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惠丰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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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史话试读：
总序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历史的古老国度，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探寻、创造的脚步。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轻若烟雾、薄如蝉翼的素纱衣向世人昭示着古人在丝绸纺织、制作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敦煌莫高窟近五百个洞窟中的两千多尊彩塑雕像和大量的彩绘壁画又向世人显示了古人在雕塑和绘画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还有青铜器、唐三彩、园林建筑、宫殿建筑，以及书法、诗歌、茶道、中医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无不向世人展示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灿烂与辉煌，展示了中国这一古老国度的魅力与绚烂。这是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位炎黄子孙珍视。
历史不会永远眷顾任何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当世界进入近代之时，曾经一千多年雄踞世界发展高峰的古老中国，从巅峰跌落。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打破了清帝国“天朝上国”的迷梦，从此中国沦为被列强宰割的羔羊。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使中国大量的白银外流，更使中国的领土一步步被列强侵占，国库亏空，民不聊生。东方古国曾经拥有的辉煌，也随着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而烟消云散，中国一步步堕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不甘屈服的中国人民也由此开始了救国救民、富国图强的抗争之路。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太平天国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屡败屡战，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一道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倒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从此饱受屈辱与蹂躏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古老的中国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摆脱了任人宰割与欺侮的历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每一位中华儿女应当了解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也应当牢记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民族屈辱的历史。
当我们步入全球化大潮的21世纪，信息技术革命迅猛发展，地区之间的交流壁垒被互联网之类的新兴交流工具所打破，世界的多元性展示在世人面前。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两种以上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但不可否认的是，近些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西方文化扑面而来，有些人唯西方为时尚，把民族的传统丢在一边。大批年轻人甚至比西方人还热衷于圣诞节、情人节与洋快餐，对我国各民族的重大节日以及中国历史的基本知识却茫然无知，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复兴大业中的重大忧患。
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中华民族之所以历数千年而不分离，根基就在于五千年来一脉相传的中华文明。如果丢弃了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任凭外来文化随意浸染，很难设想13亿中国人到哪里去寻找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大力弘扬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民族自尊意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任重而道远的事业。
当前，我国进入了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和来自各方的新挑战，全党和全国人民都需要学习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道德基础，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保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社会科学研究的机构，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我们在编写出版《中华文明史话》与《百年中国史话》的基础上，组织院内外各研究领域的专家，融合近年来的最新研究，编辑出版大型历史知识系列丛书——《中国史话》，其目的就在于为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一套较为完整、准确地介绍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普及类系列丛书，从而使生活在信息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能够了解自己祖先的历史，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流中由知己到知彼，善于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中国与世界各国愈来愈深的文化交融中，保持自己的本色与特色，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永远发扬下去。《中国史话》系列丛书首批计200种，每种10万字左右，主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哲学、艺术、科技、饮食、服饰、交通、建筑等各个方面介绍了从古至今数千年来中华文明发展和变迁的历史。这些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华五千年文化的辉煌，展现了先民的智慧与创造精神，而且展现了中国人民的不屈与抗争精神。我们衷心地希望这套普及历史知识的丛书对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发挥应有的作用，鼓舞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断阔步前进，为我们祖国美好的未来贡献更大的力量。2011年4月
出版说明
自古至今，始终坚持不懈地从漫长的文明进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从而培植广阔的历史视野，并具有浓厚的历史意识，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独有的鲜明特征，中华民族亦因此而以悠久的“重史”传统著称于世。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独一无二、系统完备的“二十四史”即证明了这一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史知识普及工作被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主持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组织编写的《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成为“大家小书”的典范，而后两套历史知识普及丛书正是《中国史话》之缘起。
2010年年初，为切实贯彻中央关于“做好历史知识普及工作”的指示精神，同时也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对《中华文明史话》和《百年中国史话》两套丛书的内容进行了修订和增补，重新设计框架，以“中国史话”为丛书名出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亲任《中国史话》一期编委会主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武寅任编委会副主任。正是有了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和诸多学术名家的积极参与，《中国史话》一期200种图书得以顺利出版，并广受好评。《中国史话》丛书的诞生，为历史知识普及传播途径的发展成熟，提供了一种卓具新意的形式。这种形式具有以通俗表述、适中篇幅和专题形式展现可靠历史知识的特征。通俗、可靠、适中、专题，是史话作品缺一不可的要素，也是区别于其他所有研究专著、稗官野史、小说演义类历史读物的独有特征。
囿于当时条件，《中国史话》一期的出版形式不尽如人意，其内容更有可以拓展的广阔空间，为此2013年4月我们启动了《中国史话》二期出版工作。《中国史话》二期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大系列，拟对中国各区域、各行业、各民族等的发展历史予以全方位介绍。我们并将在适当时机，启动《世界史话》的出版工作。史话总规模将达数千种。
我们愿携手海内外专家学者，将《中国史话》《世界史话》打造成以现代意识展现全部人类历史和人类文明，集学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万有文库”；并将承载如此丰厚内容的史话体写作与出版努力锻造成新时期独具特色的出版形态。
希望史话丛书能在形塑民族历史记忆、汲取人类文明精华、培育现代国民方面有所贡献，并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史话编辑部2014年6月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自1949年9月成立以来，人民政协为建立新中国，为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经过长期的发展，人民政协已经成为以宪法、政协章程和相关政策为依据，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基本政治制度为保障，在我国政治体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政治组织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点。
人民政协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政党理论和民主政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伟大成果。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根据1945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重庆谈判签订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为了讨论和平建国方案等重大问题，1946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重庆，就召开过有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以爱国民主、反对独裁为共同目的，与民主政团同盟结成了协调行动的统一战线，努力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宪法草案、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中国共产党当时确曾希望落实这些协议，通过建立联合政府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的问题。但蒋介石坚持独裁统治，企图通过武力消灭共产党，发动了内战，迫使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最终通过武装斗争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然而，虽然政协协议没能实现，但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各政党协商国是的一种政治形式却在人民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1948年4月30日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在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举行，并为了区别于1945年在重庆召开的“旧政协”，将9月召开的新政协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考察从旧政协到新政协乃至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历史，与中国共产党推动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有着密切关系。从大的历史轨迹来看，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了绵延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统治秩序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就不可阻挡地开始向现代社会演进，其中政治演进的基本轨迹就是从封建专制转向人民民主。但是，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个演进在中国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在推翻封建帝制步入现代政治进程的起始阶段，议会民主就遭到了扼杀，接着很快从军阀割据演变成为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代表的两大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角逐。并且由于这两大势力的截然对立，这种角逐很快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从而驱使中国所有的政治力量别无选择地发生两极分化，或者聚集在国民党的周围反对共产党，或者与共产党结成统一战线反对国民党，最终中国共产党联合广大的同盟军，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认为中国人民从中国革命的经历中取得的一条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毛泽东的这段话表明，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发展而来的。由于中国进入近现代后逐渐演变出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阶级结构，就是先进的工人阶级和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占少数，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及其政党要想战胜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团结广大的中间力量，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就使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中获得了极大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
追溯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统一战线的足迹，早在其创立后的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决定同国民党搞“党外合作”。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在正确估计孙中山的革命立场和国民党改组可能性的基础上，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用“党内合作”的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形成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并取得了对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胜利。但到了1927年，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惧怕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侵害其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发动“清党”，用屠刀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导致国共合作破裂，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退出了革命营垒。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但仍坚持了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直到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导致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积极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不仅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而且包括了抗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依靠这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就是在抗日战争刚刚取得胜利，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命运和前途选择之际，一些希望和平民主的民主党派纷纷成立，中国共产党也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提出了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的和平建国方针，提议国民政府立即召开多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会议，商讨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等事宜。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则在美国支持下，拼力强占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企图通过消灭人民革命力量维持其一党独裁统治。但迫于当时广大中国人民和世界舆论的反对，同时也由于立即发动全面内战尚需要时间准备，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和平谈判。1945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应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电邀，到重庆与国民党的代表王世杰谈判。周恩来提出了召开“党派会议”的协定草案，王世杰不同意用“党派会议”的名称，主张用“政治咨询会议”，经过讨论双方同意召开有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这就是“政治协商会议”名称的由来。之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经过43天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决定“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方代表共38人在重庆正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达成了五项协议。但随后由于蒋介石国民党不愿意放弃独裁统治，违背政协协议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并发动全面内战，导致中国共产党领导进行了一场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同时建立了一个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及一切爱国进步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胜利，1949年9月人民政协成立，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最终在组织上完全形成，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
在1949年9月一届政协全体会议召开前向政协代表作的报告中，周恩来曾明确提出：政治协商是新中国新民主的一个特点。政协是各党派的联合，是吸纳一切进步阶级阶层和各方面代表的统一战线组织，又是“同政府协议事情的机构”，国家大政方针要经过人民政协进行协商。人民政协产生的历史实践表明，政协一成立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既是统一战线组织，又是政治协商机构，是统一战线组织与人民民主形式的有机结合。人民政协这种“民主协商机构和统一战线组织”相统一的特点，是在中国革命独特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是其他国家包括一些也曾设有统一战线组织的社会主义国家所没有的。因此可以说，人民政协“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鲜明特点”。
正是因为人民政协具有这样一种最广泛的团结民主的特点，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能够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产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完成协商建国的历史伟业。在新中国成立、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机构、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推进各项社会改革，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动各种社会力量为实现国家总任务而奋斗，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适应国家工作重点转移、社会阶级状况变化，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新时期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八字方针发展为十六字方针，即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推动把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作用载入宪法。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又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确立为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通过修改宪法明确这一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进一步明确了人民政协的性质、主题和主要职能。2006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等文件，为新世纪新阶段人民政协事业发展提供理论基础、政策依据、制度保障，着力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工作，进一步加强对人民政协的领导，相继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颁布实施《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对推进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讲话中明确指出：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要发挥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这是对政协性质定位及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作用的进一步确定。
回顾人民政协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人民政协植根于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于近代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斗争，发展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辉实践，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力量。人民政协成立以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凝聚共识、汇集力量，为巩固和发展我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促进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可以相信，在今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人民政协必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
一 建立新中国时期的人民政协
1 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发起
1945年，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但是，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2月，国共和谈完全破裂。国民党对民主运动的镇压和对民主人士的迫害日益加剧。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和安排下，从1946年下半年起，一部分民主人士、文化界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陆续撤到香港，并以香港为基地继续开展工作。
1947年6月，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经济日益破败；另一方面，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解放区土地改革深入进行，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国民党独裁政府即将彻底垮台，全国范围内新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口号共23条。在第4条中，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在第5条中，中共中央正式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极大鼓舞了为夺取新政权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民主人士。5月1日至2日，各民主党派驻香港机构连续两天开展座谈讨论，12位民主党派领袖在发言中指出：中共“五一”口号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的诚意，应在海内外立即发起新政协运动，号召人民起来拥护新政协。随后，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连续召开座谈会，发表演讲，响应中央号召。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从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先例。……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并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此时民主建国会总部尚在上海，得悉香港各民主党派这一响应后，即秘密举行常务理事会，一致决议赞成“五一”口号，并指定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向中国共产党驻港负责人表明民建已响应“五一”口号。
6月4日，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提出：“我们愿意表示对这一提议的热烈赞同”，“新的政协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会翻开灿烂的一页，进一步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属于人民的新国家”。在港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孔德祉、郑坤廉等232人也联名发表宣言，高度称赞“五一”口号“深深地反映了全国人民和全体妇女的要求”，并代表妇女界表示：“坚决地加紧团结，配合一切民主力量，争取人民的全面胜利，粉碎反动集团的残余力量，来实现‘迅速召开新政协’的口号！”随即，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推进新政协召开为中心内容，举行各种座谈会、演讲会，展开群众性的宣传活动。
5月至6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人民救国会、在港各界爱国人士、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留港理事、留港妇女界、国外华侨团体、第六次劳动大会等，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在上海已转入地下斗争的民主建国会授权在香港的常务理事，向中国共产党表明民建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
爱国华侨也纷纷表示拥护“五一”口号。5月初，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主席，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表示希望早日召开新政协，建立联合政府，以解除人民痛苦，保障华侨权益。马来亚（马来西亚）吉灵丹州和霹雳州侨团分别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5月中旬，马来亚槟榔屿等地70余侨团百余名代表召开联合会议，代表有组织的侨胞十万余人，一致通过否认蒋介石为中国总统和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的决议。暹罗（泰国）华侨、旅法参战华工总会、加拿大华侨、古巴华侨等均分别致电中共中央及毛主席，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
对各方面的热烈响应，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按照“军事南下，政治北上”的战略目标，1948年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电复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电文中说：“……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自此，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当时的重大政治任务。
2 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
当时许多城市仍未解放，如何排除各种艰难险阻，平安顺利地将解放区以外的民主人士接到解放区，保证新政协胜利召开就成为一项非常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鉴于当时应邀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民主人士代表大部分都在上海、香港等地，中共中央在香港设立香港分局，隶属于中共上海局。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组织接送民主人士的工作。
从1948年8月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和华侨的代表性人士，应中共中央邀请，从全国各地及海外陆续进入解放区。当时，战略决战尚未进行，华北、东北的一些城市还没有解放。解放区接待民主人士的地点，主要是东北的哈尔滨和河北省平山县城南李家庄。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的路线主要有三条：第一条是从香港乘船经大连转到哈尔滨，由中共中央东北局负责接待；第二条是从上海秘密到苏北或山东，然后转石家庄到李家庄；第三条是由北平、天津转石家庄到李家庄。也有一些民主人士是经过其他路线进入解放区的。
至9月底，已经到达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已经到达李家庄的民主人士有符定一、吴晗、刘清扬、周建人、韩兆鹗等。到1949年1月，李济深、马叙伦、郭沫若、彭泽民、李德全、章乃器、沙千里、茅盾等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翦伯赞、楚图南、田汉、胡愈之、费孝通等陆续到达李家庄。这些民主人士到达解放区后，受到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
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为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于1948年8月由美国绕道苏联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但不幸的是，9月1日，因轮船中途起火不幸罹难，其夫人李德全带着他的骨灰于10月回到哈尔滨，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
1948年10月初，中共中央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组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任命李维汉为部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同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周建人等商讨，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报送中共中央。这个草案的内容包括：新政协召集问题，新政协人选问题，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问题，新政协准备讨论的事项等。
高岗、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与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王绍鏊、朱学范、高崇民、李德全等多次进行商谈，并于11月25日形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就新政治协商筹备会议的组成、任务、代表数目和人选及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参加范围、组成单位、应讨论或实现的问题等有关内容达成一致，拟定在哈尔滨召开新政治协商筹备会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具体时间、地点由筹备会议决定。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进行，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则陷入军事、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惩办战争罪犯等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和平谈判。并强调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中共中央决定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毛泽东主席向全会作了重要报告。全会通过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协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民主人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3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负责同志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到达北平。北平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各界代表、各党政军机关负责同志及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均前往西苑机场欢迎。6月11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预备会议在香山毛泽东住处召开。会议商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单位及代表，并确定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人选。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选出常务委员21人。图为常务委员合影，左起：谭平山、周恩来、章伯钧、黄炎培、林伯渠、朱德、马寅初、蔡畅、毛泽东、张奚若、陈叔通、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李济深、李立三、蔡廷锴、陈嘉庚、乌兰夫、沈雁冰。
为完成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必要准备工作，顺利组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筹备会的中心任务是：商决并邀请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和代表；决定新政治协商会议开会的时间、地点及议程；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草案；制定共同纲领草案；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方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担任会议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产业界民主人士陈叔通、海外华侨民主人士陈嘉庚先后发表讲话。毛泽东在会议讲话中指出：“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共23个单位134人。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进行了五天。会议一致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并根据这个条例选出2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负责日常工作。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常务委员会下设六个小组，第一小组由李维汉任组长，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代表名额；第二小组由谭平山任组长，负责起草新政协组织法；第三小组由周恩来任组长，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第四小组由董必武任组长，负责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五小组由郭沫若任组长，负责起草新政协会议宣言；第六小组由马叙伦任组长，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以后，常务委员会及各工作小组进行了大量复杂艰巨的工作，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以及组织上的坚实基础。负责拟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后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的是第一小组，由李维汉担任组长，章伯钧担任副组长，组员有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等。第一小组成立后，即在过去酝酿协商的基础上，草拟出《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规定草案在小组内协商一致通过后，又送给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及各位委员进行讨论修订。
1949年6月19日，规定草案提交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获通过。李维汉代表第一小组在会上作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的报告。根据规定，增加了许多新成立的全国性的人民团体，如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等，也相应增加了代表名额。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共45个，代表名额为510人，另外还设了一个“特别邀请人士”，其代表资格、名额及人选由常务委员会另行协议。对于代表名额分配，李维汉在作说明时说：“考虑到将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规模，考虑到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各单位的代表性，我们觉得应该在分配代表的时候强调‘各单位的代表性’而不强调‘各单位的代表人数’。”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以后，筹备会第一小组的工作即告完成。根据会议通过的规定，促成工商、教育、社会科学等方面团体的筹备，协商各单位的代表名单，就成为筹备会的重点工作之一。
当时，有些同志看到民主人士和起义将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有些想不通，说：“人家大米加猪肉，又住北京饭店；我们是青菜加小米，住小房子。”又说：“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毛主席听了这些议论说：“这些人必须合作，必须住饭店，必须敲锣打鼓欢迎，因为这样对中国人民有利。有些代表性人物，我们不能代表。人民政协会一定要有各方面人物，不然就是开党代表会议了。必须学会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生活，共同工作，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长期工作，是可能进步的。”
为了帮助参加会议的代表全面了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人选的协商情况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的情况，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同志向已到达北平参加政协会议的代表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关于人民政协的名称，周恩来同志说：“应该说明政协这个名称有一个改变。原来叫作新政治协商会议，在第一次筹备会全体会议中也这样叫过。后来经过新政协组织法起草小组的讨论，觉得新政协和旧政协这两个名称的分别不够明确，便改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同意这个修改意见，将来还要经过筹备会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决定。”
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召开。周恩来代表常务委员会作关于筹备工作的报告。会议批准了常务委员会的筹备工作报告，基本通过常委会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并授权常委会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审议。会议同意原担任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定国旗、国歌、国徽两项工作的第五小组和第六小组直接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提出报告。会议还通过了常委会提出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授权常委会决定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日期，并负责召集。这次会议正式决定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0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委会举行第8次会议，决定于9月2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通过了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议事日程，修改通过了第一届全体会议的议事规则（草案）。至此，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筹备工作基本完成。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市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开幕式。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党派代表、区域代表、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体代表共45个单位以及特别邀请人士，共有正式代表、候补代表及特邀代表662名。其中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还有特别邀请人士75人。
与会的民主党派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11个党派，无党派人士也作为一个团体单独列出。大会特别邀请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影响的代表人物。特邀代表中还有前清翰林、老同盟会会员，以及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前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军队起义将领等。这样的代表阵容，不仅表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完全被孤立，更显示了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斗争中，由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组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伟大力量，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空前发展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中国民主同盟代表费孝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现在全国解放了，建立了新国家，共产党能实现什么样的民主？……当政协会一开，给了我耳目全新的感觉。在会场上我看见很多人，有穿制服的，穿工装的，穿短衫的，穿旗袍的，穿西服的，穿长袍的，甚至还有一位戴瓜皮帽的。这些一看就知道是身份不同的人物，能够聚在一起开会，讨论建国大事，对我来说真是平生第一次遇到。……我满载而归，有如获得新生。”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幕并致开幕词。毛泽东同志在开幕词中论述了这次会议的历史任务。他说：“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刘少奇、特别邀请代表宋庆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代表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张澜、解放区代表高岗、中国人民解放军代表陈毅、中国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李立三、特别邀请新疆代表赛福鼎、特别邀请代表张治中、特别邀请代表程潜、国外华侨民主人士代表司徒美堂相继发表讲话。
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议上发表讲话，郑重表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及其发展和巩固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继续举行。筹备会代理秘书长林伯渠作《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筹备会第二小组组长谭平山作《关于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的报告》；筹备会第四小组组长董必武作《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筹备会第三小组组长周恩来作《关于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经过及其特点的报告》。为纪念在经香港到北平出席会议的途中，在香港被国民党暗杀的人民政协代表杨杰，当天，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临时动议，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的家属，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杨杰将军被国民党匪帮暗杀致电吊唁。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当天，会议还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项决议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29日，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体委员名额；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通过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关于代表提案的审查报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于晚间会议决定：全国机关、党校、工厂、部队除因执行不能休假的任务必须照常工作者外，一律于10月1日、2日、3日放假三天，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选举产生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后，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会议还通过了《慰问中国人民解放军电》，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名义，向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及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和战斗员发出慰问电；通过了“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和纪念碑碑文。会议结束时，朱德同志致闭幕词，他庄严宣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工作已经胜利完成，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召开，宣告了旧中国的永远灭亡和新中国的伟大诞生，标志着中国历史已经进入一个完全的新时代——人民民主时代。在全世界进步人类为世界和平民主事业与人类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伟大斗争中，被奴役被压迫的中国人民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国家主人。
4 通过代行宪法的《共同纲领》
起草和制定一部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接受和遵守的共同纲领，是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是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负责《共同纲领》起草工作的第三工作小组由周恩来任组长，许德珩任副组长。
1949年6月1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第三小组会议。他指出：“我们小组负责起草共同纲领，任务繁重”，“很紧迫，必须加紧工作”。会议决定：小组成员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等五个方面，分别起草纲领的具体条文，以供起草人参考。《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十分令人关注。不少人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各个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作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政策等重大问题，不清楚或不完全清楚。为此，中共中央把《共同纲领》的起草工作，作为一项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工作，本着团结教育的方针，耐心细致地帮助各方面了解党的政策，宣传党的主张。同时，也认真考虑和虚心接受他们的正确意见和合理诉求，不断夯实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
早在1940年初，毛泽东就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初步指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国体即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为“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即国家政权组织形式。毛泽东提出：“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1944年中国共产党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并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明确提出“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的主张。1948年9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我们采用民主集中制度的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在中国采取民主集中制是很合适的，不必搞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和三权鼎立等。1949年6月30日，在《共同纲领》起草的过程中，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进一步解释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性质和基本政策。“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四个阶级联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特质。这个特质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广泛认同。
政党制度也是《共同纲领》的重要内容。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中国共产党与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方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种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中产生出来的、适合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需要的新型政党制度，在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共同纲领》对国家的结构形式也有创新，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到底是搞联邦，还是搞统一共和国、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并向党内征询意见。经过论证，各方面普遍赞同新中国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实行联邦制。《共同纲领》初稿完成以后，除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单位自己讨论外，先后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由相继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六百人分组讨论了两次，第三小组组内讨论了三次，筹备会常委会讨论了两次。并在广泛吸收各方面的意见后，将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1949年9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第二天，最后一项会议议程是周恩来同志报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的经过和纲领的特点。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会议代表一致起立，用雷鸣般的掌声表达了他们的共同心愿。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共同纲领》成为规范和衡量全国一切党派、团体、个人的行为活动的共同准则。基于这一点，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完全遵守《共同纲领》的一切规定，并号召全国人民为彻底实现这一纲领而奋斗。《共同纲领》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权制度。与此同时，《共同纲领》还总括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它的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它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的国家结构形式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和在单一制国家中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些制度完整、系统地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规定了国家的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并通过宪法之前，《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5 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负责草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后定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第四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广泛交换意见后，推举出以张志让为召集人的七人委员会准备讨论提纲。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了提纲起草委员会提出的《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就新中国的国家名称和性质、政府组织的基本原则、最高政权机关的产生办法以及人民政府委员会、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隶属关系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讨论，并推举董必武、张奚若、阎宝航、王昆仑、张志让五人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草案起草委员会先后开会三次，并征询了钱端升、王之相、邓初民等专家的意见，形成草案初稿，在第四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后，提交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审议。1949年8月26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指定董必武、黄炎培、马叙伦、张奚若、李立三对初步草案进行研究修改后，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再作审议修改。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
在1949年9月22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董必武作了《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的报告》。《报告》对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了补充说明：关于国家名称问题，过去许多人在文章或演讲中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后来又有人提出“中华人民民主国”，但是在讨论过程中，张奚若先生认为都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及爱国民主分子，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董必武指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设主席、副主席而不设主席团，也不设常务委员会。日常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领导办公厅人员处理。政务院下设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民监察四个委员会，分别联系与指导与其工作有关的各部门工作。各部门的工作受双重领导，一方面受政务院的领导，另一方面又受其所隶属的指导委员会的领导。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共6章31条。总纲明确规定，在普选的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并付之以行使国家权力的职权。中央人民政府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辖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还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选举主席1人、副主席6人、委员56人，并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互选秘书长1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行使国家权力。《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还对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政务院）、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及国家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最高检察机关（最高人民检察署）的组成、职责以及各自所属机构的设立等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
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规定》确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的候选名单，经参加本届全体会议各单位协商，由主席团提交全体会议以无记名联记投票的方法选举。同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办法》。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继续举行。当天会议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选举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刘少奇、李立三、沙千里、梁希、盛丕华担任会议执行主席。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选举办法》，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由主席团经连日慎重协商后提出候选名单，由全体代表用无记名联记投票的办法选举产生。会议执行主席担任选举总监督，另由主席团指定60人监票。此次会议有选举权的代表共578人，但因海外华侨代表有2个名额没有补足，所以实际投票代表576人。选举开始时，由执行主席清点人数后照数发票。主席台旁设票箱9个，投票之前由执行主席验看加锁。在投票者分批投票入箱后，执行主席当众开启票箱，核对票数无误，即将选票交监票人分20组同时进行开票。开票结果表明投票者无一人弃权，亦无一张废票。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署长。会议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施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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