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启治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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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 昌言试读：
前言
》中引述。由于本书是辑本，各篇绝大多数没有篇名，为了便于称引，两书“阙题”的各篇前标注“阙题一”、“阙题二”等，每篇各段标注1、2等序号。由于《政论》全书皆无篇名，所以称引统一用“X·X”形式，如1·1即该书《阙题一》篇第一段，6·4即该书《阙题六》篇第四段，余类推。《昌言》有的有篇名，称引形式为“篇名·序号”，没有篇名的称引形式同《政论》。
本书注释尽量做到通俗化，对字义和词汇直接用现代汉语解释，不注明解释的依据（这些依据可参看校注本）。但个别字的原来意义和引申意义差别比较大，为避免读者困惑，则适当加以说明。同一个字或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能有不同解释，这是因为同现代汉语一样，古汉语中许多字和词是多义的，具体词义要根据上下文决定。对于某些古文献中的专有名词，如职官、制度名称等，译文如果难用恰当的现代汉语表达，仍照原文，则在注中解释。关于虚词，如介词、连词、助词、语气词之类，是古汉语句子中最活跃的成分，掌握其用法对阅读古汉语至关重要，而它们在句子中起的作用，往往通过译文也难以看清楚，所以注释中也有选择地对一些虚词的用法和在句中的作用加以解释，以便更好地理解古汉语，读者如嫌繁琐，可以忽略这部分不看。为省去读者翻检之劳，本书对较简单的字义解释一般采取重见重注，个别则用“参见”、“参看”某注。注释对一些不易掌握现代读音的字，标注汉语拼音。注意，这些注音只是现代读音，方便读者阅读而已，不是古代读音，不能作为研究古汉语文字同音假借关系的依据。有些字不需注音，但因声调不同而意思有别，对这类字可能有个别的不易区别音义，则注明声调。
关于译文，本书按体例要求以直译为主，但不完全排除意译。直译不同于死译。不顾古今汉语表达方式的区别，机械地用现代汉语模仿、套用古汉语的语法和句型，弄得不今不古，就是死译。用现代汉语的文字和句型，把古汉语原文照实表达出来，对于可省略的地方尽可能照原文不省，可补充的地方尽可能照原文不补，就是直译。直译做得过头了，就近乎死译。译者根据对古汉语原文的理解，用自己的话把原文的意思表达出来，就是意译。意译如果做得自由些，往往等于转述大意。死译当然不可取。直译虽“忠实”于原文，但译文不可避免有生硬不流畅之处。意译虽流畅，但不能“忠实”于原文。翻译古文都会遇到这个矛盾（据著者体会，外文翻译工作的矛盾也是如此），不可能做到纯粹的直译而不掺入意译。对同一篇古文，不同的译者即使理解相同，译文也一定有差异，主要就因为各自对直译和意译掌握分寸不同，更不用说对原文理解有所不同了。本书的译文，只是帮助读者阅读、理解原文的辅助手段，绝对不能代替原文。建议读者先通过注释阅读原文，然后再对照译文，加深理解。这样，比直接看译文去理解原文效果要好，因为注释的部分内容是译文无法表达的。
辑本的文字，大都是从前人书中节录的片断辑出来的，有些还经辑者补缀成篇，所以辑本文字显然不及所佚失的原书通顺，有时上下文还缺乏连贯性。而本书译文又以直译为主，所以不少补充说明都在注释中交代，不能通过译文来表达。著者从未做过古汉语文献的通俗化整理工作，尤其对于古文翻译，不熟悉这方面的技巧和规律，所以译文难免有生硬之处，有待读者批评指正，以便进一步提高。孙启治2013年8月政 论前言
中国历史上各个君主制的朝代，无论曾经有怎样辉煌的过去，到了晚期，无一不是朝政腐朽，君不像个君，臣不像个臣，弄得民不聊生的。在历朝的末世中，有头脑、有思想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不甘心无原则地随俗，所以总要出来说话，针砭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传统。所以，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历代针砭时弊的书籍和文章。东汉后期崔寔的《政论》（一名《正论》）便是其中之一，但现在只有清朝人的辑本，看不到全帙了。
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按，自《群书治要》以下，历代各书引《政论》都称崔寔，不称崔台。但称他的字则多为崔元始，少称崔子真。元始是一名台的字，未详何以称名与字互不相应），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生年不详。根据《后汉书》他的传记，他在桓帝即位之初年即建和元年（147）入朝为郎官，此后到灵帝建宁年间（168—172）病故。二十多年中他当过议郎、大将军梁冀府军司马，入东观（东汉皇家藏书处）参与撰写《东观汉记》。大概在永寿二年（156）至延熹元年（158）间出朝任五原郡守，复召入朝任议郎，勘定五经，后因梁冀被汉桓帝诛杀，他受到牵连，有几年被禁止做官。延熹四年（161）被司空黄琼举荐再出朝任辽东郡守，因母逝居家服丧，实未到任，复召入朝任尚书。从朝廷到边郡，再从边郡到朝廷，反复上下了两次。崔寔当朝官时没有什么作为，在那种朝廷，他也不可能有所作为，只是校经撰史而已。在地方当五原太守时，倒是做了两件利国利民的事。一是五原是个荒远边郡（在今内蒙古包头西），极贫苦，老百姓不会织布，冬天猬缩在草堆中御寒，他看到了心酸，便卖掉一些日常备用什物换钱，请来工匠制作纺车织机，教民纺织。二是当时鲜卑、匈奴等北方游牧部族掠夺边境，边民一年到头疲于奔命，他在五原整治兵马，严加防御，游牧部族不敢轻易来犯，抵抗外族入侵的效绩，常在各边郡中名列前茅。
东汉到了桓、灵二帝之际，也就进入如“滚雪球”般地朝着“改朝换代”结局奔去这一“加速运动”的初始阶段了。朝政腐朽，吏治腐败，百姓腐心：上则阉党、外戚轮流把持朝政，互相倾轧又互相勾结；中则百官上下比周营私，贪索无厌；下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崔寔既做过京官，又治理过边郡，对于朝政和民情都熟悉，这上下内外一对比，自然看出官场的种种积弊和百姓苦境的令人酸鼻。他的《政论》一些片段主要还保存在《群书治要》中，严可均说：“《治要》专取精实，而腴语美词芟除净尽，然于当时积弊已胪列无遗。”这样看来，这个《政论》辑本基本能反映崔寔的思想。
在辑本的阙题一、二两篇中，崔寔说“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雕敝，人庶巧伪”（1·3），当时是这么一个政策混乱玩忽、上下怠慢松懈、社会风气败坏、人们奸诈虚伪的局面。他以为这是“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2·3）的结果，而继位的君主又“习乱安危，逸不自睹”（1·1）。对此，崔寔提出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他认为，当时情况，已经不能专一效法上古时代五帝三王实行“德教”，“故宜参以霸政，则宜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2·1），即兼用法治，以重赏深罚、公布法令来约束管制臣民。崔寔并没有否定儒家的“仁政”，但他以为，治理乱世和治世的方法不一样。他说：“盖为国之道，有似理身，平则治养，疾则攻焉。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理疾也；以刑罚理平，是以药石供养也。”（2·3）所以他说，面对乱世，岂能一定效法尧、舜，然后国家才得治理？所期待于人主的，是采取措施填补漏洞，纠正偏差，因时制宜，总之且做皇帝所能做的，图个世道安宁就行，别指望效法尧、舜了。《政论》不仅在当时，在后世也引起反响。崔寔所说“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引起历代人不少争议，同意与不同意的都有。其实从这些争议的背后可以看出，焦点不在对乱世该不该用严刑峻法，而是他的话实际是在说：靠道德教化根本不能治理乱世。宋司马光说：“故崔寔之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资治通鉴》卷五十三）清王夫之说：“寔乃曰‘德教除残，犹以粱肉治疾’，岂知道者之言乎？”（《读通鉴论》卷八）但同时问题也就来了，能不能在乱世中推广道德教化，并取得效果？我们看，崔寔谈到官失信于民的事，说官府对待老百姓很不讲道理，比如王室雇用工匠，先是引诱他们来干活，等东西做完了却不给工钱。过了几年这才发下十分之三的工钱，还把宫里一些破烂东西折价当成工钱给老百姓。这些破烂东西，百姓不能修又不能用，卖也没人要。后来老百姓就有了戒惧心，到处逃窜不肯应官府招募。于是官府干脆把老百姓抓来，强逼他们干活。老百姓心里不乐意，自然就弄虚作假，消极怠工，结果做出来的东西质量低劣不耐用，反倒浪费了许多财物（见4·1）。崔寔认为上行下效，这就是身教。老百姓对官府的“身教”已经失去信任，“德教”的基础还存在吗？谁信你的“德”，听你的“教”？实在说来，在这个君主昏聩、百官营私、风俗败坏、百姓怨声载道，而上下又互不信任的政局中，想要搞道德教化可行么？在当时，崔寔以及“崔寔”们，皇帝以及贪官们，所有的人都明白“德教”是一句空话。不同的是，许多人言不由衷，嘴上仍然喊着空话。崔寔说他们“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玮所闻，简忽所见”，“心闪意舛，不知所云，则苟云率由旧章而已”（1·4），都是些拘泥于祖宗成法，无视目睹的事实，不知应变，为了保全自己禄位的人。崔寔认为，就是已经办成的事都不能同这些人保持下去，更谈不上同他们一起谋划革新了。所以非得严明法度以整治各种弊病，奖善惩恶，重赏重罚，依法办事，从而“逼”上上下下的人去做该做的事，都不敢犯禁，才能挽救这个千疮百孔的局面。
从上面所举官失信于民的例子看，崔寔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是有具体了解的。在《阙题五》中，他指出当时监督和制作兵器的官吏、工匠私挪扣减公款、盗料省工，以至于铠甲不能穿，兵器不合用，边境的老百姓为了抵抗外侵，都自己打造兵器，而不肯用官方偷工减料的兵器。为此他提出要恢复旧有的开支，免除所得税，让官吏、工匠有利可图，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公布精工细做的规定，严防弄虚作假，所有器物都刻上工匠姓名，器物一旦不合格，严加追究处罚。这样，既有利可图，又能严法管理。他实际已看出，只要有一条做不到，而光靠“教育”，在当时情况下解决不了任何弊端问题。在《阙题七》中，崔寔说到基层官吏的俸钱太薄少，造成受贿和渎职问题。他算了笔账，一个县令的月俸，除去日用开支和支付给仆从的工钱，剩下的只够供应马料，哪有余钱供四季衣被、祭祖和应酬宾客等之需？更谈不上接养父母妻子了。他说，那些治理地方百姓、审理案子、掌管库房的，就是这班基层官吏，如今他们连父母妻子都养不起，眼看亲人将挨冻受饿，“虽冒刃求利，尚犹不避，况可令临财御众乎？是所谓渴马守水，饿犬护肉，欲其不侵，亦不几矣”（7·2），自然就会发生受贿枉法、监守自盗。所以他提出一方面提高官吏的俸禄，使他们有足够的钱养家，一方面加重对贪污受贿的惩罚。这样，官吏既能养家，没有内顾之忧，在外做官又不敢贪污触犯严法，则百姓可少被侵犯。以上两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正体现了崔寔严明法度、奖善惩恶、重赏重罚、依法办事的观点。
东汉末期，靠兼并土地发展的豪族地主大庄园经济日益壮大，庄园规模之大，几乎成了自给自足的经济独立体，大量失去土地的自耕农堕入佃农、农奴和流浪失业民的苦海中，促成社会贫富极度分化。《后汉书·桓帝纪》就记载，元嘉元年（151）到永寿元年（155）几年之间，反复闹饥荒，出现人食人惨事。而另一个世界呢？豪族地主花天酒地，灯火楼台，笙歌院落，其奢侈糜烂，用崔寔的话说，就是“侯服王食，僭至尊，逾天制矣”（3·1），已经过着王侯般的生活了。贫富极度分化产生的弊病，除了使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民的生活陷入水火，也使豪族日益富裕而造成极度奢侈的社会风气。崔寔看到奢侈风气造成国家“三患”。当时富豪之家奢侈无度，生活规格等同王侯，破坏了国家的等级制度，而法令松懈，根本无法杜绝这种逾越制度的奢侈风气。这是祸患之一（见3·2）。社会崇尚奢侈，造成华丽而无实用的东西价贵，而本务农业被轻视，农桑勤苦而利薄，工商暇逸而利厚，所以农夫放弃耕地，织女放弃织布，都去从事雕刻刺绣。不种地就没有年成，结果“百姓穷匮而为奸寇，是以仓廪空而囹圉实”（3·3）。这是祸患之二。侈费厚葬是当时侈靡风气的一个极端的表现，豪族地主生则享尽人间富贵，死也要大出鬼界风头，奢侈僭越，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风气下，人人都羡慕如此风光的场面，弄得攀比成风，一般人家宁可节衣缩食，也要把亲人丧事办得风光些，好在人前出出风头。于是宁可减省老亲在世时的赡养，不顾其饥寒，也要预先置办送丧之物，但求死后风光出丧的虚名，结果弄得倾家荡产，最终迫于穷困而为盗贼，身陷刑狱，反遭大辱（3·4）。崔寔说，因为这种追求侈费厚葬风气，促使当官的枉法敛财，百姓为出风头而甘冒犯罪之险，“俗之败坏乃至于斯，此天下之患三也”。他认为，要解决奢侈的社会祸患，仅仅就旧有的框架“修旧修故，而无匡改”（3·5），就是尧、舜还在世，也没办法治理混乱的局面。必须整顿制度，严明法令，“塞其源以绝其末，深其刑而重其罚”（3·5）。
崔寔一面提出“重赏深罚”、“明著法术”以改革政治，同时提醒要注意用人。他说自从尧、舜、商汤、周武王以来，历代贤明的君王都是依靠明智的辅佐和博学的臣子治国，而继位的君主想要立下复兴之功业的，没有谁能不依靠贤智之士的计谋（见1·1）。《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十引《政论》佚文也说：“理世不得真贤，犹治病无真药。当用人参，反得芦菔根。”要用贤就要能识别人，所担心的是君主不能识别贤士，而贤士又常被朝中愚昧保守或嫉贤妒能的官僚所抵制。所以有识之士往往总是当时受到压抑，而反被后世的人所思念（见1·4、1·5）。所以在《阙题六》中，崔寔提出要关心地方官吏，使之安心工作，稳定他们的职务，不能要求其速见政绩。他说县官任职一久，与朝廷之间就互相熟悉，上下无所隐瞒实情，而且能安心做事，做长远打算，不敷衍了事（见6·1）。而当时任用官吏急功近利，县官上任三个多月，如果政事不见改观，上司便已看不顺眼，一年之内没变化，便罢官走人（见6·3），任用和罢免官吏像云变波翻那样变化无常，杂乱无章（见6·8）。在这样的官场风气下，官吏无法踏实地做事，转而急于取得政绩。崔寔说：“卒成之政，必有横暴酷烈之失。”（6·4）所以朝廷得不到温和善良的官吏可用，民众得不到宽厚仁惠的德政，那么百姓的性命就交到残害人的官吏手上，他们哀号的怨声也都归罪于君主了（见6·4）。当时为缓和社会矛盾，朝廷虽表面上也下诏安抚百姓，但诏令对那些为保住官帽，不择手段地追求政绩的官吏，根本不起作用。《初学记》卷二十四引《政论》佚文说：“今典州、郡者，自违诏书，纵意出入，故里语曰：‘州郡诏，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诏书成了一纸空文。崔寔说，像汉代前朝的贤能官吏，如黄霸、召信臣等，都是治郡理事十多年才取得良好政绩（见6·4），所以他认为必须普遍改变当时任用官吏的办法，稳定基层官吏，“原其小罪，阔略微过，取其大较惠下而已”（6·6）。
史称崔寔“少沉静”，即头脑冷静而善思考；又说他“吏才有余”，即办公事干练；他当过朝官，又做过地方官，有二十多年的从政经验。崔寔绝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空言议论的书生，又不像王符那样终身不仕，他的仕宦经历足以让他对当时朝廷和百姓的问题有深度了解。所以，虽然《政论》已非全帙，但就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部分说，都是那时社会上层与下层种种问题真实情况的反映。就这一点讲，《政论》也是研究东汉历史的可信资料之一。崔寔在五原做官，卖东西换钱，解决百姓冬寒问题，又整顿兵马，抵抗外族入侵。他在天高皇帝远的边郡当官，正是搜刮民财的大好时机，然而他却愈做官愈穷，乃至死后家中空空荡荡，家人无力办丧事，还是朝中同僚帮忙安葬（见本书附录《崔寔传》）。从这可看出，崔寔所说的法治，是为了革除政弊，绝不是针对百姓施行严刑酷法，压制他们以维持现状稳定。他在《阙题九》中提出移民开垦，调整人口与耕地比例不平衡，也是为了解决失业流民的生计问题。那么，针对社会上下种种弊病，崔寔提出“重赏深罚”、“明著法术”，真的就是能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吗？非也。在一个人治社会，是不可能实行法治的，不管纸上公布多少法律条文。在人治社会，任何法律的施行都不是依靠制度，执法只能是人为的行为，而且没有有效的制度来监督执法。在《阙题六》中，崔寔说，县官有的奉法廉洁，不肯讨好当权者，与上司没有各种礼节交往，不送私礼，那么州、郡长官便都侧目怒视，认为他亏欠了自己，便让文案官吏捏造罪状，诬蔑他全家，抓捕他的妻儿老小问罪，结果那县官只得自行辞官而去。不向上司行贿，就被看成对上司有所“亏欠”，可见当时官场贿赂成风，不屑为的人反倒成了不正常的“另类”。自然，这个贿赂成风的官场也就是结党营私、官官相护的官场。要想在这个官场立足，就非得行贿讨好，甚至枉法以求自容，那还能依法办事么？严法，恐怕只能“严”到老百姓头上，改变不了官场的腐败格局和地方豪族的作威作福。王夫之说“故严以治吏，宽以养民”（《读通鉴论》卷八），这话虽是针对崔寔说的，其实也是崔寔的本意。正是因为他想要“严以治吏”，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他的主张终究是不可实现的。崔寔晚年大概也看到这一点，所以他死前几年，朝廷再度召他入朝拜尚书，他托病不管事，几个月就免官不干了（见本书附录《崔寔传》）。他失望，认为朝政搞不好了。
崔寔虽然比当时那班为保全禄位和私利，反对革新，只求保持现状的腐朽官僚要清醒，看出这辆承载“国运”的马车破得快散架了，但他提出的解决办法终究挽救不了日薄西山的王朝。因为他同所有的封建社会士大夫知识分子一样，尽管不满朝政，洞彻政弊所在，但只能站在维护朝廷的立场上说话，拿不出可以做得到的有效办法。因为这个朝廷早已病入膏肓，除了等着灭亡，无药可救。阙题一【题解】
本篇由严可均辑自《群书治要》卷四十五。
崔寔此文写于汉桓帝即位初期，他本人也刚入朝当官，对桓帝朝廷抱有希望，提出了革除政弊的主张。崔寔认为，看一个国家治理得好坏，不能光凭年成来决定，还要看社会风俗如何。如果风俗败坏，就说明国家治理得不好，那么即使表面经济富裕，内里还是会出问题。就像一个人外表肌肤康和而内里则脉象不顺一样，终究是有病的。他认为，国家所以不治理，往往因在位的君主享太平日久，政治与社会渐渐败坏而不醒悟、不改变，早已习惯了乱糟糟的局面。崔寔比喻说，保守的君主承袭了腐败的政局，那就像乘着辆破车上路，如果车子不加修治，则必然折断裂散。自汉王朝建立到桓帝即位已经三百五十多年，当时“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雕敝，人庶巧伪”，是这么一个朝廷政策浊乱，人们奸诈虚伪，上下怠慢，风气败坏的局面。崔寔认为，革除政弊以拯救时世，并不是要求君主遵奉尧舜之道，创建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那是做不到的。所期待于君主的，就是填补制度的漏洞，纠正政策的偏差，按实情办事，总之做君主所能做到的，图个世道安宁就行。他的意思是，改革要务实，有针对性，注重当前的急务，别好高骛远，空谈尧舜的理想世界，而实际却什么也做不成。在本篇中崔寔还说，君主欲治国，必须依赖贤明达理的臣子辅佐他。所担心的是君主不能识别贤士，而贤士又常被朝中愚昧保守或嫉贤妒能的官僚所抵制。所以有识之士往往总是当时受到压抑，事后反被后世的人思念。这种毛病古往今来都是一样的，所以他提醒君主要特别注意。（1）（2）
1 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皆赖明哲之佐，博物
（3）（4）之臣。故皋陶陈谟而唐、虞以兴，伊、箕作训而殷、周用隆（5）（6）（7）。及继体之君，欲立中兴之功者，曷尝不赖贤哲之谋乎（8）（9）？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世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10）（11）（12）（13），政寖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
（14）（15）（16）（17）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或犹（18）（19）（20）（21）豫岐路，莫适所从；或见信之佐，括囊守禄；或（22）（23）（24）疏远之臣，言以贱废。是以王纲纵弛于上，智士郁伊
（25）（26）于下，悲夫！【译文】
自尧、舜二帝，汤、武二王以来，都是依靠明智的辅佐和博学的臣子治国。所以皋陶献谋划而唐、虞由此兴旺，伊尹、箕子作训诫而商、周由此昌盛。到了继位的君主，想要立下复兴之功业的，有谁能不依靠贤智之士的计谋呢？凡天下所以不能治理，常因在位的君主享太平日久，风俗渐渐败坏而不醒悟，政事渐渐腐朽而不改革，习惯了混乱和危难，安处其中而不见自己的处境。或者沉溺于嗜欲，不顾念政务；或者听不进告诫劝诲，满足于假话而不在意真相；或者在岔道口徘徊，不知所从；或者受君主信任的大臣，为保禄位而闭口不说话；或者受君主冷落的臣子，因被轻视而言论不予采用。所以上面国家法度削弱，下面有识之士郁闷，这真可悲！【注释】（1）自尧、舜之帝，汤、武之王：自，此为介词，表示时间范围，意思是“自从……以来”。尧、舜、汤、武都是传说中的“圣君”。尧、舜，都是传说中上古时代“五帝”之一，其实是中国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的酋长。汤，商朝的开国之君。商，在古籍中多称殷，是因为商王盘庚后来迁都到殷。下文“昔盘庚愍殷”，殷即商。武，周武王，文王子，姬姓，名发，灭商，是周朝的开国之君。（2）赖：依靠。明哲：明智。哲，智慧。佐：辅佐。这里指辅助君主治理国家的人。（3）博物：博学。博，通晓。物，事物。（4）皋陶（ɡāo yáo）陈谟：皋陶是传说中的舜的大臣，掌管刑法。相传他作有《皋陶谟》，全文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大禹和皋陶关于以德治国的对话，皋陶提出“九德”，作为人的道德基本准则。第二部分是大舜和大禹的对话，主要讨论治国安民的道理，君臣的职责和要求等。第三部分叙述丹朱的罪过，大禹的功绩，三苗的问题，以及对祭祀歌舞场面的生动描述。现仍保存在今本《尚书》中。陈谟，即指作《皋陶谟》。陈，陈献。谟，谋划。唐、虞：指尧、舜时代。唐，尧号。虞，舜号。以兴：因此而兴旺。以，介词，因此，由此。（5）伊、箕作训：伊尹与箕子作《伊训》和《洪范》。伊，伊尹，商代早期商王太甲的大臣。相传商王太甲暴虐无道，伊尹把他流放了，后来太甲悔过自新，伊尹就重新把政权交还给他。伊尹作过一篇训诫教导太甲，即《伊训》。《伊训》已经佚失，今本《尚书》的《伊训》是后人伪作。箕，箕子，商代末期商王纣的大臣，也是纣的“诸父（伯或叔）”。周武王灭商后，相传曾询问箕子有关顺天道治国的事，箕子作《洪范》答复。《洪范》仍保存在今本《尚书》中。训，训导，教诲。用：介词，由此。隆：昌盛。（6）及：及至，到了。继体：继位。体，指帝王传承的体系。（7）中兴：指国家衰落后重新振兴，即复兴。中，中途。（8）曷尝：怎会，哪有。曷，同“何”。（9）世主：在位的君主。世，当世，当今。承平：本义指继位者承袭上代的太平世道，也指太平之世。这里指享受太平。（10）渐弊：逐渐败坏。寤：通“悟”。醒悟。（11）寖衰：渐渐衰朽。寖，同“浸”。由浸泡、浸透引申为渐渐、逐步。（12）习乱安危：习、安义同，都表示习惯于某种环境或事物。（13）逸：安逸。不自睹：看不到自己的处境。（14）或：与下面四个“或”一起用，都是连词，表示列举。荒耽：迷溺，沉醉。（15）恤：顾念。万机：语出《尚书·皋陶谟》“一日二日万几”，意即每日万种繁多细琐的事，后用“万几”指君王的每日政务。机，通“几（jī）”。细微。（16）耳蔽：听不进。蔽，遮挡。箴诲：箴，告诫，规劝。诲，教导。（17）厌伪：满足于虚假。厌，饱，引申为满足。在这个意义上，后来写作“餍”。忽真：不在意实情。忽，轻视。（18）岐路：岔道。岐，同“歧”。（19）莫适所从：即“无所适从”，不知何去何从。在岔道口犹豫不决，不知走哪条路，比喻遇事无法做出决断。（20）见信之佐：受君主信任的辅政大臣。见，用在动词前面，可以表示动词的被动语态，被，受到。（21）括囊：比喻闭嘴不说话。语出《易·坤·六四》：“括囊，无咎无誉。”括，束扎。依照唐孔颖达的解释，就是扎紧袋口，比喻隐藏内心想法。这样，不说话既不得罪人，也不表现自己，所以“无咎（过失）”也“无誉”。守禄：保住俸禄，多指拿俸禄而无所作为。（22）疏远之臣：被君主冷落的臣子。疏远，指感情上不亲近。（23）言以贱废：言论因人受君主轻视而不被采用。贱，轻视。废，抛弃。（24）王纲：王的纲纪，指国家法度。纵弛：松散。这里指法度削弱。纵，释放。弛，松懈。（25）智士：指有见识的人。郁伊：也写作“郁抑”、“郁邑”、“郁悒”，郁闷，忧郁。（26）悲夫（fú）：夫，用法同“乎”。（1）（2）（3）
2 且守文之君，继陵迟之绪，譬诸乘弊车矣。当（4）（5）（6）求巧工使辑治之，折则接之，缓则楔之，补琢换易，可（7）（8）（9）复为新，新新不已，用之无穷。若遂不治，因而乘之（10）（11）（12），催拉捌裂，亦无可奈何矣。若武丁之获傅说，宣王（13）（14）（15）之得申、甫，是则其巧工也。今朝廷以圣哲之姿，龙（16）（17）（18）飞天衢，大臣辅政，将成断金，诚宜有以满天下之望，（19）（20）称兆民之心。年谷丰稔，风俗未乂。夫风俗者国之脉诊也（21）（22），年谷如其肌肤，肌肤虽和而脉诊不和，诚未足为休（23）（24）。《书》曰“虽休勿休”，况不休而可休乎？【译文】
况且因循守旧的君主，继承了衰败的事业，就像乘着一辆破车上路。应当找巧匠使他修治车子，把断的地方接好，松的地方楔牢，补新换旧，车子又可变新，如此不断更新，车子就可一直用下去。如果最终不加修治，就着破车乘用，那么车子折断散裂，也就无可奈何了。像武丁得到傅说，宣王得到申伯和仲山甫，这些人都是他们的巧匠。当今主上以贤明的资材，即位为天子，有大臣辅佐，将形成同心协力的局面，确实应该可以满足天下人的期望，符合百姓心愿。年成丰收了，风俗却未治理。风俗是国家的脉象，年成只是表面的肌肤，肌肤虽康和而脉象不顺，实在不足以算好。《尚书》上说“事情虽被人称好，自己不要以为好”，何况事情并不好而可以自以为好么？【注释】（1）守文：指承守旧制度不改。即因循守旧。文，礼法制度。（2）继：继承。陵迟之绪：指上代留下的腐败政局。陵迟，衰败。绪，事业。（3）譬诸：比之于，比如。诸，“之于”的合音字。弊：破损。（4）巧工：巧匠。辑治：修理。之：指上面那辆破车。（5）折则接之，缓则楔之：把断的地方接好，松的地方楔牢。楔，楔子，用于打进木器松动缝隙中的竹、木片。这里作动词用，即打楔子加固。接之、楔之，两“之”字分别指车子折断、松缓的地方。（6）补琢换易：指换旧易新。补，补上新的。琢，通“斲”。砍削，去掉损坏的。（7）新新不已：即不断更新。新新，新之又新。已，停止。（8）穷：竭尽，到头。（9）遂：终究。（10）因：就着。之：指破车。（11）催拉：催、拉都是摧折、折断的意思。拉，本义是折断（见汉许慎《说文解字》），作牵拉、拉扯解，是唐宋以后才有的意义。捌（bā）裂：破裂。捌，破。在这个意义上，“捌”也写作“扒”。（12）武丁之获傅说：相传商王武丁梦到一个名“说”的贤人，让人到野外去找，结果在傅岩那地方找到，故名傅说，武丁立他为相，国家得以治理好，见《史记·殷本纪》等。获，得到。（13）宣王之得申、甫：申，申伯。甫，仲山甫。二人都是周宣王的贤臣。申伯，据《诗·大雅·嵩高》载，是周宣王“元舅”，宣王将他封于谢，有辅佐周室、镇抚南方诸侯的功劳。仲山甫，又作“仲山父”，又称“樊穆仲”、“樊仲山父”，谥“穆仲”，周宣王卿士。《诗·大雅·烝民》颂扬他品德高尚，为人师表，不侮鳏寡，不畏强暴，总揽王命，颁布政令，天子有过，他来纠正等等。（14）是则其巧工：商武丁和周宣王分别得到傅说和申伯、仲山甫，都曾使衰落的国家一度振兴，如同得到巧匠修理破车，意即傅说等三人是二位君王的治国“巧匠”。（15）朝廷：代指当今的君主。这里指汉桓（huán）帝刘志（147—167年在位）。圣哲：贤明。姿：通“资”。资材，禀性。（16）龙飞天衢：指皇帝即位。古称天子为龙。天衢，指京都。东汉京城在洛阳。（17）断金：形容协力同心。来源于《周易·系辞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意思是二人同心则势不可挡，如利刃能截断坚硬金属。（18）诚：确实。宜：应当。有以：具有……的条件。即有办法，可以。（19）称（chèn）：符合。兆民：天子之民称“兆民”，即百姓。兆，众多。（20）年谷丰稔（rěn），风俗未乂（yì）：年成丰收了，风俗却未治理。年谷，一年收入的谷物，即年成。丰稔，丰熟。稔，谷物成熟。乂，治理。按，清严可均说，这两句话的前后可能有脱文。这两句和上文语气不衔接，因为篇文是节录的，可能有删节的地方，但这两句和下文意思是连贯的。（21）夫（fú）风俗者国之脉诊也：国家的治理情况，可以从风俗的好坏看出是否有问题，所以这里把风俗比喻作国家治理的脉象，就像从人的脉象可诊断出身体情况一样。夫，助词，用于句首，表示说话的开端，没有具体意义。脉诊，中医按人的脉搏诊病，根据脉搏的变化即脉象来判断病情，“脉诊”即脉搏变化的诊断，就是脉象。（22）年谷如其肌肤：国家治理得不好，年成再怎么丰收还是会出问题，因而不能光从年成丰收或歉收这个表面情况去看一个国家。所以这里把年成比喻为“肌肤”，就像人一样，外表看上去康和，内里脉象不顺，还是有病。肌肤，严可均辑本原作“肥肤”，宋本《太平御览》卷三百七十五引作“肌肤”，今据改。（23）休：美，善。（24）《书》曰“虽休勿休”：见《尚书·吕刑》。据唐孔颖达解释，意思是事情做得虽被人称好，自己不要以为好，即不自满。（1）（2）
3 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玩，上下怠（3）（4）（5）懈，风俗雕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6）（7）且济时拯世之术，岂必体尧蹈舜，然后乃治哉？期于补绽决（8）（9）（10）（11）坏，枝柱邪倾，随形裁割，取时君所能行，要措（12）（13）（14）斯世于安宁之域而已。故圣人执权，遭时定制，步骤
（15）（16）（17）之差，各有云施，不强人以不能，背所急而慕所闻也（18）。【译文】
从汉代兴立以来，至今三百五十多年了。政策法令混乱玩忽，上上下下怠慢松懈，社会风气败坏，人们奸诈虚伪，百姓哀叹着都又怀念国家的振兴来挽救自己。况且拯救时世的方法，难道一定要效法尧舜，然后国家才得治理？如今期待的就是缝补破裂，扶正歪斜，采取当今君主所能做的办法，总之使天下置于安宁的处境就行了。所以圣人掌握灵活应变，随时势制定法度，事情的轻重缓急，都各有所措施，不强迫人去做不能做到的，放弃当务之急却去向往那些传闻的事。【注释】（1）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自汉高祖即位（前206）至本初元年（146）质帝死桓帝即位，凡三百五十二年，说“三百五十余岁”，时间正当桓帝即位初期。（2）政令：政策与法令。垢玩：混乱玩忽。垢，浊乱。玩，即玩忽之“玩”。（3）雕敝：败坏。雕，通“凋”。凋伤。敝，破败。（4）人庶：人们，人众。庶，众多。巧伪：奸诈虚伪。巧，欺诈。（5）嚣（áo）然：哀愁的样子。嚣，通“謷”。“嚣然”等于说“謷謷然”，指众口愁叹声，亦即哀愁、哀叹。咸：都。思：怀念。（6）济时拯世：即拯救时世。济、拯，都是救恤的意思。术：方法。（7）体尧蹈舜：效法尧舜。体、蹈，都是效法、遵依的意思。（8）期：期待。补绽决坏：缝补决裂缺坏之处。此指填补制度的漏洞。补绽，复义词。绽，也是缝补的意思。《玉台新咏·艳歌行》：“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吴兆宜注：“缝补其裂亦曰绽。”（9）枝柱（zhǔ）邪倾：此指纠正政策的偏差。枝柱，支撑。枝，同“支”。柱，同“拄”。邪倾，倾斜，歪斜。邪，即后来的“斜”字。（10）随形裁割：依从形状来裁割。即因事制宜。此指按实际情况办事。（11）时君：当时的君主。（12）要：总之。措：安置。斯世：当今天下。斯，此。（13）执：掌握。权：权变，应变。（14）遭：遇。时：时势。制：法度，制度。（15）步骤：步是缓步、慢行；骤是奔跑、急行。步骤一缓一急，比喻处理事情的先后缓急。差（cī）：次第，次序。（16）各有云施：各有所施。云，所。施，措施。（17）不强（qiǎnɡ）人以不能：不拿不能做的事强迫人去做。强，勉强，强迫。（18）背：背弃，放弃。所急：所迫切要做的。即当务之急。慕：仰慕，向往。所闻：这里指古代有关盛世的传闻。（1）（2）（3）
4 昔孝武皇帝策书曰：“三代不同法，所由路殊，（4）而建德一也。盖孔子对叶公以来远、哀公以临民、景公以节礼（5）（6）（7）（8），非其不同，所急异务也。”是以受命之君每辄创制，（9）（10）中兴之主亦匡时失。昔盘庚愍殷，迁都易民；周穆有阙，（11）（12）（13）甫侯正刑。然疾俗人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玮所闻（14）（15）（16），简忽所见，策不见珍，计不见信。夫人既不知善之（17）（18）为善，又将不知不善之为不善，乌足与论国家之大事哉。（19）（20）故每有言事颇合圣听者，或下群臣令集议之，虽有可采，（21）（22）（23）辄见掎夺。何者？其顽士暗于时权，安习所见，殆不（24）（25）（26）知乐成，况可与虑始乎？心闪意舛，不知所云，则苟（27）（28）云率由旧章而已。其达者或矜名嫉能，耻善策不从己出（29）（30）（31）（32），则舞笔奋辞，以破其义。寡不胜众，遂见屏弃（33）（34）（35）。虽稷、契复存，由将困焉。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36）（37）灌，吊屈子以摅其幽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贾生之贤，（38）（39）绛、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余哉！况其余哉！【译文】
从前孝武皇帝诏书说：“三代的法制不同，所走的路子不同，而一样建立功业。孔子以招徕远地百姓应对叶公，以治理人民应对鲁哀公，以节省礼节仪式应对齐景公，并非对三人期待有所不同，而是迫切要做的事不同。”所以应天命的开国之君常常创建制度，复兴国家的君主也纠正时政之弊。昔日盘庚担忧商，迁都移民；周穆王有过失，甫侯修正了刑罚。然而令人忧虑的是俗人拘守古今成法，不懂因时制宜，夸大所闻，忽视目睹，不重策略，不信计谋。那些人既然都不知好之所以为好，则又将不知坏之所以为坏，哪里值得与他们讨论国家大事呢。所以每有人议论事情甚合圣上的意思，有时下达给群臣共同评议，议论虽有可取之处，却往往受阻挠挫折。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愚钝的人不明白权衡时宜，习惯了眼前的格局，几乎都不知守住已成的事，何况同他们一起创新呢？他们遇事心思摇摆不定，不知该说什么，敷衍着说按老法子办就行。而那些明白事理的人又自负其名而妒忌他人的才能，以良策不由自己提出为耻，就玩弄文辞而夸大其实，以此推翻议论。寡不敌众，结果议论终被废弃。即使稷、契还在世，尚且要受困。这便是贾谊所以被绛侯、灌婴排挤，祭奠屈原以抒发胸中怨愤的缘故。以文帝之英明，贾谊之贤良，绛侯、灌夫之忠诚，而不免还有此弊病，何况其余的人！何况其余的人！【注释】（1）昔孝武皇帝策书曰：下面所引是汉武帝元朔六年（前123）六月下的诏书。孝武皇帝，即汉武帝。策书，应该作“诏书”。在汉代，“策书”专指皇帝下令任免官吏，与“诏书”指一般颁发命令有区别。译文作“诏书”。（2）三代：指夏、商、周三代。法：法制。（3）由：遵行。路殊：路径不同。（4）建德：建立功业。德，功德。一：相同。（5）盖孔子对叶（shè）公以来远、哀公以临民、景公以节礼：盖，助词，引起话头，没有具体意义。孔子应对楚叶公子高、鲁哀公、齐景公所说的话，见《韩非子·难三》篇：“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说近而来远。’哀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选贤。’齐景公问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节财。’”“哀公以临民”、“景公以节礼”，两句首本当都有“对”字，因为上面“对叶公以来远”已经有“对”字，所以下面这两句就省略了“对”字。叶公，春秋时楚国叶县的县令，此指叶公子高。沈氏，名诸梁，字子高。楚惠王八年（前481）白公胜作乱，劫持楚惠王，叶公高率兵平定白公之乱，身兼令尹、司马二职，待国家安定后交出职权，退休回叶地养老。叶，春秋时楚国城邑，在今河南叶县。来远，招徕远方百姓。古时人口少，招来人口可耕种荒废的土地。来，同“徕”。招来，使之来。哀公，鲁哀公，姓姬，名蒋，春秋时鲁国国君，前494—前467年在位。临民，治民。临，监视，治理。景公，齐景公，姜姓，吕氏，名杵臼，春秋时齐国国君，前547—前490年在位。节礼，节省礼节仪式，也即节省用度。（6）非其不同：并非期待有所不同。其，通“期”。期待，期望。（7）所急异务：各自所急于要做的是不同的事。（8）受命之君：承受天命的君主，指开国之君。每辄（zhé）：经常，时常。辄，每每，常常。（9）匡：匡正，纠正。时：指时政，当前的政务。（10）昔盘庚愍（mǐn）殷，迁都易民：商代最初建都于亳，后来几度迁都。到了第十九代商王盘庚，因遇到天灾，据后人说是水灾，便率领商的臣民迁都到殷地（今河南安阳），所以商又称殷。盘庚迁殷事，见《尚书·盘庚》上中下三篇。愍殷，指担忧商的臣民。愍，担忧。易、迁义同，即迁移的意思。（11）周穆有阙（quē），甫侯正刑：周穆王刑罚过重，有过失，甫侯告知穆王，于是修正了刑罚，见《史记·周本纪》。有关刑罚的文告，今保存在《尚书·吕刑》篇中。周穆，指西周早期的周穆王，姬姓，名满，前976—前922年在位。阙，缺失，过失。甫侯，《尚书·吕刑》篇作吕侯，穆王的大臣。正，修正。按，崔寔举盘庚、周穆王的例子，意在说明振兴国家的君主都能因时应变，纠正过失。（12）疾：忧虑。俗人：指眼光短浅的平庸之人。拘文牵古：拘守古今成法。拘、牵义同，都是拘守、牵拘的意思。文，典法，指现有的规章制度。古，指古人的规章制度。（13）达：通晓，明白。权制：即权时制宜，指衡量时势而应变。（14）奇玮：夸大。玮，通“伟”。奇伟，本来是异常巨大的意思，引申为夸大。（15）简忽：简慢忽略，轻视。（16）珍：珍视，看重。（17）夫（fú）人：那些人。夫，指示代词，那，那些。（18）乌足：何足。乌，何。与论国家之大事：与，连词。这里“与”后面省略了“之”字。之，他们，指上面“既不知善之为善，又将不知不善之为不善”的人。（19）颇合圣听：意即甚合皇帝的意思。颇，相当地。听，考察，审察。（20）或：有时。下群臣：指把上面提到的颇合圣意的言论下达给群臣。下，下达。（21）掎（jǐ）夺：阻挠挫折。掎，牵掣，拖住。夺，削除，撤销。（22）何者：为什么呢。设问之词，一般用于自己设问自己答。（23）其：代词，那些。下文“其达者”之“其”义同。顽士：愚钝的人。顽，指头脑迟钝不灵敏。暗：不明白。时权：应该作“权时”，原文误写倒了。权时，权衡时宜，变通。（24）殆：大概，几乎。乐成：对已成的事感到快乐，即守成。（25）虑始：谋划事情的开始，即开创、创新。（26）心闪意舛：心思棼乱不定，拿不定主意。闪，闪忽不定。舛，错乱。（27）苟：苟且，敷衍。率由旧章：意即照老办法办事。率由，遵循。旧章，旧有的规章制度。（28）达者：明白事理的人。指明白皇帝下达给群臣商议的言论是可取之良策。达，通晓。矜（jīn）名嫉能：以名声自夸而妒忌他人才能。矜，自夸，自负。（29）不从己出：不由自己提出来。（30）舞笔奋辞：玩弄文辞而夸大其实。奋辞，逞辞。即放言、说大话。（31）破其义：推翻那个议论。破，破除，驳斥。义，通“议”。指上文的“言事”之策。（32）寡不胜众：议事出策的只一人，不是遇到愚昧者因循守旧，就是遭到妒忌者贬斥，所以说“寡不胜众”。（33）遂：于是。屏（bìnɡ）弃：废弃。屏，通“摒”。除去。（34）虽：即使。稷、契（xiè）：相传都是有才能的贤臣。稷，即后稷，名弃，相传为舜时的农官。契，相传为舜时的司徒官，管理教化。复存：还在世。（35）由：通“犹”。尚且。《政论》中“犹”字往往借用“由”字表达。困焉：受困，指对此没办法。（36）斯贾生之所以排于绛、灌：汉文帝时，贾谊为博士，升迁为太中大夫，他建议更改法令，遭大臣周勃、灌婴等诋毁，于是文帝不用贾谊的谋议。斯，这是。贾生，贾谊。排，排挤。绛，绛侯，周勃的爵号。灌，灌婴。周勃、灌婴都是追随刘邦起兵建立汉帝国的大功臣，也是剿灭诸吕、扶助文帝继位的大功臣，在朝中爵高位显。（37）吊屈子以摅（shū）其幽愤：贾谊被贬黜到长沙，路过湘水，想到屈原忧国被谗而遭放逐，感叹自己的身世，就做《吊屈原赋》祭奠屈原，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汉书·贾谊传》。吊，祭奠死者。屈子，屈原，楚国大夫，因受谗言遭到贬黜，怀怨投湘水而死。摅，抒发。幽愤，怨愤。（38）患：弊病，指才能不被用之弊。（39）况其余哉：意指英明如文帝，贤良如贾谊，忠诚如绛、灌，而不免有此不用才之弊，何况其余不如他们的人呢！（1）（2）
5 且世主莫不愿得尼、轲之伦以为辅佐，卒然获之，（3）未必珍也，自非题榜其面曰“鲁孔丘”、“邹孟轲”，殆必不见敬（4）（5）信。何以明其然也？此二者善已存于上矣，当时皆见薄贱而（6）（7）（8）（9）莫能任用，困厄削逐，待放不追，劳辱勤瘁，为竖（10）（11）（12）子所议笑，其故获也。夫淳淑之士，固不曲道以媚时（13）（14）（15）（16），不诡行以邀名，耻乡原之誉，绝比周之党，必（17）待题其面曰“鲁仲尼”、“邹孟轲”，不可得也。而世主凡君，明（18）（19）不能别异量之士，而适足受谮润之愬，前君既失之于古（20）（21）（22），后君又蹈之于今，是以命世之士常抑于当时，而见（23）（24）思于后人。以往揆来，亦何容易。向使贤不肖相去如泰山（25）（26）之与蚁垤，策谋得失相觉如日月之与萤火，虽顽嚚之人犹（27）（28）（29）能察焉。常患贤佞难别，是非倒纷，始相去如毫氂（30）（31），而祸福差以千里，故圣君明主其犹慎之。【译文】
当世的君主没有不愿得到孔子、孟子之类的人作为辅佐，但如忽然得到了，却又未必重视，假如他们脸上不是题着“我鲁人孔丘”、“我邹人孟轲”，几乎必然不受到君主尊敬信任。何以知其如此呢？孔、孟这两个人的善处已经表现于前世，而在当时都受到鄙视而不被任用，孔子到处遭危困被驱逐，孟子辞官出走而齐王不挽留，二人辛苦劳累，遭到庸俗之辈议论嘲笑，他们是本来就该得到这种遭遇的。品德美好的人，本来就不会歪曲正道来讨好时俗，不会违背德行来谋求名声，耻于获得“好好先生”的称誉，杜绝结党谋私，必要等他们自己在脸上写着“我鲁人孔丘”、“我邹人孟轲”，那是不可能的。然而当世平庸的君主，其智力不能辨别才识非凡的人，却恰恰可以听得进不断的谗言诽谤，前代君主既犯了这过失于往昔，后代君主又重蹈这过失于当今，因而名显于世的人当时常受压抑，而为后人所思念。以过去已然的事揣度将来，要改正这弊病谈何容易。假如贤能与不肖者相差就像泰山对蚁冢一样明显，策谋的成败相比就像日月对萤火一样清楚，那么即便是愚昧的人也看得出。令人常担心的是贤能与奸邪难以分辨，是非颠倒混淆，初看似乎只差毫厘，最终的祸福却相差千里，所以圣明的君主对此应当特别慎重。【注释】（1）且：句首语助，没有具体意义。尼、轲：孔子、孟子。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昌平乡陬（zōu）邑人。孟子名轲，鲁国邹县人。伦：辈。（2）卒（cù）然：突然。卒，通“猝”。（3）自：假如。题榜：题署，题名。榜，题署。（4）殆必不见敬信：殆，几乎。按，以上是崔寔讽刺当世之主不识人才，徒慕古人之名而已。（5）二者：指孔子、孟子二人。存于上：见于前世。上，以前，前世。（6）皆见薄贱：都被人鄙薄轻贱。（7）困厄削逐：困苦危难，削迹被逐。此言孔子的遭遇。他周游列国时，不被任用，两次被鲁国人赶走，在卫国被人铲削足迹，在宋国被人砍了他与门人讲学其下的大树。事见《庄子·天运》、《让王》篇。（8）待放不追：辞职而去，不被追还。此言孟子的遭遇。孟子在齐国不被齐王所用，辞职而去，在齐国昼邑逗留了三晚，等待齐王挽留自己，而齐王终不追还他。事见《孟子·公孙丑下》。待放，本指臣有罪等待流放。这里指离去前的逗留。（9）劳辱勤瘁：字意思相近，指劳累辛苦。劳辱，劳作卑贱之事，即劳苦。瘁，劳累。（10）竖子：指庸俗之人。这里用于对人鄙视的称呼。议笑：议论嘲笑。（11）其故获也：意即这是二人本来就该得到的遭遇。下文即申述二人本该如此的原因。其，代词，指上文孔、孟二人。故，同“固”。固然，本来就该。（12）淳淑：指品德美好。淳，通“纯”。淑，美。（13）曲：歪曲，枉屈。媚：献媚，讨好。（14）诡行：违背德行。诡，背离。行，德行。邀名：求取名誉。邀，求。（15）乡原：原出《论语·阳货》，指被乡众称道为谨慎厚重，其实乃无是无非，顺应世俗，不问他人痛痒的人，无原则的老好人。原，通“愿”。恭谨，谨厚。（16）绝：杜绝。比周之党：指因谋私结成的党派团体。比周，亲密，多指朋党私交。（17）不可得：不能够。（18）别：辨别，识别。异量：才识非凡。量，器量，才识。（19）适足：恰恰能。受：接受，听得进。谮润之愬：《论语·颜渊》“浸润之谮，肤受之愬”的省略。原意是说谗言对听者的蛊惑，如水之渐渐浸润，像由皮肤逐步深入至骨髓。此指不断接受谗言诽谤的影响。谮润，受到诬陷他人之言的浸染。愬，同“诉”。指诽谤。（20）失之：指犯了不能识才而反听信谗言的过失。（21）蹈之：指重蹈这种过失。（22）命世：名望称于世。命，通“名”。抑：受压抑。（23）以往揆（kuí）来：以过去已然的事揣度将来要发生的事。揆，度量，揣度。（24）亦何容易：指要改变君主不识才、贤士受压抑的弊病哪里会容易。亦，句首语助，没有具体意义。按，以上这段话中，崔寔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有识之士能透过表面看本质，他的思想往往不同于一般人，见解往往与当时的舆论有异，所以常和朝廷的想法抵触，为君主所不能接受，世人也不理解，而他自己又不屑阿世媚俗，从而受到各方压抑。然而随着时移世变，他当时的说法和预言渐渐被验证了，于是后人才思念起他的好处。然而以过去对照现在，就如同以现在推测将来，时势虽不同，世态人情都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有识之士往往总不被当时君主看重，而转被后人思念。要改变这种情况，谈何容易呢。（25）向使：假使。“使”、“向使”都用于假设，是连词。就过去的事情假设，用“向使”；就现在或将来的事假设，用“使”。相去：相差。之与：同“之于”，用于对比。蚁垤（dié）：蚁冢，即蚂蚁洞口堆积的浮土。（26）得失：指成败。相觉：互相比较。觉，通“较”。（27）虽：即使。顽嚚（yín）：顽、嚚在这里都是愚昧的意思。察：明辨，看得清。（28）患：担忧。贤佞：贤能与奸邪。佞，这里指奸邪。（29）倒纷：颠倒纷乱。（30）毫氂（lí）：喻极细微。氂，同“厘”。微小。（31）其犹慎之：应当尤其慎重对待。其，副词，表示祈使语气，等于“当”、“要”。犹，通“尤”。尤其，格外。之，指识别贤佞与是非。按，以上这段话中，崔寔表达了这样的意思：人的贤明与否，政策的好或坏，是是非非交错在一起，并非差别明显地摆在那儿，一眼就可看清。所以英明的君主对此必须慎重加以识别，否则，初看似差异不大，结果是祸是福就相差千里了。阙题二【题解】
本篇由严可均辑自《后汉书·崔寔传》。
东汉后期到桓帝时，政治腐败和社会动乱由来已久，用崔寔的话说，就是“政令垢玩，上下怠懈，风俗雕敝，人庶巧伪”（1·3），皇帝就像“乘弊车”在“险倾”的道上失控地奔驰，到了非修理这辆破车不可的时候了。怎么匡正时弊呢？在本篇，崔寔认为改革不能完全效法上古时代那种理想的德治社会，要“量力而举，度德而行”，就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事。他看到，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无论在能力上还是才德上，人主和朝廷都无法效法尧舜，走德治的“王道”之路。所以应当“参以霸政”，即兼用法治。他举例说，汉宣帝“严刑峻法”，结果天下太平，而元帝“多行宽政”，结果埋下汉王室走向衰落的祸根。崔寔把治理国家比作人的养生，就像人平时用米饭肉食保养身体，有病则用药物治疗一样，国家太平则用道德教化来维护，动乱则用刑罚来治理。所以他说“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也；德教者，兴平之粱肉也”。假如世道太平却用刑罚来管理，那等于用药物养身；世道动乱却用道德教化来管理，那等于用米饭肉食治病了。所以他认为“圣人能与世推移”，即懂得应变趋时。而当时那种政治弊病多端、社会风气败坏的情况，用道德说教来治理只能是空谈，必须对症下药，“重赏深罚以御之，明著法术以检之”，即公布法治，用重赏严罚来约束、管理臣下和百姓。他问道：“世有所变，何独拘前？”对于那些无视现实的变化，墨守成规的人，崔寔讽刺说，如果一定要照他们说的去做，就该让君主效法五帝三王，回到奏乐而凤凰飞来、击磬而百兽共舞的尧舜时代。要是做不到，那么泥古者的话只能拖累了干实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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