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洁,（美）尤金妮·巴肯（Eugenie Buchan）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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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给中国的飞机：飞虎队的诞生(启微系列)试读：
This edition is an authorized translation of A FEW PLANES FOR CHINA：The Birth of the Flying Tigers by Eugenie Buchan
©2017 Eugenie Buchan
First published in 2017 by ForeEdge，an imprint of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引言
飞虎队是一支由美国志愿者组成的小规模空军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初期，他们在缅甸和中国西部与日军作战。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和美国正式宣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飞虎队被称为美国志愿航空队（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简称AVG）。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中国人将这些飞行员赞誉为“空中飞虎”，从此“飞虎队”[1]的名字就固定了下来。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6月，飞虎队拥有的适航战机基本不超过40架，但是他们击落了将近300架日本飞机。飞[2]虎队的标志举世闻名。他们的柯蒂斯-莱特（Curtiss-Wright）P-40战斗机机首绘着鲨鱼牙齿，他们的队标是一只从代表胜利的V字形中跳跃而出的小老虎，这是迪士尼公司设计的，还有其指挥官“老头子”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的硬汉形象。飞虎队是如此出名，以至于1942年共和电影公司（Republic Films）拍摄了同名电影，由约翰·韦恩（John Wayne）出演吉姆·戈登（Jim Gordon），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陈纳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描写飞虎队的书籍、文章、纪录片不计其数，为什么还要再写一本呢？如同新的证据总是能推翻原先的判决一样，新出现的史料也能推翻原先的历史结论。我对飞虎队的兴趣始于2006年。那年我无意间在华盛顿特区父母家的壁橱里发现了一满纸袋的旧文件，它们原属于我的外祖父雷顿（Bruce Gardner Leighton），他生前曾在美国海军任上校。这些文件显示，他在1939～1942年曾参与飞虎队的组建工作，当时他担任美国联洲航空公司（Intercontinent Corporation）的副总裁，这家航空企业如今早已被人忘记了。该公司的总裁是鄱雷（William Douglas Powley），我记得他是我外祖父母的好朋友。
1950年代，布鲁斯爷爷（所有的孙辈都这么叫他）在佛罗里达斯图亚特市（Stuart）附近有一个农场。他高大、秃顶，大部分时候穿着卡其布工作服。我不太记得小时候是否和他说过话，但是在他去世50年之后，通过对这些旧文件的“抽丝剥茧”，我终于开始了解他。
外祖父是一名早期的海军飞行员。1915年，他在彭萨科拉（Pensacola）海军飞行基地获得了飞机驾驶资格。他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结束后他在美国海军航空局工作，直到1928年辞职，当时他的军衔是少校。同年他加入了莱特航空器材公司（Wright Aeronautical），担任首任主管市场的副总裁，很快该公司就和柯蒂斯飞机与发动机公司（Curtiss Aeroplane and Motor Company）合并。1930年代早期，外祖父在土耳其和巴尔干半岛销售柯蒂斯-莱特公司生产的军用飞机。1937年5月，他放弃了柯蒂斯-莱特出口公司相对稳定的职位，加入美国联洲航空公司并担任副总裁。这份新工作将外祖父、他的妻子艾瑟尔（Ethel）和女儿珍妮特（Janet，我的母亲）带到了上海。
尽管我母亲对在香港的生活还记忆犹新，但她并不了解外祖父在中国从事的生意，只知道鄱雷在杭州为中国政府开办了一家飞机制造厂。1937年7月7日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一个月后我的母亲和外祖母撤退到了菲律宾。不久她们在香港重新安顿下来，而我的外祖[3]父则留在了中国内地。只要是阴天，他就可以搭乘客机飞到香港去看她们。随着日军大肆进攻到长江流域，布鲁斯爷爷和飞机制造厂不得不赶在敌人到达前西迁。1938年年底，美国联洲航空公司最终迁[4]到云南垒允，这里是中国与缅甸交界的地方，当时缅甸还是英国的殖民地。
1939年12月，外祖父一家回到美国。他往返于纽约、华盛顿与迈阿密之间，负责管理一家隶属美国联洲航空公司的飞机装配厂。1942年，他再次加入美国海军，作为海军在西海岸的代表，负责联络那些为海军供应飞机的制造商。这些是他搬到佛罗里达的农场前，我了解的全部。
我注意到纸袋中有一个文件夹上贴着“中央飞机制造厂、美国志愿航空队”（CAMCO，AVG）的标签，母亲在封面写着“雷顿关于美国志愿航空队成立过程的记录”（BGL’s accoun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VG）。当时我全然不了解这些缩写字母的意思，但在这袋文件里还有一本关于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小册子，名为《英勇光荣的美国人》（Americans Valiant and Glorious），它一下子触发了[5]我的童年记忆。当年我们还和外祖父母居住在一起时，我很喜欢看这本小册子，因为它封面上的小老虎和色彩鲜艳的流苏镶边。
在《英勇光荣的美国人》一书的开头几页，鄱雷提供了他关于飞虎队诞生的版本。1939年5月，鄱雷、他的弟弟埃德（Ed）以及我的外祖父和当时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会面。鄱雷问孔祥熙，美国人可以为中国和中国空军提供什么帮助，孔祥熙回答说中国需要一批像拉法耶特中队（Lafayette Escadrille）那样的美国志愿飞行员。在美国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支志愿飞行队协助法军作战。鄱雷说他会尽一切努力向美国“有权势的人”提出这个想法，[6]“由此美国志愿航空队诞生了”。
当我问起母亲外祖父与飞虎队的关系，她显得非常茫然；当我问起CAMCO是什么，她更是一无所知。在她看来，她的父亲当时是在为美国联洲航空公司工作。我在互联网上搜索了一下，很快发现CAMCO的全称是中央飞机制造厂，是一家由鄱雷创办的飞机制造厂。这家工厂是1933年鄱雷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合作开[7]办的中美合资企业。事实上，所有的飞虎队队员都与中央飞机制造厂签订了雇佣合同。
我在互联网上搜索了一遍，发现很少有人提及鄱雷和雷顿在组建飞虎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几乎所有的叙述都聚焦于陈纳德所起的关键作用。1942年2月，《时代周刊》（Time）为之后的历史书写定下了基调：“组建和招募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功劳不是一个人的。但是从一开始，这支部队的精神支柱就是它现在在缅甸的指挥官，他就是著名的美国飞行员、又黑又瘦的美国空军准将陈纳德，来自路易斯安那州[8]的沃特普鲁夫（Water Proof）。”1942年，拉塞尔·惠兰（Russell Whelan）撰写了第一本关于飞虎队的书《飞虎队》（The Flying Tigers）。惠兰曾担任美国援华联合会（United China Relief）的无线电主管，这个联合会是为国民政府搜集情报和筹集经费的机构。根据惠兰的说法，陈纳德创建飞虎队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抗击日本人，不[9]论美国与日本是否正式开战。1943年，《密尔沃基日报》（Milwaukee Journal）的记者罗伯特·霍兹（Robert Hotz）出版了《与陈纳德将军同行：飞虎队的故事》（With General Chennault：The [10]Story of the Flying Tigers）一书。他的这本书将飞虎队的故事说成了陈纳德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霍兹编辑了陈纳德的回忆录《战士之路》（Way of a Fighter，1949），将自己原先那本书中的内容加进了这本[11]自传。霍兹很有可能利用他与陈纳德的谈话、他自己的研究和想象撰写了这本传记。贾安娜（Annalee Jacoby）在一篇书评中评论说这本传记的书名很贴切，因为陈纳德曾经和每一个人“争斗”：“有意思的是，这些回忆录的内容颠三倒四、前后矛盾，好像是由三个不同[12]的人撰写的。”她与白修德（Theodore White）合著了《中国的惊雷》（Thunder out of China）。然而，这么多年来通俗历史书的作者都将《战士之路》的叙述奉为信条。从未有人质疑过这本书的主要论断，即陈纳德是飞虎队的缔造者。现在的权威研究者丹·福特（Dan Ford）就在他的著作《飞虎队：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者（1941～[13]1942）》的开篇，将陈纳德描写为“飞虎队背后的人”。
几乎所有关于飞虎队的书都包含陈纳德的基本履历。1919～1937年，陈纳德在美国陆军航空队（AAC）担任飞行教官、中队长，是闻名的特技飞行员。1937年，蒋介石指派他的夫人宋美龄负责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相当于中国的空军部，主管中国空军部队（CAF）。尽管名义上有位军官掌管中国空军部队，但是作为中华民国航空委员会的主席，宋美龄才是真正掌管中国军事航空的人。
那些已经在中国开展工作的美国飞行教官知道陈纳德，并且建议宋美龄邀请陈纳德到中国来考察中国空军部队。1937年春，陈纳德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抵达中国。碰巧的是，他晚于我外祖父一周来到上海，很快他们就认识了。1937年、1938年，他们在一起玩纸牌、一起经历日军的空袭；1939～1941年，他们一起商讨组建美国志愿航空队的计划。
1937～1938年，陈纳德担任蒋介石夫妇的空军顾问。根据美国志愿航空队编年史家的说法，1939～1940年陈纳德继续担任这一工作，尽管这一时期他几乎都驻在昆明，担任中国空军飞行学校首席飞行教官。
所有的记述都说，1940年11月，蒋介石请陈纳德前往华盛顿特区，帮助他的私人代表宋子文游说美国政府给予中国空军援助。这些记述说，在接下来的四个多月时间里，陈纳德迅速影响了罗斯福政府的一些主要决策者，说服了他们支持他组建一支驻扎中国的小规模志愿空中作战部队的想法。根据《战士之路》的说法，这支部队的目标是对中国领土上日占区的军事目标发动空袭，并很有可能轰炸东京。[14]一些历史学家称，1941年4月罗斯福不审慎地“支持了”陈纳德的提议。那之后不久，宋子文就雇佣鄱雷和中央飞机制造厂处理招募飞行员、人事合同以及一部分采购工作。
以上说法是关于美国志愿航空队和中央飞机制造厂缘起的标准版本，而我的外祖父所保留的文件在时间上和主要人物方面都与这个版本相矛盾。一批1940年1～5月的文件记录了我的外祖父和美国海军的会谈，会谈讨论了他提出的在云南垒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组建一支战术空军部队的建议。这一时期，他的老朋友罗伯特·莫滕（Robert Molten）是海军部的高官。莫滕安排他与一些高级军官见面，包括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Harold Stark）。在这些会谈中，他概述了他的公司将如何成立一支完全商业意义上的空中作战部队，由西方的飞行员（不一定是美国人）组成，以垒允的中央飞机制造厂为基地，由此空战部队可以对中国境内的日军目标发动空袭。当面临敌人袭击威胁时，这支机动空军部队可以转移到周边领土，比如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海军部的官员赞赏他帮助中国空中作战的提议，但指出美国当时的外交政策是个阻碍，这样的计划根本不能实现。
另外一批信件的日期是1941年1月中旬，其中外祖父提到了美国联洲航空公司、美国财政部和宋子文关于销售100架柯蒂斯-莱特P-40战斗机的紧张谈判。原来美国联洲航空公司拥有在中国销售柯蒂斯-莱特飞机的专营权，它应得一笔向中国销售P-40战斗机的佣金，但是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都不愿意支付这笔佣金。这些信件显示，时任海军部长诺克斯（Frank Knox）安排自己的助手莫顿·迪约（Morton Lyndholm Deyo）上校联系外祖父，希望他能独立组织援助中国的航空任务。莫顿·迪约是我外祖父的老朋友，他们的上一次见面是1937年在上海，当时迪约在美国亚洲舰队的旗舰奥古斯塔号（Augusta）上服役。在给迪约的一封信中，外祖父指出，没有任何人能凭一己之力处理这项复杂的军事供应，只有像美国联洲航空公司这样的机构能够做到。几周后，临近1941年1月底，财政部和鄱雷就美国联洲航空公司的销售佣金达成了妥协。最终，各方都同意由美国联洲航空公司来管理这项中国空军援助计划。此后，美国联洲航空公司一直都在处理与飞虎队有关的事务，直到1942年7月飞虎队解散为止。
在我看来，根据外祖父的文件，1941年1月罗斯福的亲信顾问决定，将一项秘密的对华空援任务外包给美国联洲航空公司，因此它是一家“私人军事承包商”，即使当时还没有这个术语。由于外祖父没有写明这项任务的真实性质，另一个问题出现了：1941年1月的这个计划与据称陈纳德和宋子文在1941年4月筹划的计划是什么关系？在目前所有关于飞虎队的著作中，我都没有找到答案。
随着我进一步阅读关于这个主题的书籍，我对另一些异乎寻常的情况也感到吃惊。几乎所有历史学家都认为，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那些年，罗斯福在竭尽全力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但为什么他会支持这样一项有可能在太平洋引发一场全面战争的对日空中行动？如果组建飞虎队的目的是抗击在中国的日军，那为什么从1941年7月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他们都驻扎在当时尚属于英国殖民地的缅甸？这些矛盾的情况不禁让人提出疑问：谁组建了飞虎队？是什么时候组建飞虎队的？为什么要组建飞虎队？解答这些问题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我尽最大可能使用原始资料，以期重现当时组建飞虎队的决策过程。本书的中心论点是，飞虎队并非绝大部分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纯粹是中美两国间的合作。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历史意义和战略意义主要起源于中国和英国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年就开展的军事合作。丘吉尔才是真正推动飞虎队成立的人。
正如本书所示，英国政府一直将美国志愿航空队视作一支正式的作战部队，一旦日本正式对英国宣战，希望它能加强英国在远东微弱的空中力量。出于各种原因，飞虎队故事的英国因素几乎被忽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命名的不同。英国人很少将这支部队称作美国志愿航空队（AVG），他们称之为国际空军部队（International Air Force，简称IAF）。位于伦敦郊外基尤（Kew）的英国国家档案馆保管着大量标记“国际空军部队”或者“援助中国”的文件。这些文件从1972年起就对公众开放，但我从来没看到过那些关于飞虎队的历史著作提及它们。
二战在欧洲爆发之前，英国竭尽全力避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一旦他们与希特勒在欧洲交战，他们无法应付两线作战，因此他们继续将战争资源集中在欧洲，而不是亚洲。他们很快就意识到了美国志愿航空队对防卫英国远东殖民地的战略重要性，因此他们在有限的资源里尽一切努力，帮助美国志愿航空队的“主管”陈纳德，将其发展成一支战斗部队。
1944年，雷顿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中国同事钱大钧将军。他在信中提到了飞虎队令人瞩目的成就，还有飞虎队组建过程中“不那么令人瞩目的”重重困难：他和其他人（包括陈纳德）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与政府部门的协议不得不完全靠口头处理；这[15]个项目的真实性质只限于几个人知晓”。这个关于飞虎队组建过程的“背景”故事或许远不如“英勇光荣的美国人”那样吸引人，但它的意义在于进一步说明组建飞虎队的真实用意，这支部队在战前外交的重要性，以及它与1945年美国最终用于击败日本的空战策略之间的关系。[1] “Labels Americans ‘Flying Tigers，’” NYT，January 27，1942，10.[2] 有关飞虎队击落的敌机数量一直存在巨大争议，对此我不予置评。我引用的数据是由飞虎队老兵埃里克·希林1996年5月15日提供给军事航空记录（rec.aviation.military）新闻组的，可以在yarchive.net/mil/avg_record.html上查询。丹·福特提出过一个更为保守的估计，他认为是115架。Dan Ford，Flying Tigers：Claire Chennault and His American Volunteers，1941-1942（Washington，DC：Smithsonian/Harper Collins，2007），x.[3] 阴天日本飞机无法进行空袭，因而客机可以飞行。——译者注（本书页下注都为译者注，后文不再标明，原书注释为尾注）[4] 英文文献写作Loiwing，今为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雷允。[5] William D.Pawley，Americans Valiant and Glorious（privately printed，1945）.[6] Pawley，Americans Valiant and Glorious，6.[7] Pawley，Americans Valiant and Glorious，6.[8] “Tigers over Burma，” Time，February 9，1942.[9] Russell Whelan，The Flying Tigers：The Story of the American Volunteer Group in China（New York：Viking，1942），24.[10] Robert B.Hotz，With General Chennault：The Story of the Flying Tigers（New York：Coward-McCann，1943）.[11] Claire Lee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The Memoirs of Claire Lee Chennault，Major General，U.S.Army （ret.），edited by Robert Hotz （New York：G.P.Putnam’s Sons，1949）.[12] Annalee Jacoby，“Fighting Man，Fighting Word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January 30，1949，1.[13] Ford，Flying Tigers，2.福特非常怀疑《战士之路》的真实性。他在书中表示，他认为罗伯特·霍兹是这本书的代笔人。[14] Chennault，Way of a Fighter，96-97.[15] “Leighton to Col.C.T.Chien，” September 5，1944，2-3，BGLA，folder CAMCO，AVG.这些档案现在归本书作者所有。1 蒋介石腐败的空军
1939年2月初，蒋介石和宋美龄在重庆的官邸宴请新到任的英国驻华空军武官、皇家空军上校罗伯特·艾特肯（Robert Stanley Aitken）。喝茶聊天的时候，艾特肯希望进一步了解他们之前提出过[1]的购买英国飞机和聘请英国皇家空军顾问改造中国空军的事情。宋美龄为蒋介石做英语翻译，她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略带一点南方口音。她告诉艾特肯，中国空军的管理体系“腐败透顶”，花了不少钱却没有成效。她代表蒋介石说道：“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海军的情况下作战，如果我们的空军不腐败，我们会做得更好。”她宣称将“全权委托”英国人重组中国的空军部即航空委员会（CoAA），并且重建中国空
[2]军。
这并不是中国空军和“空军部”第一次被贴上“腐败”的标签。1936年10月，艾特肯的前任、皇家空军中校哈罗德·克尓比（Harold Kerby）报告称，蒋介石和宋美龄对杭州飞行学校的水平“厌恶之[3]极”，把它的白色建筑描绘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1936年10月底，蒋介石任命宋美龄为航空委员会主席。那时蒋介石的主要空军顾问是意大利空军的西尔维奥·斯卡罗尼（Silvio Scaroni）将军。他警告宋美龄说：“你们的空军腐败不堪，一旦爆发战争，它一无用[4]处。”
那些外国驻华武官在提到中国空军和陆军时，基本上没一句好话。第一个公开提出这类批评的人是美国陆军少校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他于1926～1930年担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后来在1941年秋天，马格鲁德作为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团（the American Military Mission to China，简称AMMISCA）团长重返中国。1931年4月发表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里，他称[5]中国人是“实质上的和平主义者”。在他看来，日本人对军人推崇备至，中国人却没有尚武精神，除了增加机关枪的使用外，中国人基本没有对军队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军事航空正处于“从军用道具转变为心理安慰的过渡阶段”，陆军也不认为它是一种“必需的装备”；由于中国陆军航空管理人员的糟糕表现，中国空军不过是“被[6]高估了的稻草人”。
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三个月里，中国空军部队飞行员英勇奋战，但由于缺乏有能力的领导和足够的备用飞机，无法与日军长期空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日本空军和中国空军的装备比是4∶1，日本有620架陆军飞机和25%的备用飞机、600架海军飞机，这些飞机都是由日本飞机制造商生产的。中国空军只有250架适航飞机，而且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其中230架是从美国进口的，其余的20架是从[7]意大利或德国进口的。到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部队已经损失了[8]全部的战前储备，只剩下大约27架飞机。
中国空军溃败后，国民政府开始依赖苏联飞机和飞行员。1937年8月，蒋介石与苏联政府签署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是苏联给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基础。这份条约最重要的条款是中国人可以用低息贷款购买军事装备，特别是飞机。1937年11月苏联战机开始抵达中国。接下来的三年里，国民政府共收到900架苏式飞机，其中80%是在1939年年底前交付的。
随着苏式装备陆续运抵中国，苏联军事顾问也随之而来，这项被称作“Z计划”的军事援助行动逐渐展开。苏联人视这些飞行员为战[9]争英雄，就像美国人对待飞虎队队员那样。1938年1～2月，苏联飞[10]行队共执行了150次对日轰炸任务。到1938年年底，共有300名苏[11]联人参与了中国的军事航空行动。这些苏联飞行员的援助也并不是没有风险，1937～1940年大约有200名苏联飞行志愿者死在中国。[12]
到1938年时，“Z计划”已经开展得非常顺利，相比于蒋氏夫妇，中国空军部队似乎对苏联人更为忠诚。这个说法来源于美国驻华海军助理武官、海军陆战队上尉詹姆斯·麦克休（James McHugh）。当时他正在中国长途旅行，为美国海军情报局（the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收集情报。在他撰写的报告里，麦克休详细描述了中国[13]军事航空的情况以及蒋介石家族及宋家、孔家的种种阴谋。麦克休在塑造美国海军部对国民政府内部权力斗争的看法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样，通过他为时任美国驻华大使詹森（Nelson Johnson）[14]撰写的一系列特别报告，他在美国国务院也享有这种影响力。
1938年2月底，宋美龄不再担任航空委员会主席。她身心俱疲，健康状况很不好，只能从航空事务中退出，并说服她的哥哥宋子文接任航空委员会的主席。根据麦克休的报告，宋子文乐于让苏联人承担中国防空的责任，因为他们能提供国民政府急需的贷款和性能更好的[15]飞机，而美国只能提供“已淘汰型号”的飞机。在一封给鄱雷的信中，雷顿也提到孔祥熙“放弃了购买飞机的全部主动权……转而交[16]给了……宋子文。”1933～1938年，孔祥熙作为中华民国财政部长处理了几乎所有与鄱雷的美国联洲航空公司在购买柯蒂斯-莱特“鹰式”（Hawk）战斗机的谈判。1933年，鄱雷和孔祥熙开办了一家合资企业，即中央飞机制造厂。一方是三家美国企业：美国联洲航空公司、柯蒂斯-莱特公司和道格拉斯航空公司，另一方是国民政府。开办中央飞机制造厂的目的是帮助中国政府节省进口飞机大型部件，如机身、机翼和发动机的花费。这个安排意在利用中国的低廉劳动力成本和当地原材料，在中央飞机制造厂制造某些飞机部件并完成整机组装。
直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前，这种商业模式一直运行良好。战争的全面爆发导致中国从美国进口飞机部件的成本大幅度增加，中国开始购买价格更便宜的苏联设备。1938年4月，雷顿注意到苏联提供的飞机按成本计算远远低于美国联洲航空公司所能提供的任何一架飞机。[17]因此，向中国出售美国飞机的前景“暗淡”。到了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共有207架适航战斗机，其中95架苏联飞机、80架美国飞机，另外还有14架法国生产的“德瓦蒂纳”（Dewoitine）战斗机、10架英国生产的格罗斯特“斗士”（Gloster Gladiator）战斗机以及8架德国[18]生产的“亨舍尔”（Henschel）轰炸机。
宋子文欣然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但是蒋氏家族中的其他人则对此感到担忧，特别是孔祥熙和宋美龄，以及宋美龄的亲信端纳[19]（William H.Donald）。端纳向英国外交官，尤其是空军武官提供关于这些情况的特别简报。1937年年底，哈罗德·克尓比报告称，端纳[20]怀疑苏联和日本将消除分歧，并共同瓜分中国。两年后，罗伯特·艾特肯发现在谈话中“提到苏联人的话题是不受欢迎的”。宋美龄直截了当地评论说，“他们（苏联人）只关心自己”，其他人则承认[21]“他们不愿意多说”。艾特肯猜测苏联援助的条件之一是绝对保密，如果情况泄露，斯大林可能会撤回援助行动。传言说苏联飞行员仅仅是将中国作为“练兵场”。尽管如此，苏联飞行员还是因为作战时的勇气和效率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他们似乎准备在中国待上很长一段[22]时间，因为大约有80名中俄译员在教中方人员说俄语。
端纳邀请艾特肯前往重庆并安排了他与国民政府官员的会谈。同样，端纳也与这位新任的驻华空军武官说中国的空军是无可救药的，主要原因在于那些昏庸的官僚。端纳特别说明了蒋介石对中国空军负责人毛邦初的特殊处罚。由于毛将军“既不负责任又贪污腐败”，蒋介石任命忠诚老实的陆军军官钱大钧将军代替他。然而钱大钧对航空事务几乎完全不懂，他不得不依赖毛邦初的指导。宋美龄要求艾特肯不要告诉钱大钧自己来访的真实目的，事实证明钱大钧也对艾特肯怀有戒心。当艾特肯问起中国空军实力的真实情况时，钱大钧说自己不[23]可能将这些情况透露给一位英国空军武官。
出乎艾特肯意料的是，他发现毛邦初对航空常识的了解比其他人[24]都多，尽管他是一个“流氓恶棍”。他提出的作战方案是务实的：飞行员应该只在有合理获胜机会的情况下才去和敌人交战，不允许他[25]们“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沉浸于英雄行为”。毛邦初给艾特肯看了一份新的空军组织机构图，最高层是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和其他一些军人。在艾特肯看来，这个机构不过是“一堆不同种类的术语随[26]意地集合在一起”。
艾特肯在昆明见到了中国空军部队主管飞行训练的高级军官周至[27]柔，以及首席飞行教官、一个被称作陈纳德上校的美国人。由于双方语言上的障碍、周至柔的含糊其词和陈纳德的耳聋，他们之间的[28]对话进行得很不顺利。当艾特肯问起陈纳德对于毛邦初提供的空军新组织机构图的看法，后者不屑一顾地表示“无可救药”，但对于[29]该如何改善则没有想法。艾特肯猜测“组织工作不是他的特长”。
艾特肯了解到有十几名美国陆军航空队的预备军官在训练中国空[30]军学员。然而，大家都说这些美国人与中国学员的关系很差，他们与中方军官的关系也不好，因为后者憎恨美国人教他们该如何上课。曾经在一所航空学校发生过一次“叛乱”，中方飞行教官告诉学[31]员一旦他们单独驾驶飞机，他们就不必听从美方教官的指导。
在这些美国飞行教官中有一个人叫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MacDonald），他和陈纳德是老搭档。1930年代中期，麦克唐纳曾经在陈纳德创建的特技飞行队“空中特技三人组”中担任僚机驾驶员。尽管麦克唐纳拒绝承认自己执行过作战飞行任务，他还是拐弯抹角地和人说起他曾试图向中国空军飞行员灌输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忠诚和责任感，但当他第一次让他们对抗同等数量（9名）的日本飞行员时，[32]他们立马抛下他逃走了。艾特肯获悉麦克唐纳每打下一架敌机，就能获得一笔丰厚的报酬。当中国人将他的奖金降低到“1000元硬通货”，在他看来是指1000美元时，麦克唐纳拒绝了。他说按这种条[33]款的话，那中国人就“自己去把这些该死的东西打下来吧”。
艾特肯拿到了一张调查表，在这张调查表上陈纳德为蒋介石罗列了中国空军部队无数的缺点：组织薄弱、缺乏训练、纪律差、中方人员缺乏主动性以及缺少备用飞机和备用部件。在陈纳德看来，由于不可靠的和不充分的训练导致了飞行员的失误，造成中国空军在中日全面战争的前六个月里损失了一半的飞机。尽管如此，陈纳德还是相信如果能够合理地训练和装备中国飞行员，他们可以对日本的补给线发起“空中游击行动”。中国空军部队已经有了一些适合发动空袭的柯蒂斯“鹰式75”飞机，陈纳德建议采购更多装备重型机枪或大炮的[34]远程单座战斗机。艾特肯不同意陈纳德的策略，理由是长途飞行后的战斗机容易受到敌人攻击。考虑到日本人在空中的优势，他们可[35]以轻而易举地摧毁任何中国人部署的装备。
尽管中国空军部队看起来注定会失败，蒋介石夫妇还是给出了一系列想要改革和复兴它的指示。1938年12月13日，重庆的美国外交官报告说，蒋介石决心“改组并扩建中国空军部队”。国民政府打算[36]签一笔大合同，目的是在云南的新中央飞机制造厂里制造飞机。然而，艾特肯却没有提到这些重要的进展。这样看来，中国人是在设法保密他们和曾经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合伙人——美国联洲航空公司重新恢复的贸易关系。1938年12月，时隔一年之后，孔祥熙再次负责采购美国飞机。他接受了鄱雷和另一位飞机经纪人帕特森（A.L. “Pat” Patterson）的投标。孔祥熙想要从这两家公司中选择一家购买多达300架新型美国战斗机。
就在这个时候，孔祥熙也联系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rchibald Clark Kerr），确保中国能从英国那里得到总额1000万英镑的出口信[37]贷，用于购买飞机。孔祥熙提出了在缅甸首都仰光的港口建立一家飞机装配厂的可能性，装备完成的飞机可以从那里飞往云南。这可能是必要的，因为正如孔祥熙所指出的，在滇缅公路上运输这样超大[38]型的飞机部件将是“极其困难的”。
1939年2月，艾特肯知道了中国人将在缅甸新建一家独资飞机制造厂的计划。在他的秘密报告里，他反对那种允许任何外国利益集团[39]“在我们的领地”开办和经营飞机制造厂的观点。不过他在报告结尾处写道，应该派遣一些英国皇家空军军官来中国推销英国飞机，因[40]为相比于其他外国飞机代理商，他们更有机会在市场上立足。
这就是在1938年和1939年困扰中国军事航空的难题。一方面，蒋介石想要有自己的空中力量，但是不相信自己的部下能实现它。另一方面，他不能摒弃防空事业中的中国因素：别的不说，无论这些空军高级军官有多么无能，蒋介石都需要一支由他的亲信控制的空军部队，以便保持他的威望。
由于中国人完全依赖外国飞机，因此总是需要外方人员教他们如何操控和维修这些进口的装备。蒋介石夫妇掌管空军机构的方式就像轮辐：外国专家彼此互动很少，他们分别和中国空军部队中驾驶美式、意式和苏式飞机的小团体建立联系。位于轮毂位置的是蒋介石本人，他要求外方人员跟中方人员一样，也忠诚于他。中国人不觉得在苏联提供几乎全部的飞机和飞行员进行空中作战的情况下，他们探讨雇佣英国皇家空军军官对空军部（航空委员会）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存在矛盾。
对于这样的共处将会给中国空军造成怎样的不利影响，蒋介石夫妇并没有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比如，1933～1937年，由于采购政策受到误导，中国同时有一支官方组织的意大利空军代表团和一支民间组织的美国飞行教官队。这支美国飞行教官队的队长是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军官朱厄特（John H. Jouett）上校。1934年，他直截了当地说：“就像油和水互不相溶，你不能指望意大利人和美国人这两种具有完全不同的种族特征、观念、训练方法等的人能在一起和谐[41]共事。”
最后，物流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相比于其他因素，它更加限制了国民政府对西方飞机的采购。1938年12月，孔祥熙对英国驻华大使指出通过滇缅公路运输大型飞机部件的困难。所以，即使中国人从英国或是美国那里订购了飞机，也没有可靠的方法将飞机部件运到云南。相比之下，苏联空军代表团在将飞机运往中国西部时则没有遇到这些障碍。从1937年起他们就在靠近土西铁路（Turkestan-Siberia Railway）终点站的阿尔玛-阿尔塔（Alma Alta）（今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组装飞机，再从这里飞往位于中国西部兰州的主基地。飞机再从兰州飞往位于四川成都的中国空军部队基地，当时重庆也在四川省管辖范围内，是中国的战时首都。
苏联的运输方式可能给了孔祥熙灵感，他相信可以建立一个类似的运输体系，这样在仰光组装完成的飞机可以运往云南。然而，这需要得到英国的同意。此时英国正陷入两难境地，他们既想帮助中国，又要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不挑衅”日本的政策占了上风，这就排除了将飞机从远东港口经过英国领土运输到中国的可能性。因此，在华盛顿和伦敦，官员面临着一个尴尬的现实，为了在军事航空领域帮助中国，他们不得不依靠不可靠的滇缅公路。因此，美国联洲航空公司也不得不依靠滇缅公路。[1] “Secret Report on the Chinese Air Force，” （hereafter “Secret Report”） HBM Air Attaché，April 17，1939，6，FO 371/23463，F3687/118/10，TNA.[2] “Secret Report on the Chinese Air Force，” （hereafter “Secret Report”） HBM Air Attaché，April 17，1939，6，FO 371/23463，F3687/118/10，TNA.[3] “Annual Report in Aviation in China 1936，” May 3，1937，90，FO 371/20968，F2527/31/10，TNA.[4] “Chinese Air Force，” January 25，1937；“Confidential，Minute of Interview Wing Commander H.S.Kerby，Air Attaché with Mr.W.H.Donald，” November 17，1936，263，both in F477/31/10，FO 371/20967，TNA.[5] John Magruder，“The Chinese as a Fighting Man，” Foreign Affairs，April 1931，469.[6] John Magruder，“The Chinese as a Fighting Man，” Foreign Affairs，April 1931，470.[7] “Chinese Air Force—Preparedness for War，” January 27，1937，FO 371/20968，F1837/31/10，TNA.[8] “Notes on the Present Conflict in China，March 1939，” （Washington，DC，1939） 43，Information Bulletin，Office of the Chief of Naval Operations 18，no.1.[9] Aleksandr Ya.Kalyagin，Along Alien Roads（New York：East Asian Institute，Columbia University，1983），11.[10] Ray Wagner，Prelude to Pearl Harbor（San Diego，CA：San Diego Aerospace Museum，1991），27-28.[11] “To Secretary Morgenthau from J.Lossing Buck：Interview with Minister Kung，” October 7 and 13，1938，361，HM diaries，vol.146，October 14-20，1938，FDRL.[12] “Soviet Military Aid to China，1937-1939，” by 1.JmA （Jagdmoroner Abteilung） member Skoreny （http：//1jma.dk/articles/1jmachina.htm），who cites Y.Chudodeev，“Defending Chinese Skies，” in On the Eve，ed.N.Yakovlev，O.Stepanova，E.Sa-lynskaja （Moscow，1991），118-127，and “On the Chinese Soil，” Nauka（Moscow，1977）.[13] 1934～1938年，麦克休的军衔是海军上尉，1939～1941年是少校。1942年年初，他被晋升为上校。麦克休的简介见Robert E.Mattingly，Herringbone Cloak—GI Dagger：Marines of the OSS，Occasional Paper （Washington，DC：History and Museums Division，Headquarters，US Marine Corps，1989），55-58。另见James M.McHugh Papers，CUL。[14] “The Chinese Air Force，” June 7，1938，James M.McHugh Papers，box 2，folder 13，CUL；Leighton to George Sellett，March 20，1938，3，BGLA，folder Misc.Chinese Correspondence.[15] “Confidential the Chinese Air Force，” June 7，1938，James M.McHugh Papers，box 2，folder 13，CUL.[16] “Leighton to Pawley，” April 3，1938，1，7，BGLA，folder Misc.Chinese Correspondence.[17] “Leighton to Pawley，” April 3，1938，1，7，BGLA，folder Misc.Chinese Correspondence，第3页。[18] “Soviet Assistance to Chinese Air Force，” October 18，1938，175，FO 371/22140，F10951/298/10，TNA.[19] 端纳是一个顽固执拗的澳大利亚老牌记者，20世纪初他来到中国，接连担任了多个中国军阀的顾问。1936年他开始为蒋介石夫妇服务。Earl Albert Selle，Donald of China（New York：Harper，1948），305-306.[20] “Secret from B.A.Hankow，” February 4，1938，270，FO 371/22139，F3951/298/10，TNA；“Russian Aircraft for China，” January 20，1938，164，FO 371/22139，F877/298/10，TNA.[21] “Secret Report，” 8，31.[22] “Secret Report，” 8，第31页。[23] “Secret Report，” 9-10.钱大钧的传记见Who’s Who in China，5th ed.（Shanghai：China Weekly Review，1936），49。[24] “Secret Report，” 8.[25] “Secret Report，” 8，第36页。[26] “Secret Report，” 8，第12页.[27] 陈纳德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时的军衔是上尉，但是蒋介石夫妇授予他上校的荣誉军衔，这样他就比大多数中国军官的军衔都高。Martha Byrd，Chennault：Giving Wings to the Tiger（Tuscaloosa：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1987），68.[28] “Secret Report，” 28.[29] “Secret Report，” 28，第30页。[30] “Roster of Ams.Dec.1938”，Five Year Diary of Claire Lee Chennault，CCAC.他们是W.C.McDonald，H.R.Mull，W.W.Pannis，R.S.Angle，B.R.Carney，R.M.Reynolds，J.L.Bledsoe，G.L.Cherymisin，E.S.Scott，F.L.Higgs，C.B.Adair，D.E.Long，R.M.Lancaster。[31] “Secret Report，” 29.[32] “Secret Report，” 29，第38页。[33] “Secret Report，” 29，第30页。1935～1941年，不同的统治当局曾将中国的货币称为法币、元或者中国银元、墨西哥银元（因为中国历史上曾实行银本位制度）。1939年2月，1中国银元大约值16美分，因此如果兑换成中国银元，麦克唐纳的奖金是比较丰厚的。关于中国货币的背景知识，参见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1937-1945（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5），5-6，and table 59，p.360.[34] “General Chiang kai shek’s questionnaire and Colonel Chennault’s answers，” 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appendix C.[35] “General Chiang kai shek’s questionnaire and Colonel Chennault’s answers，” Arthur N.Young，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appendix C.[36] “In strict confidenc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om Willys Peck］，” December 13，1938，Central Decimal File，RG 59，893.248/106，NARA.[37] “Export credits for aircraft for Chinese government，” January 6，1939，32-34，FO 371/23462，F197/118/10，TNA；“Britain Will Help China Get Imports，” NYT，December 12，1938，42.[38] “Sir A.Clark Kerr （Shanghai），Important，Secret，” December 21，1938，CO 129/580/4 （1939），TNA.[39] “Secret Report，” 41.[40] “Secret Report，” 41.[41] “John Jouett to Arthur Young，” September 18，1933，ANY，box 36，folder Mil/Av，HISU.2 滇缅公路
临近1937年年底时，中国人开始拓宽和延伸一条古老的山间小[1]路，顺着这条山间小路可以穿过云南的山脉，蜿蜒至缅甸。最终建成的就是那条全长720英里、路面坚实的滇缅公路。滇缅公路沿着昆明迂回曲折而下，最终到达滇缅铁路的终点站腊戍。1938年12月，滇缅公路大张旗鼓地开始通车。
就在那个月，美国驻华大使詹森驾车驶过了整条滇缅公路。《纽约时报》报道说：“事实是他的车队可以平稳顺利地完成这段旅程，他说，这不言而喻……如果一辆小汽车能完成这样的驾驶行程……很明显根据这里的专家的说法，那些装载军火和其他物资的卡车也能完[2]成同样的驾驶行程。”滇缅公路是一个“用比古罗马更古老的方法[3]修建起来的现代建筑奇迹”。这个奇迹是通过劳役民众得来的。整个云南境内，各个村子的村长都“自愿”组成工作小组，用他们的赤手空拳和最基本的工具来修建公路，在负责的路段完工以前，他们不[4]准回家。
但是这条新的公路并非全像人们所吹嘘的那样好。正如孔祥熙所认识到的，这条路很危险，而且不能承受那些重型货物的重量，比如大型飞机部件。一些外国观察者的秘密评论也回应了孔祥熙的疑虑。1938年12月，来自美国海军情报局的詹姆斯·麦克休陪同詹森大使驾车穿过滇缅公路。麦克休在私下的报告里提到，这条公路上狭窄的急转弯道和雨季常出现的山体滑坡对这条双车道公路造成的危害。他认为，在这条公路的大部分路段，“地质情况决定了定期巡检和修理是[5]必需的”。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和汉口，但是从香港运往内地的货[6]物继续能进入未被日军占领的华南。不久以后，1939年2月，日军入侵海南岛，他们在那里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成了日军进攻北部湾和越南北部的起点。日本人向越南的法国人施压，要求他们封锁从海防和河内运输军火和其他大部分物资去云南的铁路线。到1938年11月的时候，滇缅公路已经成为最后一条真正安全的、能将西方武器装备运往中国的路线。如果日本人也对缅甸的英国人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就可以切断所有运往中国的燃料和武器。
国民政府的命运与滇缅公路息息相关。1938年9月，孔祥熙派遣德高望重的金融家陈光甫担任特使前往美国，去商定一笔新的大额贷款。这笔贷款的偿还将完全依靠滇缅公路将中国的商品运输到位于缅甸东北部的腊戍，再从腊戍运往仰光，最后运往西方。陈光甫已经考虑到了军事装备，包括飞机部件可以通过水路、铁路和公路，从仰光运往中缅边界。因此，当1938年11月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突然提到罗斯福向他问起中国最近是否购买了飞机时，陈光甫听着很高兴。
陈光甫当即回答中国政府已经起草了一个清单，包含价值1亿美元的美国飞机和军备，可以通过滇缅公路运往中国。他轻描淡写地说了这条新公路的缺陷，强调了其改善的潜力。他进一步提到，中国正在说服仰光的英国殖民政府允许通过滇缅公路将武器和飞机运往云[7]南。陈光甫向摩根索保证，中国唯一需要的就是用于采购的资金。摩根索变得激动起来，他告诉陈光甫自己会设法让罗斯福注意到他提出的那个采购清单：“陈先生，我不能做出任何承诺，但我会尽我所[8]能。”
尽管如此，摩根索预料到了运输的问题。他指出，滇缅公路一天的运输量不超过140吨，如果中国人不能按时交付桐油，或是其他商[9]品的话，人们一定会质疑向中国发放贷款的用途。摩根索并不是唯一一个为地理环境和物流体系大伤脑筋的人。他告诉陈光甫，罗斯福不停地询问有关进出中国的不同路线，没有人能回答他这个问题。摩根索希望陈光甫能向罗斯福说明一切。这位著名的银行家非常乐意提[10]供中国运输体系的备忘录。陈光甫向罗斯福保证，滇缅公路“注定会成为连接中国与一个安全的外国海港最重要的公路之一，它将在[11]中国为实现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发挥关键作用”。
1938年12月，罗斯福政府宣布了这笔所谓的“桐油贷款”，由此中国人拿到了总额2500万美元的借款。这被视作中国人交付桐油的预付款。桐油是从桐树的果实中提炼出来的，是制造清漆的原料。中国人将这笔贷款看作自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美国第一次真正表达对他们的支持。李国钦是一位富有的美籍华裔商人，被称为“钨矿大王”，他写信给孔祥熙说：“2500万美元只是一个开始……可以期待将来会有更大笔的金额……这是一项政治贷款……我们将得到一个还要执政两年，也可能还要执政六年的美国政府的同情。现在我们的政治[12]前景（较以前）光明多了。”
中国的精英，包括蒋介石和宋氏家族成员、外交官、教育家以及其他在中国和美国的意见领袖上演了一出好戏，让各国人民相信，西方国家善意的姿态激发起了中国人抗击日本的决心。中国人时而用他们高昂的情绪，时而用他们低落的情绪做宣传，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让他们提供政治和物资支持。这一次，中国人可能是发自内心地为得到“桐油贷款”而感到欢欣鼓舞。这无疑加深了罗斯福政府的看法，即不仅这笔贷款本身，而且对外公布的时机都对中国人民和领导者产生了重要的心理影响。相比于苏联提供的贷款，总额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只能算九牛一毛。尽管如此，罗斯福政府将其看作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中国人心中泛起一阵阵不断扩大的好感。
作为对新的贷款和对未来苏联援助担忧的回应，中国人重新开始考虑购买美国飞机。陈光甫很有可能向孔祥熙保证，白宫会以某种方式为中国购买美国飞机提供便利。孔祥熙很有可能像端纳和宋美龄那样，反对中国过分依赖苏联的空中援助。现在，孔祥熙有机会对此做点什么。他向鄱雷的美国联洲航空公司和另一位飞机经纪人帕特森服务的综合航空公司（Consolidated Aviation）招标，购买300架飞机。
雷顿和鄱雷也像孔祥熙一样，意识到滇缅公路给他们的生意造成了麻烦。即使他们能设法将飞机卖给蒋介石政权，可能也没有办法制造和运输这些飞机。在中日全面战争初期，他们被迫将中央飞机制造厂从杭州搬到汉口。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汉口后，他们不得不再将飞机制造厂搬迁到远离敌人的安全地区。11月，他们的勘测员埃德·古尔利（Ed Gourlie）在云南南部找到了一个新厂址。这是一个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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