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创新成功之路(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潘光,汪舒明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以色列：一个国家的创新成功之路试读：

发端于五千年前的犹太文明属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列，也是世界上两个主体精神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文明之一（另一个是汉儒文明）。不过，与世界上大多数文明不同的是：它是一个在近两千年里失去了故土和家园，没有固定的主体活动地域，因而流散并渗入世界各地区的文明。正因为此，在漫长的岁月里，犹太人常常被视为“外来”的甚至“异端”的群体，以至受到客居地主流社会的强烈冲击乃至挤压，还经常遭受敌对势力的打击和摧残。在这种艰难困苦的状况之中，犹太民族居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而且能不断改造、更新、发展自身，还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为什么一个在近两千年里流散全球的民族不但能生存下来，还能创造辉煌的历史？这是人们在谈到犹太人和犹太文明时经常要问的问题。笔者以为，内中的原因虽然十分复杂，但主要是因为犹太民族具有超乎寻常的内聚力和生命力，而这种力量来源于犹太文明的三大支柱：以犹太文化传统为主体的民族认同感，以犹太教为纽带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以家庭为基础、犹太会堂为核心的社团体系。依靠这三大支柱，留散各地的犹太人总是紧紧地抱成一团，世代传承求知重教的传统，善于发挥自己的智力优势，仔细研判周围的环境和态势，深入分析面临的挑战和危机，提出具有预见性和创造性的独到见解，努力在夹缝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遇。在近两千年的大流散时期，犹太人中间涌现出许许多多精于思考、研究、创新、发展的能人，如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斯宾诺莎、卡夫卡、海涅、罗斯柴尔德、本·古里安等等。

1948年以色列国的建立，是犹太民族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近2000年里一直寄居他国的犹太人再次获得了民族国家主人的身份，按照当下中国流行的说法，他们是“站起来了”。但是，要使以色列“富起来”“强起来”谈何容易！一是国家仍然处于敌对势力和竞争对手的包围之中，二是缺少能源和水源，国土被大片沙漠覆盖。面对这样严峻的局面，以色列的开国元勋本·古里安号召全国人民继续发扬离散时期犹太人“质量胜过数量”的精神，以奋斗、开拓、拼搏、创新来建设一个新家园。事实证明，以本·古里安为核心的以色列第一代领导人深深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衰强弱的不仅是人口多少，国土面积大小和自然资源多寡，更重要的是人的素质和精神；在历史上，没有一寸国土资源而流散全球的犹太民族得以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经过坚韧不拔的奋斗最终重建国家，靠的就是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开拓精神；新生的以色列国要发展并振兴，也要靠国民整体素质和创新意识的不断提高。正是从这个道理出发，他们在以色列建国之初就确定了科教立国、创新兴国的方针，此后一代又一代以色列领导人也坚持不懈地贯彻实施这一方针，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

随着国家整体实力的增强和全球一体化新形势的发展，以色列也从科教立国的初创时期逐渐转向创新兴国、创新强国的高速发展阶段，而民族的安全、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始终是以色列创新的强劲动力。对此，以色列人具有不分党派的共识：“除了发展别无选择”，“要么创造奇迹，要么走向地狱”。以色列研究创新教育的专家认为，创新就是要不断挑战、改变过时的思维定式，用一种新方式去思考及行动，创新包含三个要素——新的、有价值的、可行的。在创新兴国、强国的征程中，在攻克当代科技一个又一个难题时，以色列人民表现出罕见的智慧、勇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本书向读者全面展现了以色列创新的成功之路，如通过科技创新解决水资源匮乏问题、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和热能、改造和开发沙漠等。同时，本书也梳理了以色列取得创新成就的一系列经验：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开放包容的教育体系、支持创新的法制体系和政府的“后台服务器”作用、优化创新的人力资源配置——研究所、院校和企业的协作、推动积极活跃的国际创新合作等。从1948年建国至今，以色列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崛起而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近70年里，以色列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了上千倍，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4万美元，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纵观以色列的发展历程，改变传统思维、推动科技创新在其中确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色列的成功之路就是一条创新成功之路。

中华民族和犹太民族的交往源远流长，始于古代犹太人沿着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之时。自那时起，中国成了一度失去祖国的犹太人可以安居乐业的国家。在中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欧洲那种具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反犹主义。特别是近代以来，来华的犹太人形成一股持续不断的潮流，首先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数十年里从中东、南亚和东南亚来华经商办实业的塞法迪犹太人，其次是19世纪末叶以后数十年里为逃避反犹恶浪、革命和内战来华谋生的俄国犹太人。到1933年后纳粹在欧洲掀起反犹恶浪时，大批犹太难民又来到中国避难，上海一度成为全球唯一向犹太难民敞开大门的大都市。在中华大地上，许许多多普通的中国人和犹太人友好相处，互相帮助，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更是互伸援手，谱写了中犹友谊的历史篇章。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后，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繁荣，犹太人来华再次形成高潮，在中国又出现了新的犹太社团和居民群体。同时，许多在华犹太人离开中国后在世界各地形成了具有强烈中国情结的“中国犹太人”群体，成为推动中犹传统友谊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1992年，中国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标志着两国关系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近年来，创新成为中以关系加速发展的新增长点。2015年，中国以色列创新合作联合委员会成立，旨在将以色列的创新精神同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结合。2017年3月21日，中国和以色列正式建立了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是中以创新合作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目前，中以创新合作在推动双边贸易的增长及结构的优化、各层次创新平台的搭建、科技学术合作网络的建立和互动、双方文化传媒机构的交流、特别是中以“一带一路”合作等多个领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展望未来，将“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中国可以从以色列的创新成功中学到许多有益的经验，而以色列也希望从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创新强国中获益，中以创新合作的潜力非常巨大，领域十分宽广，很可能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功范例。

愿本书能为国人全面了解以色列的创新成功之路、也为进一步促进中以创新合作做出微薄的贡献。潘光2017年11月20日于上海犹太研究中心第一篇以色列创新的文化动力第一章以色列的创新成功之路

从1948年建国至今，以色列人民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发展“奇迹”，使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国崛起而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67年里，以色列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亿美元增长到2510亿美元，翻了上千倍，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3.4万美元，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纵观以色列的发展历程，改变传统思维、推动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创新成功的深厚历史文化底蕴

以色列的创新成功之路具有非常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深深扎根于犹太文明5000年历史的积累和提炼之中，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色：它始终难以抹去纳粹大屠杀的烙印——那已成为全民从教育、反思中获取力量的一个永恒主题；它总是表现出一种不安全心态——那可能是长期遭到压抑和围堵所造成的随时应对危机的惯性；它一直洋溢着强烈的奋斗精神——那正是处于包围之中的极其困难条件下建设国家、创造奇迹所最需要的；它处处体现出集体意识——那是犹太民族依靠紧密团结而得以生存和复兴的精神支柱；它具有绚丽多彩的多元特色——那是犹太人在2000年离散生活中逐步形成的善于博采众长的传统。

从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角度看，这一历史文化底蕴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一）乌托邦情结

在悠久的历史上，遭受歧视、迫害的犹太人往往热情地献身于他们构想中的“美好社会”，超越现实的乌托邦情结是这个民族一种奇特的禀赋。最早来到今日以色列土地上的犹太移民，就是一些希望摆脱反犹主义的迫害去追寻梦想的年轻人。他们深受马克思的密友摩西·赫斯等人宣传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要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剥削，犹太人自己当家做主的“家园”。最早的农业定居点称为“基布兹”，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就是“集体”。它以平等和公有原则建立起来，早期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体制，后来演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社”，并引入了商品经济。先驱者的理想、热情和奉献为后来以色列的创新者们树立了勇于开拓的榜样。（二）危机感和责任感

漫长的流散年代中所遭遇的无尽苦难强化了犹太人的危机感和责任感。纳粹屠犹是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一幕，成为犹太人世世代代不能忘怀的反面教材。这些惨痛经历在犹太民族心理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和创伤，并使犹太人产生了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感。一部犹太民族史，也是一部犹太民族遭受围困、攻击并进行抗击、防卫的历史。受包围的恐惧感、对威胁的高度敏感、应对危机的先发制人意识构成了犹太人以创新超越对手、维护安全的心智模式。在这点上，以色列人具有不分党派的共识：“除了发展别无选择”，“要么创造奇迹，要么走向地狱”。（三）强者精神“以色列”一词的本意是“与上帝角力的人”，强者精神就是崇尚伟大、崇高、卓越、坚毅、勇敢、智慧、自信等特性，是犹太民族心智模式的又一重要特征。《圣经·旧约》所描绘的那些犹太先祖——亚伯拉罕、雅各、摩西、约伯、耶利米、大卫王，以及马自达英雄都从不同的侧面体现出强者精神。只有克尽苦难，锤炼出专门才干和完善美德，才称得上优秀的犹太人。创建以色列的早期开拓者就体现了这种典型的强者精神，而以色列的复兴又进一步激发了犹太人的强者精神。在向沙漠进军的过程中，在攻克现代科技一个又一个难题时，他们表现出罕见的智慧、勇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四）重商传统

从《旧约》的记载中就可以发现，犹太人在遥远的古代就已有了敏锐的市场意识。大流散使他们渐渐脱离了土地向城镇聚居，并散布全球，形成了庞大的国际联系网络。他们使用相同语言和法律，信仰同一种宗教，相互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和同胞情谊，因而具有开展国际贸易合作的天然优势。在欧洲反犹主义盛行的情况下，犹太人遭遇社会的排斥，在职业选择上受到种种限制，不得不用经商致富来获得生存权和发言权，因此精于理财发展成了一门艺术。这样的重商传统代代相传，便塑造了具有犹太特色的企业家精神。除了具备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那些一般特征——理性务实、节制、敬业、守信、精明之外，犹太商人表现出特别强烈的竞争、冒险和创新意识。（五）重智尚德意识

犹太民族是一个注重道德自省和完善的民族。犹太经典《托拉》和《塔木德》中所阐述的德行主要包括公正（义）、仁爱、谦卑、慈善、诚实、宽恕、节制等等。每当犹太民族从危机中复兴时，犹太圣哲往往会将“道德自我的再创造”作为复兴的根本原因，而衰落则往往被归因于“道德的沦丧”。犹太民族流散2000年后还能重建并复兴国家，就是犹太人对其信仰和道德充满自信的反映。犹太先贤们认为，谨守律法、恭行善德的必由之路是智慧和学习，没有智慧的愚人不认识上帝，也不可能走近上帝，智慧和信仰是相辅相成的。犹太经典《箴言》等，均以大量篇幅表达了对智慧的高度颂扬和对愚昧的贬斥。二、源于国家安全发展需求的强劲创新动力

民族的安全、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始终是以色列创新的强劲动力，以下几个例子最能说明这一点。（一）解决水资源匮乏问题成绩瞩目

以色列自然资源贫乏，缺水缺能源是两个最大问题，据1999年的统计，世界人均水资源量为每人7342立方米，如低于每人3000立方米即属缺水，而以色列仅为每人299立方米，大大低于这一标准。以色列政府高度重视科技在水资源有效利用方面的作用，并积极鼓励在这方面的科技创新。2006年，以政府启动了“全新高效水技术”项目，旨在鼓励水技术领域的创新。科技创新在以色列水资源的节约和开发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如以色列科研人员急国家之所需，经过数十年研究开发，设计出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脑控制滴、喷灌技术，使之逐渐取代了地面自然灌溉，最大限度地利用并节约了水资源。到20世纪80年代末，以色列已实现100%的滴喷灌，最高水利用率可达95%，居全球灌溉技术首位。同时，以色列科学家在开发浅层地下水，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和再利用，推广管道供水系统，实行全民计划用水，进行地下咸水和海水淡化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研究开发成果。如以色列推出了创新的污水处理技术，包括电磁水处理技术、紫外线净水技术等等，能最大程度地将污水回收利用。目前，以色列的污水回收利用率高达75%，居全球之首，2000年使用污水量（处理前）约为3亿立方米／年，到2010年达到约5亿立方米／年。又如，以色列先进的海水和地下咸水淡化技术也有效地缓解了水资源的不足。2002年，以色列海水淡化厂的总产量已达4亿立方米。计划到2020年使全国海水淡化量达到7.5亿立方米，占全国用水量的38%。通过科技创新，以色列已初步解决了水资源匮乏问题。（二）开发太阳能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以色列大部分地区全年日照时间都在320天以上，阳光资源十分充足，因此科学家们长期以来致力于研究开发太阳能，以解决能源不足的问题。目前，90%的以色列住宅屋顶上都装着一面闪闪发光的“镜子”，这就是以色列科研人员研制的太阳能采集器，可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和热能，用于家庭照明和烧热水。以色列科学家还研制出了太阳能空调机、太阳能熔炉，用于城市交通管理的太阳能照明装置等。魏兹曼科学研究院太阳能研究中心近年来在高温下浓缩、贮存太阳能研究方面不断取得进展和突破，在全球居于领先地位。最近，以色列的太阳能发电站技术又有了新的突破，开发了一个更加创新高效的方式，即通过使太阳能发电站24小时不间断运作储存热能，进而促进太阳能热电产业发展。以色列相关企业计划近期在内盖夫沙漠建设一个1.5兆瓦的太阳能发电站，并与国家电网相连。届时，太阳能发电站所产生电力的价格可以与火电厂电力价格竞争。可喜的是，中国和以色列研究人员在开发太阳能方面也有了创新合作成果，研制出了利用太阳光分解水制氢的新技术，比以往的方法转换效率更高且成本更低。（三）科技创新打造“沙漠奇迹”

以色列国土近60%是沙漠，因此必须花大气力开发沙漠地区。1986年，以色列制订了全面绿化沙漠规划。三十年来，科技创新在改造和开发沙漠的宏伟规划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第一步，通过植树、种草、引入或发掘水源、培植新的动植物品种等办法使沙漠地区的环境、气候、生态大大改善。在年降雨量仅1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的沙漠区，以色列建造了3个森林区，绿化面积达1.2万公顷，大大改善了当地的气候和生态环境。第二步，通过政策倾斜和市场导向进一步鼓励开发沙漠方面的科技创新项目，重点是开发内盖夫沙漠。采用滴灌以后，封闭输配水灌溉系统大大减少了沙漠地区的水渗漏和蒸发，水、肥的利用率达80%～90%，节约用水1/3。同时，专家们以创新思维开发地下水灌溉、推广沙漠温室大棚、发展沙漠养鱼和沙漠花卉。现在，当年荒无人烟的内盖夫沙漠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现代化城镇、农庄和工厂掩映在沙漠森林、果园、温室和农田之中。“沙漠奇迹”使以色列可耕地面积由立国之初的10万公顷增加到44万公顷，灌溉面积从3万公顷扩大到26万公顷，农业产值增长了16倍。三、培养主动创新能力的教育方式

倡导创新，离不开孕育创新型人才的开放包容的教育氛围，以色列在这方面构筑了一个十分成功的体系。（一）基础教育就是培养打破思维定式的能力

以色列家长不培养“乖孩子”，而要培养有想法、能思辨的孩子，注重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孩子们从小受到父母的鼓励，擅长提问，注重思辨，父母在孩子放学回家之后问的第一句话经常是“今天你提问题了吗？”犹太人认为孩子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为重要。因此，从小学起，以色列孩子就习惯于挑战权威，不停地问问题。以色列的中学更加注重对学生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如在教育中采用研究型学习方式，让学生在实验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年轻企业家”已成为一门课程，要求学生独立设计一套自主创业的方案。经过这样的基础教育，挑战约定俗成的东西，摆脱思维条条框框的束缚已然成为以色列年轻人的一种习惯。以色列专家称：“以前犹太母亲希望孩子成为律师，但现在每位母亲都希望自己孩子创业。”（二）注重高等教育的创业创新能力培养

以色列特别注重高校学生的创业创新能力培养，支持每个大学成立自己的孵化器并进行资金资助，还成立高校科研成果商业化中心。高校机构在商界也十分活跃，将实验室研发出的技术成果、知识专利出售，或进行商业化运作。在大学教育中，以色列高校重视将科技创新与商贸管理、经济、法学、文史哲等学科结合起来，体现出一种全面、系统、综合的优势。学校看上一个项目，要组织跨学科专家进行全面考察和评估。当然，也不是所有项目都能成功。如希伯来大学的风险投资项目，失败率大概是30%。但是，以色列高校既有鼓励创新的政策举措，也有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允许师生大胆尝试，也允许犯错误。“天穹”系统就是一个例子。几年前，有人提出要搞能够击落97%来袭导弹的“天穹”研究计划，许多人都会认为是天方夜谭，但有一个女教授说她可以做出来。国家就支持她来研究，结果居然做成了。以色列教育界的共识是：创新本身就伴随着风险和挫折，因此要倡导理解失败的风气，对失败者多一点包容，才能使他们取得突破。（三）职业教育和业余教育推动全民创新

目前，以色列职业教育课程不再限于特殊技能，而扩大到各种类型的通用高技术培训，政府还全力发展成人业余教育，鼓励成人学生选修经济社会发展所急需的高科技课程。随着以色列高科技创业公司的不断兴起，每年高科技行业新增7000～8000个岗位，但是只有不到6000名正规院校毕业生。因此，政府广开渠道，为年龄较大的员工免费教授最新科技课程，让他们填补高科技职位空缺。以色列在人均拥有图书馆和人均读书比例上均居世界第一，终身学习蔚然成风，中老年、退休人士取得创新成果的事例层出不穷，形成全民创新的社会风气。

以色列研究创新教育的专家认为，创新就是要不断改变过时的思维定式，用一种新方式去思考及行动，创新包含三个要素——新的、有价值的、可行的。以色列的教育，就是这样一个培养与时俱进的主动创新能力的体系。以色列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GDP比重长期保持在10%左右，全国77%的人口接受过12年以上的教育。这样的教育体系，为以色列的创新战略提供了取之不竭的人才。四、支持创新的法制体系和政府的“后台服务器”作用

在以色列，政府和议会均把创新作为整个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为扶植、激励创新实施了诸多政策和措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细则。（一）一系列支持创新的法律法规

1985年以色列颁布的《鼓励工业研究与开发法》，规定了政府鼓励和资助工业研究与开发的一般原则，即由政府提供获批准的研究与开发项目所需资金的30%～66%。获得资助的主要标准是项目应具有创新性、技术上的可行性和很好的出口前景。该法律确立了对产业研发进行资助的法律基础，有力地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运用和推广。2002年，《以色列税收改革法案》获得通过，是以色列税收体制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对“主动性资本（如风险投资、证券交易、直接投资等）收益税”作了重大调整，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2011年，以色列颁布了“天使法”（Angel law），鼓励处于早期阶段的高技术公司投资行为，符合资格的行为主体投资以色列高科技私营企业，就能够从所有渠道的应纳税所得中减去他们的投资数额。同时，以色列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通过《产权法》《商标条令》《版权法》等法律对知识产权予以有力保护。（二）政府的“后台服务器”作用

建国之初，以色列政府就制定了发展科技的长远战略规划。目前，由科技部、经济部等13个部门共同组成国家科技决策体系，负责制定科技政策、设计发展规划和确定重点项目，形成合力以推进科技创新。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府各部纷纷建立首席科学家办公室，负责本部业务范围内的科研开发，科技部长本人身兼“首席科学家论坛”的主席。为保障科研开发的经费需求，政府除由国家财政拨款解决60%～70%的科技发展经费外，还通过吸引国内外科研开发基金和企业的研究开发投资等补足30%～40%的缺口，使以色列成为世界上按比例计算研究开发经费最高的国家。政府在认真调研的基础上制定重点产业的创新战略，如进入21世纪后，以色列政府相继出台了生物技术产业规划和纳米技术规划。政府还及时组织一些重大攻关项目，如1986年一些国家首先开展对高温超导现象的研究，以色列立即于1987年成立“高温超导战略委员会”，组织各方力量集中攻关，很快在该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这些政策彼此联系，构成了一整套的政府创新扶持系统，完善了“创业国度”的创业生态环境。可见，以色列政府是一个对创新事业充满热情的合作型政府，发挥了创新“后台服务器”的作用。（三）孵化器计划

20世纪90年代初，针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快但风险大、失败多，而大批苏联移民有技术但缺乏资本和经营经验的情况，以色列政府从1991年起实施孵化器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在企业最为艰难的初创阶段从资金上给予支持（当时为每年15万美元），并提供项目评估、筹资、行政管理、市场营销、法律会计等各种必要的帮助，协助吸引其他私人资本和风险资本介入，以帮助科技人才实现创业梦想。该计划既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发明人的权益，又调动了“创业群体”的积极性，使人才优势有效转化为创业优势。1991—2000年，该计划累计孵化项目792个，孵化出大批创新企业。为提高孵化器效率，进一步吸引国内外投资，以色列又从2002年开始实行孵化器私有化改革，目的让私人资本更深入地参与孵化器计划。到2009年底，以色列有23家技术孵化器，2家企业孵化器，1家生物技术孵化器，在孵项目200多个，每家孵化器孵化8～15个项目。2009年以来，从孵化器“毕业”了1 209个项目，其中739个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投资。（四）风险投资产业

20世纪90年代初，不少以色列创新企业缺乏资金支持、企业管理和市场开拓能力，因而大量倒闭。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政府积极介入，本着“共担风险、让利于人、甘当配角、合同管理、及时退出”的原则，拿出风险资金1亿美元，吸引国外经验丰富的风险资金管理公司加盟成立YOZOM公司，并吸收私人风险资金1.2亿美元，成立风险投资基金。此举带动了以色列风险投资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到2000年底，以色列风险投资基金达到130多家，筹资额累积达70多亿美元。2008年，以色列人均风险资本投资是美国的2.5倍、欧洲的30多倍。风险投资业的崛起有力地推动了以色列高新技术和创新产业的迅速发展。根据2014年的最新统计，以色列的风险资本参与了392起投资，交易总额为23.6亿美元，平均每笔交易规模达到600万美元，主要分布在互联网、通信、软件、生命科学、半导体五大高科技领域，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五、优化创新的人力资源配置：研究所、院校和企业的合作

以色列创新的成功，还得益于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特别是使政府科研部门、大学科研团队与企业开发部门紧密合作、优势互补。（一）政府各部的专门研究机构

以色列政府部门均有直属的科研机构。1971年创建的农业研究组织是农业部直属的研究开发机构，拥有7个研究所和8个实验中心，研究开发领域涉及植物学和育种，植物病理和病虫害治理，动物学及兽药和动物免疫，食品加工，饲料和废物处理，农业工程与水资源管理，施肥、除草和荷尔蒙技术等。工业贸易部所属工业研究组织主要发挥协调作用，拥有一批研究所、开发咨询公司、实验室、研究开发中心及发明协会，在电子、航空、光学和计算机等领域的研究开发和成果商品化等方面成绩显著。其他如能源基础设施部所属地球科学研究管理局，卫生部所属以色列生物研究协会，国防部所属作战手段开发局，科学部直属的以色列太空技术开发署等，也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二）高等院校的科研团队

以色列各大学的研究机构也是推动以色列科技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一方面，大学研究机构仍以基础科学研究为主；另一方面，近年来各大学也日益重视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工作。各大学都成立了研究开发领导机构，并设有研究管理办公室以帮助教师申请科研基金。以色列工程技术学院（又称理工学院）是以色列工程技术人员的摇篮，主要从事电子学、核物理学、量子力学、高能物理学、纳米科技、生命科学、水资源管理、可再生能源、信息科技、生物科技、航空航天等方面的研究和技术开发。魏茨曼科学研究院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基地，拥有1500名研究人员，研究领域涉及生物学、有机化学、结构化学、应用数学、遗传学、新能源、基本粒子和计算机技术等，近20年来陆续建成了重离子加速器、太阳能发电塔等重要设施。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研究管理办公室每年要收到800多份课题申请，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有2500多个，涉及几乎所有理工科领域，1990年该校的开发公司就申请到了120多项专利。其他如特拉维夫大学、本-古里安大学、巴里兰大学、海法大学等也在科研开发方面各有特色。（三）企业和基布兹所属研究开发部

以色列大型企业和基布兹所属企业一般也都设有研究开发机构，在以色列的科技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色列几大军工、电信、化工集团在这方面力量雄厚。以色列航空工业集团是国有军工企业，其研究开发人员多达8000人以上。塔迪兰电信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综合业务通信平台开发商和制造商，拥有科研人员超过700人。以色列化学集团有近400名科研人员专门从事橡胶、塑料、建材、洗涤剂、化妆品等方面的研究和开发。艾尔塔电子集团主要生产雷达、电子对抗设备、电子情报系统等，有1 200名科研人员从事微波系统等方面研究。艾尔比特公司是一个私营国防工业企业，也有上千人专门研究电子光学和激光仪器。一些在以色列的外资企业在科研开发、创新方面也有相当实力，如摩托罗拉以色列公司就有上千人从事研究开发。（四）“磁铁计划”使产学研结合形成常态

20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高等院校的科研团队大多不关心社会上的产业需求，因而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相脱节。为此，以色列于1993年推出“磁铁计划”，鼓励实业集团与学术机构组成合作体，共同开发关键的通用技术。政府对申请“磁铁计划”资助的项目进行评估，主要评价指标包括经济优势，出口和就业潜力，革新技术和共性技术，企业参与程度等。“磁铁计划”的每个项目由企业、科研机构等若干成员组成的研发联合体承担，周期为3～6年。“磁铁计划”包括两个层次：一是技术研发渠道，由来自企业和科研机构的开发商和研究人员合作研发下一代产品的共性技术；二是分配和执行渠道，由同行业部门或拥有相似技术的成员组成，研究该项技术的未来应用、开发和推广。“磁子计划”是“磁铁计划”的一个分支，主要面向急需技术支持的小企业，鼓励学术机构与企业之间一对一的合作，推动新技术从学术机构向产业化转移。“磁子计划”要求合作双方具有相同专业领域，企业通过合作要形成自己的研发能力，而不是仅仅将研究机构的成果拿来生产。通过实施“磁铁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色列产学研三路科研大军密切合作、优势互补，不断促进着以色列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目前，政府部门的科研单位努力克服官气，大学科研团队认真扫除书呆子气，而企业开发部门则着力避免急功近利。产学研互相支持，协调作战，在重大项目上联合攻关，取得了不少具有战略意义的成果。以色列政府建立的科学工业园区，成为把政府科研部门、大学科研机构与高新技术企业结合在一起的有效途径和平台，大大优化了科技创新的人力资源配置，使产学研结合在以色列形成常态。六、推动积极活跃的国际创新合作

统计显示，以色列科研经费的近50%源于国外，还从国外引进了大量的创新技术和创新性人才，这是以色列长期以来重视国际研发合作的成果。（一）积极推动与其他国家的科研开发合作

由于以色列自身地域狭小，市场有限，因此政府大力帮助高科技公司进行跨国研发并成立合资企业。无论是巨头企业，还是初创企业，都有资格得到政府支持以寻找国外合适的企业对接。依靠这样的政策，以色列的初创公司一旦拥有被认可的技术，便能够快速找到更广阔的全球性市场，而不用担心被本土市场所限制。以色列政府还积极拓展对外研发创新合作渠道，与其他国家建立了一系列科学研究基金会。以色列与美国建立了3个基金会：以美科学基金会，以美农业研究开发基金会，以美工业研究开发基金会。如以美工业研究开发基金会，由两国共同出资1.1亿美元建立，主要资助以色列公司以美国为市场的工业技术研究开发项目。基金会一般资助项目所需费用的50%，项目赢利后以分红形式偿还基金会的资助和利息。以色列与德国、英国、加拿大、新加坡等许多国家也建立了双边研究开发基金会。1995年，以色列与中国也成立了双边科学研究基金，起步基金为500万美元。近期，以色列已成为中国积极推动的“一带一路”计划在欧亚非三大洲要冲的重要枢纽。此外，以色列还同欧盟、美国、日本、OECD国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重要的创新国家和国际组织达成了科技合作协议，参加了许多双边、多边和国际研发项目。（二）从新移民中发掘大量人才

以色列是一个不断吸收新移民，特别是来自世界各地犹太移民的国家，其人口从建国时的60万发展到今天的800多万。在源源不断来到以色列的新移民中，有大量优秀人才。如苏联解体前后，从1989年至1994年，就有近万名科学家和约5万名工程师从苏联地区移居以色列。根据1993年的统计，新移民中各类专业人员比例高达70%。为了吸收安置苏联移民中的大量科技人员，以色列移民吸收部专门设立了“科学吸收中心”，为科技移民提供就业咨询，向用人单位提供补助，帮助新移民科学家开展研发工作。新移民中许多人立即在以色列找到了能发挥专长的工作，他们提出的10000多项研究课题已经有4000多项得到批准获资助，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三）吸引国外优秀人才

以色列在1995年推出GILADI计划（即外国专家引入项目），聘请世界一流的530位外国科学家（绝大多数是犹太裔）赴以色列进行为期3年的研究工作。1999年，以色列进一步执行相关计划以引入更多外籍犹太裔科学家，其中包括使上述500多位科学家入籍以色列，在必要时承认他们的双重国籍。以色列也曾出现过高新技术企业、人才、领先技术流向别国（主要是美国）的情况，以政府及时进行税收改革，推出一系列优惠措施，并为优秀人才的科研、住房、子女教育等创造良好条件和氛围，逐步扭转了这种趋势，将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留在或吸引到以色列。当然，周边安全环境不好一直是以色列引进人才的障碍。（四）大力引进、改造国外先进技术

以色列采取各种办法引进、改造外国先进技术，许多技术是随着人才一起进入以色列的。以色列在引进技术方面采取的通常做法是在一些重大项目上与友好国家合作攻关，这在以色列国防军工技术的研究开发方面表现尤为突出。例如以色列引以为荣的“幼狮”式战斗机，正是它引进某国先进技术加以改进后的产物。不过，经过以色列技术人员对外国技术的消化和改进，以色列生产的“改进型”产品往往比技术来源国的“原始型”产品更为先进。这正是犹太人在离散生活中形成的善于博采其他国家、民族之长的传统在现实条件下的生动写照。近年来，微软、苹果、IBM、英特尔、华为等跨国公司纷纷在以色列投资建立研发中心，进一步促进了先进技术、人才和设备流入以色列。（五）争取全世界犹太侨民的支持

以色列科教、创新事业的发展，得到了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支持。世界各地犹太社团一直大力资助以色列的科教和创新，设立各类基金会和奖学金，捐赠教研基础设施。以色列则以捐助人的名字命名学院、图书馆、教学楼、实验室、宿舍区、教室、医院等，并经常举行各种联谊和校友活动，增进捐助人与受赠单位的友谊，如授予荣誉博士、教授，举行纪念碑、牌揭幕典礼等。以色列的大学、研究所均聘请境外犹太人参加董事会，有的海外犹侨董事在一半以上，每年举行董事会，邀请海外董事一起参与本单位的建设和管理。这些，体现了犹太民族重视教育科学的传统和互相帮助的凝聚力。七、结语：一句精辟的话和诸多令人信服的数字

以色列开国总理本-古里安曾经说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如果要让我用最简单的语言描述犹太历史的基本内容，我就用这么几个字：质量胜过数量”。

以下这些数字集中印证了他的话，也可作为本章的结语。

以色列人均拥有创新企业数目居世界第一；

以色列人均拥有高科技公司位居世界第一，因而被称为“世界硅谷”；

以色列人均拥有图书馆和图书量均居世界第一；

以色列人均读书比例居世界第一；

以色列每万人中在国际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数在世界上居首位，人均科技论文数排名第3，人均论文引用数据位列世界第4；

以色列劳动力中25%是科技专业人员，远远高于美国和日本；

以色列每万人中就有近15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

以色列从事研发的全职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为9.1%，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以色列高科技产业的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第二章以色列“创新国家”崛起的社会文化动力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色列国民经济结构已经完成转型，以高质量人才为主要基础、以创新为主要动力的高科技产业发展迅速，创新集群形成。尽管地缘安全环境恶劣，国家地理和人口规模很小，但以色列仍然克服种种不利因素，发展为中东乃至全球创新事业的一颗耀眼明珠。主要的全球创新评级机构都纷纷给予以色列创新体系及其竞争力很高的评价。与长期以来传统的阿以冲突中咄咄逼人的中心角色形象不同，现在以色列还有创新高地的新形象。以色列被国际舆论称为“创业的国度”（Start-up Nation）“创新的国度”“中东硅谷”。“硅溪”（Silicon Wadi），这个从特拉维夫到海法沿海地带的以色列主要高科技产业集聚地，尤其被视为仅次于美国加州“硅谷”的创新、创业中心。

一个狭小但联系紧密的地理空间、高质量的研究性大学、高质量的人才群体及其关系网、大量投资产业研发、企业家精神和活跃的创业活动、风险投资活跃、开放性经济体制、积极开展对外科技合作等是主要创新集群的共同要素，以色列也不例外。但与其他几乎所有的创新集群相比，以色列在民族国家结构、地缘环境、意识形态领域都存在明显的独特性。由此，也造就了以色列人集体心智模式，提供了以色列创新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独特社会文化动力。本章在论述以色列创新国家崛起进程和主要创新性产业集群发展状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这一创新国家崛起的主要社会文化动力。一、“硅溪”现象：以色列“创新国家”的崛起进程

在埃利泽·马诺看来，驱动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要素和条件主要有：高质量的教育和应用研究、创新性的研发、创业精神、风险投资，以及资本市场化，而这些要素条件的产生需要政府、学术界、产业界、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等多种多样行为体的良性和谐互动，类似于交响乐队。但这一创新“交响乐团”的形成，经历了长期积累和实践探索，是因应客观环境中不时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进程。一个对创新、创业事业充满热情并愿意积极介入的政府，则是这一“交响乐团”形成的关键。（一）高科技产业“起飞”前的雄厚基础

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真正“起飞”并形成创新集群，但在此前，以色列已经拥有高质量的研究性大学、高质量的人才群体、鼓励产业研发、与国际科技学界关联紧密等多种发展创新事业的条件，并在一些重要领域展示了强大的创新能力。

长期以来世界各地犹太移民，为以色列带来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早在建国以前，就有近10%的巴勒斯坦犹太男子接受过高等教育，这个比例比1950年的美国还要高。1948年以色列国成立时，已经建立了一批包括希伯来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西埃弗研究所（1949年后更名为魏兹曼科学研究院）在内的研究机构，科学与技术研究已有一定基础。建国以来，以色列政府对教育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已经为以色列建立起一个高度发达的教育体系。其中，7所高质量的研究性大学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崭露头角，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研究专长，提供了大批高质量的人才队伍。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培育人才的全国性机制则是以色列国防军的精英部门。在精英部门的服兵役经历，不仅有助于加速电子信息领域高科技前沿知识和技能的积累，造就未来的企业家群体，也有助于未来创新、创业团队的建构。

高质量的研究性大学在为以色列提供人才的同时，也支撑着以色列维持高质量的基础研究。以色列理工学院以多个前沿科技领域的工科见长，有“以色列的麻省理工学院”之称。早在50年代，该校就设立了“航空工程系”，该学院的许多毕业生被以色列核武器工业吸收为最早一批工程师；1967年，创立了自己的计算机科学项目；1977年，发射了自己的小型人造卫星，跻身全球5所拥有学生设计和建造的人造卫星的大学之一。该校师生还积极参加著名以色列军工研发企业“拉费尔公司（Rafael）”的研发项目。希伯来大学、特拉维夫大学、魏兹曼研究院则在生命科学、物理学、数学等基础科学研究中都有深厚的积累。后来以色列生命科学产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以这些高校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以及农业生物科技的发展为基础。位于南部内盖夫沙漠地区的本·古里安大学则对沙漠农业和太阳能利用等领域很有专长。而位于内盖夫沙漠地区基布兹企业纳特菲姆公司也于1967年开发出先进的滴灌技术，并发展成全球“智能灌溉”领域的领军者。实际上，节水灌溉、农业生物、良种培育等高科技被广泛运用于以色列农业，推动以色列农业在恶劣的条件下创造出很高的生产效率和质量，实现以色列农业现代化的“沙漠奇迹”。

这一阶段以色列科技创新最重要地体现为国防产业，尤其电子信息技术产业（ICT），主要受国防安全需求的驱动。战略纵深和人力资源的有限性，使以色列国防部门长期致力于维持和提升相对于邻国的信息情报和武器装备质量优势。以色列国防军向来重视科技强军，早在国防军建立之初，就建立起了“科学军（The Science Force）”。“科学军”经常需要在极为复杂、高风险的环境里迅速解决一些技术难题，因此，它培养了大批有良好的协作和信任关系、适应高风险、有很强开发能力的科技人才。以色列也高度重视军工企业，尤其60年代末法国对以武器禁运，迫使以色列决心摆脱长期以来的武器对外依赖状况，走上自主研发和生产之路，并建立起较完整的军工研发和生产体系。由于以色列国防军在军备方面要求甚严，而且以色列军工还承担着出口重任，因此，以色列军工企业高度重视研发，军事高科技技术迅速发展，并涌现了一大批与军事有关的高新技术企业。据以色列经济学家的保守估计，80年代末90年代初，军工领域集中了约50%的以色列科学家和工程师。拉斐尔公司、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等以色列的军工业综合体开发出了一系列先进的武器装备，如“梅卡瓦”坦克、“幼狮”战斗机等。尽管“幼狮”项目仅仅生产了几架战斗机后就中止，但此类项目培养了大批高科技人才。

以色列国防军的精英技术部门也为高科技人才队伍的培养提供了重要平台。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国防部门建立的网络信息部队就成功截获了埃及和约旦最高领导人之间的高保密专线电话，洞悉两国的军事行动计划。这支部队后来被命名为“中央情报搜集部队”，番号为“8200”。1973年“赎罪日战争”的惨重代价进一步使以色列体会到掌握科技优势对国防的重要性。以色列国防军进而推出名为Talpiot的超级科技精英培训项目，面向以色列高中招募顶级英才，对之实施9年高标准的科技训练，培养创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创新谱系发展的角度来看，奠定后来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9大母体公司在90年代以前都已经建立，并在以色列自主研发和质量建军道路中茁壮成长，为90年代以来这一产业在以色列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还有部分电子信息技术产业的国际巨头高度重视以色列优秀的人才资源，开始在以色列设立研发中心，代表性的如英特尔（1974年）、微软（1989年）等。英特尔公司在以色列的研发中心和芯片工厂发展迅速，到1978年其员工就达到了5400名，并在后来设计了第一批IBM个人电脑的芯片和第一批奔腾芯片。

这一阶段，激励创新的体制和机制性因素也陆续形成。①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以色列的研发工作有了一个协调统筹的机制，即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它依据市场需求制定国家科技政策，分配科研经费，协调国际研发合作。②在立法方面，“1959年鼓励资本投资法”就将高科技企业和跨国公司在以色列的分支几乎自动认定为“被许可的企业”（Approved Enterprises），从企业开始盈利起，可享受7年减税，在某些条件下甚至可进一步延长。更重要的是1985年开始实施的《产业研发鼓励法》，依据该法，以色列工贸部首席科学家办公室（OCS）对符合规定的企业（不论性质规模）研发项目提供30%～66%的所需资金。1981-1995年，以色列研发支出占GDP比重高达2.2%，处于发达国家前列。③国际科技研发合作也在这一阶段开始起步。以色列政府与许多国家共同出资建立基金会资助合作研发项目，如美以之间有双边科学基金会（即BSF，1974年成立，1亿美元）、工业研发基金会（即BIRD，1977年，1.1亿美元）、农业研发基金会（即BARD，1977年，1.1亿美元）；以德间有“科学研究与开发基金会”（即GIF，1987年，1.5亿马克）。这些基金会的成立有利于以色列获得国外的资金、人才和先进的科技成果，也有利于以色列高新技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以色列政府在稳定经济、抑制通胀的同时，对经济体制实行渐进式改革，方向是市场化和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尤其跟欧美诸国相继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并在国内设立自由贸易区；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不必要的干预和管制，如减少对企业和消费品的补贴，放宽对资本、外汇和劳动力市场的干预等；政府减税减支，减轻企业的税捐负担以鼓励投资，如公司所得税从1986年的61%下调到了1994年的37%和1996年的36%；公有制企业实行内部管理改革，扩大企业自主经营权；开展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公共部门在社会经济中份额。这些政策意味着政府对市场机制的撤退，释放了市场的活力，激励企业和个人提高竞争和创新能力，也推动了企业家精神的复兴。

需要指出的是，整个20世纪70、80年代，面对国际范围的经济全球化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冲击，即使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以色列历届政府始终坚持了集中力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前述《产业研发鼓励法》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吸引跨国公司投资，加强与美、德等国的国际技术合作等都在这一阶段展开。但是，70、80年代以色列糟糕的国家安全形势以及不稳定的宏观经济，使其尚难真正充分发挥创新、创业潜能。在这一时期，以色列高科技企业在纳斯达克上市仍然凤毛麟角。（二）“起飞”进程中：永无止境地改善“双创”环境的体制机制

冷战结束后，以色列高科技产业实现了“起飞”。从1987年至2006年，以色列对外出口从70亿美元上升到了400亿，其中，高科技行业的出口在2006年占了总出口额的53%，高科技行业占GDP的比重也从25%增长到了55%。工业制成品出口的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90年，低技术工业制成品还占了工业出口值的19%，而高技术制成品占了30%。到2013年，这两者的比例已经分别变成了5%和47%。以色列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经济增长，还推动了以色列宏观金融结构的明显改善，外债占GDP的比重从-90%转变为＋21%，即从大量负债变成可观的盈余。

冷战结束后的几个重要因素促使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潜能的全面释放，导致创新集群在以色列的崛起。冷战结束和中东地区形势的缓和推动了以色列军转民进程，大批军事科技人才和军工企业转而开发民用高科技产品或兴办新的高科技企业。宏观经济稳定以及与美、欧的市场融合也给予以色列人施展企业家精神的良好环境。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大发展以及大量苏联移民人才的流入，都驱使以色列大力推动创新和创业，为本土成长或来自国外的大量优秀人才提供机遇。从1980年至2000年，至少接受13年教育的以色列犹太人口比例从21%增长到了41%。而且，倾向于获取高等教育学位的以色列年轻人也从2000年的48%增长到2010年的60%。从1990年至2009年间，大约有125万人移民以色列，其中苏联约占100万。这些移民中包括大约10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使以色列劳动力中拥有工程师的比例一骑绝尘，达到了每万人140名，为在此项数据上排名第二、三位的美、日的两倍。到2015年，则进一步增长到每万人145名。20世纪90年代末以色列（含其他各族公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居全球之冠（约1.35%，约两倍于美日），36%的成年人口受教育年限达到13年或13年以上。以色列劳动力中有20%是大学毕业生；它也是世界上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科学论文比例最高的国家（每万人约110篇）。这是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根本原因。

在扶植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进程中，以色列政府以不同方式有效介入，从各个环节激发企业家精神，充分调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要素。其主要政策有以下几个方面：

1．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提供良好的研发条件，塑造浓厚的研发氛围

90年代，以色列成为国际研发热土，除了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电讯基础设施、发达的相关社会服务机构、高素质的人才及其对科技的热忱等有利条件外，以色列政府不惜在研发领域长期投入巨额资金，推动政府各部所属科研机构、研究性大学、企业三路研发大军各显神通。1990—1999年间，以色列民用研发开支增长了70%，2000年占GDP的3.5%，仅次于瑞典（3.7%）。21世纪以来，这一比例多维持在4%以上，但企业在研发投入中开始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2011年，以色列的研发费用高达GDP的4.25%，研发费用GDP占比全球最高。而且，民用研发中的企业投入占据了81%，政府仅占1%。实际上，通过“首席科学家办公室”拨付投入的研发经费在新世纪以来无论从数额还是比例来看都呈现逐步下降趋势。以2011年以色列新谢克尔计算，以色列在2000年该项投入为18.15亿新谢克尔，2013年则为9.71亿。几乎下降了一半。但来自企业的研发投入，使以色列在研发方面始终保持较高水准。

2．积极推动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创办和科研成果产业化

在推动创新创业的行动中，以色列政府总体上奉行了以下几个原则：①共担风险——政府从不100%投入，而是在早期就要求民间资本参与；②让利——如果成功，政府仅回收成本，而让民间资本获取全部成功带来的收益；③放权——政府提供助力，但企业家决定发展方向。企业家是驾驶员，政府推着企业家前进。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其在20世纪90年代初推出的几大举措：（1）孵化器计划。20世纪90年代初以色列政府针对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快但风险大失败多、而大批苏联移民有技术但缺乏资本和市场经营经验的情况，在1991年实施“孵化器计划”。该计划的宗旨和功能就在于：在企业最为艰难的初创阶段从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每年15万美元），还提供项目评估、筹资、行政管理、市场营销、法律会计等各种必要的帮助，吸引其他私人资本和风险资本陆续介入，以帮助科技人才实现创业梦想，并形成新企业。这一定位能激发创业者创新欲望和胆识，并提供优越的创业环境。另外，其原始股权设置一般为：发明人最高可达50%，公司职员不超过10%，管理公司不超过20%，另20%留给私人投资者。这种设置作为一种期权，既最大限度保护了发明人权益，也保护和调动了“创业群体”的积极性，体现了“人才优势有效转化为创业优势”的内在动力和利益机制。一般而言，以色列对孵化器项目投入1美元的资助，往往又吸引5～6美元的私人投资。自1991年至2013年，以色列政府的孵化器项目支持了1 900多家公司，总投入高达7.3亿美元。这其中，超过1600家公司从孵化器成功“毕业”，其中又有60%成功获得总额超过40亿美元的私人投资。（2）磁铁计划。90年代初，以色列高等院校强大的科研力量大多不问产业发展和需求，许多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阁，未能进入产业化阶段。为此，“首席科学家办公室”于1993年推出“磁铁计划”，以支持企业与学术机构组成研发联合体。这些联合体可以得到多年（通常为3～5年）研发支持，额度为核准研发总预算的66%，不必偿还。该计划以竞争为基础，对任何成立新联合体的建议均予考虑，但只选择经过评估排序后值得支持的建议。（3）启动风险投资产业。在90年代初，以色列创新企业既缺乏资金支持，更缺乏企业管理和市场开拓能力，因而大量倒闭。可当时以色列风险投资极少，国外基金因惧怕风险太大和当地缺乏风险投资人才等原因不愿涉足以色列。在这种市场失灵的情况下，以色列政府积极介入。1993年，以色列政府本着“共担风险、让利于人、甘当配角、合同管理、及时退出”的原则，拿出风险资金1亿美元，吸引国外经验丰富的风险资金管理公司加盟成立YOZOM公司，并吸收私人风险资金1.2亿美元，成立10家封闭期为10年的风险投资基金。此举带动了风险投资产业的形成和发展：1993—1997年，以色列风险投资业发展到20亿美元规模，基金数达50多家。到1997年，风险投资市场形成，政府顺利撤出。1998—2000年间则加速发展，分别吸引10亿美元、16亿美元、25亿美元。到2000年底，风险投资基金达到130多家；筹资额累积达70多亿美元。风险投资业的崛起有力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外资纷纷涌入。

3．通过税制改革激励研发型企业的创办和发展

在90年代高新技术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一直存在一股不利于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逆流：高新技术企业、人才、技术向别国（主要是美国）流失，即以色列人所说的“high-tech Diaspora”。这种状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以色列本土市场狭小，安全局势不佳，缺乏市场经营管理方面的优秀人才，这些先天性的不足不利于以色列高新技术企业向大型化发展；由于以色列在非犹太裔人移民归化以色列的政策方面非常保守，不利于其吸收别国优秀的科技和经营管理人才加盟以色列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以色列对于国外投资者缺乏有效的税收减免等优惠和激励，而对国内投资者又征收了太高的资本收益税（个人为50%，机构为38%），公司兼并税也偏高，这些均挫伤国内外投资者的积极性和信心。不利的发展环境使以色列高新技术企业约有一半选择到国外注册发展，仅将研发中心留在本土；也有的企业无心做大，而选择在稍有小成就被跨国公司收购，这又往往使开发出来核心技术和产业向国外转移。这些情况导致以色列难以造就大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