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永通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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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幸福的好教师：名家名师教育访谈(大夏书系)试读：
自序
告别2014年，又一年过去。此书付印在即，可我的序还难产中。
犹记去年教师节，我在收复祝福短信时，突然想到：告别讲台，外出奔波，一晃整十年。
十年时光，一年多在某教育机构工作，近三年到某小学当校长，余下的皆效力于现在的单位。回望这些仅仅属于个人的经历，我跟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一样，再也唤不回逝去的光阴。人生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读书、工作、结婚、生子，在生命生长的秩序里，无不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告别。当我们用尽上帝赐予我们的时间，也就到了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刻。
去年，是我告别讲台的第十个年头，也是我进入不惑之年的第一个年头。可以说，这一年是我精神蜕变的重要节点。我如痴如醉地啃读各类经典，不时发出“人生四十始读书”之慨叹，屡有告别往昔岁月，获得第二人生的崭新感。
我之为今天的我，是告别的结果。告别，是生命自觉成长的一种方式，意味着自我否定、自我调整、自我改善，也就是说，告别是一个转化和内化的自我建设过程。过去十年，我从未间断地与一些名家、名师对话。专访他们的日子，是我人生的良辰吉日。他们优秀的品质、丰富的思想，不断地凝结为一些滋养我的东西。
摆在你面前的这本专访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作我个人的作品。之所以下决心出书，是想在告别奔波的十年之际，给自己留下一份纪念——与往昔的岁月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当然，除此之外，我还希望她能给予教师朋友些许精神馈赠，从而与他们的成长建立有血有肉的联系。倘能如愿，她还将与更多教师朋友未度的岁月发生美妙的联系。
人的一生，无时不在和这个世界以及他人建立各种各样的联系。这些年来，我深切感受到，要与这个世界以及他人建立谐美的联系，感谢不失为一种恰当的方式。
感谢所有的受访者，他们才是本书的真正作者。
感谢张文质老师，他11年前的一个电话，让我告别讲台。此书的孕育，当溯源于此。
感谢王焰、李永梅女士，没有她们的努力，此书不可能破例诞生在我所供职的出版社。
感谢杨坤、卢风保，二位同事为此书付出许多不为人知的辛劳。
感谢原同事汪明帅先生，李吉林老师的专访，原本是他联系的，后因故让我来采访。
感谢好友兼同事林茶居先生，李泽厚老师的专访，是他牵线杨斌老师促成的，并和我一同前往采访。
感谢孙汉生、刘灿二位先生，他们皆曾伸出橄榄枝，希望此书在他们所在出版社出版。
感谢阅读本书的读者，欢迎交流，我的邮箱：nacao123@163.com。朱永通敬记于厦门海沧蓝月湾2015年1月14日贾志敏把学生教好了，就是好老师贾志敏：上海市特级教师，浦东名师，浦东开发建设特殊贡献奖获得者，上海东方广播电台《特级教师到你家》、上海电视台《贾老师教作文》节目主讲。曾任上海市浦明师范附属小学校长。主要著作有《贾老师教语文》《一个校长的演讲》等。看小孩，教师要有眼光
朱永通：贾老师，你好！你撰写的教育随笔与你的课堂教学如出一辙：真实，朴实，扎实。大道至简，你的每一篇文章都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尤其是其中映射的教育智慧，令人叹服。
比如，《课堂的记忆》一文，干净利落，三个片段就像三个镜头，生动形象地告诉读者，什么才是真正的课堂。这篇随笔，我反复诵读，几乎能倒背如流，也经常跟老师们分享其富有韵味的教育哲理：课堂的记忆，其实是关于做一个好教师的记忆。教师的一句话，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常常会在不经意间镌刻在学生的记忆里，一辈子也磨灭不了。
贾志敏：你的夸奖让我惴惴不安。
教师是干什么的？是教孩子的。相传，战胜法国并俘虏法国皇帝的元帅毛奇曾经说过：“普鲁士的胜利，早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就决定了！”
我们不是演员，所以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来不得半点虚假。把学生教好了，我们这个教师才算做好了。孩子无法挑选父母，却可以选择教师。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很大，我们要用自己好的言行举止、道德品质去影响每一位学生。学生会把老师身上好的东西学过去，而且，这些东西会在他以后的工作中或多或少地反映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是镜子里的教师。“教育”的另一个名字叫“影响”。
朱永通：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的一部分生命是体现在孩子们身上的。
贾志敏：可以这么说。所以，教师要身体力行。不但要说，更要去做。《课堂的记忆》里的第二个例子说的那个小女孩叫陈戎。她大学毕业之后曾在上海电视台第14频道当过主播。现在，在英国皇家电视台主持中文节目。她很端庄，语感极好，在上海颇有人气。我教她的时候，对她的未来，还真有点“未卜先知”。我曾经想过：这孩子大了准有出息。结果，还真的被我言中了。
起先，她学跳芭蕾舞，后来就差那么一点儿，未能进上海芭蕾舞学校深造，只能改跳民族舞。她跳《反弹琵琶》，堪称一绝。1983年，里根的夫人南希邀请上海福利会少年宫民族舞团到美国巡演，陈戎同学随团同去。事后得知，张贴在纽约大街小巷里的海报上的女孩，就是跳《反弹琵琶》的陈戎。当时她读五年级，就在我班上。
她出国访问演出还有一番周折呢。当时，她的数学老师想不通，心态有些扭曲，不是网开一面、积极帮助，相反，处处设置障碍，要她和别的同学一样，必须完成很多作业。完不成就不准她去跳舞，不让她参加排练。因此，她处境比较困难，舞练不成，作业也做不好。因为我是她班主任，便向她伸出援手，一边不断与数学老师沟通，一边积极做她的思想工作。还与她约法三章：语文作业可以免做，但必须认真完成数学作业。她真的十分刻苦，训练间隙，就艰难地伏在平衡木上完成数学作业。功夫不负有心人，陈戎他们团队在美国访问演出大获成功，载誉归来。我们真为她高兴。
那个时候，正在热播电影《小花》，很受广大观众欢迎。主演是陈冲。无意间，我将“陈冲”和“陈戎”两个名字扯到一块儿去了。我跟陈戎的父亲说：“你的女儿将来会有出息的，也许会像陈冲……”
朱永通：这句话，对于孩子，乃至其父母，是多么重要啊！
贾志敏：是的，当时她父母一脸疑惑，问：“真的？你这样看好她？”我说：“她现在用着的作业本，我为她保存得好好的，也许，若干年以后，就能见证她成长的足迹了。”她父亲高兴极了。后来，这孩子的发展果然十分顺当。小学毕业后考进上海外国语大学附中，高中毕业考上上海外国语大学，大学毕业后就到上海电视台当主播，后来到英国发展去了。
我认为，我们做教师的，要看好每一个孩子。有时候还要有点遐想，有点超前的眼光。
朱永通：教育是复杂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教育难题。不变的是，不管哪个时代的教育，依靠的始终是教师。所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能够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遇到什么样的老师。
贾志敏：我同意你的说法。
还有一个男孩的案例也很能佐证你的观点。这个男孩我称他是“现时代的阿甘”。
有一年中秋节前，我们学校工会主席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位家长找你好久了，一定要见你，我们能把你的联系方式告诉他吗？”工会主席报了孩子的名字以后，我爽快地说：“告诉她吧！”她，孩子的母亲，叫余晓晴，是一位知性的女士，我还有印象。
这天晚上，她带着孩子来了。啊！是一个1.8米高的英俊青年，在英国读书，很腼腆，坐下后只低着头摆弄自己的手指头。他们为什么要来找我呢？
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孩子叫龚昊，非地段生。小时候虽然天资聪颖，却没有一个老师喜欢他。为什么呢？他读一年级起，几乎所有的课都上不好。他听懂了便在教室里撒野、奔跑，导致老师无法正常上课，纷纷向我告状，要求劝其转学。
一天，我唤他到校长办公室“受训”，岂知，他毫不畏惧，若无其事。他看看报纸，打打电话，还问我一连串问题：“校长，你写的字是什么字体呀？”“校长，你每天做些什么事啊？”“校长，你在家自己做饭吗？”让人哭笑不得，又奈何不得他。我心里明白：这孩子不坏。
在全体教师会议上，我以这个孩子为案例，诚恳地对教师们说：“我们要热爱所有学生，善待每一个学生”，“我不能要求你喜欢每一个学生，但是，你绝不能不尊重任何一个学生”。我断言：“龚昊这孩子长大了，一定会有出息，也许会大有出息。”后来，龚昊的班主任把这句话传到他母亲耳朵里。他母亲说，听了我这句话，便始终对孩子抱有信心。
遗憾的是，这个小孩依然没有博得老师们的喜欢。他读二年级时，我因退休而离开了那所学校。龚昊这孩子再也待不下去了，他母亲无奈地把他带走了。
读初中了，情况仍不见好转。依然没有老师看好他。初中毕业了，龚昊的父母认为咱们的教育不一定适合他，就送他到英国一所很好的中学念书去了。他独自一人远渡重洋，在英国举目无亲，独立生活。不料，到英国第一年，他就考了个第三名，后来一直名列榜首，独占鳌头，这让当地众人刮目相看。读完三年高中，他考大学，五门功课成绩皆为优秀，四个A+，一个A。他选择的是物理专业。他向母亲表示：“要做霍金一样的物理学家。”
余晓晴女士深情地说：“你贾校长的一句话，一直支撑着我，让我对他始终不丧失信心。”
望着坐在我身边的龚昊，突然，我把他与“阿甘”联系起来了。他真的变了，说话温文尔雅，举止彬彬有礼。
龚昊将来能不能成为“霍金一样的物理学家”，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成了，我也看不到了，但是，我们教师要“善待每一个学生”却是要铭记在心的，也是我们教育工作者必须坚守的！
我们当教师的，心地要善良些，眼光要看远一点，把事情要看透一些。
我始终认为：所有的孩子有的只是缺点，而非错误，因为他们是孩子。当教师的，莫去伤害孩子
朱永通：这个案例让我再次震撼，其实，类似的案例屡屡被提及，但我每次听到或看到，依然会感到震撼。在中国，我们对孩子的评价，还是跳不出应试的“魔掌”。我们把“乖孩子”作为“好孩子”的标准：因为“乖”，所以容易学得进去，愿意老老实实去做题；因为多做题，所以能考出好成绩。可是，为了这个所谓的好成绩，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简直到了“只见分数不见人”的地步。
贾志敏：一点儿也不错。你说，90分与91分，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在现实生活中，不少人往往斤斤计较，甚至为此争得面红耳赤。实在没有必要。
我们是搞教育的，应该明白什么是教育。教育的本质是为了提升人的精神世界，是为了把学生的潜能变成发展的现实。现在的现实是，很多孩子的潜能一不小心就被我们扼杀了，为什么？因为现在都是突出分数，淡化孩子，甚至漠视孩子，这种“淡化”或者“漠视”，很容易给孩子造成隐性的伤害。这就牵涉到另一个话题：当老师，无论是教书，还是育人，最忌讳的是在不经意间，去伤害孩子的心灵。
说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
20世纪50年代初，我在上海的一所中学读书。家境清贫得连一副眼镜也配不起。看不清黑板上的字，我用纸剪3个瓜子状的小玩意，用针在中间扎一个小孔，根据聚光的原理，把它放在眼睛前看黑板，还挺管用。
教物理的是王爵彝老师，很“海派”。课上，他常穿插些笑料来调节课堂气氛。一次，我正把小玩意放在眼睛前，边看黑板边抄笔记，猛然，手上的小玩意被王老师抽走了，他学着我的样子，把它放在眼睛前，调侃我：“这里面有什么西洋景可看的？”此语一出，引得哄堂大笑。性格内向的我一时语塞，只感到脸上滚烫滚烫的。
失去了小玩意，我只能用弯曲的食指替代，继续抄写。岂知，王老师以为我故意与他过不去，走到跟前，一把将我拉离座位，罚我站在黑板前。顿时，教室里的空气像凝固了似的。此时，我无地自容。
之后，我再也不喜欢他执教的物理课了。他在讲台上讲解电阻电容，我在桌子下偷看故事小说。物理成绩一落千丈。
无巧不成书。半个世纪过去了，在一次校友会上，我又见到了这位王老师。
当年的毛头小伙都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年过八旬的王老师也来了，实在很难得。师生围坐一起，欢声笑语。王老师对我竟然还有印象，指着我说：“记得，记得，现在成了大名鼎鼎的贾老师了，在电视上见过多次。”
席间，我起身向王老师表示敬意之后，无意间旧事重提，并向他致歉：当年，没有上好他的课。岂知，他听了之后一脸茫然。他压根儿想不起当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他惊讶地说：“啊？有这般事？我一点印象也没有！”他站起来，举着空杯，神情严肃地说：“我从不喝酒。今天，给我满上，我一定要喝下这一杯罚酒！”
杯中的酒在晃动。他深情地说：“对不起，贾老师！请接受我这一份迟到的歉意！”说完，他脖子一仰，一饮而尽。也许意犹未尽，他坐下后又似乎在调侃我：“我教学上的一次过失，也许扼杀了一位有成就的物理学家。”
我记得，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眶里噙着泪水。我也记得，那时的我，如当年一般，脸上也是滚烫滚烫的。
这一份迟到了近半个世纪的歉意，让我想得很多。
朱永通：这个故事我曾在你的一篇教育随笔中读到过。今天听你亲口讲述，在感动的同时，也感受到道歉在教育中的力量和价值。在这个迟到的道歉中，我感受到王老师的愧疚、谦卑和真诚。在日常的教育过程中，老师亦非圣贤，岂能无过？只是有些过错，老师是无意中犯下的，就像王老师，若不是你提起，压在你心底那么多年的“羞愧”之事，于他，则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我由此想到的是：道歉的作用是抚慰受害者的心灵，让他恢复自尊和尊严，所以，道歉是一扇打开人们情感的窗，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道歉是我们当老师的，乃至我们整个社会的人都极其欠缺的一种行为和品质。
贾志敏：道歉的力量就是教育的力量，你谈到这个话题，让我又想起另一个教育故事。
34年前的一堂语文课上，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情：这一天，我教的是《狼牙山五壮士》。一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孩子要求发言，这让我心中窃喜。他指着文中的句子“班长斩钉截铁地说：‘走，上棋盘陀！’”怯生生地说：“句子里多了一个‘铁’字。”“多了一个‘铁’字？”我好生奇怪，问，“真的吗？”
良久，我才明白原委，便调侃他：“你以为班长姓‘斩’名叫‘钉截’吗？”
顿时，教室里哄堂大笑。此时，他面红耳赤，尴尬得几乎无地自容。以后，这个孩子一蹶不振，始终闷闷不乐，再也不举手了。我明白，由于自己的一次失误，极大地伤害了这孩子的自尊心。我着实懊悔不已。我诚恳地向他致以歉意，并获得了他的原谅，终于抚平了这孩子心灵上的伤痕。
这个孩子叫柳冬生，是冬天生的——我至今还记得。而今，他该四五十岁了吧！
这件事情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它，让我懊恼，促我反思，叫我悔改，催我奋进。从此，我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再也不敢懈怠，再也不做伤害孩子心灵的蠢事了。好课“八字诀”：目中无人，目中有人
朱永通：你的老师向你道歉，你向你的学生道歉。这种道歉，是需要勇气的；这种道歉，在愧疚中隐含着老师改变自己、提升自己的决心；这种道歉，也隐含着成为好老师的一个基本前提：爱学生，始于理解、尊重学生。我从王先生和你的身上，读出了你们对学生渗入骨髓的那份呵护、那份浓烈的爱。
贾志敏：我一直以为，自己的教育教学能力被别人过高地评估了。如果非要我来谈如何成为好老师，我真的谈不出任何道理或理论。
何谓好医生？把病人的病看好，就是好医生。何谓好工人？生产出来的零件全部合格，就是好工人。何谓好农民？种植出来的庄稼、粮食又多又好，就是好农民。同样道理，何谓好老师？把学生教好了，就是好老师。
怎样才能把学生教好？积我50余年的教学经验：从心底里爱孩子，认真给孩子们上课，喜欢自己平凡的教育教学工作。
朱永通：爱孩子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关乎生命，关乎能力，关乎艺术，好教师的价值大半是在课堂上实现的。但具体到实践中，尤其是在课堂上，我们往往难觅教师爱孩子的蛛丝马迹，为何如此？
贾志敏：教师的生命只有在课堂上才得以歌唱。教师之主要工作是六个字：传道，授业，解惑。用现在的话说即“教书育人”。
课堂上，我们莫把自己当演员，莫把教室当舞台，莫把教学当演戏，更莫把学生当道具。必须实实在在上课，全心全意为学生着想。
现时的一些教学观摩活动，太过于商业化。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一位教师上课，五千余位教师观摩的“盛况”。执教者除了要面对学生之外，还要十分在意听课老师的反应。所以，他（她）必须不断调整方法与策略，设法让听课者愉悦、满意。
我们的教学如果忽略了学生的存在，必然会背离课改的方向。
怎样才能上出好课呢？依我看，就八个字：目中无人，目中有人。“目中无人”里的“人”是指听课者。纵然教研员、专家济济一堂，在教室一隅听课，执教者也必须淡定自若，一概视而不见。“目中有人”里的“人”，是指学生。上课的老师要关注的始终是学生，关注他们有无长进，有无提高，有无变化。如果学生有长进，有提高，有变化，这堂课就算成功了，有价值了，值得总结发扬。反之，学生没有丝毫变化，没有一点长进，怎能算好课呢？
朱永通：“以学生为本”，这是爱的落脚点，也是你的为师之道。最后，请你以过来人的身份，谈谈年轻教师该如何健康地发展。
贾志敏：想当好教师，必须做到六个字：爱生，读书，实践。
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当好一个教师的。教师是个文化人，要有点书卷气。
教育，是一项神圣的事业。我们选择教师这一职业，就是选择高尚，就是选择幸福，就是选择清贫。要终身无悔。
我至今还是个贫者。教书终身，依然身栖斗室，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过我也算是一个富翁，从教50余载，弟子几近遍天下。
积财千万，无过读书。富贵必从勤苦得，男儿须读五车书。
世事难料。20世纪50年代末，我高中毕业，连续四次报考大学，皆因家庭出身“不好”而无缘深造，这令我抱憾终生。
迫于生计，只得打工度日，转辗代课。直至20世纪70年代初，始转为正式编制教师。因未受过系统训练，理论基础薄弱，深感底蕴不厚，功力不足。盲目授课，其效果可想而知。此时，只能如饥似渴地读书，从书本里汲取营养，探究方法。只是，此时读书目的更为明确：为了孩子！《古希腊教育论著选》（张法環）、《教育漫话》（洛克）、《爱弥儿》（卢梭）、《小原国芳教育论著选》（小原国芳）、《教学与发展》（赞可夫）、《民主主义与教育》（杜威）等，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随后又读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还撰写了多本笔记。通过阅读，逐步明白教育教学必须以学生为本，并且在工作中不断付诸实践。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不能则学，不知则问，虽知必让，然后为知。学然后知不足。向同人学，向书本学，向学生学。边学习，边实践。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学贵心悟，识以领之。由外行转为内行，教书渐入佳境，终获些许成绩。
众人问：“汝取得成功秘诀为何？”
答曰：“人有知学，则有力矣。贵学也。”
读书之好处多多。有成就者，大凡酷爱读书。教师更要读书。读书要养成习惯，读书要有计划。各样的书都要读：古代的，现代的；天文的，地理的；国内的，国外的。正如苏东坡所言：“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教育”的另一个名字叫“影响”。在我的引导下，众多学生亦喜好读书，亦养成良好习惯。他们已经走向世界各地，各自追求幸福人生。
本人教书已逾55载，然，生活依旧清贫简朴，只是不愁温饱与冷暖。少的是银子，多的恰是书柜里的藏书。一次，我邀请学生到寒舍做客。一个学生惊呼：“啊！贾老师家有13个书柜！难怪他肚子里藏着无数故事！”
退休之后，生活淡定，却有规律。本人无其他嗜好，和书做伴，与报为侣。临街窗前，一杯绿茶，一张报纸，一支铅笔，一本名著，可以打发一整天。
学无止境。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雨果言：60岁为老年之少年，70岁为老年之中年，80岁才算是真正之老年。因此，我还算年轻，还可“小有作为”。窃以为，唯将时间用于读书上面，活得才有意义，生命更显精彩。东隅已逝，桑榆非晚。
愿年轻人真切爱生，奋发读书，勇于实践，做一个受学生爱戴的好教师。附录课堂的记忆贾志敏
60年前，课堂上。
一个孩子终于磕磕绊绊地读完10个生字。真糟糕，还读错3个！他惶惶不安，等待教师指责。然而，教师没有批评他，却说：“真了不起，10个生字居然读对7个。为他鼓掌！”话毕，教师带头拍起手来，教室里掌声骤起。这是那个男孩第一次得到大家认可。他终于抬起头，露出笑容……
这个男孩，就是读小学时候的我。
30年前，课堂上。
一个小女生正声情并茂地朗读《十里长街送总理》。读得实在太好了！闻者全都屏住呼吸，几位听课教师还掏出手绢悄悄抹去泪水。读完，教师走到这小女生跟前，问：“有纸巾吗？”小女生点点头，从衣袋里掏出纸巾。教师把脸凑到小女生跟前，说：“请你帮我擦去泪水，是被你感动的。”泪水被擦去之后，教师向她要这张纸巾，准备扔掉，小女生说：“不给行吗？我想保存它。”教师点点头，走开了。
这个流泪的教师，就是本人；那位小女生，后来成了上海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现在英国皇家电视台主持华语节目。
已故教育专家陈钟梁先生生前曾介绍自己的一段课堂经历。
读中学时，他的文章已经写得极好，经常见诸报端并获校方嘉奖。一次作文讲评课上，教师竟说他的作文“很不理想”。这多少是出乎众人意料的。须臾，教师才道出原委：原来千字作文里仅错用一个标点。教师连声说：“可惜！可惜！陈钟梁的作文怎么可以出这种差错？”真是醍醐灌顶。
自此，凡是他交出的文章必经自己多次诵读，反复推敲，再三修改，绝不容差错再现。
多少年了，他一直铭记这位教师，时刻不忘这次批评。
他告诫教师，不要整日唠叨那些陈词滥调。教师语言要生动，鲜活，简明，幽默，还要与时俱进。“今君虽终，言犹在耳。”陈钟梁先生所言，言简意赅，生动形象。真值得我们不断玩味并终生咀嚼。李吉林学会欣赏自己，栽培自己
李吉林：儿童教育家，全国著名语文教育专家，情境教学首创者。1938年5月出生，江苏省南通市人。1956年毕业于江苏省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任教于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中学高级教师，江苏省首批特级教师、名教师。
朱永通：李老师你好，记得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一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你为你的玫瑰花所花费的时间，使你的玫瑰花变得那么重要。”情境教育可以说是你这一生中至关重要的玫瑰花，许许多多的教师在它迷人的芬芳中吮取教育教学的智慧。
我们今天的访谈就从情景教育开始吧。
李吉林：谢谢，谢谢！情景教育确实让我时刻体验着“实践的幸福”。
朱永通：你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通过创设情境来开展教学，这在当时应该算是非常“异类”的，你是怎么做到，并坚持下来的？从情境教学到情境教育，再到情境教育课程，情境与儿童学习之路，越走越宽阔，是什么动力促使你这么做？
在这一过程中，你又遇到哪些困难和挫折？你是怎么克服的？结合你自己的这段经历，你想对年轻教师说些什么？
李吉林：情境教育教学探索是从1978年开始的，那时候“文革”结束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整个时代呈现出的是大改革大发展的趋势，这是情境教育诞生的最重要的土壤。那么我是怎么做到，并坚持下来的呢？教学之余，我也很喜欢做做研究。我觉得当时的教育教学，从现状来讲，还是相当封闭的，孩子对于教师的教学没有兴趣，没有一种热烈的情绪，也就是说，原本非常丰富的小学教学变得很抽象，教学方法也很单调，我觉得理想中的小学教学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一点可以说是我与情境教学结缘的一个很大的背景，我当时一直在想，整个国家改革开放了，那么我们的教育怎么办？我作为一个小学语文老师怎么办？在“文革”中，因为我是“黑线人物”，是受压迫的，所以，那十年是荒废的，是我生命中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和挫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出现了如此灿烂的教育春天，我真的是兴奋不已。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真的感觉到非常扬眉吐气。不过，我作为一个小学老师，十年已经浪费掉了啊！那是我从28岁到38岁的十年啊！
朱永通：雨过天晴了，你太想弥补了？
李吉林：是啊，太想弥补啦！那时我将近40岁，28到38岁，这是人生中非常黄金的岁月，白白流失了，所以，经历了那样一个非常压抑的人格受到侮辱的时代环境，一下子出现这么一个新的天地，实在太激动了，也就特别特别地珍惜。回到刚才说到的当时的教学现状，我就觉得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应该努力让孩子从封闭的传统教育的捆绑中蹦跳出来。我本来一直教中高年级，但我主动要求从一年级教起。对于低年级，我一点儿都不熟悉，但为了研究，为了实现我“提早起步，提高起点”的目标，我走到一年级的孩子们中，他们多么可爱，他们对小学生活是向往已久的。那个时候我整个的状态是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安于现状，情境教育的探索就从这儿开始——为了让孩子们能喜欢你，喜欢你的课。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愿望。
朱永通：实际上为了这个愿望，你在“文革”前就已经有大量的积淀了。
李吉林：是呀，“文革”前，也就是从1956年到1966年那十年，我也是相当的积极和勤奋的，那会儿我们的校长是缪镜心，她是当代书画家范曾的母亲，她说我课上得好，是一棵好苗子，给了我非常多的鼓励。可惜，“文革”十年，我们的教育一片苍白，小草般的个人，又能做什么呢？
朱永通：所以，你觉得必须紧紧抓住改革的大好时机？
李吉林：对，是这样的，而且是非常积极地投身到教育教学改革中来。那时候就只一股劲儿地想做事情，心想作为一线的教师，能够义不容辞地投身到改革里边去，是多么幸运！你看，我是满腔的热情，也是满腔的责任感（举起纤细的右手，用力抖了抖），所以，在困难面前，我是有底气的，一种内在的精神底气。当时的困难，一方面缘于人们的不适应，这之前你还是被整的对象，怎么就变成一个改革者了？另一方面缘于自上而下的层层管理无形中也设置了很多的障碍，这些我就不说了。改革不是一切都预示好了的，它只是一种开拓的思想，是一种顺着潮流走的摸索，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能够积极面对。再一个就是孩子们给了我信心和力量。小学生一年级的时候是特别特别可爱的，而他们又是弱小的，非常单纯，甚至是不懂事的，需要成人的呵护，没有成人的呵护，他们就不能很好地长大，所以，这里就有教师的责任，我是从生命深处体会到这一点的。那时，我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特别能体会到父母亲对孩子们的期望——他们把孩子交给老师，孩子会遇到一个怎么样的老师？是一个负责任的，还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老师？孩子在学校里是这样成长，还是那样成长？这些都是家长所关心的，也是教师必须设身处地去体会、感受的。
朱永通：也就是说，对于教师而言，责任感是一种近乎天职的品质。
李吉林：对，我说的就是这个。我刚才谈整个大背景下自己的经历，其实想谈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作为教师，必须有对时代、对社会、对自己、对每个孩子以及他们父母的强烈责任感；另一个就是现在的教师要懂得珍惜。
朱永通：珍惜？
李吉林：对，我特别想说这个。你看我们当时有多么困难，但是我仍然坚持下来了。而现在的年轻人所处的社会大环境与我们当时的是大不一样了，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一直到学校，都是千方百计为教师的成长搭建平台，提供条件。而且，现在信息丰富，你只要善于学习，你就能进步，就能提高。
还有，现在物质生活也大大的富裕了，不愁吃，不愁穿，我们那时候生活多清贫，所以，一定要懂得珍惜。当然，也可能因为物质条件好了，反而追求少了，这其实就是不够珍惜，还是追求上出了问题。作为人，你要有自身的价值，你不能只追求物质生活，那还叫追求吗？那只是人的本能的追求，人的本能的满足而已。所以，作为一个教师，你是不能仅仅满足于这种本能性的追求的，因为教师本身是通过自己的精神、智慧去培育孩子的，而不是通过物质去培养。作为孩子们的老师，作为一个年轻人，我觉得特别要有一种精神上不断寻求进步的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教师是太需要崇高了。
朱永通：李老师刚刚谈到年轻教师要有精神上的追求，现在教育的外部环境和条件跟你们那个时代已经非常不同了，在你心目中，什么样的教师是好教师？
李吉林：一个好教师，首先要有一个“爱”字，没有爱，你做不好教师，这是必然的。爱什么？爱学生，爱自己所教的学科。比如，你是语文教师，你必须爱语文，你对语文要有情感，对语言文学要有感觉。教师是需要热情的，对自己的专业学科有热情，才能吃得起苦，才能不怕受累，才肯下功夫。另外，我觉得这个爱也包括教师对自己的爱，要会赏识自己。你赏识自己，你就发现你自己了，你觉得自己很能干，发现自己有许多美好的品质，于是你就想把这些美好的东西传递给学生，这是非常有价值的。很多教师身上都有非常可贵的品质，他们是相当聪明、相当有才华的。所以，还要钟爱自己，欣赏自己，珍惜自己的生命年华。这样，你就觉得这一天一天不能白白浪费，爱自己就要爱自己的每一天每一时，就不会把时间都浪费掉。当然不是不要休息，但还是要勤奋一点，我感觉应该这样，因为生命就只有这么多时间，时光老人把时间公平地分给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是怎么对待它的？是怎么度过的？以前我就一直思考这一天我应该怎么度过。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话题，没有了生命，别的还有何意义呢？
还有，教师要博采众长，你要什么都会，或者什么都会一点儿，但不要求你都是行家里手。比如：我是教数学的，也有很好的语言修养；我是教语文的，也有很好的艺术修养。这方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颗爱心——爱教育、爱孩子的心，才能做到很好。
朱永通：李老师谈到教师要爱自己，可不可以这么说，你爱自己的最好方式是栽培自己？
李吉林：栽培自己，好有意思的说法。是的，我爱自己的方式就是栽培自己，就是要使自己能够壮大起来。
好教师除了要有一个“爱”字，还要有的就是一个“思”字。
做老师是要动脑筋的，要多思、善思，还要反思。我喜欢不停地思考，要上一堂课了，教学怎么设计呢？重难点如何突破呢？我会一边走一边想，一边做事一边想，心思都花在这上面，反反复复想，不断权衡，然后比较哪个是最好的。只有多思，你才能逐渐做到善思。这里头，我觉得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反思，孩子们的反馈，自己的教学体验，我们都要反思，不仅要发现自己存在的问题，更要善于发现自己的成功经验，发现自己教育教学工作中的亮点。这方面我做得很好，包括我以前写文章，也常常进行这样的反思。1978年，我结合自己的经验写的一篇教学论文发表在《江苏教育》上，我记得当时杂志的总编夸我这篇论文写得很好。得到总编的夸奖，我很震撼，于是我开始反思：我这篇文章哪里写得好呢？我把它拿出来再读，再琢磨：文章写得好一般有几条经验呢？所谓反思，就是自己总结自己，让自己因为成功的经验不断获得更多的成功。一个教师要学会反思自己的课堂：自己的课哪儿上得好？要把好的地方回忆出来，要把它们写下来。当然也会有一些问题，哪些是欠缺的，哪些是不妥的？要勇于面对它们。
当然，一个好教师必然是一个勤奋的学习者，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定位我自己，总结了四个字：思，学，行，著。我这辈子一直坚持按这四个字去做，我也把我的这“四字经”送给年轻的教师们。杨斌发出自己的声音杨斌：江苏苏州一中教师。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苏州大学兼职硕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出版专著《语文美育叙论》《教师职业幸福的秘密》等，编著《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教育照亮未来——民国八大教育家经典文选》《李泽厚话语》等。教书：从各种“声音”中，悟出教育教学的门道
朱永通：杨老师，记得之前在审读你的随笔集《教师职业幸福的秘密》时，我和你一样，被《一个无法忘怀的故事》中那个让你刻骨铭心的故事深深感动了。在《生活的馈赠》一文里，这个故事曾引发了你思考教师职业的意义。在《一个无法忘怀的故事》一文中，你对这个故事的思考又深了一层：教师的人格魅力关乎职业幸福，关乎学生的健康成长。同样一个教育故事，在一个人的不同人生阶段，引起的思想“反应”往往也不同，而这恰恰是教育故事的价值所在。
杨斌：的确如此。这个故事我已经在不同文章中谈过多次，每次谈起这个故事，连同讲这个故事的人以及讲故事的环境气氛，都会一同涌上心头。记忆，真是一件十分奇妙的事，记忆什么，铭记什么，遗忘什么，选择性和指向性很强。
那时，我回到我中学母校灌南县张湾中学工作，和陈晓滇老师是同事——他在学生中声望极高，也是我中学读书时非常崇敬的老师。我们都住在校园里，是邻居。那年春节，天寒地冻，雪花飘飘，我到陈老师住的茅庐之家拜年。围着一个大火炉，我们海阔天空地谈，引出这个故事：“文革”期间，江南某地一中学生在“武斗”中受重伤。生命垂危之际，这个初二学生向家人提出要求，想和曾经朝夕相处的全班同学见上最后一面。此时，班级正分成两派，森严壁垒，势不两立。谁能把这对立双方的“革命小将”从硝烟弥漫的壕堑中拉到一起呢？学生家长想到了他们的班主任。这位被双方的“革命小将”多次批斗、此时正赋闲在家的老师，听到学生的这个心愿之后，二话没说，开始行动。他走东串西去游说动员，硬是凭着自己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把全班近50位同学一个不落地聚集到这位中学生的病床前，满足了濒死少年的最后心愿，让他含笑离去。从此，“武斗”双方也化干戈为玉帛……
这个故事的主角，那位班主任，就是陈老师的弟弟。这件事，我什么时候想起，什么时候感动。感动之余，我又总想参悟事件背后蕴含的“声音”，可一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多年以后，我终于听到这个埋进我心田的故事发出的“声音”：是什么东西唤回了那一群迷途“羔羊”？很明显，是老师的人格魅力。
人格是什么？人格包括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但又不止于此，它还指一个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一是知识的影响，二是人格的影响。前者自不待言，后者却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其实，教师的人格对学生尤其是中小学生的影响，比起知识的影响，可能要更巨大，更深远。
朱永通：我也从这个故事中获得诸多启发，比如，我想到：今天，当我们津津乐道于学校的精细化管理、制度化管理时，切莫让“人情味”淡薄，乃至消失。学校应该是一个重“人情”的地方，所谓“人情”，是指彼此默契、彼此关怀的人际关系，而非漠视基本规范、拉帮结派的庸俗化的人际关系。
此外，我还想到，学生的目光往往会越过一个个具体的学科，聚焦在一个个师长的身上，所以，言传身教是整个教育天然的组成部分，不容忽视。当然，这也包含在你所说的教师人格这个话题范畴里。
杨斌：学校应该是最讲“人情味”的地方，因为我们从事的就是培养人的工作。有人说过，“文学就是人学”，其实，教育才是真正的“人学”。再精细化的管理制度，也代替不了彼此默契、彼此关怀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也会转化成影响学生的隐形的教育资源。
一个好教师，应该具备两个魅力：一是学科魅力，让学生喜欢你的学科；一是人格魅力，让学生喜欢你这个人。学校管理在教师发展上的着力点，应引导教师不断塑造和丰富自己的这两个魅力；制度设计，也应该在这两个魅力方向上去引领。
朱永通：其实，教师发展有其复杂性和偶然性。人的生命是一种偶然，同样，人的成长过程也充满了偶然，比如，你一辈子遇到什么样的人，往往能丈量出你能走多远，而遇到什么样的人，本身就是一种偶然。所谓良师益友，其实是人生中的一种偶遇，无限美好，且让你受益无穷。你在《生活的馈赠》一文中提到，走上讲坛不久，你幸运地遇到了李坦然老师，这个美好的相遇，决定了你在教育教学上的起点。今天的社会比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显然浮躁多了，年轻教师的发展看似机会很多，其实，真正有益于他们健康发展的因素不多，比如，同行间互相切磋、共同鞭策、一起研究的氛围好像淡了许多。
杨斌：人生确有许多偶然，但让偶然成为一种机遇，则在于人的主观努力。李坦然老师是我在灌南县中学工作时的同事，语文教研组组长。1985年，我和李老师刚好执教同一个年级，听他的课便成了家常便饭。几节课下来，我发现李老师的课与众不同，没有流行的从时代背景到段落大意的固定模式，也没有刻意追求什么教学的重点、高潮，更难得见到盛行于当时观摩课上的教师像演讲者又像演员那样的慷慨激昂之态。一切，都来得十分自然，也十分流畅，像乡间的小河款款流淌，浸润其间的是对语言、对文字、对文化的品味和赏析。记得有一次，听李老师讲《为了忘却的记念》。稍作介绍之后，李老师即让同学们读书。这在讲风颇盛的当时，可是不够时髦的事。读了一阵子的书之后，开讲第一段。李老师挑出了两个词语让大家进行比较：为什么“悲愤总时时袭击我的心”，而要摆脱的却只是“悲哀”？一个小小的问题，一个小小的角度，却一下子抓住了文章的核心内容，激起了课堂上的一潭活水。同学们的讨论非常热烈，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若干年以后，这个经典的例子变成了课本后面的一道习题。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语文，原汁原味的语文，脱离了种种概念和现实利害的语文。
要知道，老先生可是1950年代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大三时已在《文史哲》发表了9000多字的长篇论文，读大学时就曾参加过《现代汉语词典》《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他的同班同学谢冕、张炯、孙玉石一个个都成为中国文艺评论界的“大腕”人物，而他，却因1957年那人人皆知的原因，一直在中学语文教学的园地默默耕耘。
我幸运地“听”到了李老师的许多声音。从课内，到课外，从理念，到操作，从有声，到无声。我从李老师的“声音”里，悟出了教育教学的许多门道。受李老师的影响，我也始终追求一种朴实无华的教学境界：不瘟不火，其乐融融。
我以为，不管身处哪个时代，青年教师，只要谦虚和用心，总能从身边的人身上学到许多许多。如果缺少一种虚怀若谷的开放心态，哪怕今天听这个讲座，明天学那个名师，也是很难有多少益处的。
真正的学习，是一种默察和省悟，贵在用心体会。而且，要有自己的教学理想和教学追求，因为理想和追求会带来一种向上的动力。读书：聆听大师的“声音”，努力走出自己的路
朱永通：你谈到的教师要有开放的心态，这很重要。一个人能否真正开放，跟他是否有独立的思想品质直接关联。
读书，是一颗心灵聆听另一颗心灵发出的“声音”，并努力与之对话的过程，这是每一个人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我发现，教书之余，读书成了滋养你的精神的重要途径。
杨斌：一个在“文革”中度过中学时代的人，其实大多是没有什么底气谈读书的。但我对你提出的问题有同感，因此愿意聊一聊个人阅读史。你的问题也让我回忆起一些差不多被遗忘的往事。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父亲小时候上过短时间的冬学，应该是农闲时的识字班吧。舅舅是小学教师，家里会有一些文艺类杂志，母亲常带回家来“剪鞋样”用。那时，我曾对母亲提出，必须先让我看完之后，才能开“剪”。我就是从那些旧杂志开始最初的阅读之旅的，那是我读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吧。我的第一本课外书，也是舅舅带我到县城的新华书店买的，大约是小学四五年级吧，现在还记得书名叫“冰凌花”，是儿童文学读物，书里介绍的东北兴安岭、兴凯湖的神奇风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书，可算是我第一本正式的启蒙读物。记得我在四五年级时，就曾自费订阅《中国少年报》，这在当时的农村小学，应算稀罕了。“文革”时精神饥荒的痛苦体验，是我后来从事语文教学的一种内在动力。我总是力求在基础知识之外，为学生寻得一些教材本身具有的文学元素，力所能及地让学生感受一点文学之美！我觉得，这是语文教师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
高中毕业后，我回乡务农。一年之后担任民办教师，在单位有机会读到唯一一份报纸《光明日报》。舅舅的单位是靠近县城的公社中心小学，有多份报纸，尤其是有一份标明内部订阅的《参考消息》。我常常利用星期天去走亲戚，其中一个重要诱惑就是看报纸。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师范。赶上了读书好时光，如饥似渴，“恶补”各种书籍；无奈在校时间太短，因为教师队伍青黄不接，我被提前送到了教学一线。工作期间，我报名参加了《诗刊》和《光明日报》的刊授大学，前者是因为“诗人梦”，后者是为了学中文。后来，又读了三年本科函授，总算比较完整地接受了中文本科教育。
朱永通：读书无非博览群书和专精研究二途，你后来好像走的是专精一途，从集中研读李泽厚的著作，到援引其“美育”观点到语文教学研究中，再到动笔写李泽厚的研究文章，你并不满足于享受“声音”的美妙，而是努力走出自己的路。你是在李先生“声音”的滋养下，一点点磨炼出自己的思想，找到自己的路。这个过程，不仅是你思想上“偷光”，而且是你努力“发光”的过程。
杨斌：其实，你这“两途”我是都挨不上。说博览群书当然不敢，说专精研究岂不贻笑大方？读师范时，我们班主任张维旭老师有句话，多年来我一直铭记：“语文教师应该是个杂家。”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张老师是学历史的，但他的文选精读课却上得非常精彩。大概也是得益于他的读书之杂吧。
对李泽厚先生的阅读及与其的交往，我已在《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一书后记中进行了细谈，这里就不详说了。的确，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无论是读书，还是做人，无论是思想方法，还是文笔文风，李泽厚先生都给我以启迪和教益！“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还是借用古人的话来表达我的景仰之心吧！
我倒想起了一件事，似乎可以解释我为什么忽然对李先生的著作产生了兴趣。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经说过，是徐州师院印锡华先生的美学课让我对李泽厚产生了兴趣，是第一次单元考试印先生给的高分鼓舞激励了我。这些都是事实，也部分解释了我爱上李泽厚的原因。仔细想起来，还有一个故事值得说说。1970年代中期在当民办教师时，有一次到公社中心小学开会，发现中心小学有个可以借书的地方，几个上了锁的书橱，立在校长的宿舍兼办公室里，每位教师每次可以借一本。那时“文革”尚未结束，读书仍是一件十分奢侈的事。隔着玻璃门，我激动地选中了一本外国书——《没有地址的信》，凭着直觉，我认为这是一本小说，当时我只对小说入迷。我向校长借了这本书。回到家才知道，根本就不是小说，而是一本谈艺术起源的纯理论书。反正也没书读，将就着看看吧。就这样，硬着头皮读了下来，没有读懂多少东西，那个稀奇古怪的作者名字也没有记住。若干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是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名著《论艺术》，也译作《没有地址的信》。或许是在这里受到了最初的美学启蒙吧，渐渐对理论书籍有了一点兴趣。读书如同播种，是有季节的，在适当时候播下种子，口味就会慢慢形成；误了季节，就难有未来的收获。后来，碰到了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一下子就迷上了他的书，从思想到文笔，沉醉不知归路！李泽厚先生是一代大师，是20世纪中国走向世界的寥若晨星般的学者，我至多算是先生的一个“粉丝”吧！
朱永通：你过谦了。关于读哪一类书能真正滋养人的精神，董桥曾有此妙喻：“字典之类的参考书是妻子，常在身边为宜，但是翻了一辈子未必可以烂熟。诗词小说只当是可以迷死人的艳遇，事后追忆起来总是甜的。又长又深的学术著作是半老的女人，非打点十二分精神不足以深解，有的当然还有点风韵，最要命的是后头还有一大串注文，不肯罢休！至于政治评论、时事杂文等集子，都是现买现卖，不外是青楼上的姑娘，亲热一下也就完了，明天再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在你看来，青年教师在成长过程中应多读哪一类的书？
杨斌：呵呵！董桥的这个比喻很俏皮，也很贴切、生动。我首先想说的是，在我的眼里，李泽厚的书虽然是学术著作，大致可分为哲学、美学、思想史三类，但却是风韵盈盈，根本无需强打精神，而十分容易渐入佳境。李泽厚既有妻子般相伴终身的经典价值，也具诗词小说惊若天人般的迷人魅力。有人略带夸张地说过，1980年代，走进任何一所文科大学生宿舍，你都能发现有人在读李泽厚。所以，我选编了一本《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推荐给今天的青年教师。
当然，读书是一件很个人的事情，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大致说来，青年教师应关注三方面的书。一是学科类的根本书籍，即我们通常说的专业书籍；二是教育教学素养类的；三是思想方法类的。李泽厚的书当属第三类。一般老师可能会重视第一类，轻视第二类，忽视第三类，我认为三类都怠慢不得。举一个第二类的例子吧。
20多年前，我在一所乡村中学担任教研组组长。说真话，初上讲台的我，还真不知道教研组组长应该如何去做，特别是每周一次的集体教研活动，总是觉得内容空泛，流于形式。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粗读下来，觉得其中有很多富有启发性的内容，比我们在师范院校学到的教育学要具体、鲜活、生动得多。我如获至宝。从此，教研活动中的一个常规内容，便是共同学习这本《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每次读一点，然后大家议一议，不拘一格，畅所欲言，感觉收获多多，启发多多。可以说，苏霍姆林斯基是给予我深刻影响的第一位教育家。出书：著书立说，尝试站立于自己的“声音”中
朱永通：阅读、写作，本来应该是教师再寻常不过的习惯性生活，可是，在今天的学校里，坚持阅读、写作的教师却凤毛麟角，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杨斌：教育教学工作是一件很辛苦的工作。繁重的工作之外，我们为什么还要自讨苦吃，为什么要书写？因为这与专业发展息息相关。教师工作要求我们不断学习，不断反思，在学习和反思过程中，求得教育素养的提升和发展。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成为学生爱戴的教师，那你就要努力做到使你的学生不断地在你身上有新发现。你要像怕火一样地惧怕精神的僵化。”也许，教师教育书写的真正意义就在这里——避免精神的僵化。读书学习，总结反思，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标。经常听到一些同行说，工作那么忙，为什么还要我读书和写东西？我能教好自己的学科就行了，我教的课考试分数不差就行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从事的是一项精神交往的工作，教学工作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知识传递，而是一种交往，而且主要是一种精神交往，要努力做到让你的学生不断地在你身上有新的发现。在我看来，这应该是教师的天职，尽管外界纷扰不断，也应坚持。
朱永通：从第一篇毫无功利心的教育文章，到出版两本个人专著，在这一精神历程中，你是否尝试过发出自己的“声音”？
杨斌：虽然这些年在教育旅途上且行且思，未曾间断，但说真话，之前还真没敢想出书的事。第一本书《语文美育叙论》是被我们校长“逼”出来的，当时的周春良校长要我这个教科室主任带头“著书立说”，没办法，我硬着头皮回首来路，作自己的教研总结。书稿完成之后我才发现：尽管几乎都是整理旧作，但还是等于把这些问题重新思考了一遍，感觉收获匪浅。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跳出了过去对许多“点”问题思考的局限，对语文“美育”有登高一望、豁然开朗之感。
第二本专著《教师职业幸福的秘密》，则完全是一种自觉行为。这是一本教育随笔。千百年来，人们对教育有过或宏大或细微的太过丰富的研究和言说，但是，作为教育活动最重要的劳动主体，教师自身的劳动体验却还远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不能不说是教育学的重大缺憾。当然，这个缺憾可能不完全属于教育学，也许更多的是囿于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只有当人们高度重视劳动者自身的幸福感受时，才会从劳动主体的角度探讨如何从劳动过程中获得愉快的体验，即本书所说的教师职业幸福。其实，教师职业幸福不仅仅属于教师，或者说首先不是属于教师自己。教师职业幸福的重要前提，是成功的教育教学劳动；而成功的教育教学劳动，首先受惠的是学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教师的职业幸福，也就不可能有学生学习生活的幸福。这或许是我这本教育随笔最为主要的“声音”。
朱永通：从2005年出版《语文美育叙论》，到2012年出版《教师职业幸福的秘密》，你的目光越过学科教学，深情地眺望整个教育，你尝试发出自己理智的声音。同时，你又编选了《李泽厚论教育·人生·美——献给中小学教师》《教育照亮未来——民国八大教育家经典文选》等书，在这些选本中，寄寓了你怎样的情怀，即你有哪些自己的“声音”隐藏其间？
杨斌：我一直抱持“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的处世原则，但我的这一点心理秘密，还是被你发现了。的确，这些年我是在有意无意地“走出学科”，我们的许多教育问题不在于学科，或者说不只在于学科，因此，只在学科内部纠缠不休，可能于事无补，于是，我尝试着对教育“发言”，不过，“发言”的方式有些特别。
这是受中国文论的启发。中国古代文论有多种体式，譬如论文体、专著体、书信体、评点体等，另有一种重要的文论体式叫编选体。《诗经》就是编选体。选本的主体内容，当然是入选别人的文章，但它代表了编选者的观点，有时编者也可直接发表自己的观点。在我编选的书中，寄寓了一些我自己的教育观点，这在书的导言中都有或详或略的说明。朱煜讲台上下的启蒙朱煜：上海建平实验小学教科室主任，华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兼职导师。喜欢读书、买书、写点小文章，更喜欢和小学生一起学习语文，一起成长。已出版个人专著《讲台上下的启蒙》等，编著有《迷人的阅读——10位名师的秘密书架》等。精神上富有是教师最迷人的生命状态
朱永通：泰戈尔曾谆谆教诲道：“教育要靠老师，不是靠方法。”可是最近十年，中国的教育界越来越迷信所谓一劳永逸的模式，到处都在吹嘘、推广各种各样的教学模式，而在这热闹的背后，恰恰忽略了教师专业上的自主发展和内在精神的自足成长。我非常信服你的是，这么多年来，除了自身在学术、精神上精进外，还引领了一大批学校的教师一起成长。
朱煜：应该上说，我有很多工作上的好伙伴，我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这个共同体与现在流行的以团队面貌出现的名师工作室有所不同。名师工作室有一个特点我不太赞同，就是以某一个名师为中心，周围集合了一圈人，这是一种小团体。
朱永通：这样的小团体一不小心就容易变为个人崇拜，容易集体精神窄化，甚至粗鄙化。
朱煜：确实是这样。并不是这些名师有意要打造这个团体，享受众星捧月般的荣耀，但作为这个团体的核心力量与围绕着他的这些年轻老师，客观上自然而然不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最多是一种很亲近的关系，平等是做不到的。
我们不是一个团体，我们语文组有108位老师，在这个组里面有很多位老师在专业上是非常强的，他们知道语文到底是要做什么，知道怎么关爱学生。我上课，就特别希望这些老师来听，听了以后，我就特别希望他们给我提意见，我一直是这样一个状态，而不是我上了一堂课，我有一些想法，你们也要去学。
朱永通：我很认同你刚才对教师专业化的“定义”：学科上知道要做什么，心里头永远装着学生。我也很欣赏你的平等意识和开放的学习心态。其实，正如余华所说，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在你的成长道路上，我知道至少有三个人一直是你精神上内在的引导。
朱煜：是的。事实上，每一个人内在的自然成熟，来自日积月累的心灵养料。你提到的这三个人，我在《讲台上下的启蒙》一书中多次提及，他们分别是：我的父亲，贾志敏老师，商友敬老师。每次想起他们，我的心中充满了温暖，因为我始终觉得，精神上的富有是教师最美妙的生命状态。
其实，我就读的师范学校给我打下了无比坚实的精神底子。我读的师范学校的那些老师很有文化素养：我们的语文老师是话剧爱好者，能找来好多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给我们讲如何演话剧；政治老师书法非常好，经常见他跑到美术办公室和书法老师谈天说地；生物老师收集了很多珍贵的邮票，非常喜欢集邮，在学校里搞了个人邮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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