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东方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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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试读：
出版说明
20世纪90年代后期，旅美著名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的“细说体”历史著作《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简体字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从此，在中国大陆浩如烟海的史学著作中又增添了一种新的叙史体裁——“细说体”。“细说体”源起于抗战期间黎东方教授在重庆的“讲史”盛举。当年黎教授以历史学家的睿智与妙趣横生的词锋，讲三国、讲武则天，倾倒四座，轰动山城，听众争相买票入场。黎先生“讲史”完全不同于一般说书人，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件事情，而是广泛地从各种史书中搜集和贯串史料，按需而取，以生动活泼、引人入胜的语言吸引了无数听众。“细说体”历史著作即以“讲史”的形式，将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中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以及职官、制度、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分别加以“细说”，分则为独立的历史故事，合则为一朝断代信史，文字挥洒优美，史事详实可信，它使读者“以读《三国演义》的轻松心情，获得的却是胜于《三国志》的历史知识”（原台北大学历史系主任马先醒教授语）。无怪乎胡适博士读了《细说清朝》后，就曾力劝黎先生将历朝历代都“细说”一遍。而林语堂则将他自己的“幽默大师”名衔拱手礼让给黎东方先生。“细说体”历史著作是用口讲说在先，以笔成文在后，因此，其文其质都别具特色。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先生盛赞黎东方以深厚学养和探索精神撰写“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独辟历史通俗化的蹊径：“他用干净利落、明白晓畅的文字加以表述，使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读懂，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还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解答了一些民间传说和历史之谜，如秦始皇的神秘身世、孝庄太后有没有下嫁多尔衮、雍正是否吕四娘所杀、乾隆是否汉人之子等等，既具珍贵的史料价值，又有极强的可读性，这是一般史书所难以做到的。“细说体”另一个特点是作者在叙述历史的同时，随时加以点评，鲜明地表达自己的好恶和观点，虽持一家之说，但冲破了某些正统的陈腐思想，颇具真知灼见，引导读者以现代的眼光看历史，很有新意。例如，作者认为刘备不仅不是圣人，而且不是贤人，因为他每逢军事失利，就把老婆儿子一起丢掉，只顾自己逃命。又如，作者认为曹氏篡汉，只是个“篡”字，因为天下是曹操自己打出来的；而司马氏篡魏，不仅是“篡”，还要加个“窃”字，因为天下是司马懿靠“骗”和“媚”偷来的。再如，作者认为雍正为人虽狠，但政绩卓著，在位十三年胜过康熙六十一年的治绩。凡此种种，书中都有详细事例加以印证。
旅美著名学者、教育家顾毓琇先生，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宋史专家邓广铭先生，著名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都热情洋溢地为以上五种《细说》的简体字横排本作序，介绍了黎东方当年的“讲史”盛事以及“细说体”的由来和特色，使这位离开故乡五十年的资深史学家重新得到祖国大陆史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黎先生的五种《细说》曾于20世纪60年代在台湾出版，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90年代在上海出版后，同样受到读者的追捧，出版社多次加印。这使黎东方先生受到很大鼓舞，也进一步加强了写齐从秦汉到民国全部历史的决心。当时，黎先生已年近九秩，他以老骥伏枥的精神开始了撰写《细说秦汉》《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的艰巨工作。孰料执笔至1998年12月底，黎先生竟夜睡不起，猝然仙逝，以致大愿未竟，良可哀痛。
为竟黎先生遗愿，亦为众多爱读“细说体”史书的读者计，出版社受黎夫人黄鸿书女士的委托，约请对丛书所缺的各朝历史素有研究，且熟悉“细说体”笔法的学者，分担撰写任务。黎先生高足、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副教授陈文豪承担起整理黎先生《细说秦汉》部分遗稿的工作。因其内容不全，大陆学者、著名秦汉史专家王子今又慨然受托，补写完成了书稿所缺的章节。与此同时，《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和《细说宋朝》也分别由上海三位学者沈起炜、赵剑敏和虞云国完成，并由历史学家沈渭滨教授为新撰的四种《细说》作序。至此，“细说中国历史丛书”集海峡两岸两代史学家之心智和功力，终于大功告成。“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出版后，好评如潮，虽然未经大力宣传，更无电视媒体的依托，却是一印再印，长盛不衰，不仅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而且获得史学界的高度赞扬。不少学者建议，在当今许多名为讲史，实为讲故事的书籍热销之际，何不把中国卖票讲史第一人黎东方教授的“细说”系列重新修订出版，让更多喜欢历史的读者从生动精彩的故事中了解真正的历史？于是，就有了这套“黎东方讲史”。其中虽然有三本书不是黎先生原著，还有一本系在黎先生原稿基础上由他人补编，但所有作者均系出版社受黎夫人委托而约请，而所有文字均按照黎先生首创的“细说体”撰写，当可视作“黎东方讲史”之续，自应纳入这一系列。
从“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到“黎东方讲史”，我们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1.恢复了部分初版时删除的章节和文字。如《细说清朝》中的“丧失琉球”，《细说明朝》中的“北元世系”，《细说元朝》中的“宋末诸儒”等。
2.恢复了《细说清朝》中原有的插图和图注，并在其他各书中添加了插图和图注。
3.增补了部分章节。如《细说隋唐》中的“李煜”、“冯道”等。
4.修正了原书中的疏漏和错讹。
5.重新设计了封面和版式。
但愿以焕然一新面目出现的“黎东方讲史”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欢。编者2007年元月
编者说明
一、本书原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原书名为《细说民国》第一部。因本书下限写至民国元年为止，故在征得作者同意后，改为《细说民国创立》。
二、由于两岸政治环境与史学观点的差异，经作者同意，在这次出版时，我们对书中某些观点、提法作了相应的修改；因受上下行文限制或其他原因而难以修改的部分，仅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对书中少数讹误之处，根据近年来已有定论的学术研究成果作了校订。
三、本书的年代、日期基本采用中国历史纪年与阴历，为便于读者阅读，现择要加注公历（阴历日期以中文数字表示，公历日期以阿拉伯数字表示）。编者序一 “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序言邓广铭
人们大概都知道，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载有“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大概也都知道，南宋诗人陆游有一首诗说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说蔡中郎”，当然就是说三国史当中的一个片段。
南宋晚年吴自牧的《梦粱录》则记有“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耐得翁《都城纪胜》所载略同）。这里所说的“通鉴”，绝不是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或朱熹的《通鉴纲目》而言，而是略似“通史”之意，与下文之“汉唐历代”是一样的意思。
举述以上三事，我是想用来说明，到了宋代，一般社会人群的文化水平，在当时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自然形势走向的推动下，也正企求逐步提高，故不论城市的市肆、涂巷，或是百姓聚居的村落，都有以讲说史事为专业的人（包括盲人）。但是，这些以讲说史书为业的人，全都是并不真正读过史书的人，他们只是在从某些读书人闻知某一阶段的历史（大都是战乱最多的时期）的粗略梗概之后，再加以演义和穿插，增加一些热闹的、传奇的场面，写成文本，口耳相传。有许多盲人也成为这类传承人物的一个组成部分，藉以用为谋生的一种技艺。这许多讲史的文本，经过长时期和千百人（包括一些真正读过史书的人）的充实修改，最后便结集为《三国志演义》《五代史平话》《水浒传》等书，成为现今多数人喜读的古典小说。
在《三国志演义》等书已经广为流行之后，在各大城市以及乡村市镇的市场或庙会上，一直还有人在继续讲说三国的群雄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故事，也仍然能吸引一些听众，这说明，由并不阅读史书的人向社会人群讲说历史故事的风习，在继续了千百年之久而并未改变。
可是，在抗日战争期内，在当时作为临时首都，并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的重庆，却有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挺身而出，要向这个山城的社会人群，讲说真正的历史事实。他找定了一个可以容纳大量听众的会场，作为他演说的固定场地，按一定的日期和一定的时间，到那里进行演讲，听众则须买票入场。这真称得起是一支异军突起，然而这支突起的异军，一上阵却收到了横扫千军的效果。前一期的讲题是“说三国”，后一期的讲题是“说武则天”，听众与日俱增，在重庆这个山城，确实引起了一大阵轰动。我当时身居北碚的复旦大学，距重庆百多华里，竟也经常有为这番讲史的叫好声传来耳边，经常为这一轰动效应所震动。
若问：主讲人何以具有如此这般的魅力？何以能使他的讲史引起如此这般的轰动？我的答复是：因为他是洞晓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黎东方教授。那时他的正式职务，是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并在中央大学历史系兼任教职。
黎东方教授所讲说的三国史或武则天的历史，全都大异于从宋代以来，出现在城市或村镇中那些说书人和讲史人所讲说的内容，他既不虚构任何一个人物，也不虚构任何一桩事件，以增其传奇性质，藉以吸引听众；他只是广泛地从各种体裁的史册当中，取精用宏地加以搜集，加以贯串，然后做出他的讲词。照这样做，按常理而论，则他的讲说，较之那班职业的说书、讲史人，便应显得枯燥乏味，难以引发听众的兴趣，然而他竟能以突起的异军，横扫一切职业的说书、讲史人员，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既已把所要说的史事熟蕴于胸中，按需而取，左右逢源，而通过他的逸趣横生的词锋加以表述，既显示出踏踏实实，决不浮泛；所表述的史事，又都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则其取得那样的成功，岂不正是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吗？
在重庆演说上述两段历史，引起了一大阵轰动之后，黎东方教授又飞往昆明，把这两段历史又全都重讲一番，其所引致的盛况，一如在重庆讲说时。他是否又到另外的地方讲述过，我却记不起来了。但单就渝、昆两地来说，只因黎教授的讲演而接受到真正的历史教育的，正不知已有若干千百人次了。
黎东方教授于1949年离开大陆之后，经常往返于台湾与美国。但不论何时何地，他一直还在操其旧业，或则是执教于某一大学或学院，担任某种历史课程，或则是在某个研究机构专心致志于某一历史课题的研究。总之，他是无往而不是以历史学科这一领域作为他的安身立命之地的。
在黎东方教授离开大陆，直到目前的这四十多年内，我虽然也曾接到过他的来信，当他于80年代末来北京探视朋友时，虽也曾有过短暂的晤谈，而对他在此四十多年的生活情况，除上面所概述的诸事而外，却并不详知，只是在进入90年代以来，我从台湾刊行的几种杂志上，特别是从《传记文学》所刊载的书刊报道上面，才得知悉，这四十多年，乃是黎东方教授在历史学的论著方面最为丰收的时期。他既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不计其数的史学论文，更先后出版了《细说先秦史》《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一直细说到民国的肇造。
在知道这一系列的《细说》已经刊行之后，自然就以不得拜读而深感遗憾。却不料于今年4月内，忽然接得黎先生的来信，告知上海人民出版社已经决定，要把这几种《细说》，一律改作简体字横排本，在大陆发行。接着他把这几种《细说》全部寄来，嘱我写一篇序文，向对他必然感到陌生的大陆读者略作一番简要介绍。这使我得遂拜读多本《细说》之愿，极所快幸，撰作序文之嘱，也自当黾勉从事，以期不负老友的厚望。
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告知，现决定先将《细说元朝》以下诸册在沪改版印行，而《细说先秦史》和《细说三国》二书，则因其前后不能互相衔接，暂不印行。我觉得这样做也很合适。黎东方教授在撰写这几本书时，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与制约，其观点，其议论，也必然有为大陆读者所不能认同和理解之处，出版社对此自亦须做一些适当的删改，想来黎先生对此必也同意。
对于要改版重印的这几本《细说》，我本来是要一一细读的，奈因已届风烛残年。精力衰惫，反应迟钝，事事力不从心，故只能采取诸葛亮读书的方法，“观其大略”，而做不到像徐庶、孟建那样的“务于精熟”。然而，就在这样地读过之后，我也觉察到这几本《细说》所共同具有的几种特色。
在这里，我要重点突出地指出，这几本《细说》确实都是深入浅出的，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说“深入”，是我认定这四本《细说》，全都是在黎东方教授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还必须说明，以上云云，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捃摭而得来的，所以才能那样地左右逢原，曲汇旁通。这样深厚的功底，如我在上文所说，在抗日战争期内，在重庆讲说三国和武则天的历史时，早已显示出来，无非，那时期是他用语言表述出来，而近今则是用文字表述出来而已。且让我在此举例为证：
作者的《细说元朝》的《自序》，开头便交代说：“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这几句话，简单明了，却是每一个研治中国通史的人所都体会到的真正甘苦。这本《细说》的第一节《源远流长》，共占用了二十来页的篇幅，成为不但在这一本，而是在各本《细说》中最长的一篇。每一个体会到上述的真正甘苦的人，在读过这一节之后，必然会感觉到，它绝非是等闲之辈，即一般编写《中国通史》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它的写成，乃是作者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不但取证于正史中的《魏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和《元史》《新元史》，还取证于杂史中的《黑鞑事略》、明初所译《元朝秘史》和现代学者改译的《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还参考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PaulPelliot）诸人的论文，用宏而取精，最后则折中于作者自己，而定其取舍从违。因此，作者对过去长久莫衷一是的问题所作出的判断，对读者都是具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而作者把见于《辽史》中的“谟葛失”这一似是人名的三个字，断定为：“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旧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我认为这更是作者发前人之所未发的一个创见，而这个创见是极其正确的。
再从《细说清朝》中摘取一事为例。
清朝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是顺治，即位时年方六岁。他的父亲皇太极，是在1643年，年仅五十二岁的时候，无疾而终的。在顺治即位后，即由皇太极之弟多尔衮为摄政王。当时顺治的母亲年方三十一岁，比多尔衮小一岁。从此便流传了皇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之说，而且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多年内，这一传说一直非常盛行。我的一位老师孟森先生，是研究明清史的专家，他曾就此事写过长篇考证文章，认为此说在中国找不到史料根据，在朝鲜当时的国史中（因为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十分密切）也找不到史料根据，因而断言此事必非实有。黎教授在《细说清朝》的多尔衮“自称皇父”节内，对此事却只作了如下的一段叙述：
他有没有在皇太极死后，与皇太极的寡妇，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文皇后，正式结婚？有关的官方材料，早已被乾隆一代的君臣销毁干净。今天我们仍能依据的蛛丝马迹，仅有张煌言的几句宫词：“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虽是清朝的敌人，但为人正派，非一般捕风捉影，恶意中伤的造谣专家可比。
另一件足以令人奇怪的事是：在多尔衮死后，皇太后被迁出皇宫，到多尔衮的睿亲王府去住。
要言不繁，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富有说服力，再去翻看孟森先生的长篇考据文章，便觉得他是囿于伦理道德观念，文虽长却终于不得要领了。
以上所举两个例证，全都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学养和探索精神，再经他用干净利落、明白晓畅的文字加以表述，使得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读懂，而且都能读得饶有兴趣，所以就使这几本《细说》成为标准的深入浅出的通俗历史读物了。
为了提高我们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为了培养我们全民的爱国主义的情操，特别是对于当代的一般青少年来说，提供给他们一些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不但是十分必要，而且是十分迫切的。然而令人非常痛惜的是，在我们的耳所闻、目所见的某些场合，却大都错把通俗与流俗、庸俗、鄙俗搅绕在一起而不加区分。这种误解所造成的误区，似乎还正在日益扩大。于是有人就用“戏说”二字做保护伞，在这一伞下肆无忌惮地胡编乱造。有人则索性连“戏说”二字也不要，却要以“气死历史学家”为目标，编造了一个“影视历史剧本”，说秦始皇和高渐离乃是由同一个女人的乳汁哺育成人的。尽管人们都知道，不能把搬上舞台的任何剧种中的所谓历史剧本作为历史课本看待，例如京剧中的《空城计》或昆曲中的《十五贯》等等，然而那些剧本的价值所在，原不是为了传授历史知识，而是要使观众和读者能从它感受到一种艺术的享受，审美情感的满足。另如相声中的《关公战秦琼》的段子，是有意地把历史事实加以颠倒的，然而并没有一个听众，包括所有的历史学家，对此提出过批评，因为在听取这段相声之后，人们只满足于对其含有的幽默情趣的欣赏，倘把这一被颠倒的史实再颠倒过来，这番情趣便也将随之消失，那就不成其为一段艺术创作了。总之，我所提及的这种种，虽全不是忠实于历史事实的一些艺术架构，却全不像出现在当前的那些胡编乱造的所谓作品那样，它们虽具有不同的形式，却似乎抱有同一个目的：“要气死历史学家”。而除此以外，便只能是使非“历史学家”的观众与读者感到恶心和无聊罢了，岂有它哉！当如上所说的，有不少人正在以极不负责的态度，以这样那样的花招，极力要把通俗的历史引入误区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肯把黎东方教授所著《细说》诸书推出，使喜爱历史的读者不致再为类似“戏说”等类的作品所误，而且能够读到较之《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更贴近历史真实的、深入浅出的真正历史通俗读物，这的确是一件值得人们拍手称快的事。
既然已决定把这套丛书定名为《细说中国历史丛书》，而先把《细说元朝》等先行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广大读者（包括我），当然就盼望黎教授能在登上九五之尊的高龄之前，再发挥余热，把先秦史以下的秦与两汉的历史，把三国史以下的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辽宋金史，也全都细说一番。我与黎公为同年好友，明年均为九十周岁，但据我所闻知，他之精力充沛，依稀当年，远非我之朽钝所可比拟，以我之朽钝，尚在以“学不厌而教不倦”自勉，则以精力充沛之黎公，倚其长才而抒其素蕴，假以三至五年的时光，其能毕其全功当是可以断言的。
为了在另一个意义上的求全责备，也为了能使这套丛书“后出转精”，我以为，似乎应当在此先就这几本准备改版印行的《细说》中所存在的一些未能尽如人意之处，略陈一点鄙见。
如我在上文所说，从总体上看来，这几本《细说》，全都是黎东方教授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对各时期的历史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融会贯通而撰作出来的，都足以证明他的学术根柢之深厚广博，然而就每一本《细说》的目次组织来看，则不分章节，不分层次，从始到终，每个题目全都平等排列，这就使读者很难分清主次关系，并且会觉得相邻诸目的连贯性也不甚分明了。如果把全部《细说》，都分为篇、卷、章、节等高低不同的层次，则读者单从目录上也可以先获得一个主次分明的印象，读过每一册，自然更会获得累累乎如贯珠的一系列真正历史知识了。
当今之世，地球虽已缩小，人类虽已进入信息时代，然而要想与客居美国的黎教授，商榷对即将印行的诸册《细说》的目次，全部进行改变，恐仍非短时期内之所能办。因此，我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只希望在补写另外诸册时，能把篇卷章节的层次划分清楚，顺便也把已经印行的这几本区分章节，改从一律，使此全部《细说》丛书都以崭新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则其嘉惠后学，必更将深远而不可限量了。1996年7月10日写于北京大学朗润园第十公寓序二 黎东方先生讲史之学唐振常
远在五十多年前，即已耳闻黎东方先生大名。时值抗日战争期间，黎先生执教重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和三台东北大学，常在四川各地讲演历史，高坛设座，讲古说今，以历史励人心而鼓抗战，名动一时。我虽未曾躬逢其盛，每于报端得读讲词，并听者受鼓舞之报道，未尝不深受感染而仰慕焉。想不到五十多年之后，忽得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君美明出示黎先生皇皇历史巨著五大册，曰《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上、下册）、《细说民国》，谓将为是书出大陆版，而命以序，并告：黎先生已是八十九岁的高龄了。余小子学不逮，年齿不及，何敢为前辈长者之书作序，辞谢再三，终感于黎先生为讲史之学迄老不衰的壮志与深情；黎先生与崔君书，复殷望我能承乏为序，此亦长者激励后生之意，何敢再辞焉。乃踵武邓广铭先生，一述黎先生的讲史之学。
读黎先生四史，确为史，为元之史，为明之史，为清之史，为民元前之史。每一史写法相同，取这一朝代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职官、制度、地理、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缕而述之，如治棼理丝，串置散钱，以成规模。其选择题目，自由度较大，而写作之际大小自如，不必过于拘束，然又须得其要领，书非通史之作，而合读一朝所有各节文字，实有可得此朝断代通史之貌的收获。各节分述，不同于史学论文专题的研究，无须如同写作专题论文的深入细致，详述尽证，只须讲明事实，论证得宜，读之亦如同读了关于这一朝代的许多专题文章。
黎先生采取这样的写作形式，得力于他的史学素养和多年讲史之功。黎先生早年就读清华大学，专攻史学，受教于梁启超先生，后又游学巴黎大学，从名师多人学习史学和哲学，得博士学位。一九三一年归国后，相继执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抗战军兴，黎先生除了继续执教，时应各地之请，为各界人士讲演历史，通识古今，激励抗战。侧闻黎先生擅长讲演，有雄辩之才，每讲史，辄能鼓动全场，听者动容。又曾在重庆主持史地教育委员会工作，兼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常务委员，有编辑教科书的经验。一九四九年以后，在台湾和美国，续任大学教职。一生的学识经验，积而为讲史之学。四史之成，有赖于此。
黎先生四史，自是做的历史通俗化的工作。难得的是，以黎先生这样有成就的史学家，甘心于教学之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乐为历史通俗化而终生不疲。黎先生的四史，严格按照历史去写，不造作，无虚饰，极为谨严，保持了一个史家应有的态度。随手翻检，如关于多尔衮和孝庄皇后是否结婚之谜，谓官方材料已被乾隆一代君臣销毁干净，现在所能依据的蛛丝马迹，只是张煌言的四句宫词：“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此虽不足为据，然下文摆出了几件可疑的事，用词极为谨慎，但亦同下了结论。于康熙年间忽然有所谓朱三太子产生的事，书中是各说并存，不为一己之论。反之，对于史有明载的事件，书中则据以分析，断然作结。如对雍正，既述其狠，复叙其功，罗列事实，作结云：“当皇帝十三年，比起康熙当了六十一年的治绩，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说法，诚然可以讨论，但并非凭空而说，毕竟可称为一家言。雍正朝设立军机处，对于集中皇权统治，架空“内阁”，起了关键作用，是有清一代皇权政治演变的大事，对于此后清代政治关系甚大。书中对此，有较详的叙述，从军需房发展到军机房，再演变到军机处，均有考订，使我们明其原委，既知雍正的集权，又明白张廷玉把内阁票拟之权献给雍正的始末。读史明源流演变，方可据以为论，不落入空泛，甚或牛头不对马嘴。
读史，了解各代官制是极重要事，非如此不得称为入门。本书对于各代官制的变化很注意，各有详略不同的论述。最见功力的，是对于明代官制的论证，一共写了十二节，计近四十页文字，考订翔实，论述精确，于治史及读史皆有助。读之，既见明代官制的上承和变革，而对于了解清代官制的承袭变化更为重要。
凡此，皆见本书作者的精神。间有未尽如人意处，亦所难免。以我所见，如关于太平天国部分，编次稍涉散乱，详略未尽恰当。写洪秀全多至二十页，实为太平天国兴亡史，未必全然为说洪论洪，而于杨秀清只予半页篇幅，于李秀成共为三页，皆嫌其吝。仅举此例，以为作者参考。
这样一部五卷巨著，作者出之以对历史的忠诚，对文化的爱护，严肃从事，不掺半点虚假，让读者学习历史，热爱历史，进而维护历史尊严，在今天，历史被搅得混乱不堪之际，更为需要。今日之历史热，往往表现为小说电影的描述历史，或出于对历史的无知，或出于以己意妄解历史，全不知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当然更不懂脱离开了历史真实便无艺术真实可言，于是历史变成了“戏说”，一位历史片导演甚至说“历史本来是假的”，便可任意伪造。历史云乎哉，令人浩然兴叹。望九高龄的老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出此通俗谨严的历史著作，当可一醒此辈随意描述甚至伪造历史者的头脑。在书中，作者于此写道：“关于乾隆的私生活，民国以来的演义家‘创作’很多，可惜多半是荒诞不经，信口乱扯。结果，所写的不是乾隆，倒是演义家自己。称这种演义家为历史小说家，实在是既侮辱了历史，也侮辱了小说。”“戏说乾隆”源自台湾，乱及大陆，黎东方先生发此议论，当亦深有所感焉。
与真实相一致，“在历史中求史识”，是一重要原则。“在历史中求史识”，是陈寅恪先生一生治史的出发点，已成为陈先生教诲学生与后进的重要遗训。陈先生的史学著作和论文，无不在真实的基础上，具今昔之感，兴亡之叹，此即所谓读史治史非仅读史治史而已，当于历史中求其教训。治史者无通识古今的修养和胸怀，不能达此“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以此移于黎东方先生，其在抗日战争期间，本传统的讲史之法去讲演历史，其所以能励人心而鼓抗战者，亦由于此。则黎东方先生，亦得乎“在历史中求史识”之旨矣。
讲史本为中国民间传统的形式，“说三分”即是其一，后经整理修订成文，留下了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今日域中史学家，掌握了历史的真实，具有通识古今的胸怀，便得管与能管历史人物之“身后是非”。讲史与历史之作用，非同小可。中国传统史书体裁，编年、纪传、纪事本末诸体，不尽足以写史传史，迄于近代，引进了通史章节体。习之多年，史家亦渐感于此亦有弊，思有所以创新。至今尚未观其效成，则口头讲史亦可备一体。黎东方先生本讲史之体而成讲史之书，其体无固定的形式，作者可自如运用；其文通俗易懂，凡识字者皆能读，则此书之出版，当有益于世道人心，非只历史之普及也。
是为序。1996年5月19日原初版《自序》
今日之人，人人皆可以细说民国的历史，而不会有一个人说得完全客观。我何尝能够例外？我所不同于大家的，只是略有自知“不能完全客观”之明而已。
过去，以现代的人写现代的历史而写得足以聊供后人参考，甚至视作相当可靠的史料的，却也未尝没有。希腊的修昔底德，中国的司马迁，是最有名的两个例子。
进一步说，一个学过历史方法的人，倘若只管过去的历史，而不管现在的历史，也多少免不了逃避责任之讥。懂得方法，知道应该力求客观的人，不肯处理当代的史料，让那些不懂得方法，不重视客观，甚至用写史作为达到其他目的之一种手段的人，去糟蹋史料，厚诬今人——实在也辜负了自己的平生。
然而，需要勇气。必须是一个史家而兼大丈夫，才配得上担承如此的任务，虽则这任务是自己交给自己的，也必须是自己交给自己的。
我平凡，却也未尝与现代所有的人皆无恩怨。把恩怨一概忘怀，不是怎样容易的事。然而，我更不敢忘怀师教，不敢忘怀修昔底德以来的若干前辈，也时时以后世对我的褒贬，警惕我自己。
孔子说：“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那末，现代人与后世之人知我罪我，也显然将以这部《细说民国》为依据。《细说民国》第一部，写至民国元年元旦为止。它的初稿从1963年元旦开始，登载在《香港时报》。我很感谢许孝炎先生的鼓励。陈训畬先生不断地督促我，叫我续写民国元年迄于民国十五年的第二部，以及专叙北伐时期的第三部与专叙抗战时期的第四部，我目前正在多方搜研史料，准备于最短期内实践我对陈训畬先生的诺言。原《再版自序》
藉着发行再版的机会，我把初版之中，心有未安之处，重新求证。
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黎元洪所统率的第二十一混成协之内的马炮工辎各单位的番号。李廉方与张难先均说是“二十一”；而蒋翊武在作战命令中、熊秉坤在“回忆”的一篇文章中，均说是“十一”。我在初版出书了以后，特地又访谒了万武樵（耀煌）先生，承万先生告诉我：“十一”才是对的。原因是，清廷计划把第二十一混成协在将来扩编为“第十一镇”，所以马炮工辎四个单位的番号就提前用了“十一”。
于是，我在这再版里面，都把沿袭自李、张二人的“二十一”改为“十一”。
我所感耿耿于怀的，是仅仅把各省光复的事列成了一个表。将来，我希望能有时间专写一书，而题之为《辛亥年》，以广州与武昌两次起义为主，把各省各地同胞以及海外华侨的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都写在里面。
初版之中有若干我自己所不曾校出的错字，也都在再版里改正了。1966年7月30日1996年12月12日加以删改。《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中国大陆版自序
第一个我要感谢的人，是老友李新民教授，是他向上海人民出版社推荐了我，使得我获得该社的礼遇，得以于离开故乡父母之邦五十个年头以后，重新能与祖国史学界以文字相会，共同切磋，增进知识。
第二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崔美明女士，全仗她耐心从事，重新校订我这四部拙著，使得用字遣词，合于大陆青年的习惯，也在若干方面沟通了两岸的术语。
第三个我要感谢的人是史界祭酒邓恭三先生（广铭），他以九十高龄，为了我的文章，写出洋洋洒洒、情文并茂的介绍辞，使得当今后起之秀不再对我陌生，也同时略事揄扬，兼寓针砭。六十载的友谊充分表露于字里行间。我获得了鼓励，也获得了指示。
第四个我要感谢的人，是上海及全国各地史学界一致景仰的权威唐振常教授。他审阅我的书，予以适切的评语。他勉励我，同时也盼望我更求进步。得友如唐兄，是我生平的大幸。
我在中国大陆出版这几本书，其目的正是为了以文会友。藉此机会获得新的良师益友如邓恭三先生及唐振常先生这样的多闻而善谏的。
由于他们的指教，我已决心于有生之年，把史前及上古的旧作重新整理，把待写的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辽金夏，几个断代，一一补齐，就正于中外同好之士，作为本人一生工作的交代，兼告慰于父母及恩师直友在天之灵。黎东方1996.12.12，于美国加州圣地亚哥一 老百姓怕官
清朝到了晚年，太不成话。
高高在上的是皇帝，压在下边的是老百姓，中间是官。皇帝是天子，老天的儿子。他受命于天，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用不着对老百姓嘘寒问暖。皇帝有权向老百姓抽税，没有义务替老百姓做事。官，夹在皇帝与老百姓中间，狐假虎威，用皇帝的名义刮饱了回家乡买田，讨小老婆，或是搬到上海、天津、汉口、大连等等地方的外国租界里住，在金迷纸醉的十里洋场之中鬼混到死。
当官的也有好人，然而极少。多数的官，只知有皇帝而不知有国家，更不知有人民。所谓皇帝，在这些官的心中目中，也不过是一块木头做的“万岁牌子”而已。亲眼看见过皇帝的，只有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各级的大小太监，以及皇后、妃子、宫女。逢年过节，各处地方的官率领属僚，向“万岁牌子”磕头，跪下三次，每次磕三个头。这叫做三跪九叩首。
汉人当官的，对皇帝称臣；满人当官的，对皇帝自称“奴才”。“臣”的字义，也是“奴才”，所以这两个名词并无分别，不过“臣”字较为文雅而已。
老百姓在公堂见到官，必须下跪，自称“小的”或“小人”，称官为“大人”。官可以随时随地，叫当差的把任何老百姓拖倒，脱了裤子，用板子或竹棍打屁股或脊背；也可以把老百姓抓进监牢，随意关若干天，若干年，或是套上枷，扣起手铐，挂了脚镣，押到十字街头，站囚笼；又可以把老百姓吊起来烧胳肢窝，或是放在地上，用棍子夹腿，夹手。——清朝官的威权，不是今人所可以想象得出来的。
老百姓的财产、自由、生命，都没有保障。每每，“无事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你有钱，大官小官便要打你的主意。倘若有人告你一状，那就更糟，不管你有罪无罪，当官的先把你抓去，打你一顿，叫做“下马威”，打完了才许你讲话，讲得不中他的意，再打。你肯送钱，那就又当别论。倘若你是原告，告别人欠你的钱，也照样要跪在官的面前，准备挨打。官只要喊一声：“胡说，打！”这时候，你便要后悔了，你便情愿一文债也不要，只求放你回家了。
老百姓饱受教训，便流行了两句口语：“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如果你想反抗，那便是“造反”。造反的按例该“凌迟处死”，那便是：把你身上的肉，一小块、一小块地割了下来。孙中山先生几乎被清朝的驻英公使龚照瑗从伦敦秘密押解回国，受这样的刑。先烈徐锡麟在安庆革命失败，便是受了这样的刑而死的。二 官怕洋人
官的威权，在清朝晚年，依然很大。但是官的威信，早就被洋人扯得粉碎。因此，老百姓虽则怕官，却又十分看“官”不起。革命之所以能有初步的成功，一半的原因在此。
笔者并无感激洋人之意。洋人挤进中国，把清朝纸老虎戳了许多窟窿，是事实，我们不能不承认。洋人的代表在乾隆年间及其以前，肯向清朝大皇帝磕头，到了道光以后便不再如此。而且，一次一次地用大炮吓唬清朝的文武官吏，做到了喧宾夺主，要什么便可以拿去什么的地步。
一些狡猾的老百姓，于是便利用洋招牌，自称“教民”，欺负老实一些的老百姓。多数当官的不仅不敢主持公道，而且为了怕得罪洋人，总是说这班“教民”有理。
偶尔，有一两个官不识时务，把太不讲理的教民关了，过不了几天或几小时就会有洋人大踏步走进衙门来“保”。保的时候，声色俱厉，动辄以“国际交涉”四字作为威胁。官在听到这四个字以后，倘若仍不屈服，洋人就会去找他的“上峰”与上峰的上峰，可能真的闹出一番国际交涉，于是中国又丧失一片领土、一些主权、一大堆的银子。官呢，当然丢官，甚至丢脑袋。
在如此情形之下，能叫一般当官的不怕洋人么？中日甲午战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外国势力加紧侵略和瓜分中国，不断扩充势力范围。图为1898年1月16日法国报纸刊登的一幅“列强瓜分中国”的铜版画。
于是，官的架子在老百姓面前虽则依旧，在洋人面前却一点儿也搭不起来。当官的，如果不愿意丢官，丢脑袋，就得逆来顺受，在洋人面前丢脸。
官愈大，而所丢的脸愈大。最大的官，姓李名鸿章，官居大学士、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这一位姓李的，俯首帖耳，甘心在中国人打赢了法国人以后，向法国人赔不是。他失掉自信心，不相信自己能应付得了法国人以及其他各国的洋人，不相信中国能抵抗得了法国或任何其他各国。他的做官的秘诀是：化大事为小事，化小事为无事。
如此惧怕洋人的官，不单是丢尽自己的脸，也丢尽中国的脸。虽则仍有多数的老百姓继续惧怕这样的官，却免不了有少数的老百姓因愤慨而发出大无畏的精神，为了国家，为了祖宗，为了子孙，而开始不把这样的官看在眼里。
这时候，在广东一个年纪才有十八足岁的青年，姓孙名文，字德明，号日新，下了决心，要打倒像李鸿章这样的官，革清朝的命。他后来改号逸仙。三 洋人怕老百姓
洋人不怕清朝的政府，对清朝统治下的中国老百姓却不敢小看。在道光年间与咸丰年间，广东的老百姓曾经一再用事实表现出不甘屈服的精神。到了中法战争期间，那纯粹由广西老百姓组成的黑旗军又竟然击败法国正规军，而且斩杀了法军的将领。于是，老百姓的自信心逐渐升高。清朝的无能，在八国联军炮火之下暴露无遗。老百姓普遍地对清廷失望。这个腐烂透了的朝廷，不再有多少人对它续存“扶”的想头。甚至李鸿章在广州，虽则仍旧是清朝的大官，官居两广总督，也一度动了脱离清朝而自创局面之念。满口“保皇”的康有为，也只是用“保皇”二字作为政治活动的藉口而已，他的信徒唐才常实际上在与革命党密切合作，企图用武力从清朝的手里夺取两湖。
甲辰乙巳两年（1904、1905年）的日俄之战，又给清朝的威信以狠狠的一击。两个外国，不得中国的同意，而作战于中国的东北领土之上，以中国的东北的领土为争夺的目标。清朝瞪着眼睛，涎着脸，用阿Q的口吻宣布“局外中立”。这不仅是自丧清朝君臣的人格，也代丧全体中国人的国格，使得很多的同胞看不起清朝，恨清朝，觉悟到非把清朝推翻，便没有方法把中国弄好。保皇、君主立宪，这两个口号由于拖泥带水地受了清朝的累，便成了落伍低调，敌不过革命主流了。
因此之故，老百姓不再怕官，逐渐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革命党人的身上了。
恰好，这时候，革命党人在孙中山先生及若干先烈先进的不断努力，不断奋斗，不断牺牲之下，已经发展成为壮大而坚实的组织，获得丰富的宣传经验与行动经验，深入了各种社会团体，各地的学校与军队，先声夺人，令清廷及其各地的封疆大吏一夕数惊。
也是在这时候，所谓保皇党的分子也渐渐地强调立宪，而不强调君主。他们并未因唐才常的“自立军”事件而受到太大的株连。他们多数皆能在各省公开活动，喧嚷着“立宪”，“召开国会”，甚至分批去到北京，作“聚众滋事”式的请愿。在外表上，他们是反对革命的；在事实上，他们却做了帮助革命的事：相反相成。等到革命党人于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在武昌高举了义旗，这些“立宪派”也就由主张“君主立宪”而进一步拥护“民主立宪”了。四 民国的国父
孙中山先生被尊称为中华民国的国父。这个尊称，他当之无愧。
他不是神。他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是老百姓之中的一个。他的先世，自从清兵入关以来，一直务农为业。因此，他既不是贵族，也不是所谓“世家子弟”，只是一个善良的农夫之子而已。他读了书，然而并未赶考，既非秀才，更不是举人。他到过外国，却不是政府派遣的留学生。然而，他伟大。他的真诚，感召了成千成万的爱国志士，唤醒了四万万同胞的灵魂。他献身于革命，始终如一，大公无私，百折不回。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1866～1925）
因为真诚，他没有一刻懈怠；因为真诚，他没有一刻不焦思苦虑，谋求革命的成功，因此而笃学精研于积极行动之中，获得了高深的学问；这高深的学问综合了中外古今的知识，结晶为三民主义，演绎为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及知难行易的哲学，民生中心的历史观。
中国没有他，未必没有一次革命，然而那革命未必能推翻清朝，更未必能建立中华民国。
中国有他，是中国之幸。而且，亚洲有他，是亚洲之幸；世界有他，是世界之幸。五 兴中会
兴中会成立以前，中国仅仅有过换朝代的革命组织。兴中会成立以后，中国才开始有了不以换朝代为目的，而以“创建民国”为目的的革命组织。
兴中会正式成立的日期，是清朝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公历1894年11月24日；地点，是檀香山一位姓何名宽的华侨的住宅。
当天到会的，连同孙中山在内，共有二十五人。这二十五位是：
孙中山、何宽、李昌、刘祥、程蔚南、邓荫南、郑金、黄亮、黄华恢、钟木贤、许直臣、卓海、李禄、李多马、林鉴泉、郑照、刘寿、钟宇、曹采、刘卓、宋居仁、陈南、夏百子、李杞、侯艾泉。
成立会的主席，是孙中山。他提出了章程九条。其中的第一条，规定了“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其他的各条，规定了入会的“会底”银元五元，义捐“惟力是视”；公举正副主席各一人，正副文案各一人，管库一人，值理八人，差委二人；每礼拜四集会一次；新会员须由旧会员一人引荐担保，方能入会；议事以少数服从多数。
这章程及写在章程的前面的缘起，获得到会的人一致通过。缘起，等于是成立宣言，比章程的第一条更为明确地说出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全文如下：“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强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固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欲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志，盍自勉旃！”
到会的人于通过章程及缘起以后，公举刘祥为兴中会主席，何宽为副主席。孙中山一生谦让为怀，在这兴中会的第一次选举上，已经如此。刘祥是永和泰商号的经理，其后在革命的行动上无甚表现。
檀香山兴中会的第一任副主席何宽，是卑涉银行的华经理。他对革命运动，比刘祥努力，会中的一切文件由他保管，其后他也担任了《隆记报》的协理。《隆记报》的所有人，是程蔚南。程也是一个商人。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这《隆记报》便成了孙中山用以对保皇党开笔战的凭藉。
在所有最先加盟于兴中会的人之中，以邓荫南为最有表现。他是一个农人，在檀香山开了一个农场与商店。首先，于兴中会成立不久，他便卖了农场，把卖得的一万多元交给孙中山，随同孙中山回国，开始行动。他实在是兴中会革命史上第一个真正办到“毁家纾难”的先进。史坚如用炸弹炸两广总督衙门，有他参加其间。
许直臣是一个教员，其后作了《隆记报》的主笔。林鉴泉是《隆记报》的一个编辑。
宋居仁、陈南、夏百子、李杞、侯艾泉这五位都是工人。宋、李、侯三人参加了乙未年（1895年）的广州之役；陈、夏二人参加了庚子年（1900年）的惠州之役。
李昌、郑金、卓海都在檀香山的政府机关中担任通事（翻译官）。他们的国际知识，在一般会员之上。李昌一度为梁启超所误，加入了保皇会；其后恍然大悟，努力于再建檀香山兴中会的工作。郑金有一张和孙中山同拍的照片，被清廷的领事发现，因此而丢掉了在广东新安县的全部家产（被清吏查抄）。卓海的事迹，待考。
郑照是郑金的弟弟，谙悉法律。他的职业，是帮助侨胞办理入境手续及其他有关法律的事。
其余，黄华恢、李多马、黄亮、钟木贤、李禄、刘寿、钟宇、曹采、刘卓，都是商人。黄华恢是永和泰商号的司事，被选为兴中会的第一任司库。其后他与李多马，均和李昌一样，给保皇会出了不少的力。觉悟以后，迁居到墨西哥；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他回国，在上海新新公司担任稽核。李多马登报退出保皇会，继续为兴中会所领导的革命而工作。黄亮、钟木贤等人比较单纯。其中，钟宇是香山县人，幼年在香港和孙中山同学，到檀香山办木厂，发了财，和孙中山异地相逢，更为亲切。
除了上述的二十四位以外，其后陆续加入檀香山的兴中会的，有姓名可考的，截至次年2月底为止，共为一百零一人。在这些人之中，出力最多的是孙中山的胞兄孙德彰（眉）。
孙德彰贱卖了很多匹牛，每匹只作价六元七元银币，交给孙中山。这些钱，加上邓荫南卖农场与商店的款子，与檀香山兴中会的现款一百银币，汇票一千零四元银币（折合二千元港币），共合港币一万三千余元，由孙中山于12月带去香港，作为第一次起义的费用。
到达香港以后，孙中山约集陈少白、杨鹤龄、尢列、陆皓东、郑士良、程奎光等人，合并了以杨衢云为首的“辅仁文社”，成立了香港兴中会，以香港的会为总会，檀香山的会为支会。
总会的成立日期，据《国父全集》的年表，是乙未年正月二十四日（1895年2月18日）。总会的办事处，设在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托名为经营贸易的“乾亨行”。
总会设总办、协办、管库、华文文案、洋文文案各一人，“董事十人”，与檀香山支会的组织大同小异。“会底银”仍为每人五元，“银会”的股票仍为每股十元，于开国之日按股发还本利共一百元：这两点，均与檀香山一样。新会员入会，原定由一人引荐，改为二人。各地必须有会员十五人以上，方能成立支会。每一个地点，只能有一个支会。
总会章程前面的缘起，也和檀香山“规条”前面的缘起大致相同。删去了“近之辱国丧师，强藩压境”；把“文物冠裳”改为“济济衣冠”；把“能无抚膺”改为“能不痛心”；把“乃以庸奴误国，荼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改为“乃以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矣！”在“欲扶大厦之将倾”的一句之下，增加了“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于他族！”
会员入会的誓词，原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总会将“驱逐”二字改为“驱除”，“中国”二字改为“中华”。
总会成立之日，有没有选出全部的职员，待考。现存的史料，仅仅说：孙中山担任在广州主持发难的事，杨衢云留在香港，负责人员与饷械的筹划。孙中山到广州，设立了一个“农学会”在双门底王家祠云冈别墅，作为机关，又在咸虾栏张公馆与双门底圣教书楼后面的礼拜堂等处设立了几十个小机关。此后，陆续在香港与广州加入兴中会的，迄于预定发难之日（阴历九月初九），共有数百人之多。
到了阴历八月二十二日，总会的总办一职，因杨衢云志在必得，孙中山为了避免内部分裂，自愿让杨衢云担任。大家决定了，一俟起义成功，便由杨衢云以“总统”的名位主持革命政府。六 孙中山的家世与早年
孙中山的远祖，依照邓慕韩先生的“孙中山先生传记”，是宋神宗枢密院使孙允中，由南京迁居江西；依照罗香林先生的“国父家世源流考”，是唐僖宗的承宣使孙誗，由河南陈留迁江西宁都。孙誗的后代，据罗先生说，由江西宁都一迁至福建长汀，再迁至广东紫金，三迁至广东增城，四迁至广东香山的涌口门村，于乾隆年间五迁至香山的翠亨村。
孙中山的父亲，名观林，字达成，号道川，生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卒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是广东省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自耕农，田产很少，曾经在澳门当了几年裁缝，兼业制革，后来仍旧回翠亨村耕田、养猪。
孙中山的长兄德彰，比孙中山大十二岁。他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孙中山生于同治五年（1866年）。德彰与孙中山之间，有过一位德祐，比德彰小三岁，但生下了不到六年便死了。所以孙中山的同胞兄弟仅余二人。他们有三个姊妹：金星，妙西，秋绮。金星比德彰小三岁，在四岁之时去世。妙西比德彰小九岁，其后嫁给杨家。秋绮比孙中山小五岁，其后嫁给林家。
孙德彰在十八岁的时候，到檀香山做工。他向当地政府领得了一片茂宜岛的荒地，从事开垦与畜牧，很成功，到了二十五岁之时，已有上千的牛羊，回乡娶妻，带到茂宜岛去。孙中山当时想和他一道走，达成公不准。次年，德彰写信来，要接双亲去侍奉，达成公自己不愿意离乡远行，叫孙中山跟随杨太夫人同去。孙中山随母到了开放的檀香山，由此产生“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迈出了人生道路的重要一步。此照摄于17岁。
这时候，孙中山的年纪是十四岁，还不曾进过西式的学校，但已经在私塾里念过了不少的古书。到了檀香山及茂宜岛以后，德彰留他在所开的一间米店里帮忙了一个很短的时间，便送他进了英国人办的意奥兰尼书院，念到十七岁，毕业。（杨太夫人在檀香山住了几个月，就回翠亨。）
意奥兰尼书院，相当于我们的中学。孙中山在夏季毕业以后，于秋季升入美国人所办的奥阿厚书院，读了一年，在次年的夏天德彰硬叫他回翠亨。原因是，德彰觉得孙中山有信仰基督教的倾向，同时也怕孙中山“沾染西化过深”，希望他回国，多学一点中国的学问。
于是孙中山回国，辍学了一学年，在十九岁的时候（1884年）进了香港的拔萃书室。在拔萃书室读了半年，于次年阴历正月转学皇仁书院，四月，回乡与夫人卢氏结婚；十月，再度赴檀香山，转茂宜岛。
孙中山在茂宜岛，住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的春天回国。回国的原因是，德彰只想叫他在店里当伙计，而无意于让他升学。
回国以后，他进了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南华医学堂学医，同时从陈仲尧先生补修中国的经史。次年，光绪十三年（1887年），转学于香港西医书院，读到1892年7月23日，以第一名毕业。不久，又考得香港政府的内科外科兼妇产科的行医执照。
这香港西医书院，是今天香港大学的医学院的前身。当时的教务长是康德黎。
孙中山肄业于西医书院以后，到澳门开设了一个“中西药局”在澳门大街，其后迁移到草堆街，在这中西药局里悬壶应诊。由于医术高明，来局求诊的人极多，一年之间他所收到的诊费，超过了一万元。
这一万余元，孙中山都用在革命上。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是慢慢地形成的。幼年，他在私塾里读中国古书，便已倾慕汤武。十一岁的时候，他遇到一位太平天国的老兵，对他讲清兵入关以后的残暴行为与洪秀全的轶事，给了他很深刻的印象。在檀香山意奥兰尼书院的几年，他吸收了关于西洋文明各国的知识，也亲眼看见了檀香山政府的种种设施，与清朝的种种腐败恰好成为对比。第一次回国以后，在皇仁书院读书之时，正当中法战争以后，清廷不惜割地求和，使得他不再对清廷抱任何期望，而决心从事革命。他自己在《孙文学说》的“有志竟成”一章里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
孙中山在广州博济医院，结识了一位洪门中人郑士良。郑士良是归善（惠阳）县淡水墟人，也在博济医院读书，和孙中山相交莫逆，成为知己。孙中山虽则此时未入洪门，却从郑士良的口中得闻洪门反清复明的宗旨。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又结交了同学新会县人陈少白与香山县的同乡、算学馆的学生杨鹤龄。这两人，虽非洪门中人，却均是爱国忧时之士。杨鹤龄家颇富有，有一座“杨耀记商号”在歌赋街。孙中山常和陈少白到杨耀记商号找杨鹤龄高谈革命。有一天，尢列也走了进来。尢列是顺德县人。与孙中山同年生。他早年加入洪门，畅游过华北华中，曾经在广州于一个场合中遇见孙中山，成了朋友。
孙、陈、杨、尢四人，被杨耀记商号的伙计们称为“四大寇”：“四个大造反者”。
有一次，“四大寇”联袂共游广州，在三元宫会商革命大计，被三元宫的一位老道人听到。老道人告诉他们，倘若真想推翻清朝，必须联络“会党”；跟着，便把各地会党的地址向他们说了出来。原来这老道人姓郑名安，正是会党中人，当过林则徐的“师爷”（秘书）。
孙中山到了在西医书院毕业，实际革命工作才开始。孙中山之所以学医，本是为了“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因此，毕业以后，他便在澳门设了中西药局，作为他接触社会、物色英豪的机关。（凡是贫穷的病人，不仅不收诊费，而且免费送药。送药的钱，是从澳门的一家专以中医中药施诊的镜湖医院筹来的：由镜湖医院借给孙中山两千银圆，借期五年，月息一分，即以月息由孙代购西药，在中西药局施诊。）
几个月以后，澳门政府借口孙中山没有葡萄牙的行医执照，勒令他停业。孙中山于是结束了中西药局，于次年春天到广州，另设一个东西药局（在冼基），仍旧对贫穷的病人送诊送药。
杨鹤龄留在香港；尢列回了顺德，在顺德开了“兴利蚕子公司”作为“入世之媒”。陈少白随孙中山到了广州。杨、尢二人常来广州，共商进行。郑士良不曾在广州博济医院继续读完，就回了惠州，联络会党，这时候他常来广州，与“四大寇”见面。此外，还有几位同志：孙中山的小同乡、总角之交陆皓东，陆在上海念过书，当过电报生；水师军官、香山人程奎光；归善（惠阳）人，在某一个学校担任教员的魏友琴。
他们谈秘密话的地点，通常是广雅书院的抗风轩，有时候也在郊外或河南岛的古庙。
他们是否已有具体的组织？待考。胡汉民先生与邹鲁先生均说：孙中山在澳门行医之时（1892年），便已组织了兴中会。陈少白先生却在写给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的信里说，“壬（辰）癸（巳）两年，并无开会立党之事。”两说如何取舍，将来有更多的史料出现之时，或可帮我们作一决定。
就现在的史料情形而论，似乎兴中会的成立是在甲午年（光绪二十年，1894年）冬天，孙中山到了檀香山之时。
1894年6月，孙中山到了天津，托人向李鸿章递了一个万言书，没有得到反应。和他同去的是陆皓东。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观察清廷的虚实。万言书只是一种掩饰。7月，中日战争爆发；10月，孙中山启程赴檀香山；11月24日，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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