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你所有的，换你想要的(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小万工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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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你所有的，换你想要的试读：

斗胆写下这个题目的时候，距我在清华图书馆翻开刘小枫先生的那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已足足过去了10年。

刘小枫生于1956年，我生于1985年。他30岁写下《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时，我才刚刚出生。但是20年之后，20岁的我可以和30岁的他在激昂文字中相遇，并且被激励、被鼓舞、被引领，这就是文字的奇妙。

时过境迁。如今我已三十而立。因缘际会，作为一名建筑师，要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文集。

回看自己写的那些生涩文字，想起刘小枫先生的那本薄薄的浅绿色封面的书，发现自己所写的“爱才是”系列，也许一定程度上就是对我们这代人的怕和爱所做的回答。

我自然无法同大师相提并论，毕竟我的主业不是文字，而是设计房子。

但我进入这个行业以来，研究针对的主要客户其实就是我自己这一代，即生于1980 ~ 1989年的所谓“80后”。也就是说我一直在研究我们自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住宅、什么样的社区、什么样的城市。

说到需要，现在最流行的词叫作痛点。什么是客户痛点，其实就是我们怕什么。1

居“80后”痛点之首的显然是房子。

有个流传已久的笑话：要激活一个沉闷的微信群有两种方法，一是扔个红包；二是讨论哪里有便宜的房子。“80后”的父辈大部分是“50后”“60后”，他们还处于集体分房的时代，所以普遍没有买房的意识。“80后”涉世之初还颇有骨气，并不流行啃老买房。所以买首套之时，大部分“80后”都没有钱，考虑的核心是价钱便宜。

我当初研究了非常多的小面积、低总价的商品房，费尽心思想着如何把最多的功能塞到最小的面积里。那时万科卖得最好的明星产品是被命名为“蓝田一号”的90平米小三居室，在房价高悬的北上广可以说是所向披靡。“80后”参加工作的时间大致是2003~2013年间，恰恰是房价翻番、翻番又翻番的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害怕，害怕自己的工资涨幅永远跟不上房价，害怕自己从此会和同学、同事中的“有房阶层”终身拉开距离。

所以我们把买房叫做上车。车上和车下在财富增长速度上可谓天差地别，而车永远是稀缺的，似乎错过了这一趟就没有下一趟。

我还记得自己2010年首次购房的情景。我拿着摇到的一千多号，在人群中抢购一个位于北京郊区的楼盘，买了一个总价最低的小两居。这个楼盘后来连着一年开了8次，每次都是日光。

我从到北京读书，再到我买第一套房子，其间过了6年，北京的房价翻了3倍。

而从我买第一套房，再到我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卖掉这套房子，其间又过了6年，房价又翻了3倍。

这不得不让我们害怕。2“80后”的另一个痛点，是子女教育。

在“80后”自身受教育的时候，教育大抵算是公平。我虽然出身农村、在小城镇里长大，但仍依稀记得那时农村和城镇的学校里都有着不错的老师。

当轮到“80后”的子女入学，即使是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教育资源也开始变得极度不均衡。

打个比方说，如果你自家的房子不是在西城和海淀这样的教育大区，孩子考上“985”“211”重点大学的概率甚至比自己当年出生的城市还要低。“学区房”的概念就是被“80后”这一代炒起来的。

所以，后来我们公司在做社区的时候，特别注重优质教育资源的引入，希望能够通过代建学校的方式将好的教育资源从城区引到郊区，因为对于中国的家长来说，周围没有好学校，在购房时的权重简直是一票否决。

但即便是住在西城、海淀这些教育大区，也不意味着父母对于教育的焦虑因此就减少半分。

我朋友的孩子就读清华附小，虽然号称是3点半放学，但事实上孩子的课余生活填满了各种各样的课外班。大家都明白小升初拼的不是课内成绩，而是课外：英语、奥数、乐器、绘画、舞蹈，形形色色的评判标准都左右着孩子的未来，而所有这些的背后却是赴美上市的学而思、红黄蓝这些教育机构和为了教育一掷千金的家长。

正如李一诺所说：“其实，所有靠着教育挣大钱的公司只有一个商业模式，就是最大程度地发现、制造、利用和变现家长的焦虑。”

因为我们害怕——害怕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3“80后”的第三个痛点是工作。

我们这一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崇拜商业领袖，期待自己成为下一个马云、乔布斯、扎克伯格。

与此同时，我们又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焦虑。

在行业动辄被颠覆的时代，我们焦虑自己会在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失去工作，焦虑自己没有在阶层天花板关闭之前登上那辆末班车，焦虑自己不慎进入了一个增长缓慢的行业，没有站在时代的风口上。

所以，知识付费开始兴起时，我们即听罗胖给我们读书，生怕错过新时代的认知升级。

我们蜂拥而入可以提供更多更好工作机会的城市，导致一线城市房价飙升。

我们追随着商业领袖的步伐，以为自己可以复制同样的成功之道。

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耗费更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工作上，以超乎想象的勤奋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马克思说过：“在历史的每一个大转弯处，知识分子总是被时代的列车甩出窗外。”

而我们就处在这个历史的大转弯处，还很有可能就是那个被甩出窗外的知识分子。

是的，我们很害怕自己被甩出窗外。4

房子、教育、工作，无疑已成为压在我们头上的三座大山。

我可以建造甲级的办公楼，建造优质的房屋，建造美好的学校，却无法与使用者交流——直到我拿起笔，开始讲述自己在建造过程中所遇到的真实人生。

好多读者说读我的文章是用来治愈焦虑的，每篇都要看很多很多遍。

其实我自己也是焦虑群体中的一个。

对比我们的父辈，也就是1950出生的刘小枫那一代人，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可是我们似乎在精神上比他们更加焦虑。

新媒体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这种焦虑，我们不再是沉浸在阅读中的一代，而逐渐成为被手机捆绑的一代。

我们的生活被实用主义充斥，我们的人生被学历、工作、月薪、房产贴上了一个又一个价签，它们又催促着我们为了刷新这些价签而去追寻。

但是我常常会问自己：我购买房子，到底是因为我现阶段真的需要这个房子，还是为了缓解财富缩水的焦虑？

我想让孩子上好的学校，到底是为了帮助她成为她应当成为的样子，还是为了缓解阶层固化的焦虑？

我努力工作，到底是因为我热爱自己的工作，还是为了缓解害怕被时代所遗弃的焦虑？

或者这样说，我们努力奋斗，竭力生活，到底是出于怕，还是因为爱？

然后我就会想起20岁时在图书馆里遇见的那些书、那些光辉的灵魂。

刘小枫笔下的那一代人，在物质上经历过极度贫乏，在精神上经历过极度压抑，他却说：“这一代人从诞生之日起，就与理想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

理想主义，一个在当今时代已经让人觉得有些陌生的词汇。

我却仍然觉得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因为我在写下这些文章的时候，一直在不停地追问同一个问题：

我现在为之生的，值得我为之死吗？

唯愿我所做的，都不是出于惧怕，而是因为爱。

我依然有许多的困惑，但回顾走过的路，我常常能发现那些隐藏在生命中的恩典。所以，每写完一章，我都会得到一个与“怕”无关、与“爱”有关的答案。

唯愿遇见这些文字的你，也能找到自己的答案。PART/01生活一地鸡毛，/仍需欢歌高进/ 好好努力，哪里都是我的北京 /

我在北京的前领导是个老北京人，清华师兄，MIT（麻省理工学院）海归。

调回武汉公司的时候，我跟他辞行。他不解：“北京这么好，你为什么要回武汉？”

我列举了很多自己的权衡——丈夫、父母、孩子、事业空间，末了笑着反问：“美国这么好，你当年为什么要回北京？”1

当年的毕业季，清华学生最流行的出路就是出国。

对于建筑系的学生来说，出国确实有很多好处，可以开拓视野，增长眼界。作为一名建筑师，能做出什么样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见过什么样的建筑。

5年过后，同学中的流行趋势却成了回国，几乎我所有出国读书的同学毕业之后都纷纷选择回到中国。

美国的城市化进程基本结束，建筑业日渐式微，反观中国的建设却如火如荼，崛起中的东方大国已然是全球建筑师的梦想之地。

虽然美国大城市无论是环境、教育、医疗还是基础设施水平都远超中国，但仍然有大批建筑师归国就业或创业。他们具备国际化的视野，有本土文化背景和语言优势，迅速成为中国城市建设中的中流砥柱。在地产业的黄金10年中，涌现出了一大批中国本土的明星建筑师和建筑实践。

回国的这个选择，既成就了中国建筑师，也成就了他们所建筑的中国。

这是我大学毕业10年亲身经历的第一波回流潮——人才由海外向中国回流。2

而我看到的下一个10年回流潮，是在中国范围内人才由一线城市向二线城市的回流。

10年前我毕业的时候，大部分清华、北大的毕业生首选都是留京，但随着一线城市户口政策的收紧和房价的持续走高，毕业生留京率一路下滑。2013~2016年，北大已签约本科生的留京率分别为71.79%、58.04%、45.86%、40.98%，4年间降低30个百分点；硕士和博士的留京率也降低逾20个百分点，选择留京的毕业生变成了少数人。

令人望而生畏的房价、拥堵的公共交通，在这个购房、买车甚至是入学都要摇号的大都市，已经亮起了“不欢迎新增人口”的红灯，而刚刚确定的国家11个国家级中心城市却开始了人才争夺大战。我目前所在的城市，就迅速伸出了“以人民的名义，邀请你落户武汉”的橄榄枝。在北京，毕业生们梦寐以求的户口，在武汉已经成了伸手可摘的低垂的果实。

人口，对于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是负担，但对于武汉这样成长中的新兴城市却是城市发展的原动力。3

虽然选择回到武汉有很多家庭方面的考虑，但真正吸引我的还是武汉的事业空间。

取势、明道、优术——某一次公司培训中，一位年轻的集团高管用这6个字来概括自己的职业生涯，我深受其影响。

对于个人的事业发展而言，首要取势，就是将自己放在时代的大势当中。

我所在的行业，北上广在过去10年确实是黄金10年，但随着城区土地供应的渐渐收缩，可建设用地已经越来越少，而像武汉这样的新一线城市，却在蓬勃向前。

一组简单的数据就可以看出两个城市的区别——2010~2017年间，北京的土地供应从6400公顷下降到3900公顷，其中2017年全年供应商品房用地仅为650公顷。而2017年武汉的土地供应是6997公顷，其中商品房用地为1254公顷。

土地是城市的命脉，土地越多，建筑师可以发挥的空间就越大。所以从北京回武汉，看似是从一线到二线城市，但是就我所在的行业而言，我其实是从城市化已经渐渐饱和的“老一线城市”回到了如火如荼的“新一线城市”。

对于我丈夫而言，因为他是高中物理老师，在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这个顶尖领域，武汉的高中可以说在全国都是一骑绝尘。

所以，对于我们夫妇而言，回到武汉反而有了比在北京更大的发展平台和事业空间。4

很多读者在后台留言问我，他们是该选择回老家还是留在北上广，应该如何选择？我只能说每个人的家庭情况、行业情况都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有几个老生常谈的原则，却不妨当作参考。“祖国至上，人民为先，事业为重。”“立大志、入主流，上大舞台、成大事业。”“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这几句话其实是清华的就业指导原则，我刚毕业的时候觉得假大空，但工作了许多年后才明白其中的真意。它所强调的其实是将个人的命运放在时代的洪流当中，不是做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要有更大的格局和眼光，在利人的同时实现个人的最大价值。这价值虽然不一定体现在个人的薪酬和财产上，却一定可以体现在工作产生的社会价值上。

事实上我所写过的很多人——司徒雷登、梅贻琦等，他们都没有为自己或自己的家族谋求财富，甚至过世的时候身无长物，但他们所创建的大学，却改变和影响了当代中国。

而且我们所处的时代，显然胜过我们的前辈所处的时代。5“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家族的兴衰，无不是与当时当世的国家命运相联系的。

历史中不乏追逐名利者落得“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的结局，却也有不少落魄者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的名句。

而我翻看历史，常常庆幸自己生在了当代中国。

在城市化进程中，我有足够的机会参与这个伟大国家的建设。

在互联网时代，无论身处哪个城市，只要能接入网络，这个国家就有足够多的人民能倾听来自世界的不同思潮和声音。

人的一生短暂而有限。如果能在短暂有限的一生中服务和影响到更多的人，才算不负此生。

虽然武汉建筑行业的成熟度和时尚度还远远比不上北京，但这正是建筑师的价值所在。

虽然武汉教育的整体理念和设施与北京相差甚远，但这正是教师的价值所在。

所以城市的痛点，其实是我们的机会。6

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回到武汉其实已经超过了半年的时间，自己当时的很多纠结和最后做出决定时的决绝，仍然历历在目。

我自诩是一个很理性的人，但在人生重大的抉择当中，我也明白即便知道很多的道理，也未必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哪怕我知道回武汉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我仍然会惧怕，毕竟我要面对的是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以及陌生的环境。

这些都是我在北京已经熟悉并了解、足以游刃有余应付的。

事实是由于公司工作的安排，从决定回武汉到真正调回来足足过了6个月的时间。

在这6个月当中，我曾经无数次地犹豫和后悔，权衡各种利弊。

但神奇的是我的丈夫却始终毫不犹豫，满有平安。他安慰我说，得失利弊永远计算不清，但我很清楚地知道这是对的。如果这时候不回去，我们将来一定会后悔。你就跟我走，没错的。

我这才渐渐坚定了之前的选择，因为知道我不是独自一人。

然后才有了后面那些许许多多出人意料的故事。/ 改变，才是别无选择的姿态 /

我出生在这里，这个最热的城市

800多万人民生活在这里

武昌起义打响第一枪在这里

孙中山的名字永远记在我心里

我带着梦想生活在这里

带着希望走在每一条街上我想改变这个城市

因为她永远属于我和你

她会得到自由

她会变得美丽

这里不会永远像一个监狱

打破黑暗就不会再有哭泣

一颗种子已经埋在心里

这是一个朋克城市--武汉!

唱这首歌为你--武汉!

我们就在这里开始反抗!

武汉!我们一起干杯为你!

——《大武汉》 SMZB

尽管我是湖北人，却从来没有在武汉生活过，所以回来之前心里一直有些忐忑。

毕竟武汉的名声在中国各大城市当中并不算好——随时准备起飞的公交师傅，听起来像吵架的武汉话，永远在修的到处是坑的路，火炉一般的夏天，遍地荷尔蒙爆棚的大学生……听起来就不太像一个适合我这种温吞性格姑娘生活的城市。

直到我举家搬迁来到武汉。

在武汉的4个月是迄今为止我在江城居住过的最长时间，4个月里我吃遍了各种花式早餐，和不同的人吃了几千只小龙虾；分别和出租车司机、传道人、路人甲等各种人吵过各种架；绕过三环好多圈，被罚了12分；通勤路上听了人生中最多的摇滚……然后就彻底颠覆了我对于这座城市的印象。1

在给这座魔性的城市下一个属于自己的粗暴定义之前，我想说一个最近在北京很火的武汉小伙儿的故事。

他叫葛宇路，脑洞特别大，喜欢用自己的名字在城市道路上做涂鸦。据传，他在湖北美院念书时就把“葛宇路”三个字喷到了学校南边的无名小路上，到了北京后依然如故，把印有自己名字的蓝底白字的A4纸四处张贴。

这回他运气很好，北京城中心有一条小路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葛宇路”这个路名先后被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收录，成为一个快递真的能送到的地址。

小伙子很高兴，去淘宝上“山寨”了一个路牌立在这条道路上。

他在北京读研的几年间还经常去这条路晃悠，比如搭个架子坐到摄像头前面，美其名曰“对视”。

这个奇葩小伙儿在这条路上混迹数年，快要毕业了终于没忍住，在知乎上写了一篇文章，标题霸气侧漏：《如何在北京拥有一条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道路》。

接下来发生的事大家应该都知道了：政府终于开始作为，把这个公民自费树立的路牌依法拆除，翻出来自己早就取好但一直没有颁布的正经名字——百子湾南一路。2

听到这个小伙儿的故事时我就觉得有趣，因为他的行为颇为接近我初见的武汉印象。

什么是武汉？有人说是热，有人说是朋克，有人说是反抗，但我所看见的就是——我是城市的主人这种范儿。

你看这个武汉小伙儿，不过就是去北京念了几年书，就把自己当成主人了。

不是主人怎么会想到给道路命名呢？不是主人怎么会关心一个路边摄像头呢？不是主人怎么会反抗呢？奴隶只会隐忍，主人才会反抗。

当然，葛宇路也有做得不“武汉”的地方，比如他在事情暴露、路牌被拆除的时候太过温和，没有反抗。按照武汉人的做法，至少能“荷枪持弹”和城管大吵一架，还能再红一把。

当然，我比葛宇路差远了，我觉得北京高贵又森严，所以我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一直很识趣，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自己是北京这座城市的主人的感觉。

直到我来到武汉。

这个有着全球最多高校和100多万大学生的城市，却一点都不阳春白雪，没有任何知识分子的架子，人人都能迅速融入。

快速变化的城市面貌、物美价廉的饮食，还有宽松的落户政策，完全是一副“我家大门常打开，欢迎你来做主”的姿态。

所以，在这座大江大湖的城市中我看到最美妙的一件事，就是他所有的居民，不管有房的没房的、来读书的或来工作的都特把自己当主人，特把自己当回事。3

为什么武汉能形成如此强烈鲜明的市民文化呢？

一方面是因为历史。武汉历来是九省通衢、兵家必争之地，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就在这里打响，所以民众普遍都有很强的维权意识和斗争精神。兵家必争嘛，政府总在更迭，如果自己都不把自己当回事，谁还把老百姓当回事呢？

然后是地理。武汉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地理上的权利中心。虽然是一个大都市，但由于三镇被长江和汉江割裂，天然就是一个多中心的城市；市内湖泊多到不可胜数，再将城市切成了若干个小区块；三镇分立而没有城市核心，同时伴随河运兴起的占山为王的码头文化，可以说让住在每一个区块的人都有强烈的自我认同感。

还有饮食。武汉的吃食丰富却完全没有等级和仪式感，所有的早点都可以端在手里边走边吃。更典型的是武汉人对小龙虾的热爱，朋友聚会，吃虾子；商务宴请，吃虾子；家人夜宵，吃虾子。哪怕前一秒大家还在西装革履正襟危坐，遇到虾子就立刻卸下武装，白手套一戴就掰开大钳子，开始和红彤彤、硬邦邦的虾壳做斗争。上手、蘸料、剥壳，这一连串的动作是绝对没有办法优雅完成的，所以咱干脆就不要礼仪了吧。

还有气候。作为中国最热的火炉城市，没有空调之前，武汉人的夏天都是在大马路上一字排开的竹床上度过的。在凉快面前，没有啥阶层，脱了衣服，大家都是肉身的人。

所以，武汉人骨子里就不迷信什么权威。路见不平，绝对不会隐忍，随时都是愤怒的姿态。4

而武汉这种主人式愤怒的最高表现，是音乐。

中国最美的关于音乐的传说，就从汉水开始。

传说先秦的琴师伯牙有一次在汉水边弹琴，居住在汉阳的樵夫钟子期竟然停下手中的斧头，唱和“峨峨兮若泰山”和“洋洋兮若江河”。伯牙喜不自胜：“善哉，子之心而与吾心同。”

子期死后，伯牙痛失知音，摔琴绝弦，终身不弹，是为高山流水。

我之前听过好多次这个故事，但是在故事的发源地才真正读懂这个故事。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在荒野遭遇抡着斧头的樵夫，二人用弦乐—古琴，鼓乐—斧头和了一首说唱。学院派不能理解的音乐却在市井遭遇知音。这故事其实一点都不阳春白雪，充满了现代的朋克气息。

什么是朋克？出生在武汉的中国朋克教父级人物吴维说：“朋克给我的意义，就是去做一个真正的人。”

不管是音乐大学的教授伯牙，还是砍柴的樵夫子期，都可以去追求做一个真正的人，以砍柴或是摔琴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哀叹和愤怒。5

虽然我大学时代也曾经附庸风雅去过北京的迷笛音乐节，见识过牵着白菜当狗遛的各类观众和歇斯底里、满嘴咒骂的摇滚，但以我温和的性格实在欣赏不来。

直到我来到武汉，听到真正的朋克。

朋友给我推荐武汉的朋克乐队时说，就是他们让东湖周边的混混们都不再打架，而是拿起了吉他。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一位他以为长大了一定会变成杀人犯的哥们，现在英国学音乐哲学和艺术。

哈，这画面多美好——因为一支乐队，这城市反抗的方式由暴力变为音乐。

我听着他们的歌开过长江大桥、长江二桥、知音桥、鹦鹉洲大桥、东湖隧道、琴台大道等，然后就爱上了属于这个城市的歌。我发现那些我所爱的人和事，他们早就歌唱过。

他们用《中国来信》歌唱陈怀民：“看看现在的社会，你一定会更加愤怒。我们拿着吉他，想象你驾着战机。我们会永远战斗，永远不言放弃。”

他们用《海鸥之歌》歌唱：“一只雪白的海鸥飞出了波浪，展开宽阔的翅膀冲风翱翔。就是他，我们不屈的斗士！他冲进死亡去战胜了死亡。残留的锁链已经沉埋在海底，如今啊，他自由得像风一样。”

他们用《十年反抗》歌唱：“当你开始呐喊就不要停止，因为这生活还在继续；当你开始呐喊就不要停止，为了那沉默的大多数。”“宁鸣而生，不默而死。”这支乐队，在武汉歌唱了20年，自由得像风一样。6

我带着梦想生活在这里

带着希望走在每一条街上

我想改变这个城市

因为她永远属于我和你

这支中国最好的朋克乐队诞生和成长于江城，他们的名字叫SMZB，意思是“生命之饼”。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当我带着梦想投奔这座城市，带着希望走遍每一条街道，带着我们的孩子在这里安家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与他们，与陈怀民一样。我们在这里所领受的，不是奴仆的心，而是儿女的心，我们对这片土地负有责任。

所以我想我一定会爱上武汉，爱上这绝不温和的气候——寒冷的时候，冷到骨子里；热烈的时候，热成火炉一般。爱上这里绝不讲究又绝不将就的饮食——小龙虾、热干面、蛋酒、苕面窝。爱上这里遍地的钢板和竖起的围挡——不断在拆毁并在建造中的城市。爱上这里的方言和音乐——出自那些因为热爱而永不妥协的儿女。

她会得到自由

她会变得美丽

这里不会永远像一个监狱

打破黑暗就不会再有哭泣

一颗种子已经埋在心里

这是一个朋克城市——武汉!

唱这首歌为你——武汉!

我们就在这里开始反抗!

武汉!我们一起干杯为你!/ 向前坐，不要提前退场 /

有不明真相的读者说小万工名校毕业、两娃齐备、事业成功，是人生赢家。

还有人问我：“作为职业女性，该怎样平衡事业和家庭？”

我一边敷衍说“哪有哪有”，一边苦笑：“别闹，哪里有能平衡事业和家庭的女人？”

我的切身体会是：作为女性，家庭那头压上了生子这个沉重的砝码，生来就是个失衡的天平。1

我们24岁，结婚一年，意外怀孕。

当时丈夫尚未硕士毕业，我正负责公司的第一个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这项目我从毕业起跟了两年，刚步入正轨；新领导正是商业经验丰富的业内专家，我正摩拳擦掌，准备跟她大干一番。

所以，当医生拿着化验单一脸严肃地跟我说：“你怀孕了，要还是不要？” 我愕然，却很快应声道：“要！”

给丈夫看化验单，他也惊住了。毕竟当时我们有太多的现实困难：家庭收入勉强够生活开支，没买房不知道孩子能否落户，双方父母都没退休，估计没人能帮忙。但他更坚定，安慰我：“儿女是祝福，我们肯定要。”2

周六在公司加班，趁着只有我和领导，我小心翼翼地坦白：“我怀孕了。”

领导的表情和我丈夫一样，像遭了晴天霹雳。但她很体恤我，马上说：“其他几个项目我尽快找人接，但是商业项目盘根错节太重要，你还是得继续跟。”

继续跟就跟到了预产期的前一天。发完最后一个会议纪要，整理好所有待移交的资料事项清单，还没有移交人可接，就直接移交给了领导。当晚我就去了医院，各种折腾。第二天清晨，大女儿顺利出生。

幸而年轻、身体不错，努力在各样工作上尽本分，所以那年虽怀孕，业绩仍是优秀，奖金超乎想象的丰厚。

大女儿出生的时候，为了给她落户，我们买了个小房子。丈夫毕业工作，经济危机基本解除。那些怀孕的时候看起来难以逾越的艰难，随着女儿的降生都变成了祝福。3

产假即将结束，我却在“到底要不要回去上班”中纠结不休。

双方父母都有自己的工作，不能来帮忙带孩子。休假期间一直是我自己带女儿、全母乳，结果临上班前发现孩子根本就不吃奶瓶。丈夫说如果我愿意，也支持我在家全职一段时间。

可我真想去上班！

我产后抑郁。大女儿是个高需求宝宝，吃奶没点，白天抱睡，夜醒多次。我自小就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独生女，并不太会张罗家事，当妈妈后便每天蓬头垢面地泡在柴米油盐、奶瓶尿布的琐碎之间，人生顿觉灰暗。

幸运的是，后来找到一位值得托付的阿姨，于是和丈夫商量，能不能白天由阿姨带，我每天中午利用哺乳假回家喂她？

上班前夜，我抱着女儿为她祝福，看到她吃奶时的满足眼神就觉得亏欠，眼泪止不住地流。

只是我真的无比怀念自己的工作，虽辛苦但很热爱的工作。4

重返工作后就没有后悔自己的决定：从24小时待命的奶瓶变成了有自己空间和事业的在职妈妈，抑郁不药而愈。

所以，尽管每天中午要骑半个多小时的车回家喂奶，2岁断奶前推掉了所有出差和出国考察，晚上伺候孩子睡着后，还得经常回公司加班，周末甚至会抱着她去开会，我心里却愈加肯定自己的选择：对孩子来说，她更需要的是一个每天都开开心心、积极做事的母亲，而非那个虽在身边却忧忧愁愁的母亲。全职妈妈与否，并不影响我给她全部的爱。

由于生育错过了晋升的机会，直到哺乳期结束，工作的第五年我才升了一级，是同年入司毕业生中最慢的一个。

不免遗憾，但并不后悔：事业发展和孩子，肯定选孩子。因为孩子是生命啊。5

好景不长，女儿快1岁时，阿姨因种种原因要回家乡，与我辞行。

职场女性最绝望的事情，就是突然发现没人能给你看孩子。父母和公婆都劝我把孩子送回老家，说这样我们能全力打拼工作。并不是担心父母看不好，是真舍不得。看着每当我下班时都笑着扑过来叫妈妈、牙牙学语的女儿，想到如果送到千里之外几个月才能见到一次，我宁肯放弃工作。

父母拗不过我，便央求了我大姨来帮忙带孩子。大姨来的那天，我才默默收起了写好的辞职信。

将老大拉扯到3岁、送到幼儿园之后，大姨才离开。其间她家中也常有变故，但幸而丈夫有寒暑假，我才勉强支撑。回想起来，孩子3岁之前，每逢遇到没人带孩儿的时候，我或是丈夫都做好了辞职的准备。6

接近30岁，我们又开始期待老二。实在是喜欢孩子，所以，尽管有很多麻烦，却也欣喜地盼望着宝宝的到来。

那年，我因为工作出色得了企业典范奖。公司拓展了多个事业部，领导想让我负责其中一个事业部的设计。我如实说：“今年计划怀孕，是不是不太合适？”领导也刚生过娃，说：“没事，怀孕也是健康人，二胎产假只有3个月。况且，还没有怀孕就不用给自己设限。”

特别感谢她的激励，让我能在职场上勇敢地向前一步。大半年后如愿怀孕，仍是直到生产的前一天，我都在设计院讨论方案，在示范区工地确认材料样板。开车载着来实习的师妹奔走在六环，她问我什么时候预产期，我说：“明天。”后来小姑娘玩笑说，当时惊得她险些不敢入职。

只是那年休了产假，年度考评勉强合格。

但二宝的到来让全家都觉得特别幸福，完全没有了带大宝时的那种焦虑，满满都是迎接新生命的喜悦。二宝两个半月时，产假尚未休完，由于部门缺人，我需要提前回去上班。这次完全没纠结，很放心就回去了。回去前我存了满满一冰箱的冻奶，二宝也顺利地开始吃奶瓶。

每天傍晚，爸爸下班回来后都特别开心地抢着喂二宝，看着她在怀里甜甜睡去，他笑着对我说：“男人要是也有奶，妈妈就失去利用价值啦！”真是好气又好笑。

二宝哺乳10个月，断奶后我就四处出差，完全没有喂大宝时那么多的纠结。作为一个有“工作经验”的母亲，我知道奶粉永远比不上母乳，只是，除了孩子的需要，我开始明白母亲也有自己的需要。

公司4个事业部的设计负责人中，我是唯一的女性，确实也是发展最慢的一个。可看着大女儿那么喜欢她的小妹妹，就觉得慢也值得。7

去年到日本考察幼儿园，看到日本政府为了鼓励女性出来工作，设立了完备的幼儿保育制度，可以让妈妈放心地将3岁以下的幼儿送到保育园托管，不仅收费低廉，环境也很好。

查了一下中国女性的就业率，全球最高，达到70%，但政府对于3岁以下幼儿保育方面的支持几乎为0。我问了同行的园长，她说现在入园入托这么紧张，3岁以上的孩子都管不过来，哪里顾得上3岁以下的孩子。

现实令人颇为无奈。我想要是中国也能有类似的制度，女性的就业率肯定远胜今天。在中国“一地鸡毛”的育儿环境下能将家庭照顾得井井有条的全职妈妈，出来工作也不会逊色。

国情所限，职场女性也难免如我一样，始终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如履薄冰，在有生育计划时大都会以家庭为先。

但是这就意味我们女性应该放弃自己的事业追求吗？

当然不是！我原来在北京公司的领导某雪，她也有孩子，却永远都是我们部门最早来，也是最努力的一个。我调到武汉时，她鼓励我：“不要因为任何原因为自己设限，完全可以努力去争取匹配自己能力的职位。既然选择职场，就当全力以赴！”

读过同样有两个孩子的Facebook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印象最深的是，她鼓励女性在得到自己的梦想职位前，“要向前坐，不要提前退场”。

受这些前辈们的激励，虽然生育难免会给工作按下暂停键，但如果短暂休整后能更努力地攀登，总有一天可以到达自己期待的高度，无非就是晚几年而已。8

而这看似失落的几年，恰恰是孕育孩子的最好时机。

事业总有高峰低谷，但孩子只要落地，就会不停地成长。最近晚上常常加班，就更加珍惜每天清晨推着小宝送大女儿上学的散步时光。

她刚从北京转到武汉，不太适应，就问我：“小孩子为什么一定要上学？”

我答：“上学可以让你长大了像妈妈一样有更多的选择。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可以选择在家教养自己的孩子，还能自由地去你想去的地方，追求你所爱的人。你可真幸运，妈妈小时候，好多女孩子都上不了学。”

她又问：“那妈妈为什么不选择在家教我，要去工作呢？”

我笑着答：“因为我喜欢自己的工作啊。通过我的工作，能给你们姐妹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世界。你看，这个世界中有妈妈建设的美好城市，在城市中生活的妈妈们也会更自由、更多元地选择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上班路上，回想起女儿当时似懂非懂的如花笑靥，觉得非常幸福。

愿她的世界远胜过我们的世界。PART/02美好，/因为相信才看见/ 即使日子低到尘埃里，梦想也要举得高高的 /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是在我已走过的32年里，在乡村里长到1岁，然后在家乡小县城里度过了13年，在高中所在的地级市里度过了3年，在北京度过了14年——从18岁到32岁，可以说是我已有人生中最长的时间。我最美的年华都是在北京度过的，所以，好多人看到我回武汉之后，会在后台留言问我：“离开北京回武汉，会有落差吗？”

我想说：“其实下定决心离开北京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自己一定会想念北京的。”1

我人生最早关于北京的记忆是6岁上小学的时候，父亲去北京开会，母亲跟着去玩，并没有带我。

他们那时住在通县（后改名通州），旅游方式是拎着一袋苹果当干粮，坐着公交车转遍了天安门、故宫、长城、动物园、颐和园和香山等著名景点。回来后跟我说，他们在对外经贸大学门口拍了张合影，觉得这个学校不错，让我好好学习，争取长大了能去北京念书。

我翻看他们带回来的照片，模糊中对这个城市有了一种别样的印象。这个印象停留在长城、故宫、天安门、颐和园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地标性建筑上面，好像北京就是这些电视里经常见到的房子，以及清华、北大这些小孩子应该努力读书去读大学的地方。

我想对于中国的很多普通家庭的孩子而言，北京就像是一个梦想。2

18岁，我拎着大箱子和一同考入北京的高中同学一起报到，在著名的二校门前拍下合影的时候，距离我的父母在对外经贸大学门口拍下那张合影已经过去了12年。

没有让父母陪同，因为我们提前就看到了各大学附近的宾馆爆满，操场上睡满各地陪同孩子一起来报到的父母的场景。

青春真是恣意而疯狂。来到北京的第一次国庆节，我们这些来自小县城没有怎么见过世面的同学，竟然相约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计算了一下升旗的时间，发现即使能坐上最早的一班公交，到达广场时升旗仪式也完毕了，于是我们决定头天晚上就去广场过夜。

到达了才发现国庆节前夜的天安门广场会清场。于是我们这帮疯狂的穷学生溜达到王府井，过了一晚露宿街头的流浪汉生活。

10月的北京，晚上已相当寒冷，那时王府井的夜生活远没有如今繁华，整条街除了路灯就是没有开门的店铺。我们在传说中北京最热闹的街头冻得瑟瑟发抖，心里却仍然莫名激动。

第二天早上5点，一夜无眠的我们到达天安门广场，在汹涌的人潮中听到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的时候，我很难描述自己当时的复杂心情，就是那种：“这就是北京，这就是我们的国家”那种感觉。3

如果我没记错，我第二次看天安门前升旗的时候，距离18岁那年的10月1日过去了7年。

那年我25岁，大学毕业两年，在地产公司做设计师。2010年，北京大部分的土地已经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招拍获取，我负责两块地的投标方案，第二天要交文本。两个设计院，两块地，还需要互相呼应。所以临近交图了，我整天都开着小车在两家设计院之间飞奔，把控进度，沟通成果。

凌晨4点多，从东二环的设计院拷贝了最后的完成文本，在长安街上开着车，去西二环另一家设计院的路上，我看到了自己人生中第二次天安门升旗。

那时的长安街上只有我一辆车，由于不是节假日，广场上看升旗的人并不多。晨光熹微，红色的旗帜缓缓升起，我降低车速，缓缓通过。想起6年前那个穿着大红棉袄在人群中看升旗的花季少女，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到达北京的第7年，北京于我已经不再是一个高中生对于高等教育的追求地，不再是一个国家的符号，而是一个无比真实的，我所居住、奋斗、建造的城市。4

虽然从客观上来说，这个城市对待我们这些新移民确实算不上友好。

由于那次投标方案做得不错，我们公司以第二名的报价拿到了那块地，据说省了几个亿。而我在那段熬夜加班之后以为自己是月事紊乱，去到医院才查出是怀孕。

我和丈夫当时都是北京的集体户口，他的户口在学校，我的在人才中心。为了给孩子办准生证，我们跑了很多个部门，盖了数十个章，最后却被告知集体户口是没有办法给小孩落户口的。于是我写了个“小孩不随母亲落户朝阳人才中心”的承诺，他写了个“小孩不随父亲落户学校”的承诺，才拿到了准生证的小红本。

本来是合理合法的出生，已经怀孕7个月的我拿到这个小红本的时候却莫名激动，好像肚子里的这个孩子终于得到了官方认可，同意她来到世界，尽管户口既不能随父也不能随母。

后来才知道北京市政府这也是爱我们，逼着我们给孩子落户、“啃老”买一处郊区期房。交房的时候，孩子已经2岁，我们终于拿着那个不能随父也不能随母的准生证，把一家人的户口落到了自己的房子上。

经历过这一系列的麻烦事，拿到属于自己的户口本时，我一度以为我们应该会一直留在北京，毕竟对于北京出生、北京长大的女儿来说，北京就是她的家。5

在北京待了14年，我们在这个城市经历了上学、就业、结婚、生子、买房、生二胎……然后是准备离开。

离开这个决定真的很难做出，毕竟我所有成人之后的记忆都在这里——海淀区念了5年书，海淀民政局办的结婚证；国贸附近工作了8年，身份证地址是“朝阳人才”；分别在海淀妇幼和房山妇幼生了我的两个孩子；住过朝阳、海淀、昌平、顺义、房山，做过的地产项目遍布丰台、顺义、昌平、大兴、房山、密云；家里的小车迁到武汉的时候，显示已经跑了14万公里，每1公里都是在北京。

拥挤的地铁，高德地图里绛红色的东四环，永远排队的医院，需要摇号的车子和房子，疯狂的教育，深重的雾霾……生活在街道尺度并不宜人的北京，肉体真的算不上舒适。

爬遍了慕田峪、金山岭、八达岭、司马台等各种长城，带不同的朋友去过无数次都去不够的故宫，在颐和园、植物园、圆明园谈恋爱，带孩子逛大剧院、美术馆、科技馆、国家博物馆……生活在都城北京，精神永远不缺可以前往的地方。

大学里聚集了全中国最杰出的学者，公司里聚集了最优秀的同事，地下通道里的今日歌者也许就是春晚的明日之星，城中村里的育儿嫂也在写着关于人生的小说，大学里的保安下一刻成了大学生……生活在光怪陆离的北京，人生的各种可能性都在向你展开。

是的，最好的大学，最好的医疗资源，最昂贵的房价，最密集的风景名胜，让无数的追随者愿意忍受这个城市物质生活的种种恶劣，仅仅为了追求生命的无限可能。

如果说离开北京最舍不得的是什么，我一直觉得就是这些让我发现人生有无限可能的人们。

但是这些可能性里面，有一种恰恰就是离开。6

离开北京之前，我和师兄一起去了一趟白洋淀，彼时所有的楼盘都贴上了禁止交易的封条，第二天这块区域就会被命名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不只是我们，连北京也正在离开北京，为了给这座古都寻找新的可能性。

是的，不只是我们，我身边很多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也正在离开北京。他们去深圳，去上海，去美国，去加拿大，去非洲，去新一线城市……去追寻更好的生活方式、更广阔的职业空间，去探索自己人生中新的可能性。

房子在哪里，户口在哪里，很大程度上成为现代人安全感的依托。我年少时也曾经将北京作为自己人生的目标，但恰恰是在北京，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从而觉得自己不应该停留，而应该一直在追寻理想的路上。

毕竟北京再好也仅仅是一座地上的城市，它不能困住我。

你们是寄居的客旅。每次搬家的时候，我就想起这句话。

搬家并不让人愉快，甚至这次搬回武汉时，工人不小心弄断了钢琴的脚踏板，我为此伤心了很久。但是每当看到我的生活所需被打包装进一个厢式货车，一骑绝尘离我远去的时候，我就意识到那些身外之物并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的灵魂是自由的，不属于北京，不属于武汉，不属于任何一个地上的城市。

条条大路通罗马，当你到达罗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自己的目的地不再是罗马，而是以罗马为起点的整个世界。/ 我在清华当“学渣”的日子 /

4月最后一周的周日，是母校校庆日。

前日出差，飞机晚点，凌晨1点降落在天河机场，看到母校清华研究生院拍的校庆MV《未来归来》，就莫名奇妙地想哭。

第二天一早，大女儿可怜巴巴地望着我，我不免心怀歉疚，本来是答应陪她参加学校运动会的，因为出差没去成；爸爸要监考，害得小姑娘只好一个人参加了亲子运动会。同学的妈妈发短信说看我女儿挺失落，让我们多关心她。

我心里一酸，问女儿：“昨天运动会玩的开心吗？”她委屈地噘起小嘴，我又想哭。

一整天工作上各种忙碌的烦心事，设计被政府相关部门提了好多意见要改、人员没有沟通好、新出的地要投标、感觉自己满头包。

晚上这集的策划编辑联系我，让我提供一些朋友的评论要用在封底，我就想到了大学教我美术的程远老师。自从我开始写文，就一直用他的画做题图。

跟程老师在微信里简单聊了两句，他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书什么时候能出？”我沮丧地说：“从去年拖到今年，出版不容易，估计还得等。”

老师给了各种鼓励，末了再三叮嘱我：“好好生活，好好写文，远离政治。”

尤其是最后一句，他重复了好多遍，甚是恳切。

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老师熟悉的声音，我一下子就有了昨天看MV时那种归家的感觉，就仿佛回到刚进园子里随他学画的时光，耳边又想起他常说的那句：“班就是家。”转眼竟15年了。1

还记得那年我18岁，高考超常发挥考进了全省前50名，被自己高中3年一直心心念念的清华录取，进了建筑系。

听起来是不是很拉风？但一入清华深似海，从此开启自己的“学渣”人生。

那年建筑学院风头正盛，收了许多省市状元。全国招90人，我排名82；湖北一共招3名，我是第3名，分到了3班。

3班的美术老师就是程远，他从1984年开始在清华任教，说他是建筑系3班的精神领袖并不为过。

那时建筑入学并不需要美术基础，当然同学中不乏从小学画、师从名家的佼佼者，但更多的却是像我这种连简笔画都没怎么画过的“小菜鸟”。

大画家教小菜鸟，想想这画面就很清奇。

我第一次看到程老师，就不觉得他像画家。

1.8米的个头，浓眉毛、厚嘴唇，嗓门大、爱张罗，完全不是想象中的艺术家气质，画却很有力度，大白大黑；后来知道他比画更有力的，是人。

程老师的素描课，我觉得说是人生课更恰当些。

我们画静物的时候，他总是用他的大嗓门一边讲画，一边跟我们聊人生。

印象最深的是他老说：“眯起眼睛看，忽略局部，关照整体。人生也要这样，不要太在意。”

那时我正是刚入学最迷茫的时候，从高中的刷题模式到大学的放养模式，一点都不适应，天天挣扎在阴影透视和微积分挂与不挂之间；对于大设计也不得其门而入，在一众大神同学之间，看自己一无是处，不知道人生为何，平庸又自卑。

那时我凡事都缩在后面，心里常常乱得很，笔下就不清爽，每每评画总在班里排末流。2

在这样的自卑间，与程老师的第一次单独说话都是在一学期之后。

那天我到画室最早，看到老师在，不知哪儿来的勇气，把自己的钢笔线描作业交给他。

他竟然仔细看了看，然后盛赞我努力，声音特别大，回荡在三间画室。“小姑娘很有才华啊！你要更自信，不要犹豫。画线描，错的也是对的。”

我被他夸得莫名有些感动，毕竟学渣好久都没有被肯定了。

错的也是对的。反正不能改了，不如努力面前吧。

那次之后，程老师仿佛注意到了总是藏在画室角落里的我。

大二我们开始学色彩。一次课上，我误打误撞调出了一个灰青色画花瓶，他凑过来，举起大拇指，扬头大笑着说：“小姑娘颜色感觉很好啊，这色彩调得高级。”

他的夸奖让我真的以为自己色彩感觉很好，由此渐渐地体会到绘画的乐趣。

另外印象深的一次是暑假的色彩小学期，在青岛写生。

有个水塔很入画，我起床晚，侧面的位置都被早到的同学们先占了，不得以坐到了水塔正面的太阳底下，画了一个正立面。

结果晚上聚在一起评画的时候，程老师看到我的画就两眼放光，说：“小姑娘有个性，这么多年没有人画过这个角度，很漂亮！这是今天最好的画，艺术就是要推陈出新，不用跟别人一样。”

经过了大一大二的忙忙乱乱，我渐渐找寻到人生的方向，开始接受自己在人群中的平庸，不再执着于和他人比较，更明白自己存在的独特价值。3

后来的大学生涯就顺利很多，选自己喜欢的课，读自己喜欢的书，仍努力但不强求——第一次拿了奖学金；第一次大设计被优留；第一次论文被评了优秀。

远远算不上逆袭，因为我始终是清华园子里平凡无奇的那一个，学业勉强混个中游，没有挤进前三分之一的推研名额，无心考研或出国，顺理成章地毕业、结婚、生子，成为大公司里小小的螺丝钉。

每年校庆都张罗得轰轰烈烈，我虽在北京却也从来没有回去过。

毕业多年后再次联系上程老师得益于微信，某同学建了一个“和程远胡侃群“，当年的三班一拥而上加了三百多号人，热热闹闹地开始回忆当年趣事，也分享自己的绘画或文字习作。

我这才得知程老师退休了，在京郊的画室开始创作他的巨幅油画，并不画时兴的当代艺术，净画些老玉米，农村人、乡野老宅等“土味”十足的题材，还独创了水彩风格的油画，每有新作就发在群里，邀请学生品评，特别自得其乐。

很好，不用跟别人一样。

我也捡起自己写作的业余爱好，开了个公号，连载小说、写散文，忙得不亦乐乎。

好久没画画疏于动手，就找老师讨画来做题图，他竟然爽快答应，说：“我还记得你呢，小姑娘很有才华。”

那时我刚开写，劲头足，一周一更，他也几乎是一周一幅，我们师生间又达成了某种合作的默契。

离开园子10年了，我三十而立，程老师六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没想到，师生有幸一起做自己喜欢的事情。4

中国古语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意思是一日做你的老师，你就要终身如尊敬父亲一般尊敬他。

西方俗谚说：“你们做师傅的很多，为父的却是不多。”意思是许多人好为人师，却并不像父亲爱孩子那样爱学生。

30岁有了两个孩子的我，后来每每看着程老师精彩的画，想到他那时逮着18岁的初学者那些生涩的画，不遗余力地真诚夸奖的情形，就觉得满心感动。

这也许就是为父的心肠吧，看着自己有些自卑的女儿，尽管不好，也都看成是好的。

幸运的是，这样的老师，在清华我遇到过许多许多。

今年是我们毕业10周年，我看一个同学在朋友圈里感慨：“清华不能保证给你学区房，不能保证让你的公司成为独角兽，更不能保证你的人生会精彩，甚至毕业几年后清华本身都成为不适合拿出来说的学生时代，但清华就是那个你所经历过的、和老师和这个园子以及园子里每一个人所经过的点点滴滴，没什么现实的用处，却历久弥新。”

所以，写下这些和程老师的点滴片段之时，我不禁想：在毕业10年平凡又琐碎的生活中，清华于我到底意味着什么？

见过隔壁北大流传甚广的一个段子：北大的同学比喻自己之于北大的感觉，就像一个纯屌丝以前不小心傍上一个白富美，成为她千万朋友中的一个。后来被白富美扫地出门，等到再见的时候仍然心惊肉跳，觉得自己和白富美有过的那段感情，纯粹给白富美靓丽美好的人生涂上了一个小黑点。

我毕业的时候觉得这个段子颇为形象，后来年纪渐长又发现不是这样的。

清华于我，其实更像一位出身名门望族、家世显赫的美丽母亲，养了一个资质、相貌平平的女儿。女儿每次看到雍容华贵的母亲，都忍不住会怀疑自己的身世。及至女儿长成，嫁了个平凡人家，每次回娘家仍然免不了情怯，害怕自己是不是辱没了母亲的门庭。

但母亲却并不这么想，她认得每一个她所生的孩子。无论杰出或是平庸，她都期待着她们拨开生活的一地鸡毛，带着梦想归来的那一天。

生日快乐，母校！/ 我想当个小说家 /

昨夜在昆明机场，手机发来新闻推送，显示明天是北京国际马拉松开跑的日子。

我下意识地想：“明天该堵车了，还是坐地铁比较好。”片刻之后才反应过来自己飞机飞往的目的地并不是北京，而是江城。于是感慨举家迁往江城快5个月了，还是忘不了北京。

前天有个朋友推送给我一则《知乎问答》，说：“北京雾霾重、房价贵、地铁挤、道路堵，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赖着不走？”

首赞的答案是：“这是一个你都30岁了、在饭桌上公开说自己还有梦想，却不会有人觉得你是个傻瓜的城市。”1

突然想起自己上一次在饭桌上谈梦想时，也是30岁。那次是和北京的同事一起去杭州出差，在西湖边上的某个小馆子里喝酒、聊天。

地产公司聊天的主题无非就是房子，那晚却有人突发奇想，说：“要不我们轮流说一下自己还有什么人生梦想吧。”

大家顿时都对这个话题来了兴致。一群地产公司的员工，梦想竟然千奇百怪：有人想当桥牌大咖，有人想去读书当大学教授，有人想开个连锁饭馆，有人想做高格调民宿，有人想环游世界，有人想做儿童教育和公益……

我藏在这群人的角落里，默默想起自己笔记本电脑里某个已经快要被遗忘了的空文件夹，名字叫“我想当个小说家”。

我想说我的梦想是财务自由，当个小说家，最终却只说出了前半句，把后半句咽回了肚子里。毕竟30岁的我，日常除了写邮件，真的没写过什么，我怕吓着同事们。

毕竟他们不认识20岁的我。那时的我除了会写小说的开头，选修课都是艺术和哲学，还会写没用的散文和新诗。

话说回来了，

那时我们有梦，

关于文学，关于爱情，

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

如今我们深夜饮酒，

杯子碰到一起，

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北岛《波兰来客》2

从杭州回到北京我就想，不过是当个小说家，真的需要财务自由吗？

30岁那年，我和同事一起参加北京国际马拉松半程，起点是天安门，终点是学院路。

跑到终点，我就想起自己上一次参赛时才20岁，是和大学同学一起。

这两次半程我都顺利完赛，成绩差不多都是2小时15分。

唯一不同的是，20岁那次，我穿着五道口早市买来的10元钱一双的帆布鞋，“吃着火锅、唱着歌”，欢快地跑完了半马后，双脚被鞋子磨起了一串大水泡。而30岁时的我装备精良，换上了专业舒适的品牌跑鞋，跑完后双脚毫发无伤。

有钱确实好啊，做什么都能更加舒服，哪怕仅仅是跑步。

30岁的我跟20岁相比，物质生活提升很多：不用挤地铁了，不用租房子了，到超市里想买啥买啥。按网上对于中产阶级的划分，我至少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家乐福版的财务自由。当然，我还能去追寻更多的自由，满世界随意旅行的自由，随意买房的自由，孩子随意择校的自由——但是20岁穿着10元钱的球鞋时，心里还保有的那个梦想的自由呢？

20岁时，有个大学同宿舍的姑娘害怕自己忘记梦想，和好友约定每次见面都要互相提醒：“你还记得自己的梦想吗？”而另一个人则要回答说：“不敢忘！”

我爱死了这种没用的仪式感——不敢忘！3

30岁那年，我有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

25岁时，我用自己生第一个孩子的产假，发奋图强地考注册建筑师，这估计是所有女性建筑师逃不脱的宿命吧。

我把自己工作生涯中难得的闲暇产假埋葬在奶孩子和一堆无聊的复习题中。考试当天，因为要给孩子哺乳，孩子的爸爸大张旗鼓地带着孩子去陪考，我则在每次考试间隙急匆匆地冲出来喂孩子，就这样狼狈地考过了最简单的三门。

注册建筑师一共有8门考试，当时忽然想到25岁至30岁，我未来的每个春末夏初似乎都要这么度过，顿感人生灰暗。

没过多久，注册建筑师暂时停考，感谢上帝，让我发现没有考试的春天原来可以这么美好。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之所以考注册建筑师，其实是因为大家都考，我就觉得自己也应该那么做。

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乖孩子、好学生，我做了太多别人认为应该做的事，却忘了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所以30岁那年的产假，即使注册建筑师已经恢复报考，我也下定决心不再报考了。

去他的场地设计、建筑设计、结构力学，我要当个小说家。

村上春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是29岁，那时候他欠了一屁股债，并没有实现财务自由。作为一个咖啡馆的小老板，他爬在餐桌上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

后来我在想，他发表第一部小说之前是不是也写过无数个作废的开头？因为我就是这样。

在二胎并不长的产假里，我写了好多部小说的开头，都没有继续下去，以至于我觉得自己的梦想很可笑，最多只能当一个“小说开头家”。4

30岁的尾巴上，发现自己不能继续当“小说开头家”后，二胎产假结束了，我回公司上班。

此时我清楚地知道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两个孩子的妈妈；一个做得还不错也能一直做下去的地产建筑师；一个一直在怀疑又一直在相信的理想主义者。

那年很多同事离职或调动，我有一个习惯，每次有相熟的同事离职，我都会送他们一本我所喜欢的书。但是这次却轮到他们送我——我要调去武汉。

望着服务了9年的北京公司，其中有我很多的好朋友，我想我应该做一些什么，让他们觉得我即使离开了，也依然活跃在他们的身边。

于是我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唯一的粉丝是我的丈夫。

在这个公众号的第一篇文章里，我用冗长的文字回顾了我们在北京生活的点滴和对生活的理解，然后一夜成名。

这篇叫作《房子不是最重要的，爱才是》的文章，在我那个仅仅一个粉丝的公众号里，一天之内阅读量迅速过了10W+，被《人民日报》等二十多家主流媒体转载，也为我的个人公号积累了上万粉丝，我也顺势成为所谓的现象级网红。

媒体和电视台打电话邀请我，我都拒绝了，我说我就想当个幸福的普通人。我又说谎了——其实我清楚地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网红。我不偏激、不深刻、不想博眼球、不想卖东西，我只想当个小说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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