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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3-31 06: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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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冬玫,彭哲,等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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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的世界(全彩)

经济学的世界(全彩)试读:

前言

经济学的起源

经济学关注的是稀缺资源的管理问题,即如何充分利用我们拥有的有限资源。“经济学”(economics)一词源于希腊文oikonomia,意思是“家庭管理”。

希腊哲学家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1年—公元前360年)用经济学一词来描述地主们如何有效地管理其土地。此外,色诺芬还提到了劳动分工和工人的专业化(给工人们分派特定的任务,让他们能够专注)。早期的希腊和罗马城邦还产生了私有财产的概念,而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之一。

经济学成为我们所了解的学科,要到几个世纪以后;此前,考虑“经济问题”的通常是哲学家。例如,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是一则正义社会的宣言。柏拉图在书中构想出了“哲学家国王”(philosopher kings),他们以寻求一国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不过,柏拉图(逝世于公元前348年或公元前347年)似乎认为,自由市场并不能使国家福利最大化。

公元前7世纪左右出现了最早的货币。货币使社会从易物经济(如用7只母鸡换1把剑)发展为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系,人们可以在其中专门从事特定的工作,获得共同货币作为报酬。

另一名希腊哲学家、博学之士亚里士多德(公元前428年—公元前348年)写道:货币是交换媒介和衡量相对价值的尺度。亚里士多德还提到了“调和均值”(harmonious mean),即买方和卖方认可的公允价格,这是供需法则的早期构想(参见供给与需求)。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雕像。重商主义

从广义上说,重商主义推进了“民族国家应寻求原材料和贵金属(特别是金银)的积累”这一思想。重商主义还主张,政府应当干预经济的主要领域,包括:

· 征收进口关税,保护国内工业,防止货币流出经济体;

· 制定规章制度,补贴重点出口产业。一张印有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Sir Francis Drake)肖像的邮票。

重商主义认为,经济体应以积累更多的黄金为目标。由于换取国外的奢侈品(如法国的丝绸)会丧失黄金,因此不鼓励进口。

在让-巴蒂斯特·科尔伯特(Jean-Baptiste Colbert,1619—1683)担任财政部部长期间,法国与荷兰之间的竞争导致法国崇尚重商主义政策,并由此成为当时较为成功的贸易国。

国家海盗

16世纪,对于国家资助的海盗行为,各国君主通常持许可甚至鼓励的态度。例如,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就曾攻击西班牙船只,掠夺其黄金(这些黄金则是从阿兹特克人那里掠夺来的)。这便是重商主义的实践!英国等国家希望通过向法国出口货物、获得黄金支付来致富。

托马斯·孟(Thomas Mun,1571—1641)是一名英国商人,他撰写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England's Treasure by Foreign Trade,1621年)是一部颇具影响力的重商主义宣言。简单地说,他鼓励增加出口、减少进口,其主张包括:“应当禁止进口国内可以生产的商品”,“应该让英国人喜欢上英国商品,从而减少奢侈品进口”。

零和博弈

重商主义把经济体视为一个“零和博弈”——换言之,甲之损失即乙之收益;甲之收益即乙之损失。之所以是零和博弈,是因为资源是有限的。其隐含意义是:一个国家要想更富有,必须从别的国家或他人那里获得财富。

这套经济思想对欧洲国家的政治观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重商主义往往与殖民主义相关,例如,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都曾通过垄断殖民地的自然资源来增加财富。

重商主义的复兴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重商主义是一套过时的经济理论,但近年来,重商主义的某些方面又重新流行起来。其表现形式有:批判自由贸易(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盟的贸易协定为代表),以及认为国家对促进商业和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一个国家要想提高财富的份额,必须取得其他国家的份额。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要获得35个单位的黄金,必须从法国获得2个单位,此举使得法国的份额下降到31个单位。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围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促进效率和繁荣”展开。18世纪和19世纪,工业革命改变了各国的经济面貌,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变革。经济上的变化,见证了古典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学”理论的诞生,其代表经济学家有:英国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以及法国的让·巴蒂斯·萨伊(Jean-Baptise Say,1767—1832)。

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各国可以在不积累黄金(从其他国家掠夺而来)的情况下增加财富。这与之前的重商主义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会使各方受益。因此,贸易并不是零和博弈——换言之,一国受益,并不意味着另一国受损。

这一经济理论也对政治产生了影响,即,不把他国视为竞争对手,可以拥有互惠互利的关系,使各方都受益。贸易并不是零和博弈——两国都有获益的空间。

古典经济学家同样反对政府的过度管制。他们认为,灵活的价格能使市场达到均衡(供给=需求),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学思想框架下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直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凯恩斯经济学的出现。古典经济学与后来出现的新古典经济学有相似之处,后者同样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亚当·斯密与《国富论》英国哲学家亚当·斯密《国富论》与《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同年出版。《国富论》正式确立了经济学思想,这些思想促进了对贸易、商业和产业这一新领域的解释。

英国哲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是重商主义的主要反对者。他认为,自由贸易会增加经济福利。斯密正式确立了自由市场和“看不见的手”等思想。斯密创造了“看不见的手”一词,用以解释追逐个人私利如何引起市场的调整,并增进公共利益。

亚当·斯密还提出了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理论,二者在工业革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人们知之甚少的是,亚当·斯密对资本家,尤其是拥有垄断势力的资本家十分警惕。但斯密并不是个自由主义者——他认为,政府在提供公共品、保护私有财产、管制垄断方面发挥着作用。看不见的手=个人私利+竞争性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一家企业创造的高额利润会鼓励新企业进入市场,并以较低的价格进行销售。如果市场是竞争性的,那么,“看不见的手”可以防止企业赚取超额利润。《国富论》的重要性在于,它促进了经济学这门学科的规范化,为古典经济学(对自由市场基本持肯定态度)提供了基础。250年之后,《国富论》仍被人们提及,仍然是争论的来源之一。“……他只是为了获得一己之利,在此情况及其他诸多情况下,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产生了一个并非他本意的结果……他在追求私利的同时,频繁增进了社会的利益,这比他刻意的增进更为有效。”

——亚当·斯密,《国富论》

为私利行事,是如何实现公共利益的?

企业希望获取利润。

企业生产人们想要的产品。

高额利润吸引新企业生产更廉价的商品。

低廉的价格使消费者受益。

购买所需要的商品,为他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哲学家亚当·斯密的雕像,位于爱丁堡圣吉尔斯大教堂外。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颠覆了古典经济学。在马克思主义制度下,国家会废除私有财产,把生产资料(如工厂等)收归集体所有,而不是支持私有制和自由市场。马克思主义认为,此举会使一国的财富实现公平分配。马克思主义诞生于工业革命时期,当时,不平等加剧,资本所有者获得财富,而工人处在低收入和恶劣的环境下。

哲学家卡尔·马克思(1818—1883)出生于德国,在伦敦度过了大半生。他认为,资本主义的不公平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受剥削的工人(无产阶级)奋起反抗。随后,这个过程会不断重复,并创造一个以平等、公有制为基础的无阶级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的预测并没有完全实现。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管制资本主义,改善工作条件,提高工人的实际工资(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并没有寻求共产主义革命,而是追求报酬更高的工作,希望加入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在马克思主义制度下,国家拥有生产资料,决定生产什么。接着,国家决定如何将产品分配给民众。

用经济术语来说,马克思乌托邦式的理想存在报酬无差异、缺乏激励的问题。这意味着,社会经济会效率低下、停滞不前,导致短缺和过剩。社会经济体的生产由国家管理。一旦商品(如面包)短缺,而企业无法自由地提高价格或是转换生产形式(如从生产枪支转向生产面包),面包的短缺就会一直持续,直至国家决策发生变化。

尽管如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公平性的质疑仍旧中肯,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了俄国革命;而在整个20世纪,对资本主义严重过剩问题的批判,仍是一股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力量。德国哲学家卡尔·马克思凯恩斯主义革命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的主要思想是:政府干预能够防止经济周期中出现严重的过剩(经济周期是扩张性增长与经济衰退,即繁荣与衰退之间的自然波动),缓解大规模失业。(参见第180页,经济周期)

截至20世纪30年代,古典自由市场经济学都是大多数西方经济体盛行的正统。然而,源于美国、波及全球的大萧条,明确挑战了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的理念。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会出清,任何不平衡(如失业)都是短暂的。然而,大萧条时期的大规模失业使这一理论显得不切实际,甚至可以说是适得其反。

凯恩斯认为,市场并不总是出清的,特别是工资的向下黏性(工人抵制名义上的降薪)会引发失业。此外,经济衰退时期,人们因对未来持悲观态度而会减少支出、增加储蓄(参见节俭的悖论)。因此,经济衰退时期的经济会遭遇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的循环很难被打破。大萧条导致经济产出持续下滑。凯恩斯主义干预的目的是避免这种情况,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复苏。“长期来看,我们都死了”

对于大规模失业问题,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市场会在长期达到出清。但凯恩斯质问道:为什么要等到长期?待市场出清之时,我们都死了。凯恩斯希望立即采取行动,而不是寄希望于数年内情况会好转。凯恩斯认为,政府可以从私营部门借入资金(该部门有剩余储蓄)投资到经济体中,从而加快经济复苏。他认为,用这种方式把资金注入经济体,能够打破萧条、通货紧缩和高失业率的循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是一部革命性的著作,它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经济学分支:探讨政府如何影响经济周期。这部著作也颇受争议,因为它推翻了许多经济学正统理论,如平衡预算(不借款)和有限的政府干预。

新凯恩斯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普及“在暴风雨季,如果经济学家只会对我们说,风暴过去很久以后,海面会再次恢复平静,那么他们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未免太简单、太无用了。”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货币改革论》

了凯恩斯的思想。萨缪尔森在1948年出版的教科书《经济学》中,试图用更正统的方法来解释凯恩斯的思想。事实上,这是对凯恩斯主义的简化。1962年,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批评了这种正统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的综合,并将之称为“杂种凯恩斯主义”(Bas-tard Keynesianism)。尽管如此,凯恩斯主义——人们熟知的“新凯恩斯主义”(neo-Keynesianism)——对战后的西方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直到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时期,凯恩斯主义才受到了复兴的古典主义思想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困难时期,因为面对高失业率和高通胀率,标准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难以应付。货币主义

货币主义强调,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调节通货膨胀至关重要。货币主义由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提出,它对凯恩斯主义的多个教条提出了质疑。

货币主义的基本理论是:如果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超过国民产出的增长速度,就会带来通货膨胀。货币主义者主张用货币政策来控制货币供给的增长,从而限制通货膨胀。在大萧条的解释方面,货币主义认为,通货紧缩和长期失业是中央银行在经济深度衰退期间,未能给予充分的货币供给支持所致(参见第230页,独立的中央银行)。“通货膨胀一直是、且处处是一种货币现象。”

——米尔顿·弗里德曼,《通货膨胀的原因和后果》

到20世纪70年代滞胀出现之前,货币主义都是一个相当模糊的经济学分支。而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的结合,似乎打破了战后的凯恩斯主义共识,促使美国和英国开始尝试货币主义的激进新思想。除了控制通货膨胀,货币主义还与自由市场经济学和供给侧经济学的理念建立了联系,而后者强调放松经济管制,减少政府干预。最初的货币供给为100万,通货膨胀率为0%。如果货币供给增加到200万,通货膨胀率会达到100%。

1979年,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开始奉行货币主义的一种形式,即根据弗里德曼的法则,通过限制货币供给的增长来控制通货膨胀。在沃尔克的领导下,1981年,利率上升到了令人震惊的20%。沃尔克成功降低了通货膨胀(因20世纪70年代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遗留问题造成):通货膨胀从1980年最高点的14%,下降到了1983年的3%。然而,尽管通货膨胀降低,却带来了二次衰退(double-dip recession,即短期内连续出现两次衰退。——译者注)的高昂成本,失业率也攀升到了10%。米尔顿·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货币主义的主要人物。

货币主义的支持者认为,这是控制通货膨胀必须承担的后果。货币主义的批评者则认为,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并不像弗里德曼声称的那么紧密,限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太过严苛了。而今,大多数中央银行直接把通货膨胀作为目标,而不是通过货币供给来间接控制。尽管如此,弗里德曼的研究还是为货币政策的运用做出了重大贡献(参见第210页,货币政策)。混合经济学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学都陷于自由市场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争论之中。在实践中,经济学通常是一种实用的含糊其词(pragmatic fudge)。哪怕是人们认为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实际上也是一种混合经济体——即政府干预和自由市场的混合。

混合经济体——取二者之长

私人产品(private goods)由私人部门决定,“看不见的手”帮助人们获得所需的私人产品。医疗保健、教育等公共产品(public goods)通常由政府提供,因为在这些领域,获得利润的动机并不那么有效。

意识形态的综合

在经济学领域,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等不同理论之间的区别,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参见第268页,信用紧缩)。各种理论会不断发展,对新的事件做出反应,融入新的思想。经济学家虽然会陷入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等阵营,但他们会吸收不同思想流派的元素。此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经济学的划分并不能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相反,我们应该考虑环境、生活质量和经济发展等问题。在混合经济体中,人们希望把自由市场和政府干预的优点结合起来。有时候,最好让个人来做决策;而有时候,政府可以改善经济福利。

近年来涌现了一批新的经济思想,例如:

行为经济学通过人类心理学的复杂机制来研究经济学。有时候,作为个体,我们是厌恶风险的,例如我们会购买旅游保险或人寿保险。其他时候,我们喜欢赌博、买彩票或是下注。行为经济学研究的正是人性的各种矛盾和悖论。

环境经济学关注自然资源的使用,以及经济活动如何影响环境。环境经济学也关注调和经济活动和环境问题的政策和激励机制,例如用碳排放税来减轻全球变暖的影响。环境经济学通常把环境可持续性的考量放在GDP之上。

幸福经济学考察的是影响幸福和生活质量的因素。经济学家通过了解产生幸福的因素,可以对“经济政策如何改善生活质量”提出建议。幸福经济学扩大了经济学的视野,将之从最大化货币价值扩展到了对公民自由、健康和休闲等问题上。幸福经济学通常把福利的考量置于GDP之上。

发展经济学关注的是低收入国家的生活水平和福利的改善。发展经济学的目的是降低全球经济的不平等,研究经济增长、结构变迁和长期发展政策。与传统经济学相比,发展经济学涉及的政治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范围更广。经济学——科学还是艺术?

经济学家收集数据、建立模型、提出理论、为政策建言,甚至进行预测。然而,经济学这门学科究竟是科学还是艺术?经济学的某些方面(如数学模型)是科学分析的一种形式,但是经济数据的使用却更像是一门艺术——这从同一经济数据有多种呈现方式可见一斑。

经济学结合了实证科学(数据)、规范科学(以特定的方式呈现数据)和对政策的判断。例如,经济学家通过考查净移民水平(net migration level)的数据,提出为何达到这一水平的看法,同时,运用模型和理论来预测移民对工资、经济增长的影响。用同样的数据,一些经济学家会强调移民如何提高GDP;另一些经济学家则会强调,移民如何压低了低技术工人的工资。

虽然经济学家从科学和数据入手,但他们得到的结论可能十分主观,因为变量可能有多个,而如何解释这些变量,取决于经济学家的偏好。“在明天知道昨天预测的事今天为何没发生这方面,经济学家可谓是行家。”

——劳伦斯·J.彼得(Laurence J.Peter)政府债务增加了10亿美元。可以认为,这对经济而言是个好消息(增加借款能够促进投资,获得更高的增长);也可以认为,这对经济而言是坏消息(子孙后代将面临高额债务)。

经济学的局限

预测经济变量绝非易事,尤其是预测遥远的未来。经济学的一个特点是:同样的数据有不同的解释。某个经济学家会认为,债务水平较高是好事,但另一个经济学家不会这样认为!这种结果的不确定性,在经济学中十分常见且反复出现。对偏好精确性和确定性的人们而言,这令人沮丧,但这就是真实的经济世界——不可预测的事件和个人的非理性行为比比皆是。第一章 市场供给与需求

哪怕你不是经济学家,你也无法逃脱无处不在的供给与需求。在曼哈顿或伦敦的高档社区,即使是购买一套小公寓,你的花销也不会偏离100万美元或100万英镑太多。这里的住房为何如此昂贵?这是由供给与需求决定的。

· 需求显示了人们愿意为某一商品支付的价格。价格上涨,需求通常会下降。

· 供给是企业愿意在市场上提供的商品数量。价格上涨,企业通常希望出售更多的产品,因为获得的利润会增加。

为何住房如此昂贵

从本质上说,曼哈顿和伦敦等城市有很多高薪工作,因此人们对住房的需求较大。但是,这些地区很难找到空间来新建住房,因此,房屋的供给十分有限。这就造成众多高薪工人争抢有限住房的局面。而供给的相对短缺意味着:价格会随需求的增加而上涨。在曼哈顿,一套公寓的价格可以高到100万美元。原因是,公寓的供给十分有限,而需求却不小。相比之下,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公寓需求较少、供给较多,所以公寓价格便宜。

在19世纪的美国中西部,定居者拥有在广阔土地上建造自住房屋的自由。一幢房屋的价值大约与建筑材料的成本相当。当时并不存在住房短缺的情况——随着需求的增加,增加房屋供给十分容易。而在如今的纽约和伦敦,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房屋的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土地充裕的地区则不会出现房屋短缺,房屋价格得以保持在较低水平。

尽可能收取高价

19世纪时,法国皇帝拿破仑来到布尚的杜宾山口(Col du Pin Bouchain)。山坡上有一家旅馆,旅馆的鸡蛋价格令拿破仑震惊,他问旅店老板:“此地是不是很少看见鸡蛋,所以账单上的价格才贵得这么离谱?”老板回答道:“不是鸡蛋少见,而是皇帝少见。”

旅店老板知道拿破仑有能力支付高价,并且自己控制了该地区的鸡蛋销售(参见第110页,垄断),也有胆量要求拿破仑支付很高的价格!看不见的手

前面提到,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的概念来说明:按自身利益行事的个体行为人(individual agent),能够使市场达到均衡。这是如何发生的?并没有人花功夫来设定卡布奇诺的全球价格,那么,是什么决定了平均的市场价格?若价格为1.20美元,咖啡的需求超过供给,咖啡店就会有人排队。店家可通过涨价来应对。要使供给=需求,价格应上涨到2美元。

假设你开了一家咖啡馆,并以1美元的价格出售高品质的咖啡。你希望咖啡馆人满为患,人们排队购买咖啡,等待空位。咖啡馆里座位短缺,意味着需求超过了供给。作为咖啡店老板,排队等候的顾客会给你提高价格的激励。如果提高价格,咖啡馆还是人满为患,那么利润就会增加。你应该继续提高价格,直到供需达到平衡,不再有人排队——直到提高价格开始导致需求降低。如果你开了一家咖啡馆,以10美元的价格出售咖啡(哪怕咖啡的品质非常好),那么顾客不会太多,并且会剩下不少卖不掉的咖啡。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降低价格以吸引更多的顾客。“看不见的手通常无法看见,是因为它通常并不存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让全球化造福全球》(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

激励与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还能把资源分配到需求最大的地方。

假设企业开始销售一种新产品,例如有机甘蓝。如果这款新品能成为时尚潮品,企业就能收取高价,赚取高额利润。然而,如果企业赚取了较高的利润,就会激励其他企业进入市场,从事有机甘蓝的生产和销售。最终,供给增加,价格下降。

看不见的手有时并不存在

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一直起作用。

例如,如果企业拥有强大的品牌忠诚度,那么,企业就能不断提高其产品的价格。因为消费者会认为,其竞争对手生产的商品并不是可接受的替代品。因此,最新款的苹果手机(iPhone)能够卖到数百美元,使苹果公司能够赚取高额的利润。

新款苹果手机的价格,反映了一些客户对苹果的品牌忠诚度。在这种情况下,拉低价格的“看不见的手”并不存在。地下市场

有时你会听人提起,二级(或地下)市场上,音乐会的票价非常高。2016年,伦敦阿黛尔演唱会的票卖到了24840英镑——这是原价83英镑的299倍。这同样可以用供需关系来解释。

大多数买票的歌迷对转售获利并不感兴趣,他们只是想看音乐会。这样一来,愿意在地下市场上转售的并不多,“余票”的供给非常有限。但是,想看音乐会的却有数千人,他们中间会有一些非常富有的人士,愿意并且能够支付天价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倒票(ticket tout-ing)被视为非法,反倒推高了地下市场的票价。承担倒票风险的人越少,供给越有限,价格也越高。

向毒品宣战的悖论

向非法毒品宣战也是一样。瞄准非法毒品的生产,捣毁其种植地点,会使供给减少,价格上涨。换言之,政府越是花力气限制毒品供给,毒贩的利润就越高(诱惑力也越大)。

这一悖论是说,切断毒品供给看似是个好主意。但推动毒品合法化的依据是,毒品合法化会让很多毒贩破产,因为在地下市场交易毒品不再有利可图(尽管这会引发其他的许多问题)。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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