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加泰罗尼亚致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英）乔治·奥威尔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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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试读：

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圣经·旧约》箴言26：4-5Part One你知道，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的吗初到巴塞罗那

加入民兵营的前一天，我在列宁营里的办公桌前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意大利民兵。

他二十五六岁的样子，浅棕色的头发，相貌粗犷，肩膀宽厚而有力，头戴一顶革质的鸭舌帽，帽檐斜挂下来几乎遮住了半边脸。他侧身对着我，弓着腰低头盯着桌子上不知是哪位长官打开的一张地图，双眉紧蹙，下巴几乎贴到了胸前。显然，他对那张地图摸不着一点门路，在他眼里，能够看懂地图似乎是一项无比伟大的学术才能。可是，我却莫名地被他的某种神情深深地打动了。在他脸上有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义气——那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者脸上特有的神情，尽管也许他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脸上有正义也有凶残，还有盲目无知的、人们对于他们心目中学识渊博的人的那种值得同情的尊崇。不知为何，我瞬间便对他油然生出一种几乎对任何人都从未有过也无法产生的好感。

在他们围在桌子旁谈话时，不知道是谁透露出我是外国人，那位意大利士兵突然抬起头问道：“你是意大利人？”“不，英国人，”我用不太熟练的西班牙语回答道，“你呢？”“意大利的。”

出门时，他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奇怪，我竟然对这个陌生人产生了某种感情，似乎刹那间没有了语言的障碍，没有了文化的隔阂，只有两颗可以彼此触碰的心。我希望他对我也有同样的好感。为了保留对他的第一印象，我决定不再注视他，事实上，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在西班牙，这样的一面之缘时有发生。

这里之所以提到这位士兵是因为我对他的印象极其深刻而清晰。他破旧的制服，略带凶狠却又令人深感同情的面孔，无一不印证了当时的社会氛围。他让我不得不回忆起那场战争——四处飞扬着巴塞罗那红旗；荒芜而疲惫的列车载满了被运往前线的衣装破旧的士兵；战争过后依然硝烟弥漫的灰色小镇；还有那山丘上一道道战壕，冰冷又泥泞。

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距离我写下这些文字不到七个月的时间。然而七个月后，这些似乎都已经遥不可及。与接下来所发生的一切相比，我对这段时间的回忆早已淡漠，仿佛那已成为比一年前甚至三十年前更加遥远而模糊的记忆。我本打算来西班牙写一些战地报道，然而，一到加泰罗尼亚就加入了民兵组织，因为在当时看来，这似乎是唯一可做的事情。当时的加泰罗尼亚仍然被无政府主义者把控实权，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也许对于曾经在这里目睹了革命开始的人来说，战争早在十二月或者一月就已接近尾声，但是对于刚刚从英国来的我来说，巴塞罗那的战争情形依然来势凶猛，令人惊悚万分。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一个由工人阶级掌权的城市。大大小小的房屋都被工人控制着，屋顶上插满了红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相间的两色旗。墙上到处刻着锤子和镰刀的标记，还有革命党派的字母名号。所有的教堂都被捣毁了，神像都被焚烧了，每一处教堂都被工人们拆除了。不仅如此，所有的商店和餐馆都刻着“集体化”的字样，连擦鞋童都变成了“集体化”的一部分，他们的工具箱也都被刷上了红色和黑色的颜料。服务生和店员看人的表情都透露着人人平等。人们言语间没有尊卑之分，甚至正式场合的形式套话都省了。没有“前辈”“先生”或“您”，大家彼此都以“同志”和“你”相称，打招呼不再用“早安”，而是“敬礼”。在加泰罗尼亚，给小费已被视为违法行为，我也是在一次因为给搬运工小孩小费而被酒店经理说教过后才知道的。私人摩托车都被征用了，电车、出租车等一切交通工具都被刷上了红色和黑色的颜料。墙上贴满了红色和蓝色的革命海报，十分醒目。相比之下，侥幸留在墙上的几个广告贴画倒像是被胡乱涂上去的。在小镇的白色水泥主干道——兰布拉大道上，涌动着来往的人群，街道的喇叭里一天到晚地播放着革命歌曲。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来往的人群中除了几个略微讲究的妇女和外国人外，几乎没有一个是衣着体面的，大家都穿着粗糙的工作服，蓝色套服以及各种款式的民兵制服，似乎这里的富人阶级一时间都已完全消失了。一切都是那么匪夷所思地存在着，让人无法理解，甚至有些厌恶。然而，我很快意识到这正是人们为之战斗的目标，是现实的存在，这是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国家。在这里，资产阶级已经逃亡，已经被消灭，已经转移到工人的阵营中来。然而我并没有意识到，还有大量的富有资产阶级者正以无产阶级者的身份潜伏着。

与此同时，战争的罪恶无处掩藏。小镇狼藉不堪，荒凉满目。房屋等建筑破败残缺，夜晚的街头为了防御空袭而漆黑一片，破旧的商店里荒无人烟。人们几乎闻不到肉味儿，牛奶、面包常常无迹可寻，煤炭、石油、蔗糖等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即便如此，买面包的长队依然可以排到数百里远，人们脸上总是洋溢着希望与满足。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有饭吃，生活维持在最低水平。除了流浪者，几乎看不到一个赤贫者和乞丐。最重要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对革命和未来的信仰，有着一种突然进入平等、自由时代的幸福感。大家开始尝试过真正的人类生活，而不再做资本主义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理发店里挂着无政府主义者的公告（多数理发师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上面庄严地写着“理发师不再是奴隶”的字样。大街上五颜六色的标语，告诫人们要弃娼从良。对于任何一个来自于带有冷漠、轻蔑文化的，说英语的种族的人而言，这些由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西班牙人生搬硬套来的陈词滥调多少有些值得同情的意味。那时，那些纯真的革命曲子在大街上以每首几个生丁的价格出售，其中多数是对无产阶级同胞的赞美和对墨索里尼罪恶的鞭笞。我经常看到一个识字不多的民兵买来一首曲子，然后艰难地拼出歌词，当他基本掌握后，便配上曲谱开始哼唱起来。

此前，我一直都在列宁军营，美其名曰是为了上前线而接受训练。早在加入民兵团之前我就听说第二天要奔赴前线，实际上，我们一直在等另一个新民兵团的到来。战争爆发时工会匆忙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民兵组织并未按照正规军进行组建编制。指挥部约三十人，每个团大约有一百人，而每个纵队都是一个庞大的队伍，人数各不相同。列宁营被安置在一组较为精致的石砌建筑群里，包括一个骑术学校和几个宽敞的鹅卵石铺就的庭院。这里曾是一个骑兵营，七月革命时被革命军占领了。我所在的民兵团就睡在其中的一个马厩里，马槽石的底面还刻着骑兵突击队员的名字。所有的马都被送去了前线，只有马尿味和燕麦的腐臭味依然在空气里弥漫。我在这里已经有一个多星期了，留在记忆中的只有马厩的味道和颤抖的军号声（军号手都是业余的——我第一次听到的军号声是从法西斯阵地传来的），在营房外的院子里用铁钉靴踏出的沉重的脚步声，在日照寒冬的早晨行进的漫长列队，还有在那砾石铺就的校场上以五十个人为一组进行的疯狂的足球比赛。营队里大约有一千名男兵，除了那些负责做饭的民兵家属外还有二十名左右的女兵。民兵团里也有为数不多的服役女兵。她们和男兵们并肩作战，作战能力不输男兵。然而这种在革命时期看似很自然的事情如今却渐渐变得不那么自然了。女兵操练时男兵是禁止在校场内停留的，因为他们会嘲笑这些女兵，影响操练的正常进行。而就在几个月前女人执枪还是一件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事情。

整个兵营被搞得乌烟瘴气，凌乱不堪。所到之处摆满了支离破碎的家具和马具，还有马刀已不知去向的刀鞘，任其腐烂下去的食物，一切无不显示出战争的本来面目。浪费粮食的现象不堪入目，特别是面包，仅在我住的营房里每顿饭就要扔掉一整筐的面包——在这个老百姓饥肠辘辘的年代，这简直是一件可耻的事情。我们不得不在长长的架板上吃饭，被用作餐具的锡盘一直积满了油垢，更有甚者，我们要用一种长颈玻璃瓶饮酒。瓶上有一个细小的喷嘴，瓶身略倾时酒便从瓶嘴处喷射出来，这时无须用嘴巴接触瓶嘴，便可以远远地将酒倒入嘴中。当我看到大家争相传递着这样一个酒瓶喝酒时，我还曾罢工，要求发给我一个饮酒杯，因为在我看来，这瓶子乍看上去就像一把夜壶，尤其是在它装满白酒的时候。

营房开始陆陆续续地给新兵发放军装，在西班牙，每件东西都是断断续续发放的，这样便没有人知道其他人会分到些什么。更想不到的是很多战争的必需品，皮带、弹盒，都是在我们即将坐上开往前线的列车的前一秒才发放的。军装这个叫法其实并不确切，或许被叫成用作军装的便装更为合适些。衣服的整体样式是差不多的，但是细节部分却不十分相同。每位士兵都要穿灯芯绒的护膝，这时服装便完全没有了统一的概念。有些人裹着布绑腿，有些裹着灯芯绒的长绑腿，还有人穿的是皮护胫或是直接穿了一双高筒靴。每个人都有一件拉链式夹克，有些是皮的，有些是羊毛的，夹克的颜色也各不相同。帽子也和其他的穿戴一样千差万别。通常大家都在帽檐上别一个党徽，另外几乎所有的男兵脖子上都系着一条红色的或者红黑相间的方巾。当时，民兵队看起来就像是由一群怪物组成的乌合之众。但是对于当时的条件来说这已经相当不错了，这些衣服都是各个工厂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衬衫和短袜是破烂的棉纺织品，但是丝毫不能起到御寒的作用。我至今都不愿回想起在一切都还没有进入正轨时，民兵们要挨过的那几个月。记得在我进入民兵队的两个月前，报纸上刊登着一条消息，一位POUM（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下称马统工党）的领袖去过前线后表示，他一定会保证每位士兵都有一条毛毯。如果你曾经尝过在战壕里睡觉的滋味，听到这句话便一定会不寒而栗。

在营房的第二天，我们开始了所谓的训练。开始时的混乱场面令人难以想象。那些十六七岁的孩子原本流浪在巴塞罗那的街头巷尾，他们充满了革命的热情却对战争一无所知，就连站成整齐的队列都是个难题。军队中毫无纪律可言，如果有人不喜欢某个指令就会即刻站出来和长官进行一番激烈的理论。训练我们的上尉是一个很壮实的小伙子，年轻的面容还透着几分稚气，看起来让人很舒服。他身上那套崭新帅气的军装告诉我们他之前是一位正规军的军官，现在应该也是吧。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居然是个忠实而热忱的社会主义者。他对所有的士兵和其他人都坚持不论军衔，平等对待，这种坚持甚至比士兵们自己更加坚定。我记得当他听到一个无知的新兵称他“Senor（意思是先生）”时，他一脸痛苦而惊讶地问道：“什么？先生？是谁这么叫的？难道我们不是同志吗？”我真怀疑这对他的工作是否会有一点儿帮助。然而，训练对于这些新兵来说毫无用处。我曾被告知外国人可以不用参加“训练”。我后来发现，那些西班牙人可怜地认为，所有的外国人都要比他们更懂军事。当然，我还是参加了训练，因为我迫切地想要学会怎样使用机枪，我此前是从没有机会碰机枪的。没想到我们根本就没学习怎样使用武器。所谓的训练只是在训练场上进行那些老套的傻瓜训练：向左转，向前转，向后转，三人一组齐步走等。所有的这些没用的东西我都在十五岁时就了如指掌。这是游击队训练的一种特殊形式。显然，当我们只有几天的时间来训练一个士兵时，我们要教会他的应该是他最需要的东西：如何隐蔽，如何穿过无遮拦的空地，如何站岗，如何构筑胸墙——最起码，要知道如何使用武器。可怜这些几天后就会被丢到前线去的孩子，他们怀着满腔热血，却至今还不知道如何打响步枪，如何拉响炸弹的引信。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里根本没有多余的武器可以用来训练。在马统工党民兵队里，武器严重缺乏，去往前线的士兵只能从撤离出来的士兵那里接过一把步枪。我敢说，整个列宁营里除了岗哨配有一把步枪外，再也没有多余的枪支了。

几天后，怎么看都像是一帮乌合之众的我们被认为可以接受民众的检阅了。西班牙广场对面的小山上有一个公园，我们每天早上都要从营队一直行进到那里，除了卡宾枪枪手和新组建的“人民军”的前几个小分队外，其他的党内民兵也都在那里训练。公园里是一番令人难以理解的振奋人心的景象。我们走过大街小巷，在整齐的花坛丛中，成组成群的男人踏着僵硬的步子来回行进，大家都拼命地挺起胸膛，努力地让自己看起来像一名士兵。他们全都没有武器装备，没有一个人穿着完整的军装，即便是多数人的军装上已经打满了补丁。游行的程序几乎一成不变。士兵们就这样连续来回踏步走了三个小时后（西班牙军队的正步是步小且速度很快的）终于立定，解散。士兵一窝蜂地奔到半山腰的小卖店里，在这里他们可以喝到便宜的酒，小卖店的生意十分兴隆。大家对我都十分友善，而且对我这个英国人似乎都很好奇，加泰罗尼亚军队的长官们好像也很器重我，常常请我喝上一杯。而这时我总是趁机把上尉拽到角落里，叫嚷着要求进行机枪训练。我总是拿出随身携带的雨果字典，用一贯糟糕的西班牙语说道：“Yo sé manejar fusiI.No sé manejar ametraIIadora.Quiero apprender ametraIIadora.Quándo vamos apprender ametraIIadora？”

每当这个时候，上尉总是带着一种不自然的微笑，回答道：“明天就有机枪训练了。”当然，我从未等到过我所期待的“明天”。几天后，大伙已经能够步调一致、迅速漂亮地整队了，然而，几乎没有人知道子弹是从枪的哪头出来的。有一次，我们休息的时候一个步枪手迈着大步走过来，让我们端详他的枪。结果整个分队除了我没有一个人会给枪上子弹，更别提瞄准了。

每天我都在费劲地用西班牙语进行交流。营队里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英国人。至于法语，即使是在军官当中，也没有一个人会说一个法语单词。而事实上更糟糕的是，更多的时候周围的人都用加泰罗尼亚语交流。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时刻随身携带着一本字典，关键时刻便以闪电般的速度从口袋里拿出来。然而，此时的我却比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更希望自己是个外国人——对于外国人而言，在西班牙交到朋友是十分轻松的一件事！不到两天就有二十多个人叫我的基督教名字，他们总是向我伸出援手，我被他们的热情包围了。我并非大肆宣传，也无意美化马统工党民兵。实际上，整个民兵体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民兵队伍鱼龙混杂。迄今为止，志愿兵已经越来越少了，而很多优秀的士兵已经奔赴前线，甚至已经在战斗中牺牲了。在我们中间滥竽充数的也不在少数。在西班牙，很多男孩的父母从他们十五岁开始就等着送他们当兵入伍，仅仅是为了每天十比塞塔的军饷，还有几块从军队偷偷带回来的多分下来的面包。但是，作为西班牙工人阶级（或许应该说成是加泰罗尼亚工人阶级，因为除了几个阿拉贡人和几个安达卢西亚人，我身边的大多数都是加泰罗尼亚人）的一分子，我决不允许抛弃这个队伍中的任何一个人。尽管我并没有学到他们身上的美德，尤其是他们的率真和慷慨。坦率地说，他们的慷慨时常令人感到为难、尴尬。如果你问他要一支烟，他一定会把整包都硬塞给你。其实在这种令人尴尬的慷慨之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含义，那就是在他们心灵深处有一种博大的情怀。在这种动荡不安的战时环境下，我不止一次有过这样的亲身感受。一些来过西班牙的记者和外国人曾经这样评价：西班牙人骨子里对于外来的帮助怀有一种强烈的妒忌。而我只能说，我从未对此有过丝毫察觉。我还记得在我离开营房的前几天，几个从前线轮换回来的士兵，在讲起他们的经历时兴奋不已，在讲到和他们在韦斯卡一起参战的法国军队时热情四溢，他们说法国人非常勇猛——“Más vaIientes que nosotros”，他们激动地补充道。我当然不相信，他们便解释说，法国人比我们更懂得战争艺术——他们更会使用炸弹，机枪。这些话深深地触动了我。英国人是宁可砍掉双手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

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民兵营里的前几个星期要做的事就是学着喜欢上这些西班牙人，但我却总是不得不被他们的某些做派所激怒。在前线，我的愤怒有时候甚至达到了怒不可遏的地步。这些西班牙人对很多事情都很在行，除了战争。令每个外国士兵都感到吃惊的是他们的拖沓，尤其是他们不守时的习惯。在这里，必须要知道的一个词就是mañana（西班牙语，意思是“明天”）。但凡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把事情推到明天，这一点远近闻名，连他们自己都经常拿这事儿开玩笑。在这个国家，大到战争小到一日三餐，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是按时完成的，通常情况下都会被拖延。但是事情也并不总是如此，当你已经习惯事情总会推后时也会有出其不意的情况——那就是你以为会拖后的事情却偏偏提前发生了，完全在你的意料之外。大约一周会有那么一次，当你原本以为八点出发的火车会在九点到十点之间出发的时候，由于司机的一时兴致就会改到七点半出发，这总是让人很头疼。一方面我从理智上很佩服这些人，他们没有像我们北方人那样总是有一些时间强迫症，但是另一方面我却为自己总是摆脱不了这种强迫症而痛苦不堪。

我们就这样每天都在漫无边际的谣言中，在一遍遍重复的“明天”里和永远慢半拍的时间节奏里度过。突然有一天，我们接到了一个长达两个小时的通知，我们接到了去前线的命令。而此时，很多必要的装备还没有发放到我们手中。军用库里的混乱可想而知，最终有一部分人不得不在没有完整装备的情况下离开了。营房里突然挤满了妇女，好像突然从地上冒出来似的，她们在帮自己的男人打包行李，帮他们卷起毛毯，整理背包。可笑的是我不得不在一个西班牙妇女——另一个英国人威廉的妻子的帮助下才将那个新的皮质弹药包挎在身上。她温柔似水、极具雌性魅力的黑眼睛告诉我，她毕生的事业就是相夫教子。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女子却真真切切地在七月巷战中勇猛地厮杀过。此时此刻，她背上的婴儿就出生在战争爆发的十个月之后，或许就出生在某个战场的壁垒后。

去往前线的火车八点出发，大约八点十分，长官们还在试图把我们集结到驻地广场上。他们个个大汗淋漓，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我清晰地记得当时大家举着火炬的情景——那种骚动与兴奋。红旗在火光中迎风飘荡，在集结的队伍中，士兵们背着背包，卷起的毛毯与弹药袋一起斜挎在肩上，高呼呐喊，军靴的脚步声，还有咣里咣当的玻璃酒瓶声。之后，只听一声响亮的唏嘘声，全场终于安静下来了。接着一位政委站在迎风浮动的巨型条幅下用加泰罗尼亚语向我们训话。训话结束后，他们把我们送到车站，为了充分地向民众展示我们的形象，他们选择了一条最长的路线——大约三四千米，在经过兰布拉大道时我们被一支不知从哪里借来的乐队拦了下来，他们演奏着各种各样的革命进行曲。英雄情结又一次被渲染起来了——热情汹涌的呐喊声，巴塞罗那的红旗和无政府主义的旗帜四起，热情的群众向我们拥来，妇女们从窗口向我们挥手。这一切曾经那么自然，如今却又是那么虚幻而遥不可及！拥挤的火车里已无立足之处，更不用提有座位了。眼看火车就要开动了，威廉的妻子冲向站台，递给了我们一根一尺多长的亮红色的香肠，那根香肠吃起来味同嚼蜡，我们都被它搞得拉了肚子。火车以战时平均每小时二十千米的速度缓缓驶出加泰罗尼亚，驶向了阿拉贡高原。向着战场前进

巴尔瓦斯特罗，虽然距离战区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但也同样衰破而荒凉。民兵们衣衫褴褛，成群结队地在街头走来走去，试图让自己暖和一些。在一堵残壁上我看到了一张去年的海报，上面写着：“六头强壮的公牛”将会在某某日在决斗场上被干掉。这张海报看上去是那么的破旧，像是被人遗弃的。如今那些强壮的公牛和斗牛士都去哪儿了呢？似乎即使在今天的巴塞罗那也很少看到斗牛表演了，由于种种原因，最好的斗牛士恐怕都是法西斯主义分子了。

我们的队伍被卡车送到了谢塔莫，然后又往前到了阿尔库维耶雷，在战场对面的萨拉戈萨背后驻扎了下来。谢塔莫是十月才被无政府主义者拿下的，之前已遭受过至少三次攻击，多数都遭受过炮轰，房屋都已弹痕累累，很多地方已被战火炸成了碎片。我们在海拔五百多米的高地，这里天寒地冻，烟雾四起。在谢塔莫和阿尔库维耶雷之间，司机迷路了，在战争中这种事已是家常便饭。我们一直在迷雾中徘徊了几个小时，直到深夜才赶到阿尔库维耶雷。我们被带着穿过一片沼泽地，在那里我们发现了一个骡厩，于是便一头倒在谷壳上很快地睡着了。如果谷壳干净的话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虽然比不上干草，但是比稻草好多了。然而我们直到第二天天亮时才发现，谷壳里满是面包屑、报纸碎片、骨头、死老鼠和被老鼠撕碎的牛奶盒。

快到前线了，我好像已经闻到了战争的味道——凭经验，应该是粪便和食物的腐臭味。比起战场后方被炮轰过的村庄，阿尔库维耶雷的状况要好很多。可是直觉告诉我，即使没有战争，你也会对阿拉贡村庄——这块西班牙的土地——脏腐不堪、恶臭难闻的状况感到吃惊。每座村庄都像一座城堡，泥浆和石头堆砌的小土屋一座挨一座地挤在教堂旁边。这里没有花红柳绿的春天，更没有花园，只有在后院的马粪堆里觅食的羽翼残缺的家禽。天气十分恶劣，时而雨雾迷蒙。狭窄的小土路已经完全被雨水冲成了泥浆，有时候泥水竟达到一尺多深，车轮不得不以疾驰的速度转动。农民们赶着一群骡子拉来了笨重的大车，有时候不得不用到六头骡子，甚至更多，骡子前后纵列地拉着大车。整个村庄被接踵而来的部队搞得十分肮脏。这里从未有过厕所，或任何形式的排污沟。几乎没有哪怕一平方米的地方可以不用仔细察看一下便能落脚。长期以来，教堂被当作厕所使用，教堂周围一百二十米内的所有地方，也被派上了同样的用场。每当我回想起参战前的那两个月，眼前总是那些严冬里粪便林立的土地。

两天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拿到武器。如果你去作战委员会看过墙上成排的弹孔——这些弹孔是步枪齐射造成的，各类法西斯分子在这里被执行枪决——阿尔库维耶雷的一切便在眼前了。前线一切都很平静，几乎很少有伤员。最让人振奋的是，那些法西斯战线的逃兵从前线被押着回来。我们的敌人中有很多根本不是法西斯分子，而只不过是在战争爆发前正在服役的士兵，他们只是急于逃跑而已，偶尔有几个在冒险通过我们的防线时被抓到了。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很多人的家属都还在法西斯领土上，还会有更多的人这么做的。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见到所谓的法西斯。我没有想到他们除了穿着卡其布军装外，和我们并没什么不同。他们个个吃起东西来狼吞虎咽——连续两天在无人区东躲西藏，这是很自然的。可是人们总是将这些作为胜利的证据，宣扬法西斯分子们都饿得食不果腹。我亲眼看到过一个俘虏在农民的家里吃东西的情景，他十分可怜。二十岁的小伙子，大高个子却衣不蔽体，露出被风吹裂了的皮肤。他蹲在火炉旁，迅速地把一碗鱼汤倒入嘴里，紧张地注视着周围环绕他的敌人。我想，他一定认为我们是嗜血如魔的“赤字军”，会在他吃完断头饭后立即枪决他。押解他的士兵不住地拍着他的肩膀示意他放宽心。有一次，十五个逃兵被押在一位骑白马的军官身后绕街游行以示胜利，那是值得纪念的一天，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拍了一张模糊不清的照片，后来还被别人偷走了。

第三天上午，终于要发放武器了。一个褐色皮肤，外貌粗糙的队长在骡厩里发放步枪。当我拿到那把步枪时我简直绝望了，那是一把一八九六年的德国毛瑟枪——已经过时四十年了！枪身已生锈，扳机已经发涩，很难扣动，枪身后端已经裂开，我瞄了一眼枪口，枪膛已经锈蚀，这把枪几乎已经不能用了。几乎所有的枪都是如此，有些甚至更糟糕。然而没有一个人曾想到把最好的武器发给会用它的人。这批武器里最好的要算是一支十年前制造的步枪了，它被分给了一个十五岁还有点弱智的男孩，大家都叫他“maricóon”。队长给我们做了五分钟的“指导”，包括如何给枪装卸子弹。很多人前半生从未摸过枪，我想几乎没有人知道瞄准器是干什么用的。每个人发了五十颗子弹，这样队伍就算组成了。我们跨上装备，向三英里以外的战场进发。

一个团，八十号人加上几条狗，就这样七零八落地上路了。每个排都至少有一条狗来作为吉祥物，其中有一个家伙身上还刻了“POUM”几个大字，那家伙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奇怪的形象，怯怯地跟在队伍后面。队首骑着黑马，和旗手并列行进的是一位粗壮的比利时指挥官，叫乔治·科普。前面不远处有一个像土匪的民兵队伍里的年轻士兵，他骑着马不停地前后奔跑，每逢高坡便驾以最快的速度，到达顶点时便摆个别致的造型。这些骑兵队里的好马都是革命期间四处征集后才转交给民兵队的，可他们却只顾着将它们骑到累死为止。

这条路自从去年秋收后就再也无人问津，孤独地沿着两边贫瘠的黄土地蜿蜒地伸展开来。前面就是夹在阿尔库维耶雷和萨拉戈萨中间的低山脉了。一切都越来越近了——战场，泥土，冲锋枪还有炮火。说实话，我内心充满了恐惧。我知道，此刻的战场只是暂时的安静罢了，我脑海中浮现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景，虽然那时我还没到参战的年纪。战争对于我来说，就是咆哮的子弹和疾速穿扬的钢片，更是泥土和虱子，寒冷与饥饿。奇怪的是，我惧怕寒冷更甚于惧怕敌人，在巴塞罗那的那段日子里，这种困扰无时无刻不在伴随着我：当我在深夜里躺在冰冷的战壕中从梦中醒来的时候；当恐怖的黎明时分我们不得不做好战斗准备的时候；当我在漫长的几个小时里抱着冰冷的步枪站岗的时候；当那冰冷的泥浆淹没我的靴子的时候；还有当我看到这些和我一起行进的人的时候。我承认，我的确感到了一种恐惧。人们一定无法想象我们看上去是怎样的一群乌合之众。我们就像一群游牧的羊群一样散漫地走在人群中，毫无队形可言，没走两英里后面的队伍就不见了。所谓的男人多半都是孩子——真正意义上的孩子，最大的也就十六岁。然而，每当想到战场时他们都是那样的兴奋和激动。快到前线时，队首围着旗手的几个孩子开始高呼“马统工党万岁”“法西斯猪”。然而，这些类似战争和恐吓的口号从这些孩子气的嗓音里出来，就像小猫的哭声一样楚楚可怜。如果共和国的守卫者必须是一群扛着破旧的步枪，对打枪一无所知，衣衫褴褛的孩子，这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当时甚至怀疑，即使法西斯的战机从我们身边飞过，他们都会不屑于俯冲下来用步枪开出对我们毫不费力的一击。可以肯定，即使在空中，他们也会不假思索地判断出这绝不是一支真正的队伍。

小路伸向了连绵起伏的小山，我们拐向了右边的岔路，跟着马蹄印顺着蜿蜒的小路向山坡上爬去。这里的小山十分奇特，形状颇像马蹄形，山顶扁平，而山坡却非常陡峭，俯瞰下去是无边无际的沟壑。山坡高处，除了一些矮木丛和石楠类植物外，没有生长任何其他东西，满眼望去，只有白色的石灰岩。在这样的山区地带，前线不可能是相连接的战壕，而是一系列设在每个小山顶上的、有加固防御工事的岗哨，也就是常说的“阵地”。远远地，你便可以在那座马蹄形山顶上望到我们的阵地：简陋的沙袋筑成的壁垒，风中飘扬的红旗，防空洞里升起的炊烟。稍近一点，你就会闻到一股略带甜意的刺鼻的臭味，这种令人作呕的臭味一直在我鼻孔里好几个星期，挥之不去。在紧挨着阵地后面的小沟里，几个月的垃圾都被一股脑儿地堆在那里，有与粪便混在一起的腐烂的面包和锈蚀的罐头盒。

由我们轮换的一个分队正在打包行李，他们已经在前线待了三个月了，制服几乎变成了泥巴壳，脚上的靴子已经皮开肉绽、四分五裂，胡子像杂草般凌乱不堪。指挥这个阵地的队长从自己的防空洞里钻出来和我们打招呼。他叫莱温斯基，但是大家都叫他本杰明，他是出生于波兰的犹太人，不过他的母语是法语。他是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个子不高，头发又黑又硬，苍白却不乏热情的脸在这样的战争时期总是免不了带着污垢。几颗流弹从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我们的阵地是个直径约五十米的半圆形，阵地的护墙一半由沙袋组成，一半由石灰岩筑就。大约三四十个像老鼠洞一样的防空洞直通到地下。我，威廉和他的西班牙小舅子就近发现了一个可住人的还未被占领的防空洞，便飞快地冲了下去。前面不远处传来了一声枪响，周围的山石上传出连绵不绝的回声。当我们刚刚扔下装备，打算钻出防空洞时紧接着又是另一声枪响，队里的一个男孩从护墙里冲回来，脸上冒着鲜血。原来是他自己放了一枪，当他试图拉紧枪栓时弹盒突然爆炸，他的头皮也被炸掀了好几块。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伤员，而且是典型的自伤。

下午，我们开始了第一次防护。本杰明带我们环顾了一下阵地。护墙前面的岩石缝中劈出了一条狭长的壕沟，还用岩石堆出了一些简陋的射击孔。那里有十二个岗哨，分布于战壕和护墙内的不同的部位。战壕前面是铁丝网，再前面就是在陡峭的山坡下一眼看不到边的峡谷。战壕对面是毫无遮拦的群山，到处是壁石悬崖，暗淡而凄凉，飞禽不栖，寸草不生。我小心翼翼地透过射击孔往外瞄了一眼，试图找到法西斯的战壕。“敌人都去哪儿了？”

本杰明使劲儿地挥着手臂，对我说：“Over zere.”（等同于Over there，意为“那里”，这里形容本杰明的英语口音很重）。“可是，在哪儿呢？”

根据我对堑壕战的了解，法西斯战壕可能在五十到一百米之外。我什么也看不到——很明显，敌人的战壕极为隐蔽。失望之余我朝着本杰明所指的方向望去，在隔着峡谷至少有七百米距离的对面的山头上，隐约可见胸墙的轮廓和红黄相间的两色旗帜，那就是法西斯阵地了。此时，我内心有说不出的沮丧。我们根本就不可能靠近敌人，这个距离根本做不了任何事。然而就在这时，传来了一声激动的呐喊声。远远望去，两个只能看到淡灰色身影的法西斯士兵正在顺着对面的光秃秃的山坡往上爬。本杰明拿起身边伙计手里的步枪，瞄准其中一个，扣下了扳机。只听“咔嗒”一声，原来枪没打响，我立刻觉得这是种不祥的征兆。

那些新哨兵一跳进战壕便开始漫无目的地开枪射击。我看到那些法西斯分子，渺小得像蝼蚁一样，在护栏后面来回躲闪，时而还会有个黑点大的脑袋有恃无恐地在外面暴露片刻，此时开枪简直毫无意义。然而，这时我左边的士兵突然离开了他自己的岗位——这是典型的西班牙人的做派——侧摸过来，劝我赶紧开枪。我努力向他解释，在这么远的射程外，就凭这种步枪，除非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否则根本不可能击中对方。但他毕竟是个孩子，不停地用他的枪试图瞄准其中的一个脑袋。他咧着嘴，龇着牙，急切地等待着，好像一只猎犬等待一颗被扔过来的石头一样。终于，我瞄准了七百米之外的一个地方，开了一枪，那颗黑点消失了。真希望子弹够近，能够让他哪怕被吓一跳也好。那是我第一次对一个活人开枪。

这便是我看到的战场，我对这一切深感厌恶。他们竟然称之为战争！我们甚至根本没碰到过敌人，我都不曾想到在战壕里将头低下去躲避一下。然而，顷刻之间，一颗子弹从我耳边呼啸而过，砰的一声射进了后躲避面的背墙中。天啊！我急忙躲避。前半辈子我曾经发誓，我绝不会躲避向我射来的第一颗子弹，但这似乎是一种本能，而且似乎每个人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至少躲避一次。萨拉戈萨前线阵地

对于堑壕战来说，有五件东西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柴火、食物、香烟、蜡烛和敌人。在冬天的萨拉戈萨前线阵地上，这五件东西的重要性正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排列的，敌人永远在倒数第一位。除非在夜间突袭的时候——因为突袭是意料之外的事——否则没有人会在乎敌人，他们只是远处的一些黑色昆虫，偶尔才会被发现有上蹿下跳、来回走动的迹象。对于双方来说，战争的首要问题就是取暖。

我得顺便说一下，在西班牙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看到过真正的战斗。从一月到五月我一直在阿拉贡前线阵地上，从一月到三月底，除了在特鲁埃尔发生的事情以外，那里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三月的时候在韦斯卡附近发生过激战，不过我当时只是充当了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而在后来的七月，韦斯卡遭遇了一场毁灭性的打击，在那场战斗中一天就有几千人丧生，而我，在那之前就已经因受伤失去战斗力了。那些想象中恐怖的战争场面在我身上几乎没有发生过。轰炸机从未在我附近投过一颗炸弹，也从未有过一颗炮弹在离我五十米的距离内爆炸过。至于白刃战，我仅遇到过一次，也许一次也有些言过其实。当然，我也经常会遭遇机枪的火力扫射，但也只是在射程之外。即使在韦斯卡阵地上，如果你足够谨慎，也基本上可以保证生命安全。

驻扎在环绕萨拉戈萨的群山之上，这种似战非战的状态实在让人痛苦、厌倦至极。一切就像城里的职员那样平淡无奇，又几乎是同样的循规蹈矩——换岗、巡逻、挖战壕，挖战壕、巡逻、换岗——每个山头几乎都一样。对面那群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冷得瑟瑟发抖的法西斯分子（也叫保皇派），紧紧围缩在他们的战旗下试图相互取暖。子弹没日没夜漫无目的地穿梭在空旷的山谷中，然而，几乎很少有那么一颗子弹能够弹尽其用。

我总是习惯于注视这里冬天的景象，却完全惊讶于这毫无意义的一切。这是一场注定没有结果的战争！之前，十月左右，双方为了争这些山头而进行了残酷又野蛮的斗争；之后，由于人力和武器的缺乏，尤其是大炮的缺乏，双方根本不可能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在各自占领的山头上挖掘战壕，驻扎下来。

从我们的右边望去，前面有个不大的前哨，也是由我们的马统工党民兵守卫的。在我们左边的山坡上，七点钟方向的位置，是加统社党（PSUC，加泰罗尼亚统一社会党，下称加统社党）的阵地，阵地对面稍高一点的山头上有几个法西斯的小型哨所。这种所谓的阵地以“之”字形来回曲折蜿蜒，如果不是每个哨所都竖有一面旗帜，实在无法理解这些哨所究竟属于交战的哪一方。马统工党和加统社党的旗帜是红色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是红黑两色的；法西斯分子基本上竖的是君主制的旗帜（红—黄—红），但是偶尔他们也会竖起共和政体的旗帜（红—黑—紫）。如果人们能暂时忘掉每座山头都被军队占领，粪便垃圾随处可见的景象，一定会觉得这种场面甚为壮观。从我们所在的山头往右看，山脉往下朝着东南方向延伸，在横穿韦斯卡的一条岩石裸露的大峡谷处断开。平原中部，隐约可见几座正方形的小屋稀疏地分布着，如同一把掷出去的骰子，这是罗布莱斯小镇，已被保皇派占领。早上的时候峡谷常常都被浓密的云雾笼罩着，扁平的山峰便座座林立其中，现出朦胧的淡蓝色，整个景象与照相底片有着说不出的相似。再往南有很多和萨拉戈萨一样的山峰，山被大雪覆盖，每天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纹路。在更远的地方，巨大的比利牛斯山脉的山顶上，积雪终年不化，仿佛悬空飘浮在半空中。即使是在山脚下的平原上，一切都是那么贫瘠而毫无生机。我们对面的灰暗山丘，裸露着层叠的岩石，好像大象褶皱的皮肤。天空中几乎看不到飞鸟的痕迹。我想，我还从未见过鸟类如此稀少的国家。常见的只有一种斑鹊。时常也会有成群的鹧鸪，夜晚突然飕地飞过，常常能吓得人魂飞魄散。极其偶然的时候，冷不丁一声枪响，也会看到几片鹰羽，从空中缓缓飘过。

在迷雾笼罩的深夜，我们通常会派人在与法西斯分子对峙的山谷间巡逻。这可不是好差事，被困在潮湿阴冷的浓雾中，极其容易迷路。后来，我很快便发现，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以巡逻为借口离开阵地。在巨大的齿形山谷中根本无路可循，巡逻的士兵只能在连续不断的前行中时刻注意着走过路过的新地标，以此来判断要走的路。从子弹穿越峡谷射出的距离来看，最近的法西斯战线距离我们只有大约七百米，而步行巡逻要绕过一千两百多米的路程。黑暗的峡谷中，流弹就像号叫的红脚鹬在头上不住地穿梭，那情景真让人忍俊不禁。比起这样的夜晚，在大雾中的状况要好一些。浓雾常常只持续一整个白天，而且只在山顶上盘旋，而在山谷中，视野依然是很明晰的。我们一旦进入法西斯战线附近的地带，就必须以蜗牛的速度匍匐前行，因为在那些开阔的山坡上要做到不出声响地前进是很难的，在那些灌木丛和岩石块中，很容易发出噼里啪啦、丁零当啷的声响。我常常要在迷路三四次以后才能找到去往法西斯前线的路。沉雾弥漫，我爬到铁丝网前打探动静，听到法西斯士兵在里面有说有笑。突然我警觉地听到其中有几个人朝着我的方向从山上走下来。我迅速躲到一簇显得十分狭小的矮树丛中，悄悄地端起枪。然而，他们朝着另一个方向去了，根本没有发现我。随后我在这片矮树丛中发现了之前的战斗后留下来的各种遗物——一堆空弹壳，一顶被子弹打穿的皮帽子，还有一面显然是我们的红旗。我把这面旗子带回了我们的阵地，然而后来却发现它被毫不留情地撕成了几块，当抹布用了。

刚到前线的时候我被任命为下士，负责指挥一个十二人的队伍。刚接任的时候，这可真是个要命的差事。这些人全都是一群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的乌合之众，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在民兵队里，随处可见年仅十一二岁的孩子，他们大多是来自法西斯占领区的难民。对于他们来说，参加民兵队是一个不错的自给自足的生存办法。一般来说，他们都会被安排在后方干些轻松点的活，但有时他们也会想方设法进入前线。但在那里，他们只会帮倒忙，给大家造成威胁。我记得有个小家伙用他以为是“开玩笑”的方式，将一颗手榴弹扔到了防空壕的火堆里。在蒙特波塞洛，我想也许不会有小于十五岁的孩子，不过整体平均年龄肯定不到二十岁。这种年龄的孩子被送上前线绝对是个错误，因为他们根本无法忍受长期的睡眠不足，可是在堑壕战中缺觉几乎是家常便饭。从开始的情况来看，凭我这支队伍中的几个孩子，要想在夜里守护住阵地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些倒霉孩子总是叫都叫不醒，好不容易从防空壕里把他们拖起来抓到岗哨上，可是当你一转身他们便又偷偷地溜了进去。他们甚至可以在如此天寒地冻的情况下在战壕里斜靠着冰冷的墙壁酣然入睡。不过幸运的是，我们的敌人也是同样的不思进取。有几个晚上，在我看来我们完全可能被二十个拿气枪的童子军，甚至是拿着羽毛球拍的女童子军一举攻下时，却都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在当时以至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加泰罗尼亚的民兵一直处于战争开始时的混乱状态。早前佛朗哥政变的时候，各个工会和政党都匆忙召集自己的民兵队伍。这些队伍实际上就是一个政治组织，它们像效忠中央政府一样，效忠于自己的政党。一九三七年初期，在那些普通的政党民兵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民军，虽然名义上被称为“非政治”武装，但实际上，已有多数政党民兵融入其中。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那些所谓的改变也只是纸上谈兵。新的人民军中的大部分人马直到六月才到达阿拉贡前线，而此时，整个民兵制度仍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调整。这一制度的核心就在于官兵之间的完全平等。从将军到士兵，每个人都拿同等的军饷，享用同等的三餐，穿同样的衣服，每件事情的处理都不分彼此、完全平等。如果有人拍拍某个分队队长的后背，问他要一支香烟，这完全没有什么可质疑的。每个人都应该是民主社会中的一员，而非等级制度的牺牲品。大家都明白命令一定要服从，但同时也明白，命令应当是像给同志一样传达给大家，而不是上级对下级那样下达给每个人。虽有军官和军士（NCO）之分，但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军阶之说：没有军衔，没有肩章，也没有下级见到上级时立正敬礼之类的规定。大家试图在民兵中组织建立一种暂时的无阶级的社会模式。当然，这种平等并不完全理想，但这比我在战时曾经看到的或所能想到的一切都更接近于理想。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初见前线军事情形的时候我被吓坏了。这样的一支军队怎么能打胜仗呢？当时人人都在谈论这个话题。尽管事实如此，但这种评判也是毫无道理的，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民兵部队实际上已经够好的了。一支现代化的机械武装绝不可能一夜之间冒出来，如果政府要等到训练好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再打响战斗，那么佛朗哥的进攻就不可能遭到有效的回击。此后，对民兵的指责成了一个流行话题，于是，训练不力、武器紧缺的责任也便被无端地归咎于民兵制度中的平等原则上。事实上，任何一支刚刚草草组建的民兵队伍都不可能是一支纪律严明的队伍，原因并非在于军官们被称为“同志”，而是因为这样组织的队伍本就是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群体。事实上，民主“革命”式的军事纪律比通常预想的要好得多。因为从理论上来说，在一支工人阶级武装的队伍中，纪律是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本阶级的忠诚的基础上的。而一支从资产阶级中征募的队伍，其纪律则是建立在对强权制度的恐惧的基础上的。（取代民兵的人民军是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常规军队中泛滥的恃强凌弱和辱骂的行为，在民兵队伍中是一刻也不能被容忍的。在民兵队伍中依然保留着普通的纪律处罚，但也只用于对极其严重的过失的处罚中。当某个人拒绝服从命令时，他不会立即受到惩处，人们首先要以同志的态度对他进行劝导。那些从未管理过士兵且愤恨感十分强烈的人会立即指出，这样做绝不会“管用”的。但事实表明，从长远来看这样做的确是管用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即使是起初素质最差的民兵，纪律性也明显提高了。一月时，为了让十二个新兵达到要求，我几乎愁白了头发。五月时，我曾担任短期的代理中尉职务，指挥三十个人，其中有英国人也有西班牙人。几个月来，我们持续遭受进攻，此间，我从未遇到拒绝执行命令的现象，在面对危险时也不乏自告奋勇、迎难而上的士兵。“革命”纪律的执行靠的是政治觉悟——要让大家理解为什么命令一定要被服从，虽然在队伍中渗透这种观念需要时间，但是要把兵营里的每个人都训练成一个机器人也同样需要时间，相比之下还是前者来得更实际些。嘲笑民兵队伍的新闻记者也许很少有人记得，当人民军在后方训练时，是民兵们在前线坚守着阵地。从根本上来说，民兵在阵地上的坚守，本身就是“革命”纪律力量的一首赞歌，因为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能够让这些民兵守在那里的只有他们对工人阶级的那种忠诚，除此之外别无其他。逃兵有可能被枪毙，极个别的情况下也确有逃兵被枪毙的事，但是如果一千多人集体决定撤出前线，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他们的。同样的情况下，一支强征组织起来的队伍，如果没有了战地警戒，也许早已是散兵游勇，各自逃窜了。然而，我们的民兵们却仍在固守着阵地，尽管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赢得胜利的概率几乎很小，即便如此，临阵脱逃的人也是微乎其微，在马统工党民兵队的四五个月的时间里，我只听说过四个人逃跑的事情，而且其中有两个人明显是间谍，是为了混进民兵队伍中获取情报的。我所带领的新兵队伍，起初满眼的混乱局面让人深感震惊，我对此恼怒不已，士兵们普遍都未接受过训练，任何一项命令都要争吵至少五分钟才能得以执行。我所坚持的英国军队的习惯作风显然在这个西班牙队伍中完全见不到任何影子。不过，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我认为他们比起预期的还是要好很多。

同时还有柴草问题——柴草一直都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那段时间里，翻开我的日记，你可能总能看到“柴草”两个字，或是记录柴草严重缺乏的问题。我们的阵地处在两千至三千英尺的海拔之上，当时正是隆冬，寒冷可谓不言而喻。气温倒是没有特别的低，有几个晚上甚至没结冰，中午还常常会有一个小时的日照时间。但我发誓，即便温度没那么低，天气还是很难挨的。时而寒风呼啸，吹翻人们的帽子，凌乱的头发在风中飘零；时而雾浓如水，涌入战壕，寒冷深入骨髓。这里还经常下雨，即使只下一刻钟，也会让环境变得不堪忍受。雨水顺着石灰岩流下来瞬间变成泥浆，在这种斜坡上行走，总是滑腻得难以立足。很多个漆黑的深夜，我总是每走二十米就要摔倒六七次，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就意味着枪口会被泥浆堵死。日久天长，每个人的衣服、靴子、毯子、枪上都被裹上了泥巴。我竭尽全力带了所有能带的厚衣服，但还有很多人只能穿着单薄的衣服跟寒冷做斗争。整个约一百人的镇守部队，总共只有十二件厚大衣，我们不得不在换岗时来回换着穿，而且大多数人只有一条毛毯。在一个冰冷的夜晚，我在日记中记下了我身上穿的所有衣服。如果你知道一个人的身上最多能穿多少件衣服，你一定会忍俊不禁。我穿了一件厚背心和一条内裤、一件法兰绒衬衫、两件套衫、一件羊毛夹克、一件猪皮夹克、一条灯芯绒短裤、一副布绑腿、一双厚袜子、一双靴子、一件结实的军大衣、一条围巾、一副带里子的皮手套，还有一顶羊毛针织帽子。然而，我还是哆嗦得像一团肉冻。我不得不承认，我对寒冷过于敏感。

当务之急的是柴草。而最棘手的事情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柴草可寻。这座山上几乎已经空了，连最好的时候也没有几根草木，几个月来整座山已经被冻坏了的民兵们来回搜索了好几遍，只要比手指粗点的木棍都早已被当成柴火烧干净了。除了吃饭、睡觉、站岗或干重活太累以外，我们都会去阵地后面的山谷中搜寻。我对于那段时间的所有记忆就是在近乎直立的山坡上攀爬，任凭锯齿状的岩石把靴子割成碎片，看到枝条状的小木棍便兴奋地扑过去。三个人找上几个小时，最后搜到的柴火只能在防空壕里勉强燃上一个小时。搜寻柴草的强烈愿望把我们各个都变成了植物学家。根据易燃程度我们给山坡上的每一种植物归了类。多数杜鹃花科植物和干草比较容易点燃，但几分钟就会燃烧殆尽；迷迭香和小荆豆植物在燃烧正旺的时候才可以烧着；比醋栗枝还短的橡树的枝条，几乎很难烧着；有一种干芦苇非常适合引火，但这种东西只有阵地左边的山头上才有，要弄到它们就会冒生命危险。一旦被法西斯分子的机枪手发现，他们就会立即对你毫不留情地扫射一番。不过，他们的定位目标通常都偏高，子弹会像群鸟一样从头顶上空飞过。有时候子弹会不幸从你身边飞过，击碎身边的岩石，这时你要迅速将脸闪到一边，然后继续搜集芦苇。此时，没有什么事情是比找到柴草更重要的了。

与寒冷相比，所有的艰难困苦都似乎不值一提了。当然，长期以来，肮脏邋遢一直都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用的水和食物一样，都是骡子从阿尔库维耶雷驮回来的，每个人每天只限量一升左右。水质极其糟糕，目测上去就像牛奶一样浑浊。队伍里规定这水只可用于饮用，但我总会在早上悄悄地舀上一小杯用于梳洗。我通常都是前一天洗脸，第二天再刮胡子，否则，这点水是绝对不够用的。我们整天都被包围在一股可恶至极的臭味中，在简易防御栏的外面，到处都是粪便。有人更是惯于在战壕内方便，在黑暗中路过这个地方着实是件让人恶心的事情。但是，对此我从未受过太多困扰，别人对于这些事情往往都容易大惊小怪。如果你知道这里的人在多短的时间内会习惯不用手帕，习惯吃饭和洗漱用同一个盆子，你一定会感到非常吃惊。至于在一两天内适应和衣而睡就更非难事了。当然，要想晚上脱衣服，特别是脱掉靴子睡觉是绝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必须随时做好被敌人突袭的准备。尽管我也偶尔试着在白天脱下衣服缓解一下身体的不适，但是在八十多个这样的夜晚里，我只有三次脱掉衣服睡觉。在这种连虱子都能冻死的天气下，却不乏有成群结队、四处乱窜的家鼠和仓鼠。人们常说，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见到这两种老鼠，但是在这个有足够的食物供它们祸害的地方，看到两种老鼠在一起打架却并不足为奇。

其他的生存条件还算好。食物还不错而且还总是能喝到酒。雪茄每天一盒，照常供应，火柴隔天分发一次，甚至还会发放蜡烛。蜡烛非常细，和插在圣诞蛋糕上的类似，大家都怀疑这种东西是拆毁教堂时的战利品。每座防空壕每天都可以分到一支三英寸长的蜡烛，大约可燃二十分钟。当时，蜡烛还是可以买得到的，我就买了好几斤随身带着。而到后来火柴和蜡烛的奇缺让我们的生活陷入了更严重的灾难中。只有在极其缺乏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这些东西是多么重要——当夜晚的警报拉响，人们在防空壕里立即起身，黑暗中急切地摸索自己的枪，混乱中相互碰撞，甚至踩到别人脸的时候，一线光亮便成了游离于生死之间的决定因素。每个民兵都带着一个火绒打火机和几码长的黄色蜡绳，放在他们的步枪旁边，这是他们最宝贵的财产。火绒打火机的最大优点是能在风中点燃。但由于火苗沉闷，所以一般不用它来生火。在没有火柴的时候，我们唯一的点火办法便是拔掉弹头，利用弹壳中的火药，用火绒打火机引燃蜡绳。

那种生活很特别——那是一种在战争时期非常特别的生活方式，如果可以称其为战争的话。全体民兵队伍都对这种战争中的不作为十分恼火，我们不断地抗议，要求给出个不允许我们进攻的理由。事情显而易见，若非敌人偶尔主动发起进攻，就根本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战斗。乔治·柯普会定期来阵地巡视，对此他总是直言不讳地说：“这并非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偶尔夹杂着死亡的喜剧。”事实上，阿拉贡前线战争的停滞是存在某些政治原因的，而那时我却并不知道。但是这种纯粹的军事困境（且不说后备兵力的不足）却摆在每个人的面前。

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是首要因素。在前线，交战双方都将阵地设在地理位置最具优势的地方，通常都只能从某一侧靠近。如果阵地上再挖上几条战壕，那么即使是一个步兵团也攻不下来，除非这个步兵团的兵力极为强大。而在我们这边，甚至在周围大多数阵地上，十几个人加上两挺机枪就足以抵挡一个营的兵力。我们的队伍身后有几个山头，靠着这样的有利位置，本该轰响大炮，炸出几个漂亮的坑，可惜队伍里根本就没有大炮。我常常出神地望着这块土地，我是那么热切地望着它，盼望能出现几门炮。那样的话，单枪匹马地，一个挨一个地摧毁敌人的阵地，就像用锤子挨个敲碎核桃那样不费吹灰之力。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些法西斯分子偶尔会设法从萨拉戈萨运一两门炮来，星星落落地射出几枚炮弹，他们甚至不能准确定位射程，也从不知道射出的弹壳都毫无意义地落入对面的悠悠空谷中。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要抵御敌人的机枪，只有三个办法：在足够安全的距离内，四百米左右，挖一个洞把自己隐藏起来；毫无隐蔽地冲向开阔地而倒在被大批射杀的人群中；再就是发动小规模的夜袭，尽管这对于战事的改变无济于事。然而，此时的我们真正可行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坐以待毙，要么自杀。

更值得一提的是，各种类型的战争武器都极度匮乏。我简直无法形容此时我们民兵队的装备是何等糟糕。就连任何一个英国公立军官培训学院（OTC）看起来都比我们更像一支现代军队。我们装备之简陋，简直惊世骇俗，史无前例，我真应该把它详细地记录下来。

在我们的这个前线小分队中，整个炮兵队总共只有四门迫击炮，每门炮只有十五枚炮弹。毫无疑问，这几门迫击炮的珍贵程度可见一斑，因此它们被存放在了远离前线的阿尔库维耶雷，轻易不用。民兵队中拥有机枪的概率大约是一比五十，这些机枪虽然陈旧些，但在三四百米的范围内命中率还是比较高的。除此之外我们就只有步枪了，而且这些步枪大部分也都长满了铁锈，其中能用的也就三种：一种是长管毛瑟，不过使用年限一般都已经超过了二十年，枪里的瞄准器就像是被用爆的速度计，大多数膛线都已经锈蚀得无法使用了，通常十支当中能挑出一支可以勉强使用的；另一种是短管毛瑟，或叫作mousqueton，是一种真正的骑兵武器。这种枪比其他的武器更受欢迎，是因为它轻，便于携带，而且在战壕里不至于走火。当然，也因为它相对较新，似乎能带上战场。其实，所有这些枪基本上都派不上什么用场。它们都是由各种各样的零部件拼凑组装起来的，没有一支枪的扳机和枪身是成套的原装，大概有四分之三的枪最多射击五次就会卡壳；还有一种叫温切斯特的步枪，打响倒不是什么问题，但是准确度难以匹敌的差。而且弹膛上不带子弹匣，开一枪便需要装一颗子弹。队伍里弹药极为珍贵，每个人只能领到五十发子弹，其中大部分都出奇的糟糕。西班牙自制的弹壳需要重复填充火药，最好的步枪都会卡壳。墨西哥产的弹壳要好一些，因此都被用在机枪上使用。德国制造的弹药武器是最好的，但这只能从少数俘虏或逃兵那里才能得到，所以数量极少。我总是不忘在兜里揣上一排德国或墨西哥制造的子弹，以便应对紧急情况。其实，即便真的遇到紧急情况我也很少开枪，因为我实在是对那些老是卡壳的家伙感到发怵，想想那些时不时就会走火的子弹就会感到焦虑不安。

我们没有钢盔，没有刺刀，几乎连左轮手枪或一把小短枪都没有，平均每五到十个人最多能拥有一枚手榴弹。那时用的手榴弹，是一种叫人听了就不寒而栗的“FAI手榴弹”，这种手榴弹是战争初期由无政府主义者亲自制造的。它的外形看似米尔斯式手榴弹，但是它没有保险销，而是使用拉火绳来引爆，你必须在拉火绳的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将它扔出去。当时，这种手榴弹的突出特点是以“impartiaI”一词而广为人知的，意思是它既可能在那边的敌人中爆炸，也可能在投弹手自己手中爆炸。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手榴弹，虽然更为原始，但危险系数也小一些——我的意思是对于投弹手而言。话虽如此，可是直到三月下旬，我才见到一枚像样的手榴弹。

除了武器，其他的军需品也同样短缺。例如，我们既没有地图，也没有航海图。从来没有人对西班牙地形做过整体的勘察，唯一对这块土地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说明的就是军用地图，况且这些地图也几乎都在法西斯分子手里。我们没有测距器，没有望远镜，没有潜望镜，除了几副私人望远镜以外根本没有军用双筒望远镜。我们没有照明弹也没有信号弹，没有钢丝钳也没有军械师器具，甚至连清洁工具都没有。当看到我自制了一把擦枪刷子时，他们都惊呆了，似乎他们从未听说过这种东西。之前，需要清理枪管时，他们总是把枪交给军械师，他会用一根长长的铜质推弹杆，就着毫无变化的弯度，来回刮擦膛线。我们甚至连机油都没有。如果有幸弄到橄榄油，就把橄榄油涂在枪上。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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