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沛,陈鸿图,（日）田中仁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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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中国变动与东亚新格局(第2辑)试读：
本書の出版にあたって、（日）ワンアジア財団「アジア共同体講座」開設助成金の援助を得た。
本书的出版得到日本“同一个亚洲”财团（One Asian Foundation）“亚洲共同体讲座”的经费资助，特此致谢。21世纪的历史叙述21世纪的东亚与历史问题[1]田中仁前言
随着21世纪全球化进程加速及中国的“大国化”，东亚各国间因利益摩擦而产生的政治对立及排外情绪逐渐显著，历史问题逐渐成为表达各国立场、民族情感的宣泄口。因此，在思考今后如何达成东亚[2]地区政治稳定及利益共同体这一课题时，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东亚地域秩序开始重组并产生重要的变动。在经济层面，世界经济中心从横跨北美大陆与欧洲的北大西洋经济圈，转移到跨越北美大陆与东亚的环太平洋经济圈。支撑这一转变的要素有三个：第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第二，亚洲新型工业化经济体的出现及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的发展；第三，80年代以后中国因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快速增长。在政治层面，80年代前，东亚多国处于开发主义或威权主义体制下，从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台湾、韩国政治民主化的展开，东亚地域政治格局初现变动。此外，从安全保障及国际关系上来看，在美国与东亚各国间维持的带有冷战体制色彩的“辐射型条约关系网”之外，90年代后逐渐出现了以东盟为中心的多边秩序体系。
2000年以后，中国通过加入WTO正式参与经济全球化。到20世纪10年代，中国在政治、经济上的作为已经能对国际政治及全球经[3]济产生巨大冲击。然而，中国在国际上所能参与的国际事务领域仍较为有限。于是，邓小平时代以“韬光养晦”为方针的和平、协商发展的外交路线开始有所调整，中国开始主动参与国际事务并有意主导某些领域的治理，这使得国际社会乃至中国国内颇感压力。图1 GDP全球比重变化趋势资料来源：唐成「中国の経済成長」家近亮子ほか編著『新版5分野から読み解く現代中国―歴史·政治·経済·社会·外交』晃洋書房、2016、108頁。一 东亚地区历史问题的产生与发展
东亚地区现今所存在的历史问题，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
1982年，日本各大报纸同时报道了文部省要求将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侵略”改写为“进入”的审定意见，引起中、韩两国的强烈批判，日本的教科书问题迅速演变为国际性话题。对此，日本政府出台了关于审定教科书的“近邻诸国条款”，以收拾局面。此外，靖国神社在1978年实行甲级战犯合祭，80年代后，日本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屡遭中、韩两国的严厉批评。
另外，从90年代始，中国展开大规模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是在冷战秩序崩溃后为寻求取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资源而产生的教育运动。该运动通过讴歌“振兴中华”来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精神。某种程度上说，这一运动的展开也有日本方面作为的刺激因素在内。与此同时，“慰安妇”问题在韩国受到普遍关注。1993年，日本政府发表“河野谈话”，承认了战时日军与设置“慰安所”、强征“慰安妇”之间的关联性。1995年，即二战结束50周年之际，在自民党、社会党和先驱新党联合组成的村山内阁推动下，“村山谈话”发表，日本众议院通过“战后50年决议”。由此，日本国内对历史认识问题的关注度日渐上升，出现了对抗中、韩等周边国家批评的新动向，比如成立于1997年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及其活动。
历史问题在21世纪重新发酵。自2000年以来，中国各地屡现反日游行，日中、日韩关系也因日本首相或阁僚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走向恶化。在此背景下，中国将抗战胜利日确定为国家纪念日，将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确定为国家公祭日，韩国将历史教科书“国定化”，东亚地区的历史问题在各国呈现制度化的趋势；另外，围绕着日、中因申请南京大屠杀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对立，日、韩因申请“慰安妇”列入世界记忆遗产的争执，“慰安妇”少女雕像在韩国各地乃至海外不断落成也呈国际化趋势。
2014年2月27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并在每年9月3日举行国家性纪念仪式，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并于每年12月13日举行国家公祭仪式。
2015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明治日本的产业革命遗产”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日本申遗之初，韩国政府就以“违反了保护人类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这一基本精神”为由提出反对，因为申请对象中有7处在战时曾强征朝鲜劳工57900人进行劳动。最终，日本部分接受了韩国的意见，双方才达成共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设立的世界记忆遗产，并没有国际公约作为依据，主要是基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进行抉择，个人或团体也能申请。2015年10月，日本的“舞鹤生还：1945～1956年流放西伯利亚日本战俘归国记录”和中国的“南京大屠杀档案”被列为世界记忆遗产。俄罗斯、日本分别对日本与中国的上述举动进行了批评，认为这是在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政治利用。
1990年11月成立的民间团体“韩国挺身队问题对策协会”，为迫使日本政府公开道歉、赔偿，每周三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举行解决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定期集会（星期三集会），并在各地竖立慰安妇雕像。2011年12月，该会在首尔的日本大使馆前竖立了一座象征“慰安妇”的“和平少女雕像”。此后，又在韩国各地（10座）、美国（2座）、澳大利亚（1座）分别竖立了同样的雕像。二 历史认识与“历史表述”
服部龙二认为：关于21世纪的历史问题，“冷战结束后就以多种形态表现出来，并非只在日本发生”，根据其主体及媒介不同，可分为政策、印象、知识、教育、记忆、感情六个维度进行理解（见表[4]1）。表1 历史问题的六个维度与其主体及媒介
涉及历史问题的上述六个维度，在不同主体的各种意见通过对应媒介表达过程中逐步形成，本文将这一表达过程统称为“历史表述”。关于“历史表述”与历史认识的关系，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常识”“知识”“良知”“认识”四个层面的相互关系来理解（见图2，来自与许育铭教授谈话的启发）。图2 “历史表述”与历史认识的关系
在社会中，一般国民有关历史问题的“常识”主要通过历史教育养成。历史教育通常是以教科书为蓝本，但教科书一般须依据学习指导纲要等行政文件进行编撰并通过审定才能投入教学使用。除此之外，学生也会通过阅读课外参考书或启蒙读物等获得更多的“知识”。另外，政治领域（内政和外交）的“历史表述”和社会领域的“历史表述”，是以“良知”即针对多种多样的“知识”进行某种判断为前提的。而“良知”的形成，又受到体系化的“知识”即“认识”（历史认识）的影响和制约。但“历史表述”还包含当事人的记忆（体验）、网络社交平台上的情感发泄等未被体系化的内容。三 “国家话语”与东亚
1990年前后，从东欧剧变再到苏联解体，东西冷战终结，世界秩序格局发生剧烈重组，东亚地域秩序随之变动，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韩国、日本等东亚四地分别产生了具有新特质的“国家/地区话语”。1.中国大陆
20世纪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此后又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成为有核国家，其在东亚地域政治中的突出地位不容忽视。80年代，邓小平成为中国国家领导人，并推动国家战略转型，中国由此迈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90年代，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背景下，以坚持中共领导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原则，中国开展了进一步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此外，为填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社会凝聚力方面的不足，爱国主义开始被大力宣扬与强调。
1991年8月，依照中共中央等《关于充分运用文物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通知》以及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小学加强中国近现代史及国情教育的总体纲要》，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遍及全体国民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正式展开。这一教育活动号召全国民众学习中国近现代史，了解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以及中共所领导的革命是如何拯救并复兴中国的。随后，中共各级宣传机构整体动员，以促进该活动的贯彻实行。由此，爱国主义内容被结构性地融入国家教育体系，深深植根于政治体制内，成为中共新的意识形态工具。1994年，中共中央颁布《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是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1995年3月，民政部确定并公布了100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中战争遗址40处、国共内战遗址24处、神话传说21处、英雄人物纪念遗址15处。在40处战争遗址的教育基地中，涉及1931～1945年抗日[5]战争的占到半数。中国的“国耻”话语，在家族故事（原生主义）、历史教科书（建构主义）以及精英主导的意识形态教育（工具主义）[6]的并行推进中，被不断加以重构。2.中国台湾
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李登辉继任“总统”，在台湾持续推进民主化进程。不久，戒严令解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被废，“万年国会国大代表”全数退职，各地遴选新任“国会”代表，1996年实现“总统”直选，李登辉当选首任民选“总统”。在2000年的选举中，民进党陈水扁当选，实现了和平、平稳的权力交替。此后，随着2008年国民党的马英九和2016年民进党的蔡英文轮番当选，台湾的竞争性政党政治逐步定型。
在此期间，伴随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政治民主化及“本土化”进程，族群问题成为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0年前后，台湾社会的国族认同发生明显质变（见图[7]3）。同时，对于长达半个世纪的日本殖民统治强加给台湾社会的近代化与日本化，“台湾自身带有主体性地吸收了前者而拒绝了后者”这一认识已基本固定下来。图3 台湾民众身份认同的变化
台湾政治的“本土化”，不可避免地引起教育制度的调整。1997年，以台湾史为主体的中学教科书《认识台湾》（历史篇）被采用，给过去以中国大陆及中华民国历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带来了重大变
[8]化。以此为契机，台湾社会关于历史观基准的争论持续扩散到各层面，如关于历史用语“日治”与“日据”、“终战”与“光复”的讨论和争辩。同时，2006年施行的《高中课程暂行纲要》（“九五暂纲”）将台湾史列入单独教授科目，也被认为对台湾政治民主化起到[9]了推动作用。
在台湾政治、社会20余年变迁的基础上，新的台湾认识逐渐形成。如台湾“国史馆”前馆长吕芳上提出的“Y字形历史”认为，台湾的“中华民国”，是在中华民国与日本统治下的台湾于1945年并轨后发展起来的（《朝日新闻》2011年9月30日）；周婉窈著《图说台湾历史》，通过纵观旧石器时代至日据时期的台湾历史，展示了一个将[10]汉文化进行相对化理解后的台湾新图景。3.韩国
20世纪90年代初朝鲜半岛局势也在冷战结束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1991年9月，韩国与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1992年8月，中韩建交；1993年3月，朝鲜因核武器问题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经历了70年代高速工业化及经济发展后，韩国以1987年总统选举为契机实现了从威权体制向民主制的转变。
1965年5月，日韩缔结《日韩基本条约》，此后两国关系正常化。关于1910～1945年日本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应如何看待、处理，条文中并无明确阐述，日本认为，基于条约确定的两国关系在国际法上是有效的，韩国则认为无效，双方为各自留下了再解释的空间。直到90年代初，这一问题才以新的方式被重新提起。
1991年8月，曾为日军“慰安妇”的金学顺，以亲身经历为证词，站出来揭露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罪行，并于9月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韩国要求日本政府予以回应，“慰安妇”问题由此正式成为日韩间的外交问题之一。关于此事的具体过程，木村干的概括如下。
第一，“慰安妇”问题骤然受到高度关注的背景为：针对韩国女性为以日本男人为首的外国男人“观光卖淫”的行为，韩国女性主义活动家发起了批判运动，认为“韩国女性的人权被外国人践踏的先例”源自战争时期的“慰安妇”。第二，当时日、韩围绕历史认识问题争论的焦点是战时强征劳工，“慰安妇”问题被当作其中一环而引起讨论。第三，对于被“重新发现”的“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的应对混乱多变，直至发展成日、韩间极为敏感的历史认识问题。日本宫泽政权先是拒绝由政府进行“干预”，其后又在没有调查清楚历史事实的情况下表示“反省”，后来又有村山内阁对历史认识问题进行官方表态的尝试。这些都导致政府内部的言论不一，韩国认为其中某些言论简直是“妄言”，日韩关系因此不断恶化。第四，日本政府举措失当的原因在于，日、韩政府及其精英统治层因世代交替失去了对社会、舆论的控制。木村认为，这也是韩国民主化的必然结果。在实现民主化以后，韩国政府经常与舆论处于对峙中，对“慰安妇”问题[11]的处理也同样受制于舆论。
在韩国的“国家话语”中，围绕高句丽史的中韩争议也是一个重要焦点。2002～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东北三省相关学术机构联合展开了“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项目，目的在于综合考察东北地区的历史与边疆问题。2004年，中国与朝鲜分别申请的高句丽古遗迹群，同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间，中国提出的“高句丽属于中国古代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这一看法，引起韩国方面的强烈不满，认为不能把高句丽史编入中国史。此后，两国[12]通过外交协议达成“不使问题走向政治化”的共识。4.日本
1993年，日本的“55年体制”解体，由此进入多党联合执政时代。继细川护熙政权后，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为首的社会党、自民党、先驱新党三党联合内阁成立。1995年“终战50周年”之际，各界出现重新总结二战的明显动向。在此情势下，社会党首先拟定了一份总结过去战争的国会决议案，但遭到当时联合内阁中自民党的反对，只得对决议案做了大量修改。6月9日，由组成村山内阁的三大执政党联合向众议院提出此案，在半数议员缺席情况下以起立表决的形式通过。此项国会决议案的通过及8月15日发表的首相谈话，可以说是在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环境下日本对如何总结战后50年以及展望未来的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
其实，在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自战后以来形成的在一定程度上不言自明的“左”“右”对立轴就被打破。冷战时期作为两大政党之一的社民党（1996年由社会党改组而成）沦为小党派，“进步”知识分子的号召力明显衰退。保守派同样大受影响。1997年成立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早期干部中，较之自民党的“亲美保守”路线，不少人更倾向于“反美保守”。他们对二战后日本的“战后体制”持否定态度，认为正是此前影响力巨大的保守、进步两派的主流势力，共同打造了“战后体制”。他们主张打倒那些[13]“旧式腐败精英”，并将自身定位为新兴批判者。四 如何达成东亚的共同“历史叙述”
2015年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式发表了“战后70周年谈话”，表示：（1）日本是亚洲首先推行立宪政治并保住独立主权地位的国家，但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逐渐成为“国际新秩序”的“挑战者”，并沿着错误方针一步步走上了战争道路；（2）事变、侵略、战争这些武力手段绝不能再使用第二次，这不是解决国际纷争的办法；（3）对于与那场战争毫无关联的子孙，我们不能再让他们继续背负谢罪的宿命；（4）日本坚持自由、民主、人权等基本价值观，并与抱有同样价值观的国家携手高举“积极的和平主义”之旗，为世界和平与繁荣做贡献。次日，《日本经济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皆发表社论，认为“安倍谈话”的内容继承了“河野·村山谈话”的基本精神，并将前者置于后者的延长线上对东亚未来进行了展望。
9月3日，中国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随后进行了盛大阅兵仪式。纪念大会邀请了俄罗斯总统普京、韩国总统朴槿惠、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等作为出席嘉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阅兵式前发表讲话，将抗日战争定义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的中国人民战争，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中国将以基于《联合国宪章》构建的国际秩序为前提，在21世纪中国“大国化”背景下，谋求与美国建立新型的国家关系。其中，关于“长达14年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这一表述，与9月2日马英九在台湾所作讲话中的“战争表述”，明显有异。在台北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暨中华民[14]国104年军人节”庆祝活动中，马英九强调：开始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八年对日抗战，是由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主导的，中国抗战是二战能够获胜的重要一环，也是战后国际秩序重新展开的历史前提，这是值得重视且不容曲解、不能遗忘的史实。
8月15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在首尔出席光复70周年庆祝仪式时也发表讲话，认为日本首相安倍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有不少令人遗憾的地方，“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历届内阁曾就侵略和殖民统治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痛苦以及给慰安妇受害人造成的痛苦进行谢罪和反省，‘安倍谈话’还明确向国际社会表明了历届内阁的上述历史认识不会动摇”。朴槿惠还提出：“日本政府应该以一贯而具有诚意的行动履行继承历届内阁历史观的承诺，重拾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的信任。”由此看来，朴槿惠的讲话是将“安倍谈话”理解为对日本历代内阁历史认识的继承，这也为今后日、韩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协商留下余地。另一方面，朴槿惠与习近平共同提议举行中日韩首脑会谈，日本政府对此予以积极回应。这似乎表明，在政治领域，为了不让战后70周年谈话及阅兵式成为东亚地区国际秩序不稳定的因素，中日两国也在试图寻求双向妥协。
此后，在政治领域围绕解决或缓和历史问题的具体尝试被逐渐提上日程。2015年12月，韩国外长与日本外相就“慰安妇”问题达成“最终且不可逆的解决方案”，韩国政府将设立财团作为对“慰安妇”的支援，日本政府则出资10亿日元，两国将合作开展恢复受害人名誉、抚平受害人内心创伤的各种项目。2016年5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广岛和平纪念公园，这是二战结束以来首位在任美国总统访问核爆遗址。奥巴马表示，“同美国一样的有核国家，应该摆脱恐惧的逻辑，拿出追求无核世界的勇气”。8月6日，广岛市市长松井一实在广岛核爆70周年纪念日宣读和平宣言时，再次提到奥巴马的上述演说，并呼吁废除核武器。
进入21世纪以来，日本社会的“反中厌韩”倾向逐渐明显（见图4），这从日本内阁府的《外交民意调查》中也可以明显看出（见图4）。该倾向与中国各地反日游行频发以及日本首相和阁僚参拜靖国神社导致的日中/日韩关系恶化分不开。图4 日本民众对中、美、俄、韩四国亲近感的变化
与之相对的是，日本社会对美国的好感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一直居高不下。尽管日美在关于广岛、长崎核爆的评价上存在深刻分歧，但两国仍能维持良好的国家关系。这表明，保持历史认识的差异（即互不相容的“战争表述”）与维持良好的国家关系可以并存。同时也表明，为构建良好的国家关系（国际秩序），政治领域的相互妥协以及尽力避免相互关系的紧张或恶化是极为必要的，也是极具现实性的政治课题。在此前提下，与政治领域保持一定距离的、针对历史认识问题的思索与对话也是可能实现的。换言之，历史认识的差异性并不一定会导致两国关系的紧张或恶化。
如前所述，东亚地区的历史问题，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以及首相、阁僚参拜靖国神社，90年代又在中国推进爱国主义教育、韩国曝出“慰安妇”问题、日本的“村山谈话”以及历史修正主义的出现等情况下不断发酵。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历史问题中的相关部分在各国国内政治中的制度化（抗战胜利日及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国定化）及问题的国际化（围绕申请世界遗产/世界记忆遗产的对立、“慰安妇”少女雕像在韩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修建），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可以说，中国“大国化”背景下的现状变更及制度调整、日中韩政府间的关系对立与调节、网络社交平台上排外主义情感的喷发等，都是导致今天东亚地区的历史认识问题走向政治化的重要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历史问题都会被政治化，历史政治化只是某些因个别机缘而突出的特殊事例（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及地缘环境中，这样突出的历史认识问题是有限的）。显然，我们不仅需要谋求在已被政治化的历史问题上达成妥协与理解，更需要遏制其他历史问题将来被政治化的可能。为此，冷静思考那些已被政治化的历史问题的根源是非常必要的，针对这一课题的学术界的跨国界思考与对话尤为重要。结语
在21世纪的东亚，“历史叙述”因“边界”（包括台湾海峡、“三八线”）以及“国家”内部诸领域（包括政界、言论界、媒体界等）的影响而分歧丛生。在此情形下，学术界（历史研究领域）应成为沟通各方的桥梁，并为构思东亚地区的共同“历史叙述”提供思考与对[15]话的空间。
进入21世纪的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韩国，虽然政治发展程度有所差异，但政府与社会、媒体与网络空间等不同领域的意见[16]表达的相互影响，已成为共同特征。这也是为何提倡重视民间交流、对话与思考的原因。
东亚地区的共同“历史叙述”，并不需要所有人达成高度一致的历史认识（见图5），而应该具有“即便不能同意但能理解”的宽容性与包容性的意识。图5 政治主体与战争记忆说明：（1）对于已被政治化的历史认识问题，需要各方寻求政治上的相互妥协与解决方式（日本——首相官邸，中国——中南海新华门，中国台湾——“总统府”，韩国——青瓦台）。（2）作为各自“战争记忆”的象征，日本有广岛原子弹爆炸遗址，中国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韩国有“慰安妇”少女雕像，要将这些观念整合在一个共同的“历史叙述”中是十分困难的。（3）中国台湾地区关于“战争表述”的象征应该是什么呢？（邹灿 译）[1] 田中仁，日本大阪大学法学研究科教授。[2] 本文中使用的“历史问题”一词，主要指历史认识问题，包括与历史认识问题的形成、变化相关联的要素，比如历史表述（详见本文第二部分）。[3] 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意味着日本此前保持了42年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被中国取代。如果将日本的经济规模设定为1，中国经济规模相对于日本，2000年为1/4，2005年为1/2，2010年为1，2015年为2（概算）。[4] 服部龍二『外交ドキュメント歴史認識』岩波書店、2015、2～3頁。[5] 在众多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中，被指定为模范基地的可以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进行建设、改造或扩建，而且会有很多学校、军队或政府机关组织集体参观和学习。比如，卢沟桥附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1987年开馆、1995年扩建）和南京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1985年开馆、1995年扩建）的总参观人数在900万～1000万人次。ワン·ジョン（伊藤真訳）『中国の歴史認識はどう作られたのか』東洋経済、2014、144、149、155～158頁。[6] ワン·ジョン（伊藤真訳）『中国の歴史認識はどう作られたのか』、204頁。[7] 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从1992年开始在台湾社会展开民意调查，以了解台湾民众国族认同的变化。在刚刚实现“总统”直选的90年代中期，认为自己“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民众约占一半，认为自己是“台湾人”或是“中国人”的民众比例在20%～30%。而在20多年后的2015年，认为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上升到60%，“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比例为30%，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不到10%。[8] 《认识台湾》包括台湾历史与台湾地理两部分，在陈水扁当局所实行的九年一贯制教育课程中，该科目被编入七年级（初中一年级）的社会领域课程。[9] 許育銘（和田英男·周妍訳）「東アジア共同研究と台湾の歴史認識」『大阪大学中国文化フォーラム ディスカッションペーパー』7号、2015。[10] 周婉窈（濱島敦俊監訳）『増補版·図説台湾の歴史』平凡社、2013。[11] 木村幹『日韓歴史認識問題とは何か―歴史教科書·「慰安婦」·ポピュリズム』ミネルヴァ書房、2014、209～213頁。[12] 金光林「中韓両国の歴史·文化摩擦に対する文明史的考察」『新潟産業大学人文学部紀要』20号、2008。[13] 『日韓歴史認識問題とは何か』、221～223頁。[14] 为将各种纪念日进行统合，“中华民国国防部”于1955年规定9月3日为海陆空三军“军人节”，并在这一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因此，9月3日在战后台湾作为“军人节”被固定下来。[15] 梶谷怀认为，东亚地区“公共性”的欠缺造成了围绕东亚言论的整体闭塞感，并提出“民主”、“人权”或“公共性”意识的共有以及彻底批判将社会的病根归因于“外部”的思维方式，是极为重要的。梶谷懐『日本と中国，“脱近代”の誘惑―アジア的なものを再考する』太田出版、2015。[16] 中国台湾与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从威权体制向民主制的过渡。中国大陆也在1992年全面推行市场经济以后出现了巨大的社会变化。钱理群认为，21世纪的中国形成了三股民间力量：维权运动、网络监督、非政府组织。銭理群『毛沢東と中国―ある知識人による中華人民共和国史』青土社、2012、407～417頁。质询本国史中的帝国性——韩中日三国东亚地域史的比较[1]柳镛泰前言
在东亚各国叙述并理解本国历史时，往往呈现出自省史观与自满史观的相互对立。所谓自省史观，可以与东亚各国众所周知的“一日三省”和“以史为鉴”的成语相对应，它反映了一部分精英分子超越民族-国家立场进行自我反省的努力，这种努力须通过刮骨割肉般的痛苦才能有所获得，且常常为民族主义情绪所压制。所谓“自满史观”，是指从本民族视角将本国历史作为成功故事加以构建，常常会有根据需要对史实进行有针对性的压缩、隐藏或夸大的倾向。一个国家的自满史观，多半难以为邻国所接受。
如何认识东亚近代史上的“殖民统治与侵略”问题，已成为韩中日三国70余年来的悬案。关于此点，日本人的历史认识在“战后历史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已得到切实改善。但近年来，自满史观呈强化趋势，试图对好不容易取得的自省史观的成果加以否定，反映出日[2]本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气势渐长的右倾化趋势，在此背景下，有日本学者呼吁在以自身立场进行叙述的同时，现代日本的历史学应“自觉地、有意识地关注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即有必要考虑“受害者”的存在以及“受害者的视角”。这一提议可谓意味[3]深长。
本文的写作，缘起于以获得“通用于东亚地域”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表述”为愿景而开设的讲座，因此本文将考察焦点对准如何正视本国史中的帝国性，这是“通用于东亚地域”的历史认识形成时所面临的最大障碍。具体的考察方法是，以近年来韩中日三国出版的东亚地域史著作为例，进行对比分析。笔者认为，比起对他国帝国性的批判，反省本国的帝国性才是成功构建东亚地域史的关键所在。本文所谓的帝国性（empireness），是指试图形成并维持、扩张帝国（empire）的意向，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客观形态。另外，这里所指的帝国包含传统帝国与近代帝国。
本文所要讨论的东亚地域史表述，主要来自21世纪初韩中日三国出版的东亚史相关著作，其中包括由各国学者编著的“一国版”以及由三国学者共同编著的“共同版”。“一国版”东亚史中常常充斥着各国的帝国性，为了考察各国史认识体系中的自我中心主义在东亚地域史中被相对化的程度，有必要对“一国版”东亚史中的各国史认识进行探讨。本文将重点探讨的是日本版东亚史是如何认识本国帝国性的。由此，使以帝国性（一般以侵略与加害邻国为表现形式并带有扩张意识）为荣来彰显国威的自满史观得以正视，并希望以此为契机引导出有利于相互沟通与理解的自省视角。一 东亚地域史的出版经过与现状
近年来，由韩中日各国学者独自编写的东亚史著作相继出版，如中国杨军、张乃和主编的《东亚史：从史前至20世纪末》（长春出版社，2006），日本三谷博、并木赖寿、月脚达彦编的《面向成人的近现代史：19世纪篇》（东京大学出版社，2009），韩国柳镛泰、朴晋雨、朴泰均编著的《一起阅读东亚近现代史》（两册，创批出版社，[4]2010～2011）等。为方便起见，在以下论述中，三个版本分别简称为“长春版”“东大版”“创批版”，并统称为“一国版”。“长春版”和“创批版”分别为中国和韩国出版的第一部东亚史著作；在日本有比“东大版”面世更早的东亚史著作。
以上“一国版”著作的出版，大致是受到了韩中日三国共同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2005）的影响。与“一国版”不同，该书以三国语言同时出版发行，引发了巨大反响。之后，以此次共同编写的经验为基础，第二本三国“共同版”著作《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两册，2012）得以问世，也在三国同时出版。
在“共同版”和“一国版”的相互竞争下，关于“东亚史”的叙述取得一定进展。2007年，韩国将“东亚史”新设为高等中学选修科目，并于2012年出版了教科书《东亚史》。日本则早在1995年即提出编修东亚史的必要性，也曾提议将“东亚史”设为高中教学科目，但至今未能实现。
21世纪以来，东亚各国相继出版各类东亚史著作，其背景之一是冷战终结以及东亚地域民主化的推进。于是，以往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对立和集权政权之下被压制的去殖民化课题再次被提起，成为反省其帝国性的良好契机。
然而东亚地域史著作的出现，并非仅因上述客观条件，历史学界与历史教育界的主观努力同样不可忽视。东亚三国现有的本国史与世界史，都是基于以国民国家作为历史发展目标这一立场展开的。因此，国民国家与其扩张后的国民帝国所具有的侵略性和压迫性，即帝国性被视作理所当然，这样的历史认识通过史书得以内化。因此，东亚地域史的编撰与研究，恰好可以成为对抗上述认识体系并进行自我反省[5]的实验室。
最近出版的东亚史著作，在其前言或后记中或多或少都表达了这样的编写动机。比如，“创批版”是在探讨本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隔阂以及本国史中的本国中心主义和世界史中的欧洲中心主义等历史教育的内在问题时，以21世纪初韩中日三国的历史认识问题（日本的扶桑社教科书、中国的“东北工程”）的严重化为契机，于2004年筹划而成的。“东大版”则是以2005年韩中两国展开的针对日本历史认识的抗议活动为契机，出于对“日本人未对20世纪前半期自己祖先的所作所为做出反省的担忧”而策划的，同时该书也是基于邻国国民“通过学校教育详细学习了日本侵略与统治历史”，日本国民则不谙史实、更不理解邻国历史与现状这一判断来编写的，旨在填补日本人对“东亚整体的历史”所存在的“记忆空白”。与之相对，“长春版”则是在“2003年以来政治、经济领域有关东亚的讨论急速增加”、为了“加深与国内外学术界的交流而认识到了十分有必要编写东亚通史”这一背景下，于2004年策划而成。“长春版”的表述中，没有像韩日上述两版教科书那样具有强烈的自我反省意识。
基于上述不同情况与动机，东亚地域史在韩中日三国的叙述方式与编写结构也各不相同。“东大版”和“长春版”将叙述重点放在国家活动上，其内容构成是以国际关系史为主体，辅之以各国历史，并未充分留意相互之间的比较这一方法。而“创批版”的构成则不同，是围绕多个主题分别从地域-国家-民众三个层次展开叙述，注重地域内的相互关联和国家、民众间的相互比较。如果说关系史或交流史是以直接、短期的关系（relation）的把握为目的的话，那么关联史的目标，则是将对包括前者在内、更具结构性和长期持续性的联系（connection）的把握纳入视野。此种设想的意图在于，一方面通过关联的方法来呈现历史主体之间直接或间接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以比较的方法来阐明各主体的结构特点与个性，从而深化这一思考实
[6]验。这样的目标只有依靠长期努力才能达成，它有助于将来形成跨越国界、通用于各国的历史认识。
从三国出版的东亚史著作的目录构成来看，“东大版”和“长春版”按国别来设置各章各节，“创批版”的章节安排，则是在设定一个主题的基础上，以关联和比较的方法来叙述各国历史。前者是以东西方对比为基本结构，后者在编写结构上更注重地域内的关系。另外，因“东大版”涉及内容从近世到甲午战争这一时期，所以本文对三者的比较和探讨也以此时期为限。二 认识体系中的两个主轴：东西对比和对应性防御“东大版”和“长春版”的内容以国际关系史为主，从其章节设置、叙述内容、表述方式及思维倾向等方面可知，其认识体系的核心是东西对比和对应性防御。欧美列强的东亚“进出”（东大版）或“侵略”（长春版），以及东亚各国的应对，形成了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这一东西对比的构图。这一构图致使东亚地域内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被忽视。另外，在东亚各国应对西方的防御中，日、中自身发生转型并走向了近代帝国化。但在这两版东亚史中，都将本国的帝国化单纯地视为一种防御性应对的结果，这一认识是否欠妥？
从“东大版”的结构可知，它非常重视日本与俄、英、美等大国的关系，特别强调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全书共计27章，竟有4章用来介绍上述内容。那些证实过分夸大欧美列强威胁的研究成果，显然没[7]有被充分考虑进去。相对而言，有关东亚地域内各国间关系与相互认识的表述，则显得过于粗略。此外，法国对印度支那的侵略和两次《西贡条约》，对日本对清政策的激进化具有重大影响，但书中并没有提及。从该书以探究国际关系为主旨的目的来看，此点令人费解。“东大版”既强调俄、英、美的动向，又强调日本对此做出的“明智”对策。因此，该书除了在“东亚史”（而非“日本史”）第1章使用了“日本开国的决断”这一特殊标题外，还用了整整4章的篇幅来叙述相关内容，主要围绕的就是当时兼任外务的幕府老中堀田正睦如何于1857年做出自主开国的决断。这是基于将日本在近代东亚[8]的成功主要归结于领导者明智判断的观点而形成的历史叙述。1864年幕府屈服于列强要求，将关税税率从20%下调至5%，以及天皇诏令认可幕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等史实，在该书中被略去的原因也在于此。
该书第15～26章记述的是韩中日三国面对欧美势力，如何逐步接受条约关系并实行迈向近代国家的制度改革等具体应对过程。其中认为，是日中两国的军备扩张导致了甲午战争的爆发，而日本的军事行动只不过是针对清朝与俄罗斯的行动所采取的对应性防御。“长春版”的内容构成则以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的转变为中心。该书第13～14章通过描述16世纪以来欧美各国对东南亚的殖民扩张导致朝贡册封体系的萎缩以及该体系因西欧列强与日本的崛起而最终瓦解这一过程，勾勒出以东西对比为主轴的认识体系。此外，该书对邻邦俄罗斯“侵略中国领土”的强调，与“东大版”关于俄罗斯威胁的表述类似，但在关于1874年的定位上与“东大版”有所不同。该书将1874年视为东亚地域秩序的重大转折点，原因在于1874年法国通过西贡条约“取代了中国在越南的宗主国地位”，同时日本通过“侵犯台湾”与清廷签订《中日北京专约》从而“吞并了中国的藩属国琉球”，这导致了朝贡册封体系因受到来自内外的双重冲击而开始全面瓦解。
与此相反，为维持日渐瓦解的朝贡册封体系而采取了对应性防御这一逻辑也凸显出来。比如，该书第14章一面运用历史地图强调俄、英、法、日等国的侵略导致了中国边疆危机和朝贡国的丧失，一面叙述清廷的对应性行动。也就是说，清廷以俄罗斯侵占伊犁和日本侵犯台湾为契机，于1884～1885年将新疆、台湾改设为省，为应对日本企图合并朝鲜的威胁，于1884～1894年又将朝鲜作为其保护国等，在此都视为理所当然。
第15章“走向条约体系”，则由“中国救亡图存的探索”“日本构建殖民帝国”“东南亚殖民地化与条约体系”等三节构成，时间跨度为1895～1919年。其叙述结构为中国的救亡图存（受害者）与日本的殖民帝国化（侵略者）的交叉对立。此前东西对比的构图，在甲午战争之后逐步向中日对比的构图转变，实际上是将1882～1894年中国对朝鲜实行的保护国政策，视作抵御日本侵略的认识延续。
与之相对，“创批版”在认识体系上则与东西对比和对应性防御这两个主轴保持距离，更加重视东亚地域内部的相互关联和比较。该书主要内容如下：序章，提出了东亚地域史的意义和必要性；第1章，概括海禁时期（17世纪至19世纪前半期）的东亚地域秩序和地域内各国的状况；第2章，叙述欧美势力扩张世界市场给东亚地域秩序带来的变化，试图将不平等条约导致的国家危机和国家、民众的应对联系在一起；第3章，主要讲述东亚各国为构建国民国家所做的设想与实践（比如改革与革命）如何在相互影响中逐步展开；第4章“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反帝民族运动”，以“清日俄三帝国的霸权竞争”一节开篇，其内容安排同时超越了东西对比与对应性防御的叙事逻辑，这样的叙事结构能够促使对帝国性的正视。另外，该书还将东亚五国（中、日、朝鲜、琉球、越南）分为两类，即“文人的国家与武士的国家”，并设置了“农民社会与民乱”等章节，这种处理方式都是运用比较法的例证。
简而言之，“东大版”和“长春版”都以东亚各国针对西方列强的扩张与侵略做出的“对应性防御”这一构图作为叙事逻辑，两者的本质相同，即基于历史进化论的文明史观，以强权政治的观点来认识东亚世界。开港之初，中、日、朝鲜、琉球、越南五国无一不受到欧美列强的军事侵略或威胁，在炮舰外交的威压之下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丧失了大部分国家主权，这也正是“对应性防御”认识体系形成的源头。
但是，这一认识体系并不足以用来判断此后日、中与其邻国的关系。日中两国面对列强侵略所做出的“对应性防御”，对于其周边邻国、小国而言，实际上也是一种“竞争性侵略”。日本在自身主权遭到侵犯情况下，自1874年起成为侵犯琉球、朝鲜及中国主权的“亚列强”，这也是日本“帝国化”的开端。中国同样在1882～1894年企图将朝鲜作为其保护国。“东大版”对欧美列强在东亚的行为只用了“进出”一词来描述，只字未提侵略（只有在描述俄罗斯时例外，使用的是“侵略”）。同理，对于日本在东亚的行为也仅表述为“国权扩张”和“海外膨胀”，并没有视之为侵略行径。显然，“扩张”“膨[9]胀”皆是以否定对方主权、以将其视为无主地的意识为前提。同样，“长春版”虽描述了欧美、日本对东亚的侵略，但没有记述中国对邻国的侵略。
这里所指的“侵略”一词，根据1982年日本政府的定义，可解[10]释为“以侵犯他国领土完整和主权为目的行使武力的行为”。此外，1974年联合国也以“侵犯他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来定义“侵略”。据此，欧美列强与东亚五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皆可认定为“侵略”。
尽管日本因签订不平等条约而使自身主权受到侵犯，但“东大版”中却没有明确表示近代日本遭受欧美侵略的历史认识或具体描述，这是与“长春版”和“创批版”很不一样的特征。该书在东西对比的描述中特别强调日本的国家危机，但又回避对列强侵略的描述，令人费解。笔者认为，或许是出于如明确指出列强对日侵略行为，则等同于承认日本此后对邻国的侵略行为的考虑，当然也可能与日本既没有侵略他国也没有受过他国侵略的“神国”意识有关。三 帝国、帝国梦、帝国化
笔者此前已指出，近代日本的帝国化始于1874年。“东大版”的东亚史则认为，这一起点应是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领有”，多数日本史著作皆如此认为。果真如此吗？此外，对于清廷为应对日本的帝国化而采取的近代性帝国政策，“长春版”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汉语的“帝国”一词，是从幕府末期的荷兰语“keizerrijk”和英语“empire”的翻译发展而来。历史上的帝国，无论东西皆形态各异，在前近代则意味着具有绝对权威的统治者对广阔领域的统治。到立宪制出现之后的近代，无论是否存在具有绝对权威的统治者，“帝国”一词多表示近代国家在广泛领域内对异域和异族进行等级统合的体制。霍布斯鲍姆（Hobsbawm）指出，皇帝与帝国虽是古老的产物，但帝国主义是新现象，体现在追求以近代国家为统治主体的帝国这一[11]点上。“帝国性”的概念并不仅限于近代帝国，只要帝国存在就具有帝国性。
众所周知，历代的中国王朝虽然没有以帝国自居，但秦汉以来的王朝其实质皆为前近代帝国。朝鲜、日本、越南也将唐朝的帝国体系作为本国的模板欣然接受，某种程度上也共享着“帝国梦”。正如“创批版”、“东大版”和“长春版”均提及的，在中国开始受曾被视为夷狄的满族统治后，三国皆自命为“中华”，企图构建“小中心秩序（小中华秩序）”。只因三国各自的主客观条件不同，其实现程度才各异。
如果说传统东亚的“帝国梦”源于中国，近代“帝国梦”则源自日本。东亚各国在共享传统“帝国梦”的历史环境下，于19世纪中叶受到欧洲近代帝国的威胁，最早产生强烈反应并开始实践“帝国化”的是日本。
日本首次在公文上以“帝国”自称，是在1854年签订的《日美亲善条约》中。当时条文上的日本国名，英文为“Empire of Japan”，日文记载为“帝国日本”。江户幕府创造“日本帝国”一词，一方面是为了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时，强调对外自主权和显示自尊，同时也是为了将实现富国强兵的意识内化于帝国这一概念中，以支撑帝国的存在。德川齐昭1856年说：“神国之领土即便狭小，亦仍被外夷视为帝国而敬仰畏惧，皆因古代有神功皇后三韩征伐、中世有击退蒙[12]古、近世有丰臣秀吉征伐朝鲜等明断武威之举名扬海外。”
这一说法在明治维新后得到继承，在明治政府的首次对外军事行动即1874年入侵台湾后，被逐步固定下来。1874年2月，明治政府参议大久保利通与大隈重信表示：“为我藩属琉球人民遭受杀害进行报[13]复乃日本帝国政府之义务，讨蕃之公理亦在于此。”江华岛事件后的1875年12月，日本某民间建言书中写道，“朝鲜原为西北一小国，自古臣服于我帝国，却自中世以来未曾朝贡。此等大罪应如何饶恕”，[14]以此主张征韩。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论中不仅使用了“讨蕃”“朝贡”等颇具华夷观念的词语，还将日本称为“帝国”。由此可知，近代日本“帝国梦”在形成过程中，一方面延续了前近代的华夷秩序观，另一方面也接受了近代帝国的意识。
江华岛事件后，明治政府正式使用“大日本帝国”这一国名，反映了以进犯台湾为契机掌握了琉球王国内政和外交的日本，自认为已迈向帝国化第一步的自负心理。1874～1875年，日本国内强烈鼓吹将日本、中国、朝鲜等级化，将三国依次定位为“自由独立国”“约定独立国”“纳贡独立国”，将日本的国际地位提升至东亚首位，并幻[15]想“西有英国、东有日本”的世界格局。1876年签订的《朝日修好条规》（即《江华条约》），通过强迫朝鲜开国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地位，由此跻身世界体系的半周边位置，同时成为日本强行掠夺朝鲜大[16]米和金银进而获得资本积累的决定性契机。
在“东大版”东亚史中，有一处叙述值得注意，即明治政府将北海道、琉球等地区纳入日本领土范围的行为，该书视之为“殖民扩张的过程”（第192页）。这一结论表现出了针对本国历史的自省意识。这里所指的殖民扩张，是近代日本通过“合并”属于异域或异族的邻国从而走向帝国化的最早事例。在和田春树等编写的《岩波讲座 东亚近现代史》第1卷（2010）中，井上胜生将日本向北海道和朝鲜的扩张行为合称为“两次合并”。如将合并琉球考虑在内的话，可称为明治日本的“三次合并”。其中的两次合并发生在甲午战争前，日本的一系列帝国扩张政策最终导致了甲午战争的爆发。“东大版”正视了北海道和琉球王国的“殖民地化”，但遗憾的是并未将此视为近代日本“帝国化”的起点。
将近代日本“帝国化”的起点设为甲午战争的看法，是立足于欧洲中心主义的见解。理由有如下两点：第一，当局限于以西方列强垄断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这一视角来理解近代帝国时，关注点往往集中于东亚各国针对欧美列强所实行的对应性防御，容易忽视日本对东亚邻国实施的先发制人的侵略行为以及其展现出的特殊性的帝国主义。第二，日本认为只有先修改或废除本国的不平等条约、实现主权平等，才能成为“帝国”，因此日本只重视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忽略与东亚邻国的关系。
上述明治日本的“帝国化”与俄罗斯对伊犁的侵占，共同促使了传统的清朝向近代帝国的转型。1884～1885年，清朝在新疆、台湾建省，以及1882～1894年干涉朝鲜并将其作为保护国的企图，便是明例。其间，清朝丧失了除朝鲜之外的所有朝贡国，因此将朝鲜作为扩张对象并迈向近代帝国化的欲求十分急切。这一政策的具体表现即为清朝派遣袁世凯对朝鲜进行“监国”，袁氏遂以军权为后盾，在顾问协助下主导了朝鲜的财政和外交大权。朝鲜逐渐沦为清朝保护国。然而，由于清朝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上述企图最终落空。
清朝推进近代帝国化的政策，得到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提出了“民族帝国主义”的主张。1902年梁启超就提出，为顺应帝国间相互竞争的世界局势，中国应整合境内诸民族进而“形成一个大民族”，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民族帝国”。他认为，当时的“华族”也应[17]像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日耳曼人）一样拥有殖民地。如果说大民族等于中华民族的形成是清朝近代帝国化的对内政策的话，获取殖民地便是其对外政策。近代中国的帝国性最终止步于其对内政策，这一点与日本的帝国性有所差异。
在中、日、俄走向近代帝国过程中，朝鲜成为三国竞争性侵略的对象并深陷困境。作为自救对策的一环，朝鲜于1897年宣布成立大韩帝国。虽然只是国名的变更，与近代帝国实质性的扩张差距很大，但也是各国“帝国梦”争相涌现、相互角逐的时代反映。最终，大韩帝国在中、日、俄三帝国的竞争旋涡中逐渐丧失主权，直至被日本帝国强制合并而衰亡。自称“大南帝国”的阮氏越南，之前也沦为法国殖民地。
总而言之，东亚四国虽共同拥有基于华夷思想的传统“帝国梦”，追求基于进化论的富国强兵的近代“帝国梦”，但实现情况及帝国化程度各有差异。四国的帝国性差异化，不同程度上成为影响各国对自我历史进行深刻反省认识的障碍。日本与中国的帝国性，比韩国有着更为深厚的历史根基。如果“东亚史”的构建要基于对各国史中“帝国性”的反省的话，日中两国则需要更多的内在思考及艰苦的自我反省。这一点将成为理解和重构“东大版”与“长春版”东亚史认识体系的基础条件。四 自省史观形成的可能性及其局限性
如上所述，“东大版”与“长春版”的认识体系中，带有拥护本国帝国性的自满史观，且如实体现在一些史实的表述中，同时也有某些部分表现出自省史观形成的可能性，非常值得关注。与“长春版”不同，“东大版”展现出了对日本帝国性自我反省的可能性，具体如下。
第一，客观描述了开港前后的日朝关系，指出两国皆认为“本国地位在对方之上”，最终通过“两属之地的对马”形成并维持着所谓的“抗礼（对等）关系”（第12页）。这可以视为反省幕末至明治时期日本将朝鲜视为属国的契机。此外，此书还阐明了在1875年爆发的江华岛事件中，日本为掩盖真相捏造了朝鲜故意开火的虚假报告，蓄意在江华岛挑起战端。当时，正是这一虚假报告被日本媒体争相报道，从而煽动了日本人对朝鲜的厌恶心理和“征韩”热潮。
第二，设立独立章节讨论“近世”的琉球王国，将其与朝鲜、中国、日本同等对待，同时将明治政府1879年断然施行的“琉球处分”，表述为具有国家兼并之意的“琉球合并”，明确表述明治政府对虾夷与琉球的行动是殖民扩张。该书还指出，在1871年琉球事件的交涉过程中，清朝从未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地，日本政府肆意曲解清朝声明，使其出兵台湾的理由正当化（第169页）。
第三，客观看待日本通过甲午战争走向帝国化这一事实，给出了重新认识这场战争的可能性。该书认为，日本通过这场战争获得了殖民台湾的权利，成为与欧美列强一样的殖民帝国。一方面这是文明开化的成功，它增强了日本人的自尊心，另一方面也揭露了战争的不道德和残暴。如书中引用夏目漱石的日记证明“日本的成功，乃是勉强取得的空虚之物”，“有心之人，比起被称为日本人，更应该为被称为中国人而感到光荣。”（第260～261页）书中还毫不避讳地介绍了日军在战争中对旅顺、台湾等地平民实施的残暴行为。
第四，努力正视在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中，各国皆以本国为中心的脱亚主义内化的事实。如在第27章“国际公共知识产品的形成”中，“为使西方近代化的路径为己所用，中国与日本都受其逻辑影响，不断接收认识周边国家的负面信息”（第277页），“在国民国家形成过程中，一面否定地认识周边国家、一面试图进行自我正当化的现象比比皆是”（第271页）等诸如此类的表述，便是其中例子。
以上皆是“东大版”展现出的自觉审视本国帝国性的可能性，在“长春版”中似乎看不到审视近代中国帝国性的事例。就韩国而言，越南战争时期的赴越作战，是近现代韩国史中唯一一次具有帝国性的行为。对此，“创批版”第2卷从自省史观的角度，叙述了关于韩军参战的性质和其加害平民的问题，指出自90年代后期以来，韩国展开了从越南民众角度审视这场战争并调查事实真相的运动，给一边倒的自满史观认识带来了冲击，最终促使韩国总统向越南国家主席当面[18]谢罪。
当然，“东大版”中也存在积极拥护、粉饰近代日本帝国性的事例。比起受自满史观影响的叙述结构和认识体系制约的相关描述，这更令人担忧。
第一，试图掩饰不平等条约的基本性质。只强调条约在形式上的对等，忽视其侵害司法与关税主权的事实，甚至还设问“真的不平等吗”。对英国等列强的相关条约进行积极辩护，称其“存在并未作为特权加以利用的一面”（第124～125页）。同时指出，根据协定关税条款，“即便出口关税被强制压低，那也只是不利于谋求关税收入的政府，而对于以出口产业为重的企业来说则变成了有利条件”（第125页）。如果真是这样，当时朝、日、中均先后要求修改条约的理由何在？该书无视此点，一味强调日本在贤明领导者带领下为修约所做的努力。对此，“创批版”揭示了在英国本土被禁止的鸦片贸易经条约体系认可，至19世纪90年代初居于对中国出口首位的史实，并指出当时欧美各国对本国进出口商品征收30%～40%高额关税的事实，以便形成对比。
第二，将条约体系与朝贡体系相对照，以偏向性论述掩饰其帝国性。如书中对日本在接受“公法外交”后试图依据“相同规则”重构与周边邻国关系的强调，便是例证（第143页）。然而，越南、缅甸、朝鲜等正是因条约而亡国，琉球更是被直接吞灭。四国中两国皆亡于日本。回避史实只强调条约体系的近代性和公共性，显然有所偏
[19]颇。“创批版”明示，“朝贡体系对接受其礼仪程序的朝贡国的自主性是予以承认的，而条约体系则将履行其条约的条约国合并或对之进行殖民统治”（第142页）。另外，“长春版”也认为“列强强加于东亚的条约体系，在事实上就是殖民体系”（第376页）。
以上提及的“东大版”中的表述，实与幕末以来近代日本的执政者和有识之士所持的公法观并不一致，他们并不把万国公法视为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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