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阎学通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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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周边中等国家关系试读：
前言
自冷战结束之后，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经历了多种不同的变化，有的双边关系在友好的水平上长期稳定，有的双边关系则是大起大落，还有的在低水平上波动。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于我国崛起有着重大的影响，特别是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建设友好的周边环境显得更加重要。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对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都是定性研究，没有定量研究。双边关系的定性研究非常重要，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和具体问题对于双边关系的影响。然而，定性研究的弱点在于，难以区分双边关系变化的程度差别，也不易观察变化的趋势。
从2002年起我就组织我的博士生们对中国的双边关系进行衡量。在研究衡量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双边关系的基础上，于2008年我与我的博士生齐皓、吴文兵、姜宅九、周建仁、漆海霞开始了对中国与周边中等国家双边关系的衡量研究工作。我们原本计划衡量中国与周边所有国家的双边关系，经过一段摸索，我们发现这样的目标太高，超越了我们的研究能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但是我们并不能了解到双边关系每天发生的事件。
我们无法收集到定量衡量所需要的最低数量的事件有多重原因。一是中国与某些周边国家对于双边关系事件的公开报导太少，无法真实地衡量双边关系的程度变化。中朝关系是典型的例子。朝鲜领导人曾多次对中国进行秘密访问，而且双边达成许多重要的协议。然而，这些对双边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没有公开的报导，无法了解其真实性和具体内容，因此也无法判断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力有多大。二是中国与某些周边国家之间的事件不能吸引媒体的关注，媒体不进行报导，因此无法进行衡量研究。如不丹、老挝、蒙古、阿富汗等。三是中国与一些周边国家的事件大部分由对象国的媒体以本国语言进行报导，这超越了我们课题研究人员的语言能力，无法进行统计衡量，例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缅甸等国家。因此，我们只选了韩国、越南、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五个国家进行衡量研究。从重要性来看，这五个中等国家在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周边外交中有较为重要的影响，从技术角度来看，这些国家与中国关系的资料较为丰富，可收集到的关系事件的数量符合本书中定量研究的基本要求。
本项研究并不局限于对双边关系的记录、统计和衡量，而是在衡量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我们对这五对双边关系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发现了许多定性研究所不能发现的特点，并对它们的变化做了理论性的总结。例如，在中澳关系的分析中，我们比较了中美和中澳关系变化图形上的差别，并分析了两者的相关性。从冷战后，中美和中澳关系曲线的差别中，我们得出启示，并认为冷战时期，中澳关系受中美关系影响很大，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跟随美国的。然而，冷战后东亚的地区化趋势对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产生了很大的正面影响。澳大利亚的对华政策逐渐向好的方面稳定发展，与美国对华政策时好时坏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这个例子体现了定量衡量对于深入分析双边关系的优势。
本书对于中国与韩国、越南、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五国双边关系的定量分析仅是定量研究这五对双边关系的开始。本书所提供的数据可作为学者们从事不同研究的参考，从不同的数据对比和分析中，学者们必定能得出更加深入的认识。我们的这项研究并不是到2010年就结束了，研究小组的成员还在继续每月的统计和衡量工作。我们计划每五年将新增补的数据补充进去，陆续出版。
定量研究已经是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学科中，定量分析已经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研究的定量分析相对起步晚一些，但近年来得到了较大的普及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我国，国际关系定量研究的普及程度虽然比多数国家高，但与美国相比还是有较大差距。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愿意从事定量分析的国际关系的学者提供一些数据上的便利条件，也希望国内的同行们能为我们改进这项研究提出建议。
这项研究工作虽然是我主持的，但主要的编辑工作都是由齐皓博士承担的，没有他的辛苦工作，这本书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他于2011年完成了在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习，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对他这几年刻苦学习的回报。除了本书署名的作者外，我们研究小组的周建仁、漆海霞做了资料整理与审阅工作，徐进、李巍、曹金绪、杨原在本书研究中也做了事件分值评估和校对工作，我对他们的学术贡献表示感谢。此外，我要感谢马燕冰、胡仕胜、叶海林三位专家帮助我们把关，避免出现严重失误。另外，我要感谢王雪莲教育基金会对此项研究的支持，帮助我们解决了研究所需的资金。统计工作是一个费时、费力和费钱的事情，没有该基金会的支持我们也是无法完成这项研究的。阎学通清华园2011年6月15日1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作用、等级概念和启示
定量分析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但所有定量分析的基础是量化的数据。用定量的方法来衡量中国的双边关系，这相当于用货币价格来衡量国家经济规模。经济规模是由不同的生产能力构成的，而国家间关系是由不同关系构成的，不同经济生产能力是由所生产的具体产品构成的，而不同关系则是由不同事件构成的。有了双边关系的定量数据，我们就可以做许多以往不能做的研究工作了。为了使读者能有效地使用这本工具书，下文首先介绍一下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作用和等级概念，并与读者分享笔者从定量衡量中外关系中所得到的启示。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作用一 定量衡量使研究双边关系的程度变化有了可能
在没有定量数据的情况下，研究人员要想分析中国的对外关系就只能根据事件的性质进行判断，但性质判断难以区分程度变化。例如，冷战结束后，中美在冷战时期那种针对苏联的战略盟友关系结束，但双方也未形成美苏在冷战时期的那种全面对抗的关系。面对这样的战略关系，约瑟夫·奈在1995年提出“如果我们把中国当成敌人，中国就可能真的变成敌人”，此后中美学者普遍将中美关系定位为“非敌[1]非友”。
这种定性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性质，却无法帮助我们了解中美关系不断发生的程度变化。在1991～2005年的15年里，中美关系的非敌非友性质未变，但双边关系却多次大起大落。1992年美国开始向台湾地区大规模出售武器，1995年美国同意台湾当局领导人访问美国，1996年中美在台海进行军事对峙，1998年中美首脑会晤提出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倡议，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中美军机相撞，2002年中美就全球反恐怖主义问题进行安全合作，2005年中美建立了战略对话机制。在不进行定量衡量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根据这些事件对中美关系在每个具体时间点上的友好或敌对程度进行判断。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知道中美关系在哪一年是敌大于友，哪一年是友大于敌，当然更无法知道哪一年的友好情况比其他年份更强一些或是更差一些。采用定量衡量的方法后，我们就可以从图1-1观察到中美关系的程度变化。
从图1-1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在1991～1994、1996和2001～2002年，中美关系的性质是敌大于友，而其他年份则是友大于敌。1998年双边关系曾有个别月份达到良好等级的低等水平，相当于20世纪80年代的水平。通过对中美关系友好程度的定量衡量，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知道，2004年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时说当时的中美关系处[2]于中美建交以来的最好时期，其判断与实际的差距有多大。图1-1 1991～2005年中美关系二 定量衡量可增强我们对双边关系变化趋势的敏感性
仅使用定性分析方法，研究人员一般只能在双边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才感受到双边关系的新发展趋势。而定量衡量方法则能使研究人员观察到双边关系的细微变化，从而能比使用定性方法更快地感受到双边关系的变化趋势。2003年底中日关系出现下滑，但是当时人们普遍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多人把小泉2004年元旦参拜靖国神社当作一个个案，却没有想到这是小泉对华政策的战略改变，没有想到这是中日关系持续恶化的开始。根据2003年末中日关系分值连续下降的衡量结果，我们较早地意识到中日关系将出现持续恶化趋势（见图1-2）。2004年1月4日，我们预测中日关系在三个月内将恶化到不如中美关系，在同年10月，我们判断中日战略利益已发生结构性变化，中日之间已经形成结构性矛盾，中方靠自我克制政[3]策将无法解决这种结构性矛盾和改善双边关系。然而中国战略界人士直到2005年4月雅加达中日首脑会晤后，才普遍认识到中日结构性[4]矛盾的存在。图1-2 2003～2005年中日关系三 定量衡量有助于更清楚地观察双边关系的特点
在不进行定量衡量的情况下，即使感觉到双边关系有起伏，我们也无法了解这种起伏的特点和程度。例如，冷战后中美关系不仅是每年都有所变化，而且一年之内就可能出现几次起伏，每次起伏的程度也有所不同。进行定量衡量后，我们可以观察到中美关系每年的起伏特点和起伏程度（见图1-3）。
从图1-3中我们可以看到，中美关系曲线的年度变化特点是：从年初较高向年中下滑，然后到后半年时回升。根据这些相似的凹型曲线，我们就能联想到美国国会的开会时间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根据惯例，美国国会在当年圣诞节前开始放假，到次年1月份才复会。复会后，一些议员们为了各种不同政治目的对中国进行攻击。到了3月份，这些攻击的累积效应就会显现出来，使中美关系下滑。每年秋季，中美首脑都要利用APEC首脑非正式会议之机进行双边会晤。为了这次会晤，双方都要创造较好的政治环境，于是年末几个月的中美关系就出现改善现象。由于定量衡量使人们能观察到中美关系每年的图形变化，因此人们才可能对中美关系的变化做出更为符合实际的分析，并据此提出更为有效的政策建议。从图1-3中还可以观察到，中美关系在不同年份的起伏程度差别，结合对每年双边关系事件的比较，人们就可以理解不同事件的集合对双边关系的综合影响力是什么。图1-3 2001～2005年中美关系
我们所建立的这个数据库不仅提供每月双边关系的分值，而且记录了每月双边关系中的事件。这些事件记录的主要来源是《人民日报》和外交部网站，因此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双边关系中的事件是以日为单位记录的，因此记录的连续性、次序性和详细性都有助于研究人员全面了解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从而对双边关系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四 定量衡量有助于比较不同的双边关系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都采取了制裁中国的政策。在不进行定量衡量的情况下，我们无法比较当时中国与西方大国关系的差别，甚至可能会认为中国与所有西方大国的关系都降至敌对状态。然而，进行定量衡量之后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中国与西方大国之间的关系有着很大的差别。
从图1-4中我们可以看到，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中日关系所受影响远远小于中国与美、法、英的关系，而且中日关系恢复的速度也快于其他三国。这意味着意识形态对中日关系的负面影响力小于对中美、中法和中英关系的影响。如果再观察2002年后中国与日、美、法、英四国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图1-5中看到，在中美、中英、中法三对关系得到稳定或改善的同时，中日关系则是严重下滑。在2003～2005年期间，中日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不比20世纪90年代初期大，甚至可能还小一点，然而此时双边关系远不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从反面支持了前面的判断，即意识形态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不大。图1-4 1989～1994年中国与美、日、英、法的关系图1-5 2000～2005年中国与美、日、英、法的关系五 定量衡量使定量预测双边关系走势有了可能
定量衡量是定量预测的前提，没有双边关系的定量数据，就无法进行定量预测。这如同没有重量的衡量单位就无法预测青少年的体重增长情况一样。在定量衡量中国双边关系的基础上，我们从2004年开始对中美、中日、中俄、中英、中法五个国家的双边关系进行了定量预测，2005年增加了中印关系，2006年增加了对中德关系的定量预测。这些预测分别发表在2004年的《世界知识》和2005年、2006年的《环球》杂志上。根据对2005年预测结果的检验，我们预测的[5]方向准确率为76%，程度误差为0.084，小于最小统计单位0.1。这[6]表明我们的定量预测准确率已经具有了参考价值。有了量化的历史分值，不仅为预测双边关系变化提供了定量预测的基值，同时还提供了使用分值预测方法的基础。我们使用Eviews软件对相关历史分值进行趋势分析，可以得到预测的分值。这使我们可以将主观经验预测与客观分值预测结合起来，而分值预测与经验预测相结合是最终走向以[7]分值预测为主的第一步。定量衡量的等级概念
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方法是以分值表达政治含义，其目的是加深我们对双边关系政治性质的理解和认识。为此，我们需要明确双边关系程度变化与性质变化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需要明确双边敌友关系发生何种程度变化会导致关系的性质发生变化。根据敌友性质，国家间双边关系可分为“敌对”“非敌非友”和“友善”三类。我们将每类关系均分为两个等级，这样就得到六个等级不同的双边关系。敌对关系分为“对抗”和“紧张”，非敌非友关系分为“不和”和“普通”，友善关系分为“良好”和“友好”。
在定量衡量双边关系时，我们需要严格定义“对抗”“紧张”“不和”“普通”“良好”“友好”这六个词的等级含义。然而有两个因素会使读者对这六个等级的含义产生不同的理解。第一个因素是以单一事件判断国家的总体双边关系。双边关系是综合性的，包括了政治、经济、安全和文化等多方面。一个方面发生的事件并不能反映双边关系的全部。例如，人们看到两国发生军事冲突时，就认为两国关系已是全面对抗。事实上，在双边关系紧张而未达到对抗状态时，两国也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例如，1993年韩国开始实行和平统一政策，朝韩关系从对抗变为紧张，2000年朝韩实现了首脑会晤，2002[8]年双方代表队还在亚运会上同举一面旗帜入场。然而在这10年间，双方在海洋边境线上发生过多次军事冲突，但这些军事冲突并未使朝韩关系重新回到全面对抗的状态。此外，没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国家也不必然就不处于对抗状态。朝鲜战争于1953年7月停战，1953年下半年和1954年初中美之间没有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但此时中美关系仍处于全面对抗的状态。
第二个因素是生活语言的不严格性。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使用这六个词语时是非常随意的和松散的。人们经常用不同的词语描述相同的关系，或是用相同的词语描述不同的关系。2004年，当中国政府公开表态反对日、德、印、巴四国集团的联合国修改方案后，媒体对中日关系的评论各式各样，有的说“中日不和公开化”，有的说“中日关系紧张”，有的说“中日开始对抗”。由于没有严格的定义，同一时期的中日不友好关系被描述成了三种不同的状态。相反，人们用“紧张”一词描述2003年法国反对美国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时的美法关系，2005年美国批评俄罗斯政府脱离民主政治时的美俄关系，2006年委内瑞拉政府威胁要驱逐美国大使时的委美关系。而事实上这三对双边关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美法在北约内是军事盟友，美俄在八国集团内是战略对话伙伴，委内瑞拉则被美国视为和古巴一样的敌手。
为了帮助读者使用这本工具书，我们在此对这六个等级的概念进行明确定义，并就双边关系判断中的常见误解做重点解释。一 对抗
对抗是指两国关系的性质是敌对的，而且公开称对方为自己的战略敌人。1950年中美在朝鲜战争时的双边关系是对抗性质。人们常忽视军事冲突规模对国家间关系性质的影响。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但两国的对抗水平可能有高低区别。例如，中美在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中的对抗程度，就远大于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时期的中越对抗程度。当时中越虽然也处于战争之中，但是中越保持着正式外交关系，而朝鲜战争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双方发生全面战争时，两国敌对关系的性质一定是对抗的，但两国发生小规模军事冲突，特别是边界军事摩擦时，两国敌对关系的程度未必达到对抗的程度。因为，两国发生军事摩擦时，它们可能在非军事方面还进行着合作。例如2006年7月，朝韩边界发生交火，但朝韩关系并未因此降至对抗等
[9]级。二 紧张
紧张是指两国关系的性质是敌对的，但没有直接的大规模军事冲突。1972年中美进行了首脑会晤，但中国还在支持越南的抗美战争，此时的中美关系就处于紧张状态。人们常常误将军事摩擦作为关系紧张的标志，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双方之间有小规模军事摩擦是紧张状态，没有摩擦时双方不断以战争或军事打击相威胁也是紧张状态。紧张状态分为不同水平，在紧张状态严重的情况下，双边有军事冲突危险；在不严重的情况下，则可能没有军事冲突危险。官方严厉谴责对方是双边关系恶化的标志，这种公开谴责的次数和语言内容决定了激烈程度上的区别。一般讲来，在短期内，全面而连续地严厉谴责对方，两国关系才会达到紧张等级。那些局限于个别问题的严厉谴责并不表明双边关系已达到紧张等级。例如，自1989年起，中国政府每年都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干涉中国的人权政策，但中美总体关系是在不和与普通等级之间上下起伏，并未达到紧张的等级。1998年中美讨论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时，中国也未停止谴责美国的[10]人权政策。三 不和
不和是指两国关系中的敌对成分大于友好成分，在较多方面采取敌对政策。2001年中美虽然在经济和防扩散方面有战略合作，但军机相撞使双方军事对立加剧，此时中美关系处于不和状态。人们常将有正式外交关系误解为是友大于敌的标准，其实两国之间是否有外交关系并不能作为国家关系性质或等级的判断标准，因为国家不仅在友好、良好和普通等级关系时保持正式外交关系，在对抗、紧张和不和的关系中也可能保持外交关系。例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形成对抗关系、冷战后期美苏是紧张关系、2001年军机相撞后中美是不和关系，但在这些不同等级的关系中，双方都保持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因此，双方拥有正式外交关系并不证明双边关系一定是友好大于敌对。以2005年不和的中日关系为例，双方经济关系不断发[11]展，贸易额比上年增长了9.9%；双方文化交流继续扩大，人员往来仍在增多，但是双方在历史问题、海洋权益问题、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的矛盾是敌对性质的。在两国关系中，安全关系和政治关系属于高级政治，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属于低级政治，因此2005年的中日关系处于敌大于友的不和等级。四 普通
普通是指两国关系中的友好成分大于敌对成分，在较多方面采取合作政策。2002年美国在防范中国崛起的同时与中国进行全球范围的反恐合作，此时的中美关系就是普通等级。对于普通关系的误解恰恰与不和关系相反。我们在外交实践中经常使用“关系正常化”一词。这一词语会使人们以为两国关系正常化了就达到了普通等级；两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就说明两国敌对成分小于友好成分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或建立外交关系只表明两国关系的改善，而不能说明两国关系的水平，因为这种改善可在关系不和的情况下完成。也就是说，在双方关系正常化或是建立外交关系时，两国关系在许多方面仍可能具有敌对性质。例如，中美在1972年实现关系正常化时，双方在越南战场上还在进行对抗，直到1978年才建立[12]大使级外交关系。中日在1972年建交时，双方未能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约问题达成协议，拖延至1978年才签署《中日友好和平条[13]约》。因此，正式外交关系的有无，不能作为双边关系是否达到普通等级的标志。五 良好
良好是指两国关系的性质是友善的，双方满意于现行关系，但在一些问题上有明显的战略分歧。1987年为了共同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美国帮助中国改进军事装备，此时中美关系就是良好等级。人们常常误以为关系良好的国家没有战略分歧，然而双方满意于现有的关系并不等于双方没有战略分歧。两国没有战略分歧是极少见的现象，即使是军事盟友也会有战略分歧。例如，美国和德国都是北约的成员，但在2003年德国坚决反对美国发动对伊战争，美国在2005年的安理会改革问题上坚决反对德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双边关系是否良好不在于两国是否有战略分歧，而是取决于战略分歧是否足以改变双边关系的朋友性质。2005年和2006年中国分别与法国和英国相互举行了对方的文化年，中法和中英关系都处于良好等级，但是同期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与法、英均持不同的立场，中国不同意对伊朗进行经[14][15]济制裁。2005年，中印双边贸易额比2004年增长了37.4%，双方[16]都满意于当时的双边关系，并决定将2006年定为中印友好年；与此同时，中印在边界问题和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仍有重大分歧。六 友好
友好是指两国关系的性质是朋友，双方国际战略立场基本一致，分歧较小。前文我们以不同时期的中美关系举例说明了敌友关系的等级区别。然而，自1950年本研究的衡量起始日开始，中美关系从没达到过友好等级。所以我们只能用中苏关系为例。1950年中苏共同支持朝鲜的反美战争，此时的中苏关系是友好等级。人们可能误以为友好国家之间没有利益分歧，这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国家间的友好关系是以两国共同利益为基础，但两国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两个国家利益完全一致就会合并为一个国家了。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是友好等级，但双方仍在联合潜艇舰队和长波电台等军事主权问题上[17]存在分歧。由于国家之间存在战略分歧是一个普遍现象，友好的国家关系只表明两国能在多数重大战略问题上采取共同立场和行动，两国间的战略分歧没有动摇两国战略合作的危险。定量衡量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启示
通过对1950～2010年的中澳、中韩、中国印尼、中巴、中越五对双边关系的定量衡量，我们得到了一些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发展的有益启示。一 大国关系变化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影响不同
观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国际格局的变化对一些双边关系的影响程度较小，有些甚至几乎没有影响，即使产生影响，也只体现在一段时期内或者发生在特定条件下。
最为明显的是中巴关系，两国关系从1965年上升到良好等级的中等水平后，一直在高位发展，几乎没有发生大的动荡。无论是国家实力结构还是大国关系的变化，都没有对两国关系构成影响，其主要原因在于印度是两国的共同安全威胁和竞争对手。这一因素的长期存在，使中巴具有共同的战略目标。
中澳与中韩关系在冷战时期都受到了中美关系的影响，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缓和使得中澳关系得到发展，却没有推动中韩关系的发展。中韩直到冷战后才建交，这其中朝鲜因素是影响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变量。
中国和印尼在1967年10月断交，主要原因是印尼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开始发生变化，右派亲美政府上台使得两国关系必然恶化。但与中韩关系类似，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变化没有给中国印尼关系带来巨大转机，两国到1990年才恢复外交关系，主要原因是中国对印尼左派力量的支持以及华人华侨问题的存在，印尼政府对中国长期怀有严重[18]的不信任感甚至是敌意。
中越关系受到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影响较为明显。中美关系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中越关系的恶化，苏联的解体及冷战的结束推动了中越关系的改善。但这种影响也有明显的滞后性，中美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得到改善，但中越关系从1975年才开始恶化，一个主要原因是越南在完成国家统一后，其战略目标开始发生变化。
以上这些现象对于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两点启示。首先，中国与这些周边国家的关系受到很多独特因素的影响，例如朝鲜问题对中韩关系的影响，印尼国内对华的认知对双边关系的影响等。很多特殊的因素抵消或延迟了大国战略关系变化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因此，中国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要注意这些独特因素带来的影响，对症下药，不能用完全相同的手段或方式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
其次，中国与这些国家发展关系的经验说明，存在共同的战略目标才是稳固并发展国家间关系的根本。在战略目标不一致或者不存在共同的战略目标时，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很难保持平稳或得到发展，将中巴关系与中越关系的发展过程加以对比，可以充分说明这一问题。另外，建立在追求共同战略目标基础上的国家间关系一定好于基于经济合作基础上的国家关系。中国印尼和中国越南的关系发展都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与两个国家在关系破裂之前的关系水平都高于关系正常化之后的最高水平。二 冷战后中国睦邻友好战略转型取得成效
中国与这五个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最显著的共同特点是，冷战后，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都得到了较好发展（见图1-6）。其中，只有中巴关系自1965年开始，就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中国印尼关系和中越关系都是在冷战后才得到改善。更出乎意料的是，韩国和澳大利亚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也都在冷战结束后与中国实现了双边关系的快速发展。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在冷战后，有相同的力量在推动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图1-6 中国与澳、韩、印尼、巴、越国家关系
我们认为，冷战后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和国际安全形势的变化是推动中国与这些国家关系的两个决定性因素。首先，与冷战时期相比，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意愿明显增强。这源于冷战结束初期中国面临的较大国际困难。1989年政治风波使中国与美国和西方世界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重新凸显。很快冷战就结束了，这使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从两极格局变为美国一霸主导。对美国来讲，中国作为平衡苏联的杠杆作用下降。面临艰难的外交环境，中国选择了全面改善与周边国家关系为突破口的策略，这一策略对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往20年的总体关系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其次，冷战后大国间的战争危险大幅下降，中国面临的战争威胁也明显减小，这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发展。在冷战两极格局下，安全形势紧张，所有国家都将安全利益放在政策制定的首要地位，都要在美苏两大阵营中间做出选择。因此这一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特点是要么极好，要么极坏，这是受到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影响，加之出于安全利益考虑，中国在领土争端等容易引发军事冲突的问题上，难以与周边国家达成妥协。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形势得以缓解，发展经济成为中国与很多周边国家的优先考虑。安全利益关系零和性强，而经济利益关系零和性低，因此在经济收益优先于安全利益考虑的条件下，中国与周边国家在诸如领土和领海争端等问题上达成妥协的余地增大，因此保持了较好的关系发展态势。三 中国崛起使中国原对周边国家策略过时
无论是在冷战时期，还是在冷战结束初期，中国与其周边国家都是一直处于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选边的地位。中国和周边国家与美苏两个大国关系的变化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构成影响。冷战时期，当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选择了苏联或美国中的一方时，中国与这些周边国家关系就多了一层改善关系的条件；反之分别选择美国或苏联时，双方就多了一层恶化双边关系的条件。中越和中国印尼关系的发展历程可印证这一点。冷战结束后，美国一超独霸，中国和周边国家已经没有选边的条件，于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意愿都加强了，促进了双边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在美苏两极格局下，作为一个“选边者”，中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不同的选择，选择的余地较大。但随着自身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角色发生转变，从“选边者”变为“被选边者”，即成为国际社会潜在的一极，而且是两极化趋势中的一极。这种转变意味着中国不得不改变以往“选边者”的战略，尤其是对周边国家的战略。
在冷战结束初期，中国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的主要方式是提供消极安全保障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即在领土与领海争端等容易引发冲突的问题上与周边国家达成妥协，在经济上积极与周边国家共同推进自由贸易区的建设。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世界格局向中美两极格局转变。日本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以及2011年大地震灾害的破坏，使得东亚地区两极化的趋势更加突出。中美两极格局化的趋势，使得中国周边国家开始需要中国提供积极的安全保障。在中国不向周边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就不可避免地转向美国寻求保障，以此来平衡中国，也就是说他们将在中美之间选择美国的一边。在2010年的东盟峰会上，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主动邀请美国重返东南亚地区以遏制中国的崛起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如果要吸引更多的周边国家选边站在自己一方，中国就不得不为周边国家承担更多的安全保障，即从提供消极安全保障转为提供积极的安全保障。在经济方面，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需要从贸易、援助转向以投资为主的合作，即在周边国家增加投资并给它们提供出口市场。这种转变不仅需要实力，而且需要政治决心，因为战略转型的收益不是即时的，而要3～5年之后才能收获。为中长期收益进行的战略转型很难得到传统势力的理解，因此没有政治决心是难以做到的。
不论中国的意图如何，客观实力地位的上升使得中国必须面对作为国际体系中潜在的一极所要承担的责任问题。因此，是否能够妥善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有效化解“中国威胁论”将决定未来中国崛起过程中所要面临的地区环境，而这将取决于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转变。
[1] 袁明、范士明：《“冷战”后美国对中国（安全）形象的认识》，《美国研究》1995年第4期；《美国智库眼中的中美关系：战略上相互竞争与合作》，http：//www.chinaiiss.org/news/news_display.asp？id=8547。
[2] 《鲍威尔称目前美中关系处于30多年来最好时期》，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11/14/content_2215343.htm。
[3] 阎学通、周方银：《2004年1～3月中日关系走势》，《世界知识》2004年第2期，第31页；周方银：《从预测误差看中日关系走向》，《世界知识》2004年第22期，第47页。
[4] 《2005年4月26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http：//www.fmprc.gov.cn/chn/xwfw/fyrth/t193264.htm。
[5] 《2005年的预测结果及其启示》，《环球》2006年1月16日，第76页。
[6] 一般认为，预测准确率达到65%表明预测方法具有科学性，准确率达到75%就具有了参考价值，准确率达到85%就具有了使用价值。
[7] 气象学也是经过主观经验预测与客观分值预测相结合这一步之后，才发展到今天的客观分值预测。
[8] 《世界知识年鉴1993/1994》，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第85页；《世界知识年鉴2001/2002》，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98页。
[9] 华亭：《朝韩交火，双方打出9发子弹》，《环球时报》2006年8月2日。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室编《中国外交（1999年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第443～449页。
[11] 《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国际贸易》2006年2月号，第71页。
[12]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222～229页。
[13]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294～296页。
[14] Aliakbar Dareini，“Iran Rejects EU Bid to Halt Enrichment”，http：//news.yahoo.com/s/ap/20060514/ap_on_re_mi_ea/iran_nuclear_82.
[15] 《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国际贸易》2006年2月号，第71页。
[16] 《孙玉玺大使出席中印关系研讨会》，中国驻印度大使馆供稿，2005年4月30日，http：//www.chinaembassy.org.in/chn/sgxw/t222223.htm。
[17] 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第112～113页。
[18] 1983年苏哈托连任第四届总统时曾宣布，“只要中国还没有使我们相信，它今后不再支持仍然存在于东南亚各国的共产党的残余，同中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时机就不成熟”。2国家双边关系衡量方法
在学术文献中有大量的文章和著作是关于双边关系的历史、现状或未来走势的，这些文献的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所讨论的双边关系的性质和水平进行准确判断的基础之上。不同的学者会对同一对双边关系做出不同的判断。为此，如何对国家间双边关系进行准确的衡量就成了一个重要的基础理论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有助于缩小主观判断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差距。定量衡量国家间双边关系是一个学术难题。从2002年起，经过多年摸索，我们设计出下述方法，并依此方法对1950～2005年的中美、中日、中俄、中英、中法、中印、中德七对双边关系进行了衡量。双边关系衡量的理论背景一 现有主要衡量方法
现有定量衡量双边互动行为的主要方法是事件数据分析方法。这一方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两国关系中发生的事件对两国关系的某些特征进行分析（而不是对两国关系进行一般意义上的衡量）。事件数据分析方法，就是利用媒体所提供的公开信息，通过把国际行为体互动的“事实”转化为具体数据的方法进行数学分析，从而得出结论。
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行为主义产物，事件数据分析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代表性的模型包括阿萨尔（Edward Azar）的“冲突与和平数据库（Conflict and Peace Data Bank，COPDAB）”和麦克里兰（Charles McClelland）的“世界事件互动测量（World Event [1]Interaction Survey，WEIS）”等。事件数据分析的理论逻辑是，政治主要由“谁对谁做了什么”组成，关于政治的绝大多数信息是以对行为、行动及其反应的描述的形式出现，因此我们可以把复杂的政治[2]行动分解为一系列基本的构成单元，如访问、抗议、威胁等。在20[3]世纪70年代，事件数据研究对外交政策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在80年代，这类研究停滞不前。进入90年代，大规模的事件数据分析研究在美国复活了。其标志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4]Foundation）所进行的项目“国际关系中的数据发展（DDIR）”。这一项目特别强调使用计算机进行操作与分析，以及使用可以机读的消息来源。马里兰大学的“全球事件数据体系（Global Event Data System）”就是从这个项目中发展起来的，堪萨斯大学开发的“堪萨斯事件数据系统（KEDS）”也很有影响。这些研究模式渐渐进入了政策制定领域。
事件数据分析把复杂的政治行为分解为一系列的构成单元，如评论、访问、回报、抗议、提出要求、发出威胁、采取军事行动，等等，[5]然后对这些单元进行赋值。在国际关系定量研究中，普遍是把行为[6]体的互动行为进行分值编码然后进行分析。事件数据的分析过程主要有四步：（1）确定事件消息的来源。（2）建立或选择一个编码系统。（3）按照该编码系统对事件进行赋值。（4）计算赋值结果并进行分析。其基本过程如图2-1所示。图2-1 事件数据分析流程
事件数据分析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双边关系中的事件转化为可以定量处理的分值。赋值方法不同，其衡量结果就会不同。从事件到分值的转化，往往是通过确定事件分值系统来实现的。由于国家间的交往表现为冲突或合作，因此以往的事件赋值常常是从冲突—合作[7]的维度进行的，只是不同赋值系统的具体赋值标准不同。如戈尔德施泰因（Goldstein）分值的权重标准大体上相当于阿萨尔-斯隆[8]（Azar-Sloan）分值权重标准的对数。不同的赋值系统不仅其赋值标准不同，而且其所具备的研究功能也不同，也就是说对观察分析双边关系所能提供的帮助不同。进行事件分析的研究者，往往将其精力集中于分析冲突发生前及冲突发生中的时期，希望从事件分值的变化中[9]找出规律，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认识。这一方法经常被用于中东问题研究。图2-2是按戈尔德施泰因权重标准对1979～1997年间伊朗和[10]伊拉克双边关系事件赋值的图形。二 事件数据分析的局限性
事件数据分析是对国家互动特点的分析，而并不是对国家关系好坏程度的衡量。这种赋值方法不能表现双边关系友好或敌对的程度。例如在图2-2中，两伊关系冲突事件数据中有些时段的分值为零，但零并不能表明此时两伊关系既不敌对也不友好，因为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在整个这一时期（1979～1997年）总体上是处于敌对状态的。图2-2 按戈尔德施泰因分值标准衡量的1979～1997年伊朗对伊拉克的事件分值
国家间互动事件的分值并不等同于双边关系好坏程度的分值。国家间的互动事件是在双边关系的历史基础上发生的，事件只表明双边关系变化的方向和程度，但事件本身并不能表明双边关系的好坏水平。例如，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了全面制裁，在1990～1993年间，中美关系中的事件分值时而为正，时而为负，这只能说明中美敌对的严重程度有所不同，而并不表明中美关系在此期间时而为友，时而为敌。
如果我们根据两国间在某月发生的事件的分值来直接判断两国关系当月所处的好坏等级和程度，至少会出现两个问题：（1）当两个国家在某月没有重要事情发生时，此时得到的双边关系分值将为零。也就是说它们的关系处于既无冲突，也不友好的绝对中间状态，这显然不符合国际关系的常识。按照一般的常识，在没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两国关系应保持在原有的敌对或友好状态。（2）以事件数据作为双边关系的直接分值，将使双边关系的衡量总是从零开始，从而失去了双边关系的历史基础。如果两国在某月发生的事件都是正面的，则该月两国关系为正，如果该月发生的事件都是负面的，则该月两国关系为负。按照这一方法得到的衡量结果可能与事实完全相反。例如，如果冷战后的某一个月中俄之间只发生了负向事件，而同月中美之间只发生了正向事件，按照这一方法将得到中美关系在该月好于中俄关系的结论，这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
就双边关系而言，一个月发生的事件并不能表示该月两国关系的水平，但两国交往事件的不断积累则可以表达两国关系的大量信息，对这些不断积累的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则可用于衡量两国关系友好或紧张的程度。下面是我们提出的一种方法，通过对双边关系中不断发生的事件进行积累性衡量，从而实现对双边关系水平的衡量。双边关系衡量方法一 衡量双边关系的基本流程
衡量可以被定义为依据一定的规则，把数字赋予对象和过程。这[11]与人们对对象和过程进行命名在含义上具有相似性。对于研究变量的测量，当衡量规则确定以后，由于自变量通过一定的规则有唯一[12]的一个量与之对应，这样，衡量的结果也随之确定。
有效衡量国家双边关系友好或敌对程度的核心问题是解决从事件赋值向关系赋值的转化。我们的基本设想是，双边关系是由众多事件组成的，这些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一个“事件流”，对双边关系的衡量需要在事件累积和流动两个维度上同时进行衡量。也就是说，对事件影响力进行累积是我们衡量的起点，测量事件影响力随时间流动的变化是衡量的过程，双边关系现状是衡量的终点。将事件分值转化为双边关系分值的合理性，将取决于转化后的双边关系分值能否与实际经验相一致，至少要有很强的相似性。为此，我们设计了如下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流程。图2-3 定量衡量双边关系的流程
在图2-3中，环节①是对数据来源进行选择。从统计分析的角度来说，无须穷尽所有的公开数据来源，只要是数据来源可靠就行。例如，衡量中国与美国的双边关系，选择《人民日报》和中国外交部网站的事件数据就可基本满足需要。
环节②是将数据来源中与我们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有关的事件进行筛选和归类。
环节③是在“冲突-合作”这一维度上，根据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力大小将已发生事件转换成一维的事件分值，这一转换需按预先确定的事件分值表来实现。设定事件分值表是为了保证转换过程具有较大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环节④是把事件分值进一步转换成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值。环节④与环节③的区别在于，环节④的赋值需要考虑双边关系所处位置的影响。这是因为，当双边关系的好坏程度处于不同水平时，同一事件对该双边关系的影响力大小不同。例如，2001年中美军机相撞事件，对两国关系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中美间的一场空战就是平常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极小。我们采取的实际做法是，对于正向事件和负向事件都先用事件影响力公式进行转换，然后再加总得到当月的事件总分值，在此基础上得到该月事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值，具体的过程将在后面叙述。
环节⑤是把由事件导致的双边关系的变化值叠加在上个月双边关系的分值上，得到当月的双边关系分值。在这里，我们采取的实际做法，并不是事件影响力分值达到0.1，就让双边关系同向变化0.1，而是事件影响力分值每达到0.5，让双边关系同向变化0.1，类似地，事[13]件影响力分值达到1则双边关系同向变化0.2。二 对双边关系分值标准的设定
用分值表示双边关系的好坏程度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制定分值衡量标准，也就是要设定两国关系变化的度量范围。对于数学上的距离空间，人们可以设定许多不同的距离标准，如欧几里得度量、闵可夫斯基距离，等等。设定此类衡量标准，要符合方便性和有用性原则。例如在常压下，我们将水的冰点设为0℃，沸点设为100℃。借鉴这个方法，我们设定衡量双边关系变化的分值范围为-9～9，其中，-9代表两国关系最恶劣的情形，9代表两国关系最友好的情形，这是两种极限情况。两者的中值为0，它表示两国关系处于绝对的非敌非友状态，两个毫无关系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可视为这种状态（如柬埔寨与布基纳法索的关系），或是双边关系中的合作与冲突绝对地各占50%[14]的情况。关于国家双边关系分值标准见本书第4部分“使用方法”。三 事件分值表的设定
为了避免赋值的随意性，我们依照事件数据分析中的通行做法，[15]设定一个确定的事件分值表来保证赋值的一致性。在事件数据分析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分值表有阿萨尔-斯隆分值标准、戈尔德施泰因分值标准和“世界事件互动测量”分值标准。但这些分值标准主要是用于分析冲突行为的，无法用于衡量双边关系，为此我们制定了一套与我们设定的双边关系分值标准相一致的事件分值标准（参见本[16]书第3部分“事件赋值标准”）。
设定这个事件分值表时，我们坚持完整性和排他性两个原则。完整性是指可能选取的事件都能按分值表赋予分值；排他性是指同一事件只适用于一个分值，避免同一事件归入两个以上类别的可能。事件分值表是根据经验确定的，但是在它确定以后不再改变，从而避免赋值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四 事件影响力分值的计算
事件对双边关系分值的影响力取决于本月两国关系中的事件和两国关系上月的分值这两个变量。事件的作用是使两国关系发生变化（变好或变坏），但这种变化是在现有两国关系基础上发生的。在不同水平关系的基础上，相同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力不同。例如在两国关系已经很友好的情况下，首脑会晤对双边关系的改善作用是很有限的。而在两国关系不好的情况下，举行一次首脑会晤，或者签订一项合作条约能起到明显改善双边关系的作用。为了解决事件在不同关系水平上的影响力不同的问题，我们根据双边关系分值标准，设计了如下的事件影响力计算公式。0
I表示事件在两国关系位于P时的影响力分值；
N表示两国关系变化范围的绝对值；[17]0
P表示事件发生时两国关系的初始值；0
I表示事件在事件分值表中的分值；
两国关系的变化范围是［-N，N］，在本研究中即为［-9，9］。
上面的公式具有如下特点：①当事件对两国关系起正向推动作用0时，即当I＞0时，随着初始位置从对抗向友好的方向移动，事件的正向推动作用逐渐减小。当两国关系达到最友好状态时，正向事件的正向推动作用为0。例如，1971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前，中美在越南战场上是敌对方，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使中美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而1978年中美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后，美国总统里根1984年访华对双边关系的推动作用就远远小于尼克松访华的作用。0
②当事件对两国关系起负向推动作用时，即当I＜0时，随着两国关系初始位置从对抗向友好方向移动，事件的负向推动作用逐渐增强。在两国关系最紧张情况下，负向事件的负向推动作用为0，即任何负向事件都不能使两国关系的分值小于-N。例如，2000年美国总统小布什上台，此时中美关系是非敌非友，因此撞机事件使得双边关系严重倒退，但在1965～1971年间援越战争时，双方互为敌手，中国军队在越南战场上打下美国轰炸机或是美军轰炸中国防空阵地，对双边关系都没有重大影响。0
③该公式具有对称性。当P与I的分值相同且符号相反时，意味着影响力相同，但方向相反。五 两国关系当前分值的确定
两国关系的本月分值等于两国关系的上月分值加上由事件引起的本月两国关系的变化值。这似乎是一个简单的相加，但由此会导致一个理论上的问题，即上月分值如何确定。因为上月分值的确定又依赖于上上个月的分值，这意味着有了上上个月的分值才能获得上个月的分值。这一逆推过程可以是无休止的，于是产生了第一次主观确定的初始值误差影响以后分值计算准确性的问题。然而，我们所设计的影响力公式具有一种纠偏能力，随着统计时间的延长可以纠正初始值误差，从而解决了确定上个月分值的准确度难题。下一节我们将通过检验双边关系初始值收敛效果的方法来表明这一点（见图9-4）。六 具体操作说明
这一部分对具体的衡量过程做一点更详细的说明，从而使读者能够直接运用本书中的数据计算双边关系在各个时段的分值。这里的步骤是指已经对事件进行了整理以后，如何根据这些事件计算关系分值的步骤。1.计算当月事件原始分值
以2004年4月的中美关系为例，根据我们收集的事件，并按照事件分值表赋予分值，得到该月中美关系的事件分值分别为正向事件分值2.6，负向事件分值-1.9。2.对事件原始分值进行转换
我们在计算当月事件分值的时候，没有采用把正向事件和负向事件的分值直接相加的方法。其原因在于：当双边关系处于不同位置时，正向事件和负向事件的影响力是不同的。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俄关系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此时，如果中俄关系中某个月的正向事件分值和负向事件分值分别为2和-2，并不意味着该月的事件分值应该为0，实际上，这意味着该月双边关系的势头不好。即此时负向事件对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大于正向事件对双边关系的正向影响。
基于这一考虑，我们采取的实际做法是，根据当时双边关系所处的水平，对事件分值按照前述事件影响力公式进行计算，然后把计算出的分值相加，得到当月的事件分值。由于2004年3月中美关系的分值水平为1.2，按照事件影响力公式，2004年4月中美关系中正向事件分值总合为2.6，其正向影响力分值为，该月负向事件的分值总合为-1.9，其对双边关系的负向影响力分值为。两者合并得到该月事件总影响力分值为0.1。3.把事件影响力分值的变化折算成双边关系分值的变化
如前所述，在我们的设计中，事件影响力分值0.1，并不意味着双边关系同向变化0.1，我们制定的规则是，事件影响力分值每增加0.5时双边关系同向变化0.1。按照这一规则，2004年4月事件的0.1影响力分值折算后只有0.02。不足0.1的最小计算单位省略不计，因此2004年4月中美关系变化分值为0，与上月分值相加后得到4月份双边[18]关系分值仍为1.2。
事件影响力达到0.5时才让双边关系变化0.1，其含义是把事件分值表中的事件分值全部缩小了5倍。这种折算方法在数学上或逻辑上是等价的，不会产生实质性差异。采用这种折算方式还可以避免双边关系分值超越9和-9的边界。虽然，随着双边关系越来越接近9/-9，同向事件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反向事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一个月内如果发生多起重大反向事件，双边关系分值则有超过9/-9的可能性。我们的折算方法就避免了双边关系分值越过边界值的可能。表2-1是依据我们的折算标准计算出来的，处于不同水平的双边关系超越9/-9边界值所需要的事件分值。
从表2-1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特征，即双边关系的水平离一个边界越远，超过边界所需要的事件分值越小。但是，国家间关系的实际情况是，在双边关系很好或很坏的情况下，一个月内同时发生多个极其重大反向事件是不可能的。当双边关系处于0水平时，使双边关系越过正/负向边界需要的事件分值为45/-45，而我们的事件分值表中最重大的单项事件的分值也只有9/-9。随着双边关系水平的提高或下降，要使双边关系越过反向边界实际上是越来越难了。如双边关系分值为7/-7时，要越过同向边界，一个月内的同向事件分值需要达到202.5/-202.5（这还要以没有反向事件为前提）。上述情况表明，依据我们的折算标准，9和-9的边界值是非常难以越过的。虽然理论上存在分值超越边界值的可能性，但这种情况实际上不会发生。国家关系变化的渐进性更决定了关系分值越界的情况不会发生。表2-1 从不同双边关系水平越过双边关系上下限所需要的事件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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