她害怕打雷,这几乎成为了一种习惯。

尽管睡意正浓,但我还是用一只手肘撑起身体,伸出另一只手去轻抚她背部柔软光滑的毛发,挠挠她的耳朵。作为回应,她也仰起头,用鼻子触碰我的手背。通常她的鼻子都是又湿又凉的,但这一次却很暖和。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我甚至可以感觉到潮湿的雾气在我们中间流动。

我的妻子卡伦还在熟睡,有节奏的呼吸声回响在我的耳畔。

我躺倒在床上,聆听屋外风呼啸着敲打门窗的声音。我应该起床了,因为罗塞尔颤抖得越来越厉害,在雷声传来的半个小时前,她就可以本能地察觉到正在酝酿中的暴风雨,并由此变得越来越紧张不安。

我打了一个哈欠,用手搓了搓脸,好让自己清醒一点。我必须陪着罗塞尔一起等待暴风雨的来临,只有等她睡着,才能再次回到床上。闹铃设定在清晨5点钟,这就意味着我今天睡觉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罗塞尔不耐烦地站起身,大口地喘着气。于是我从床上坐起来,揉搓着她的下巴和脖子,然后穿上拖鞋,站起身,披上外衣。罗塞尔倚靠着我的腿,为自己不用独自面对暴风雨而感到高兴。我跟随她走出卧室,她强有力的尾巴不时拍打着我的膝盖。

我们径直穿过门厅,打开第一扇门,然后沿着台阶往下走。台阶一共16层,越靠近底部,木制的楼梯扶手就越冰凉。昨天的新闻提到过今天会有场暴风雨,同时伴随着大幅降温。一股来自加拿大的寒流将一路向南,给新泽西州的韦斯特菲尔德市带来第一缕秋天的气息。

罗塞尔带着我穿过走廊,来到铺着橡木地板的地下室,她的爪子碰触着地板,发出有节奏的声响。这些地板是专门为盲人设计的,走在上面,可以明显感觉到立体效果。此外,我还能准确分辨出不同房屋的空气中存在的细微差异。

4岁时我第一次尝试倾听周围的环境。那时,有人给我买了一辆儿童脚踏车,我很快就学会了如何使用脚踏板,并且能够骑着车子在各个房间里高速穿行。有一天,我骑着车子冲进客厅,准备做一个华丽的漂移动作,结果却径直冲向了一张咖啡桌。脚踏车的高度正好可以从咖啡桌下穿过,而我的脸则狠狠撞到桌子边缘。在医院的急诊室里,我的下巴被缝了3针,随后我便“感觉”到了母亲愤怒的脸。我以为她会就此没收脚踏车,以免类似的“车祸”再次发生,但是她没有那样做。她只是对我说道:“迈克,你必须更仔细地观察周围的环境。”通常来说,对一位盲人说“观察”多少有些可笑,但我明白她的意思,她是想让我更仔细地倾听周围的环境。于是,我这样做了。

我开始更加留心周围的环境,并且能够通过耳朵来分辩它们之间细微的差别。当我接近咖啡桌时,我可以听到它;当我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时,我也可以听到它们之间的差异;我甚至可以听到自己家的大门。我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既是因为母亲的鼓励,也是出于个人的努力,不过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为了避免痛苦的急诊室之旅。随着驾龄的不断增长,我的自信心也越来越高,我学会了使用视觉以外的其他感官。有多少4岁大的孩子可以在黑暗中骑着脚踏车,高速穿行于各个房间之中?那些过于依赖视觉的孩子可能永远也做不到这一点。

我跟随罗塞尔走下楼梯,进入位于地下室的办公室,紧接着便听到了低沉的雷声,暴风雨终于来了。罗塞尔一头扎进办公桌底下,大口地喘着气,与之前相比,这次的喘气频率更快,声音也更大。罗塞尔是我接触过的最随和的狗,但美中不足的是,她对雷声有点过于敏感。虽然罗塞尔非常讨厌暴风雨,但经过专业训练,她还是可以在暴风雨中为我引路,并且把工作完成得无可挑剔。

没有人知道狗害怕暴风雨的真正原因。可能是因为它们对于气压的变化过于敏感;也可能是因为它们能听到更高或更低的频率,因而可以比人更早察觉到暴风雨的来临;还有可能是因为它们可以嗅到暴风雨的气息,因为闪电会使空气电离子化,从而产生特有的金属味道。不过,最有可能的原因还是在暴风雨形成之前,会产生大量的静电。电子工程师汤姆·克里策曾有一只名叫科迪的狗,它与罗塞尔一样,也患有严重的暴风雨恐惧症。于是,他设计了一件披肩,特殊的金属里衬可以释放粘附在科迪皮毛上的静电。我不是电子工程师,无法为罗塞尔制作一件同样的魔法披肩,但是我可以调大收音机的音量,来掩盖屋外隆隆的雷声。

我陪着罗塞尔一起等待暴风雨结束。她趴在我的脚边,不再因为害怕而发抖,我甚至可以感觉到她的身体越来越放松。为了消磨时间,我必须找点事情来做。于是我打开电脑,手指敲打键盘的声音与收音机、电脑阅读器的声音夹杂在一起,在屋子中回荡。作为纽约地区的区域销售经理,今天早上我将主持一个非常重要的销售会议,因此,我毫不介意多一些时间来修改自己的会议发言稿。

大约一个半小时之后,暴风雨停止了。我和罗塞尔一起回到卧室。还有不到6个小时,我们就将前往世贸中心。

今天将是个大日子!第二章1,463级台阶

总有这么一个大事件,让我们可以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事件之前与事件之后——2001年9月12日《纽约时报》社论

罗塞尔又钻到了我的桌子底下。这一次她没有因为害怕而发抖,而是以一只狗所能做到的最舒服的姿势打着盹。我则抓紧时间,开始准备今天上午的会议。

这真是一个忙碌的早晨,半夜起来陪着罗塞尔坐在暴风雨中,然后睡上几个小时,又在5点左右起床。我真希望用一大杯黑咖啡来代替每天清晨的早茶。

今天的会议非常重要,所以我把闹钟稍微调早了一些,希望能够早一点到单位,以确保会议的每个环节都能顺利进行。此外,我还要为与会者安排好可口的早餐,这可是我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因为今天的早餐是我从世贸中心44层的一家名为“天行者”的自助餐厅订购的,这里有全纽约最好吃的汉堡和芝士面包,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刮胡子,洗澡,穿戴整齐,每天早晨,我都例行公事般地重复这些动作,而罗塞尔则在床边的小毯子上熟睡,也许她还没有从昨晚那场暴风雨的折磨中完全恢复过来吧。我没有叫醒她,而是让她尽可能地多睡一会儿。早餐时间到了,罗塞尔像往常一样,走在我的前面,带着我穿过客厅,走进厨房。我的房子周围并没有栅栏,所以我先走到门口,解开罗塞尔的狗链,让她自己玩一会儿,然后回到屋子里打开电视,一边准备吃饭,一边听新闻。此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今天上午的会议,只是隐隐约约听到电视里播报着重要新闻:今天,我们就会知道谁来接替朱利亚尼成为我们的新任市长了。我站起来,叫罗塞尔进屋,然后开始吃早饭,而她则在一旁安静地玩着自己最喜爱的狗咬玩具。

快到6点的时候,我唤来罗塞尔,给她套上背带。她是一个十足的捣蛋鬼,精力充沛,喜欢玩耍。不过,每当穿上这件背带时,她的行为就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件皮革质地的背带仿佛就是罗塞尔的工作服,只要穿上它,罗塞尔的本性就会大为收敛,变得更加专注。她总是十分严肃地对待本职工作,同时也要求我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她很享受能够成为团队中的一员。

每天,出租车司机查理都会将我送到新泽西火车站,这大概需要10分钟的车程。他是一位热心肠的好人,总是会陪着我一起等到火车进站。火车准点到达应该是6点18分,但今天车站广播却通知火车会晚点15分钟。这真是百年难遇的情况,偏偏让我赶上了,更让我失望的是,我原本还盼望着能够早一点到达纽约呢。又经过了另外两次晚点播报,火车终于到达了。此时,车厢里已经挤满了怒气冲冲的乘客,而距离我的目的地——纽瓦克站,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到达纽瓦克站后,我和罗塞尔马上换乘直达世贸中心的专列。专列从已有百年历史的铸铁管道中穿过哈得逊河,然后经过曼哈顿街区的地下隧道,直抵世贸中心地下车站。车站外面是一个大型地下广场,与世贸中心的双子塔相连。这里就像一个独立的城市,总是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或者急匆匆前往工作场所,或者出入于各个饭店、酒吧和商场。我和罗塞尔沿着那条已经走过无数次的老路前行,穿过位于地下四层的停车场,这里的电梯通往北塔,即1号塔的大厅。我在电梯的电子识别系统前扫描过身份卡后,便和罗塞尔一起进入电梯。

我喜欢在世贸中心工作。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建筑群,由七座建筑物和一个占地6.5公顷的大厅构成,双子塔高高耸立,成为这个建筑群最好的名片。整个建筑群于1973年完工。那时候,双子塔可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每个塔高410米,包括110个楼层,以及21,800个窗户。建造双子塔共耗费了20万吨的钢铁,42.5万立方的水泥,以及55740平方米的玻璃。建成后的双子塔总重量高达150万吨。这里是纽约人引以为傲的独立王国,他们甚至自夸世贸中心拥有自己的邮政编码。

我和罗塞尔乘电梯到达78层。走出电梯,打开7827号大门,这里是昆腾公司的办公套房,它是一家世界500强企业,主要提供数据保护及网络存储系统。我在这里的职位是纽约地区的区域销售经理及运营主管。

我们的办公套房由四个并排的房间构成。从门厅到另一侧窗户的距离大概有8米,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纽约西南部。一进大门,最先看到的是一个接收室,接收室远处是一些桌子和P-3000模板库,这是一个大规模磁带备份系统,高1.8米,总重量达590公斤。大门的左手边是我的办公室,同时也是资料库、储物所和计算机服务器的所在地。右手边是会议室,里面摆放着一张3.3米长的会议桌。会议室右边是销售员的办公室。

我刚进办公室不久,送早餐的人也跟着到了。我和他一起将早餐摆放到会议室中,今天的早餐可谓丰盛极了,蛋糕、百吉饼、咖啡、汉堡以及芝士面包,应有尽有。将早餐摆好后,送货员就急匆匆地前往下一个送货地点去了。

几分钟后,我的一位同事戴维·弗兰克走进办公室,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六位微软公司的员工,他们是我们的商业伙伴。戴维来自加州的公司总部,是一位安静、热心肠的高个子青年。他帮助我筹划了这次研讨会,所以今天他也会出席。

我和罗塞尔一起到门口迎接他们,然后返回会议室,继续布置会场,并不时地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中修改一下会议报告。罗塞尔则卧在她最喜欢的地方——我的桌子底下,依偎着我。在我上班的这段时间里,这儿就是她的小窝。

八点刚过,一位微软员工起身来到大厅,准备迎接其他的与会人员,而另外五人则继续留在会议室中。我和戴维在办公室里,为会议报告做着最后的准备。我们本想打印一份与会人员的名单,传真给世贸中心的安检人员,却发现没有信笺可用了。

我小心地将脚从罗塞尔睡意沉沉的脑袋下面抽出来,然后站起身,准备去储物柜里取一些信笺来。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阵巨大的爆炸声!时间大概是8点46分。整栋楼都剧烈地摇晃起来,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然后慢慢向西南侧倾斜。整个过程就如慢动作一般缓慢而持续,最终,整栋大楼差不多倾斜了6米。世界贸易中心全景图

天花板上的瓷砖像雨水一样砸落到地上。我是在加州南部圣安德烈亚斯断层附近长大的,那里被称为美国的地震之乡,所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走到大厅里,但我很快就发现这绝不是地震。戴维紧紧抓住办公桌,努力保持平衡,而罗塞尔则仍然卧在桌子底下的小窝里睡得昏天黑地。我们都是一头雾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戴维问道。

是爆炸吗?还是有东西撞到大楼上了?为什么大楼摇晃得如此厉害?

这是一次恐怖袭击吗?不,谁会把炸弹放到这么高的楼上。这一定是什么地方的天然气爆炸了。

就在我们讨论的时候,大楼继续向一边倾斜,灾难已经迫在眉睫了。有那么几秒钟,我真觉得大楼就要倒塌了,我们会被狠狠摔到外面的街道上。我不禁默默地祈祷着:上帝啊,请不要让大楼倒掉。

我和戴维含着眼泪相互道别,那时我非常肯定,自己逃不过这次劫难了。

然而,奇迹出现了,大楼竟然停止了倾斜,并且重新找回了平衡。整个过程大约持续了1分钟左右。直到此时,罗塞尔才决定从自己的回笼觉中清醒过来,走出桌子底下的小窝,向四周环顾了一下。我马上从门厅里冲过来,紧紧抓住她的背带,确保我们不会走散。我根本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但我非常庆幸自己还能够活着。

戴维向窗外望了一眼,然后大声叫道:“噢,我的天那!”我们上面几个楼层的窗户已经被炸成了碎片,浓烟和大火从窗户里面冒出来,燃烧着的纸片纷纷从空中飘落。我甚至能够听到碎片从我们窗户旁掠过时发出的尖锐声响。

直到本次事件后很久我们才知道真相,本·拉登指使五名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劫持了美国航空公司一架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波音767客机,他们进入了飞行员的座舱,接管了飞机。一位33岁的埃及人——默罕默德·阿塔,驾驶着这架商务飞机,载着机上92名乘客和超过1万加仑的汽油,以800公里的时速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直接撞进了第93层到第98层之间的楼层里。飞机撞击北塔时的冲击力,相当于22万公斤的TNT炸药所发出的能量,惊天动地的爆炸在哥伦比亚大学地震仪中被记录为0.9级,相当于一次小型地震的威力。

在飞机撞上大楼的那一刹那,飞机上至少有1千至3千加仑的汽油瞬间被引爆。爆炸产生的巨大火球,使得整个楼层成为一片火海。火焰的破坏力巨大,核心温度高达摄氏2千度。这次爆炸同时还造成了94至98层间的35根承重支柱被破坏,大楼的结构被彻底毁坏了。

虽然爆炸发生在我们楼上十几层的地方,但我们的办公室仍然变得一片狼藉。塔身的剧烈摇晃使得屋内所有的东西,包括天花板和墙皮,都落到了地板上。

我听到客人们在会议室中惊恐地尖叫着。

戴维大声喊道:“我们必须马上离开!”“没错,”我说到,“但在离开前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做。”我首先想到的是保证客人的安全,以及锁好办公室的大门。我曾经接受过世贸中心的定期安全培训,并且平均每六个月就要参加一次消防演习。于是,我在头脑里默念着那些基本的求生准则:走楼梯,远离电梯,不要惊慌。

不要惊慌。也许有些人会觉得我能够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不会像戴维那样,看到大火、浓烟和窗外纷纷坠落的碎片。他们会说:看这个瞎子,居然在指导明眼人应该怎样做,他甚至都不清楚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可实际情况却是,虽然我看不到,但想象力却足够发达,完全能够想象出这种突然而至的灾难会是怎样的景象。

而且,与戴维不同,我还有另一个信息来源。当碎片从我们头顶倾泻而下,火苗透过天花板的空隙喷涌而出,人们在会议室中惊声尖叫之时,罗塞尔却平静地坐在我的脚边。她没有从我们周围的大火、浓烟,或者其他情况中察觉到危险。否则,她就会向我做出预警了。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就学会了相信导盲犬的判断,所以我一点都不惊慌。我和罗塞尔就是一个团队。

我让戴维带领着客人从紧急通道进行疏散。等他们走后,我给妻子卡伦打了电话,“世贸中心发生了爆炸,我没有受伤,正准备离开呢。”为了不使她过于担心,我尽量使自己的声调保持平静,“我、戴维和罗塞尔都在一起,我们准备走紧急通道。我要挂电话了,不过我会尽快再给你打过去的。”

戴维回来了,我们马上关掉计算机服务器和其他设备。直到此时,我们仍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何时才能再次回到这里,所以,我们必须保护公司的数据。我猜测消防员一定会带着消防水龙带冲进来,所以最好关掉电源,从而将损失最小化。不过我们最终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屋子里的电源插头实在太多了。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个无比明智的决定,它为我们的逃生节省了宝贵的时间。

是时候离开了。我一手拿着公文包,一手握着罗塞尔的背带。“前进,”我轻声命令道。“前进”是当你手握导盲犬的背带、准备出发时应该下达的命令,也是所有导盲犬在训练中学到的第一个命令。你要先让导盲犬站在自己的左腿边,然后下达“前进”命令,同时用右手做出一个前进的手势。这时导盲犬就会向前走,当你感到手中的背带在向前拉拽你时,迈出右脚跟上就可以了。

我和罗塞尔的配合炉火纯青,她引导着我,小心地在一片狼藉中穿行。虽然不断有天花板砸到她,但她还是尽力保持着平静与专注。我们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公司,来到充满浓烟和混乱的走廊里,惊恐万分的人们不时从我们身边跑过。

北塔和南塔各有三个紧急通道,我们径直前往位于中间的2号通道。只要沿着通道一路向下,走到地面,我们就安全了。此时,横亘在我们与地面之间唯一的阻碍就是1,463级台阶。

前进!第三章我的伙伴们

狗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爱你胜过爱自己的动物。——约什·比林斯

人们互相推搡着,想要从熊熊燃烧的摩天大楼中逃出去,场面十分混乱。我们出了办公室向右拐,沿着走廊一直走到尽头,然后左转,来到一个大厅,这里便是所谓的“空中中转站”。

罗塞尔信心满满地带着路,她的自信深深感染了我。虽然从14岁起我就拥有了导盲犬,但罗塞尔和我却是一对不折不扣的新搭档,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到21个月。

一般来说,要想与一只导盲犬建立良好的关系,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这就像谈恋爱一样,双方都要有一个深入了解的过程。罗塞尔仔细研究着我的思想和行为,我也同样研究着她,我们就像手术团队或者警察搭档一样,将生命交到彼此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罗塞尔之间的信任逐渐增加,最终成为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一天,我都听从罗塞尔的引导,并且完全信任她,毫不担心自己会因此而受伤;罗塞尔则绝对服从我下达的指令。今天也是一样,只不过这次我们赌上的可是自己的生命。

当我、戴维和罗塞尔穿过240平方米的空中中转站时,周围已经聚集了很多被这里的浓烟熏得晕头转向的人了。但在罗塞尔的指引下,我依然能够找准方向。我心头谨记在无数次消防演习中学到的逃生要领,避开电梯,寻找紧急通道。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想乘坐电梯也没有办法,因为巨大的撞击已经让所有电梯停止了运作。况且,支撑电梯的中空钢管还被用来当做天然气的导管,所以想要在爆炸后乘坐电梯,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世贸中心的双子塔都是中空的,两根巨大的钢筋柱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塔顶,承受着双塔将近一半的重量。因此,与帝国大厦等老式摩天大楼相比,双子塔更加轻巧、更加具有韧性。即便如此,巨大的冲击力还是破坏了整个塔身的结构。当我们快步走过电梯时,戴维告诉我,电梯门口绿色的大理石地板已经出现了裂纹和褶皱。

双子塔第78层的构造与其他楼层不同,因为这里有一个被称为空中中转站的大厅。在工作日,12个直达电梯会将人们从地面直接运到这一层,然后再换乘较小的电梯通往更高的楼层。直达电梯十分宽敞,我经常开玩笑说,希望能够搬走一个当做自己的办公室。这些电梯的时速最高可达22公里,从地面到达第78层只需要48秒的时间,没错,我曾亲自计算过。如果你想前往更高的楼层,就要从这里换乘其他较小的电梯。总的算来,双子塔的每座塔楼都有97个客运电梯和6个货运电梯可供使用。

我们所在的北塔的空中中转站虽然充斥着浓烟,但相对还算完整,而南塔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了。此时,我们姊妹塔的第78层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就在第一架飞机撞上北塔的16分半后,联合航空公司从波士顿起飞的175航班直接撞向了南塔的第78层。当时,200多人正准备从那里的空中中转站离开南塔,可他们生还的几率微乎其微。“9·11”事件发生之后,《今日美国》的记者玛莎·穆尔和丹尼斯·科雄这样写道:“震耳欲聋的爆炸和炽热的火焰撕裂了整个空中中转站。浓烟在空气中翻滚,火舌在电梯里肆虐,墙皮与天花板散落在地板之上,破碎的玻璃如同尖刀一般在空中飞舞。”

爆炸的冲击波将南塔空中中转站里的人远远甩出,侥幸逃过一劫的人们不是被灼伤,就是被外物划伤。人们从惊恐中回过神来,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狼藉,碎屑在空中飞舞,断裂的钢筋在半空摇晃,大量的水从灭火装置的喷头中涌出。那里的电梯和北塔一样,都已经无法使用,更糟糕的是,在南塔的三个紧急通道中,有两个已经被彻底毁坏,只有1号紧急通道还能够保持畅通。于是,幸存者们沿着这条通道一路向下,加入到其他楼层的逃生人群之中。

与南塔相比,我们这里的空中中转站暂时还算安全,但在楼上某层,火势仍然迅猛地发展着。由于燃料充足,大火的核心温度已经接近760摄氏度,翻滚的浓烟充斥了整个楼层。直到此时,我们仍然不知道大火和爆炸的起因是什么,但那些由于肾上腺素激增而高声叫喊的声音,却在不停地提醒着我们,一定要尽快逃出这里。离我们最近的紧急出口是2号通道,它就在大厅的中央位置,周围围绕着通往更高层的小型电梯。像往常一样,罗塞尔在紧急通道门前偏左的位置停了下来,好让我用右手将门打开。我、戴维、罗塞尔和另外六、七个人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小团体,一起进入紧急通道。在楼梯前,罗塞尔停了下来,通过背带的移动,我可以感觉到她正抬头看着我,等待着我下达指令。她显得如此镇静,让我不禁猜测,此时她的小脑袋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前进。”虽然我的声音充满了自信,但在内心深处还是感到些许不安。一路上我们会遭遇多少突发状况?逃出这座大楼还需要多长时间?此时此刻,有多少人已经涌入紧急通道,试图逃离塔楼?

我用右手扶着贴墙的楼梯栏杆,左手紧握着罗塞尔背带上的牵引绳。她现在的任务就是引导着我,小心避开周围急于逃生的人,以及头顶和脚下潜在的危险。由于狗拥有发达的嗅觉,因此它们习惯于将头贴近地面,分辨那些或新或旧的气味,所以,普通的狗很少留意头部以上的事物。但导盲犬却经过了专业的训练,它们会随时留意来自上方的危险,比如树枝、邮箱、脚手架、广告牌,以及汽车的反光镜等。

然而,狗也像人一样,会时不常搞个“恶作剧”,暴露自己贪玩的本性。所以,一旦我的导盲犬带着我撞上邮箱,我就会停下来,后退几步,要求它重新再走一次。一般情况下,导盲犬都会在第二次走过邮箱时小心翼翼地绕开它,因为它们知道,重复做某个动作,就意味着前一次的动作出了问题。

但偶尔也会有例外,我曾经有过一只叫做小霍的金毛寻回犬,他是个彻头彻尾的捣蛋鬼。有一次,他就连续让我撞到了同一个邮箱上。那时,我正和父母一起散步,一个邮箱正好探出人行道来,小霍从邮箱底下穿过,我的手却撞上了邮箱。于是,我们重新再来一次,可结果还是一样。等到我第四次撞上邮箱时,我意识到小霍是故意这样做的,也许他还乐在其中呢。所以,我决定教训一下这个捣蛋鬼,在我即将第五次撞上邮箱时,我突然停下脚步,然后拽过牵引绳,让小霍的头撞到邮箱上。此时,我甚至能够听到小霍的头脑里在想些什么:看来这个小把戏行不通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撞到过那个邮箱,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罗塞尔从来没有过类似的举动,虽然她喜欢玩耍,但背带就像工作服一样,可以让她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此时,她的眉头会微微皱起,这是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标志。身体笔直,尾巴直立,身上的每一块肌肉也都紧绷起来,随时准备行动。处于工作状态下的罗塞尔会变得十分警觉,就像雷达一样,随时关注着周围环境的变化。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知道罗塞尔已经准备好了,无论给她下达什么命令,她都可以完美地完成任务。

在我拥有第一只导盲犬之前很久,我的生活里就已经有狗相伴了。从小到大,我身边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狗。在芝加哥时,我的姑姑和姑父就养了一只柯利牧羊犬,名叫小斯。由于我们都住在同一间公寓里,所以小斯有一半的时间都和我厮混在一起。在帕姆代尔,我们有过笨笨、苏西、公主,然后是一只名叫鲁迪的达克斯猎狗,再后来是一只迷你达克斯犬,我们称他为“精灵”。在这之后,我遇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狗。

那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父亲正在看报纸,突然说道:“爱德华空军基地来了一名新教师,是个盲人。”他曾在那个基地里做过电子工程师,“她名叫莎伦·古德,被聘请来担任随军子女学校的教师。”此外,这篇文章里还提到了一只导盲犬。我的父母大受启发,在此之前,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导盲犬,于是,父母决定请莎伦前来做客,莎伦则欣然接受了邀请。在一个星期日的下午,莎伦和她的德国牧羊犬诺拉如约来访。莎伦走进屋,解开诺拉的背带,好让她可以与我一起在院子里玩耍,“迈克尔,她喜欢四处乱跑。”

诺拉是典型的德国牧羊犬——高大、强壮、精力充沛,简直就是一个假小子。我和诺拉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混熟了,然后一起在院子里奔跑。我曾试图拽着她的项圈,想要弄清楚导盲犬是如何工作的,而她却拽着我直接穿过了草坪,我的脸也被树枝划了好几下。没有了背带的束缚,再加上我极不专业的导盲犬指挥技术,诺拉已经完全开启了狗的玩耍模式。很显然,我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我喜欢诺拉,因为她又大又友好;我也喜欢莎伦,因为她聪明、乐于助人,而且像我一样是个盲人。我对莎伦和诺拉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奇,到底她们是如何协作的呢?我想和她们多相处一段时间,于是我的父母和莎伦成为了好朋友,她也会定期到我家来吃饭。莎伦很快就发现了我对诺拉的兴趣,于是就劝我父母也为我去申请一条导盲犬。父母对她的建议十分认同,因为总有一天,我要离开家,到帕姆代尔高中去读书,与我现在的学校相比,那里可是一个更大、更复杂的地方。我所在的中学结构非常简单,只要掌握了如何使用盲道,一切就变得非常容易了。但高中却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那里更加广阔、更加拥挤,同时也更加复杂。

一般来说,盲人的行走都依赖于盲杖,但在正常人眼中,盲杖往往是软弱、无能,以及无法融入社会的标志。我不知道父母是如何看待盲杖的,但他们确实从未给我买过盲杖,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为自己买了第一根盲杖。没有了背带的束缚,再加上我极不专业的导盲犬指挥技术,诺拉已经完全开启了狗的玩耍模式。

从某种程度上说,与莎伦的相识改变了我的人生。她是我遇到的第一个与导盲犬一起生活的盲人,也是我交往的第一个盲人朋友,除此之外,她还让我了解到三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莎伦没有蜷缩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怨自艾,让别人照顾自己的生活,而是成功地融入到社会之中,成为一名教师,事业有成。既然她能做到这些,那么我也可以。第二,我认识到,在帕姆代尔满是尘土的街道之外,还有更精彩的世界,而且我迫切地想要融入其中。第三,我了解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像我一样的盲人生活着、奋斗着。请不要误解,我当然知道自己不是唯一的盲人,但很多时候我会感觉到孤独。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盲人朋友。在正常人的世界里成长,对我来说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一方面,我并没有真的认为,自己是个需要别人照顾的残疾人,对主流社会的向往鼓舞着我,寻找其他方法来获得成功;另一方面,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缺少了一个比我更有智慧、更有经验的盲人朋友,来支持和鼓励我。

我第一次得知自己将拥有一只导盲犬,是在8年级的体育课上。那时我正自得其乐地玩着跳绳,通常来说,我很少参加体育项目,但跳绳是个例外,我算得上是精于此道。

一个男人向我走来,“迈克尔,你好。我叫拉里·里斯,来自导盲犬基地。”他的话让我大吃一惊,再也顾不得手中的跳绳。导盲犬基地位于旧金山北部的圣拉斐尔市,在那个时代,开车从圣拉斐尔到帕姆代尔,大概需要花费8个小时。“迈克尔,我们希望你能来基地领养一只导盲犬,”他说道。天啊?我甚至不知道父母填报了导盲犬申请表,也许他们是怕我会因申请被拒而失望吧。按照规定,必须年满16岁才能申请导盲犬,而我只有14岁。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导盲犬中心为我降低了标准。

六月底,父母送哥哥埃勒里到童子军夏令营,然后便带着我前往圣拉斐尔导盲犬基地。在那个年代,导盲犬基地周围还是一片未开发的土地,起伏错落的山丘遍布四周,延伸到远方,绿意盎然,生机勃勃。我们沿着碎石路来到基地门前,此时,我已经难掩内心的兴奋之情。之前我从未离开过加州南部,这次旅行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次探险之旅。我曾经参加过两次夏令营,所以一点也不担心自己会水土不服、思念家乡。更何况,出于对导盲犬的渴望,我早已无暇顾及自己的“思乡之情”了。

到达导盲犬基地后,我便立刻开始了对这片4.5公顷土地的探索。基地前部是一座行政楼。楼的一边是宿舍,共有8个双人间;另一边是办公室、食堂、公共休息室、娱乐室,以及一个游泳池。基地后部则是狗舍。

第二天,导盲犬训练课就开始了,我很荣幸地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学员。据统计,美国导盲犬使用者的平均年龄为51岁。和这么多成年人一起上课,让我感到略微有些紧张,我不得不学习成年人的行为举止。有一天,我们到圣拉斐尔市区进行练习,结束后在一家名为“闹市憩园”的餐厅用午餐。吃到一半时,我起身去上厕所,却忘记了关厕所门。也许是因为我在家里经常这么做吧,但这里毕竟是公共场所,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居然忘记关门。幸亏我是个瞎子,看不见别人向我投来的怪异目光。这件小意外让我意识到,至少在“厕所礼仪”上,我必须迎头赶上那些成年人。

我喜欢导盲犬基地的原因之一,就是这里的每个房间都有一台有声读物播放机。因此,只要不上课,我就会在房间里“读”书。

在导盲犬训练课上,我了解到人们最初训练导盲犬是用来给在二战中失明的军人带路,1941年,军士伦纳德·福克成为首个从导盲犬训练学校毕业的军人,他的导盲犬名叫布隆迪,是一只被帕萨迪纳动物保护协会救下的德国牧羊犬。

在训练课上,首先要进行的就是“朱诺训练”。所谓的“朱诺训练”,就是由一名教练握着导盲犬背带,和一只名为“朱诺”的仿真狗一起进行模拟操作。这一训练的要点,就是操作者的左腿必须始终与导盲犬的右前腿保持一致。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如果你既看不见狗的爪子,也看不见自己的脚,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训练课上,我还学会了使用口语指令、手势、牵引绳,以及奖励导盲犬的正确方法。此外,我们还要学习如何照顾自己的爱犬,让它们保持身体健康、快乐开心,并与它们一起进行基本训练。

三天后,就是为每一名学员分配导盲犬的日子了。这一天也被称为“相亲日”,整个训练中心都弥漫着兴奋的气息。在这一天里,教练会仔细评估每一个学员的个性(是喜欢安静,还是精力旺盛?是很有耐心,还是经常头脑发热?)、步态(步速是快是慢?步幅是大是小?)、身体状况(身体是强壮还是虚弱?年龄是大是小?),同时,他们还要研究我们的家庭环境(是喧闹的都市,还是安静的小镇?)和生活方式(是喜欢外出旅行,还是喜欢宅在家中?),最后,他们还要分析一下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是高耸的建筑物、拥挤的教室和走廊,还是安静的办公室?)。在仔细研究了每一名学员以及导盲犬的生活细节后,配对就开始了,他们会尽量为每一名学员匹配一条最合适的导盲犬。单就我的情况而言,教练认为我需要的是一条冷静、镇定、耐心的导盲犬。

在相亲日,我们先是听了一上午关于狗的演讲,然后在食堂安静地吃完午餐,回到各自的房间等待分配结果。在房间里,我有些过于紧张,甚至连有声读物都听不进去。于是,我站起身来,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我甚至觉得自己再也承受不住了,好在终于轮到我了,我径直走进布鲁斯·本斯勒的办公室。“迈克,请安静地坐着,”他说道,“我们为你分配的导盲犬名叫斯奎尔,他是一只深红色的金毛寻回犬,大概29公斤重。一会儿斯奎尔就会进屋,我希望你能够保持安静,因为我要看看他见到你后会作何反应。”

本斯勒站起身来,打开房门,让斯奎尔进来。斯奎尔一进屋,便径直向我走来,然后将我从上到下嗅了个遍。我实在是太激动了,真想伸手去摸一摸他,但我最终还是控制住了自己,按照本斯勒的要求,安静地坐在椅子上。斯奎尔用半分钟的时间完成了对我的侦查,然后便安静地坐在我身边。“看起来你已经找到自己的新伙伴了,”本斯勒说道。此时,我再也掩饰不住兴奋的心情,给了斯奎尔一个大大的拥抱。“你现在可以将斯奎尔带回房间了,”本斯勒说道,“记住训练课上学到的要领,让斯奎尔给你带路。然后你们还要进一步加深了解。”

我和斯奎尔一起回到房间里,一路上,我的心都是飘飘然的,就好像双脚踩着棉花走路一样。在房间里,我啰啰嗦嗦地至少和斯奎尔说了两个小时。虽然我曾拥有过许多宠物犬,但斯奎尔却是我拥有的第一只既成熟又经过良好训练的狗,这让我觉得斯奎尔已经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他对我也有着同样的感觉。

就这样,我和斯奎尔成为了最佳搭档,我学会了从背带和牵引绳的移动来读懂他的身体语言,甚至在他做出行动之前,我就可以猜测出他的真实想法。我想他一定也可以读懂我的想法。对我来说,斯奎尔绝不只是一只宠物犬,他还是我最好的伙伴,他陪伴着我度过了接下来的4年时间,并让我成功地从帕姆代尔高中里幸存下来。不过他也有些恼人的小习惯,每当在学校走廊里遇到一群女孩时,他都会将自己湿乎乎的鼻子伸进女孩的裙子里,从而引起一场小小的骚乱,当然还伴随着女孩的尖叫。我哥哥埃勒里甚至赌咒发誓,说他看到斯奎尔在偷偷地咧着嘴坏笑。我很庆幸没有因此招来女孩的掌掴,但愤怒的眼神恐怕是避免不了了,这可都是拜斯奎尔所赐。

斯奎尔很快就和我们家的达克斯猎犬精灵成为了朋友,只要有时间,他们就会互相追逐打闹,将整个屋子搞得天翻地覆。他们甚至发明了一种游戏,先是精灵沿着走廊高速冲进客厅,斯奎尔则在后面穷追不舍,然后精灵蜷缩起弹簧一般的身体,跳上沙发,追赶上来的斯奎尔从后面将他一把拽下来,掀翻在地,对着他的肚子一阵撕咬。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游戏,整个过程中,他们都会不停地吠叫,你甚至会觉得这个世界仿佛再也安静不下来了。

对精灵来说,我的大学生涯一定让他十分痛苦,因为这就意味着他和斯奎尔不得不暂时分开。斯奎尔和我一起,在加州大学欧文校区度过了几年时光,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等到他11岁的时候,再也跟不上我的生活节奏了,他退休的时刻也就来临了。导盲犬最大的缺点就是它们的工作年限往往很短,由于长期处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之下,它们一般在9岁或10岁时,就不得不退休。我非常舍不得斯奎尔,因为他是我的第一只导盲犬,这种感觉就像是初恋一样。在我的内心深处,斯奎尔永远会占据一个角落。当退休的日子终于到来的时候,斯奎尔回到了我在帕姆代尔的家中,他又可以和他的老伙计精灵一起玩耍了。在那里,他一直活到了14岁,这对一只狗来说,算是享尽天年了。

斯奎尔退休之后,我第二次来到圣拉斐尔导盲犬基地,那里的教练又为我找到另一只金毛寻回犬,他就是小霍。小霍是一只优秀的导盲犬,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他陪伴着我度过了毕业后的几年时光,以及我工作的头几年。小霍是个十足的少女杀手,我也曾尝试着利用他的这一优点,不过让我失望的是,大多数时候,那些少女似乎只对小霍感兴趣。

在小霍之后,我迎来了第三只金毛寻回犬,他的名字叫通吃。我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是在他的陪伴下度过的。通吃有着一副极其活跃的消化系统,有时候,整个办公室都会充斥着——该怎么形容呢?——刺鼻的香气。但我从未因此而苦恼过,我觉得这种气味至少可以让我的销售团队保持清醒和警觉。

接下来是琳妮,一只亮黄色的拉布拉多寻回犬。她可是个“自来熟”,只要有人给她点好脸色,她就会马上停下来,卧倒在地,然后翻个身,亮出自己的肚子让人抚摸。有一次,我们在机场的贵宾候机室遇到了电影明星彼得·福克,他竟然跪在地毯上,给她抓痒足足有十分钟之久。最后,福克一边笑,一边用沙哑的嗓音说道:“亲爱的琳妮,我可不能整个晚上都陪着你啊。”琳妮仿佛具有第六感一样,可以在一群人中,迅速找出那个最迫切希望获得关注的人。琳妮随和的性格让她成为了一名好伙伴,但遗憾的是,由于蜱虫叮咬,她感染了莱姆病,不得不提前结束自己的导盲犬生涯。1999年,琳妮正式退休,而这仅仅是她担任导盲犬的第三年。虽然她无法再成为一只导盲犬,但我和卡伦还是决定继续让她住在家里,因此,即使退休了,她仍然是我们家庭中的一份子。

琳妮退休后的6个月里,我没有继续申请导盲犬,而是改用盲杖,往来于新泽西和纽约之间。纽约的人行道上总是拥挤不堪,人们来去匆匆,却很少留意身边的事物,因此我的盲杖总是被折断。

1999年11月,当我觉得自己再也无法承受40美元一支的盲杖时,我再次来到圣拉斐尔导盲犬基地。在同一间办公室里,我等待着新伙伴的到来。虽然这已经是我第五次来到这里,但我的心情依然像35年前第一次来时一样,既兴奋又紧张。这种感觉就像结婚进行曲已经奏响,新郎穿着晚礼服站在礼堂前,等待新娘入场时的心情十分相似。从此以后,他的生活将会彻底改变;从此以后,他将不再孤单。

当我的新任导盲犬罗塞尔走进办公室时,她显得有些爱管闲事。她先是走向我,把我全身嗅了个遍,然后开始侦查起整间屋子。“叫她的名字,看看她会不会听话,”教练建议道。我这样做了,此时罗塞尔才慢吞吞地转过身,悠哉游哉地走向我,并在我身边坐了下来。我把她带回房间,和她玩耍起来,长时间的相处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又近了一步。很快,我就发现了罗塞尔的双重性格。在工作时,她会显得异常冷静;可一旦卸下背带,她就会立刻变成一个小淘气鬼。她喜欢将我的袜子偷走并藏起来,当然,她从不会将袜子咬破。我还注意到,她睡觉时会像灰熊一样打鼾。

罗塞尔幼犬时候的领养人是泰德·斯特恩和凯·斯特恩,他们是一对住在加州圣巴巴拉市的退休夫妇。罗塞尔刚到他们家时,还只是个4个月大、金黄色的小毛球,一进家门,她便眨着顽皮的眼睛四处张望。在接下来的10个月中,斯特恩一家对她进行了各种家庭适应训练,并尽可能多地让她熟悉各种生活环境,其中就包括在圣诞节造访纽约。罗塞尔对忙乱的都市生活显得十分适应,无论是繁忙的餐厅,还是喧闹的地铁,抑或是拥挤的人行道,罗塞尔都可以应付自如。

凯对于罗塞尔调皮的天性印象深刻,她回忆道:“罗塞尔喜欢从衣柜里偷拖鞋,然后叼着它满屋子乱跑;捉迷藏也是她喜欢的游戏之一。有时候,她会假装不记得自己接受过的训练,测试一下你能够容忍她的小把戏到什么程度。总的来说,她是一只非常聪明的小狗。”哦,对了,斯特恩夫妇还报告了罗塞尔打鼾的习惯——尤其是在教堂里。

我们回到家后,罗塞尔立刻与琳妮成为了好朋友。每当我在家中工作得有些累了,希望休息一会儿时,我就会拿出一根拴着骨头的绳子,开始一场拔河比赛。罗塞尔和琳妮会拽着我满屋子乱跑,把我甩到墙上。这就好像一场弹力球比赛,只不过我是那个球而已。

来到家两天后,罗塞尔便开始了她的导盲犬工作,她和我一起来到世贸中心。在最初的几天里,我们会花上很多时间去探索世贸中心的走廊、大厅,以及各种地下商场,因为我希望她尽可能熟悉整个建筑群。要知道,在像双子塔这样狭小的空间内工作,很容易出现各种意外,所以我想让罗塞尔做到有备无患。就这样,我们组成了一个团队,随时准备展开新的探险。

但是,即使我准备得再周全,也难以想象会遇到“9·11”这样的事件,这一次,探险的代价似乎有些太高了。

我一进入2号紧急通道,便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这种气味让我想起了童子军夏令营里面的煤油灯,只不过,这一次的气味更加刺鼻。我不禁猜想,这到底是什么味道呢?罗塞尔一定也闻到了,但是她没有任何表示。

我、戴维和罗塞尔一直沿着楼梯向下走。紧急通道里面的温度很舒服,既不太冷,也不太热。供电系统仍然完好,空气也足够呼吸。但是这个味道……

突然,我产生了一个想法。作为销售员,我不得不全世界乱跑,因此去过无数个飞机场。我熟悉这种味道,我在飞机跑道上总能闻到它,绝对没错,这是飞机燃油的味道。

虽然我什么都没有说,但在脑海中却出现了一个疑问:难道是一架飞机撞上了双子塔?第四章倾听咖啡桌

我怀疑是否有人能够像我一样,

有如此敏锐的听觉,

可以听到那微妙的天籁与地籁,

你是否听到了树枝在风中的低诉,

你是否听到了大地在呼吸?——凯特·肖邦

紧急通道里并不拥挤,每个人都既安静又专注,一心只想离开世贸中心,并没有人惊慌失措。

楼梯两旁都有扶手,右侧的扶手直接与水泥墙相连,左侧则由栏杆支撑。扶手都是金属质地的,即使在夏天,摸起来也能感觉到些许凉意。我右手扶着楼梯扶手,左手握着罗塞尔的牵引绳,引导着她与我保持步调一致。戴维走在我们前面。紧急通道大概1.4米宽,可以让两个人并排而行,楼梯拐角处则比其他地方稍窄30厘米。我和罗塞尔沿着楼梯一路向下,有时从左侧超越前面的人,有时则被人从左侧超越。虽然每个人都急于离开世贸中心,但却始终保持着秩序。

每一个楼层都有19级台阶,上半部分为10级,紧接着是个180度大转弯的平台,然后是另外9级台阶。平常我是不会数台阶的,这是导盲犬的工作,每当来到楼梯顶部或底部时,它都会停止前进,好让我有所准备。但这次是个例外,我需要找点事情来做。

此刻,我不仅在数着楼梯,同时也在留意着周围的变化。大量的肾上腺素让我所有的感官都保持着警觉。我一边走,一边倾听大楼里最细微的声音,这些声音仿佛在向我讲述一个故事,而我绝不想错过它。

另一个故事则是由那些听不到的声音讲述的。没有更多的爆炸声,没有火警的警报声,也没有大楼广播系统发出的紧急通知,一路上甚至没遇到应急小组告诉我们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当然也没有人打手机,虽然在当今社会,手机已经相当普遍,甚至成为了一种文化,但在这个由钢筋混凝土铸成的紧急通道里,却无法接收到手机信号。因此,所有人都在紧急通道里默默地前行。

没有手机信号就意味着无法同外界取得联系,我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黑洞之中,对于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毫不知情。现在,我们的全部世界只剩下楼梯,10级,转弯,9级,然后重复,再重复。

一切都显得那么不真实。我简直不敢相信,刚才自己还在办公室里准备今天的会议,几分钟后,却已经在逃生的路上了。每当我感到不安时,就会聆听罗塞尔的脚步声。她脚掌上的肉垫就像一个缓冲器,再加上指甲已经被剪短,因此一般人很难听到她的脚步声。但我却可以,我甚至还能听到她的喘气声,虽然我们刚刚进入紧急通道,但罗塞尔已经开始大口喘气了。当然,这不是因为温度过热引起的,此时紧急通道里的温度相当舒适,她之所以会大口喘气,是由于精神高度紧张,专注于工作的结果。

人类可以通过排汗降低自身的温度,但犬科动物却不同,它们的汗腺是在脚掌和耳朵上,因此降温效果根本无法与人类相比。它们超常的嗅觉使得鼻腔部位血管密布、神经发达,血液循环很容易导致机体温度升高,所以它们找到了一种与人类完全不同的降温方法:通过挥发舌头表面的水分降低温度。罗塞尔并不紧张,只是有一点点热罢了。她已经将身体调整到了最佳状态,信心满满地引导着我前行。

燃油的气味越来越浓了。刚开始闻到它时,我就觉得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预示着危险即将来临。而现在,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刺鼻的气体从我的喉咙进入肺部,我咽了一口气,感觉就像喝下一管煤油。我的眼睛也开始灼热起来。罗塞尔的喘气声更大了,她一定也感觉到了。

在2号紧急通道中闻到如此强烈的燃油味是有原因的。当波音767飞机撞上我们的大楼时,它大概携带了1万加仑的燃油,其中绝大部分是在翼舱里。飞机从北面撞入大楼,将几个楼层夷为平地,同时沿途洒下无数的飞机燃油。这些燃油被高温升华为气体,漂浮在空气中,最终产生了巨大的爆炸。引起爆炸的原因很多,如“飞机冲进大楼时由于摩擦产生的高温,钢筋碰撞迸出的火花,飞机引擎的热量,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北塔里众多电线的短路……爆炸产生的威力如此巨大,以至于飞机的零件被远远抛出大楼的另一面。爆炸之后,世贸中心附近街道上的行人困惑地看着一个圆柱形金属物,很久之后他们才意识到这是一个飞机引擎。”

虽然爆炸的威力巨大,但飞机的燃油并未完全耗尽,剩下的燃油以100英里的时速被泼洒出来,渗透到楼下几层,办公室、电梯、紧急通道里都覆盖了一层燃油,窗帘、地毯等物品也仿佛灯芯一般,浸满了这些液体。

浓重的燃油气味漂浮在空气中,从通风设备进入整座大楼,因此,在紧急通道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闻到它。我是第一个大声说出来的人,“我觉得这个气味是飞机燃油,也许是一架飞机撞上我们的大楼了。”

然后,周围的人便开始讨论起来。我们猜测可能是出现了空中撞机,致使一架飞机冲进了世贸中心。但这仅仅是猜测而已。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纽约的摩天大楼第一次被飞机撞上了。1954年,一架B-25轰炸机就曾撞到过帝国大厦。那时,帝国大厦还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物。轰炸机的飞行员是一名执行过上百次飞行任务的老手,但却在大雾中迷失了方向,驾驶着飞机,以200英里的时速撞到帝国大厦的79层上。幸运的是,那天刚好是周六早晨,帝国大厦里没有几个人。但仍有14人不幸遇难,其中就包括飞行员和2名乘客。轰炸机在帝国大厦上留下了一个5.5×6平方米的豁口,以及巨大的爆炸,使整个79层化为一片火海。

与我们一样,侥幸保住性命的人们通过紧急通道逃出了帝国大厦,其中许多人甚至徒步走了七十多层。同时,急救人员也使用了仍在运行的电梯进行人员疏散。在这场灾难中还诞生了一个传奇故事,贝蒂·卢·奥利弗是帝国大厦的电梯操作员,她在爆炸中被抛出电梯,严重烧伤。急救人员马上对她实施了抢救,并让她乘坐另一台电梯下楼,急救车就等在门口。然而,爆炸破坏了电梯的缆绳,使得电梯直降1000英尺,重重摔到帝国大厦的地下室里。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贝蒂竟然奇迹般地幸存下来,并最终被急救人员从废墟中救出。

帝国大厦从撞击与火灾中幸存下来,时至今日,这座雄伟的建筑物仍然屹立在纽约,但是世贸中心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我很确信,北塔上的豁口绝不只是5.5×6平方米。

为什么会有一架飞机撞上我们?怎么会发生这种事?9月11日清晨的暴风雨早已过去,在这个晴朗的秋日里,能见度极高,再加上现代的通讯设备和空中交通管制,飞机甚至不可能接近世贸中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我们沿着楼梯一路前行时,第一次爆炸产生的回响仍然萦绕在紧急通道中。现在,这里的人越聚越多,平时我走楼梯时能够听到的回声,也随之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这个被钢筋混凝土包裹着的空间,就是我们的小小世界。虽然每一个人都保持着高度警觉,但在这个茧一样的世界中,一切都显得平淡无奇,我们仿佛被催眠一般,无意识地向前行进,10级,转弯,9级,重复,再重复。

在我的一生中,通过紧急通道逃生的情况十分罕见,但像这样仅仅是沿着楼梯下楼,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与之相比,骑自行车可就困难多了。在我6岁那年的夏天,洛维克一家成为我的新邻居,他们就住在街道对面。很快,我就和他们家的小女儿辛迪·洛维克成为了朋友。辛迪有一辆成人自行车,经常骑着它在略显荒凉的帕姆代尔小镇中穿行。

一天,她突发奇想,提议让我也骑一下自行车。对于她的提议,我丝毫没有犹豫。在接连摔了几次后,我很快就学会了如何使两轮自行车保持平衡。

等我完全掌握了自行车的平衡后,如何躲避各种障碍物就成了最棘手的难题,而此时,我在骑儿童脚踏车时学会的小把戏就有了用武之地。既然当年我可以“听”到咖啡桌,那么如今我也一样可以“听”到路边停靠的汽车和其他障碍物。“你应该像蝙蝠一样,嘴里不断发出咔嗒声,然后注意接收它的回音,”我的哥哥埃勒里如是说。当然,这种方法对我毫不奏效。不过,橡胶车胎与地面摩擦会发出声响,当遇到障碍物时,这种声响就会产生细微的变化。因此,在没有视力的情况下,我也一样可以骑着自行车,准确地躲开障碍物。从没有人教过我回声定位,我可算得上是自学成才了。

我的父母总是鼓励我要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到外面去玩耍,他们从来不阻止我去尝试新鲜事物。我刚刚学会骑自行车,他们就给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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