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思勉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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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文集：文学与文选四种试读：
宋代文学
第一章 概说
中国文学，大致可分为四期：第一期断自西周以前，第二期自东周至西汉，第三期自东汉至南北朝，第四期自隋唐至清。第五期则属诸自今以后矣。请得而略言之。
各国文学之发达，韵文皆先于散文。吾国亦然。最古之书，传于今者，大抵整齐而有韵。如《老子》是也。《老子》虽东周之世写出，然其文必传之自古者也。《老子》书中，无男女字，只有牝牡字，即可征其文之古。其无韵者，亦简质少助字。如《尚书》是也。此盖古人言语、思想，均不甚发达，故其书词意多浑涵。又其时简牍用少，学问多由口耳相传，故多编为简短协韵之句，以便诵习也。文以语言为本，诗以歌谣为本，韵文与诗，相似而实不同。此时代之诗，传于今，最完备者为三百篇。三百篇之句，昔人云自一言至九言。见《诗疏》。实以四言为多。间有三言者。四言而加一助字，实亦三言也。前乎三百篇之诗，可信者，其体制皆与三百篇相类。如伊耆氏《蜡辞》是也。见《礼记・郊特牲》。其有类乎后世之诗体者，则其意虽传之自古，而其辞必后人所为矣。如《南风歌》是也。古书记人言语，多仅传其意，而其辞则为著书者所自为。即歌谣亦然。《史记・田敬仲世家》谓田常以大斗出贷，小斗收之。齐人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刘知几讥其不实，而不知古人自有此例也。刘说见《史通・暗惑篇》。此为第一期。
整齐简质之文，节短而韵长，词少而意多，非不美也。然思想发达，则苦其不足尽意。夫思想发达，则言语随之。言语发达，则文字从之。于是流畅之散文兴焉。散文之兴，盖在东周之世。至西汉而极。西周以前文字，传于今者甚少。较可信其出于西周人者，如《周诰》，其辞即多中屈，与《殷盘》相类。其明白易晓者，如《金》，则恐其辞已出后人矣。然究尚与东周之世文字不同。要之今人读之，觉其明白如《论》《孟》，畅达如《战国策》者，西周以前，殆无有也。此时代之诗，四言渐变为五言。又有三七言者。如《荀子》之《成相篇》是。汉世乐府之调，盖权舆于此。此为第二期。
第二期之文字，与口语极相近。今日读之，只觉其古茂可爱。然在当时，则颇嫌其冗蔓。此时代之文字，有极冗蔓者。如《史记・周本纪》：“是时诸侯不期而会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二字，竟不删去其一。句法可谓冗赘已极。又如《墨子・非攻上篇》：“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则句法语调，两极冗蔓矣。古人此等文字甚多，自后人为之，皆数语可了耳。古人之所以如此，皆由其与口语相近故也。于是渐加以修饰。修饰之道有二：（一）于词类，择其足以引起美感者用之；（二）于句法求其齐整。用典兼涵此两义。（一）用典则辞句少而所含之意多，耐人寻味。故典者，不啻词之至美者也。（二）用一故事，直加叙述，如叙事然，即无所谓用典。所谓用典者，皆不叙其事，而以一二语括之者也。此之谓剪裁。用事必加以剪裁，即所以求其文之齐整也。○近人《涵芬楼文谈・征故》云：“凡说理之文，恐不足征信于人，必取古事以实之。汉魏六朝，以矜炼为贵。往往一节之中，连引十余事。或一句为一事，或二三句为一事，皆以类相从，层见迭出。盖其时偶俪之体盛行，故操觚家亦喜讲剪熔对仗之法。至唐昌黎公出，而文体一变。征故之法，间有全录旧文，不以襞绩从事。东坡穷其才力所至，引用史传，必详录本末。有一事而至数十字者。”案韩、苏文体所以变古，以古代书少，所引事人人知之；后世书多，则不能然也。此亦古文不得不代骈文而起之一端。其风始于西汉之末造，而盛于东京。魏、晋以降，扇而弥甚。遂至专尚藻饰，务为排偶，与口语相去日远焉。此时代之诗，则五言大昌，而乐府亦盛。诗文皆渐调平仄，遂开唐宋律体之端。不独诗赋有古律之别，文亦有之。唐宋骈文，调平仄惟谨者，皆律体也。此为第三期。
文字与口语日远，至不能达意，必有所以拯其弊者，于是古文兴焉。其人自谓复古，谓之古文。实则对骈文而言，当云散文。其对韵文而称之散文，则当称无韵文，方免混淆。古文非一蹴而几也。其初与藻绘之文并行者有笔。笔虽不避俚俗，然辞句整齐，声调缓，实仍不脱当时修饰之风。口语句之长短不定。当时所谓笔者，特迫于无可如何，参用俗语；且不加藻绘耳。然其句调仍极整齐，实与口语不合。且文贵典雅，久已相沿成习，以通俗之笔，施之高文典册，必为时人所不慊。然以藻绘之文为之，亦有嫌其体制之不称者。于是有欲模仿古人者焉。遗其神而取其貌，如苏绰之拟《大诰》是。夫所恶于藻绘之文者，不徒以其有失质朴之风，亦以其不能达意也。今貌效古人，其于轻佻浮薄之弊则去矣，而其不能达意，则实与藻绘之文同。抑藻绘之文，不能施之高文典册者，以其体制之不相称也。今貌效古人，则为优孟之衣冠，无其情而袭其形，其可笑乃弥甚，体制不称，与无其情而袭其形，同为一种不美。逮韩、柳出，用古人之文法，第二期散文之法。以达今人之意思。今人之言语，有可易以古语者，则译之以求其雅。其不能易者，则即不改以存其真。如是，则俚俗与藻绘之病皆除。文之适用于此时者，莫此体若矣，此古文之兴，所以为中国文学界一大事也。古文运动，始于南北朝之末，历隋及唐，而告成于韩、柳，然其风犹未盛。能为此种文字者，寥寥可数。普通文字，仍皆沿前此骈俪之旧者也。至宋世而古文之学乃大昌。欧、曾、苏、王，各极所至。普通应用文字，亦多用散文。而散文始与骈文，成中分之势矣。其时仅诏、诰、章、表等，仍沿用骈文。以拘于体制，故难变也。○诏诰自元以后，可谓改用白话。元代诏令多用语体。《元史・泰定帝纪》中尚存一篇。明、清两代诏、令，虽貌用文言，实则以口语为主，而以文言变其貌耳。然文学之进步，实由简而趋繁。新者既兴，旧者不必遂废。故散文虽盛行，骈文仍保其相当之位置；而唐宋人所为之骈文，较之南北朝以前，且各有其特色焉。宋骈文之特色，尤为显著。以其与南北朝以前之骈文，相异弥甚也。此亦唐、宋文字，同走一方向，至宋而大成之一端。又文字嫌其藻绘而不能达意，虽图改革，厥有两途：（一）以古代散文为法，（二）以口语为准是也。前者雅而究不能尽达时人之意，后者则宣之于口者，即可笔之于书，可谓意无不达，而或不免失之鄙俗。此亦为一失，文自有当求雅处，故文言白话，实各有其用。专主白话，而诋文言为死文字者，亦一偏之论也。二者实各有短长，而亦各有其用。凡物之真有用者，有之必不能废，无之必不容不兴。故古文起于隋唐之世，而专主口语之白话文，亦萌芽于是时。如儒释二家之语录及平话是也。故唐、宋之世，实古文白话，同时并进，二者皆为散文。而骈文仍得保其相当之位置者也。至于诗，则在唐代为极盛。旧诗之体制，至此可谓皆备。宋人于诗之体制，未能出于唐人之外，而其意境、字面，意境者实质，字面者形式也。则与唐人判然不同。后人之诗，非宗唐，即学宋，至今未能出此两派之外焉。故诗之为学，亦唐人具之，宋人继之，而后大成者也。又中国之诗，当分广狭两义：以狭义论，则惟向所谓诗者，乃得谓之诗。以广义论，则词与曲亦皆诗也。词起于唐而盛于宋，曲起于宋而盛于元。元有天下仅八十年，以文化论，一切皆承宋之余绪，不徒只可谓之闺位，实乃只可谓之附庸。故广义之诗，亦可谓唐人创之，宋人成之也。清代，宋人所谓道学者，流弊渐著。清儒乃创朴学以救之。以学问论，颇足补宋人之所阙。然清儒以好古故，于文学亦欲祧唐、宋而法周、秦、汉、魏，则实未能有所成就也。故文学史上，截至今日，讲新文学以前，实犹未能离乎唐、宋之一时期也。此为第四期。
本书主论宋代文学。先立此章，以见宋代文学在文学史上之位置。以下乃分五章详说之。
第二章 宋代之古文
宋代为古文者，始自柳开。大名人，开宝六年进士，历典州郡。咸平中，卒于京师。开少遇天水老儒赵生，授以韩文，好之。自名曰肩愈，字绍元，意欲续韩、柳之绪也。见张景所撰《行状》。既乃改名开，字仲涂，自谓能开圣道之涂云。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开弟子曰张景，字晦之，公安人，官至廷评。为开撰《行状》。谓开“生于晋末，长于宋初”。又开序韩文云：“子读先生之文，年十有七。”则其为古文，实早于穆伯长数十年。穆生于太平兴国四年。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书》，谓穆氏学古文，在师鲁前，朱子《名臣言行录》则谓师鲁学古文于穆氏。则柳开而外，宋代治古文者，当以穆氏为最早。故洪迈《容斋随笔》以欧阳修数宋代之为古文者不及开；且云天下未有道韩文者为异。见下。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谓“欧公尝推本朝古文，自仲涂始”。则欧公固有推崇柳氏之论矣。特洪氏偶未见耳。范仲淹《尹师鲁集序》云：“五代文体薄弱。皇朝柳仲涂，起而麾之，洎杨大年，专事藻饰，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久之，师鲁与穆伯长力为古文。欧阳永叔从而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亦溯其源于开。开所为文，张景辑之为十五卷，曰《河东先生集》，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其体艰涩”。今读之诚然。今录一篇如下，以见宋代古文初兴之时，明而未融之象焉。柳开《穆夫人墓志铭》
汉开运元年，开叔父讳承赞卒。叔母穆，年二十有七。嫠居四十五年。岁己丑五月，殁于家。后七年，葬叔父墓中。唐季，我先人茔馆陶县北三十里。周广顺中，始葬叔父大名府西南二十里，村曰冯杜。开近岁连上书，天子哀之，赐钱三十万，使葬先臣之属。得华州进士王焕襄其事。焕，义者也，恭恪弗懈，成开之心。柳宫姓，为地法利坤艮。自叔父墓东下十七步，我皇考之墓。又东下，仲父讳承煦之墓。各以子位从之。又东下，叔父讳承陟之墓。叔陟无嗣，以季父讳承远之墓同域焉。故昭义军节度推官闵，叔母长子也。闵叔父卒始生，次子也。赵氏故妇女也。次病废，老于室。案此数语文有夺误。开为儿时，见我烈考治家孝且严。视叔母二子，常先开与闰。我母万年君爱犹己，勤勤储储，常惧有阙。乃叔母至老，我二兄至成人，不类诸孤儿寡妇。月旦望，诸叔母拜堂下毕，即曰：“上手抵面，听奉我皇考诫。”告之曰：“人之家，兄弟无不义尽。因娶妇入门，异姓相聚，争长竞短，渐渍日闻。偏爱私藏，以至背戾。分门割户，患若贼仇。皆汝妇人所作。男子有刚肠者几人？能不为妇人言所役？吾见多矣。若等宁是乎？”退即惴惴闭息，恐然如有大诛责。至死，不敢道一语为不孝事。抵开辈，赖之得全其家也如此。呜呼！君子正己，直其言，居上其善也，家国治焉；小人枉己，私为言，居上不善也，家国乱焉。旨哉君子也！铭曰：
昔我叔之去世兮，垂严诫之深辞。旨穆母而告云兮，惟夫妇之有仪。伊生死之孰免兮，于贞节而弗亏。代厚养以多属兮，家复贵而偶时。宁不完于安佚兮，胡适彼而士斯。介如石之克鲜兮，众犹草之离离。母血涕以奉教兮，哀心以自持。毕考命之孤兮，终天地而弗移。噫戏过此兮，母曷为知！
柳开以后，尹洙以前，能为古文者，又有王禹、字元之，巨野人。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尝知制诰。入翰林为学士。以直道自任，累见贬斥。最后知黄州，徙蕲州卒。孙何、字汉公，蔡州人。淳化进士，累官右司谏，历两浙转运，入知制诰。丁谓。字谓之，后更字公言，苏州人，淳化进士，累迁知制诰，天禧时为相，封晋国公。仁宗立，贬崖州司户参军。更赦，徙道州。明道末，以秘书监召还。卒于光州。叶水心称禹文古雅简淡，真宗以前，未有及者。今读之，实多未脱俗调。观世所传诵《待漏院记》《竹楼记》可见。林竹溪名希逸，字肃翁，福清人，端平进士，官至考功员外郎。谓其“意已务实，而未得典则之正”是也。见《文献通考》。孙何“幼笃学嗜古，为文宗经”。谓亦能为古文。尝袖文同谒禹。禹惊重之，谓韩柳后三百年乃有此作。时“并称为孙、丁”云。晁公武《读书志》。案谓名亦列《西昆酬唱集》中。三人者，盖异于时，而又未能径即于古。故宋代数为古文者，或及之，或不及之也。
宋代诗文，皆至庆历之际而大变。主持一时之风会者，实为欧阳公。欧阳修，字永叔，自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人，中进士甲科，累官知制诰，出知滁州。后召还，为翰林学士，嘉佑时，拜参政。熙宁初致仕，谥文忠。而为欧公古文之先导者，则穆修、字伯长，郓州人，大中祥符进士。授泰州司理参军。以伉直被诬，贬池州，徙颍、蔡二州文学掾，以卒。宋人皆称为穆参军，从其初官也。尹洙、字师鲁，河南人，天圣进士。官至起居舍人。苏舜元、舜钦兄弟也。舜元，字才翁，梓州人，官至度支判官。舜钦，字子美，景进士，累迁集贤校理。坐事除名，流寓苏州。作沧浪亭，自号沧浪翁。后为湖州长史卒。欧公作《子美文集序》，谓：“子美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时人颇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顾也。其后天子患时文之弊，下诏书讽勉学者以近古。由是其风渐息，而学者稍趋于古焉。独子美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其始终自守，不牵世俗，可谓特立之士也。”又其《记旧本韩文后》曰：“予少家汉东。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游其家，见其敝麓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以归读之。是时天下未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后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补缀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韩文遂行于世。”苏舜钦《哀穆先生文》谓其“得柳子厚文，刻货之，售者甚少。逾年乃得百缗”。而穆氏《答乔适书》，亦谓“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涂焉。其间独取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众又排诟之，罪毁之；不目以为迂，则指以为惑。谓之背时远名，阔于富贵。先进则莫有誉之者，同侪则莫有附之者，其人苟失自知之明，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坚，则莫不惧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复去此而即彼矣”。可见是时古文之衰，亦可见诸人为古文之先后，及宋代古文兴起之始末也。
所谓古文者，谓以古人文字之善者为法，非谓径作古语也。若径作古语，则意必不能尽达；即自谓能达，而他人读之，亦必苦其艰涩，与鄙俗者其失惟钧矣。然拔起于流俗之中，而效古人者，欲尽变其形貌甚难，此宋初为古文者，所以皆不免有艰涩之病。叶水心曰：“柳开、穆修、张景、刘牧，当时号能古文。今《文鉴》所存《来贤亭记》《河南尉厅壁记》《法相院钟记》《静胜亭记》《待月亭记》诸篇可见。时以偶俪二巧为尚，而我以断散鄙拙为高，自齐、梁以来，言古文者，无不如此。韩愈之备尽时体，抑不自名，李翱、皇甫，往往不能知，而况孟郊、张籍乎？古人文字，固极天下之巧丽矣，彼怪迂钝朴，用功不深，才得其腐败粗涩而已。”案艰涩之病，不独柳、穆诸人，即尹、苏亦未尽免。邵伯温《闻见录》谓：“钱惟演守西都，起双桂楼，建临园铎，命师鲁、欧公为记。欧公文千字，师鲁五百字而已，欧公服其简古。”师鲁文简古，诚有胜欧公处，然其不如欧公处，亦正在此。且如苏氏《沧浪亭记》，善矣，能如欧公诸记之有兴会乎？○叶氏说见《文献通考》，《文鉴》谓吕祖谦所编《宋文鉴》也。《来贤亭记》柳开作，《河南尉厅壁记》张景作，《法相院钟记》《静胜亭记》皆穆修作，《待月亭记》刘牧作。必至欧公，而后可称大成也。陈振孙云：“本朝初为古文者，柳开、穆修，其后有二尹、二苏兄弟。欧公本以词赋擅名场屋。既得韩文，刻意为之。虽皆在诸公后，而独出其上，遂为一代文宗。”案师鲁之兄名源，字子渐。以太常博士知怀州，尹河南。欧公文极平易。苏明允《上欧公书》，谓：“执事之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极论，而容与间易，无艰难劳苦之态。”可谓知言。今观欧公全集，其议论之文，如《朋党论》《为君难论》《本论》，考证之文，如《辨易系辞》，皆委婉曲折，意无不达，而尤长于言情。序跋如《苏文氏集序》《释秘演诗集序》，碑志如《泷冈阡表》《石曼卿墓表》《徂徕先生墓志铭》，杂记如《丰乐亭记》《岘山亭记》等，皆感慨系之，所谓六一风神也。欧公文亦有以雄奇为尚者，如《五代史》中诸表志序是。然仍不失其纡徐委备之态，人之才性，固各有所宜也。
欧公尝与宋祁同修《唐书》，又尝自撰《五代史》，史书文字之佳者，以此为断。自《宋史》而下，悉成官书，无足观矣。此系就文论文。史书当尚文学与否，别是一事。《五代史》出于独纂，尤为精力所粹。
宋祁与兄庠，同登天圣进士第。庠，字公序。本名郊，字伯庠。谗者谓其姓符国号，名应郊天，仁宗命改焉。祁，字子京。安州安陆人，徙开封之雍邱。奏名时，祁本居第一。章献后以弟不可先兄，乃以郊为第一，祁第十。郊皇元年拜相，嘉中，复为枢密使，封莒国公，以司空致仕。卒，谥元宪。祁累迁知制诰，除翰林学士承旨。谥景文。庠以馆阁文字名。而祁通小学，能为古文。所修《唐书》，文字较旧书为雅，然亦流为涩体，颇为论者所讥。陈振孙云：“景文未第时，为学于永阳僧舍。或问君好读何书。答曰：余最好《大诰》。”又曰：“景文笔记：余于为文似蘧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几至于道乎？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则其少年好尚奇险，晚亦自知其非矣。以迟暮不能改弦易辙耳，是以闻道贵早也。
与欧公并时而能为古文者，自当推曾、王及三苏。明茅坤始以欧、曾、苏、王之文，与韩、柳并称为八家。世人虽有訾之者，然此八家，在唐、宋诸家中，精光自不可掩。其造诣出于他家之上，亦事实也。宋代六家中，欧、曾二家，性质尤相近。故晁公武谓“欧公门下士，多为世显人。议者独以子固为得其传，犹学浮屠者所谓嫡嗣”云。清代桐城派之文，实以法此二家为最多。姚姬传《复鲁洁非书》曰：“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然欧、曾之文，仍各有其特色。欧文妙处，在于风神。曾文则议论醇正，雍容大雅，实于刘向为近。晁公武云：“其自负要似刘向，藐视韩愈以下。”案此曾公所自蕲，亦学者所共许也。今所传刘向校书之序，固多伪作，《战国策序》，论者多以为真，予尚未敢深信。然其文自极佳。而曾氏《战国策目录序》与之酷似。《列女传目录序》陈古刺今，语长心重；《先大夫集后序》委曲感慨，而气不迫晦，尤为杰作；《宜黄县学记》《筠州学记》两篇，文字尤质实厚重。要之南丰之文，可谓颇得《戴记》之妙也。曾巩，字子固，南丰人，嘉进士。历典诸州，拜中书舍人。卒，追谥文定。
三苏之文，虽大致相同，而亦各有特色。笔力坚劲，自以老泉为最。然老泉好纵横家言，恒以权谲自喜，而其言实不可用。如《明论》云：“天下之事，譬如有物十焉。吾举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历数之至于九，而不知其一，不如举一之不可测也，而况乎不至于九也？”此痴话也。天下岂有此等藏头露尾之策，而可欺人者邪？然老泉议论，大抵此类。故其议论，多有不中理者。东坡则见解较老泉为高。虽亦不脱纵横之习，然绝去作用处，时或近于道家，非如老泉一味以权术自矜也。要之老泉皆私知穿凿之谈，而东坡实能见事理之真。故其冰雪聪明处，实非老泉所及。尤妙在能以明显之笔达之。如《赠吴彦律》篇扣盘扪烛之喻。又如《倡勇敢》篇云：“有人人之勇怯，有三军之勇怯。人人而较之，则勇怯之相去，若莛与楹。至于三军之勇怯则一也。出于反复之间，而差于毫厘之际，故其权在将与君。人固有暴猛兽而不操兵，出入于白刃之中而色不变者；有见虺蝎而却走，闻钟鼓之声而战栗者；是勇怯之不齐，至于如此。然闾阎之小民，争斗戏笑，卒然之间，而或至于杀人。当其发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虽天下之勇夫，无以过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顾其妻子，未始不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气之所乘，则夺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于未悔之间。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开其自悔之意，则是不战而先自败也。”其罕譬而喻，深入显出，几可谓独步古今矣。东坡文字，当分少年与晚年观之。少年文字，如《策略》《策断》等，气势极盛，然体格多有未成处。姚姬传评其《策略五》云：“此篇立论极善，而文不免于冗长，此东坡少年体有未成处。”案东坡文字，并有俗陋不大雅者，如世所习诵之《潮州韩文公庙碑》是。晚年文字，则心手相忘，独立千载。议论文字如《志林》，叙事文字如《徐州上皇帝书》是也。东坡自言少年文字极绚烂，晚乃归于平淡，可谓自知其功候。又谓：“吾文如万斛源泉，不择地而施。及其与山石曲折，则随物赋形，有不可知者。”又曰：“文字无定形，惟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可谓能自道其晚年之胜境矣。颍滨之文，气象不如其父之雄奇；才思横溢，亦非乃兄之敌。然议论在三家中最为平正，文亦较有夷犹淡荡之致，则亦非父兄所能也。然此在三家中云尔，较之他家，则仍有骏发蹈厉之势。故又非欧、曾之伦。东坡谓“子由之文，汪洋淡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亦可谓知子由者。苏洵，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人。至和中，以欧阳修荐，除校书郎。子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嘉时，欧阳修典礼部试所取士也。神宗时谪黄州。筑室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后卒于常州，谥文忠。辙，字子由，一字同叔，与轼同举进士。老于许州，自号颍滨遗老。谥文定。
荆公文格，在北宋诸家中为最高。或谓八家中除韩文公外，即当推荆公云。荆公为文，与欧公异。欧公之文，皆再三削改而成。《朱子语类》云：“有人买得《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案世所习诵之《泷冈阡表》，亦经改削，初稿尚存集中。荆公则运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则见者皆服其精妙。盖其天分，实有不可及者在也。荆公文世皆赏其拗折。其实其不可及处，乃在议论之正大，识解之高超，笔力之雄峻。具此三者，拗折则自然而致。所谓“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也。《上皇帝书》实为宋代第一大文。当时堪与比方者，惟东坡之《上皇帝书》。然坡公文袭用当时文体，虽论者称其高朗雄伟，为宣公所不及，然较之荆公此篇，则气格卑下矣。其说理之文，如《原性》《性情论》等，皆谨严周匝。细读之，真觉如生铁铸成，一字不可移易。《周礼义序》《度支厅壁题名记》，不啻政见之宣言书。苞蕴宏富，而皆以百许字尽之。读之只觉其精湛，而不觉其艰深。此则虽韩公不能，他家无论也。叙事之作，亦因物赋形，曲尽其妙。即就志铭一体观之，或则随笔铺叙，或则提挈顿挫；或寓议论感慨，或述离合死生。数十百万，无两篇机抒相同者，真可谓笔有化工矣。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擢进士第。神宗时再入相。封舒国，改荆国公。谥文。
与欧、曾、苏、王相先后者，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祥符进士。元昊反，副夏竦经略陕西。后拜枢副，进参政。锐意改革，为侥幸者所不悦，未几罢去。谥文正。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学者称涑水先生。宝元进士，神宗时，官御史，以反对新法，居洛十五年。哲宗初，起为相。尽罢新法。卒，谥文正。刘敞、字原父，临江新喻人。学者称公是先生。庆历进士。以集贤院学士，判南京御史台。刘，敞弟，字贡父。学者称公非先生。庆历进士。历州县二十五年。晚乃游馆学，哲宗时，掌外制。亦皆能为古文。仲淹之作，气体不甚高。读世所习诵之《岳阳楼记》可见。光气体醇雅，而不甚健。敞文甚古雅，亦极自负，叶梦得曰：“敞将死，戒其子弟，毋得遽出吾文。后百年，世好定，当有知我者。”晃公武曰：“英宗尝语及原父，韩魏公对以有文学。”欧阳公曰：“其文章未佳，特博学可称耳。”叶氏谓：“原父与文忠论《春秋》，间以谑语酬之。文忠不能平。后忤韩魏公，终不得为翰林学士。”则原父之文，韩、欧皆不甚超然也。而好“摹仿古语句”。晁公武语。亦有此病，皆不免食古而未化云。朱子《语类》：“刘原父文多法古，极相似。有几件文字学《礼记》。《春秋说》学《公》《谷》。”又谓：“刘贡父文字，工于摹仿。学《谷梁》《仪礼》。”
苏氏之门，黄庭坚、字鲁直，洪州分宁人，第进士，除右谏议大夫。后责授涪州别驾。秦观、字少游，一字太虚，高邮人，第进士。元初，以苏轼荐，除秘书省正字。后坐党籍，徙郴州。张耒、字文潜，楚州淮阴人，第进士，元初，仕为起居舍人。徽宗时，至太常少卿。晁补之，字无咎，巨野人。元丰进士。元除校书郎。绍圣末，落职监信州酒税。大观中，起知泗洲，卒。称四学士。以其同入馆也。见晁公武《读书志》。益以陈师道、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彭城人。元中，侍从合荐于朝，召为太学博士。绍圣初罢。建中靖国初，入为秘书省正字。李，字方叔，华州人。称六君子。四学士中：庭坚长于诗，观工偶俪，而补之、耒善古文。世并称为晁、张。庭坚与秦观书曰：“庭坚心醉于《诗》与《楚辞》，似若有得。至于议论文字，当付之晁、张及少游、无己。”案少游议论文，笔力稍弱。师道在当时不以文名。而《四库提要》谓“其文简严密栗，不在李翱、孙樵下”。又谓“文才气横溢，大略与苏轼相近。故轼称其笔墨澜翻，有飞沙走石之势。驰骤秦观、张耒间，未遽步其后尘”也。李格非字文叔，济南人。与苏门诸子往还甚密，刘后村谓“其文高雅条鬯，在晁、张上。诗稍不逮”。
荆公之友，有侯官三王：曰回，字深父；曰向，字子直；曰，字容季；与欧、曾、刘原父游，皆早世。南丰序其文集，并极称之。马端临谓“其文当与曾、苏相上下。惜晁、陈二家，并不著录，《四朝国史・艺文志》绍兴时所修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之史也。至淳熙时乃成，首尾凡三十年。有《王深父集》十卷，仅曾《序》所言之半。而子直、容季之文，则并卷帙多少，亦不能知”矣。
宋代理学盛行。理学家于学问，且以为玩物丧志，而况文辞？于文辞之雅正者，且以为无异俳优，何况淫艳？谢良佐对明道举文书，成篇不遗一字。明道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通书》曰：“文所以载道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又曰：“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德行，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伊川曰：“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学也者，使人求于内也。不求于内而求于外，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内而求于外？以文为主者是也。学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圣人之学也。何谓不求于本而求于末，考详略，采同异者是也。是皆无益于身，君子弗学。”又曰：“今为文者，专务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宋儒此等议论甚多，此特其最著者而已。然欲求知古人之意，不能不通其文。欲求载道而用世，亦不能尽废文辞。故理学家虽贱视文艺，究之所吐弃者，不过靡丽雕琢之文；而于古文，则不徒不能废弃，转以反对淫艳之文故，而益增其盛也。曾国藩《湖南文征序》：“自东汉至隋，大抵义不单行，辞多俪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宋兴既久，欧阳、曾、王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群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康、雍之间，风会略同。”颇能道出理学与文学之关系。要之理学家无意提倡古文，而古文却因理学之盛行而增其盛，事固有出于不虞者也。宋学开山，当推周、程、张、邵；而其先导，则为安定、泰山、徂徕。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人。世居安定，学者称安定先生。孙复，字明复，晋州阳平人。退居泰山，学者称泰山先生。石介，字守道，兖州章符人。居徂徕山下，学者称徂徕先生。黄东发谓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始。全谢山撰《宋儒学案》，以三先生居首。周敦颐，字茂叔，道州营道人。知南康军，家庐山莲花峰下。有溪合于湓江，取营道故居濂溪之名名之，学者称濂溪先生。程颢，字伯淳，洛阳人，学者称明道先生，弟颐，字正叔，学者称伊川先生。张载，字子厚，凤翔县横渠镇人，学者称横渠先生。邵雍，字尧夫，范阳人。家河南。谥康节。泰山号能为古文。颍滨作《欧公墓碑》，载欧公之言，谓“于文得尹师鲁、孙明复，而意犹不足”。《四库提要》则谓“明复之文，谨严峭洁，卓然儒者之言，与欧、苏、曾、王，千变万化，务极文章之能事者，又别为一格”。盖非求工于文者。徂徕极推柳开之功。复作《怪说》以排杨亿。于古文之兴，尤有关系。王渔洋《池北偶谈》称其“倔强劲质，有唐人风，较胜柳、穆二家，而终未脱草昧之气”。盖亦在明而未融之候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东铭》《西铭》，小程子之《四箴》，皆为学者所称。然惟《西铭》，情文兼至，不愧作者。《通书》《正蒙》虽谨严，而拘而不畅，朴而不华。谓为载道之作则有之，誉其文辞之工，则阿私所好矣。刘牧撰《易数钩隐图》，以天地生成之数为《河图》，戴九履一之数为《洛书》，实与周子之《太极图》、邵子之《先天图》，鼎立而三。虽理学之精蕴，不必在是，而其导源于是，则不可诬。而牧亦能为古文。而《先天》《太极》二图，又皆源出穆修。理学家与古文之关系，诚可谓深矣。王禹《东都事略・儒学传》，谓陈抟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修以授种放，放授许坚，坚授范谔昌。朱震《经筵表》谓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刘牧，字先之，衢州西安人。仕终荆湖北路转运判官。
然诸家于古文，虽有关系，而其文要不可谓甚工。南渡以后，乃有一朱子出焉。名熹，字元晦，婺源人。父松，为政和尉，侨寓建州。朱子自署，或曰晦庵，或曰晦翁。亦称云谷老人，又称沧州病叟。尝榜所居曰紫阳书堂，又筑亭曰考亭，故学者亦以紫阳、考亭称之，谥曰文。朱子虽以理学名，而于学无所不窥，于文亦功力甚深。特其论文，以见道明理为主，不欲以文辞见长而已。朱子文学南丰，微嫌气弱而不举，然其说理之文，极为精实。读《大学中庸章句序》可见。叙事论事之作，亦极明晰。《上孝宗封事》委婉曲折，意无不尽；较之曾公，亦无多让，诚南渡后一作手也。
朱子与张、字敬夫，绵竹人，居衡阳，浚之子也。谥宣，学者称南轩先生。吕祖谦，字伯恭，祖好问始居婺州，学者称东莱先生。谥成，改谥忠亮。并称乾淳三先生。谦亦能文，《宋文鉴》即其所辑。谦长于史学，故其文多熟权利害，而有豪迈骏发之气。其体格不如朱子之高，然世所习诵之《左氏博议》，则祖谦摹拟应试文字之作；其他作，亦不俗陋至是也。永嘉、永康在理学中为别派，其宗旨不必尽与东莱合，然皆渐染其好谈史学之风气，固不容疑。两派巨子，皆能为文辞。水心后学，工于文者尤多。故在理学中，浙学与文学，实关系最深者也。
永嘉巨擘，为陈傅良及叶适。傅良，字君举，瑞安人，学者称止斋先生。适字正则，永嘉人，学者称水心先生。傅良之学，出于薛季宣。字士龙，永嘉人。季宣之学，出于程门，季宣师事袁道洁，袁道洁师事二程。而加之典章制度，欲见之施行。傅良承其遗风，故其学皆务有用，而文亦足以副之。适当韩胄用兵时，欲借其名以草诏，力陈不可。及败，乃出制置江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其措施殊有可观。其于世务利害，筹议尤熟。傅良文极峭劲，适则才气奔放，要皆用世之文也。永康之学，以陈亮为巨擘。字同甫，永康人，学者称龙川先生。亮慷慨喜言兵，与朱子辩王霸义利，两不相下。尝曰：“研穷义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异；原心于秒忽，校理于分寸；以积累为工，以涵养为主面盎背，则于诸儒诚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豪杰，开拓万古之心胸；自谓差有一日之长。”其气概可想。其文亦才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然失之于粗，且不免矜夸之习，实不逮水心与止斋也。
南宋为散文既盛之世，承学之士，多能为之。又以国步艰难，颇多慷慨激昂之论。如胡、胡安国等皆是。一时风气如是，不皆可谓之能文。今录止斋、水心文各一篇于后，可以见一时之风气焉。陈傅良《张耳、陈余、郦食其论》
图天下者，自有天下之势，书生之论不知也。图天下而守书生之论，不败事者寡矣！昔者秦之趋亡，陈、吴、刘、项之徒，崛起荆棘，以匹夫争天下。无只民块土，以为之阶；而势非可以仁义为也。故惟急功而疾战，寸攘而尺取。世谓十夫逐鹿，一夫得鹿，九人拱手。倚人以为外援，则不足以自固矣。而陈余、张耳，以立六国后，荐之楚涉以弱秦。郦生亦以其谋用之汉高以挠楚。噫，书生之陋如此哉！夫六国之君，亟因其民而鱼肉之，卒不能守，而入于虎狼之秦。天下之苦六国，不减秦也，知秦之可亡，而不知六国之不可复，其谋固已疏矣，况乎六国之后，而能信其民，果不为陈、刘之忧哉？盗主人之金，而寄诸其邻，责其不吾得，不可也。以匹夫谋人之天下，而又借助于人，是更生一敌也。夫以项氏之强，掌握土宇，列置诸将而王之，不保其不叛楚。及天下既定，汉高刑白马以封功臣，恩甚渥也，然环视而争衡者，没高帝之齿而不绝。孰谓抢攘之际，凭之以犄角，而能使之不吾敌邪？呜乎！将以仆敌，反以滋敌，此书生之论，图天下者不为也。叶适《论四屯驻大兵》
敢问四大兵者，知其为今日之深患乎？使知其为深患，岂有积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处此者？然则亦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坏，维扬仓卒，海道艰难，杭、越草创，天下远者，命令不通；近者，横溃莫制。国家无威信以驱使强悍，而诸将自夸雄恶。刘光世、张俊、吴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其玩寇养尊，无若刘光世；其任数避事，无若张俊。当是时也，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将版之禄，多于兵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主馈饷，随意诛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为患矣。及张浚收光世兵柄，制驭无策，吕祉以疏浚趣之，一旦杀帅，卷甲以遁。其后秦桧虑不及远，急于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约诸军支遣之数，分天下之财，特命朝臣以总领之，以为喉舌出纳之要。诸将之兵，尽隶御前；将帅虽出于军中，而易置皆由于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势。向之大将，或杀或废，惕息俟命，而后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为深患，若此而已。虽然，以秦桧之虑不及远也，不止于屈辱为安，而直以今之所措置者为大功。尽南方之财力，以养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桧徒坐视而不恤也。桧久于其位，老疾而死。后来者习见而不复知，但以为当然。故朝廷以四大兵为命，而困民财。四都副统制，因之而侵刻兵食；内臣贵幸，因之而握制将权。蠹弊相承，无甚于此。而况不战既久，老成消耗，新补惰偷，堪战之兵，十无四五，气势懦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债负；家小日增，生养不足；怨嗟嗷嗷，闻于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无有；而今日竭东南之财，以养四屯驻之兵，又祖宗之所无有也。夫以地言之，则北为重；以财言之，则南为多。运吾之多财，兵强士饱，事力雄富，以此取地于北，不必智者而后知其可为也。今奈何尽耗于三十万之疲卒，袭五六十年之积弊，以为庸将腐阉卖鬻富贵之地，则陛下之远业，将安所托乎？陛下诚奋然欲大有为于天下，摅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谋夫不同覆载者之深仇，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减州县之供馈，以苏息穷民，种植基本。于是厉其兵使必斗，厉其将使不惧。一再当虏而胜负决矣。兵以少而后强，财以少而后富，其说甚简，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第三章 宋代之骈文
骈文至宋，亦为一大变。追源古昔，骈与散初非二物也。文字所以代语言，以事理论：则对称或列举之处，其文自偶；偏举一端之处，其文自奇。以文情言：则凝重之处，不期其偶而自偶；疏宕之处，不期其奇而自奇。文无独举一事者，亦无对称并列到底者；而凝重疏宕亦必错综为用，而后始成其为文。故自然之文，骈散不分者势也。散文发达之初，与口语极为相近。今日视为高古，而在古人观之，则嫌其不文，于是就口语加以修饰，句求其整齐，词求其美丽，是为后世所谓骈文之滥觞。然特就口语加以修饰，非与口语截然为二物也。魏晋以降，此风弥盛。遂至用字求其美丽，而俗语皆在所删；句调求其整齐，则散语几于不用。而且用典日多，隶事日富。文至此，遂截然与口语分途。物极必反，乃有矫之之古文出焉，其说已见第一章。文学之事，如积薪然，新者既兴，旧者不必遂废；故古文虽盛，骈文亦自有其用焉。盖以魏晋六朝之文，说理记事，则嫌其华而不实，拘而不畅；而以唐以后之散文，施之应对之际，亦嫌其朴而不文，且太径直。故宋时说理论事之作，多用散文，而诏、笺、表等，则仍用骈文焉。《容斋三笔》：“四方骈俪于文章为至浅近，然上自朝廷命令、诏册，下而缙绅笺书、祝疏，靡不用之。”骈散分途，各就所长以为用，亦文学进化之一端。其事亦肇于唐而成于宋也。
一时代之思想，恒有其所偏主之端，大势所趋，万矢一的。虽自谓与众立异者，亦恒受其阴驱潜率而不自知。此一时代之中，所以恒止能成一事；而亦一时代之中，所以恒能成一事也。宋代为散文盛行之世，斯时之骈文，名为与古文对立，而实不免于古文化。以宋代之骈文，与宋代之古文较，则为骈文；以宋代之骈文，与唐代之骈文较，则唐代之骈文，可谓骈文中之骈文，而宋代之骈文，可谓骈文中之散文矣。此等风气，盖变自欧、苏。宋初为骈文者，无不恪守唐人矩，雍穆者远师燕、许，繁缛者近法樊南。自欧、苏出，以古文之气势，运骈文之词句，而唐、宋四六，始各殊其精神面貌矣。此种变迁，有得有失。气之生动，词之清新，虽极剪裁雕琢之功，仍有渐近自然之妙，宋人之所长也。造句过长，渐失和谐之美；措语务巧，更无朴茂之风；驯至力求清新，流为纤仄；取径既下，气体弥卑，则其所短也。要之宋代之骈文，与齐梁以来之骈文较，可谓骈文中之散文。所长在此，所短亦在此也。谢《四六谈尘》云：“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本以便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宣和多用全文长句为对，前无此格。”俞樾《春在堂随笔》曰：“骈体之文谓之四六，则以四字六字，相间成文为正格。《困学纪闻》所录诸联，如周南仲《追贬秦桧制》曰：‘兵于五材，谁能去之，首弛边疆之禁；臣无二心，天之制也，忍忘君父之仇。’贪用成白，而不顾其冗长，自是宋人习气。又载王《辞督府辟书》曰：‘昔温太真绝于违母，以奉广武之檄，心虽忠而人议其失性。徐元直指心恋母，以辞豫州之命，情虽窘而人予其顺天。’以议论行之，更宋派之陋者。此派一行，于明人王世贞所作四六，竟有以十余句为一联者。其亦未顾四六之名而思其义乎？”孙梅《四六丛话》曰：“宋初诸公骈体，精敏工切，不失唐人矩。至欧公倡为古文，而骈体亦一变其格。始以排古雅，争胜古人。而枵腹空笥者，亦复以优孟之似，借口学步。于是六朝三唐，格调远，不可不辨。”又曰：“骈俪之文，以唐为极盛。宋人反诋讥之，岂通论哉？浮溪之文，可称精切。南宋作者，莫能或先，然何可与义山同日语哉？古之四六，句自为对，故与古文未远。其合两句为一联者，谓之隔句对。古人慎用之，非以此见长也。义山之文，隔句不过通篇一二见。若浮溪，非隔句不能警矣。甚或长联至数句，长句至数十字，以为裁对之巧，不知古意失，遂成习气。四六至此，弊极矣。其不相及者一也。义山隶事多而笔意有余，浮溪隶事少而笔意不足，其不相及二也。若令狐，文体尤高，何以妄为轩轾乎？”案四六联太长，句太多，自是宋人一病。至于隶事少，而每一意必以较长之句达之，则正其所以能生动也。古意诚自此失，而宋人四六之能自树立，亦正在此。昔人论文，每不免薄今爱古，见宋四六失古意，则必谓唐人为是，宋人为非。殊不知此乃文字之变迁，无所谓是非也。若必以恪守旧法为是，则何不径效先秦两汉之文？而何必斤斤于魏、晋以来之所谓古乎？○浮溪，汪藻集名。
宋初以骈文名者，当推徐铉。字鼎臣，广陵人。铉本南唐词臣，入宋后，亦直学士院。从太宗征太原，军中书诏填委，援笔无滞，辞理精当，时论称之。此外扈蒙、字日用，安次人，晋天福进士。仕周，为右拾遗，直史馆，知制诰。入宋，充史馆修撰，与李等同编《文苑英华》。张昭、字潜夫，范县人，历事唐、晋、汉、周四朝。入宋，为礼部尚书，封郑国公。李、字明远，饶阳人，仕汉、周两朝。归宋，三入翰林，太宗朝，拜平章事。《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皆其所修，谥文正。窦俨、字望之，渔阳人，晋天福进士。周翰林学士。入宋，为礼部侍郎。陶谷、字秀实，新平人，仕晋、汉、周三朝。在周为翰林学士。宋太《禅诏》即谷出诸袖中者。仕宋为礼、刑、户三部尚书。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建隆进士，与李同修《文苑英华》。或典诏命，或司文衡，或与纂修，皆五代之遗也。当时骈文，皆恪守唐人矩。而铉文雍容大雅，尤为一时之冠。南唐后主之卒也，诏铉为墓志。铉乞存故主之礼，许之。其文措辞得体，极为当时所称道。今一循诵之，诚穆然见燕、许之遗风也。其叙南唐之亡曰：“至于荷全济之恩，谨藩国之度，勤修九贡，府无虚月，祗奉百役，知无不为。十五年间，天眷弥渥。然而果于自信，怠于周防。西邻启衅，南箕构祸。投杼致慈亲之惑，乞火无里妇之辞。始营因垒之师，终后涂山之会。”叙南唐致亡之由曰：“本以恻隐之性，仍好竺乾之教。草木不杀，禽鱼咸遂。贵人之善，尝若不及。掩人之过，惟恐其闻，以至法不胜奸，威不克爱。以厌兵之俗，当用武之世。孔明罕应变之略，不成近功；偃王躬仁义之行，终于亡国。道有所在，复何愧欤？”措辞均可谓极得体。
稍后以文字名，而能影响一时之风气者，当推杨、刘。杨亿，字大年，浦城人。年十一，太宗闻其名，诏送阙下。试诗赋，授秘书省正字。后赐进士第。真宗时，为翰林学士。官至工部侍郎，兼史馆纂修。刘筠，字子仪。大名人，第进士，三入翰林。杨、刘诗文，皆法义山。后进效之，遂成风会。致石介作《怪说》以诋，《怪说》云：“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畴、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则为怪矣。夫《书》则有《尧、舜典》《皋陶、益、稷谟》《禹贡》、箕子之《洪范》。《诗》则有《大、小雅》《周颂》《商颂》。《春秋》则有圣人之《经》。《易》则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使天下不为《书》之《典》《谟》《禹贡》《洪范》，《诗》之《雅》《颂》，《春秋》之《经》，《易》之《繇》《爻》《十翼》，而为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其为怪大矣。”优伶有之识，刘《中山诗话》：“祥符天禧中，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以文章立朝，为诗皆宗李义山，后进多窃义山语句。尝内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吾为诸馆职至此。闻者欢笑。”然专以涂泽为工，自是仿效之失。亿等诗文，固皆有根柢。虽华靡，尚不失典型也。今录杨亿文一篇于下，以见其概。杨亿《谢赐衣表》
解衣之赐，猥及于下臣。挟纩之仁，更均于列校。光生郡邸，喜动辕门。伏以皇帝陛下，诞膺玄符，恭临大宝。惠务先于逮下，志惟在于爱人。鸟兽毛，俯及严凝之候。衣裳在笥，爰推赐予之恩。在涣汗之所沾，虽容光而必照。如臣者，任叨符竹，地僻瓯、吴。奉汉诏之六条，方深祗畏；分齐官之三服，忽荷颁宣。纂组极于纤华，纯绵加于丽密。玺书下降，切窥云汉之文。驿骑来临，更重皇华之命。但曳娄而增惕，实被服以难胜。矧于戎行，亦膺天宠。干城虽久，皆无汗马之劳。守土何功，独惧濡鹈之刺。仰瞻宸极，惟誓糜捐。
此外以骈文名者，又有夏竦、字子乔，德安人。仁宗时为相。封英国公。谥文庄。宋庠宋祁兄弟、王禹、胡宿、字武平。常州晋陵人，进士。仕至枢副，谥文恭。王字禹玉，成都华阳人，徙舒。庆历进士，神宗时为相，谥文。等。竦所作，以朝廷典册居多，论者称其风骨高秀，有燕、许之遗风。庠馆阁之作，沉博绝丽。祁修《新唐书》，务为艰涩，又删除骈体，一字不登。而其骈文，则确守唐人矩，盖古文所以求合于古，而骈文则所以求适于时，故其途辙不同也。王禹散文务清真，而骈文亦宏丽典赡。胡宿、王皆久典制诰，文极雍容华贵。要之，此时之骈文，仍未脱唐人格式也。至欧阳修出，而其体一变。
唐代骈文，亦殊风会。初唐四杰之作，沉博绝丽。燕、许出，务于典则。樊南稍流丽矣。杨、刘之专法义山，实亦隐开宋代风气，特未尝参以散文之法耳。欧公出，乃以流转之笔，运雅淡之词。南丰、荆公、子瞻兄弟，相与和之，而境界一变矣。今录南丰《贺明堂礼成肆赦表》、东坡《乞常州居住表》各一篇于下，作为色泽最古雅者，苏文则气势最生动者也。曾巩《贺明堂礼成肆赦表》
昊天无声之载，人莫能名。先帝罔极之恩，物何以称。维总章之定位，秩宗祀之洪仪。祗荐至诚，用伸昭报。伏惟陛下，躬夙成之圣质，而博古多闻；经特起之大猷，而虚心广览。振千龄之坠绪，绍三代之遐踪。霈泽之所涵濡，太和之所煦妪；华夏蛮貊，无一夫不获其宜；草木虫鱼，无一物不遂其所。爰求祭典，用告王功。盖诸儒之说为不经，则折衷于夫子；而近世之事为非古，则取法于周公。罢黜异端，推明极孝。以尊莫大于祖，故郊于吉土以配天；以本莫重于亲，故享于合宫以配帝。恩义两得其当，情文皆尽其详。撤俎云初，均厘甚广。昭哉皇矣，实难偶之昌期；巍乎焕焉，信非常之盛礼。臣幸逢熙洽，未奉燕闲。一违前跸之音，四遇亲祠之庆。青云外士，皆预桥门之听观。黄发孤生，独叹周南之留滞。苏轼《乞常州居住表》
臣闻圣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虽盛，而归于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谴子孙，鞭挞虽严，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弃物，枯槁余生，泣血书词，呼天请命，愿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闻，夕死无憾。臣昔者尝对便殿，亲闻德音。以蒙圣知，不在人后。而狂狷妄发，上负恩私。既有司皆以为可诛，虽明主不得而独赦。一从吏议，坐废五年。积忧熏心，惊齿发之先变；抱恨刻骨，伤皮肉之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读训词，有“人材实难，弗忍终弃”之语。岂独知免于缧绁，亦将有望于桑榆。但未死亡，终见天日。岂敢复以迟暮为叹，更生侥觊之心。但以禄廪久空，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资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与其强颜忍耻，干求于众人；不若归命投诚，控告于君父。臣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粗给粥。伏望圣慈，许于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听从便安，辄叙微劳，庶蒙恩贷：臣先在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几至沦陷。臣日夜守捍，偶获安全，曾蒙朝廷，降敕奖谕。又尝选用沂州百姓程，购捕凶党，获谋反妖贼李铎、郭廷等一十七人；亦蒙圣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无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陈，出于穷迫。庶几因缘侥幸，功过相除；稍出羁囚，得从所便。重念臣受性刚褊，赋命奇穷。既获罪于天，又无助于下，怨尤交积，罪恶横生。群言或起于爱憎，孤忠遂陷于疑似。中虽无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独赐保全，则臣之微生，岂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圣神天纵，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已全三乐；跻斯民于仁寿，不弃一夫。勃然中兴，可谓尽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叹，悼一饱之无时。贫病交攻，死生莫保。虽凫雁飞集，何足计于江湖；而犬马盖帷，犹有求于君父。敢祈仁圣，少赐矜怜！
唐人奏议用骈文而意无不达者，莫如陆宣公。后人多效之，然高者莫能至，下者无论矣。宋人之作，乃有突过前贤者，如东坡《上皇帝书》是也。见前章。又如荆公《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云：“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计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民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见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亦沿用当时文体，而参以古文笔法者也，则弥为朴茂矣。盖宣公究以骈文为骈文，而苏、王则以古文为骈文者也。
宋代为崇实黜华之世，四六一体，颇有厌弃之者。英宗时，温公除翰林学士，以不能为四六辞，强之乃受。神宗命知制诰，辞如故，神宗许以用散文。今《传家集》中，间存四六，原非不能为者，特不乐为耳。晁公武《读书志》，谓“南丰晚年始居掖垣。属新官制，除目填委，占纸肆书，初若不经意。及属草授吏，所以本法意，原职守，为之训敕者，人人不同。赡裕雅重，自成一家”。今案南丰除授之制，颇有仿汉文为之，与当时体制绝异者。盖一时风气所趋，高明之士，遂不乐为流俗所限也。子固弟肇，字子开。第进士，历九郡，晚居翰林。制诰亦以典雅称。
欧、苏而后，骈文渐趋雅淡，惟秦少游设色最为绮丽。两宋之世，诗文有齐、梁色采者，淮海一家而已。今录其文一篇，以见其概。秦观《贺元会表》
十三月为正，既前稽于夏道。二千石上寿，仍参承于汉仪。盛旦载逢，彝章具举。伏惟皇帝陛下：财成天地，参并神明。命义和之二官，谨《春秋》之五始。调和元气，抚御中区。肆属春王之朝，肇修元会之礼。鸡人呼旦，庭燎有光。外则虎贲羽林，严宿卫之列；内则谒者、御史，肃班行之容。漏未尽而车辂陈，跸既鸣而鼓钟作。应龙高举，云气毕从。北极上临，星宿咸拱。受四海之图籍，拜万国之衣冠。岁月日时，于焉先正。声明文物，粲尔可观。迈康王酆宫之朝，掩高帝长乐之事。蔼颂声而并作，郁协气以横流。臣比远天光，遽更年。职拘藩国，莫瞻龙衮之升；心析宸居，但樽兽折之列。
南北宋间，以文采擅名者，有王安中、字履道，中山阳曲人，第进士。政和间，争言瑞应，群臣辄表贺。徽宗览其作，称为奇才。他日，出制诏二题，使具草，立就。上即草后批可中舍人。宣和拜尚书右丞。靖康贬单州。高宗立，徙道州卒。綦崇礼、字叔厚，高密人，徙淮之北海，十岁能作邑人墓铭。登重和元年上舍第，寻拜中书舍人，以宝文阁直学士，知绍兴府。退居台州，卒。孙觌，字仲益，兰陵人。大观三年进士，官终龙图阁待制。汪藻，字彦章，饶州德兴人。崇宁进士。高宗时，为中书舍人，兵部侍郎。而藻尤为诸家之冠。《隆太后手书》最为世所称道，其最精警处曰：“缅惟艺祖之开基，实自高穹之眷命。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忧，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旧服。已徇群臣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嗣我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惟天意，夫岂人谋。”他如《王伦充通问使制》曰：“朕既俯同晋国，用魏绛以和戎。尔其远慕侯生，御太公而归汉。”《遥贺太上皇表》云：“帝尧游汾水之阳，久忘天下。文王遇《明夷》之卦，益见圣人。”运用故实，皆如弹丸脱手，典雅精切，真无愧矣。后出最有名者，为三洪适，字景伯，鄱阳人，皓长子也。与弟遵同中绍兴十二年鸿博。后三年，弟迈亦登是科。遵，字景岩，迈字景庐，迈学最博，尝撰《容斋随笔》《夷坚志》，见第六章。及周必大、字子充，庐陵人，绍兴进士。又中词科，相孝宗，封益国公。谥文忠。楼钥、字大防，自号攻主人。明州鄞县人。隆兴元年，试南宫，以犯讳当黜。知举洪遵，奏收置末甲首。后擢中书舍人，进参知政事，谥宣献。陆游、杨万里，见下章。皆以诗名，而四六亦精妙。孙梅称万里“属对出自意外，妙若天成，南宋诸家皆不及”。又谓真德秀“尔雅深厚；华而有骨，质而弥工。卓然为南渡一大家”。真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庆元进士。中词科，绍定时，为参政，谥文忠。世称西山先生。案西山为理学名家。文文山、文天祥，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吉水人。举进士第一，中词科。德初勤王，拜右丞相。益王时，进左丞相。以都督出兵江西，为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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