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德林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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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现场（上册）试读：
序言
晚清的改革之鉴历史总是在不断地演绎昨天的故事，当我们面对抉择的时候，回头冷静地看看，原来昨天已经有了答案。
清政府采购一艘军舰，在历史的长河中简直就是沧海一粟，可是放在清末的改革背景下，意义却非同寻常。因为它不仅可以揭开清末经济改革的密码，还为今天提供了可以管窥的历史天空。
鸦片战争后，“康乾盛世”已经成了爱新觉罗王朝的一个回忆，财政枯竭、吏治腐败、外交软弱成了这个王朝的代名词，改革势在必行。军舰采购正是在平定太平军的非常时期提出的一项军事计划，这一计划拉开了军事工业改革的序幕。
清末的军事工业是完完全全的国有企业，无论是曾国藩、李鸿章那样的科举干部，还是左宗棠那样幕府出身的军事奇才，在他们的主导下，国有企业的改革最终都改成了官方主导。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官僚作风、贪腐现象严重，像马尾船厂、江南制造总局这样的顶级国有军工企业最终都成为反腐的重灾区。
以军事工业为首的清末国有企业改革独自走过了十年的曲折道路，在人才、技术、管理、机制等诸多方面博弈不断，甚至成了政治家们争夺权力的筹码。保守派同改革派的冲突日益激烈，国退民进成了改革派的唯一选择，百年轮船招商局最终以“官督商办”的体制转变而横空出世，成了以李鸿章为首的改革派争夺改革话语权的重要筹码。
体制的改变吸引来的不仅仅是资金，更重要的还有人才、管理和市场。轮船招商局的崛起证明了改革必须坚持多元化的战略。纵观清末五十年的经济改革历史，一直都在国退民进、国进民退的博弈中前行，政府的体制、公信力是改革不断向前推动的重要保障。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历史上地位一直卑贱的商人不断地积累财富，不断地推动改革的深化。当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政府的公信力消失殆尽，商人的利益毫无保障，几十年的财富顷刻间灰飞烟灭。商人作为一个新崛起的精英阶层，他们需要话语权为人身、财富安全护航，商人成了清末新政的重要推动者。
清廷已经灭亡，历史已经远去。《改革现场》为我们拂去了历史的尘埃，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袁世凯为首的官僚精英，同胡雪岩、盛宣怀、唐廷枢、郑观应为首的商业精英，共同演绎了长达五十年的改革大戏，漫长而华丽。唐太宗李世民告诫他的子孙，“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走过了一百年，但其影子没有走出我们的视线。
纵观清末的经济改革，无论是政府、官员、商人，还是普通的民众，都要同旧的时代告别，要进行新的利益重组。晚清的经济改革在国有和民营的不断冲突之下，经济结构、社会阶层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经济快跑的同时，制度的桎梏导致经济利益重组积累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清廷的执政精英们试图通过局部的经济改革来缓和社会矛盾的想法落空。《改革现场》生动地再现了清末五十年的经济改革历史，用大量的史料证明，改革不是一个特定阶层的利益重组，而是一个国家的系统工程，制度、体制、人才、资金缺一不可。以李鸿章为首的晚清改革派，试图通过经济改革来化解社会矛盾，进而推动制度、体制的改革。无论是甲午海战摧毁了李鸿章的改革蓝图，还是晚清新政败于辛亥，都说明一场局部的改革只能临时性地缓解矛盾冲突。
改革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开阔一点会发现，无论是商鞅变法，还是王安石变法，抑或是康有为掀起的戊戌变法，千百年来的改革都是一场全面的利益重组，在维护任何一个阶层利益的前提下的局部改革结果只能加剧利益冲突。更为重要的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改革如果没有有效的制度保障，随着新旧利益阶层冲突的加剧，改革失控只是时间问题，最终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陈九霖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前执行董事兼总裁
第一章 改革前夜
一封密折引发的皇权猜忌
奕的密折1861年8月12日清晨，一匹快马从残垣断壁的圆明园飞奔而出。
圆明园大东门口站着一位身穿锦袍的王爷，远远地望着飞奔而去的快马，脸上挂着无尽的惆怅。昔日皇家御园，今日一片狼藉。王爷用右手掸了掸锦袍上的尘土，转身走进了圆明园。王爷身形瘦削、眉头紧锁，担心几个时辰之后，百里之外的热河行宫会翻江倒海。
这位王爷名叫爱新觉罗·奕䜣，是道光皇帝生前最宠爱的一位皇子，现任大清帝国皇帝咸丰的六弟，一度是咸丰争夺帝位最大的对手。此人文武双全，雄心勃勃。1860年9月22日，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之时，担心素有大志的六弟联手已经围攻北京的英法联军取天下而代之，密令奕䜣在圆明园“督办和局”，不准其进入紫禁城。“康乾盛世”早已成为爱新觉罗王朝的回忆，到了道光皇帝执政期间，清政府执政精英已经失去了入关前的锐气，第一次鸦片战争完全将帝国军队的无能暴露在了世人面前。清政府执政集团的腐败搞得民怨沸腾，以洪秀全为首的一帮基层精英最终发动了武装起义。英法两国在清政府军队镇压太平军起义期间，寻找借口向中国军队开战。内忧外患之时，清政府的八旗军和绿营军对洪秀全的军队毫无抵抗之力，在英法军队面前更是节节败退。
洪秀全的部队一路北上之时，英法远征军更是长驱直入。咸丰皇帝试图派出代表跟英法两国和谈，以便集中全部力量围剿洪秀全的起义部队。遗憾的是，派出跟英法两国谈判的代表皆以失败告终，咸丰皇帝别无选择，最后决定将一直赋闲的奕䜣推向前台。咸丰还有一个想法，身为爱新觉罗皇族成员，和谈是奕䜣的分内之责，一旦失败，他将成为帝国的罪人。
咸丰皇帝逃离北京之时，带走了军机处、六部九卿的高级官员，只留下手无兵权的奕䜣在圆明园筹谋抚局。英法联军立即洞悉了清政府执政集团内部的分裂，决意焚烧圆明园，击垮咸丰皇帝的精神，力争在谈判中取得最大的利益。1860年10月24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之后，奕䜣带领20名贴身侍卫在礼部大堂跟英国方面签署了中英《北京条约》，第二天，又与法国人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
奕䜣在礼部大堂跟英国方面签署《北京条约》时，极尽屈辱，那是年仅27岁的奕䜣第一次跟洋人打交道，尤其是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勋爵的傲慢，令奕䜣相当尴尬。英国司令格兰特准将回忆道：对于恭亲王的致意，额尔金答以“骄傲而轻蔑的一瞥”，“这一定令可怜[1]的恭亲王怒火中烧”。
这一次，快马飞奔承德，携带的正是奕䜣写给咸丰皇帝的一份秘密奏折。此刻奕䜣心中也是翻江倒海，他脑子里不断闪现出咸丰皇帝的身影，不，还有那个英国人的身影。奕䜣心里非常清楚，国难受辱，唯有图强，可救国难。但他不知道，当自己给皇帝哥哥写奏折的时候，英国人的密报也早已送达伦敦维多利亚女王的手上。
咸丰皇帝躺在龙床上辗转难眠，御前大臣肃顺未经内侍太监传唤，就急匆匆直奔咸丰皇帝的寝宫。肃顺深得咸丰皇帝的宠信，在热河，没有人敢得罪肃顺，就连咸丰皇帝的妃子懿贵妃（后来的慈禧）都要对其退让三分。肃顺将一份奏折递到幔帐前，咸丰皇帝硬撑着身子接过了奏折。
灯光下，肃顺发现咸丰皇帝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啪”，奏折被咸丰皇帝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咸丰皇帝盯着肃顺，脑子里全是熊熊烈火焚烧圆明园的场景，那可是老祖宗的百年心血，奕䜣不仅没有守好圆明园，居然还要跟英国人联手。
肃顺再次将折子递到咸丰皇帝眼前。
这封奏折的名称是《奏请购买船炮折》，奕䜣在奏折中提议要联手桂良、文祥建立大清帝国海军舰队。肃顺最担心的局面终于出现了。英法联军进兵北京给了奕䜣再度崛起的机会，在同英法联军和谈的过程中，以奕䜣为首的一个政治集团形成了。文华殿大学士桂良是奕䜣的老丈人，现在跟奕䜣一起在总理衙门办事，也参与了和英法谈判的全过程。户部左侍郎文祥身为正红旗的贵族，在和谈过程中同奕䜣结为政治联盟。现在奕䜣的政治联盟如同哥们儿一般，这三位联手要咸丰皇帝批准成立海军舰队，这是要夺兵权。
奕䜣的计划远非“军事强国”那么简单，英法联军一路北上，如入无人之境，大清帝国脆弱的军事力量背后是经济的衰败，现在大清帝国需要强军，更需要富国。有了强大的海军舰队，大清帝国才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富强改革。奕䜣在奏折中向咸丰皇帝滔滔不绝地讲述了组建海军舰队的急迫性，当时洪秀全的起义部队席卷帝国南部，自然是奕䜣组建海军舰队最好的理由，“粤逆起事以来，蔓延七八省，滋扰十数年”。
咸丰皇帝相当清楚洪秀全部队的实力，太平军一度摸到了天津，差点儿就打到北京。曾经席卷大江南北的八旗劲旅，两百年间竟沦落[2]到“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的地步，在一帮农民部队面前两[3]腿发软。在肃顺的力荐之下，咸丰皇帝起用了曾国藩等汉族文官势力，可太平军依然是“一发而不可骤制”。
汉族文官势力活跃在围剿太平军的前线，在一场场战争中，已经成为千锤百炼的野战统帅，一个新生的汉族武装集团正在战火中成长。在这期间，以奕䜣为首的清政府执政精英在跟英法联军交涉的过程中，在外交舞台上逐渐得到了国际势力的认可。奕䜣在北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精英盟友，这也将是清政府执政集团内部最大的一股新生势力。咸丰皇帝越来越焦躁不安，一旦奕䜣成功组建海军舰队，整个帝国将出现多股武装势力，皇权将受到严重削弱。
奕䜣在秘密奏折中反复强调，英法联军之所以北上京都，根源就[4]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起义，导致朝廷“用兵既久，财用渐匮”。奕䜣在密折中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轻描淡写令咸丰皇帝很是焦虑，他现在无法判断自己这位兄弟跟洋人的关系。奕䜣在汇报的时候[5]说，帝国之大乱，对付英法联军“不过治其枝叶”，在跟英法官员谈判的过程中，“英法渐见信服”。
奕䜣在密折中对英法联军的恶行轻描淡写，毫无订立城下之盟的羞耻感。只是看客一般告诉咸丰皇帝，英法联军进京后也是各怀鬼胎，“各国心志不齐，互相疑贰”，尤其是沙俄侵占吉林等边界，“英法两国均以为非，盖其意恐俄国日益强大，不独为中国之患，即伊等亦不能不暗为之防”。
深仇大恨刚结下，奕䜣就如此为英法侵略者粉饰，这令咸丰皇帝极度惶恐，奕䜣难道真的在跟英法暗中勾结？国际势力对奕䜣的支持将会让咸丰皇帝陷入极度尴尬的境地：否决奕䜣组建海军舰队的计划，可能会刺激英法两国；同意奕䜣的计划，皇权又将受到极大的威胁。咸丰皇帝隐隐觉察到火烧圆明园的那位主角儿才是海军舰队真正的操盘手，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
奕䜣的密折核心，是为了加快进剿太平军，才从英国购买现代化军舰，组建一支强大的帝国海军舰队的。奕䜣在奏折中汇报了组建海军舰队的资金问题，主要是通过征收鸦片税来筹集资金。“洋药（即鸦片）一项”“如办理得宜”，“岁可增银数十万两”，“此项留为购买[6]船炮，亦足裨益”。咸丰皇帝一看到通过鸦片税组建海军舰队的计划，立即意识到奕䜣的奏折背后，一定有大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影子。赫德和李泰国的算盘
赫德（Robert Hart），英国人，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贝尔法思特皇家学院，习汉文、哲学。大学毕业后的赫德于1854年来到香港，给香港总督包令（John Bowring）当秘书。赫德在香港工作期间很受包令赏识，很快就被调到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担任助理翻译。1858年，赫德调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助理及英法管理委员会秘书。翌年，任广州领事馆翻译，转任粤海关（广州海关旧称）副税务司。
包令的提携令赫德的仕途一帆风顺，可是，从1859年起包令不再担任位高权重的香港总督，赫德必须找到新的靠山。1861年，第一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a Nelson Lay）担心洪秀全的部队灭了清王朝，跟当时主持北京大局的奕䜣告假回国，临走之前私自指派江海关税务司费资赖（G.H.Fitz-Roy）与赫德共同代为负责。
赫德在粤海关任职期间极力讨好李泰国，加之跟包令这样的英伦政要关系密切，成为帝国海关的共同负责人之一不足为奇。这一年，赫德26岁，他事实上是总税务司的实际操盘者，因为费资赖不通中文及中国事情，帝国海关就成了赫德的舞台。
李泰国的安排让赫德很不舒服，他觉得共同负责人的名头难以让自己真正施展拳脚。当时咸丰皇帝已经到了承德，大清帝国真正的管理者是恭亲王奕䜣，赫德决定以新任官吏的身份北上，一方面是汇报接管总税务司的具体事宜，另一方面是拉拢关系。当年6月，赫德只身来到北京，先见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继谒恭亲王奕䜣。赫德在北京的述职给奕䜣的印象极佳，甚至被邀请到恭亲王府喝茶。“洋药”在奕䜣的秘密奏折之中实际上就是鸦片，鸦片战争后，随着通商口岸的不断增加，欧美商人，尤其是犹太裔的商人蜂拥中国，鸦片成为鬼佬们出口的大宗商品。赫德到中国后没有为伦敦方面立下汗马功劳，如果能将鸦片贸易与大清帝国的海军舰队捆绑在一起，那可是英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局面。
英国人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难道奕䜣就看不出来？其实奕䜣对赫德的算盘了然于胸，但是他认为现在鸦片贸易凶猛，与其走私泛滥，不如规范化管理，还可以通过税赋增加成本的方式控制销量。咸丰的心里跟明镜儿一样，奕䜣只身在京稳住了气焰熏天的英法联军，现在英法大使只知恭亲王，不知皇帝。这位志向远大的皇弟迅速跟新上任的赫德联手，背后肯定不止组建海军舰队、规范鸦片贸易那么简单。
奕䜣抓枪杆子的意图相当明显，但他真正的目的是取得在清政府执政集团中的领导地位。在咸丰皇帝看来，初入中国政坛的赫德根基不深，在庞大的军事采购背后，火烧圆明园的主角、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应该才是奕䜣海军计划的真正操纵者。咸丰皇帝甚至怀疑两人在背后有更大的交易。
李泰国，1832年生于伦敦，其父为英国驻厦门领事。李泰国于1847年来到香港，1854年被包令任命为英国驻香港领事馆代理翻译，后又出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在此期间，李泰国利用副领事的身份，为英国海军部海外情报局效力。1857年，李泰国以汉文副使身份北上天津，参与交涉修订《南京条约》事宜。
北上的李泰国迅速成为英法联军的情报提供者，尤其是李泰国将大清帝国漕粮运输的情报提供给了英法联军，这成为联军攻打北京城的重要判断依据，也为维多利亚女王立下了盖世奇功。在北京和谈期间，李泰国的表现让桂良等人非常不爽，“李泰国狡骄异常，虽此前啖以重利，仍于暗中陷害，万分可恶！”更让桂良等人气愤的是，在谈判过程中，李泰国根本就没有将大清帝国的和谈大臣们当回事儿，“自该臣与夷人接见数次，夷酋额尔金通使李泰国等，每至必盛陈兵卫，该臣等止于堂司数人，一言不合，咆哮而去，何议之有？何抚之[7]有？”
李泰国身为翻译，在跟朝廷大臣交涉的时候，先用森严的卫兵来营造气氛，进而恐吓桂良等人，还经常在会场咆哮，甩手而去。到后来，《北京条约》签订了，大清帝国总税务司的交椅也给了李泰国。坐上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李泰国就向大清帝国建议购买炮船，镇压太平军，“愿立军令状，效力戒行”。当时咸丰皇帝难以判断李泰国的[8]居心，在李泰国的建议上朱批：“勿堕其术中，预杜患萌。”
随着洪秀全的起义部队不断向北推进，李泰国对清政府军队越来越失望，甚至怀疑洪秀全的部队会打进北京城，取清政府而代之。在奕䜣向咸丰皇帝递交组建海军舰队奏折的前夕，李泰国突然以身体不适为由请假回国了。
奕䜣在奏折中的一个细节令咸丰皇帝对李泰国的请假回国高度警觉。
在递交给皇帝的奏折中，奕䜣为了显示自己选择与英国合作的公允性，特将同法国方面接触的情况也进行了汇报：“昨法国哥士耆来见，亦称现欲回国，请总理衙门给札，令其购买船炮，伊即禀请国主，代为购买。”奕䜣毫不信任法国人，“其意虽为见好，而其言未可尽[9]恃，但未便遽行拒绝，使其意存轩轾。”
拒绝了法国人，英国人就真的很可靠？李泰国在签订中英《天津条约》时，塞进一条“中英共同肃清海盗”的条款，难道就是为今天的海军舰队计划埋下的伏笔？李泰国一走，奕䜣筹建海军舰队的秘密奏折就来了，这表面上看跟赫德有关，可是赫德人在中国，不可能成为奕䜣抓枪杆子的伦敦代表，李泰国一定是带着奕䜣的秘密任务回国了。
山河破碎，饿殍千里。
奕䜣的海军舰队谋局很是迫切，他在给咸丰皇帝的秘密奏折中已经显得亟不可待，甚至毫不忌讳跟英国人联手做交易：“若不亟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诚恐机会一失，则贼情愈张，[10]而外国之情，必因之而肆。”
奕䜣的急切让咸丰皇帝更坚信自己的判断，李泰国作为奕䜣的伦敦代表，回到伦敦一定会跟英国海军部、维多利亚女王进行汇报。奕䜣为了军权，一定会答应维多利亚女王以及海军部的隐秘交换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奕䜣的行动已经将大清帝国卷入了更大的一场风暴之中。
帝国财政危机，皇弟图改，皇兄拦腰斩
洋人的连环计西暖阁灯火通明，咸丰皇帝坐在床上紧紧地攥着奕䜣的秘密奏折，肃顺在旁边盯着额头冒汗的咸丰皇帝，身子微微地一颤。突然，从两江传来的加急奏报称，太平军平西主将吴定彩部自菱湖北向湘军攻击。
咸丰皇帝大怒，两江总督曾国藩督师长江，未能在安庆将吴定彩给剿灭，居然使其窜向湖北，吴定彩部一旦跟黄州府的太平军赖文光部会师，武汉三镇将成为太平军的囊中之物。咸丰皇帝心里咯噔一下，嘴里不断地念叨着李泰国、巴夏礼两人的名字。
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李泰国提供了绝密的漕粮情报，甚至辱骂朝廷的和议大臣。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是一个典型的英国小混混，当年跟李泰国的父亲一起给璞鼎查当翻译兼秘书。1860年，他跟随英法联军总指挥额尔金北上，被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抓起来投进了天牢，这也成为了额尔金火烧圆明园的借口。
难道巴夏礼也跟奕䜣组建海军舰队有关系？咸丰皇帝的脑子里飞快地搜索所有关于李泰国、巴夏礼以及奕䜣三人的信息。肃顺的门生湖广总督官文曾奏报，1861年3月，巴夏礼同英国驻上海海军司令贺布（James Hope）乘战舰西上汉口。3月22日，巴夏礼跟太平军英王[11]陈玉成在黄州府进行了秘密接触。
黄州府中，陈玉成跟巴夏礼到底达成了什么交易？
巴夏礼在跟陈玉成秘密接触之前，官文已经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跟巴夏礼达成了在汉口通商的约定。英国人难道成了骑墙派，脚踩两只船？陈玉成能给巴夏礼什么样的承诺呢？
咸丰皇帝想起巴夏礼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1861年3月，巴夏礼向大清帝国提出要购买船炮，镇压太平军。在巴夏礼看来，大清帝国围剿太平军的劲旅，诸如曾国藩者，尽管看上去很厉害，但是船炮不行，灭不了太平军。巴夏礼称：“贼情断无成事之理，而官文、曾国藩、胡林翼水陆各军，纪律严明，望而生畏。惟饷项不足，船炮不[12]甚坚利，恐难灭贼。”
一方面建议帝国组建海军舰队，一方面秘密会晤太平军高级将领，巴夏礼到底搞什么鬼？错综复杂的关系背后，帝国海军舰队可是一笔巨大的生意，关系到白银跟军权。咸丰皇帝心里越发觉得十分蹊跷，难道巴夏礼跟陈玉成见面之前，跟奕䜣有了秘密交易？
李泰国、巴夏礼、奕䜣、陈玉成、曾国藩，这是一个漫长而又环环相扣的谋划。咸丰皇帝听闻前线的战报，汗珠子越来越密，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有着皇位继承权的儿子还很小，一旦让奕䜣掌握了海军大权，帝国的江山将来完全可能是奕䜣的，连自己儿子的小命也许都难保。
肃顺脑子不停地琢磨着，终于将复杂的关系给串起来了。咸丰皇帝的身子骨儿一天不如一天，完蛋也就是一两个月的事。一旦奕䜣抓住枪杆子，将成为清政府执政集团的领军人物，同咸丰逃往承德的近臣们都将成为奕䜣最大的政治对手。更为关键的是，奕䜣在购买军舰的过程中独选英国，甚至拒绝了法国人的好意，此举更加令咸丰皇帝跟肃顺怀疑其背后有一个惊天阴谋。
面对难以改变的现实，肃顺决定将海军舰队的指挥权掌握到自己手上。他给咸丰皇帝出了一个主意，可以让奕䜣的如意算盘落空，同时确保咸丰皇帝的儿子在辅政大臣们的辅佐下一统天下。咸丰皇帝听从了肃顺的主意，当天晚上就在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发出了一道上谕。
咸丰皇帝在上谕中批准了奕䜣的奏请，他说，军舰是要买的，无论是安内还是攘外，现代化的坚船利炮是提升清政府威权的最佳途径，更是捍卫爱新觉罗皇权的保障。朝廷有了海军舰队，消灭太平军就容易多了，更为重要的是“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但是，他将组建海军舰队的大权交给了别人，“着官文、曾国藩、胡林翼先行妥为筹议，一俟船炮运到，即奏明办理。”[13]
肃顺那是相当开心，曾国藩是自己鼎力举荐的，官文是自己的学生，胡林翼的亲娘是官文小妾的干娘，这三人就是自己的亲信，现在咸丰皇帝的一道上谕，就将奕䜣筹划的帝国海军舰队划归到了自己手上。但是肃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奕䜣“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改革背后，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风暴已经席卷而来。奕䜣的货币改革
奕䜣在书房中来回走动，桂良坐在一旁不断地摇头。
奕䜣非常清楚自己尴尬的角色。自己一腔热血，却被哥哥赶出了军机处，英法联军来了，哥哥又将自己留在了血雨腥风的战争前线。鬼佬们趁着太平军的声势浑水摸鱼，他们扛着长枪大炮，耀武扬威地开进了紫禁城，他们抢走了圆明园的奇珍异宝，焚毁了千年古卷。他们张口要的是通商口岸，闭口要的是战争赔款。口岸有，银子在哪里呢？
皇帝逃跑令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威权丧失殆尽，更为要命的是，大清帝国同时发生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身在北京的奕䜣非常清楚户部的账目，户部银库黄册及四柱册的报表显示，1860年，户部进项银为543万两、钱801万串，支出银为728万两、钱1111万串，亏空高达340万两。这样的财政赤字已经创下了大清帝国的历史纪录。
8月的承德犹如天上人间，咸丰皇帝在烟波致爽殿享受着承德的清凉，可是他没有看到大清帝国的财政账目，进项银并非是进账的实银。太平军起义以来，大清帝国的财政就出现了严重危机，早已入不敷出。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帝国官员们挖空心思发行了以银两为单位的官票。
奕䜣突然抓起桌子上的账册，这是1860年的国家财政数据。户部当年进账实银为14.5万两，只占进库银两总数的2.7%，而户部所存实银为6.9万两。这个数字实在令奕䜣担忧，每年的军费跟财政开支上千万两，而户部的银子不到10万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样的国家如何运转？
奕䜣看着户部的账册跟咸丰皇帝的上谕，无奈地摇了摇头。
咸丰皇帝早已胆战心惊，国家财政赤字这样的问题他根本就不管不顾。他在出逃承德之前，名义上将国家管理大权交给了奕䜣，留下的却是空空如也的财政烂摊子。英法联军退出了北京，可是剿灭太平军、稳定国家政局，推动富国强兵之政策，都需要大把的银子。当下组建海军舰队更需要一笔庞大的资金，奕䜣现在需要关注财政问题。
上帝要让一个人灭亡，总是先放任其疯狂。
没钱了就发行货币，大清帝国的官员们脑子里相当清楚货币的威力，他们不断怂恿皇帝批准发行“官票”。官票这种没有准备金保证的纸币已经成为帝国各级官员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不少地方官员以镇压太平军为由，对官票采取强制搭收、搭放，民间纳地丁钱粮、关税、盐课及一切交官解部协拨筹款，都准许搭交官票、宝钞五成为限。
咸丰皇帝只知道英法联军跟太平军为非作歹，把国家搅得天翻地覆，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国家的货币也已经成为威胁帝国财政系统的最大杀手。在官票发行之初，咸丰皇帝就想当然地认为，政府发行官票天然拥有无上的国家信用，“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14]敢有违”。但是在没有准备金的情况下，官票无法正常兑换现银，这就导致民众不愿意使用官票，官票也就不断贬值。
一个国家的皇帝跟臣子不懂经济学的后果相当严重：经济混乱，民不聊生，严重者丢掉政权。官票贬值并没有引起咸丰皇帝跟宠臣肃顺的注意，他们反而加大了对官票的发行力度，面值也越来越大。户部为了收取现银，当州县地方官缴纳税赋的时候，不允许搭官票，这导致地方官在收税的时候也不敢要官票，官票就更不值钱。
咸丰皇帝想当然地发行官票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1860年，北京香油上涨了3倍多，硬煤4倍，茶叶5倍，猪肉6倍，羊烛7.5倍。老[15]百姓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京城“饿莩相属于道”。时在常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在私人函牍中记载：“已历时过久，百姓真熬不过矣！”[16]老百姓日子不好过，钱庄和票号也纷纷破产，甚至创下了一天之内200家钱庄倒闭的惊人纪录。
官票的推出令政府信誉扫地，并且危及了大清帝国的财政基础。大清帝国要想稳定货币之乱，在腐朽的肌肤上推动经济发展，就要重建中央的基础货币储备。奕䜣为帝国的财政算了一笔账，这笔账不仅能够用于赔款，还能为帝国完成货币储备。
奕䜣的财政改革计划是：组建现代化的国家海关体系，将贸易税的40%当作《北京条约》的赔款而截留，另外40%解送户部存储，20%的剩余部分用作地方财政以及充为军饷。奕䜣认为，新财源比中国各地关卡的预计收入更大，因为地方“往往以多报少，隐匿侵蚀，无从彻底清查”。事实证明，奕䜣的设想效果显著，1861年，海关税收总数为500万库平银，1871年，就跃升至1007万库平银，十年翻一番的增长，再次创下了大清帝国海关税收的纪录。
财政改革成为拯救帝国的第一招，奕䜣有着自己的算盘。
20%的贸易税交给地方或者军队，依然存在地方官员侵蚀国家财富的现象，现在剿灭太平军的主力是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20%的贸易税交给地方就是交给了汉族武装集团。如果直接用这部分税款购买军舰，组建帝国的海军舰队，一方面可以安内攘外，另一更重要的方面是可以将帝国军权跟制海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这可是推动帝国改革的最大军事筹码。
赫德跟李泰国自然是恭亲王实施自己伟大抱负的理想人选。
当时的中国经济掌握在南北商帮之手，北方以山西商人为首，他们掌握着帝国的金融命脉，控制着大量的票号。南方则是安徽跟江浙商人，他们因为地处江南，控制着大量的生丝、茶叶贸易。鸦片战争之后，现代金融跟中国传统商业开始结合，江浙商人开始逐渐显现出卓越的才能。事实上，当时在广东、福建的两大商帮才是帝国对外贸易的真正主角，十三行曾经是大清帝国国际贸易的垄断性企业，其中潘、伍、卢、叶四大行商家产总额超过帝国国库收入，堪称富可敌国。
大清帝国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形成了内外两大财税收入，以最南的广东、福建为首的贸易商帮成为外税的主要来源。在大清帝国历次战争中，广东、福建商人都是最大的捐款方。在鸦片战争之前，十三行是有名的天子南库，掌管海关的都是皇帝派出的包衣奴才，所以外税绝大部分都流入了皇帝的私人腰包。
赫德上任海关总税务司后，大清帝国外税收入才真正有了国家账目。奕䜣的算盘已经非常明了，那就是让广东、上海、厦门、汉口、宁波等对外贸易口岸的外税，都通过赫德之手，流向自己掌握的军队之中。这样就可以一举通过赫德之手，将盘踞在上海的浙商、广东帮、福建帮纳入自己的麾下。
当大量的官票冲击着大清帝国金融体系的时候，奕䜣通过组建海军舰队，还要一举整肃山西商帮。在1861年的金融危机中，山西票号纷乱庞杂，出现抗风险能力弱的劣势，一旦将江浙跟南方的商帮划归到自己旗下，那么商业贸易这一根牛鼻子自然就会将山西票号牵引到自己的战舰之上。
帝国凋敝，金融危机。
上帝之手都难以拯救死亡边缘的清政府帝国。瘦削的奕䜣尽管有[17]点近视，但是在大清帝国最艰难的关键时刻，他却有着满洲亲贵少[18]有的“超凡的才智和勇气”。他将帝国税制从皇帝腰包里掏出来，利用政府税收的无形之手，抛弃腐败的帝国官僚，又利用现代化的海关管理制度，将南北商帮的财力集中起来，通过组建帝国海军舰队重振清政府八旗军威，重塑清政府执政集团的威权，挽回清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从而通过一场前无古人的经济改革来复兴爱新觉罗王朝的昔日荣光。
当奕䜣拿到咸丰皇帝的上谕，心里非常清楚咸丰皇帝与肃顺的心思，他们一定认为财政改革跟军事改革是一场勾结洋人夺权的阴谋。咸丰皇帝的上谕击碎了奕䜣苦心谋划的棋局，但是十天之后，咸丰皇帝在烟波致爽殿龙驭上宾，一场血腥政变随后秘密酝酿。而远在伦敦的李泰国收到了海关税务总司赫德的一封绝密书信，这封书信将改革前夜的大清帝国搅得天翻地覆。
洋人“请君入瓮”，帝国舰队傻做“梦”
皇帝的“非正常死亡”？东堂子胡同49号。
一匹快马如旋风般穿越深深的胡同，刚刚走进办公室的总理衙门大臣奕䜣就听到咸丰皇帝驾崩的奏报。奕䜣顿时目瞪口呆，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桂良闻讯赶到奕䜣的办公室。看着悲切的奕䜣，他们还是将刚刚得到的另一个信息告诉了奕䜣。
这一天是1861年8月22日，奕䜣的哥哥咸丰皇帝在凌晨卯时宾天了。奕䜣脑子里不断闪现出最后一次面见皇帝哥哥的情景。按照咸丰皇帝的计划，在承德将身体调养好后，秋高气爽的时候就能回到北京，怎么这么快就死了呢？文祥他们的另一个消息令奕䜣相当错愕——咸丰皇帝临终前任命了八大辅臣，亲弟弟奕䜣居然没有份儿。
从奕䜣的秘密奏折送到承德，到咸丰皇帝龙驭上宾，十天之内，承德究竟发生了什么？咸丰皇帝的死亡是正常，还是非正常？执政集团的内部迅速分裂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一个是以奕䜣为首的北京派，他们在英法联军进京后结成了一个总理衙门政治联盟；一个是以肃顺为首的承德派，他们通过政权交接结成了辅政政治联盟。
总理衙门政治联盟作为一个新崛起的政治集团，擅长同国际势力打交道，跟多国驻京公使私人关系密切。肃顺领导的辅政集团“延揽天下文艺之士”，其力荐的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已经牢牢地掌握了枪杆子。咸丰皇帝在位时，两大政治集团相安无事。咸丰皇帝一死，新君年幼，辅政集团成功通过政府管理大权操控皇权。以总理衙门为首的北京派在没有抓住枪杆子之前，其命运将被承德派操控。
咸丰皇帝的死令奕䜣难以释怀。
8月2l日早上，咸丰皇帝在烟波致爽殿西暖阁用餐，喝了一碗鸭丁粳米粥。午饭更是胃口大开，吃了羊肉片白菜、脍伞单（牛肚）、[19]炒豆腐、羊肉丝炒豆芽等多个菜品。胃口如此之好，怎么突然就死了呢？
咸丰皇帝的死亡令奕䜣错愕。除了十天前的密折，奕䜣跟肃顺有着太多的恩怨，结怨最深的莫过于肃顺执掌户部期间，他的政治盟友们为了独霸军机处，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反腐风暴，奕䜣、翁心存等一批军机大臣被卷入其中。突然有一天，一场大火将户部的账册等证据烧毁，奕䜣才得以脱身。肃顺成为反腐的最大胜利者，奕䜣则远离了清政府执政集团的权力中枢。
更让奕䜣怀恨在心的是，咸丰皇帝逃到承德之后身体一直虚弱。奕䜣向咸丰皇帝申请到承德请安，可是咸丰皇帝在奏疏上批下了一句话：“相见徒增伤感，不必来觐。”甚至在咸丰皇帝的最后时刻，自己依然被排除在权力中枢之外，八大辅臣中居然没有自己的份儿，奕䜣极度怀疑是肃顺从中作梗。
尽管咸丰皇帝在位期间批阅了大量奏折，但在奕䜣看来，自己的四哥没有远见，更没有雄才，当年依靠着装傻充愣，用滔滔不绝的眼[20]泪谋得了皇位。可是太平军起义，英法联军闯入北京，咸丰皇帝却不断在逃避，而自己满腹的雄才却无处施展。
1860年，肃顺身为户部尚书，掌管着大清帝国的钱袋子，可是这位尚书大人却跟着咸丰皇帝跑到了承德。农民起义、洋人进京，硝烟弥漫在帝国上空，通货膨胀引发的金融危机更是彻底摧毁了大清帝国的财政根基。奕䜣担心通货膨胀将成为国家灭亡的催化剂，他认为只有在改革中打造帝国现代化的精锐之师，大清帝国才有希望。
奕䜣庆幸自己抓住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舞台。
没错，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以奕䜣为首的北京派系创造的一个政治舞台，这个跟外国人交涉的临时性衙门，最终成为大清帝国改革复兴之路的重要舞台。1861年1月20日，咸丰皇帝下谕，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时以肃顺为首的承德派强力弹劾，甚至担心以奕䜣为首的北京派跟洋人交往密切，最后联手洋人在北京夺权。
官场犹如屠宰场，面对明晃晃的大刀，智慧可以击退死神。为了打消咸丰皇帝的顾虑，北京派将总理衙门的办公地点选在了僻静的东堂子胡同49号。奕䜣联手文华殿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向皇帝反复强调，总理衙门只是一个临时机构，一旦“军务肃清，外国事[21]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
咸丰皇帝当然明白洋人不会很快离开中国，因为从1583年的明[22]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洋人不惜发动战争要打开中国市场。洋人的事情只会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加而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北京条约》签订了，功劳是奕䜣的，谁能接替他呢？咸丰皇帝别无人选。
海军舰队还没有组建起来，肃顺就将军权抓到了自己手上，现在清政府执政集团逃亡的承德派全部成了辅政王大臣，一旦这几位挟小皇帝回到北京，总理衙门也有大权旁落的危险。肃顺一派对李泰国本就恨之入骨，他们找个理由就可以推翻现代化的海关系统，李泰国的继任者赫德自然滚蛋。那样一来，大清帝国的财政、军事改革计划将落空，奕䜣决定联手在承德的两宫太后。祺祥政变
1861年9月5日，一直不能进入承德的奕䜣将自己化装成“萨[23]满”，进入了热河行宫。在行宫跟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密定计，旋返京，做部署”。这一次秘密会议进行了两个小时，会议决定两宫太后联手恭亲王发动政变，恭亲王立即返回北京，进行宫廷政变的系列部署。
奕䜣进入承德的第二天，醇郡王奕就被任命为正黄旗汉军都统。9月14日，御史董元醇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两宫皇太后与八位赞襄政务大臣在承德激烈辩论，双方的争吵“声震殿陛，天子惊怖，[24]至于涕泣，遗溺后衣”。朝堂上声嘶力竭的争吵，吓得小皇帝都尿裤子了。“垂帘听政”是慈禧太后利用董御史的奏折来试探以肃顺为首的承德派，没想到肃顺等人反对激烈。慈禧一行掌握了一份绝密的情报，肃顺在承德将小皇帝回京的日子一拖再拖，已经密令剿匪前线的两江总督曾国藩带兵北上助阵。看来肃顺一党要借助汉族武装集团彻底夺权。
当时，奕䜣跟慈禧太后听闻了一个可怕的消息：“闻粤寇之据金陵，文宗显皇帝顾命颇引为憾事，”肃顺给曾国藩许下诺言：“能克[25]复金陵者可封郡王。”清政府入关后，只有皇室贵族才能加封王爵，肃顺给曾国藩的承诺可谓前无古人。更令奕䜣他们不安的是，咸丰皇帝死后，肃顺的幕僚们开始不断暗示曾国藩，希望他能够站在肃顺一边，力挺八大辅政大臣。
官场如战场，瞬息万变。
曾国藩手握十万湘军，已经是汉族武装集团中势力最强悍的一支劲旅，一旦肃顺的幕僚们说服了曾国藩，十万湘军兵围北京城，将是一场血雨腥风。奕䜣他们决定先下手为强。10月7日，慈禧太后再为奕争取到了步军统领的职位。奕跟奕䜣是兄弟，一下子掌握了京城的军警大权。只待肃顺一党进入北京，就将落入北京派的手中。
11月2日，奕䜣联手两宫太后发动政变，将肃顺一党悉数逮捕。“肃顺方护文宗梓宫在途，命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往逮，遇诸密云，夜就行馆捕之。咆哮不服，械系。下宗人府狱，见载垣、端华已先[26]在。”以奕䜣为首的北京派在密云将肃顺抓捕，身为首席辅政大臣的肃顺尽管大权在握，这个时候却成了阶下囚。他破口大骂，以奕䜣为首的北京派甚至对其动了粗，才将其拘捕。肃顺进了大牢才发现，自己一党的人马全都被抓了，一切都完蛋了。
政变需要理由，尤其是在列强跟帝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洋人对新政权自然放心不下。以奕䜣为首的北京派给肃顺一党找了一堆理由：“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张所致，载垣等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惑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
当游戏终局，肃顺被枭首菜市口，成为有清一代唯一一位被斩首于菜市口的军机大臣。肃顺一党其他人等要么自尽，要么解职发往军台效力，而政变胜利的北京派则瓜分权柄。11月3日，奕䜣被任命为议政王、兼领军机处，北京派的文祥、桂良等人为军机大臣。清政府执政集团再度回到正轨，以皇帝、两宫太后为首的皇族精英执掌皇权，以奕䜣为首的清政府精英执掌国家政务管理大权。阿思本舰队背后的图谋
奕䜣再度进入帝国的权力中枢，鬼佬们一片欢腾。
英商埃德温·璧克伍德（Edwin Pickwoad）控制的《北华捷报》欢呼，奕䜣联手慈禧太后发动的政变如同1848年的欧洲革命，他们兴奋地预言：“有利于外国在华权益的恭亲王掌握权力，我们有充分[27]的理由相信，不久，外国的代表将对北京政府发挥较大的影响”。
可是，就在奕䜣夺权期间，太平军李秀成部连续攻克宁波、杭州，进逼上海。以议政王身份负责军机处的恭亲王奕䜣得到情报说，太平军进攻上海的目的，是想从上海滩的洋人手上买一批火炮船。奕䜣决定加快海军舰队的组建步伐，令大清帝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拿出一份详细的时间表。
咸丰皇帝的死去、军机处的彻底换血、奕䜣的掌权，让赫德相当激动，这些变化意味着组建大清帝国海军舰队的事情将是铁板钉钉了。当赫德接到奕䜣的命令时，激动之情可想而知。赫德很快就拿出了舰队组建的时间表：1861年年底派人订购船只，1862年9月船只就可全部到华，再经过一段时间训练，1863年4月即可投入长江作战，六日之内可抵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一天即可攻破南京城。
赫德在给奕䜣时间表的同时，也在跟伦敦的维多利亚女王进行着秘密的联系。赫德为了将军舰购买民间化，将大清帝国的采购清单委托给了第三方。赫德选定的第三方正是已经身在伦敦的大清帝国首任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因为李泰国跟大英帝国海军部关系密切。英国外交密档印证了当初咸丰皇帝跟肃顺的猜测，李泰国请假回国跟中国组建海军舰队是一个完整的计划。
1862年3月14日，赫德给李泰国的函电称，议政王、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奕䜣已经委托赫德代为向英国购买中号兵船3艘，小号兵船4艘以及船上所需火炮弹药。赫德在函电中将奕䜣的海军舰队采购计划转手委托给李泰国，使李泰国摇身一变成为大清帝国海军舰队的伦敦采购操盘手。
面对这么一笔庞大的国家采购，无论是奕䜣还是赫德，心情都是非常迫切的，都希望这笔买卖尽快成交。赫德在函电中交代：“现在舰队的建造已获批准，恭亲王急于见到它早日到来，因为你所熟知的种种原因，毫无延迟地把造好的舰船遣送来华，将是至关重要的。就我来说，我将尽力迅速获得款项并寄给你，我深信你必能尽力设法，[28]使舰船能迅速装备起来并遣送来华。”
赫德的信函让已经回国的李泰国很是激动，他立即给赫德回函：“关于此事，以往我曾经屡次向中国高级官员建议，他们也据以上奏。正因为如此，我才获得批准，购买‘孔夫子’号炮舰。在天津谈判时，我又亲自提出这个问题，并在我的授意下，《天津条约》才增加了关于中英共同肃清海盗的条款，这个条款的措词也使我有根据促[29]使清政府购置船只。”
1862年6月16日，李泰国接到赫德的书信，立即就去了英国外交部拜会了外交大臣罗素勋爵。李泰国给罗素勋爵的报告中非常明确地提出，希望英国政府批准他为大清帝国在英办理购买军舰并招募海军官兵，以便成立一支“英中联合海军舰队”。李泰国在报告中强调：“这支部队不会在任何方面妨碍女王陛下的政府，反而会使它在没有[30]进行直接援助时，享有一切好处。”
李泰国在伦敦游说罗素勋爵期间，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给罗素勋爵的信函也送抵伦敦，普鲁斯建议英国政府支持李泰国的计划。罗素勋爵将李泰国以及普鲁斯的报告向英国首相帕麦斯顿进行了汇报。帕麦斯顿将报告转交给海军部，海军部大臣萨默塞特给罗素勋爵的意见是：“这件事如果不致引起其他国家的猜忌，将不失为一件大好事，[31]应受到你的鼓励和支持。”
奕䜣在北京城苦等李泰国的舰队开到中国海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笔庞大的国家采购计划，正落入英国政客们的一个巨大阴谋之中。英国政府为了控制奕䜣组建的帝国海军舰队的领导权，鼓励英国[32]军官“报名去海关任职”，以便“英国政府同意将他们出借”。
1862年5月9日，李泰国给赫德发了一封密电，将伦敦对大清帝国舰队领导权的控制意图进行详细说明，并提出了舰队司令人选。李泰国密电中提到的舰队司令是一位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英国海军上校舍纳德·阿思本（Sherard Osborne），这位阿思本上校两次参加鸦片战争，对中国军队了如指掌。为了垄断大清帝国海军舰队的大权，英国政府密令李泰国跟阿思本签订聘请合同，由阿思本执掌舰队。
为了将舰队控制在英国政府手上，英国政府的法律专员致函枢密院办公厅，希望政府能够通过红头文件的方式，下令舰队的英国将士必须统一由李泰国跟阿思本领导。英国枢密院很快发布饬令，要求“不论在陆上或海上，任何人只能听命李泰国和阿思本，而不能听命[33]其他人，这样才能合法地应募为中国皇帝服役”。
为了保证阿思本执掌大清帝国海军舰队，并同太平军作战，李泰国要求英国政府取消1854年颁发的关于大清帝国内战的“中立条例”。英国海军部根据李泰国的建议，发给了阿思本组建舰队的许可证，同时酝酿了一个特别法令——以国家的名义授权李泰国跟阿思[34]本为大清帝国组建海军部队。
强国之梦的伟大军事改革竟成为鬼佬们的政治游戏。伦敦的政客们发现，大清帝国长江沿线的海军掌握在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手中，为了避免舰队指挥权旁落，普鲁斯给奕䜣发了一份强硬的照会：“这支部队应直属于帝国政府，只接受帝国政府的命令，只对帝国政府负责，并据此与地方当局协同动作，但不接受地方当局的节[35]制。”
普鲁斯的照会犹如一把利剑，搅得奕䜣不安。
英国人只接受政府命令，现在大清帝国的议政王是奕䜣，很显然，英国人这是要将奕䜣绑架到他们的指挥棒上。奕䜣非常清楚，自己尽管是议政王，可是坐在龙椅背后的还有两宫太后，她们才是帝国真正的主人。奕䜣一旦答应英国人的要求，两宫太后一定会警觉，因为同治皇帝刚刚登基，奕䜣一旦掌握军权，慈禧太后就能想到当年的多尔衮！
多尔衮率领满洲八旗鼎定中原，为大清帝国立下了旷世奇功。顺治皇帝即位后，多尔衮权倾朝野，被顺治皇帝称为“皇父”。多尔衮死后，顺治皇帝以谋逆大罪之名，褫夺了多尔衮生前所有的封爵，“命令毁掉阿玛王（多尔衮）华丽的陵墓，他们把尸体挖出来，用棍子打，又用鞭子抽，最后砍掉脑袋，暴尸示众，他的雄伟壮丽的陵墓[36]化为尘土。”
奕䜣跟多尔衮有着同样的人生经历，年轻之时跟兄弟争夺皇位，夺位失败后，一个成了打江山的功臣，一个成了救江山的功臣。多尔衮南征北战，让大清帝国江山一统；奕䜣纵横捭阖，跟英法联军签下了和平条约，让洋夷军队撤出了京师。多尔衮开国建制；奕䜣期冀改革图强。
奕䜣不想重蹈多尔衮的覆辙。
奕䜣还想到一个人，那就是曾国藩。如果将长江沿岸的海军指挥权收归到自己手上，那么汉族武装集团一定会强烈反弹。太平军依然占据着江南，大清帝国要安内攘外，团结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武装成为必然选择。
这是一场隔空的绝杀，以奕䜣为首的北京派通过政变抓住了帝国大权。英国政府却在伦敦给奕䜣背后顶上了致命火枪。曾国藩也是如芒在背，宿松的那一次秘密会议已经成为云烟。在这风云变幻的改革前夜，汉族武装集团领袖曾国藩别无选择。注释[1]“侮辱恭亲王”（Humiliation of Prince Kung），载《纽约时报》。[2]（清）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5]《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2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1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10]《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11]Prescott Clarke and John Stradbroke Gregory：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A Selection of Documents，London：Croom Helm Limited，1982．[1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1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14]《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册，中华书局1964年版。[15]《郭嵩焘日记》卷一，“咸丰八年十一月十六日纪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6]《何桂清等书札》，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7]［美］丁韪良：《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8]［美］丁韪良：《花甲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9]《咸丰起居注·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国学文献馆出版社1983年版。[20]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卷六，“清人逸事”，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2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22]李德林：《暗战1840》（下），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23]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同心出版社2007年版。[24]（清）李慈铭著、吴语亭编注：《越缦堂国事日记》第1册，文海出版社1960年版。[25]（清）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曾左二相封侯”，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26]《清史稿·宗室肃顺传》卷三百八十七，列传一百七十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27]《北华捷报》，1861年12月21日。[28]1862年3月14日赫德致李泰国函电。葛松：《李泰国与中英关系》附件四。[29]1862年5月9日李泰国致赫德函电。葛松：《李泰国与中英关系》附件四。[30]《英国蓝皮书·关于为中国政府在英国聘用海陆军官兵的文书》（1862）第一号文件。[31]1862年6月15日萨默塞特致罗素勋爵函电。葛松：《李泰国与中英关系》附件四。[32]［英］赛克斯编著，梁从诫译：《太平天国问题通信·英国公使违反指示的手法》，载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太平天国史译丛》（第一辑）。[33]1862年8月29日法律专员致枢密院办公厅奏折。葛松：《李泰国与中英关系》附件四。[34]《英国蓝皮书·下院关于中国事务的文件》（1863年）。[35]［英］布鲁纳等编，傅曾仁等译：《赫德日记》，中国海关出版社2003年版。[36]［意］卫匡国：《鞑靼战纪》，中华书局2008年版。
第二章 湘军大计
无路可走，唯有抓牢枪杆子
宿松龙虎会1861年11月，安庆城旌旗蔽日，千帆肃立。
11月的大清帝国波谲云诡，遥远的密云城血雨腥风，北京卫戍部队包围了咸丰皇帝的送葬大队。两天之内，咸丰皇帝生前钦命的八大辅政王大臣皆成阶下囚，慈禧太后跟恭亲王奕䜣联手成为北京城的新主人。11月的一天，千里之外的安庆城中，两江总督曾国藩正在府邸跟李鸿章密谈。
曾国藩连日来惶恐不安，肃顺一党下大狱后，慈禧太后就派人抄了肃顺的家，希望能找到他与汉族武装集团领导人的往来证据。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手握十万湘军，加上盟友左宗棠招募的楚军，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武装集团掌控的军力已经跟八旗绿营旗鼓相当。
强大的汉族武装集团足以令朝廷寝食难安。曾国藩非常清楚，朝廷清查肃顺就是要找到肃顺和自己串谋的证据。“骇悉赞襄政务怡亲王等俱已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11月14日，曾国藩内心的恐慌溢于言表，当天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跟李鸿章密谈政变的细节：“少荃来，道京城政本之地，不知近有他变[1]否，为之悚仄忧皇。”
曾国藩在为北京城的血雨腥风担心之时，更是为自己担心。奕䜣身为最高军事指挥官，同湘军集团毫无关系，对湘军动手自然毫不手软。更为重要的是，太平军集结数十万大军扑向安庆，奕䜣的海军舰队一旦从海上向南京进发，背腹受敌的太平军极有可能同湘军鱼死网破。
曾国藩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湖北巡抚胡林翼。胡林翼幼年时聪明异常，博览群书，成年后吃喝嫖赌样样精通。胡林翼考中进士后，娶两江总督陶澍之女，成为官二代，但恶行不改。没几年，老丈人陶澍死了，胡林翼突然性情大变，军事才华显露，在同太平军作战过程中声名鹊起，颇得咸丰皇帝赏识。
9月30日，胡林翼在军中吐血而亡。身为老朋友，曾国藩非常了解胡林翼，这位风流的湘军奇才，可能是年轻的时候身体透支过度，幡然醒悟却已晚矣，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患肺结核多年，尤其在跟太平军交战的过程中，时间跟精力快速消耗着他的身体。曾国藩万万没有想到，宿松一别竟成永别。一个秘密随着胡林翼的死亡而湮灭在历史的尘埃中。
那是1861年5月19日，曾国藩的行军大营驻扎在宿松，当时的安庆还在太平军英王陈玉成手上，十万太平军兵临集贤关。曾国藩在这一天将汉族武装集团中最精英的代表召集到了宿松。一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秘密会议在宿松悄然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李瀚章、曾国荃、李元度。
汇聚宿松的七人手握大清帝国官场的半壁江山。
李鸿章、李瀚章为兄弟，其父李文安于1838年考中进士，同科还有一位，就是曾国藩。在八股选士的年代，同科联谊是一种非常微妙的官场纽带。李文安迅速跟曾国藩交好，甚至将自己的儿子李鸿章送到曾国藩府邸，向其学习经世之学。
胡林翼是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左宗棠曾经在陶府当家教，后来同陶澍结为儿女亲家，跟胡林翼的关系自然密切。曾国荃是曾国藩的弟弟。李元度是曾国藩的门生，曾国藩在靖港自杀时，李元度死死抱着曾国藩，可谓救主之功甚伟，自然成为曾国藩的铁杆儿心腹。
宿松龙虎会，曾国藩与众人在军中大帐召开秘密会议，其他人等一概不准进帐。会议头两天讨论的内容为攻打太平天国安庆联军的军事部署。因为早在1860年5月，洪秀全就在南京召开了军事会议，发动安庆保卫战。1861年5月18日，胡林翼抵达宿松的当天，陈玉成的部队已经进逼桐城。
宿松的军事会议召开了两天，到了5月21日，参会人员只有三人。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十二日（5月21日），早饭后，与胡中丞、[2]左季高畅谈。”曾国藩并没有记录当时畅谈的内容，甚至连自己的亲弟弟曾国荃、心腹李元度、秘书李鸿章兄弟都不准旁听，可以想象三人会议的绝密程度。
到底是什么会议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如此绝密？军事会议已经召开了两天，在这一天前的5月20日，陈玉成抵达桐城，与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一行召开了战前会议。很显然，5月21日的宿松会议没有了集贤关主将曾国荃出席，反而是湖北巡抚胡林翼跟拥有四品京堂候补的左宗棠参与，肯定不是军事部署会议。
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门生也无缘绝密会议，尽管他后来成为大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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