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罗斯福与改变历史的一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杰伊·温尼克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1944：罗斯福与改变历史的一年试读：

1943年11月22日—23日

目之所及，天地相连，这里就是地球上最宁静、最庄严的地方之一。这是最后一道与撒哈拉沙漠相连的悬崖，也是最危险的地方之一。夏天里，气温骇人地攀升到110华氏度（约合43摄氏度）之上，斯芬克斯周围沐浴在阳光下的土地被晒得膨胀起来，闪烁着微光。在这里，不知情的游人会迷失方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炎热、干渴与寂静，荒无人烟的沙漠将这一切都冷酷地暴露在人前，令人萎靡，茫然不知前路。阳光炽烈，折射在沙砾上，白耀耀一片，刺得人眼花。甚至天气本身，也和时空玩着花样。3月下旬，可怖的喀新风就要刮起来了，狂风会挟带着沙砾，在吉萨高原扫荡肆虐，让这片土地连着将近五十天都无法住人。多少年来，成群的绵羊湮没在一场场可怕的暴风雪里，也不知有多少人就这样被沙海吞没。千年沧桑，只有斯芬克斯，这尊世上最古老、最有名的纪念像之一，始终静静躺在这片会流动的沙山漠海之中。

苍穹之下，这里孕育出史上最神秘的文化之一，古迹的魅力与浪漫的历史结合在一起。法老曾经脚踏这片土地，埃及艳后与恺撒大帝亦如是。古罗马元老院的众议员身着白色的托加，襟袍飘飘，从此地攫取了大量的金银与数不胜数的财富。随后许多个世纪里，神职人员领着这里的子民，沿着尼罗河祈祷，为他们的领袖欢呼，或对征服者发出惊叹。开罗，这座中世纪的古城依从尼罗河两岸绵延而建，亦是世上最宏大的城市之一。阿拉伯的哈里发来过，随后是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他们先后征服了它，把开罗变成了自己王国的战利品。拿破仑也曾企图征服这片神秘魔幻的土地，最终却徒劳而返。埃及——这个发祥自沙漠与河岸的古老国家，就和世上许多帝国一样，历经世事起伏，风雨兴衰，终至文明的光环缓缓褪去，没落消亡，甚至连苏伊士运河的出现，也不足以彻底挽救它的命运。直至20世纪，它仍是强权手中的棋子——今时今日来说，则是英法交锋中的战略奖励。

如果说，古埃及的荣光早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那么在1943年硝烟弥漫的秋天，它那令人叹为观止的神迹却仍旧存在。这片土地依然色彩迷幻。绚烂的日落与瑰丽的热带风情交织在一起，多姿的花草遍布在金色的田野上。棕榈树在风中摇曳，道上的驴车满载而归。清真寺与宣礼塔聚满了教众信徒，繁华的街上，朴素的咖啡亭与奢华的香料铺杂陈其间，充斥着一串串关于商贸政治的笑谈之声。开罗本身就是一个人山人海的大市场，弄蛇人和苦行者随处可见，埃及公共场合中特有的香气更是四处弥漫。若是把视线挪向市郊，就会发现埃及的过去一直都保留在那里。

往开罗的西南望去，传说中的金字塔就矗立于彼处，仿佛一座座古时的摩天大楼或人造山峰，绵延横亘，占据着长长的地平线。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都忘记了这些巨型对称石峰背后的历史，相反，他们绝大多数都笃信一个共通的解释：金字塔是约瑟（Joseph）的粮仓。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说法。历来，不止一个统治者认为，金字塔下埋藏着古代的黄金。有一次，巴格达的哈里发甚至命令他的士兵拆除胡夫金字塔。还有一次，一位统治者颁布法令，下令拆毁这些遗迹。钻探工人和凿石匠花了八个月，每天只能拆下一两块巨石。不出一年，众人索性选择放弃，只留下记史者的一句评价：“完成先驱的遗愿，尚且道途漫漫。”就这样，大部分金字塔得以幸存，但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当奥斯曼土耳其人决定把手上的埃及帝国送给马穆鲁克贵族（Mameluke）时，这些托管者选择将斯芬克斯神圣尊严的面孔作为试练新枪支的靶子。

世事最是难料，在19世纪的金字塔开掘中，从这里掠走了丰富战利品的人却以西方探险家为主。雕像、木乃伊、画作乃至古时的石头都被打包，成箱地运出埃及的港口，抵达欧洲各国的首都。当青年时期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来到埃及，准备用画笔描绘金字塔时，它们的奥秘早已公之于众，其中的珍宝也一一陈列在大英博物馆的廊道里。

在世界的这个角落之中，唯有粗犷的沙砾在悄然挪动，无垠的苍穹随四季转移，万古不变，永世长存。到了夜里，硕大的星星依旧闪烁，一如往昔，千年如一日。在古埃及的传说中，人们头顶泛着柔光的银河是人为的巧妙手作，银河就是天上的尼罗河。那时候，祭司认为银河中汇聚着一个个路标，指引着死去的法老走向他们的来生。

然而，人们在1943年抬头凝视这条星河的时候，也许并不只会想起这个古老的传说，而是会想起些别的。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肆虐，天上的这条往生之路大概会变得非常拥挤。每过三秒，世上就有一个人死去。

正值其时，西方人再一次集体抵达开罗。

就在一年前，埃尔温·隆美尔（Erwin Rommel）带着德国士兵攻克了阿拉曼（El Alamein），那里离开罗只有150英里。德国人计划从阿拉曼出兵，先控制苏伊士运河，再北上英属巴勒斯坦，直至与从苏联南下的纳粹军队会师。然而，在残酷的阿拉曼战役之后，英国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将军成功地迫使他们退至相对安全的利比亚和突尼斯。这也是盟军对德军的第一次重大胜利，二战中第一个切实有形的转折点。不过，现在战争的阴影再次笼罩了埃及。

那是个不寻常的下午，一队黑色车辆呼啸而过，辗转朝着金字塔和斯芬克斯进发。车里坐着盟军的主要领袖：海军将领、陆军将领、学者，还有两个手握未来西方民主命运的男人——温斯顿·丘吉尔与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这一天是11月23日，寒风簌簌，沙海泛起层层涟漪。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和大不列颠的首相忙里偷闲，正在开罗会议期间观光游览。这场会议是盟军首脑三次会晤的第一场，也是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会议之一。这趟行程起于丘吉尔的提议。他目光奕奕，沙哑的声音中带着幽默与温情，尽管此时他感冒还没好，浑身仍充满了一贯的热忱。早先某一天，丘吉尔到罗斯福的别墅里茶叙，当他第一次说出这个想法的时候，罗斯福深受震动，竟然力图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很少会如此失态，等到他紧紧抓住扶手，关节都变白时，他才痛苦地意识到他根本做不到。“总统先生，”丘吉尔适时地说道，语气十分坚定，“你一定要来，哪怕只是为了看看斯芬克斯和金字塔，我已经全都安排好了。”

日落时分，气温降了下来，夜幕下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他们乘车抵达了吉萨高原，东面是三座醒目的几何对称型建筑，西面即王室墓地，埋葬着四千多具木乃伊。他们刚刚才找了一位当地的带导，在附近领路。不过最激起罗斯福和丘吉尔想象的，仍当属斯芬克斯，无论是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还是它那狮身人面的造型。现代的埃及人把它称作“Abu al-Hol”，即“恐怖之父”，但在那些古埃及建造者眼里，斯芬克斯是美好、诙谐与敬畏的不朽象征。此刻，他们二人从各个角度审视着这座狮身人面像，思索着它神秘的微笑，不见踪迹的鼻子，还有那不可思议的鹰形双翼。他们的视线也不由得顺着它坚定的目光，向荒凉的吉萨高原和远方望去。丘吉尔不由得好奇，它在诉说什么。

日色西斜，余晖渐渐隐在了金字塔的身后。平日里的罗斯福和丘吉尔最是风趣健谈，而这一刻，他们都蓦然陷入了奇妙的沉静之中。科普特（Coptic）教徒就曾把高原上搅动的烈风称作“永恒的声音”。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罗斯福和丘吉尔找到了一处可以喘息的地方，远离了欧洲、北非和环太平洋地区的修罗场，隔绝于世，仿佛此时此地都是凝滞的。刚好在这个时刻，他们共同分享了这种感受。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天空沐浴在惬意的晚霞之中，地平线上显出了一道薄薄的粉色，昭示着今天的结束与明天的缓缓来临。丘吉尔的目光掠过罗斯福，脸上带着难掩的欢欣，他的眼里含着泪水，轻声说：“我敬佩这个男人。”

但罗斯福没有泄露任何心绪。他总是魅力无限，此刻只眯眼凝望着落日的余晖。在好些方面，他都和斯芬克斯一样难以捉摸，冷静自持，不露声色。巧的是，历史恰将这次会晤冠以“斯芬克斯会议”之名。在随后的岁月里，罗斯福又将做出一些痛苦至极却十分深远的决策，影响了战争的全局。

同样是在这个11月的下旬，阳光笼罩着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欧洲堡垒（Festung Europa）。黄昏迫近，英格兰飞行基地的上空传来了一阵阵遥远的、低沉的嗡鸣声。这里距柏林约有600英里，柏林就在基地的西南方向。盟军的战机一一列队排开，一波又一波地起飞，过程持续了几个小时。对讲机噼啪噼啪地响着，那是成百个飞行员在通话。座舱里，他们还在忙着定位自己，检查转速计。机组人员在匆匆检查着坠毁程序，其他人则在研究地图。地勤人员站在外面，抬头看着半黑的天幕，惊叹着上空有多少架飞机。这一晚的突袭还只是昨日行动的延续。最终，空中聚集了764架轰炸机，它们无一不紧紧地按照编队而行，场面震撼，蔚为壮观。

战机起飞，云雾缭绕在机身四周。这是一支无敌的空中舰队，由469架兰开斯特重型轰炸机、234架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和50架斯特林轰炸机组成，另有英国皇家空军的瑰宝——11架绝妙的轻木质蚊式轰炸机护航。机群飞越英吉利海峡，低空飞行，避开德国人的雷达侦测。30分钟不到，它们已掠过荷兰上空，在蹭上哈茨山区的高原梯田前，已深入德国领空的心脏部位。它们早已知道等待着自己的将会是什么。11月22日与23日这两天，也是柏林战役的第四晚，机群肩负着第二个作战任务。盟军对纳粹德国的神经中枢进行了16次密集空袭，这次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很快就会证明，连同先前的那个晚上一起，这将是战争中对德国首都最具打击性的突袭轰炸。

柏林本身就像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是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布防最重的城市。它拥有最先进的空防体系，包括三座高射炮塔。即使飞机可以在空中散下无数锋利的弹片，这些高射炮也能给予这些家伙致命的打击，犹如利刃割黄油一般，轻易就能击中机身铝制的腹部。城中还布置着一圈高度精准的88毫米防空高射炮，再加上一座位于柏林动物园内的指挥中心。探照灯绕着柏林，在空中到处搜寻；聒噪的烟雾发生器往外吐着巨浪般的滚滚浓烟，模糊了整个城市的视线。建筑群之间甚至串起了伪装网，令飞行员、枪手和投弹兵很难认得清每条街道。

然而自7月起，德国人在他们严谨的防御工事里保持的这份镇定自若就被扫荡得所剩无几。当时英美对汉堡实行了一系列粗暴的空袭，炮火风暴般接连席卷了德国北部几个古老的汉萨同盟港口，那是希特勒通向世界的大门，绝大多数房屋都是木制的。贪得无厌的大火吞噬了屋顶和木墙，迅速蔓延了一个又一个街区，所到之处，势不可挡。据一名女性记录，整个地区都被吞没在火海中。她一点也没有夸张。四天之内，约有4.3万名平民丧生，盟军把半个汉堡市变成了废墟，引发了一片混乱。心理受创的幸存者被送往柏林，从那里抵达相对安全的东部。其实这不过都是无用功，因为很快，连柏林人自己都会在盟军的轰炸机飞抵之前，不顾一切地逃离那座城市。

11月18日，盟军的复仇轰炸开始了。

这一次，盟军的轰炸机和护航队在空中排开达数英里，准备集中空袭城市西区。经由欧洲北部的平原南面，他们穿过厄尔巴岛（Elba）沿岸丛林向着东北方向摆荡而上。离柏林只有50英里时，飞行员训练有素地关掉自己的无线电通讯设备，保持静默，悄悄挑选着轰炸目标，以期给德国人保留几分惊喜。在1万英尺的高空中，氧气明显变得稀薄，空气就像冰一样。兰开斯特机组飞抵柏林市郊，准备在这里投下7000磅炸弹。弹舱打开了，炸弹带着高亢尖锐的呼啸声落向地面，随后是击中目标时传来的一连串轰隆隆的雷鸣声，空中翻腾起一朵接着一朵的蘑菇云。后来，一名飞行员兴高采烈地回忆道，当他驾驶的轰炸机扔下炸弹的时候，他忍不住欢呼了起来：“这儿！就是希特勒的城市！”

飞机下方的城市在摇晃。放眼整个首都，墙壁开裂坍塌；街道上突然满是横飞的砖块和玻璃碎渣；空气被种种噪音撕裂：门从合页上猛然扯开的声音，窗户粉碎的声音，整栋整栋的建筑物像纸袋一样坍塌委地的声音。在空中，爆炸的闪光如此强烈，战机的座舱变成了一个明亮到令人睁不开眼睛的橙黄色光团，仿佛正直接向着太阳飞去。然后一切又都在转瞬间陷入了黑暗。柏林的防空防御系统开始了他们的反击，盟军的飞行员不得不穿过敌人重重的炮火：狂怒的高射炮，地面腾起的爆炸，还有浓密的黑烟。空袭继续的每一分钟里，盟军的损失都在升级。许多机组成员，包括飞行员，或被高射炮击中，或被德国人的机关枪打伤，或被冻得失禁——座舱是不保温的，在战斗的高压和寒冷的高纬度环境下，有的人直接尿在了座椅上。最后，德军的高射炮在空中纵横交错，密集到仿佛可以行走其上，有的战机无处可逃，就这样变成了火球。

但在下方的城市，猛烈的空袭阵势令柏林人都惊呆了。在许多街道上，火光明亮如白昼。淡蓝色的烟雾从被袭建筑物的窗户里盘旋而出，人们开始害怕被活埋，被炸弹击中，甚至尸身都无法找到。有的人还能慌张地朝公共防空洞跑去，但更多的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警笛尖啸长鸣，防空炮火照亮了整个夜空。人们争相逃命，在绝望的推搡中相互践踏致死。

柏林人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轰炸机还在往这边开，突袭和随后的屠杀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当爆炸在城市中横行时，市民能听见战机与炸弹靠近的步伐，那是不祥的声音。每一声都要比刚才的更近、更响、更剧烈。“所有地方都着火了，”一位幸存者回忆当时的绝望，“废墟一直在坍塌。”恐怕地狱也不过如此。就连纳粹的“宣传喉舌”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本人都承认：“我看到的是真正的粉碎。”惊恐的人群跌跌撞撞地在街上奔逃，脸上裹着围巾，一边咳嗽，一边在倒塌的墙根、碎玻璃渣和漫天尘土中辗转穿行。到处都是还在冒着烟的瓦砾土堆、漏水的管子和失事的电车残骸；到处都弥漫着灼人的热浪、呛鼻的浓烟，散落着烧焦了的砖块。

到处，都能在头顶看见盟军的轰炸机。

成片的街区不复存在，连外交使馆都不能幸免于难。火车站严重受损，兵工厂和音乐学院也一样。整个蒂尔加滕区（Tiergarten），无论是那些高雅讲究的住宅，还是占地630英亩的公园，包括德国陆军部所在地，都毁于战火。伴着滚滚冲天的浓烟，盟军空袭的目标还包括国家歌剧院、德国剧院、国家美术馆、布里斯托尔酒店、慈善医院、市立医院、妇产医院和历史上著名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Kaiser Wilhelm Memorial Church）。甚至，轰炸名单上还有伊朗、意大利、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使馆，以及波茨坦火车站。最令德国人感到耻辱的是，武器弹药库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因为那里是纳粹党卫队行政学院和帝国卫队的军营。有的人在恐惧中沉默着看着另一些人歇斯底里地推搡着涌入柏林动物园的地下防空洞，与此同时，在市内轻轨沿线上，更多的市民只能在站台上或车厢里尖叫，或者在震惊中无助地茫然乱走。然而，情况最糟糕的是柏林郊区，那儿断了电，电话也用不了了，随处可见人们被活埋的可怖画面，尸体烧得焦黑，噼啪作响，挛缩得只有幼童那么大，像垃圾一样被轻贱地抛在路上。

一个盖世太保写道，“街道看起来就像是战场”。即使是闻名遐迩的柏林动物园，也变成了废墟。

轰炸还在继续，折磨着地面上的一切。夜间爆炸像一场令人发狂的合唱，噼啪作响的燃爆声与之相和。一场奇异的“雨”贯穿着始终，闪闪发光的铝箔碎片缓缓地从空中飘落到街道上，这是盟军在混淆德军雷达的视听。到了这个时候，连避难所也不总是那么安全了。一个吓坏了的年轻人眼睁睁地看着头顶的地堡天花板开始晃动，摇摆，颤巍巍地挺了几分钟，最后突然崩塌。他是在废墟中幸存下来的极少数人之一。

一连串的轰炸还在继续，经常是按照八个炸弹一组的频率，威吓着整个城市。柏林人渐渐意识到，原来这是因为每架飞机的弹药舱都装着八枚炸弹。等到盟军的战机终于调头西飞，打道回府时，足足有20分钟的时间，机组仍然能看得见柏林满城灼热的红光照亮天空。

次日清晨，太阳升起，满目皆是疮痍。房子还在燃烧，浓烟如云，人们几乎无法呼吸。他们步履蹒跚，胆战心惊地走在马路上，间或被脚下的碎片和残骸绊倒。一位日记作者记录下这一冷酷的事实，“到处都是玻璃碎片，在脚下嘎吱作响”。成千上万具遗体展露着生动的细节——在砸得粉碎的枝形吊灯下，在花瓶和水晶器具的碎片中，在成堆的碎瓷片里。与此同时，大火还没烧尽，天空呈现一种肮脏的灰黄色。戈培尔巡视了遍地尚在冒烟的废墟之后说道：“除了残墙断垣，其他的什么都看不见。”

一周过去，柏林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近50万人无家可归，约有1万人受伤。逝者的遗体被安放在学校礼堂和体育馆等待认领。仅仅这一周时间里，就有差不多4000人被杀死。尽管如此，希特勒最忠诚的支持者们并没有被吓倒，纳粹信徒们在整个城市如山的废墟上插上了一面面小党旗和“”字徽。

然而，在欧洲还有几百万人被纳粹政权无情地折磨着。对他们来说，盟军在德意志首都的轰炸无异于希望的曙光。而对普通德国人来说，这一场空袭同样也意味着点什么——他们一直坚信这个国家可以保护好自己，但这一刻，这个信仰强烈地动摇了。赫尔曼·戈林（Herman Göring），这位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和空军总司令，曾信誓旦旦地保证，没有一颗敌人的炸弹能落在德国神圣的首都。但现在情况正如一名美国将军所吹嘘的，“60秒的时间，就可以摧毁累积了100年的努力”。这场无情的空袭过后，某个柏林人带着不祥的预感描述整座城市此刻的心情。“现在，我们只能任凭敌人摆布了。”他喃喃低语。

而这些，恰恰就是罗斯福和丘吉尔知晓盟军返回相对安全的英国领空时，脑海中浮现出的画面。

其实，这世上还有盟军轰炸机未曾抵达过的地方，而那里的人们绝望地等待着，甚至恳求着这些轰隆隆的战机飞来。他们满怀期冀地仰望天空，想知道盟军什么时候会来。

仅仅在盟军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一天，在远离柏林战场与开罗外交谋策的地方，500多名荷兰人拖着步子，哆哆嗦嗦地穿过了一座小果园。那里只剩下寥寥几棵果树，他们沿路而下，走下一个斜坡，尽头是一间被土山环绕的屋子。其中有几个人在哭泣，大多数时候能听见的还是人们的低语。他们步履沉重，身心疲惫。大一点的孩子紧紧抓住身旁年龄更小的孩子，或托着他们的屁股往前走，心惊肉跳。老人和身体虚弱的人走得很慢，骨头弯得快要贴到地上。走着走着，约有165名波兰人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大部分人都很恐惧，可几乎没有人能确定自己到底在恐惧什么。

这间屋子冷得异乎寻常，等待着他们的到来。笨重的屋门在他们身后砰的一声重重关上。

墙上，是一道道模糊不清的刮痕。

一个年轻的波兰女人开始声嘶力竭地大喊：“德国……一定会为我们流的血付出沉重的代价，去死吧，这群野蛮人，纳粹德国的走狗！”几乎是在同时，波兰人都跪倒在地上，紧紧握住彼此的手，开始祈祷。然后，屋里响起了歌声。他们唱的是《希望之歌》（Hatikvah），虽然从未有人正式规定过，但这是犹太人心目中的国歌。“我们的希望还没有破灭，做个自由的人，再次回到我的故乡。”荷兰人这样唱道。很快，波兰人就加入了他们，异口同声，一起唱了起来：“波兰还没有灭亡……”他们唱的也是他们的国歌。在这间孤零零的屋子里，上百个声音越唱越响亮：“我们的希望……也永不会破灭。”

大货车轰隆隆的声音从墙外传来，车上喷着红十字会的标志——救助病人、伤者、流离失所和无依无靠的人的通用标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现在屋里锁了166个人，浑身脱得精光。孩子们冻得直打颤，歌声却越唱越到高潮，情感难以自抑。看守们站在外面的硬地上，匆匆地从车上往下搬卸罐头。就在这个时候，党卫军士兵平静地打开了门上的窥视孔。

屋顶叮当一响。

毒气一倾而下，屋里传出了尖叫声。

这就是1943年战争中的西方世界，1944年的前夕。这将是改变历史的一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盟军正设法力挽狂澜，而美、苏、英三巨头有史以来第一次坐在一起，在德黑兰进行了为期三天半的紧张会晤。第一部分1944年春：万事俱备1944年6月7日，诺曼底登陆胜利的次日，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从英格兰南部出发，前往诺曼底，途中，他在战舰甲板上视察空军行动。罗斯福总统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一名“天生的统帅”，选定其统领指挥“霸王行动”。第一章德黑兰

富兰克林·罗斯福从来没想过要到德黑兰。整个1943年的秋天，他一直在试图发挥自己为人所乐道的超凡人格魅力，促成盟军的三位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和他自己——能够在德黑兰之外的任何一个地点会晤。这一次前所未有的盟军首脑三方会谈，整整酝酿了一年，可现在，就因为会面地点这个棘手的问题，似乎尚未开始就要面临失败。

此前，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受遣访问莫斯科，他提议把地点定在伊拉克的港口城市巴士拉（Basra），这样罗斯福就能轻松地乘船过去。罗斯福本人则建议，开罗、巴格达或非洲东海岸的前意属厄立特里亚的首都阿斯马拉（Asmara，Eritrean）都可以考虑。总统先生解释，在这些地方，他才方便和华盛顿特区保持即时联系，以保证他的战时工作。然而苏联的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不为所动。他反驳道，身为苏军的指挥官，他不能与留在莫斯科的副手们失去联系。并且，他还主张，德黑兰就坐落在厄尔布尔士山（Elburz Mountains）脚下，还有电报电话能与莫斯科联系。“我的同事都坚持认为德黑兰很合适。”他在回复给罗斯福的电报里直截了当地如此说道。不过他也表示，无论届时会谈将以何种方式进行，他都同意把会晤时间定在11月底，并且赞成英美两方关于不接受所有新闻媒体到场的提议。

但是，罗斯福仍然希望能说服这个被他称为“乔叔叔”（Uncle Joe）的男人。他发了封电报过去，再次提及巴士拉：“我恳求您能念及我的身上还肩负着美国政府的责任，维持美国全面开战的重大责任。”莫斯科方面的回复却非常简单直接——不行。斯大林的作风强硬无比，当时有迹象表明，他甚至打算退出此次三方会议的所有安排。直到罗斯福已经着手准备起帆横渡大西洋，取道地中海，这位苏联领导人才最终勉强同意前往德黑兰。罗斯福听闻，立即发了封电报给丘吉尔：“我刚刚听说乔叔叔打算去德黑兰了……我本来还有点怀疑，他会不会接受先前的邀请……现在看来，毫无疑问，我跟你肯定能见到他了……”

于是，11月27日星期六早上，刚过6点半，罗斯福就在开罗西机场登上了“圣牛”号（Sacred Cow）。这是一架泛着闪闪银光的美国道格拉斯C-54空中霸王，可容纳49名乘客与3名机组人员，这趟旅程将为它不朽的一生画上最后一笔。罗斯福的这次旅程总计17442英里，来回跨越将近8个时区。而斯大林只需要从莫斯科南下，来回仅3000英里。但这些似乎都不重要了，毕竟这是开战四年以来的首次会晤，英美苏三强的首脑最终能坐在一起，面对面地商定那些决定性的谋策，为战争的杀戮画上一个句号。这将是二战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就像丘吉尔后来写的那样：“不管是美国宪法的强硬规定、罗斯福的身体健康还是斯大林的倔强执拗……任何情况都不能阻止我们三方会晤的决心，这些困难都会被迫切的心情一扫而空。既然其他地点都不行，那么就飞往德黑兰吧。所以天刚破晓，我们就从开罗起航远行了。”

回顾往事，我们难以评估这趟旅行的重要性或是否太过冒险。我们这位需要靠轮椅出行的总统，不得不飞越战时的中东，没有空军护航，甚至也没有乘坐他的专机。官方第一架总统座机是一架命名为“猜想之旅Ⅱ”（Guess Where II）的C-87A型“解放者”客机，只不过采用了B-24轰炸机的配置。罗斯福从来没有坐过这架飞机。曾经有一架C-87A型“解放者”失事，随后有人发现这种飞机在火警方面存在缺陷。罗斯福对此有所顾虑，所以“猜想之旅Ⅱ”自然就悄无声息地退出了总统座机的舞台。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和一些白宫的高级职员倒曾乘坐这架飞机，友好访问过拉丁美洲，但总统本人没有乘坐过。

何况，富兰克林·罗斯福本来就讨厌乘飞机出行。

在所有出行选择中，这位患有下身麻痹症的总统更偏爱在结实的地面上驰行。但即使如此，他还是有所保留：首先得确保火车的行速每小时不能超过30英里，对他来说，这个速度是最合适的。他的总统专列格外安全稳妥——车上安装了减震的悬架，以保护他的下肢。火车皮是装甲的，玻璃车窗则是防弹的。他也是个熟练的水手，乘船会感到更舒服，海浪的急缓与波涛都在他的掌控之中。可飞行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乘客必须得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就算一小股气流都是有风险的。“一旦遇到碰撞和颠簸，总统先生无法像我们一样，用腿来支撑他自己。”罗斯福的特勤局特遣队长迈克·莱利（Mike Reilly）回忆道。罗斯福也比任何人都清楚，他那没用的双腿到底带来了多少限制——甚至连爬出飞机残骸的机会都没有。

在开罗到德黑兰这趟旅程之前，罗斯福只有过两次空中飞行的经历。一次是在1932年，他飞往芝加哥接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那回除了他和他成年的儿子埃利奥特，其他人都晕机了。起飞前，机修师搬掉了其中一把椅子，为他们腾出更大的空间，但是他们都没有座椅安全带，所以一旦遇到气流干扰，他们要么死死抓住铝制座椅上加了软垫的扶手，要么就只能冒着风险颠来颠去。飞机里，发动机的噪音震耳欲聋，而最快的飞行速度，也只略高于100英里每小时。两架军用飞机在旁护航。本来还另有一架专机坐着新闻记者，但途中遇上了雷暴雨和强逆风，因此不得不返航，只留下总统乘坐的这架飞机艰难地顶风而行。第二次则是在1943年1月，罗斯福飞往卡萨布兰卡，与丘吉尔会面。他们一行八人从迈阿密出发，搭乘可容纳40名乘客的“迪西飞箭”号（Dixie Clipper），先向南越过加勒比海，抵达巴西，再用19个小时飞越大西洋，横跨2500英里，从南美飞抵西非。这架飞机上虽然空间足够大，并设有睡觉休息区，为罗斯福配备了一架双人床，但并非增压舱。在高空中，他的脸色会变得非常苍白，时不时就要补充吸氧。事实上，这趟卡萨布兰卡之行是“轮椅总统”的第一次空中远行，没有让他对飞行产生丝毫好感。相比之下，他的妻子埃莉诺却热衷于飞行。他曾这样写给埃莉诺：“你可以享受那些空中的白云，我却为此感到心烦。”

但就在10个月之后，他又坐上了飞机。这一次搭乘的是“圣牛”号。

迎着清晨灿烂的阳光，“圣牛”号载着罗斯福一路呼啸东行。在1300英里的旅程中，他们飞越了苏伊士运河与广袤荒凉的西奈沙漠（Sinai）。圣城耶路撒冷（Jerusalem）与伯利恒（Bethlehem）在黎明中闪着微光，飞机途经时也低飞盘旋致敬。而后，又陡然升空，越过一条条干涸的古河道，来到了神圣的马萨达（Masada）。公元73年的春天，一小群犹太人宁死而不为奴，在这里筑起要塞和一整个罗马军团对峙了将近三个月。经过巴格达后，飞机驶向东北方向，沿着阿巴丹—德黑兰高速公路行进，飞越一连串嶙峋突兀的山口。他们别无选择：飞机必须保持在6000英尺以下，才能保证总统的稳定供氧。而罗斯福俯瞰窗外时，脚下也不过是一座座山峰，仿若是在岩石沙漠中突起的异军。群山暗淡，一片棕褐之色，看起来像是月球的表面。这里空旷无人，与世隔绝，唯有火车与运输卡车队在这里迈着沉重缓慢却坚定不移的步伐。那上面载满了美国制造的战备物资，径直向北，运往东部前线。

下午3点，6个半小时的飞行之后，总统的专机降落在德黑兰的苏联红军军用机场，斯大林已经等在了那里。整整24小时前，他就先于英国人和美国人抵达了德黑兰，下榻苏联公使馆。在住所，他已经对整套包间的窃听工作亲自视察了一番，那是美国总统最后居住的房间。“寒酸”是总统先生的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Elliott Roosevelt）对这个时期的德黑兰的描述。毫不夸张地说，在1943年11月底，这座伊朗的首都还是个名副其实的污水坑。实际上，除了美国、苏联和英国使馆，其他地方连自来水都没有。这里的居民和游客都得从一条小溪里舀取饮用水。这条小溪就沿着街边的排污沟流淌，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的污水处理系统。各种垃圾和废料污染了大多数市区公共饮用水，每啜上一小口，都要冒着患上斑疹伤寒或痢疾的风险，伤寒热的发作也非常普遍。这座城市完全乏善可陈，盟军占领了这里，但即使是最基本的生活物资也非常紧俏，当时一年的薪金，大概也就够买一麻袋面粉。

那时的德黑兰并不是一座风情万种的城市，没有什么值得谈论的辉煌历史。放眼世界舞台，在众多都城之中，德黑兰出人意料地与年轻的华盛顿特区一样刚刚起步，只比半城市半乡村的风貌好那么一点，被人嘲笑是一座“间距宏伟”的城市。而相比之下，德黑兰在1800年的总人口数大概为2万，城外筑有高约20英尺的泥墙，墙外还环绕着一条宽40英尺、深30英尺的护城河。

整座城市原本有四座城门可供出入。在1943年之前，这四座城门已全部推倒，一座新城在旧城的基础之上建立了起来。一栋栋古雅别致的旧式房屋，附带着修整得极为精巧的庭院与传说中的波斯花园，眼下荡然无存。满载着枣子、无花果、蜂蜜和散沫花的驴车，本该赶往熙熙攘攘的集市，此刻却踪迹难寻。取而代之的是街上一排排大门朝外的新式住房，是可供汽车、卡车通行的宽敞大道，时不时有马匹或手推车经过。除了这些时髦的林荫大道，德黑兰还腾出了一大片空阔的荒地，却只是开发成牧场和油田。

从机场驶往市中心，一路上热闹极了。领导人与随从的副手、外交官乘车经过数英里不设防的马路，沿途站满了好奇的民众，他们在街旁围观，惊讶得不时倒吸气，一眼望不到尽头。美国人抵达45分钟之后，温斯顿·丘吉尔也动身出发了。他要和罗斯福一样，忍受着旅途带来的疲惫，但还好，他不会经历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erdinand）的事件——1914年，后者乘车穿行萨拉热窝的街道时，被人刺杀身亡。在陪同丘吉尔来访的女儿莎拉（Sarah）眼里，这趟远行简直令人毛骨悚然。路面高低不平，哪里都是拥挤的人群，安保做得也很不够。对此，丘吉尔自己则淡淡地评论道：“如果事先就准备好了要冒最大的风险……那么问题就能得到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他和女儿坐在一辆没有安全防护的汽车里，随行的英国安保人员只能乘坐一辆跟在其后的吉普车，两辆车离得太远，要是真发生点什么麻烦，安保人员根本顶不上多大用处。

进城的路上一字排开一匹匹高贵优雅的白马，它们是波斯骑兵团的光荣成员。兵团涌入德黑兰时，这些闪闪发光的马儿每两匹就能夹带掩护四五个士兵。对盟军的保镖来说，高抛手榴弹或鸣枪示警已经成了家常便饭，而且理由充分：临近目的地，英国人的车队完全动不起来了，好奇的伊朗人成群结队地挤在车四周围观。丘吉尔脸上倒是一点异色也没有，他始终在朝他们微笑致意，直到人群终于疏散，汽车又重新发动。等他一到英国大使馆，一大批印度锡克保镖紧紧拥簇了上来，他推掉所有会议，喝掉五分之一瓶苏格兰威士忌，要了好多热水袋，直接上床休息去了。

丘吉尔卧榻休息时，罗斯福正在德黑兰市郊一名美国牧师的家里度过他的第一晚，也是唯一的一晚。那里离苏联使馆和英国使馆约有4英里，其实差不多毗邻市中心地带。一英里外就是美国大使馆。尽管彼此离得这么近，但无论是罗斯福，还是斯大林和丘吉尔，三方会面时都不得不穿过德黑兰那幽深莫测的街道。不知道是多疑的性子使然，还是害怕行刺或者被出卖，斯大林看起来尤其不愿意去美国人的住处。事实上，罗斯福到达的那天，他就拒绝了美国总统共进晚餐的邀请，宁愿自己精疲力竭地回去。

而罗斯福一安顿下来，苏联人就心急火燎地告诉美国人，他们的情报部门发现了一起针对个别或所有与会首脑的刺杀阴谋。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就是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前身——声称，他们在德黑兰周围的苏联领土上，发现了38名纳粹空降兵的踪迹，其中32人已经被锁定行踪，还有6人行踪不明，他们手里都带着无线电发射机。这个消息是真的吗？或者只是苏联捏造出来的？美国人回答不清楚。但是为了避免意外的发生，斯大林就在他安保严密的苏联使馆区，为罗斯福提供了一套房间，后者可以在那里度过他在德黑兰的剩余时间。这是斯大林第二次邀请罗斯福住进苏联人的地方。头一回，罗斯福通过美国公使礼貌地婉拒了，但这一次他接受了。次日，他带着所有随身侍从，一起住进了规模宏大的苏联使馆区。表面上，罗斯福没有流露出丝毫担忧，可美国特勤局的特工们不这样想。他们非常担心来自德国人的威胁，便在主要干道沿线布防了大量士兵，还派出了一队载满枪支的汽车、吉普车队作为诱饵。当车队出发，缓缓开在德黑兰主要的街道上时，罗斯福则赶紧上了一辆汽车，身边只有一辆吉普车护送，在德黑兰年代已久的小巷里疾驰，最后抵达苏联使馆区。这场被罗斯福称为“警察与小偷”的游戏彻底逗笑了他，但他的特工们因为掌握了更多的内情都吓坏了。

等一进入苏联使馆区，特勤局的成员们就发现，他们相当的寡不敌众。在整个德黑兰，为了斯大林的人身安全考虑，苏联内务部已经部署了约3000名特工，而没有一处地方能拥有比苏联使馆区更多的人手了。“不管你去哪里，”特工迈克·莱利写道，“都能看见一群面无表情的人，穿着侍从似的白外套，忙碌地擦拭着毫无瑕疵的玻璃，或者一尘不染的家具。其实他们每摆一下臂，我们都能清楚地看见他们别在胯部的冷冰冰的鲁格尔自动手枪。”实际上，连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厅）派去保护丘吉尔的人手，都远比美国派去保护罗斯福的要多。

终于，盟军首脑举行的德黑兰会议准备召开了。接下来几天里，三位领导人和他们的军事将领至少要商定出盟军在剩余战争进程中的详细作战计划，并且还要为战后的世界和平问题画出一个大概的轮廓。而这次最高级会议的安排几乎和美国的安保措施一样，完全是临时凑合起来的。美国人抵达时，连最高级别会议所必需的会务人员都没有带过来。在那些极为显眼的疏忽中有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他们在附近的美国军营里匆匆挑选出4名会速记的士兵，指派他们在每一场会议后做笔录。即使如此，这次会晤还是没有行程安排，甚至没有安排某个人来负责组织会议的各种事项，或者管好后勤——类似的情况多不胜数，以至于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竟然错过了第一场联席会议，他弄错了开会时间，那会儿还在德黑兰四周观光呢。

总统甚至也没带着任何意见书前往德黑兰。要知道，那可是华盛顿官僚作风的精髓。总而言之，这次会议非常能体现罗斯福个人的行事风格。只要他觉得那些规矩章程不适合他，那么他根本就不会采用，他的作风一向都是如此。罗斯福的大体计划非常简单：即兴决策，遵从他的直觉，执行他自己的议程。罗斯福之所以愿意来德黑兰，多半是想在斯大林身上试试他那传说中的普洛斯彼罗（Prospero）般的魔法。他的首要目标是通过自己的人格魅力，来与斯大林结成同盟，做成朋友，就像他先前说服过许多人那样，把斯大林拉入这个圈子。

这就是罗斯福一生都在追求的事业。

在美国历史上，几乎没有总统能像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兼具惊人的政治天赋与高超的领导才能。倘若就其本性而言，他就是一个伪善的阴谋家与欺骗者，但同时他对追求不朽的声望又有着无可匹敌的意志与根深蒂固的使命感。罗斯福第一次入主白宫时，就曾清醒地提到过改革，不过世人对此极易忘记。那时，经济大萧条带来的肃杀感太过凝重，美国的政治体系看起来就快要到崩溃的边缘了。但仅仅凭借临场发挥与即兴调整，罗斯福成功地用他传奇性的演讲及后来的持续试验，挽救了一个意气消沉的国家。

而此刻，随着盟军在遥远的战场上取得了关键胜利，战争局势大为扭转，世界正期待着他来为这场战争贡献一份相同的力量。

那么，人们一开始会怎样形容他？在世界舞台上，没有一个人能客观中立地评价他，在各种意义上来说，他本身就是自成一格的。令人惊奇的是，他既有政治天赋，又有与生俱来的雄心抱负；他有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贵族做派，也有安德鲁·杰克逊的平民风格；他既是像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一样的政治艺术家，也像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一般受人爱戴。他的挥霍奢侈和独具匠心一样引人注目，他令人敬畏的程度恰似他的见多识广一样深远，他机智善辩，派头十足，像火焰一样惹眼，他能振奋人心，也能迷惑对手。并且，历史总会模糊掉早年的事实。其实他身形颀长，在小儿麻痹症（骨髓灰质炎）挫败他的身体健康之前，罗斯福足有6英尺2英寸高（约合1.88米）。这让他成为美国历史上身高排第四的总统，比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都要高。而且，过去他还没患病的时候，走起路来还有点罗圈腿。

在罗斯福成为这样历史性的伟人之前，是否就有迹象暗示过他今后的人生呢？1882年1月30日深夜，这个漂亮的小家伙降生在人间，是家中的独子，享受着规模庞大的家族财富与特权。一位亲戚颇具远见，当时就用过“讨人喜欢、令人愉快、狡猾可爱”这样的词来形容他。他的母亲萨拉·德拉诺（Sara Delano）十分偏疼他，对他的人生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而罗斯福也非常崇拜他的父亲詹姆斯（James）。詹姆斯是一名律师，50多岁才有小富兰克林这个儿子。罗斯福成长在位于纽约州海德帕克镇（Hyde Park）的家族庄园中，我们不妨说，他一直都生活在世界的中心里。他从小在家随家庭教师学习，享受着佣人们各式各样的关心溺爱，而这一切都在他的母亲萨拉的掌控之中。在很小的时候，他就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掌握书法笔迹的细微差别，精通算术的枯燥规则，记住那些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惨烈教训。受益于他的瑞士籍教师，他的德语、法语和拉丁语都非常流利，并且还汲取了一种社会责任感——侥幸享受了生活的人应该帮助那些更不幸的人。

罗斯福的母亲每天都会读书给他听，其中就包括他最喜欢的《鲁滨孙漂流记》（Robinson Crusoe）和《瑞士家庭鲁滨孙》（The Swiss Family Robinson）。父亲则带他去骑马、冲浪和打猎。他从小就过着养尊处优、无忧无虑的生活。他的母亲喜欢把他打扮得跟个小女孩一样，穿着裙子，留着长长的鬈发，用苏格兰式的华丽服饰把他全副盛装，直到7岁才给他改为穿裤子，样式还是迷你水手服中的短裤。可以证实的是，他9岁之前，还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洗过澡。在他的童年时期，朋友中几乎没有同龄的小伙伴，大部分的时间都陪在成年人身边玩耍，并且经常都是声名显赫的人物。实际上，他5岁时就见过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总统了。那时克利夫兰用手摸着小富兰克林的脑袋说道：“嘿，小家伙，我正为你许下一个奇特的愿望——但愿你永远不要成为美国总统。”

罗斯福一家还习惯四处旅游，每年都会去一趟欧洲。他们冬天会去华盛顿特区过冬，从比利时牧师手里租下一套豪华的联排别墅，地处上流社会扎堆的K街；夏天则去坎波贝洛（Campobello）度假，那是一座景色怡人的小岛，与缅因州崎岖的海岸隔海相望，富兰克林就是在那里爱上了大海，萌发出了对航海的浓厚兴趣，毕生不渝。他有一艘长21英尺（约合6.4米）的船，取名“新月”，是他的父亲送给他的礼物。同样，罗斯福也是在这里开始想象他的海军生涯。

他还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骑马，两岁时就已经能在一只宠物驴子上嬉耍，6岁那年则可以骑着一匹威尔士小马抖威风。然而，无论罗斯福的童年生活有多优渥，他的父母始终都在设法培养他的责任感。怎么培养呢？他们让他照顾狗：最初是一条波美拉尼亚丝毛幼犬，而后换成了一条体形庞大的圣伯纳犬，再后来是一条巨型纽芬兰犬，最后是一条红色的爱尔兰雪达犬，毛色非常漂亮。与此同时，他还有各种收藏爱好：收集鸟类标本，把藏品都挂在墙上；收藏与海军有关的文物资料，像一名忠诚的水手那样珍爱它们；5岁时他喜欢上了集邮，这是他的另一个毕生爱好。最后，他集满了150多本邮册，总计100多万张邮票。

富兰克林9岁那年，他父亲的心脏病发作了。虽然比较轻微，詹姆斯也又活了10年，但他的身体还是明显虚弱了许多。对极度崇拜父亲的富兰克林来说，这完全不亚于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在接下来的7年里，他们一家5次前往德国巴特瑙海姆（Bad Nauheim）的温泉浴场，相信多泡温矿泉对体衰的心脏病人来说是有疗效的。詹姆斯十分热切地相信温泉的滋养恢复功能，萨拉也是如此。可以预见，年幼的富兰克林也非常相信，因为他日后也像詹姆斯前往巴特瑙海姆那样，选择在佐治亚州的沃姆斯普林斯（Warm Springs）疗养。罗斯福是怎样应对他父亲的疾病的？出人意料，他非常冷静，仿佛这与其他的事情别无二致。那时，他虽颇为谨慎，仍将最后的希望部分寄托在了他的宗教信仰上——新教圣公会。就像他在接下来的岁月里所默默坚持的那样，他相信，只要他将信任交付上帝，那么最终一切都会有个好结果。

14岁时，罗斯福进入了格罗顿（Groton）私立预科学校求学。当时，格罗顿是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学，学费极为昂贵，只有非常富裕的家庭才负担得起。这所学校对学生的培养目标不仅在于开发学生的智力，还希望在美国这些特权阶层的孩子中，培养出有男子气概的基督教徒，既要身体素质好，也要品德高尚。品德、责任、国家，这就是他们日常的信条。平日里，学生过着修道院般的苦行生活。罗斯福的头脑非常聪明，能够快速吸收他所学的知识，最后脱颖而出，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同时，他也是一名出色的辩论家。这就是罗斯福当时所能取得的最大成就了，因为那时他既不是颇具创见的思想家，也不是什么独特的自省者。当时的学校创办者，可敬的恩迪科特·皮博迪（Endicott Peabody）教士是一名极具人格魅力的牧师，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斯福总把“我的父亲和母亲”挂在嘴上，但除了他的父母之外，就数这位牧师对他的影响最大了。

皮博迪教士倡导基督教中鼓励信徒强健身体的教义，他认为，对格罗顿的这些男孩来说，运动在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就和他们的上流社会身份一样重要。罗斯福在舒适安逸、僻静隐蔽的海德帕克小镇长大，显然有点不太合群，他此前从未参与过团体性运动，不管怎么说都不是一个太好的体育健将。事实说明了一切。但令人意外的是，正是因为不合群，他竟然被编进了橄榄球队，这是一支排名倒数第二的运动队。棒球或许还稍微好一点，但这一次，他不得不为最糟糕的队伍效力了。尽管他的表现毫不惹人注意，内心的热情却从未退却。得益于此，他甚至还被选进了棒球队，当然，不是因为他在球场上的运动才能，而是因为他在器材管理方面的突出表现。

在罗斯福申请哈佛大学前夕，格罗顿中学的培养目标已经成为他的第二天性：辛勤耕耘，收获成果，全身心投入竞争，并信奉努力是成功的关键。

1900年秋天，罗斯福入读哈佛大学，这所美国最出类拔萃的院校，时任校长是具有传奇色彩的查尔斯·威廉·艾略特（Charles W.Eliot）。如果说，格罗顿是一处让罗斯福这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学会与同伴融洽相处的地方，那么哈佛就是让他学会领导他们的地方。当然，他几乎还是没有摆脱那些无所事事的阔佬们的生活方式。在他那个圈子里，身边的人都是出身名门、久经世故的享乐主义者，他们身边充斥着薄荷朱利普酒与马球比赛，热衷于带着猎犬去骑马打猎，举办越野赛马障碍赛，去巴尔港（Bar Harbor）打网球，去纽波特（Newport）冲浪。那么，罗斯福本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他住在芒特奥本街（Mount Auburn）的一套观景房里，这套奢华的三室寓所每年的租金高达400美元，在当时是非常昂贵的；拥有一匹马；时常出没于热闹的社交季：几乎每周都会去参加一次猎人舞会，穿着小礼服，佩戴黑领结，出席那些纸醉金迷的晚宴，与无数初入社交界的少女碰面。后来，哈佛最出名的坡斯廉俱乐部（Porcellian）拒绝了他，这让他深受打击。不过，速食布丁戏剧社（Hasty Pudding）选中了他，任命他为图书管理员；阿尔法·德尔塔·斐兄弟会也吸纳了他。而且，他还被选进了《哈佛深红报》（Harvard Crimson）的编辑部，最后成了这份校报的总裁，这可是一项殊荣。报社的事务繁冗又费力，就此，罗斯福曾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到：“报纸占据了我的所有时间。”但他表现得非常出色，始终都在学着理解舆论和媒体的内部运作，这段经历对他随后登上政治舞台帮助很大。学业上，罗斯福毫不费力地通过了所有课程。多亏了在格罗顿学校打下的基础，他得以跳过大一所有的必修课。在专业选修方面，他回避了诸如哲学这样的理论性课程，对历史、政府和经济学情有独钟（虽然日后某一天，他用“我学到的所有东西都是错的”这句话来评价当时选修过的经济学）。其实就算是在格罗顿，他也没获得过学术荣誉，虽然个人成绩还不赖。

大一那年的深秋，罗斯福接到家里的消息，得知他父亲心脏病再次发作了随后又发作了一次。家里人急忙把詹姆斯送到纽约，在那里能更便于接受专家的诊治，但这不过是一场徒劳，他父亲的病情依然日益恶化。1900年12月8日，夜里2点20分，病榻上的詹姆斯在家人的陪伴下离开了人世。对这个家庭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损失，他们也从来不想要任何物质补偿来填补伤痛。就在两年前，罗斯福的外祖父去世了，留给他的母亲萨拉一笔庞大的遗产，放到今天来算，约值3700万美元；詹姆斯则留给他们母子一笔价值起过今天1700万美元的遗产。

这个悲痛欲绝的家庭，最后选择旅行作为疗伤之道。翌年夏天，母子二人并没有再去坎波贝洛岛度假，而是在欧洲待了十周：他们先是坐豪华游轮，慢慢欣赏了挪威峡湾和北极圈附近壮丽的风景，在那里，他们遇见了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而后他们去了德国的德累斯顿，萨拉的少女时代就是在这里求学的。接下来的目的地是瑞士境内的日内瓦湖区，他们在湖畔呼吸着苏黎世的清新空气，这里也是当年詹姆斯和萨拉度蜜月的地方。最后，他们抵达巴黎，获悉时任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被刺杀身亡的消息。自此，萨拉与罗斯福母子的生活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他们不仅仅是富人，还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政治亲贵：他们的近亲，也就是那位个性独特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现在继任总统。

第一个没有詹姆斯陪伴的冬天是非常难熬的，萨拉面临着艰难的改变。她发现，没有他的日子里，生活是那么了无生趣。她开始尽量让自己忙碌起来，一边打理家族产业，监督工人；一边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避免碰上乱成一团糟的商业事务。不过很快，她就坚定地准备把自己的精力全都放在儿子身上。

新年伊始，罗斯福前往华盛顿特区，在白宫度过了令他应接不暇的三天。西奥多的女儿爱丽丝（Alice）正式进入社交界，罗斯福应邀赴宴，他是去祝贺爱丽丝的。总统先生也邀请他进行了两次私人茶叙。“这是我度过的最有趣、最愉快的三天。”在给萨拉的家信里，他如是写道。

就在罗斯福重返哈佛校园不久，他的母亲搬到了波士顿与他团聚。失去了丈夫的陪伴，她独自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四处徘徊，实在难以忍受这样的生活，希望今后还和自己的儿子待在一起。于是她搬进了一套公寓，交上了新朋友，很快就进入了波士顿与外界隔绝、精英荟萃的上流社交圈。当然，她也成了罗斯福生活中的常客，而她的儿子一点也不反感母亲的到来，反而非常享受她的关怀，还常常请萨拉批准他的约会。

罗斯福喜欢女性的陪伴。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他几乎没什么机会接触异性。再加上维多利亚时代在男女交往上的礼仪约束，他一进到格罗顿学校，就更不太能见到女性的身影了。到了哈佛，事情就全然不同了。他和可爱的弗朗西丝·达纳（Frances Dana）小姐坠入了爱河，可最后在萨拉的劝服下，放弃了这门婚事。萨拉的理由很简单，达纳是一名天主教徒，但罗斯福和德拉诺家族都信仰新教。随后，他又遇见了爱丽丝·索希尔（Alice Sohier），她来自北岸地区的名门望族，当时举家住在波士顿的一处豪宅中，两个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罗斯福是个独生子，他兴致勃勃地告诉索希尔，以后他想要6个孩子。索希尔小姐知晓后，却下意识地想回避这样的未来，她对密友私下吐露：“我根本不想让自己变成一头母牛。”最后，在1902年的秋天，她放弃了这段关系，自己到欧洲旅行去了。而此时，罗斯福也正邂逅了埃莉诺（Eleanor）。埃莉诺有一双蓝眼睛，身材高挑，有王室风范，非常具有野性美。巧的是，她和罗斯福是隔了五代的亲戚。虽然她父母早亡，但她的父亲埃利奥特碰巧就是罗斯福的教父。

两人小心翼翼地发展着恋情，精心安排了许多次会面。身为纽约上层社会的名流，他们在秋天一起出席了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名马首次亮相会，待在高处的家族包厢里说笑。后来，这对情侣一道去了普林斯伍德庄园，在修剪整齐的草坪上消磨时光，周围则是埃莉诺的女伴，她们都上了年纪，小心留意着两人的举动。他们还在罗斯福的那艘“新月”号摩托游艇上对着夕阳，共进晚餐。而在白宫新年的那三天里，他们都是西奥多核心小圈子中的一员。西奥多站在白宫的东厅里，热情地问候那些数不尽的支持者。随后，罗斯福和埃莉诺在国宴厅与西奥多本人一起享用晚餐。银制的餐具擦得锃亮，一枝枝大烛台闪烁着柔光，但在那一刻，罗斯福完全没有留意这一场面的政治意义。“埃莉诺真是一个天使。”罗斯福为她神魂颠倒，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话。

埃莉诺的生活其实比罗斯福的更受呵护，但幸福之中暗藏着更多的不幸。她的母亲安娜·丽贝卡·霍尔（Anna Rebecca Hall）经常被难以忍受的偏头痛和不时发作的抑郁症折磨，在埃莉诺8岁那年，安娜死于白喉病。仅仅过了两年，她英俊风流的父亲埃利奥特，一个花花公子和高中辍学者，也去世了。埃利奥特一生都为心魔所困，纵情声色，没有一点儿节制。这个时髦的浪荡公子喜欢玩弄女人，平日里，他要么是在吸食吗啡或鸦片，要么就是喝得酩酊大醉，一天能喝掉6瓶烈性酒。有一次晚上回家，他甚至醉得都没法告诉出租车司机他住在哪儿。还有一回，他喝醉之后差点从起居室的窗户跌下去。最后，1894年8月13日，他陷入昏迷之中，无人知晓；第二天晚上，他死了。

从那天起，埃莉诺就和她的外祖母一起生活，她要么住在哈德逊地区的庄园里，那是一栋非常古雅美丽的褐砂石别墅，在第三十七大街西；要么，就在英格兰温布尔登地区的一所寄宿学校里上学。她的生活被塑造得一丝不苟，十分严肃。她身边总是围满了厨师和管家、女佣和女工、马车夫、仆人和家庭教师，基本上没有朋友。实际上，除了西奥多·罗斯福的女儿爱丽丝，她也根本没有机会认识其他同龄人。另外，埃莉诺的外祖母和罗斯福的母亲萨拉不同，她是一个极为严厉的人，奉行纪律。为了提升自我修养，埃莉诺还被安排了各种训练课程：钢琴、舞蹈、草地网球、射击和骑马。她与罗斯福一样，也要跟着家庭教师学习德语和法语，最后她完美地掌握了这两门语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