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德)赫尔曼·黑塞,谢莹莹,欧凡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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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疗养客试读：
前言
闲散是一切心理学的开端。——尼采人家说，施瓦本人要到了四十岁才变得明白事理，自信心不强的施瓦本人有时就把这当做一种侮辱。但是，事情恰恰相反，这是极高的赞誉，因为一般所说的明白事理（就是年轻人所说的老年智慧，就是认识伟大的二律背反的道理，知道轮回和两极的奥秘），即使是天分很高的施瓦本人，在四十岁之前，是极少有人能够达到如此境界的。不过，一个人如果过了四十五岁，不管他有无天分，老年智慧或老年心态就会自动出现，特别是随着年岁的增长而出现的一些警示和病痛会加强这种老年心态。最常见的病痛有痛风、风湿和坐骨神经痛，正是这些病痛把我们温泉疗养客带到巴登来的。这儿的环境对已进入这种心态的我十分有利，一到这儿，人就会自动地，好像有保护神带领着，进入某种怀疑的虔诚，愚钝的智慧，拥有一种差异性极强的简化艺术，一种非常智性的反智性状态，它就像温泉的热气和硫黄的气味一样，是一种特效药，我们必须浸泡其中。总之，我们疗养客和痛风病人特别有赖于此，就是尽可能地用圆机活法处理到处是棱角的生活，不要有大的幻想，可以代之以百种无大碍的小幻想。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们这些在巴登的疗养客特别需要懂得二律背反的道理，我们的筋骨越僵硬，我们就越需要圆机活法，一种两面的、两极的思考方式。我们的病痛是病痛，不过和那种英雄式的、装饰性的病痛不同，有那种病痛的人，可以将他们的病痛看得和全世界一样重要且还不会失去我们对他的尊敬。
我把我个人老年的、坐骨神经疼痛者的思考方式提升为典型，提升为普遍的标准，好像我以人类的一个阶层和一种年龄段的名义在说话时，我完全明白，至少眼下明白，明白这是很大的谬误，没有一个心理学家会承认我对外界、对命运的反应是正常的、典型的。他们经过一番敲诊，会容易地看出，我是一名尚有天分，但还不必住进精神病院的精神分裂独行者。这我不在乎，我把自己的思考方式，我的脾气，我的哀乐，投射到周围的人身上，也投射到周围的事物、设施上，投射到整个世界上，认为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是“对的”、有权存在的，这种乐趣我不让人剥夺，虽然外界时时刻刻都在努力证明相反面的正确性，我不在乎多数人的反对，我认为我的做法比较对。这同我对伟大的德国诗人的态度一样，我不会因为绝大多数现今宁愿要火箭而不要星星的德国人对他们疏远，就减低对他们的尊敬、爱戴和需要。火箭很好，火箭令人着迷，火箭万岁！但是星星！看着、想着它们宁静的亮光，它们颤动着的世界音乐，朋友，这可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啊！
我这后生晚辈在记录我的温泉疗养时，想起几十种前人写的温泉游记，作者优劣不同，带着喜悦和崇敬的心情，我想起众多火箭中的那颗星星，它是钱币中的金币，是麻雀中的极乐鸟，那就是卡岑伯格的温泉之旅，不过，这也阻挡不了我放出火箭去追随那星星，放出麻雀去追随极乐鸟。飞吧！我的麻雀，升吧！我的小风筝。疗养客
火车刚进站，我艰难万分地走下车厢的阶梯，巴登的魅力立刻映入眼底。站在月台潮湿的水泥地上，目光四处侦察寻找旅馆行李夫。我看到从同一班火车上走下三四个同病相怜的人，他们紧绷臀部，犹豫不决地举步，动作小心谨慎，从他们无助的举止和哭丧着脸的样子，很清楚地可以看出他们是坐骨神经病患者。虽然各有各的专项病，各有各的变种，因而步子犹豫不决、僵硬行走，还有跛行的样子，也各不同，各人的脸部表情也不一样，然而相同之处占主要部分，我一眼就看出他们都是坐骨神经病患者，都是我的弟兄，我的同类。领教过坐骨神经所玩把戏的人，在这方面的眼光是尖锐的，当然不是从书本上学来，而是从医生称之为“主观感觉”的那种经历中领教来的。我很快停了下来，观察着这些被命运嘲弄的人。看啊，这三四个人面部表情都比我还难看，比我更加依赖手杖，抬起大腿时比我抖得厉害，把脚放下时比我更小心，更加紧张害怕，他们都比我苦，比我可怜可悲。这对我来说，简直太棒了，周围的人在跛行，在爬行，在叹息，还有坐在轮椅上的，他们比我病得更重，比我更有理由闹脾气，更有理由失望。这情况在我停留在巴登的短暂日子里，千百次重复地予我以安慰，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安慰。我到此地的第一分钟立刻窥探到所有疗养的秘密和魔法，我快意地吞咽下这一发现：有病同享，有难同当的感觉。
当我离开车站，踏上缓缓伸向温泉区的一条下坡路时，每一步路都证实并加强了我刚才可贵的见闻：到处有拖着步子的疗养客，到处可见到他们疲惫而且有点驼的身体坐在绿色的长条椅上休息，也可见到他们成群结队地边聊边跛行经过。一位妇人坐在轮椅上被推过来了，她疲乏地微笑着，病恹恹的手上拿着一枝半凋的花，后面是一位昂首阔步、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的护士小姐。一位老先生走出一家小店，就是风湿病人买明信片、烟灰缸和镇纸的那种小店（他们买许多这种东西，而我从未弄清楚其原因），这位走出店的老先生，每下一格台阶，须用一分钟，他看着面前的路，那样子，就像一个已经疲倦而无自信的人看着一项待完成的重大任务。一个年纪尚轻的男子，蓬乱的头上戴着一顶灰绿色军帽，拄着两根拐杖，强有力却又费劲地向前走去。啊，这些此地到处可见到的拐杖，这些可恶的煞有介事的拐杖下端装有橡皮箍，像蚂蟥或吸嘴那样紧紧吸住沥青地。我虽然也用拐杖，我的拐杖是一根精致的马六甲杖，我乐于用它助行，但是必要时我也可以弃杖而行，从未有人见我用过那种可叹的橡皮箍拐杖！这是清楚的事，每个人都会注意到，我是多么迅速地沿着这条可爱的街道向下逛去，很少借助手杖，只不过因着好玩而用它，它纯是点缀、装饰。坐骨神经病患者的特征，小心谨慎紧收大腿的动作，在我身上是那么轻，那么微不足道，与这些年龄更大、更可怜、病得更厉害的弟兄姐妹们相比，我走得多么挺直，多么恰如其分，我是多么年轻健康，而他们的病痛是那么毫无遮掩、无可躲避地让人一目了然。每走一步我都吸吮着赞许，吞咽着肯定，我觉得自己几乎是健康的，无论如何，我的病比所有这些可怜人轻得多。假若这些半瘫痪的跛子还有痊愈的希望，假若温泉浴能治愈这些拄着拐杖的人，那么我的不适，就应当像被热风吹融的雪，很快就会消失，大夫们也会发现我是个了不起的个案，一个值得称赞的现象，是治疗上一个小小的奇迹。
我友善地看着这些令我鼓舞的人物，心中充满同情与好感。现在有一位老妇从一家糕点店挤了出来，她显然老早就不想掩盖身体的缺陷了，利用一切可以使她减轻痛苦的动作和能够帮助她的肌肉，像一只海狮般，做着体操、平衡着身体、游着泳挤过巷子，只不过动作比海狮还慢一些。我的心暗暗欢迎着她，对她欢呼，我赞美海狮，赞美巴登和我自己的好运。我见到自己被周围一同挣扎、一同竞争的人包围着，而我有远比他们多的优势，在轻微的坐骨神经痛的初始阶段，在痛风刚开始有些许症候的时候，我就及时来到这儿，这多好啊！撑着手杖，我转过头久久地目送那位海狮，带着一种良好的感觉，这事向我们表明，语言实在难以表达人心灵上发生的事，因为幸灾乐祸和同情心在语言上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概念，在这儿却如此紧密地连在一起。天啊！这可怜的妇人，一个人竟然会落到如此地步。
即使在这令人欣喜的意气昂扬的时刻，在这可爱的狂喜中，我内心里那讨厌的声音也没有完全沉默，就是那我们非常不喜欢却大有需要的理智之声，它以令人不舒服的冷静音调，轻声地带着怜悯提醒我，我弄错了予我以慰藉的源泉，我采取的方法是错的。我这个撑着马六甲手杖的有点儿跛的文人，和那些半瘫的、跛得厉害的、变形的人相比虽然可以心存感激，但我没有考虑到此外还有比我轻得多的症状存在，我根本没有觉察到那些比我年轻、挺直、健壮、健康者的存在。与其说没有觉察到，不如说我拒绝同他们去比较，是的，最初几天我居然幼稚地相信，那些不用手杖、不瘫不跛、表情快活地散着步的人是这个城市的居民。过了好几天之后（通常我们认识事情就是那么慢），我才认识到：坐骨神经病患者也有不用拐杖、不扭曲身体而能走路的，走在街上的许多痛风病人，人家是看不出他们的病痛的，连心理学家也看不出的，我的轻微变形的走路样子，我只用马六甲手杖，这绝不说明我排列在这种新陈代谢病的最初的、无关紧要的阶段，那些瘫的、跛的羡慕我，而我同时也是另外许多同病者嘲弄同情的对象，我是他们的安慰、他们的海狮，总之，我对病痛程度敏锐的观察和比较，不是客观的研究，只是自我陶醉，盲目乐观。
此刻，我全心全意地享受着第一天的幸福感觉，开始了幼稚的自我肯定的狂欢，觉得很舒服。到处都有看得到的疗养客和比我病得重的弟兄吸引着我，每一个跛子谄谀着我，遇到的每一张轮椅也都引发着我欢乐的同情和关怀他人的自满，我就这样沿街向下逛去，在这条令人愉快的街上，新到的疗养客从火车站被用轮椅推着走，蜿蜒的斜坡一直通向底下古老的温泉，像一条河注入温泉旅馆的大门。抱着良好的意愿和欢乐的希望我逐渐靠近将要下榻的地方“圣苑旅馆”。我得在此停留三四个星期，每天泡温泉，尽量多散步，远离激动和烦恼。可能有时会有些单调，不无聊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儿的生活守则与具有深度和强度的生活正相反，而我一向厌恶一切群体生活和旅馆生活，而且还是个极难适应的孤独者，肯定有些困难得去克服。不过，这种新的、我完全不习惯的生活，虽然带着些市民生活淡而无味的色彩，毫无疑问地也会带来欢快、有意思的经历，经过几年无拘无束的安静孤独的乡居生活，整日沉浸在书本之中的我，不是极该回到人群中住一段日子吗？更主要的：在困难的后面，在几星期的疗养之后，有一天会到来，那一天，我将变得年轻、健康，将告别温泉，随心所欲地活动我的膝盖和臀部轻快地沿这条街走向火车站。
可惜的是，正在我踏入“圣苑旅馆”时，天开始下起毛毛雨。“您没带来好天气。”服务台的小姐非常友善地微笑着说。“没有。”我不知所措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在想着，难道真的是我造了雨并且把它带到这里？最简单明白的道理都会说，事情并非如此，但这不能减轻我这神秘学信奉者的心里负担。是的，就像命运和感情是概念的名称一样，就像我的名字、地位、年龄、相貌，我的坐骨神经痛，在某种意义上是我自找的，不能要别人负责一样，大概这雨也是这种情况。我愿意负责。
我把这意思告诉了服务小姐，又填了旅客登记表，然后就开始了住房交涉，正常的人、快乐的人是不懂的，不懂得其可怕之处，这是只有惯于孤独和完全寂静的、深受失眠之苦的隐士和作家被迫住旅馆时才懂得的痛苦。
住旅馆选房间对普通人是小事一桩，两分钟就做完的事。而对我们神经病患者、失眠者、心理病人而言，这样普通的事却会与记忆、感情和恐惧联系在一起，会成为磨难。当友善的旅馆主人和接待小姐，在我们犹豫不决但不停的请求下，把他们的“安静房间”指给我们看、向我们推荐的时候，他们一点儿也想不到，这个可怕的词所引发的联想、恐惧、讽刺和自我讽刺是如何狂风暴雨般地袭击着我们。对这种安静的房间，我们太清楚了，清楚得心带恐怖，它们是我们痛苦的渊薮、我们最痛心的失败、我们不为人知的耻辱！舒适的家具，好意的地毯，快活的墙纸，它们是多么做作、多么奸狡地看着我们！连接隔壁房间的上了鞘的门，对我们佯笑的样子多么恶毒！多么想置人于死地！不幸的是这类房间多半有这种门，它知道自己扮演着恶劣的角色，于是害羞地躲在布幔的后面。我们是多么痛苦，多么卑微地向上望着粉刷得雪白的天花板，在参观的时候，它总是在静默的虚空中狞笑，到了晚间和早晨，楼上房客的脚步声便震耳欲聋，啊！不但有脚步声，脚步声是大家都知道的，因而也不是最可怕的敌人。不，在要命的时刻，从这不显眼的白色天花板上，从那薄薄的墙和门后面，预想不到的噪音和震颤音滚滚而来：甩掉靴子、手杖掉地、强大的韵律性震荡（说明在做健美操）、倒下的椅子、从床头柜掉下来的杯子或书、拖拉箱子和家具的声音，再加上人声，谈话和自言自语、咳嗽、笑声、鼾声！还有，比这些更糟的，不明其详且无法解释的噪音，那些罕见的、恍如幽灵的响声，不知其意义，也不知它要响多久，那些喜欢敲打翻搜的人，以及一切的拆裂声、滴答声、耳语、吹和吸声、沙沙声、叹息声、轧轧声、啄声、沸腾声，天知道，在几平方米的旅馆房间内藏着多大的无形乐队！
于是，选旅馆房间对我们这种人就成了一件极端棘手而又相当无望的行动，有二十件事要想，有一百种可能性要考虑。意外噪音的来源，在一个房间里可能是壁橱，在另一个房间可能是暖气管，在第三个房间里可能是吹笛的房客。根据经验，我们知道绝对无法确知，哪个房间可以提供我们热切希望得着的安静和安稳的睡眠，因为看起来最安静的房间会藏着意外的惊喜（我不就为了避免来自上面和隔壁的嘈闹而住进五层孤零零的用人小房间，结果如何？取代人的是阁楼上闹得欢的老鼠！）。我们最终是否该放弃选择，让偶然去掌管命运？自己找痛苦找麻烦，几小时之后却失望悲伤地面对那不可避免的事实，与其这样，不如让盲目的命运去掌管，不加选择地接受人家提供的第一个房间。当然，这样是比较聪明的。但我们不这么做，或很少这么做，因为，如果让聪明和避免生气来引导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生活会成什么样子呢？我们难道不知道，命运是注定的，逃不掉的？而我们不是还念念不忘，幻想自己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的意志，我们每个人，在选择医生、职业和居住地时，在选择情人或新娘时，不是也很可以交给纯粹的偶然去管？说不定效果更好。然而，我们不是仍要选择，仍要为此而经历许多激情、辛劳和忧烦？这么做的时候也许是幼稚的，带着童稚的热情，相信自己能够影响命运，或许也有怀疑，深信那种努力是没有价值的，不过同时深信，行动和努力，选择和使自己痛苦，比在失望和被动中僵化要好，要有活力，要有益，至少，比较有趣！我这个呆子就是这么做的，明知自己的做法会徒劳无益，毫无价值，仍然每一次要为房间而交涉良久，问清楚隔壁房客的情况，门是哪种门，以及所有相关情况。我在这样的日常小事上总是听从幻想，听从虚构的游戏规则，好像这种事情能够以理智的态度处理，值得这样去处理，在我，这是一种游戏，一种运动。我这么做，和赌徒根据数学表格下注是相同的，我们知道面对的是偶然，却由于深切的精神需要，做得像是不可能也不允许存在偶然，好像世上的一切都听从我们理智的思考和安排。
就这样，我与乐意帮忙的服务台小姐仔细地过了一遍还空着的五六间房间。知道有一间的隔壁住着一位拉小提琴的女子，她每日练琴两小时。这是个重要消息，我自然要尽可能远离那个房间和那层楼。我本来对于旅馆可能有的声音就特别敏感，具有建筑师该有的感受能力。总之，我做了必要的理智选择，我仔细负责地注意着神经质的人选睡房时该注意的一切，通常得到的结果大约可以这样概括：“这虽然没有什么用，我在这间房会遇到在别的房间同样会遇到的冒险和失望，不过自己总算尽责尽力了，其他的就看上帝的安排吧。” 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我内心深处总会出现另一种声音：“把一切交给神，自己别玩这把戏，那样是不是好一些？”像往常一样，我听见这声音而又听不见，因为这时我的情绪很好，一切也就相当顺利，我满意地看着我的箱子消失在5号房之后就走了，因为我登记看病的时间到了。
真好，这儿也一切顺利。现在我可以承认，当时是有点儿怕，不是怕诊断结果太坏，而是在我心目中，医生隶属精神界，应该有崇高的地位，我难以忍受对医生的失望。自己也不清楚出于什么原因，我期待医生维持着一点人文精神，这包括懂得拉丁文、希腊文以及某些较浅的哲学，那种今天大多数职业所不需要的人文精神。一般情况下，我乐意见到新的、革命性的事物，但在这件事情上，我相当保守，我要求教养程度高的人要有一点理想、要乐于理解和探讨，不受物质利益左右，也就是保有一点人文精神，虽然我知道，这种人文精神事实上已不存在，即使是做做姿态，也只能在蜡像馆才看得到。
稍事等待之后，我被带进诊室。这房间的布置相当有品位，我立刻对它产生了信任。医生在另一房间洗手，接着也进来了，他的脸孔显示着智慧，给人的感觉是他能理解人，我们互相打了招呼，像有礼貌的拳击手开战之前热情地握手。我们小心翼翼地开战，互相打量着对方，犹豫地试着前几拳。我们还处在中立地带，讨论着新陈代谢、食物、年龄、病史，还未进入要害地区，聊的当儿，有几次我们的目光相遇，很清楚是在交战。这位医生用了他拥有的一些医学神秘词汇，我只能大略拆解，这些词汇使他的说明多了几分修饰，也提高了他相对于我的地位。几分钟之后，我总算弄清楚，对这位医生我不必害怕可能产生可怕的、使我这样的人十分尴尬的失望情绪，也就是说我不必害怕，在智慧的、有专业训练的、令人有好感的表面后头会遇上僵化的教条，宣称，病人的看法、想法、用词全是主观想像，而医生的看法则极具客观价值。做一番努力以赢取这位医生的理解是有意义的，他处理按照规定该做的一切时很理智，在某种尚无法确定的程度上他还是知人的，也就是说，他对所有精神价值的相对性具有一种灵活的感觉。有教育、有能耐的人之间，时刻发生这样的事，每个人都认为他人的心理和语言、教条和神话是主观的，只不过是一种试验、一种肤浅的比喻。而在自己身上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应用到自己身上去，承认自己和对方都有权利拥有自己本来面目、思想方式和语言，也就是说，两个人在交流思想时，意识到所使用的工具的脆弱性，语言的多义性，真正准确表达的不可能性，自己有时也该退让，相互间要有真诚的意愿和知识者的骑士风度，这种良好的、在思想者之间其实很自然的状况，事实上极少出现，因之，我们由衷欢迎任何近似的情况，看来，我和这位新陈代谢科医生有可能互相理解与交流。
如同我所预期的，就在这一刻，事态有了转变，我们离开了中立地带，我的伙伴转入攻击，他小心却着重地，以一种看来很随意的口气问道：“您不觉得，您的病痛部分可能也是心理因素造成的？”原已知道的、我所预期的事现在出现了。客观检查的结果与自述病痛的严重性不相符合，说明我有可疑的敏感性，我对痛风主观的反应不符合正常尺度，我被认出是个神经质的人。好吧！开战吧！
我用同样小心翼翼，同样随便的口气解释说，我不相信“心理因素也发生作用”，在我个人的生理和神话中，“心理的因素”是首要力量，并非生理因素之外的副因素，我认为我们每一种生活状态，每一种哀乐的感情，还有我们的每一种病，我们的每一种灾难和死亡，都来源于灵魂。如果我的指关节因为痛风而肿大，那是我的灵魂、我的可敬的生命原则、在我里面的本我，以物质形象表现出来了。如果灵魂有痛苦，它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在第一个人身上表现为尿酸过多而令自我的身体逐渐衰退，在另一个人身上则表现为酗酒，其作用也是使自我解体，在第三个人身上可能表现为整天头重如铅。同时我也承认，助人的医生在多数情况下，他的任务、他所能做到的应该是寻找物质上的，也就是次要的病情变化，并且做物质性的治疗。
讲了这么多之后，我心中有准备，医生完全有可能不予理会。他大概不至于直接说，“尊敬的先生，您说的全是废话”，但他很可能会用一种带着过多同情的微笑同意我的看法，讲一点情绪对人，特别是对艺术家灵魂的影响，他还可能甚至用上“不可衡量之物”这个要命的词。这个词是一块试金石，一个衡量精神尺度的敏感秤。当人们要衡量和描述生命的一些表现形式，而现有的度量衡不够细致，自己的意愿和能力不够用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个十分方便的词。科学家多半知道得不多，比如，他们就不知道，对那些他们称之为“不可称量的”匆促敏捷难以把握的生命价值，在自然科学以外有古老而深有文化的衡量和表达方式，托玛斯·冯·阿奎因和莫扎特各自用他们的语言所做的，不是别的，正是用极其精确的方式测量所谓的不可衡量之物。我能够期待一个温泉疗养院的医生具备这样细致的知识吗？即使他在专业上是个杰出的人才。可是，我这么做了，看吧，我并未失望，我被理解了。他看出，他面对的不是陌生的教条主义，而是一种游戏、一种艺术、一种音乐，不会有有理不让人的事，不会有争执。他做得很好，我被理解，被承认了，自然不是作为正确者被承认，我既不正确，也不想正确，而是作为寻求者、作为思考者、作为对立面、作为偏远但完全有效的另一学科的同行被他承认了。
血压和呼吸检查结果本已使我情绪舒畅，现在，情绪简直就是高涨了。雨天也好，坐骨神经痛也好，疗养也好，总之，我没有落入野蛮人手中，我面对的是一个人，一个同行，拥有灵活心态，知道细致区分的一个人！我并不打算常找他，与他长谈，与他仔细讨论问题。不，这没有必要，虽然有这种可能性也是不错的。在一段时间内有权管我、我必须对他信任的这个人，在我眼中是个拥有成为人的毕业证书的人，这就够了。至于大夫，他今天或许认为我是个精神活跃，只可惜有点神经质的病人，但是以后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时刻，那时，他能够登堂入室，与我真正的信仰和哲学交锋。我自己基于尼采和汉姆生的关于精神病的理论说不定还能进一步发展。不过，这不重要。不把神经质的性格当做病态，而是将它看为虽然痛苦却是有益的升华过程，这是个好想法。不过，这样去生活比这样去说明重要得多。
拿了一大堆疗养守则，我满意地告别了大夫。那些印在纸张上的规定我明天一早就得开始执行，规定的事看来有治疗效果，也会有趣：温泉浴、热治疗、石英灯、疗养体操、汤药。看来，这段治疗不至于太无聊。
在疗养地的第一个晚上过得非常好、非常隆盛，旅馆女主人把晚餐安排成品位高尚的盛筵。许多美味佳肴，如鹅肝酱馅土豆丸、爱尔兰杂烩、草莓饭等是我多年无缘一尝的。饭后，我同旅馆男主人坐在一间漂亮的老式房间里，古老的核桃木桌上放着一瓶红葡萄酒，我们边喝边聊，谈话相当活跃，一个出身、职业、理想、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陌生人对我的话有反响，而我也能够参与他的忧喜，知道他同意我的一些看法，这真令我高兴。我们没有互相高抬对方，但我们很快找到接触面，坦诚相待，很容易彼此就有了好感。
睡觉之前，我在外面散了一会儿步，星星映在水洼中，河水潺潺，河岸上几棵极美丽的树摇曳在晚风中。明天它们仍会美丽，但是，此刻它拥有一种富于魅力的、无法重复的美，它来自我们的灵魂，按照希腊人的说法，只有当爱神注视着我们的时候，这种美才会在我们心中升起。一日的作息
描写疗养地一日的作息，比较容易的方法是选取一个一般的日子，一个没有什么特征的日子，一个半晴半阴的正常日子，外界未发生特别事故，内心没有特别征兆和迷惑。因为在这儿，不只是神经质的文人，而是全部坐骨神经病患者，随着疗养程度和过程的不同，感觉也常常不同。有难受和沮丧的日子，有轻松愉快满怀希望的日子，我们有雀跃的时候，也有拖着沉重步子或绝望地躺卧在床上的时候。
不过，无论我费多大的劲重构一个温温吞吞、好坏参半的常人过的平常日子，有件尴尬的事我无论如何也逃不掉，因为每一天，特别是疗养地的每一天，都以早晨开始。被那么多美丽诗歌颂扬过的早晨，我却不知拿它怎么办才好，这大概跟我最大的缺点和恶习有关，我睡得极差，从各方面看来，这也符合我的本性，我的哲学，我的脾气和性格。这真可耻，承认这事对我有些为难，不过，如果不想说真话，写作又有什么意义呢？清晨，这著名的一日之计所在的时间，带来新的开始，新的动力，对我却是要命的时间，我为它困恼，为它痛苦，我们互不欢迎。不过，对于洋溢在艾兴多夫和默里克诗中的那种清新明亮的清晨喜悦，我并不缺乏理解和感受，在诗和画中、在记忆中，我感受到清晨的诗意，对孩童时期的清晨乐趣我还有些朦胧的记忆，虽然从那之后的许许多多年里，我没有一天早晨是快乐的。即使在我所知道的以最为响亮的音调颂扬清新的晨乐、沃尔夫谱曲的艾兴多夫的诗“清晨，我的快乐”中，我也能听出躲在远处的不谐和音，我很相信艾兴多夫的清晨情调，却无法真的相信沃尔夫的清晨乐趣，我觉得他塑造的是一种伤感的、诗意的、渴望的，而不是有真实经历的赞美歌。所有使我的生活困难、棘手，使它成为危险可厌的问题的一切，在清晨显得特别响亮、特别巨大。而所有使得我的生活甜蜜美妙特殊的一切，所有的恩赐、所有的魔术、所有的音乐在清晨都远离我，看不见也听不见。从那又差又短还时而中断的睡眠之坟中起来的我，毫无插上翅膀的复活之感，有的只是沉重、疲惫、胆怯，没有任何保护层和盔甲可对抗汹涌而来的周围世界，外界的一切振动像通过扩大机对着我清晨敏感的神经而来，它的声音像通过麦克风向我吼叫。要等到中午，生活才变得可以忍受，运气好的时候，黄昏和夜间美妙非凡，令人容光焕发，飘飘欲仙，神之光照亮着这样的时光，规律而和谐，充满魔术和音乐，能好好地补偿我经受过的恶劣时刻。
有机会时我想在别处说说，为什么我不止把失眠和清晨的难受看做病态，而且也看做恶习，为什么我虽然觉得可耻，却又觉得事情应该是这样，我不该否认也不该忘记，不该从外部加以治疗，我需要这种恶习作为我真正生活及其任务的动力，这是使得生命常新的刺。
对我而言，在巴登疗养的日子比之平时有这样一个优点：疗养期间，每日以一项重要的晨间义务开始，这项清晨的任务易于完成，也使人舒服。我指的是泡温泉。早上无论什么时间，醒来之后的首要任务不是令我厌烦的事，不是穿衣戴帽，不是做体操，不是刮胡子，也不是看信件，而是温泉浴，一件易行、温暖、不会有麻烦的事。带着点晕眩的感觉我从床上坐了起来，小心翼翼地做几下操，使得发僵的腿又能活动，站了起来，披上睡袍，经过昏暗沉寂的走廊走到电梯，它把我一直带到地窖，通向浴间。这儿，古老的石拱圆顶发出轻轻的响声，永远笼罩着美妙柔和热腾腾的氤氲，因为到处流淌着温泉水，每次到了这儿我就突然有一种在岩洞中的温暖感觉，那种感觉和小时候躲进用两张椅子搭上一条床单做成的洞穴时一样。在预订的浴间里，等待我的是一池刚从泉眼流出的水，石砌的池子做在地面下，我一面踩着两级石阶慢慢走下去，一面把沙漏倒转过来，水又热又涩，带点硫黄味。石砌浴间令我联想起修道院的密室，高高的圆拱上有毛玻璃窗，微弱的光线就从那儿透入。玻璃之外的世界遥远而模糊，没有任何声音传到这儿来。在我周围神秘之水的美妙暖气玩着游戏，千年来这泉水就从地底下不知名的厨房里这么流淌出来，持续地以涓涓细流注入我的浴池。根据规定，我在池中得尽可能活动四肢，多做体操和游泳的动作。我总是尽义务地做上几分钟，然后就闭目休息，半睡半醒看着沙漏里的沙静静地下落。
窗口吹进来一片枯叶，是一种不知名的小叶子，掉在我浴池边缘上。我看着它，读着它的脉络，呼吸着事物无常的特殊警告，它使我们恐惧，但是如果没有它，则世间就没有美的事物。这真奇妙，美丽和死亡、快乐和逝去是如何彼此相成相克啊！我非常清楚地感到身体周围的感性实体，而在我内里自然与精神的界限分明。就如花儿易凋而美丽，金子常在而乏味，自然界所有的生命运动都无常而美丽，常在而乏味的是精神。此刻，我拒绝它，我完全不把精神看为永恒的生命，而看为永恒的死亡，是僵化的、不能结果的、不成形的，只有当它放弃了不朽，它才能够赢得形状和生命。只有当金子变为花朵，精神变为肉体、变为灵魂，它们才能够获得生命。不，在这不温不火的清晨时刻，在沙漏和枯叶之间，我不想同精神打交道，我要的是无常，我想做孩子和花。
在热水中躺了半小时，当出水的时刻到来，我就知道自己是如何脆弱了。按铃叫管理员，他来了，为我摆好一条热透的浴巾。现在要从水中站起来，这时，那种易逝的、虚弱的感觉渗透了我的四肢，温泉浴会把人弄得很疲惫，当我在水中浸了半小时或四十分钟之后，腿脚手臂就都不听使唤了。爬出浴池，把浴巾披在肩上，想要使劲搓一搓，也想好好运动几下子，让自己精神起来，可是我做不到，我跌坐在椅子上，觉得有两百岁那么老，过了许久许久才下得了决心站起来，穿上内衣，披上睡袍，走回去。
我膝盖酸软无力，慢慢经过安静的拱顶地窖向着硫黄泉源走去，浴间门后偶有水声潺潺，硫黄泉在玻璃罩下石子之间喷涌沸腾。关于这泉水有个费人猜疑的故事。它的石砌池子边缘上总是放着两个给浴客用的玻璃杯，故事就从这儿开始，那两个杯子总是不见踪影，每个又干又渴的温泉浴客走到泉源时，都会发现杯子又失踪了。只要他浴后还摇得动头的话，他就摇摇头，叫来服务员，来的人有时是门房，有时是堂倌，有时是打扫房间的女孩或者浴池女服务员，有时则是管电梯的男孩，他们也都会摇头，大家都不知道那捉摸不定的杯子又上哪儿去了。很快新的杯子拿来了，客人喝了水，把杯子放在石头上就走了，如果两个钟头后他回来又想喝水的话，杯子肯定又失踪了。这事给旅馆员工增加不少工作，使他们烦透了，他们每人对杯子失踪的事都各有说法，不过都没有什么说服力。比如电梯工就认为是客人把杯子拿走的，好像每天打扫房间的女孩不会发现似的。总之，事情没个解释，我一个人就有近十次需要人拿杯子。我们的旅馆住了大约八十个客人，都是一些正派人，年岁比较大，患有痛风或风湿，大概不至于偷杯子，所以我设想，拿走杯子的要么是个病态收藏者，要么并非人类，而是温泉精或者龙呀什么的，他也许是为了惩罚人对温泉的掳掠而拿走杯子，说不定哪一天有个在圆拱地窖里迷路的幸运儿会撞上一个秘密洞口，发现洞里的玻璃杯堆成山，因为根据我的估计，一年少算也得有两千个杯子跑到那儿去了。
就在这个泉眼我接了一杯浓热的水高兴地喝起来，多数时候我会重又坐下。想再站起来就难了，好不容易站起来后，就拖着步子走向电梯，心里很满意，觉得尽了义务之后可以好好休息真是舒服，因为泡了浴、喝了水我就完成一日中两项最重要的规定了。不过，这时时辰还早，最多不过七八点，离中午还有好几小时，如果有一种魔术能把清晨换成夜晚，那么让我拿什么去换我都愿意。
此刻，疗养规则可帮了忙，它规定浴后上床，这正合我意，不过，这时旅馆的活动早就开始，走道在打扫卫生的小姑娘和送早餐的女工急促的脚步下嘎嘎作响，房门快速打开又关上。睡觉或许能睡上几分钟，更久就不可能了，因为还没有发明出真能够保护失眠者那总是警惕着的敏感耳朵的隔音机。
不过这也无妨，再次躺下，再次闭目，还无须想早上该做的那些一点意思也没有的事：穿衣、刮胡、打领带、打招呼、读来信、决定去做一件事、再次纳入生活的轨道中，这还是叫人感到舒服的。
这时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房客笑、骂、漱口，听着过道小铃连续尖叫以及旅馆工作人员急步小跑，不一会儿就清楚，再拖延下去已没有意义。好吧！该起就起吧。我起床，我漱洗，为了能够穿上衣服和鞋子我展开一系列复杂动作，把自己硬挤进衬衫领子里，将怀表塞入西装背心口袋中，再用眼镜装扮自己，我以囚犯的心情做这一切，几十年来跟着成规这么做，知道一辈子得这么做，不会有完毕的时候。
九点钟时我这脸色苍白不发一声的客人出现在餐厅，坐到我那小圆桌旁，无声地对为我端来咖啡的漂亮、欢乐的小姑娘打招呼，拿个小面包涂上黄油，又拿个放入口袋里，打开放在桌上的几封信，把早餐塞进嘴里，信件塞进外衣口袋，看见走廊上一个疗养客无聊无赖地站在那儿，他想找我聊聊天，老远地笑迎着我，并且已经开始说起话了，说的还是法语，我速战速决，很快地从他面前走过，一面低声喃喃地说声“对不起”，一面冲到街上去。
现在在花园里或者在林子里，我终于能够与世隔绝地过一个上午。运气好的时候能够工作，这时我坐在公园的椅子上，背对阳光和人，写下夜里所思所想而此时脑子里还有印象的一些东西。多数时候我散步，很高兴口袋里装着半个小面包，把面包捏碎去喂麻雀和荏雀是我晨间最大的乐趣（这个用语有些过于强烈）。这时我绝不去想，离这儿几英里外的德国，即使是富裕人家，餐桌上也没有这种白面包，成千的人根本就连面包也没有。这一想法很容易出现，我总是设法挡住，不让它进入我意识中，这种防卫常是很吃力的。
在风雨中或在阳光下，工作或散步，最终我好歹打发了上午的时间。接着而来的是一日的高潮：午餐。我绝非饕餮之辈，并且总算是个能识得精神生活和苦修制欲之乐的人，但是即使对我而言，午餐时刻也是隆重而要紧的。这一点有赖我们仔细考察。
在前言中我提到过，上了岁数的风湿病人和痛风病人有他们特殊的心理状态和思考方式，其中之一就是明白不可能直线式地去看待世事，懂得，且能敬重二律背反的道理，知道反面和矛盾的必要性。巴登的疗养生活正好将某些矛盾以极强烈的方式表现得淋漓尽致，但却不触及其深层的哲学基础。在这儿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这类比喻，举个最普通的例子，比如说那许多无处不在的椅子：它们邀约所有非常容易疲乏、腿脚不听使唤的疗养客坐下休息，客人也很乐于应请。不到一分钟，他就又惊骇地挣扎而起，因为有良好意愿的椅子设计者同时也是个有深度的哲学家、讽刺者，他把椅面设计为铁质的，坐骨神经痛的人一坐上去，会立刻感到他病体最敏感的部位受到一股致命寒流的侵袭，直觉告诉他，必须立刻逃离此处。就这样，椅子提醒他，他多么需要休息，一分钟之后，又清楚地告诉他，生命在于运动，发锈的关节更需要的是锻炼而不是休息。
这样的例子很多，然而总是活动在正反两端之间的巴登精神，中午和晚上在餐厅里的表现是最出色的。几十个病人坐在那儿，个个有坐骨神经痛或痛风，来这儿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疗养除去病痛。任何一种简单直接的、初级的清教徒智慧，靠着简单的化学和生理学知识，给这些病人开出的方子，除了温泉浴，最重要的一定是斯巴达式的简单、无肉、无酒、无刺激的食物，有可能的话甚至禁食。巴登人的想法可不这么年幼、这么简单和片面，几百年来，巴登除了温泉，也还因着丰盛精美的烹饪而著名。事实上，全国各地没有几个地方，也没有几家饭店，能够提供巴登提供给痛风病人吃的那么美味、那么丰盛的佳肴。最香的火腿浇上德扎来酒，最嫩的煎猪排浇上波尔多酒，在汤和烤肉之间上一道清炖鳟鱼，以肉为主的主菜后面是绝妙的蛋糕、布丁、奶油。
以前有不少作家想解释巴登的这种特点。要了解这儿高超的饮食文化并且赞同它并不难，巴登有上千疗养客，每个人每天两次称赞着这儿的饮食，但要解释这种情况就比较困难了，因为它的成因相当复杂。以下我想介绍最主要的几点，不过，我首先要坚决反对那些经常听到的纯理性的论证。比如，巴登的有损疗养客真正利益的美食文化是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缘于疗养地各旅馆的竞争，因为巴登自古本以美食著称，在这一点上各旅馆的业主至少不愿居他人之后。这一论点很有市场，但它避而不谈问题，却把巴登美食真正的起源归之于过去和传统，它就经不起推敲。最不能使人满意的是那种荒谬的说法，认为出现美食是店主为利所驱的结果，好像会有旅馆老板愿意让肉店、面包店、点心店尽量多赚钱似的，并且还是在巴登这种地方，这儿每一家旅馆的地窖里几百年来都流淌着矿泉，这是一块磁铁，对客人有极大的、永不衰竭的吸引力。
不，我们得好好深入挖掘才能为这种现象找出一种理论。这奥秘不在于传统也不在于店老板的善于心计，而是深深地存在于宇宙架构的根基里，它是永恒的、人注定要接受的二律背反的道理。如果巴登的菜肴量少质差的话，那么老板们可以省下三分之一的费用而仍然会顾客盈门，因为他们的客人不是被美味吸引来，而是被他们自己的坐骨神经驱赶来的。不过让我们试试假设，来巴登的客人都过得非常理智，不但以温泉对抗尿酸和血管硬化，还加上禁酒禁食，结果会是怎么样呢？疗养客会健康起来，不久，全国就没有坐骨神经痛了，而它却和自然界一切形式一样，有存在和历久的权利。到时温泉可以不要了，旅馆也该歇业坍毁了。就算我们不在乎后一种损失或者我们能替之以他物，但宇宙计划中的痛风和坐骨神经痛消失了、温泉白流了，是不能改善世界的，而且情况恰恰相反。
除了这有神学倾向的论证之外，我还要举出心理学上的根据。我们温泉疗养客谁愿意在忍受泡浴、按摩以及忧虑、无聊之外还忍受禁食和苦修呢？不，我们情愿病只医治好一半而生活得好些、有趣些，我们不是年轻人，不会对自己和别人提出绝对的要求，我们上了点年纪，深深纠缠在生活种种条件的束缚中，习惯于把五当单数看。另外，让我们好好想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每个人经过了一次理想的疗养而完全康复并且变得长生不老，这是对的、该追求的吗？如果我们认真回答这个棘手的问题，我们的答案是：不，不。我们不想完全康复，我们不想永生。
诚然，就我们每个来说，我们也许更容易说：是的。如果我，疗养客作家黑塞，被问到，是否同意作家黑塞免去病痛和死亡，是否认为他的长生不老是好事，是值得企盼的，是必须的。那么我，有着文人天生的虚荣，起先大概会回答：是的。但是，一旦问题涉及到的是别人，比如疗养客米勒、坐骨神经病患者勒格兰德或64号房的荷兰人，那么我会很快地说：不。是的，不，我们这些年纪已大也不怎么好看的人，即使未患痛风，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永远活下去。那样将是很不幸、很无聊、很可厌。不，我们心甘情愿死，在以后。不过现在我们在令人疲乏的温泉浴之后、在费力地打发掉上午的时间之后，宁愿过得好一点，在餐桌上啃鸡翅膀，吃鲜美的鱼，喝红葡萄酒。我们就是这样，胆怯、虚弱、好享受，年老而自私。这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而因为我们的灵魂，逐渐衰老的风湿病人的灵魂，也就是巴登的灵魂，我们认为，从这方面看来，巴登的饮食传统是合理的。
现在有足够的根据为之辩护了吧？还需要提供更多的理由吗？理由还有上百条。让我指出一条，非常简单的一条：矿泉浴十分“耗”人，浴后人很饿。因为我不只是疗养客和食客，我也尝过禁食的乐趣，所以在这三个星期中跟着吃喝，良心并没有什么不安，虽然这于我的新陈代谢有害，而且穷困世界就在眼皮底下。
我离题远了。让我们回到一日作息的本题来吧！我坐上餐桌吃午餐，看着鱼呀、烤肉呀、水果呀一道道地上，在等菜的空隙我思虑重重久久地看着大厅女孩们的腿，她们一律穿着黑袜子，我也思虑重重地，但不那么久地看着餐厅男领班的腿，我们所有病人都认为他的腿是可贵的一瞥，是我们的慰藉。这位服务员，一位叫人很舒服的先生，曾经患过严重的风湿病，到了不能行走的地步，后来在巴登经过疗养而完全治愈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事，他自己也对好些人讲过。所以我们总是羡慕地看着他的腿。年轻女服务员的腿则不必疗养，天生就是那么纤巧灵活，这就使我更加钦羡了。
因为我独住一房，所以用餐时是我稍能认识其他疗养客的惟一机会。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只同几个人说过话，不过，我看着他们坐在那儿，看着他们吃东西，能从中得知一些端倪。我的邻屋，那个每日早晚好几个小时吵得我无法睡觉的荷兰人，现在在餐桌上低声细语地同他的夫人说话，如果不知道他是64号房客，我简直就听不出那会是他的声音。啊！你这温柔的男孩。
在我们这午间剧中，有几个轮廓特别绝对、角色特别鲜明的人很能使我得着点乐趣。有个荷兰来的女巨人，高两米以上，很有些重量，她的形象庄严，无愧于扮演疗养地的侯爵夫人。她的模样真壮观，可惜走路不怎么样，每当她撑着一根纤细的、像游戏用的、时刻都会断的手杖进来时，看起来是那么风骚、那么危险，叫人紧张。不过，那手杖也有可能是铁制的。
还有一位极端严肃的先生，我打赌，他至少位居国务委员，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道德家、爱国主义者，下眼睑有点红，像忠诚的伯恩哈特狗的眼睑那样下坠着，脖子粗而硬，能经受住任何击打，额头布满皱纹，钱包里装满来源合法的钱，一张张数得很清楚，心怀无可挑剔的、高尚的，然而偏执、不宽容的理想。有一天夜里我做了个可怕的梦，梦见这人是我的父亲，我站在他面前为自己辩护，他指责我第一我缺少爱国心，第二我赌钱输了五十瑞士法郎，第三我引诱了一个女孩。经过那个几乎致我于死地的梦境后，第二天我十分渴望见到那位在梦中使我战栗不已的先生本人。我以为看到他我就会好起来，因为我们总是以为现实远远没有噩梦来得可怕，那个人说不定会笑着跟我点点头，或者跟大厅的女孩开个玩笑，要不，至少他的真人会改变我梦中那个扭曲的形象。然而，中午见到那位严肃的先生时，他既没有微笑也没有同我点头打招呼，他一脸阴沉地坐在他的红葡萄酒前面，他额头和脖子上的每一条皱纹都不容置疑显示出道德和决心，我怕极了，晚上只有祈祷，愿梦里不必再见到他。
相反地，克瑟林先生是多么温雅可亲，多么有风度，他正当盛年，我不知道他从事什么工作，但他肯定是个小贵族，他平滑的额头上飘扬着似丝的淡黄头发，脸颊上欢畅的酒窝温柔迷人，浅蓝色的眼睛热情而醉人，诗意的手轻柔地划过高雅的彩色背心。在这样的心胸中不可能有虚伪，不可能有任何不高尚的感情使得这高尚失去光彩。他像雷诺画中的女孩子从头到脚惹人怜爱，年轻时的克瑟林大概参与了丘比特的无赖游戏，这温雅可爱的人。可是，有一次当这可爱的男子黄昏时刻在吸烟室里给我看一些袖珍黄色画片时，我真有说不出的惊骇与失望。
在这大厅中我所见到的最有意思、最好看的客人今天没有来，我只见过他一次，那天晚上他在我的小圆桌和我对面坐着，他有一对欢乐的褐色眼睛，一双细长灵巧的手，在病人中间显得鹤立鸡群，光彩照人。亲爱的，再来吧，与我同享美餐，同饮美酒，让我们的童话和笑声使这大厅明亮活泼起来！
我们疗养客总要相互检阅一番，就像人们在清爽的夏日总要相互打量一番一样，不过穿着的时髦和雅致不是我们关注的所在。我们关注的是病友的状况，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见到自己，如果今天6号房的老先生感觉不错，能够独自从门口走到餐桌，我们大家都会感到高兴，如果我们听说福鲁瑞夫人今天起不了床，大家就会难受地摇摇头。
在好好地吃了一小时午餐并且互相观察了一番之后，大家很不情愿地离开这舒适的大厅。对我来说，一天中比较好过的部分开始了。好天气的日子里，我带着笔记本和铅笔，再带上一本·保罗的书，到旅馆花园隐蔽的一角找我放在那儿的躺椅。三四点的时候多半有“治疗”，也就是说，我得到大夫那儿去，让几位女助手用最新方法为我治疗。她们让我坐在石英灯下，为了能够尽量利用这神灯的能量，我把身体最需要它的部分尽量靠近灯，结果有好几回烫伤了。另外，大夫勤快的女同事为我作透热治疗，她将包着电极的小垫子绑在我手腕上，通上电，颈部和背部也放上了小垫子。而我除了太烫时大叫之外，什么也不必做。做治疗时大夫可能进来，我可能与他聊天，虽然这希望十有九回落空了，但可能性总是存在，这就使得治疗多了些诱人之处。
我决定散个小步，走过疗养地公园时，见到许多人进去，就知道上面大厅里一定又有音乐会了，这儿经常举办各种音乐会，但我一次也没有去过。于是我也走了进去，只见大厅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听众，这是第一次遇见此地疗养一族的群体。几百个难兄难妹坐在椅子上，有的面前摆着咖啡或茶水，有的手上拿着书或织着毛线袜，他们在听远处于大厅一角的几位音乐人的演奏，他们演奏得很起劲。我久久站在门口看着，听着，因为厅里没有位子了。我看着乐队表演，他们奏的多半是些不知名作曲家的复杂曲子，我对这整个安排没有什么好印象，倒不是因为演奏的质量不佳，其实他们很精于自己的行当，正是因此，我愿他们演奏真正的音乐，而不演奏这些杂七杂八凑在一起的玩意儿。可是，事实上这也不是我真想要的。如果他们演奏的不是《卡门》中比较有消遣性的段落，而是舒伯特的四重奏或亨德尔的二部合奏，我可能觉得好一些。不，天啊，那会更糟，这种事我曾经在类似的情况下被迫经历过。当时厅里人不多，咖啡厅乐队第一提琴手演奏着巴赫的慢步舞曲，在他演奏的时候我的耳朵同时能听到其他几种声音：两位先生付账时让女招待在桌上数钢镚儿，一位态度强硬的女士在存放处强烈要求取她的伞，一个可爱的四岁男孩叽叽喳喳地使一桌人高兴，此外，酒瓶酒杯茶匙杯子也不甘寂寞，还有一位眼神不济的老妇把一碟点心碰掉下桌，自己给唬了一跳。这些事每一件单独来看都很自然，值得我同情、注意，但是，这么多同时逼将过来我心理上却应付不了。而这该由音乐负责，惟一扰人的是巴赫的慢步舞曲。不，我很尊重疗养大厅的乐手，但是对我而言，这种演奏会缺少一种最主要的东西：意义。让几个好乐手从著名歌剧中抽出几段来演奏，就因为有两百个人感到无聊，不知道如何打发下午的时间，在我看来，这并非充分的理由。这儿的音乐会所缺少的是心，是最内在的东西：紧绷的灵魂等待着艺术来解救的活生生的需要，一种必要性。不过，至少不久之后我就发现，这些毫无活力的听众也并非是完全一致的群体，他们是由许多不同的个体灵魂组成的，而其中之一对音乐的反应极其灵敏。在大厅最前面靠近演坛处坐着一位热情的音乐之友，他留着黑胡子，戴着金边夹鼻眼镜，靠着椅背，闭着眼睛，整个人沉醉在音乐中，头跟着节拍晃动，每当一曲终了之时，他就唬一跳，于是睁开眼睛，先于众人大鼓其掌，鼓掌嫌不够，还站起来，走近演坛，从后面扯扯乐队长，在众人不断的掌声中热情地当面赞赏他。
站久了有些累，加上对这表演的兴趣不如对那位极端心醉的胡子先生的兴趣大，所以在演奏会第二次休息时我打算离开，这时，我听到另一间房里有声音，问了身边的一位病友，才知道那是赌场。我心中大喜，急忙过去。果真是赌场，房间角落里摆着棕树和一些圆形丝绒坐椅，好些人在一张很大的绿桌上推轮盘。我轻轻走了过去，桌子周围有好多人围观，我从他们肩头望过去，也还能看到一些赌博的情形。最引我注意的是庄家，那是一位未留胡子身穿燕尾服的先生，头发是棕色的，看不出年龄多大，他的脸色凝重，他的技巧高超，只用一只手，借助一根特殊的有弹性的弯柄棍或钩子，就能在桌上迅速地把赌注从一处拨往任意一处。他使用那根钱钩子就像灵巧熟练的渔翁使用英国制的金属渔杆，此外他还有办法把银币从空中扔到他想要的任何一格下注的地方去。这些动作的节奏和管轮盘的年轻助手的吆喝声相呼应，但他那没有什么生气的棕色头发下剃得很光的红红的脸始终镇定自如。我久久看着他，看他一动不动坐在一张特制的倾斜的椅子上，毫无表情的脸上只有眼睛快速地转着，毫不费力地用左手抛出赌注，又用右手的钩将赢的钱迅速钩回推往一角。他的面前是一摞摞大小不同的银币。他的助手不断扔出球，球滚进轮盘某个数字洞里，助手就不断地喊出那个数字，招徕赌客下注，他又不断报出，哪一格已有人下注了，还警告似的喊道：“停止下注！”这位严肃的先生在桌上不断的玩着、工作着。我以前在世界许多地方也见过赌场，见过类似的棕树和坐椅、同样的绿桌子和滚动的球，那还是传奇似的战前时代，那也是我旅行和漫游的年代，那时就想起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美丽郁闷的赌徒故事，后来我的注意力就转向他处了。不过，仔细看看，这儿这位穿着燕尾服的先生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他的自娱而已。他扔出他的银币下注，把这些钱从五推到七，从双数推到单数，赢了他付款，输了他把钱收回。没有观众下注，观众都是来疗养的人，多半来自农业地区，他们和我一样，饶有兴趣又惊羡万分的关注这哲学家的动作，仔细地听着他的助手冰冷的法语吆喝声。我出于同情，挤到桌子一角，将两个瑞郎放上去，这时有五十只睁大的眼睛紧张地盯着我，我十分难为情，等不及看我的瑞郎消失在钩下便落荒而逃。
今天我又在街上的商店橱窗前流连了几分钟。疗养地有好些个商店，疗养客在这儿买他们自以为不可或缺的东西，诸如明信片，青铜制的狮子、蜥蜴，用名人雕像做的烟灰缸（如此一来，顾客就可以例如因为好玩而每天把点燃的香烟插入瓦格纳的眼睛）以及许多我不敢妄加描写的物品，因为虽然观察了很久，我始终弄不清那是些什么东西、有什么用处；有些看来好像是原始民族的祭祀用品，不过我也可能猜错，所有这些使我感到哀伤，它们明明白白告诉我，无论我多么想要合群，却仍然活在市民圈子和现实世界之外，对他们我什么也不知道，永远也不会真的了解他们，就像我虽然努力写作却永远无法让他们懂得我一样。当我看这橱窗里摆着的不是日常用品，而是所谓的礼品、奢侈品、恶作剧玩具时，这世界使我感到陌生，这陌生使我害怕，一百种东西中，其用途、意义、用法我稍能猜到一点的有二三十种，而其中没有一样是我会想到要买的。那些东西到底怎么用，你得猜上好半天：这是插在帽子上还是插入口袋里抑或插进啤酒杯用的？那是一种纸牌吗？有一些画、一些刻的字、外汇复制品、一些名言，它们的出处我一无所知，还有一些我熟知其意义而且崇拜的象征性东西被弄得不像样。比如把佛像或中国神像刻在女式阳伞的把手上，这种事令我猜不透，觉得生疏而痛苦，甚至感到毛骨悚然，这不像是故意的亵渎圣物，是什么样的想像力、什么样的需要和心态使得生产者去制造、使得顾客去购买这种疯狂的东西呢，这是我真的渴望知道却绝对无从得知的。另有些事也是我不理解的，比如下午五点坐在时尚咖啡屋里！有钱人喜欢吃加上奶油的昂贵精致糕点，喝咖啡、茶、可可，这我完全理解。但是为什么自由而精神健全的人在享用这些东西的同时，要让自己受这样的罪，让过分讨好人的甜蜜音乐扑面而来，极端不舒服、不自在也不高雅地坐在狭窄且人满为患的屋里，屋里还琳琅满目地挂满毫无必要的饰品，更为甚者，为什么人们不但不觉得这是干扰、不觉得不舒服、不觉得格格不入，反而乐于来到这儿，其缘由我将永不得知，只好归咎于我自己的轻微精神分裂状态。不过，这种事总是让我一再担心。一些同样衣着时髦生活富有的人，坐在这种咖啡馆里，被甜甜的音乐阻碍了思考、交流，几乎也阻碍了呼吸，他们坐在庞大的奢侈之中，被大理石、银器、地毯、大镜子包围着，同是这些人，晚上听着关于日本简朴高尚的生活方式的报告时据说听得很入迷，他们家中藏有印刷和装帧都精美的僧侣传奇和佛经。我真的并不要做虔诚的人或者做说教者，我甚至也能参与一些疯狂危险的不道德行径，我会为人们得着乐趣而高兴，因为同有乐趣的人在一起比较舒服，但这些人得着乐趣了吗？这些大理石、奶油、音乐真的能带来快乐吗？当这些人面前摆着服务生端来的精致甜点的时候，他们不是正看着报纸，读着许多关于饥荒、暴动、枪战、死刑的消息吗？在豪华咖啡馆的大玻璃窗背后不是有个充满血腥、贫穷、绝望，充满疯狂、自杀，充满恐惧不安的世界吗？自然，我也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不对，上帝的旨意就是这样。但我对此所知的，只不过像人们对九九乘法所知那样。并非确切知道。事实上，我觉得这些事疯狂可怕，一点也不对，也非神之所愿。
我满怀忧虑地走向那些挂着风景明信片的商店，我非常熟悉这些店，可以说，我对巴登风景明信片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主要是为了通过了解巴登疗养客的需要更好地去了解他们以及他们的心灵。有许多漂亮的明信片是老巴登风景画的复制品，也有画着温泉浴场的古油画和铜版画的复制品，从这些画上可以看出，几百年前的巴登比之今日虽然不那么严肃高雅，也许也不那么讲究卫生，但当时人们的生活和温泉浴肯定比现在有趣。这些老画片，还有画上的钟楼尖塔、三角形山墙和各种民族服装引人发思古之幽情，虽然我们不会愿意生活在那个时代。这些街市和温泉景象，无论是17还是18世纪的，都散发出这种画固有的淡淡忧伤，因为画上的一切都显得美丽，人和自然和平相处，房屋和树木之间并无战争。从赤杨树到牧女的衣服，从冠有塔顶的城门到小桥和喷泉，一直到在圆柱旁撒尿的小鸡似乎都被美丽包围着，是个统一体。我们在某些画上可以见到滑稽可笑的、愚蠢的、炫耀的场景，但见不到丑恶和叫骂；房子一家连着一家，像站在杆上的一排鸟儿，而现在城市里的房子，一栋对着另一栋喊叫，互相竞争，互相排挤。
于是，我想起有一次和情人参加化妆晚会，大家都穿上莫扎特时代的衣服，忽然之间她眼含泪珠，当我吃惊地问她为什么时，她说：“为什么现在什么都变得那么丑？”那时我是这样安慰她的，我说，我们的生活并没有变差，而是更自由、更富裕、空间更大了，而从前的人漂亮的假发套下藏着虱子，在四面镶镜的华丽厅堂和烛台的背后是受饥寒被压迫的民族，我们对从前只保存了最美好的，只记得它的光明的一面，这是好事。不过，人们并不总是那么理智地看待事物。
让我们回到明信片上吧！这地方有一种明信片很特别，相当有创意。这儿是老百姓称之为甜菜国的地区，他们有各种系列的明信片，把百姓的日常生活，比如学校、军队、家庭远足、厮打等等场面画在上面，而画上的人都画成甜菜的样子。我们可以见到甜菜情侣、甜菜决斗、甜菜会议。大家都很喜欢这种明信片，这也无可厚非，可是我就偏偏对它们毫无兴趣。除了历史画和甜菜画之外，还有一种爱情画，这一类画片也是比较多的。我们会以为在这方面较能够有所作为，以为这一类画能使得死气沉沉的橱窗摆设变得生机盎然多彩多姿充满活力。可是我不得不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愿望。恰恰是爱情生活在这图画世界中受到忽视，我真的相当惊讶。这类画片大约有一百种，它们共同的特征就是一种可怜可叹的无邪与贞洁，在这方面我也无法适应一般的欣赏品。这儿的画既不表现热烈纯粹的情爱，又缺乏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诗意，它们全都沾着一种甜蜜羞涩的情调，所有的情人都刻意打扮得漂亮时髦，新郎多数穿大礼服，戴高帽子，手里还拿着鲜花，有的画上月亮高照，画的底下还配有诗，比如：你高洁的，月光闪烁从你蓝色的眸子里我见幸福向我招手
许多诗看来很差，可是比起所配的画，那简直可称经典了。画面上女孩的头显然借自美容院的蜡像模特儿，她端坐在树下一张椅子上，一位青年男士站在她面前，不知道他正在戴还是在脱他的小羊皮手套。
今天我也在画片前站了一会儿，感到它们了无生气实在无聊，产生一种热切的愿望，想远离这些原本该保护的音乐会、赌徒、正经的新郎新娘、甜菜画片，于是我闭上眼睛，求神解救，因为我知道我已因深深的失望和厌恶而濒临爆发的边缘，每当我满怀意愿真心想要摆脱我那隐士生活和特殊行径，想参与多数人的喜怒哀乐时，这种对生活的厌恶就发作。我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神真的帮助了我。我刚闭上眼把意念从疗养和甜菜世界转移开，渴望听见来自其他领域的问候，听到我所熟悉和信任的声音，就想出了解救的办法。我们旅馆有一个偏僻而鲜为人知的角落，为人敦厚的店主在那儿养了两只小黄鼠狼，笼子很宽，相当人道。我忽然非常想看看这两只黄鼠狼，于是不顾一切跑回旅馆，跑到黄鼠狼的笼子前。一看到它们，我就好起来了，这正是我在这危急时刻所需要的。这两只高贵漂亮的动物像孩童般无猜和好奇，很容易就被我引出窝，它们似陶醉于自己的活力和轻快敏捷，在宽阔的笼子里大步跳跃跑动，时而停在我面前，粉红色的嘴急促地呼吸着，热乎乎的润湿鼻息呼在我手上。我无需更多。看着这清澈的眼睛、这上帝设计的美丽的皮毛杰作，感觉它们活生生热乎乎的呼吸，闻着它们强烈的野生动物的气味，这就足够使我放心地相信，所有的行星和恒星、所有的棕榈树林和流经原始森林的河流都还完好无损。黄鼠狼给予我的保证，浮云和绿叶也同样能给，但是，那时我正需要这更为强有力的证明。
黄鼠狼比明信片、比音乐会、比赌场更加有力量。只要还存在黄鼠狼、存在原始世界的气味、存在本能和天然，那么对诗人而言，世界就还是个能够生存的地方，美丽而极有希望。我松了一口气，感到梦魇在消失，对自己取笑了一番，笑够了拿一块糖给黄鼠狼吃，接着轻松地向外走去。这时已是黄昏时刻，夕阳尚未完全下山，金黄的云朵伴着蓝天，照射在我的困惑之谷上面，那么明亮、那么无诈，我微笑了，知道好时刻已降临。我想着我的情人，把玩着脑海里的诗句，感受到音乐，感受到幸福和虔诚布满世间，心中充满敬畏，我扔掉了白天的重担，像鸟儿、蝴蝶、鱼儿和云朵般跳入一个欢乐、童真犹存的世界。
这一天晚上，我很晚才回旅馆，我的坐骨神经病哲学全散架了。我快乐而疲乏，哼着歌回来，真好，睡眠也不逃避我，这羞怯的小鸟来了，它对我很亲密，用它的蓝色翅膀把我带入天堂。荷兰佬
我长时间不愿动笔写这一章。现在到了非写不可的时候了。
十四天前，我谨慎周详地考虑过后选择了65号房，总的说来，没有选错。房间的浅色壁纸让人感到亲切，床放在墙凹入处，我很喜欢这房间别具一格的设计，房间光线很好，窗外可以望见河流和山坡上的葡萄园。另外，这房间位于整座房子的最高层，上面不会有人住，底下街上也不会传来什么嘈杂声。我选得不坏。当时我也打听了邻房客人的情况，所得信息颇能让人放心。一边住的是位老太太，从她房里从未传来什么动静。但是另一边，也就是64号房，住的却是那个荷兰人！经过十二个可怕的日日夜夜，这位老兄对我变得非常重要，对我而言，他成了一位神话式的人物、一位邪神、一个妖魔鬼怪，直到几天前我才把他降服。
凡是见过他的人，谁也不会相信我说的话。这位来自荷兰的先生，这位这么多天以来白天妨碍我工作，夜晚阻止我睡眠的老兄，既非迷乱的嗜酒恋战之徒，也非狂热的音乐家，既不在人家意料不到的时间里醉醺醺地回来，也不殴打或辱骂妻子，他不吹口哨不唱歌，甚至不打鼾，至少打鼾的声音不大，不至于吵到我。他是个循规蹈矩的正经人，已不年轻，生活规律得似钟表，没有什么特殊的不良习惯。这位理想的市民怎可能使我吃尽苦头呢？
不幸这是事实。导致我不幸的主要原因是这两点：在64号和65号房之间有一扇门，虽然这门闩上了，前面还摆了一张桌子，但它一点儿也不封闭。这是其一，这件事是无法改变的。另一件更为可怕的事是：这位荷兰老兄有位夫人。她也是合法的既成事实。此外还有一件超乎寻常的倒霉事，我的邻居恰恰跟我一样，大部分时间留在房里，旅馆的客人很少是这样的。
如果我也带着太太，或者我是个音乐教师，或者我有一架钢琴、一把提琴、一只号角、一门大炮或大鼓，那么我还可能有希望战胜我那位荷兰邻人。但现在情况却是如此：这对荷兰夫妇一天二十四小时里听不见我一丁点声音，我对待他们就如人家对待国王或重病者一样，给他们以绝对的安静，这是天下无双的好待遇，而他们如何回报这种善行呢？他们每天赐我六小时的禁扰时间，就是当他们从夜晚十二点到清晨六点睡觉时。这时间用来工作、睡觉、祷告或沉思可以随我便。对剩下的十八小时我则无权使用，这时间不属于我，这每日的十八小时从某种意义上说只存在于64号房。在这十八小时中64号的房客聊天，说笑，梳洗，接待访客。我必须承认，他们不玩枪械、不奏音乐也不殴斗。但他们也不思考、不读书、不默想。那儿总是在谈天说地，常有四五个人在一起，而晚上夫妇二人聊天要聊到十一点半。接着是收拾杯子的叮当声、刷牙声、拖椅子声以及漱喉的咯咯声。再来就是床的响声，接着是寂静（这又是该当赞许的），这寂静一直持续到清晨六点钟，这时夫妻中不知道谁起床了，地板跟着就振动起来，他进了洗手间，一会儿就出来，而我泡温泉的时间也到了，等我回到房里，隔壁房的聊天、杂声、笑声、拉椅子声，等等等等，不到午夜就停不下来。
如果我像别人一样理智、正常的话，我会很容易适应这种情况。因为既然两人比一人强大，我会让步，我会像多数疗养客那样，离开房间，到别处打发我的时间，图书室、抽烟室、走廊、大厅、饭厅都是可以逗留的地方，而夜里我也会睡我的大觉。可是我有如魔鬼缠身，就是喜欢做那耗人精力令人疲惫的傻事，白天里花许多时间独自坐在书桌旁，费神地思考，费劲地写，而时常只是把写出的东西丢进字纸篓，夜里虽然渴望睡眠，可是我的入睡是一个复杂的进入朦胧的过程，需要好几小时的时间，再则，我的睡眠很轻、很脆弱，哈一口气就能把它吹得无影无踪。晚上十点、十一点时，即使我已困倦之极，几乎就快打盹了，但只要隔壁房荷兰人那儿还在欢聚，我就无法进入梦乡。我精疲力竭渴望着午夜的到来，等待着来自海牙的那人赐予我或许可以入睡的机会，这么一面等着一面听着还一面想着明天的工作，睡意就消失了，加上着急、生气，就更加睡不着了，所以往往搞得他们赐予的六小时快过去了，我才能稍微眯上一会儿。
难道我不清楚，要求那位荷兰佬让我多睡点觉是毫无道理的，难道我不明白，我睡不好觉、我对精神活动的爱好，全是我的过错而不是他的过错。然而我写下这巴登记事，不是为了埋怨别人，也不是为了替自己洗刷，而只是想记录下一些经历，就算这只是心理病人过分扭曲了的经历。至于另一个比较错综复杂的问题，那个令人畏惧、令人震撼的问题，即关于心理病人的存在依据、存在权利的问题，也就是在特定时代特定文化中，成为心理病人是不是比放弃一切理想而去适应时代潮流更值得尊敬，更高尚，更正确。这个令人生畏的问题，这个自尼采以来所有殊异的人物所提出的问题，我不打算在此讨论，我的其他著作涉及的原本就几乎全是这一题材。
如上所述，那位荷兰佬成了我的大问题。我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我想的写的都是单数，总说那个荷兰佬。其实那是一对夫妻，是两个人。或许因为我天生对妇女的怜爱使得我比较愿意对那位妻子网开一面，或许因为那位丈夫声音大步子重，真的比较扰人，总之，使我痛苦的不是“她”，而是“他”。我的敌对情绪自动避开妻子，我把丈夫神化为对立的敌人，个中缘故多少与深层心理的原始本能有关：那位荷兰人身强体壮，容光焕发，形象尊贵，钱囊鼓起，我这边缘人原就是与这种类型对立的。
此君大约四十三岁，中等个子，身材壮实，有点粗短，给人一种健康正常的印象。脸型和身材肥硕饱满，但还不到引人侧目的地步，他肥头大耳，加上一副耷下来的眼睑，整个头部安在短而直的脖子上，全身看起来就像是扛着一大块重物。这位荷兰人动作稳重举止无可挑剔，可惜他的健康和体重使他的动作和脚步又重又容易吵到人，这真是超过他的邻人之所愿。他的声音低沉，毫无抑扬顿挫，音调和强弱始终如一，平心而论，他看起来正经、可靠、令人放松安心、使人简直要对他产生好感。有点扰人的是他很容易得小感冒（顺便说一句，几乎所有温泉疗养客都有这种倾向），使得他常大声咳嗽和打喷嚏，从中也显示出他的重量和力度。
这位来自海牙的先生运气不佳，做了我的邻居，白天是我的敌人，威胁和破坏我的脑力劳动，夜间有部分时间也是我的敌人，破坏我的睡眠。我倒也并非每天都觉得他的存在对我是种惩罚和负担。曾有好几天，阳光灿烂天气暖和，我得以到户外工作，在旅馆花园里隐蔽的小丛林中，把夹子放在膝盖上，我写着，思考着，做着白日梦或心满意足地读着让·保罗的书。但有许多阴冷的雨天，我只能整天隔墙面对敌人，当我静静地全神贯注坐在桌旁做我的事时，隔壁房里荷兰老兄不停来回走动，往脸盆里加水，往痰盂里吐痰，重重地坐到沙发上去，和他的太太聊天说笑，还接待客人。这常是我十分痛苦的时刻。这时我最大的帮助就是工作。我并非工作狂，也得不了勤劳奖，但是，一旦脑子充满一种幻想或一连串想法并且被它们迷住时，一旦开始试图赋予这些想法一种形式时，那么我便十分执拗，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事比这事更重要了。这样的时刻里，即使整个荷兰在64号房举行庙会，对我也毫无影响，因为我沉浸在那寂寞而神奇又危险的耐心游戏之中，它把我牢牢套住，我紧握住笔跟着我的思路跑，在喷涌而来的联想中选择，非找出合适的词语不可。读者或许会觉得好笑，但对我们写作的人来说，写作永远是件令人痴迷、让人激动的事，像划着小舟飘在大海上，是一次穿越宇宙的孤独之旅。在三四个可用的字里选一个，与此同时耳朵里和感觉中必须把握住整个句子。在铸造句子、铺开结构、为架构上螺丝的同时，整章甚至整本书音调的抑扬和比例的匀称就会不知通过什么方式在你感觉之中，这真是一种激动人心的工作。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我只知绘画时精神也是如此紧张、如此集中。一种颜色的旁边配上另一种，配得对配得准确，这是容易的，这能够学会，然后可以随时应用。但是感觉之中要持续见着整幅画的各部分，连尚未画出的也要考虑到，要真正感觉到错综复杂的颤动中密密麻麻的网络，这可真有说不出的难，成功的次数屈指可数。
可见文学写作本身会强令精神集中，这种高度紧张的创作冲动使得一个人可以不受外界干扰和阻碍。一个人，如果只能有舒适的桌子、最好的光线、自己习惯用的笔墨和特殊的纸张等等才能写作，我总觉得可疑，谁都会找外在的方便和舒适，但若是没有条件，也还是能够应付的。就这样，我写作的时候，在我和64号房之间常能够出现距离感或隔离层，它保护着我，使我得以有一小时出活儿的时间。但只要我开始感到疲乏，隔壁的干扰就会特别显著，而经常缺乏睡眠，又大大增加我的疲乏。
睡眠的情况比工作差多了。我有一些心理学上关于失眠的理论，这我不打算在此说明。我只想说，这种临时性的对荷兰的免疫力，借助集中精神这种如虎添翼的力量而忘却64号房，对于工作总是有效，然而我的睡眠却没有这般好运。
失眠的人受煎熬的时间一长，就会像过分疲劳神经紧张的人那样，对自己也对身边环境产生排斥、痛恨，甚至于毁灭的情绪。而靠近我身边惟一的环境就是荷兰，所以在失眠的夜里，我心中堆聚起对荷兰的厌恶、恼怒、怨恨，这些情绪白天也消解不了，因为压力和干扰一直在继续着。每当我疲倦万分渴望安静，躺在床上却被那个荷兰佬弄得欲睡不能时，听着隔壁房里他饱足、坚定、结实的步子，听着他强壮有力的动作、元气充沛的声音，我就对他产生一种相当激烈的恨意。
不过我总算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这恨是多么愚蠢，我常能够嘲笑这种恨意，因而使它不那么尖锐。要命的是，这恨原非针对个人，我恨的是对我睡眠的干扰，恨的是我自己的神经衰弱，还有那不密封的门，然而一天下来这恨意会越来越不中立，越来越难以排遣，它会逐渐变得更愚蠢，更片面，更针对个人。最终，就算是我告诉自己，这不是这位荷兰人的过错，也没有什么用了。我就是痛恨他，并且不止在他真的使我厌烦的时候，也不止当他半夜里不顾别人大声谈笑重步走路的时候。我真的痛恨他，这是一种真正的、幼稚的、愚蠢的恨，是失意的做小生意的基督徒对犹太人的恨、共产党人对资本家的恨、那种愚蠢的毫无理性的恨，实际上出于懦弱或妒忌的恨，别人这么做时，我总感到遗憾，它破坏政治、生意、公众关系，我从不以为我会这样。我痛恨的不止是他的咳嗽、他的声音，而是他本身、他这个人，白天里随便在哪儿见到他，他都是一副兴高采烈、清白无辜的样子，这种相遇对我而言不啻于遇到一个大仇人、一个害群之马，这时，我的哲学最多也只就能使我忍住不发作。他光滑快乐的脸、重重的眼睑、厚而带笑的嘴唇、时髦西装背心底下的肚子，他的行动举止，这一切组成一个令我厌恶的整体，我最痛恨的是他那许多显示力量、健康和兴致的标志，他的笑、他的好情绪、他动作的能量，以及他眼神中高傲的淡漠，这都是他生理上和社会地位高人一等的标志。一个人日夜使用着别人的睡眠和气力，不停享用吞噬着邻居对人的顾虑、安静的举止以及忍让的态度而自己毫不知节制，日日夜夜随心所欲让房间和空气弥漫着声响和震颤，这样的人自然容易健康，不会有坏情绪，他自然容易表现出心满意足的样子。见鬼去吧荷兰佬！我隐约想起歌剧里那位漂泊的荷兰人，他不也是个可诅咒的魔鬼和害人精吗？我特别想起诗人穆尔塔图里所画的那些肥胖、懂得享乐、爱搜刮的荷兰人，他们把马来人吸个干净换来了财富和闲适舒服的生活。穆尔塔图里，好样的！
熟知我的思想和感情、我的信仰和想像的朋友们能够想像得出，这种毫无尊严的状况带给我多大的痛苦，这逃不掉又非我心所愿的对一个无辜者的恨该是如何折磨着我、干扰着我。使我痛苦的倒不是因为我的“敌人”的无辜，以及我感情上对他的不公平，更主要的是因为我自己行为的荒谬，因为我的实际行为和我的知识、信念、宗教之间存在深深的原则性的矛盾。我一直认为，世界是一个统一体，一个神手所造的统一体，一切磨难一切丑恶的存在，都是为了使我们感到，我们个人只是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必把“我”看得太重要，这是我的信念，对我而言没有其他想法比这更神圣。我一生经受过许多苦难，做过许多错事，自寻过许多无聊的烦恼，但我总是能够得到解脱，能够忘却自我、投入他事，能够感受统一的整体，能看出内与外、自我和世界的矛盾其实只是幻觉，于是心甘情愿闭着双眼进入整体之中。这对我从来不是桩容易的事，像我这么缺乏能力去接近神圣的人，世上少有，然而我仍然一回又一回地遇上那种基督徒称之为“恩赐”的奇迹，那种和解的、不再挣扎违抗的、真心乐意照做的神性经历，这也就是基督教的放弃自我，或印度的有关整体的理论。可是现在我再次处身整体之外，这个我是个单独的、受难的、厌恶他人、怀着敌意的我。这样的我不是独一无二的，别人也是这样，有许多的人一辈子在斗争，为力争自我与外界为敌，他们不知有关一体、爱、和谐的思想为何物，他们会觉得这些概念愚蠢可笑，现代人讲求实际的宗教正是以颂扬自我及其奋斗为内容的。可是只有质朴天真的人在这奋斗中会感觉良好，而得道者，以及经受磨难而后明鉴、经受磨难而后感觉细致的人，已没有可能在这种奋斗中得到幸福，他们只有在舍弃自我、经历一体时才可能感受幸福。啊，那些单纯的、能够爱自己恨仇敌的人有福了，那些永远不必怀疑自己的爱国者有福了，他们对自己国家的祸患和灾难一点儿也不必负责，过错自然都在于法国人或俄国人或犹太人，随便谁，反正一样，总是别人、总是“敌人”的错。或许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人真的由于他们那种原始宗教而感到幸福，或许他们在那个愚蠢或特别狡猾的不事思考的盔甲中果真活得轻松愉快令人称羡，虽然这也是很值得怀疑的，难道就没有一种共同的标准可以用以衡量我和那种人的喜怒哀乐？
这是我在一个难熬的长夜里所想到的。当时我躺在床上，是那位荷兰老兄的牺牲品，他在隔壁咳嗽、吐痰、来回走动，而我烦躁不安精疲力竭躺在那里，眼睛因看书太多（不看书我又能做什么呢？）而疲劳难当，我感觉到，必须马上停止这种状况、这种折磨、这种侮辱。我内心骤然升起清楚坚定的信心或决心，它如晨曦般清冷，“这苦得有个尽头，尽快想法解决。”当这念头清楚而坚定地呈现在我灵魂之前时，我脑海里最先出现的是每个神经衰弱的人特别痛苦时都会想到的办法。要走出这可悲的困境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不就是我自杀，要不就是同荷兰人去拼个你死我活，将他制服。（此时他又在那儿咳嗽以显示威力了。）这两种想像虽说有点幼稚，但都不错，能使人得到解脱。带着典型的自杀者幼稚的感情结束自己：“我断喉自杀，这是你们的报应。” 这想像不错。另一种想像也不坏，就是不动自己，而把荷兰人给干掉，战胜他粗暴的活力。
消灭自己或仇敌的幼稚幻想很快就用尽了。你可以在那里面沉浸片刻，可以暂时逃入愿望的虚幻之境，但它很快就凋零失色，魅力不再，因为在这迷宫漫游一会儿之后，这愿望就失去力量，而我也必须承认，这愿望只不过是片刻的精神兴奋，我并不真的希望把自己或者那荷兰佬消灭掉。只要离远一点儿就够了。我想使这距离形象化，于是起身开灯，拿起床头柜上的火车时刻表，不惜气力安排了一次完美的旅行，按照这安排，荷兰佬明晨一大早就动身，极快就回到家。这事使我得着一点儿乐趣，我看着他在阴郁可厌凉飕飕的清晨起床，看着也听着他最后一次在64号房梳洗、穿靴、砰一声关上门，看着他在寒冷中叫车去车站，随即起程。第二天早上八点到达巴塞和法国税关人员争吵，在我想像中他离得越远，我就越轻松。不过，我的想像力到了巴黎就停顿了，早在送他到达荷兰边境之前那图像就整个粉碎了。
这是游戏。敌人藏身于我心，他是无法以如此简单如此廉价的方式被克服的。要紧的并非对荷兰人的报复，而是取得一种宝贵的、正面的、符合我观点的对待他的态度。我的任务非常明确：我得停止对这位荷兰人的恨，我得爱他。这样一来，不管他吐痰或吵闹，我都有魔力保护而不至遭害。如果我真能做到去爱他，那么什么健康、活力对他都没有用了，只要他在我掌握中，他的形象就能纳入一体的思路中。对的！这目标值得去努力，好好运用这失眠之夜吧！
任务似乎容易，做起来却很难，我真的差不多用了整夜去完成它。我得使他变样，得改造他，把他从我仇视的对象、苦难的源泉铸造为我爱、我感兴趣、我关心的对象，视他为我的同胞。如果我做不到，如果我拿不出足够的热量使他溶解，好重新铸造，那么我死定了，那个荷兰佬会一直使我如鲠在喉，而我还将有许多日日夜夜得为此窒息。我要做的只是去实践“爱你的仇敌”这句名言。对《新约》圣经中这些颇具有强制性的话，长久以来我已习于不看做道德约束或指令，不看做“你应如何如何”，而看做真正智者友善的暗示，他向我们示意：“试试按照格言所说的去做，你会惊讶于它对你产生的神奇妙用。” 我知道，这些格言不只是道德的最高要求，它们蕴涵着灵魂快乐理论中最高层次、最聪明的部分，《新约》全书里爱的理论，除了许多其他意义之外，还可以理解为一种深思熟虑过的心灵技巧。这件事情清楚不过，连最年轻无知的心理分析医生也明白，我要得到解脱，惟一的法子就是爱我的仇敌。
事情居然成了，他不再卡在我的喉咙里了，他溶解成别样了。不过这事不是那么容易就成功的，它花费了我深夜两三个小时时间，激烈而紧张。现在终于成功了。
我是这样开始的，我用心灵之眼看着我所惧怕的人，让他的形象尽可能清晰地出现在我面前，直到看见他的手和手上的指头，直到他的鞋子、眉毛和脸上的皱纹都不缺少，直到我见他完完全全在我面前，我内心完全占有了他，直到我能使他走路、坐下、发笑、睡觉。我想像他早晨如何刷牙，晚上如何入睡，看着他的眼睑慢慢沉重，他的脖子逐渐放松，他的头缓缓耷下。到此为止用了我一小时。这就是很大的成绩了。对诗人而言，爱一样东西意味着：将它纳入他的幻想之中，在那儿呵护它，使它温暖，同它游戏，用自己的心灵穿透它，用自己的呼吸激活它。我就是这样对待我的仇敌，直到他属于我，与我融为一体。如果他的脖子不是比较短，恐怕我还做不成这事，他的短脖子帮了我的忙。无论我让他做什么，穿衣或脱衣，穿短裤或大礼服，划船或吃饭，无论我把他变成什么人，士兵、国王、乞丐、奴隶、老人，或孩子，无论样子如何改变，他的脖子总是那么短，眼睛总是有点儿突出。短脖子是他的弱点，我得从这里进攻。我费了许多时间才把他变得年轻，变成年轻的丈夫、新郎、大学生、小学生。当我终于把他变回小男孩时，他的脖子第一次赢得我的同情。这种体质容易得哮喘病，当我见到这个健壮活泼的男孩的父母因此而担忧时，同情心油然而生。我在这同情的缓和之路继续走下去，无需多费工夫就创作出他未来的人生阶段。当我看到他十年后得了中风时，他身上的一切忽然一下子都参与了工作，那厚厚的嘴唇、下耷的眼睑、单调的声音都变得吸引人注意了，在想像的死亡到来之前，他的人、他的弱点还有他的必然的死亡，使我同他如同兄弟般接近，我不再讨厌他了。我很高兴，给他合上双眼，我自己也闭上眼睛，天已亮，我因这夜里的创作而精疲力竭，有气无力地瘫在枕头上。
第二天白天和夜里，有许多机会证明我把荷兰佬打败了。不管他做什么我都不再受害，大声笑、咳嗽、精神抖擞地出现、隆隆作响地走路、拉椅子、说笑话，我全不在乎。白天我工作专心，夜里我睡觉踏实。
我取得很大的胜利，可惜没能享用多久，隔天他忽然离开了，这一来，他又成了胜利者，而我却奇怪地觉得失望，因为我得来不易的爱心和不怕受攻击变得无用武之地了。原先，我那样希望他离开，现在却为此而感痛惜。
64号房搬进一位娇小的老太太，走路借助那种底部包了橡皮的手杖，我很少看见她，也难得听到她的声音。她是个理想的邻人，从不干扰我，从不会引起我的怒气和敌意。这些是我现在追忆起来才知道值得赞许的。当时有好几天之久新邻居颇令我失望，我宁愿要那位我终于喜欢上的荷兰佬做邻人。恶劣的情绪
回想起我初到巴登疗养那几天的乐观态度时，真恨不得对着镜子伸舌头，把自己嘲弄一番。我那时因为充满希望而欣喜，对疗养充满信心，幼稚之级，当时甚至于以为自己较之他人还算年轻力壮，病情也轻，痊愈的希望很大，那简直就是轻浮无知还自以为是，最初几天里，我抱着游戏般轻松的心情对待一切，轻信巴登疗养地，以为我的坐骨神经痛没什么了不起，是可以治好的，轻信温泉、大夫、透热疗法、石英灯。天啊，幻想和希望哪儿去了，当初的我现在还剩下什么！初到时的我，身板挺直、动作灵活、善意微笑着，为自己而陶醉，手中把玩着马六甲手杖，轻松愉快踏着舞步走在那条通往底下疗养住所的路上。现在想来，我那时简直像只猴子。是的，我当时用以装饰自己而玩弄着的哲学，就像那把马六甲手杖一样的乐观哲学，那光滑无瑕疵的、能适应的、善于处事的哲学，到哪儿去了！
这把手杖现在还没有变样。疗养地的师傅昨天还建议为我那漂亮的手杖装上可恨的橡皮底套，被我一口拒绝了。但是，如果明天他再次提议，我说不定就接受了，谁知道呢？我疼得厉害，不但走路时疼，连坐着也疼，所以从前天起我差不多都躺着。早晨从浴池出来的时候，那两小级石阶就是重担，我喘着气流着汗抓住扶手把自己拖出水池，连把浴巾披上身的力气都没有，瘫倒在椅子里，坐上一会儿才能动作。穿拖鞋穿睡袍都是不得不做的苦事，走到硫黄泉眼，再走到电梯，从电梯口走回房间，这是一段艰难困苦疼痛而无尽头的旅程。在这清晨的旅程中，我需要各式各样的帮助，我扶着浴池管理员，抓住门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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