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毅,陈青松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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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舞影梦试读：
序言
本文集是北京电影学院首期人文大讲堂第一集，以培养未来电影大师为宗旨，学科交叉、不拘一格，畅谈人文教育，重塑正义理念，反思无学术大师的时代，弘扬钱学森先生的思维哲学和治学之道，鞭劈“失语症”，倡导撰写学术论文“博古通今、中西融贯”；重审“新闻学”，分析“文艺女青年”、“小清新”受众构成，计算影视院校人才培养成本，传播西方电影大师思想，揭示大数据的深远影响，凭借“信用”走向“靠谱”的“陌生人”；描述宏观经济新常态，强调环境公害的社会保障，提倡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美丽中国，传承红色基因，提高治理能力。道明卓越者的成功得益于人文基础扎实，中国应试教育致使学生丧失基本的综合分析能力、逻辑思维和批判精神，是与西式教育的根本差距。大师讲的故事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其至理名言帮助我们确立人生航标，走向新岸。“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北京电影学院人文大讲堂遵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响应北京电影学院党委号召，又好又快发展高等电影教育事业；“借得山东烟水寨，换来凤城春色”，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凝聚天下有志有才者，登高望远，脚踏实地，精心谋划，步步为营，借鸡生蛋，喧宾夺主，整合资源，公私合营，四通八达，左右逢源，献计献策，群策群力，理论与实际结合，科学与艺术交融，经济与文化协同，文理工交叉、嫁接和综合，政产学研商用一体，中西合璧，承上启下，传承创新；与北影其他院系及兄弟院校互通有无，共同开发优质智力资源，建立一支能写、能说、能跑，全面发展的创新团队，推动教学、科研和创作并驾齐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新型影视智库，引领北影人文社会科学大繁荣大发展，促使通识教育、基础教育课程丰富多样，进一步提高学生人文素养和科研能力，全面发展，跻身世界强校，实现电影强国梦。形势所迫，环境使然，全校共识，党委决策，人民期待。具体规划如下：
人文大讲堂规划每月开班1次，与中共北京市委讲师团、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戏曲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北京服装学院等高等艺术院校，及其他社会资源联合共建，请大师讲座，师生互动，广泛吸纳广大师生参与人文大讲堂建设，学习大师，推荐大师，记录大师，传播大师。
每学期拟出版文集1集，期盼广大师生踊跃投稿，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时政报告，各专业论文，以及学士、硕士和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精品化，多样化，国际化。
同时，借人文大讲堂开奖和文集出版东风，创建名人传记中心，发挥北影品牌效应，类似哈佛和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建立大师（院士）工作室，组成人文社会科学院专家委员会；招聘研究员，校内校外，海内海外，教师学生，不拘一格，学习巴金，自力更生，聘任为主，破终身制。开设影视经济学、影视传媒学、影视生态学等交叉学科课程。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曹顺庆2015年秋（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文学院终身教授）第一部分曹顺庆专集
国家级重点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带头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中外文论学会会长，中国古代文论学会副会长，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美国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者；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淡江大学客座教授；比较文学国家级教学团队负责人，比较文学国家级精品课程负责人。出版了《中西比较诗学》、《中外比较文论史》、《比较文学史》、《中国文化与文论》、《东方文论选》、《比较文学新开拓》、《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中外文学跨文化比较》、《比较文学论》、《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世界文学发展比较史》、《比较文学学》、《比较文学教程》、《中华文化》等专著和编著2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反思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
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困扰了我多年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当代（1949年至今）几乎没有培养出堪称学术大师的一批杰出人才？
我曾在《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中提出：“当今文艺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文论失语症！”现在，我要在这里指出：当代中国文化最严峻的问题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这与“失语症”是相关联的，一个“失语”的时代，自然不可能产生学术大师；一个无学术大师的时代，必然是一个失语的时代。为什么会“失语”，这与我们的整个文化战略相关，尤其是与我们的教育问题密切相关。本文着重谈谈后一个问题。“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清朝赵翼《论诗》）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无数的学术大师，他们与全世界学术大师一起，如一颗颗璀灿的明星，在夜空中星光闪耀，争奇斗丽：西边有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伯拉图、亚里士多德，东边有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孟子，有印度的蚁垤、龙树；西边是旦丁、莎士比亚、歌德，东边是屈原、马鸣、迦梨陀娑、李白、杜甫……即便到了近现代，即便在八国联军的侵略下，在日本铁骑的烧杀掳掠中，在国共内战的隆隆炮火中，中国的学术界，仍然是人才辈出，大师云集。从王国维到鲁迅，从钱钟书到季羡林，这些学术大师甚至是群体性地产生出来的。例如，文学上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学术研究上的王国维、刘师培、陈寅恪、范文澜，乃至自然科学上的三钱（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我们还可以例举出一大批堪称学术大师的名家，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然而，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在人才培养上，似乎停滞下来了，不但没有产生如司马迁、李白、李时珍那样可以傲视全球的大家，甚至几乎没有产生一位堪与王国维、鲁迅等人相媲美的学术大师，虽然当前学术界也有公认的著名学者，但基本上不能与季羡林、钱钟书、王国维、鲁迅等大师级学者相比肩，以至钱钟书在当代中国，成了一个“高山仰止”的神话，学者及广大青年学生们对钱钟书的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学识佩服得五体投地。其实，有钱钟书这种学识的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可以大把大把地抓出来（如：林纾、严复、梁启超、章太炎、马建忠、熊十力、胡适、吴宓以及我们前面提到的若干学者）。诚然，钱钟书神话的形成，“钱学”（钱钟书研究）热的兴起，有着正面的意义，这至少反映了学界及广大青年学子对学术的景仰和向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是中国学界的悲哀：诺大一个中国，十几亿众生，当钱钟书等大师级人物相继去世之后，竟再也找不出人来承续其学术香火，在近期内，几乎不可能再产生出这样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来了。更不用说产生如王国维、严复、鲁迅、郭沫若等一批泰斗级学者了。正如有人所说，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中国究竟怎么了？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人才断层？这是值得亿万炎黄子孙深刻反省的重大问题。中国要想真正强盛起来，恐怕必须直面这一严峻的问题。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有人认为，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大整知识分子，大大伤害了学术元气；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中，自然只会产生不学无术的“白卷英雄”和投机取巧的小人。这一点谁都不会否认。但是，“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30余年了，从1977年开始上大学的人，如今至少是45岁左右了，从1977年上初中的人，如今也是38岁左右了，从1977年上小学的人，如今也33岁左右了。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走上了快车道，改革开放成就卓著。然而，我们的人才培养怎么样呢？尽管我们培养了大批的大学生、研究生，但是学术大师几乎没有！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人，他们还年青，但是，人才成长的历史告诉我们，几乎所有的大师，都是在年青的时候成名于世的。且不论世界级大师，仅举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几位近现代文学与学术大师：郭沫若29岁时（1921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女神》，36岁时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鲁迅27岁（1908年）写出了《摩罗诗力说》，37岁时发表《狂人日记》；梁启超23岁（1896年）在上海主编《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24岁主讲长沙时务学堂；胡适36岁任北大教授，倡导文学改革。更有甚者，刘师培36岁即去世（1884-1920），年纪轻轻的刘师培，被时人公认为国学大师！回头看看今天，1977年后入大学者，年纪小一点的多数已届中年，年纪大一点的有的已退休。大师何在？是这一代人不努力，不用功吗？绝对不是！看看今天中小学生读书的辛苦状，连多少父母亲都为之心痛；看看今天为考研而拼搏的大学生，就知道他们多么努力，多么用功！
造成这种“无大师时代”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但其中至少有一条重要的原因就是教育（包括初等教育与高等教育）问题。我们在整个教育体制、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材编写等等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导致了我们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严重失误。这种失误何在？我曾在《中国高等教育》（2000年第21期）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之我见”的文章，谈到我们今天大学课程设置的一些问题，现摘引数段如下：
目前高校中文学科课程设置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多、空、旧、窄。
所谓“多”是课程设置太多，包括课程门数多，课时多，课程内容重复多。不仅本科生与硕士生甚至博士生开设的课程内容有不少重复，而且有的课程如大学写作课、现代汉语等课程还与中学重复，我们给学生开了那么多课，灌了许多东西，为什么没有培育出像钱钟书、季羡林这样的学者？这并不意味着这一代人不努力，而应当从教育机制上进行反思。课程越设越多，专业越分越窄，讲授越来越空，学生基础越来越差恐怕是原因之一。现在许多学生读不懂中国文化元典，甚至不知《十三经》为何物，外语学了多少年，仍不能读懂外文原著，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开不了口，李白的“浪漫主义”、杜甫的“现实主义”、几个“斯基”的理论学了一大堆，但离钱钟书、季羡林等大师的学术素养还差得很远，这样的教育机制如果继续下去，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是很不利的。
怎样解决课程设置太多及重复设置问题？我认为应当“消肿”。即适当减少课程门数、减少课时。可根据课程分类制定恰当的比例，要不然各门课都想扩张自己，想消肿也消不下去。有些课程可适当合并，如文学史与文学作品选课、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课、文学概论课与马列主义文论课，甚至可考虑把中国古代文学史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合为一门“中国文学史”课程，便于压缩课程，贯通古今。本科课程设置还应当与研究生学科目录修订结合起来考虑，使课程设置具有连贯性和前瞻性。主干课程可大致考虑为7门：文学概论、古代汉语、中国古代元典导读、古代文学史、现当代文学史、语言学与现代汉语、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也可将现代汉语与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结合起来设置。世界文学课应与比较文学相结合，将原开设的外国文学史改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史，即在世界文学史的纵向论述中，增加各国文学的横向比较，以开阔学生眼界，增强鉴别能力。开设中国古代原典导读，对增强学生的国学基础，对于打通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拓宽知识面，极有益处。
对于课程内容“空”（空洞）的问题，许多人颇有感触，认为我们现在的课程，大而化之的“概论”、“通论”太多，具体的“导读”较少，导致学生只看“论”，只读文学史，而很少读甚至不读经典作品就可以应付考试，以致空疏学风日盛，踏实作风渐衰。古汉语考试体系，连古典文学教师也适应不了，看得懂古籍的人反而考不及格，岂非怪事。针对这种“空洞”现象，建议增开中国古代原典（《论语》、《老子》、《孟子》、《庄子》、《史记》等）导读，减少文学史课时，教材搞简单一点，集中讲授，不要什么都讲。应倡导启发式教育，要让学生自己去读原著，读作品，规定学生必读书目，老师可采取各种方法检查学生读原著（作品）情况，如抽问、抽查、课堂讨论、写读书报告等，这既可养成学生的自学习惯，又可改变老师满堂灌的填鸭式教育方式。
所谓“旧”，指课程内容陈旧。教材老化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例如，现在许多大学所用的教材，还是多年前的老一套。以某高校为例，文学概论，还是以群主编的或25院校合编的，古代文学史用游国恩等主编的，外国文学用扬周翰主编的。新编教材近年虽出了不少，但似乎仍不足以取代这些老教材。陈旧教材、陈旧体系，造成了课程内容与课程体系的不可避免的陈旧，这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应积极建议有关部门组织一批专家教授编写一批适应21世纪人才培养需要的高质量的新教材，并做好新教材的使用和推广工作。
所谓“窄”的问题，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学科越分越细，专业越来越窄，培养了很多精于专业的“匠”，却少了高水平的“大师”。现在，专业过窄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家教育部的高度重视，拓宽专业口径，加强素质教育，正在成为我国高教发展的一个重大举措。现在不是要不要拓宽专业口径的问题，而是怎样拓宽，如何掌握好博与专、学与用的问题。
我在这里要重点强调这篇文章中所谈到的元典阅读问题。仔细琢磨一下学术大师的成功之路，他们大多具备非常厚实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我们今天的教育，既不博古，也不通今；既不通中，也不贯西。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学古代的东西，不学西方的东西，而是学的方式不对。《诗经》、《楚辞》、《论语》、《史记》我们大家多少都会学一点，但这种学习基本上是走了样的。为什么是“走了样”的呢？因为今天的教育，多半是由老师讲时代背景、主要内容、艺术特色之类“导读”，而不是由学生真正阅读文本。另外，所用的读本基本是以“古文今译”的方式来教学的，而并非让同学们直接进入文化元典文本，直接用文言文阅读文化与文学典籍。这样的学习就与原作隔了一层。古文经过“今译”之后，已经走样变味，不复是文学元典了。仅以《诗经》为例，《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对这几句，余冠英先生译为“关雎鸟关关和唱，在河心小小洲上。好姑娘苗苗条条，哥儿想和她成双。”余先生的今译是下了工夫的，但无论怎样今译，还是将诗经搞成了打油诗。还有译得更好玩的：“河里有块绿洲，水鸭勒轧朋友；阿姐身体一扭，阿哥跟在后头。”
试想，读这样的古文今译，能真正进入中国古代文化吗？能真正“博古”吗？能真正“学贯中西”吗？当然不可能！诚然，古文今译并非不可用，但最多只能作为参考，要真正“博古”，恐怕还是只有读原文，从原文去品味理解。我的老师杨明照先生，是当今公认的“龙学”（《文心雕龙》研究）泰斗。他研究了一辈子《文心雕龙》，但决不搞《文心雕龙》今译。曾有出版社多次约杨师明照先生搞《文心雕龙》今译本，并许以高稿酬，但先生坚决不干。在先生看来，《文心雕龙》不可译为现代汉语，因为一加今译，就走样了，会害人不浅。如今，我们终于认识到“古文今译”之害（弊端）了。甚至有人提出，古文今译而古文亡，一旦全中国人都读不懂古文之时，就是中国文化危机之日。其实，这种危机状态已经开始呈现了，其显著标志便是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症”。读不懂中国古代典籍，必然会失语。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们有些中青年学者，常常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但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他们却并不真正懂，这是很糟的事情。传统文化当然可以批判，但你要首先了解它，知晓它，否则你从何批判呢？可是，当今的中青年学者，大多没有真正地从原文读过原汁原味的“十三经”，读过“诸子集成”，以致造成了今日学界极为严重的空疏学风。可想而知，在这种弥漫学界的空疏学风之下，能产生真正“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大师吗？当然不可能！“告诸往而知来者”，“博古”做不好，就不可能真正“通今”。但我们是否在“贯西”上做得好一点呢？看看学界这些年的现状，情况同样不乐观。“全盘西化”曾是时髦的口号，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不是“全盘”，我也赞成“西化”。在我看来，当今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不但“博古”不够，而且“西化”也不够，准确地说是很不够！为什么这样说呢？详观学界，学者们引证的大多是翻译过来的二手货，甚至是三手货、四手货。不少人外语没过关，在基本上看不懂外文原文或者干脆不读外文原文的情况下，就夸夸其谈地大肆向国人贩卖西方理论。以致有一些专攻西方学术的人，完全不懂西文，居然也可以当上外国文学教授、西方历史学、哲学教授等等。据传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外国文学在某市召开全国学术会议，数名外国文学学者在某风景区考察时碰上外国人以英语问路，七、八位外国文学教师竟面面相觑，没有一位可以用英文回答！这种学术状况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在不少高校中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中文系外国文学学者仍然依赖译文来做研究，我并不是说不可以参照译文来研究，而是强调应该尽量阅读外文原文，因为如果完全不读原文，一定会出问题。遗憾的是，我们不少学生依然只能读着厚本厚本的以二手货贩来的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中国式的西方文论专著。可想而知，在这种状况下怎么可能产生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呢？
这种不读原文（包括古文原文与外文原文）的错，大大地伤害了学术界与教育界，直接的恶果，就是空疏学风日盛，害了大批青年学生，造就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造成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严重失语，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近年来，我大力倡导用古文（不用今译）读中国文化与文学典籍，用英文来读西方文化与文学典籍。自1995年起，我在研究生中开设了“中国文化原典：《十三经》”课程，要求研究生阅读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原典，教材直接用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本，不用今译今注本。开始同学们都读得很艰难，但咬牙坚持下来，一年后古文及中国文化修养皆大为提高，基本能够自己查阅古代典籍，学术功底大大加强，不少研究生进入毕业论文写作阶段后，才真正尝到了原典阅读的甜头。我还开设了“中国古代文论”课程，要求同学们背诵《文心雕龙》（起码背十篇）、《文赋》等中国文论典籍，同学们开始皆感到“苦不堪言”，但在我严格要求下，每个学生都必须过此关，结果效果非常好，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开会发言，同学们对中国文论典籍信手拈来，文采斐然。为了加强“西化”，从1998年开始，我直接用英文版教材给研究生开设“文学研究方法论：当代西方文论导读”，要求每位同学都必须在课堂上用英文抽读西方文论著作。经过一番艰苦磨炼，同学们感到虽然太苦，但收获良多。我的用心，就是试图作一个教学改革尝试，让同学们能读到原汁原味的东西，获得实实在在的知识与智慧，而不是大讲空论，凌空蹈虚。不是在岸上大讲游泳理论，而是让同学跳下水去学游泳，教师只是从旁边给予必要的指导与点拨。中国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失语症
自笔者于1995年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及“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话题以来，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学者指出：“三年前，曹顺庆先生提出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同一时期，他又提出医治此种‘失语症’的办法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主要是借助于古文论的‘话语转换’。对文学理论界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反映了面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很好的愿望。因它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学者们纷纷提出利用古文论以建立我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各种可能性。”还有人甚至说：“斯论一出，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学者们或支持或反对，或深入追思，或另辟思想阵地，成为世纪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然而，令笔者始料未及的是，这一话题不仅反响强烈、影响广泛，目前已开始波及哲学、历史学领域，而且经久不息，历时竟达十年之久，至今仍论战不休。最近，又有两篇直接针对“失语症”的商榷论文，一篇是《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对“失语症”的一点反思》，另一篇是《云南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关于中国文化“失语”与“重建”问题的再思考》。这两篇论文的作者都是学界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对“失语症”的“反思”与“再思考”是很有代表性的。既然学界对“失语症”话题仍然兴趣不减，且恰逢有此笔谈栏目，故笔者打破对此问题基本不回应的习惯，将十年前的旧话重提，再谈“失语症”。
十年来，关于“失语症”问题的讨论文章颇多，但有不少人对笔者所说的“失语症”多有误解和不得要领之处，所以讨论与商榷时难免指东打西、方枘圆凿，甚至南辕北辙、愈骛愈远。因此，在这里先着重解释一些误解和不得要领之处，由于篇幅限制，只能略举一二。
对“失语症”论争的一个不得要领之处是将有没有“失语”理解为有没有学问。有学者指出：“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学者，出国讲学能用他国语言讲另一国家的文学，钱钟书先生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说他决不会‘失语’。这么说来，所谓‘失语’就绝不是什么有没有自己的话语，用不用西方话语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学问，能不能提出新理论、产生新知识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失语’就是‘失学’，失文学，失中国文学，失所有的文学。什么时候，真正的文学研究专家多了，举世钦佩的学者多了，中国学术界就不‘失语’了。”这段话的核心意思是将会不会“失语”看成有没有学问、学术功底好不好的问题，用作者的话来说，“失语”就是“不学无术”。显然，这一看法完全不得要领。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失语的人肯定是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人，但却不能说外语好就不会失语，能用外语讲中国的文学就不失语，也不能说有学问、学术功底好就会不失语。换句话说，要想不失语，学术功底是一个基本条件，但学术功底扎实、学问好却并不能保证就不会失语。
关于“失语”与学问或曰学术功底的关系，笔者一开始提“失语症”时就已指出，例如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笔者明确指出“失语”与学术水平的高低并没有必然联系。原文指出：“一些学者，甚至一些古代文学和古代文论研究专家，也不可思议地出现解读的困难，其情形是非常严重的！这种解读能力的低下，并非意味着古代文学与文论专家水平不高，而是所操文论话语不同所致。例如，当古典文学专家们用西方文论话语来解读中国传统文学和文论时，就不可避免地碰到了难以理解的问题，产生了难于解读的现象。”笔者在该文中还举了若干著名学者因用西式话语硬套“风骨”而出现的“失语”现象：中国现当代学者，基本上操的是西方文论话语，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操的是俄苏文论话语，这套话语与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差别甚大，其话语规则，有时大相径庭。用这套与中国话语差别甚大的文论话语来解读阐释中国古代文论，当然就会出现误读和曲解。于是乎，当中国学者用“内容一形式”来剖析《文心雕龙》“风骨”之时，就难免群言淆乱，互相矛盾，漏洞百出。兹略举几个互相矛盾之例。舒直认为“风”是形式，“骨”是内容（舒直《略谈刘勰的风骨论》，载《光明日报》1959年8月16日）。陈友琴则完全相反，主张“风”是内容，“骨”是形式（陈友琴《什么是诗的风骨》，载《语文学习》1958年第3期）。黄海章却认为，“骨”既包括了内容的充实，又包含了形式的严整（黄海章《论刘勰的文学主张》，载《中山大学学报》1956年第3期）。这些互相矛盾、漏洞百出的观点，竟然都出自古文论研究专家之手，似乎不能不使人吃惊，令人不可思议！然而，只要我们从话语规则的角度细思之，详察之，便会恍然大悟：中国古代文论并没有“内容一形式”这一话语。尽管中国有些话语近似“内容一形式”，如“文质论”、“情采论”，但《文心雕龙·风骨》却绝非论“形式一内容”之篇，“风骨”是中国文论所独具的极有民族特色的文论话语，非西方文论话语所能切割，如不顾及中西文论话语之不同，硬要用“内容一形式”来切割“风骨”，必然产生上述群言淆乱，漏洞百出的悲剧性结果。其中提到的舒直先生、陈友琴先生、黄海章先生，都可以说是有学问的、学术功底很好的学者。或许有人认为这些学者学问仍不够好，还达不到“举世公认”的高标准，那就举外文极好、学问又高深的“举世公认”的学者刘若愚先生为例。刘若愚的《中国的文学理论》（Chinese Theories of Literature，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5）是用英文撰写的一部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古代文论的著作。笔者曾写过一篇论文，其中有一段对刘若愚该书的评论。文中说：“《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尽管论述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古代文论，但由于采用了西方的诗学构架，加之作者又有意识地倡导中西诗学比较，遂使这本书成为海外中西比较诗学的里程碑式的著作。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点：由于运用阿布拉姆斯之论，将中国文论加以切割、牵强之处似乎无法避免，全书为迁就架构而寻找证据的味道非常浓。有一些论证也还不够准确，例如该书说刘勰《文心雕龙》没有‘决定论’，事实上《文心雕龙·时序篇》通篇都论述决定论。”
刘若愚以西切中，有时并不能顾及中国文论的实际，甚至将中国文论机械地切割到他的六种不同的理论中去，简单地把中国文学理论放入西方文论话语框架中。在刘若愚那里，中国文论已不复是中国文论，而是西方理论话语中的一堆材料，是艾布拉姆斯理论模式的注脚文本，这就是典型的失语。对于刘若愚的这一缺陷，考虑到他是用英文写给西方人看的，我们完全可以不必苛求，但是如果将刘若愚当作不失语的典范，那就指错了方向，台湾地区学者黄庆萱教授对此曾有专文评论。在中国内地，却基本上是一边倒的赞颂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崇洋也是一种失语的根源，这是很值得反省的。综上所述，外语不好的人会失语，外语好的人同样会失语；不学无术的人会失语，学问好的人同样也会失语。失语与外语程度及学问深浅是不同层面的问题，不能混淆。因为笔者所说的“话语”是专指不同的学术规则，“失语”是指失去了自己的学术规则，而并非如某些人所说的是什么“失学”，或外语不好之类。
还有一个避不开的例子是钱钟书，有人认为钱钟书学问好、外文好，因此钱钟书绝不会失语。笔者也认为钱钟书先生是中国现当代学者中为数不多的未“失语”的学者之一。但钱钟书之所以没有失语，不在于他的外语好、学问好，根本原因在于他仍然运用着中国传统的话语方式，而非西方的话语方式。钱钟书的代表作《谈艺录》、《管锥编》采用的都是中国传统的话语方式，连书名都承袭了明代徐祯卿的诗话《谈艺录》。书中虽然引用了不少西方资料，但西方的东西仅仅作为资料来使用，与刘若愚恰恰相反，钱钟书决不用西方的所谓系统理论来切割中国文论，而是操着中国的诗话传统来挑选西方资料，比较中西文化与文论。因此，钱钟书的《谈艺录》可以说是中国诗话传统的延续。正如钱钟书自己所说：“余雅喜谈艺，与并世才彦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议论。二十八年夏，自滇归沪小住。友人冒景璠，吾党言诗有癖者也，督余撰诗话。曰：‘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余颇技痒。因思年来论诗文专篇，既多刊布，将汇成一集。即以诗话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可也。”
钱钟书的《管锥编》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话语方式的展现，秉承中国传统话语“依经立义”的意义生成，对中国先秦至唐的多部文化元典进行了阐释。该书长达136万字，但并不是以西式的、宏观性的、体系性的论著形式出现，而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注、疏、传的方式来书写，甚至用文言著书，每“则”通常以古籍或评注中的一句引文为起始，然后援引古今中外各个时期的评论及与之并行的比照文字，最后是钱钟书自己的观点。在阐释中，钱钟书引用了大量的西方资料，使中国传统话语的内涵得以彰显。与今天的某些一味崇洋的学者相比，学贯中西的钱钟书更有中国风骨，他绝不盲目崇拜西式理论，在《管锥编》中，他不但批判黑格尔之类西方大师对东方的“无知”，而且还十分推崇中国诗学的话语方式，努力去探索那些“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散金碎玉。钱钟书指出：“在考究中国古代美学的过程里，我们的注意力常给名牌的理论著作垄断去了……大量这类文献的研究并无相应的大量收获。好多是陈言加空话，只能算作者表了个态，对理论没有什么实质性贡献。倒是诗、词、笔记、小说、戏曲里，乃至谣言和训诂里，无意中三言两语，说出了益人神智的精湛见解，含蕴着很新鲜的艺术理论，值得我们重视和表彰。”
只可惜没有失语的学者如钱钟书之辈，在当代已是凤毛麟角，成为极个别的现象。总体上而言，中国文化与文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失语的。其实，承认自己的“失语”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因为这是事实。即便“失语”是耻，也应该“知耻而后勇”，而不应“讳疾忌医”，如此，中国的学术才有希望。鲁迅当年写《阿Q正传》，痛批国民劣根性，肯定也有人心里很不舒服，但“阿Q精神”的总结，不正是警醒了中华民族么？
从上述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许多人并没有真正理解“失语”是失的什么“语”。笔者讲的“失语”，实际上指的是失去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学术规则。或许有人会问，这一“学术规则”到底是指什么？对这个问题，笔者在多篇论文中曾简略谈过，但似乎仍有许多人搞不明白，所以，很有必要再进一步说说什么是话语“规则”，即我们失的是什么“语”。
有人认为，传统中国文论话语无非是“文气”、“风骨”、“神韵”、“比兴”、“妙悟”、“意境”等等范畴。这是一个误解，古代文论范畴并不是笔者所说的“话语”或“学术规则”。范畴只是话语表层的东西，而学术规则是支配范畴的深层的、潜在的东西；范畴是有时代局限性的，而学术规则是贯穿于相当长的历史长河之中的。此即笔者常常说的“死范畴”、“活规则”，即范畴可能死亡，而规则仍然存在。举例来说：“风骨”这一范畴，先秦并没有，“妙悟”这一范畴，魏晋时也没有，“神韵”这一范畴是到了明清才产生的，这些具体的、个别的范畴都是有时代局限性的，会随着时代产生，也会随着时代而消亡。但是支配这些范畴的深层学术规则，则是早已产生，而且一旦形成，是不会轻易消失的，并始终支配性地统治着中国文论范畴。这个规则是什么呢？在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一语中，已经蕴含了中国的学术规则，《周易·系辞》的“立象尽意”，《庄子》的“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则进一步确立了一套中国的学术规则与话语生成及话语言说方式，并逐渐形成了强调言外之意、象外之象、韵外之旨的话语方式。这个话语方式，表现在禅宗的“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之中，表现在中国哲学的言意之辩之中，表现在强调“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中国文学中，更表现在中国文论的“妙悟”、“兴趣”、“比兴”、“神韵”、“意境”等范畴之中。强调意义的不可言说性，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潜在的、深层的学术规则，所以严沧浪讲“妙悟”，讲“兴趣”，强调的是“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沧浪诗话》）；司空图的“味在酸咸之外”，被“神韵”说的倡导者王士祯大力推崇（见《渔洋文》卷四）。至于“意境”、“比兴”、“寄托”等等诸多范畴，基本上都受这个学术规则的制约，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这套体系又具体体现在“虚实相生”、“以少总多”、“言意之辩”等等话题上。而中国文化的这个学术规则、中国文论的这套学术话语，在笔者看来，并不会随着“风骨”、“文气”、“妙悟”、“神韵”等范畴在现当代的消失而消失，它仍然有着生命与活力，是完全可以进行现代转换，并进而发扬光大的。在当代文学艺术中，这套话语仍然可用，例如用“虚实相生”来指导当代文学创作，指导绘画艺术、影视艺术甚至广告设计；用“意境”理论来指导诗歌创作、环境艺术设计，为什么不可以呢？很可惜，由于多年来的崇洋贬中，在西学日炽、中学日衰的当代，我们却将中国文论的话语规则放在一边，天天操着洋腔来大讲李白的“浪漫主义”、杜甫的“现实主义”、白居易诗歌的“典型形象”，让中国的学术规则几乎失落殆尽。
中国文化近百年的发展史，有一个绕不开的情结，就是痛恨自己的传统文化，将中国的落后被动挨打统统归咎于传统，在这种长期的自我批判、自我矮化和自我丑化下，当前的部分中青年学者与学生甚至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相矛盾的，会阻碍其发展。因此，只要是倡导中国传统文化，那就是倒退的、落后的、反现代化的，并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模式。真的一定要打倒传统文化中国才能进步吗？看看我们的左邻右舍，他们对待传统文化并没有如此偏激，如日本、韩国对自己的传统（实际有些就是中国传统）都十分珍视和推崇，韩国的钞票上印的不是总统头像，而是儒学大师李退溪等传统文化人的头像。印度、阿拉伯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也都很重视。只有中国传统文化才遭到如此厄运，此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
正由于这样一种自我否定、自我矮化、自我丑化模式，才出现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失语症，影响到了中国的方方面面，其中一个严重的方面就是教育。忽略传统文化教育是当今教育的一大失策。目前相当多的中青年学者与学生，在大肆批判传统文化时却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甚至大多数人从未读过十三经，这实际上正是“失语症”的又一根源。传统文化当然可以批判，但要批判它，你首先要了解它、知晓它。可是，当今的中青年学者，大多没有读过原汁原味的“十三经”，没读过“诸子集成”，以致形成了今日极为严重的空疏学风，在这种弥漫学界的不懂传统的空疏学风下，必然会导致对传统学术规则的生疏与隔膜，这种生疏与隔膜长期延续下来，就只能形成失语。因此，解决失语的根本办法是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同时也要真正懂得西方。笔者大讲失语症，被不少人认为是强烈反对西方的“文化复仇情绪的典型代表”，是“文化原教旨主义”。这完全是误解，或者是曲解。笔者在一篇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一部研究生教材的绪论中都谈到了学习西方的重要性，主张不但应真正懂中国文化，同时也必须懂西方文化，而不是对西方文化似懂非懂，对中国文化基本不懂，便“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地大肆贩卖西方二手货。“全盘西化”曾是时髦的口号，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不是“全盘”，笔者也赞成“西化”。当今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不但“博古”不够，而且“西化”也不够，准确地说是很不够！为什么这样说呢？详观学界，学者们引证的大多是翻译过来的二手货，甚至是三手货、四手货。不少人外语没过关，在基本上看不懂外文原文或者干脆不读外文原文的情况下，就夸夸其谈地大肆向国人贩卖西方理论，甚至有一些专攻西方学术的人，完全不懂西文，居然也可以当上外国文学教授，西方历史学、哲学教授等等。
据传20世纪80年代初，有一次外国文学在某市召开全国学术会议，数名外国文学学者在某风景区考察时碰上外国人以英语问路，七八位外国文学教师竟面面相觑，没有一位可以用英文回答！这种学术状况近年来虽有所改善，但在不少高校中仍然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学者仍然依赖译文来做研究，并不是说不可以参照译文来研究，但是应该强调尽量阅读外文原文，因为如果完全不读原文，一定会出问题。遗憾的是，我们不少学生依然只能读厚厚的以二手货贩来的、“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中国式西方文论专著。可想而知，在这种状况下怎么可能产生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呢？
这种不读原文（包括古文原文与外文原文）的错，大大地伤害了学术界与教育界，造成的直接恶果，就是空疏学风日盛，害了大批青年学生，造就了一个没有学术大师的时代，造成了中国文化与文论的严重失语，造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创新能力的衰减。
正是基于以上的考虑，近年来，笔者大力倡导用古文读中国文化与文学典籍，用英文来读西方文化与文学典籍。自1995年起，笔者在研究生中开设了“中国文化原典：《十三经》”课程，要求研究生阅读原汁原味的中国文化原典，教材直接用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本，不用今译今注本；从1998年开始，笔者又直接用英文原版教材给研究生开设“文学研究方法论：当代西方文论导读”，要求每位同学都必须在课堂上用英文抽读西方文论著作。经过一番艰苦磨炼，同学们感到虽然太苦，但收获良多。笔者的用心，就是试图作一个教学改革尝试，让同学们能读到原汁原味的东西，获得实实在在的知识与智慧，而不是大讲空论，凌空蹈虚；不是在岸上大讲游泳理论，而是让同学们跳下水去学游泳，教师只从旁边给予必要的指导与点拨。这也是笔者力图改变失语现状的一点努力。当然，要想真正改变近百年来形成的失语状态，何其难哉！此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必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但只要我们开始觉悟，而不是执迷不悟，就有希望。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与文化软实力
经过百年风雨，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文学的发展有一条明晰的学术链：即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到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再到中国学派的跨文明研究。旧识新论，层垒叠进，影响、平行与跨文明研究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的基本学科理论。
学术链条是清楚的，那学术发展背后的动力呢？当然有比较文学学科理论本身发展的原因。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一直是在比较文学危机的应对中成长起来的。从克罗齐的挑战，到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到韦斯坦因“单一文明才可比较”的论断，促使比较文学学者不断地思考、完善比较文学理论，催生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和中国学派的跨文明研究与变异研究。但是如果我们跳出纯学术的立场，把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放在整个国际关系及发展史上看可以看到，文化软实力的较量是比较文学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和发展动力。
比较文学的发展始终贯穿着世界主义胸怀与民族主义情绪的二律背反。一方面，世界融合、沟通共识一直是比较文学的理想和抱负。自歌德伊始，就倡导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歌德在1827年1月31日和爱克曼谈话时说：“我愈来愈深信，诗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所以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了。现在每个人都应该出力促使它早日来临。”20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48）作了进一步深刻的论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钱钟书先生也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谈艺录·序》）另一方面，实际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却总是流露出民族主义倾向，因而常常受到比较文学学者的攻击。其实，从文化软实力较量的角度来看，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民族主义倾向是不可避免的。“软实力”（Soft Power，也译作“软力量”）是由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来的。约瑟夫·奈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不仅包括经济力量、科技力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还包括“软实力”。“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自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将文化作为一个国，家强弱盛衰的晴雨表，“审乐以知政”，古已有之。《礼记·乐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毛诗序》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因此先秦才有观风、采诗，之说。吴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十五国之风，他的品评就是从政乐相通的角度出发的。
纵观文学发展史，尚且以文论世，何况比较文学？把各国的文学放到一起，论其渊源影响、风格气质等等异同，岂能不连带各国国力、风俗、文化、政治等等因素的较量？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与国别文学研究的区别所在。基亚说：“人们对英国和德国的影响进行较多的研究，而对意大利，尤其是西班牙和俄国的影响进行的研究较少。这是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前两个国家从十八世纪开始就是最重要的：在我们有文化的同胞中很少有人读过卡尔德隆的作品，但几乎所有的人都读过《哈姆雷特》和《维特》。”因此，文学的传播和研究是和国家的实力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跨国界间的比较文学研究就不可能只是纯粹的学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从各国之间的软实力较量看比较文学学的发展史，才能探索深层次的学科发展动力与发展特征，才能更看得出名堂。一、法国学派与影响研究
比较文学在萌芽之初，其实就和各国的“软实力”较量分不开。如法国学派创始人之一巴登斯贝格所说：“起初大多数的情况是这样：爱国主义的敏感性把原来学说上、习惯上和趣味上的对立情况加深了。国别文学一被唤醒，意大利人、法兰西人、德国人和英国人，各自玩弄了一种归根结蒂为了鼓励本国文学创作的手段，今天，当这些作品开出丰硕果实的时候，他们又尖刻地将它们的价值进行比较，而这些价值又往往是无法估量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证明什么？证明莎士比亚的成就高于或低于高乃依；证明现代的古典主义是否真正的古典主义；证明法兰西人绝不可能了解但丁。”因此，巴登斯贝格反对两者之间的任意比较：“仅仅对两个不同的对象同时看上一眼就作比较，仅仅靠记忆和印象的拼凑，靠一些主观臆想把可能游移不定的东西扯在一起来找点类似点，这样的比较决不可能产生论证的明晰性。”因而，他不做无根的价值比较和判断，而是用自己扎实的实证研究把比较文学引上了科学的影响研究之路。梵·第根也说：“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学科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总之，‘比较’两个字应该摆脱全部美学的含义，而取得一个科学的含义。”但是，不要比较，不论优劣，科学的实证的影响研究就真的没有“爱国主义的敏感性”，没有“软实力”较量的影子吗？
罗大冈先生说：“法国人自己常常大言不惭地说：巴黎是世界文化的首都。……假如你不喜欢‘首都’二字，至少你得承认巴黎是全世界文化，文学，艺术的中心。”实际上，18世纪以后的法国的大国地位主要是由于它的文化所奠定的。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法语就是优雅的、上流社会的语言，所有欧洲国家的国王、亲王、知识分子都讲法语，所有国际间的条约都用法语写，一直到1919年凡尔赛条约的签订。法国“戏剧家朱尔·克拉勒蒂直截了当地说过：‘确保我们国家在世界上拥有霸权的是文学艺术，是小说，是历史’。”
从法国文化中心主义的背景下解读法国学派倡导的影响研究，它就不再是纯粹的“科学”的立场了。为什么“最早倡导比较文学和总结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其实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法国学者”，而“法国学派”却引领了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呢？在比较文学蹒跚学步之时，在比较文学遭遇克罗齐“我不能理解比较文学怎么能成为一个专业？”的攻击时，法国人站出来了，说：“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法国学派把比较文学从随意性、普遍性、可比性等等泥潭中拉了出来，给了它一条简单明了而又直截了当的路：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在这条影响研究的道路上，法国人资源丰富，有话可说，能充分体现和证实法国“文化软实力”的成就，找到民族自信心和文化优越感。基亚说：“就像我们研究我们文学所欠的外国债务那样，也要记住我们的文学是在什么时候和朝哪个方向变成外国文学的债权人的。”因此，法国学者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实证性的影响研究的工作，如泰斯克特《卢梭与世界文学的起源》（1895），巴登斯贝格《歌德在法国》（1904）、《巴尔扎克的外来影响》（1927），阿扎尔《法国在意大利的影响》（1934）、《欧洲意识的危机》（1935）等等，一方面不断探讨丰富了“比较文学”的定义，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进行了归纳整理，如巴登斯贝格《比较文学：名称与实质》（1921）、梵·第根《比较文学论》（1931）、基亚《比较文学》（1951）等等，使得影响研究成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旗帜。
实事求是地说，法国学者的影响研究既包括法国对他国的影响，也包括他国对法国的影响。这不奇怪，因为欧洲各国间的文化输出与输入都很频繁。奇怪的是基亚在《比较文学》中讲述“外国作家在法国”这一节时专门写在前面的话：“下面这些篇幅可能会使人们认为比较文学多注意研究外国文学对法国的影响而不那么注意法国文学对外国的影响。此外，人们还相信狭隘的民族主义沾染文学评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其实应该避免这种误解。在写给接受法国文化的读者们的书中，主要只提到用法文写成的作品是可取的，也是正常的。而且对法国比较文学工作者来说，从巴尔扎克或纪德的作品中寻找出异乡风味的痕迹总比从梅利德特或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找出法国的痕迹更为容易。出现从事这个方向的研究工作比从事另一个方向的研究工作多的现象，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从这一段“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出，基亚的比较文学研究是紧紧地围绕着法国文学的文化输出展开的，因为法国文学的声誉就是法国文化的声誉，法国文化的声誉就是法国的声誉。当时虽然没有“软实力”这个词，但是法国比较文学借助影响研究，以科学实证的方式证明法国文化乃至法国的影响力的心态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以法国文化为中心的“法国文化沙文主义”研究方式，成为美国学派攻击法国学派的切入点。在进行“国际文学关系史”的研究时，法国学派为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动机所鼓动，在比较文学研究中计算国家文学关系的外贸总额，计算自己国家在文学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二、美国学派与平行研究
虽然美国的比较文学发展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30年，但比较文学美国学派的崛起却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美国学派是以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1958）为标志登场的，而《比较文学的危机》又是以对法国学派的挑战而登场的。
在《比较文学的危机》中，韦勒克一针见血地指出：“近50年来，在‘比较文学’的心理动机和社会动机方面，存在着一种矛盾的现象。比较文学的兴起是对十九世纪学术界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动，是对法、德、意、英等国很多文学史家的孤立主义所表示的异议。……但是这种充当两国之间的中间人和调停者的真诚愿望，总是被当时当地狂热的民族主义所淹没和歪曲。”韦勒克接着举例说明法国学者在比较文学研究背后的这种“民族主义”的“心理动机和社会动机”：“读一读巴登斯贝格的自传《众生之一》，我们就会感受到他每一活动后面的基本的爱国主义冲动。”“伽列在《歌德在英国》的导言中论证，歌德属于整个世界，而作为莱茵河的儿子，他尤其应属于法国。”因而，韦勒克把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称为文学间的“贸易交往”：“法、德、意等国很多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基本爱国主义动机，造成了使比较文学成为文化功劳簿这样一种奇怪现象，产生了为自己国家摆功的强烈愿望——竭力证明本国施与他国多方面的影响，或者用更加微妙的办法，论证本国对一个外国大师的吸取和‘理解’，胜过其他任何国家。”
韦勒克的攻击无疑正中法国学派的软肋，揭示了其“法国文化沙文主义”的实质，但这更是美国学者的软肋。对于法国学者来说，影响研究将文学研究变成历史研究的问题确实存在，而且以比较文学研究之名为己国文学记功的痕迹也太明显；但对美国学者来说，面临的却是国史不长、无功可记的尴尬场面。影响研究无疑是以法国之长比美国之短。如果要搞实证的影响研究，那美国只有讲欧洲对它的影响。这对从英国依附下独立出来的美国学者来说，肯定是不愿意的。正如韦勒克自己所说：“这种文化扩张主义，甚至在美国也可以见到，虽然总的说来，美国对它有免疫力。这一半是由于美国值得炫耀的东西比人家少，一半由于它对文化政治不如别的国家感兴趣。”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东西是真，对“文化政治不如别的国家感兴趣”就不见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从战前的经济大国，一跃而成为政治、经济、军事大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盟主。美国在国际政经舞台的中心地位，必然要求国际文化上的中心地位。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美国从欧洲及世界各地接受了大量移民，包括许多自然及人文学科的文化精英。他们带来多元文化的撞击与融合，使得美国的文化软实力大大提高。因此，在具有国际交往意义的比较文学的舞台上，成为世界强国的美国自然要求发出自己的声音。
因此，美国学派力主打破局限于事实联系的影响研究，展开各国文学之间相互对照比较的平行研究，把比较文学研究从文学史研究恢复到文学批评的研究，并把“文学性”作为比较研究的准绳：“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文学性”是“新批评”学派本体论批评的理论核心，而美国正是“新批评”学派的重镇。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1949），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反对对于作家生平、心理、社会以及思想渊源等的外部研究，主张立足文学作品本身，对于作品韵律、风格、象征以及体裁等的内部研究。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在“新批评”看来，正是他们所认为文学批评所不应该做的文学的外部研究。因而，比较文学围绕着“文学性”问题重新调整发展方向，与“新批评”的理论正好契合，以韦勒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就很有言权，而他们的发言无疑提升了美国的文化软实力。
当美国正迈向世界盟主的宝座的时候，比较文学美国学派也以一种“世界主义”的姿态，反对“民族主义”，突破法国学派的历史局限，把法国学派所捐弃的“比较”还给比较文学，倡导跨国乃至于跨学科的比较文学研究。客观来讲，平行研究是对影响研究的补充，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完善和进步。但比较文学早期所遭遇的可比性的危机却依然存在。因此，美国学派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也很矛盾。雷马克一方面给出比较文学的定义：“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一方面又忧心忡忡：“比较文学要是成为一个几乎可以包罗万象的术语，也就等于毫无意义了。”雷马克本人试图通过“系统性”加以限定，但这显然是根本不起作用的，不值一驳。韦斯坦因试图压缩战线，把“世界主义”替换为“西方中心主义”，把东方文明摒弃在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之外。韦斯坦因说：“我对把文学现象平行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文明之间仍然迟疑不决。”因为“只有在一个单一的文明范围内，方能在思想情感、想象力中发现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维系传统的共同因素”。按照韦斯坦因的观点，东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都被排斥在比较文学研究之外了。换句话说，也就是东方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不被承认，被悬置在国际学术舞台之外。
韦斯坦因的观点虽仅是其一隅之见，但对东方学者的触动却是非常大的，因为它从根本上撼动了东方学者的学术根基，是长久以来“西方中心主义”的缩影。赛义德在《东方学》中就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下所隐含的“西方”对“东方”的“权力关系”：“东方学不是欧洲对东方的纯粹虚构或奇思，而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几个世代沉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涵。”“东方”不是一种自然存在，而是“西方”的一种创造，这种创造自然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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