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弃郁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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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弱的崛起：大战略与德意志帝国的命运试读：
前言
从大战略角度写一段历史的想法由来已久。而这段历史恰好是德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崛起的开始与结束。
作为一名现实战略问题的研究员，花大力气研究这样一个遥远的话题纯属机缘巧合。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对这段历史越来越感兴趣，同时发现自己的很多相关知识非常靠不住，甚至可以说是可笑的。当时政治家（思想家）出于现实需要而作出了一些“权威”论断，但后人却把它们当做事实和真理接受下来，慢慢成了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而主要发源于美国的国际政治学则希望用某些高度简化的理论模式将现实框起来，结果往往似是而非。因此，研究历史的过程与其说是证明，不如说是不断颠覆头脑中一些已经成型的观点，甚至是思维模式。
一战前的德意志帝国（或者称威廉德国）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值得研究。不像后来纳粹德国那样经过极端意识形态自下而上，然后再自上而下的整肃，威廉德国在社会生活领域比较包容，政治体制方面又充满矛盾。它是一个飞速崛起的大国，但安全环境十分复杂而脆弱。物质上在高歌猛进，精神方面却日趋急躁和浅薄，即使是它的知识界也在国家发展带来的亢奋中走向非理性，从而使得群众性的非理性也带上了一层科学合理的色彩。如果说人性的弱点也是国家的弱点，那么威廉德国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在大国崛起的各个案例中，威廉德国作为一个失败的经典案例，更是值得后人回味和思考。
我最终选择从大战略的角度来研究威廉德国的崛起与失败，一方面是为了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一条线索，好让自己不至于迷失其中，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从一个更深的层面解决我实际工作中日积月累下来的一些困惑。比如国际冲突的必然性和偶然性问题。一场冲突，特别是大国间的摊牌是否“必然”会发生？是否存在一些深层次的因素“决定”了它们的发生“不可避免”？这涉及哲学，也涉及人对自身、对世界的认识。很多人同时承认偶然性和必然性，不过偶然性总是让人感到不踏实，所以不断被降到必然性的从属地位，算是一种“例外”。事实上，“历史规律”还是给人的主观能动性留下了充足的空隙，偶然性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而大战略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地顺应“规律”，同时尽可能地利用“历史的空隙”。在威廉德国，俾斯麦深刻理解这一点，并且随时准备接受一种不完善的，甚至是不确定的结果。但他的继任者却正好相反，事事追求确定性，同时又过于强调必然性。这种哲学层面的差异是俾斯麦下台后德国的大战略迅速瓦解的重要因素。而到了后期，德国领导人对必然性的强调更是发展到了一种偏执，越来越坚信大战“不可避免”，而一系列为“不可避免”做的准备又使得大战真的“不可避免”。
从大战略角度研究一战前的德国还涉及理性和非理性的问题。早在读硕士研究生时，我对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考虑将来而等待时机，被看做是懦夫的别名……凡是主张激烈的人总是被信任；凡是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到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工作后，我有了很多与国内外官员和学者打交道的机会，发现这句话今天在很多国家还是不断被验证。而在一战前的德国，这种非理性因素对政策和大战略的冲击更是得到了充分体现。可以说，如果没有后来高涨的、好战的国内舆论压力，德国一些政策也许不至于如此不靠谱，可能也不至于这么轻易就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么，这种群众性的非理性是如何产生的？它与国家和社会的快速发展有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高涨的公众舆论往往都有一种“强硬偏好”？是否可能控制这种非理性因素？这些问题构成了我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在本书中除了第五章对此进行专门分析以外，其他章节的分析也都或多或少涉及这些关键“内因”。
研究过程中，接触大量一手资料对于我这个非历史专业出身的人来说是一件新鲜有趣的事，感触自然很深。比如像俾斯麦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在给德国驻外大使的信、在外交信件上的批示和撰写的备忘录中，展现了一种极其深邃而又宏大的战略设计，而对实现途径的筹划又是高度辩证、高度灵活的。在这些文件中，对每个细节的关注和对全局的把握非常协调地结合在一起，贯穿于其中的则是对人性本身的深刻洞察力。但是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外交文件则远远达不到这种水平，对形势的判断往往流于一厢情愿，战略思维（包括行文）也越来越程式化，有时其错误之明显、逻辑之僵化，令读者不禁扼腕。相形之下，英国却不存在这种明显的差距。当时英国的高级官员中没有像俾斯麦那样大师级的人物，但整体水平相当之高，可以说随便一份篇幅略长的外交文件都是不错的战略分析文章，首尾文气贯通，分析精辟入理，有些甚至完全可以作为今天撰写战略咨询报告的范文。这种差异当然也反映出了英德两国在大战略方面的差距。问题是，为什么英国能够培养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可延续的团队，而德国却做不到？已故的南京大学王绳祖先生曾经用“外交特性”一词来总结一个国家，而大英帝国的特性就是“狮子加狐狸”，那么它是如何在好几代人的时间内保持这一点的？有人可能喜欢强调机制的作用，但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如文化和传统也应该受到关注。那是通过长期的磨炼、教育和帮、带、实践渗入到人思维和行事习惯中的，其力量可能比有形的机制更强大，更持久。探讨这些当然不是这本书的任务，但其中的思考却一直伴随着我研究和撰写的整个过程。
付梓之际，我衷心感谢一直支持和帮助我的师长朋友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朱成虎少将给予我这个后生小辈巨大支持，没有这些，这本书的完成可能会变得遥遥无期；我的老领导、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原所长杨毅海军少将和我的博士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原副所长周荣耀教授在撰写过程中给了我很大帮助；原外交学会会长、中国驻德国大使梅兆荣大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缉思院长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提出了宝贵意见，给我以莫大鼓励。原瑞典国防学院院长Karlis Neretnieks退役少将为我提供了很多重要资料和建议，联邦德国国防军Olaf Wiedenfeld中校在德语文献翻译方面给予了巨大帮助，在此一并感谢。最后，对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为本书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谢意。
必须承认，作为一名主要从事现实问题研究的战略研究人员，我缺乏历史学的专业训练，在驾驭浩瀚的资料方面有点力不从心。还有，我的德语是为了研究这段历史而自学的，水平十分有限。很多资料完全是凭着一股蛮劲看下来、译下来的，尽管后来得到一些朋友的大力帮助，但错误肯定难免。希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2011年2月于北京第一章低姿态的崛起
强者必遭嫉妒。——俾斯麦
1871年1月18日，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在法国凡尔赛宫宣告成立。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一场地缘政治版图的革命：原本破碎的心脏地带被整合为一个强大的国家，使其由一个承受四方压力、列强争衡的场所，变为向四周扩展影响的重要权力中心。近两百年来，一直是法国在不断地努力，以获取欧洲大陆的霸权，而此时这一进程彻底结束了。用当时的一句妙语来说，欧洲失去了一个主妇，却得到了一个主人。
对于德国来说，统一是它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明确标志，同时也是它承受各种新的压力与义务的开始。很快，德国就发现自己陷入了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著名悖论：实力越是增加，其他大国就越是疑惧，它的外部安全压力反而不断增加。为了应对这种强大带来的风险，统一之初的德国试图放低姿态，采取一条类似“韬光养晦”的路线。如果从大战略的角度来考察，这可以看成是一个摸索时期。新帝国的脆弱性
1871年德国的统一是普鲁士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这个德国基本上就是普鲁士王国的扩大。但两者在实力上却不可同日而语：普鲁士只是个军事强国，但德国却是一个在各方面都足以引起周围国家不安的大国。统一以后，它的面积增加了近一倍，人口也从1930万增加到3460万。更重要的是，统一促进了经济的惊人发展，一位历史学家指出：“1871年以后，德国工业以巨人般的步伐前进，使欧洲其他所有的经济，包括英国的经济都落后了。”
然而这个迅猛崛起的大国又有非常矛盾和脆弱的一面，尤其是在内部结构上，使得德国在形成大战略，或者是任何全局性的筹划方面都十分困难。这些突出表现在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战略决策体制三个方面。一、政治结构
从国内政治的角度看，德意志帝国的成立完全是妥协与平衡的结果。这种妥协既体现在自由主义和君权思想之间，也体现在德意志民族主义要求和各邦分立的传统之间。因此，统一后的德国虽然有了一部宪法，但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宪政国家，其政治体制基本上属于“混合型”：既是君主制与民主代议制的混合，同时也是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制的混合。
帝国国会（Reichstag）在德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时，实行普遍、平等、直接选举的帝国国会选举法被写入帝国宪法，成为德国统一在法律上的象征，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与俾斯麦政治合作的重要成果。帝国国会拥有397名法定议员，由全德25岁以上男子普选产生，其主要权力在于批准包括军事预算在内的各种法令。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德国成为一个真正近代化的代议制国家。与英、法等西欧国家相比，德国的国会权力要有限得多。它可以决定是否通过某项法令或财政预算，但本身却没有立法权，也不能对政府提出不信任。作为政府首脑的帝国宰相名义上向国会负责，但实际上是向皇帝负责，因为皇帝决定其去留。此外，各邦君主的代表还组成联邦参议院（Bundesrat），负责立法，从而又分去了帝国国会的部分权力。
相形之下，德意志帝国对于传统的君主权力却作了最大限度的保留。君主与代议机构——帝国国会和各邦议会的关系是按立宪君主制的原则决定的，即君主是唯一的主权代表，拥有充分的统治权，特别是在军事、对外政策等领域，君主拥有一人专断的权力。军事上，皇帝沿袭了普鲁士那种“士兵国王”的传统，军队只效忠皇帝而不效忠政府，军队的指挥权完全属于君主。在外交方面，除部分有关贸易、交通、关税等国际条约需要帝国国会同意外，其他国际条约（特别是同盟条约与和约）只需皇帝一人批准。在宣战问题上，只要帝国本土未遭直接攻击，皇帝只需取得联邦参议院同意就可以宣战，而不需要经过帝国国会的批准。事实上，在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皇威廉二世甚至没有获得联邦参议院同意就宣战了，联邦参议院事后追加了同意，这才使宣战行为合法化。
从帝国与各邦的关系上，德国则是一种联邦制与中央集权制的混合体。一方面，德意志帝国包含的统一因素并不多，表现为一种松散的联邦制。比如从主权上看，各邦君主是国家主权的共同享有者，仅仅在国际交往中皇帝才是德国唯一的主权代表。这一点在皇帝称号的确定上就可看出。1871年帝国成立时威廉一世试图使用“德国的皇帝”（Kaiser von Deutschland）这一称号，但由于其含有对其他各邦拥有主权的意思而被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国王拒绝，最终改为只具有民族意义的称号——“德意志皇帝”（deutscher Kaiser）。在军队构成上，德国最重要的军种就是陆军，而陆军是由几个主要邦的陆军凑起来的，平时主要向各邦的君主负责，战时才形成统一的德国陆军并由皇帝行使指挥权。一些重要的军事机关也属于邦，比如一些书上提到的所谓德国总参谋部，实际上它真正的名称是普鲁士总参谋部。从机构和位置设立上看，只有帝国国会和宰相是代表帝国层面的。帝国不设各部，而是由宰相的办公室负责帝国具体的行政事务，直到1878年宰相办公室才进行扩大，分出8个“帝国办公厅”，分别负责外交、财政、内务、海军、邮电、铁路、司法和阿尔萨斯—洛林事务，其负责人称为“国务秘书”（Staatssekretär）。所以德意志帝国不存在部长，除宰相以外也不存在别的帝国大臣。另一方面，德国又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制。这主要是因为普鲁士邦在帝国事务中起着过于重要的作用，比如它拥有帝国2/3的土地和3/5的人口，德国最重要的原料产地和工业基地都在其境内。而且，帝国税收与各邦的税收分开，普鲁士邦的税收收入长期高于帝国的岁入。到1913年时，普鲁士的总岁入仍比帝国总岁入高约1.2亿马克。更重要的是，普鲁士在政治决策中占有极特殊的位置，其国王就是德国皇帝，而帝国宰相除1873年和1892—1894年两次短暂的中断外，一般都兼任普鲁士首相，在由各邦代表组成的帝国立法机构——联邦参议院中，普鲁士占了58个议席中的17席，足以否决任何它不同意的提案。可以说，谁掌握了普鲁士，谁就能掌握整个德意志帝国的命运。二、社会结构
统一以后的德国国内社会也是一种充满矛盾和各种张力的结构，其主要矛盾包括德意志传统的分立主义和统一国家之间的矛盾，及与社会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之间几乎是势均力敌的对立。
在刚刚完成统一的时候，第一类矛盾表现得十分突出。由于1871年德国的统一是在普鲁士用武力来强制实现的，普鲁士与原先敌对各邦（如汉诺威、萨克森等）之间就存在着战胜者与失败者的裂痕。而且，在德意志历史上，以王朝为基础的分立主义根深蒂固，对王朝的忠诚一直是比民族认同更为牢固的纽带。对此，俾斯麦在其《思考与回忆》一书中指出：“在王朝的家庭统治的基础上形成的各种特殊的民族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包含各种不同成分，它们的组合既不是以族的相同也不是历史发展的相同为基础，而完全是以这样一种大可争议的事实为基础：即由王朝借助亲属关系、共同继承关系或在选举皇帝时从皇室获取继承权等来达到加强和继承的权利。无论这种小邦分立的组合的起源是什么，它的后果总是：各个德意志人随时准备用火与剑同自己的德意志邻居和同族人搏斗，如果发生连他本人也不理解的纠纷，只要王朝有令，就亲自把对方置于死地。”这种分立主义还涉及波兰人和其他少数民族问题。统一的德国是一个民族国家，其基础是民族认同，而不是对王朝的效忠。这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生活在德国土地上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居住在德国东部的波兰人该如何定位？历史上波兰被俄、普、奥三国瓜分，并入普鲁士的波兰人只是效忠普鲁士的霍亨索伦王朝，仍保留着波兰人的民族独立性，因此在普鲁士统治下波兰问题并不突出。但是德国统一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种建立在德意志民族基础上的国家形式反过来也刺激了波兰人的民族意识，很多波兰贵族宣称他们可以成为普鲁士人，但绝不会成为德国人。
与民族问题相混杂的还有宗教问题。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德意志境内就存在着天主教与新教的对立，给德意志带来巨大灾难的“三十年战争”部分原因就来自这种宗教矛盾。德国统一并没有使宗教问题消失，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有所复活。当时在德国，特别是普鲁士的民众中间，1871年的胜利和帝国的建立被看做是路德的新教对（不仅是法国的）天主教的胜利。然而新教虽然在全德范围获得了主导地位，但在德国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却是天主教占优势。这些天主教占优势的地区（如巴伐利亚和符腾堡）和以新教为主的普鲁士之间存在的分离倾向既有政治原因，也有传统的宗教原因。另外，波兰人也主要信仰天主教，与德国的新教基础不断产生矛盾。在德国决策层，特别是普鲁士政府看来，确保新教的主导地位对于维护德国国内的稳定和统一是至关重要的。在1906年，德国宰相毕洛夫就十分担心，一旦奥匈帝国解体，其德语地区（绝大多数是天主教徒）并入德国将造成严重后果：“我们将因此增加1500万天主教徒，新教徒将由此成为少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力量对比将与三十年战争之前的比例类似。这将导致德意志帝国分崩离析。”
第二类矛盾主要存在于社会阶层之间。传统的德国社会基本上以农业为主，掌握土地的容克地主阶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统治地位，是政府官员，特别是陆军军官的主要来源。然而到德国统一时，工业化已经有了相当的进展，农业在国家经济中的比重迅速下降。在1850—1854年，德国45.2%的国内净产值来自农业、林业和渔业，20.4%来自工业和手工业，到1870—1874年时，两者成为37.9%和29.7%。这样，传统的国内权力结构就不断背离新的经济基础，迅速发展起来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开始积极要求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权力。然而，新的德意志帝国是由普鲁士的封建贵族为主导而建立的，容克地主阶层仍可以凭借有利的社会地位坚持原有的权力分配。而且，德国的统一时间相对较短，工业化过程又十分集中，因此德国不像工业化过程相对漫长的英、法等国那样有足够的时间扫除传统的精英阶层，或是将其吸纳到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而是在工业社会中保留了由封建—军事精英组成的权力“硬核”。这就造成德国独特的社会现象，即同时存在工商业资本家和容克地主两个势均力敌的利益集团，双方都通过各自的渠道对政府发挥影响，由此产生的二元张力是刚统一不久德国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统一日益巩固，德国国内的第一类矛盾有所下降，而第二类矛盾却不断突出。特别是由于工人阶级的不断壮大，矛盾的主体进一步增加，局面也更加复杂化。三、战略决策体制
德国的战略决策体制主要可以从外交和军事这两个方面来考察。德意志帝国政府的代表是宰相，向皇帝负责，主持处理日常的政治事务，外交也由宰相负责。1878年之前，帝国宰相办公室负责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德国驻各国的大使馆、领事馆及其他外交机构均直接向俾斯麦本人负责。到1878年宰相办公室扩大后，设立“外交办公厅”，其长官称为“外交国务秘书”（Der Staatssekretär des Auswärtigen Amtes），类似于其他国家的外交部长，但权力要小，实际上是协助宰相处理外交事务。德国当时外交政策制定的基本流程是：使馆搜集外交信息，由外交办公厅汇集各方面信息并呈报宰相，宰相形成判断并主导制定政策，皇帝进行最后裁定。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则由宰相下达具体指令，驻外外交官员负责执行，或是由宰相亲自出面直接与其他国家驻德使节进行沟通。
但在现实中，这种程序往往被打破。由于当时德国的外交官都出身贵族，因此有些情况下外交官也会利用与王室之间的特殊关系直接向皇帝报告，从而引起宰相与外交官之间的冲突。统一之初，德国驻法大使阿尼姆伯爵不同意俾斯麦的对法政策，主张德国应帮助稳定法国国内政局，并使其重新成为一个君主制国家。而俾斯麦认为，法国的共和制与动荡的政局对德国有利，因为这些是阻止法国与俄国结盟的主要障碍，而一个君主制的、稳定的法国则会成为沙皇俄国“可能的、合适的盟友”。阿尼姆遭到俾斯麦驳斥后并没有服从，而是干脆绕过俾斯麦直接向威廉一世皇帝写信，这就严重破坏了宰相对外交事务的统一领导。俾斯麦对此当然不能容忍。两人的冲突最终以阿尼姆被解除大使职务并以“处理公务文件不当”的罪名受到法律制裁而结束。从“阿尼姆事件”以后，德国在外交方面的决策完全集中到作为宰相的俾斯麦手中，只要皇帝不进行硬性干预的话，外交政策就完全按照他的思路来进行。
但是在军事领域，宰相的权力却极小。德国的军事制度基本上是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延伸，是在绝对王权体制下形成的、被小心保存下来以免受文官和代议机构染指的一整套设计。德国实行军政和军令分开的制度，普鲁士陆军部主要负责全德军事行政方面工作（巴伐利亚、萨克森和符腾堡除外），另外宰相在其中也可以发挥一点象征性的作用，如在国防预算、兵员补充、装备、军需等方面需要他副署以赞同皇帝意见。但在军令方面，如军事计划、军队的组织训练、动员和使用等，则完全由皇帝一人专断。普鲁士总参谋部在其中也有很大权力，平时负责制订作战计划，战时负责具体落实和执行皇帝的命令，实际上是整个德国军队的总参谋部。此外，还有几个由一小部分陆海军将领组成的“军事内阁”每天向皇帝作出报告，就军事问题进行讨论决策，实际组成了一个与普鲁士陆军部、总参谋部平行的、只向皇帝负责的军官集团。这三个主要军事决策机构之间没有任何实质上的联系，全德国的武装力量也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都是直接听命于皇帝。所以，军队（主要是普鲁士军队）在德国的战略决策中享有独特的地位，而作为帝国政治领导人的宰相无权干预军事决策。这样，当德国进行战略决策时，其政治体系和军事体系在体制上是相互割裂的，仅由皇帝一人充当两个体系之间的结合。
总体上看，新成立的德意志帝国在制度准备上是先天不足的，其决策体制、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各个利益集团、各个机构都试图使自己的权力最大化，但又缺乏完善的法律和机制规范，只能处于一种各自为战的状态。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形成一种比较均衡的大战略，而且连进行某种全局性、连续性的筹划都很难。可以说，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的大战略只能以一种“背着十字架跳舞的方式”艰难发展，并且严重依赖俾斯麦个人的智慧和手段。强大带来的危险及其应对一、强大招致的危险
从外部环境来看，新统一的德国同样面临很大问题。首先，德国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它位于欧洲中部，既有漫长的、复杂的陆上边界，又濒临海洋，具有典型的海陆双重地缘特征，力量容易被分散到不同的方向。同时，它又处于大国的包围之中。在陆地上，德国东临俄罗斯、南接奥匈、西部与法国相连，唯一不与大国接壤的北方则是北海和波罗的海，而这一方面也面临着英国的海上霸权。所以俾斯麦总结说，德国处于“中心和无屏障的地理位置，国防线伸向四面八方，反德联盟很容易形成”。
更重要的是，德国的统一根本上改变了欧洲的力量结构，而且这种改变是以在战场上打败欧洲五大国中两个大国的激烈方式来实现的，必然引起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弹。这种由强大带来的压力突出表现在英俄这两个大国对德国的态度上。在统一前，当普鲁士陷于与法国或奥地利的较量时，英国和俄国会或多或少地加以援手，属于普鲁士的“天然盟友”。但是统一以后，德国一跃成为中欧最强大的国家，而法国与奥地利反而处于需要保护的状态。对于这种革命性的变化，英国与俄国的立场基本一致，那就是德国的相对优势不能再进一步扩大，法国不能受到进一步削弱，反而应给予支持以便平衡德国。
英国在这方面的反应最为迅速。早在德国统一战争结束之前，英国就开始表现出扶持法国抑制德国的倾向。当普法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英国试图用“人道主义”压力来干预普军对巴黎的围困。从停战到法兰克福条约签署之间的这段时间内，英国部分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又四处活动，力图阻止法国向德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而保守党的主要领导人索尔兹伯利（此人后来数次出任英国首相）甚至不赞成英国在战争期间保持消极的“中立”，认为政府应该开展积极的外交行动：“难道这（指避免法国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不是一场值得冒险的危机吗？”最能概括英国立场的则是保守党领袖本杰明·迪士累利1871年2月9日在下院的著名声明。他明确指出，普法战争绝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这场战争代表了德意志土地上的革命，这是比法国大革命更加重大的政治事件。但我不会说在社会意义上比法国革命更重大或同样重大。它的社会意义将体现在未来。我们处理外交事务的原则已经完全不复存在，而就在六个月前，这些原则还被政治家们接受并当作指针。当然被扫荡掉的不仅仅是外交的传统。你们面临一个新的世界和一种新的影响力量，要应对新的未知的事物和危险……均势已经完全被破坏，受冲击最大、最能感受到这种巨变带来的后果的国家，就是英国”。实际上，英国真正担心的是，德国实现统一了以后会怎么办。这个崛起的大国会不会利用自己增长了的实力来进一步扩大优势，最终实现称霸？在德国统一的初期，英国决策层内部的这种怀疑十分强烈，可以说不少人认定德国会采取进一步的扩张。比如迪士累利本人就认为，“俾斯麦是个地地道道的新波拿巴，对他应当加以遏制”，而且“俄国和我们（指英国）为了这个具体目的可能结成同盟”。1871年以后英国驻德国大使奥都·罗素也认为，俾斯麦的目标就是使“德国在欧洲称霸，使德意志民族在世界称霸”。而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就被认为是德国统一所有欧洲操德语地区的开端。
相对而言，俄国对德国崛起的反应却没有英国那样迅速。这一方面是因为俄国罗曼诺夫王朝和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之间的传统纽带仍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俄国借法国战败而取消了1856年巴黎和约中屈辱性的“黑海中立化”条款（主要是限制俄国在黑海拥有海军），也算是从德国统一中获得了部分利益。不过，这些对俄国的影响都是暂时的，德国统一对欧洲力量结构带来的深层次变化很快就在俄国政策中得到了体现。俄国和英国一样，开始从德国传统的反法盟友转变为法国的支持者。1872年9月，俾斯麦费尽力气将德、俄、奥三国皇帝拉到柏林进行会晤，以显示“君主国的团结”时，俄国却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俄国宰相哥尔查科夫明确向法国驻柏林大使示意，俄国将支持法国重建自己的陆军：“我已向您说过这一点，而且乐意再说一遍，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对俄国这种立场，俾斯麦有过准确的判断。他认为俄国在普法战争时还没有预见到“战后会有如此强大和团结的德国作为它的邻邦”，而一旦态势明了后俄国就会划出新的底线：“对于俄国政策来说存在一种限度，法国在欧洲的重要性不允许被缩小到超过这个限度……我相信法兰克福和约是达到了这个限度的。”
至于被德国打败的法国和奥地利，对德国崛起自然更加怀有敌意。在法兰克福条约中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地区后，法国对德国的仇恨变得根深蒂固，复仇的意愿可以说主导了1871—1914年法国全部的对德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44年内，法国只要有打败德国的机会就会尽全力争取，任何与德国不和的国家都是法国潜在的同盟。相对而言，德国与奥地利的矛盾还是属于可调和的。奥地利国力相对较弱，而且面临国内危机。1867年成为奥地利—匈牙利“二元帝国”后，奥匈帝国对于夺回德意志的领导权已经失去兴趣，普法战争结束后，奥匈进一步感到复仇无望，因而将力主对德复仇的首相博伊斯特解职，默认了德国的成功。但是，一旦德国卷入其他纠纷，奥匈保持观望并伺机对德报仇的可能性就会重新出现。二、俾斯麦的初步应对措施
面对这些压力，俾斯麦还是有心理准备的。他本人深谙大国崛起必遭疑惧的规律。在《思考与回忆》这本政治遗嘱性质的书中，他就着重指出了由国家强大带来的危险，一再提醒德国人应谨慎处理与其他大国关系。
但是，认识问题是一回事，解决问题又是另一回事。在德国统一初期，俾斯麦仍然延用普鲁士时期的一些老办法来应对这些新出现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想让德国表现得像统一前的普鲁士那样，“装作”自己还没有崛起。这可能也算是一种德国式的“韬光养晦”。
比如对于英国，俾斯麦就一再放低姿态，希望引用普鲁士和英国在历史上的结盟传统来化解英国的疑惧和压力。1870年11月，英国驻德大使罗素向俾斯麦表达英国对俄国破坏巴黎和约中黑海条款的严重关切，并进而提出，英国认为德国背地里为俄国此举撑腰，以作为俄国在普法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回报。俾斯麦对此没有直接回应，而是借机对英国作了一番友好表示，称德俄之间没有秘密协定，双方的关系是一种公开的，同时又是没有明文规定的同盟关系。对于这种关系，他“不仅不打算否认，而且还公开宣称这是友谊和对以往友善举动的感激所形成的民族和家族联盟。他的任务就是保持这种联盟直到未来出现更有利的联盟”。同时，他又强调，英国和奥匈是德国的“天然盟友”，为这样的联盟德国准备作出牺牲。这就明确暗示如果英国愿意与德国结成历史上英国与普鲁士之间的那种同盟关系，德国可能放弃支持俄国。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用以往英普关系的模式来套英德关系。但是这种做法已经不可能成功。统一后的德国毕竟不是原先的普鲁士，英国对一个大陆上新兴强国的疑虑是根深蒂固的，所以对于俾斯麦的建议根本没有接招。此事很快不了了之。
对于奥匈与俄国，俾斯麦用的也是普鲁士时期的老方法，那就是强调君主之间的联合。当时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断发展，专制统治和资产阶级都感到了威胁。而在俾斯麦那里，几乎所有的威胁或危险都是机会，都可以利用它们来吓唬其他人与他合作，实在不行还可以用来对付国内的反对派。俾斯麦是梅特涅的崇拜者，自然想用国际共产主义（特别是巴黎公社以后）来恐吓一下君主们，从而恢复“神圣同盟”，稳定欧洲的大国格局。但是，这种普鲁士时期的老办法还是有点问题。德国的实力与当初的普鲁士不可同日而语。奥匈与俄国都担心，一旦形成一个“君主国同盟”，强大的德国将自然而然地成为同盟的核心。另外，奥俄之间在巴尔干问题上还存在竞争，两国也不愿被拉入同一个联盟体系。
所以，奥匈希望德国与俄疏远，并在关键时刻支持自己对付俄国。俄国的意图则更复杂一些，它一方面不愿意承认德国新拥有的国际地位，不愿按德国的想法行事，另一方面认为自己拥有“行动自由”，仍可以与法国甚至奥匈保持良好关系来要挟一下德国，所以俄国也不急于接受俾斯麦关于三国恢复某种“神圣同盟”的想法。
针对这种局面，俾斯麦很快变通了那种老普鲁士的做法，加入了更多的权力政治手腕。他先对付实力相对较弱的奥匈帝国，认为只要拉过来奥匈，再与实力相对强大的俄国进行讨价还价就有了很好的本钱。在此后近二十年中，俾斯麦关于德奥俄三国关系的政策都贯穿了这种思路。俾斯麦在与奥匈的谈判中明确表示，德国不会以牺牲德俄关系来换取德奥关系的改善，奥匈最后只能屈服。奥匈皇帝弗朗兹·约瑟夫二世对柏林进行一次正式访问，这被看做是奥匈接受被德国战败事实的表示。两个德意志大国之间的友好表示自然使俄国感到一些紧张。为了避免被德奥两个国家排除在外，俄国沙皇与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也主动访问柏林并“恰巧”形成了三位君主同时聚会的情景。但是，这一次“三皇会议”充其量只是一种外交姿态，并没有形成任何书面文件。事实上，通过聚会奥俄两国都明白，在两国的矛盾和竞争不可能消除的情况下，不能让对方单独与德国加强关系，三国同时进行接触是最好的选择。
1873年5月，德皇威廉一世在宰相俾斯麦和普鲁士总参谋长毛奇的陪同下回访俄国，并签署了俄德军事同盟协定，规定缔约双方在任意一方遭受其他欧洲大国进攻时提供二十万军队进行支援。这一协定表明，俄国准备在下一次德法战争期间至少再次保持中立，这相当于间接地保证了德国对阿尔萨斯—洛林的占领。但是俾斯麦并不十分在乎这点利益，相反，他更看重的是德、奥、俄三国关系的协调。在他看来，只要这三个国家能在外交上保持一种基本一致，那么法国的复仇就不足为虑。因此，他声称该协定如果没有奥匈参加将是无效的，希望把奥匈拉入，但奥匈却不愿参加这样一个有约束力的保证。作为一种替代，奥匈反而直接与俄国谈判。1873年6月，当沙皇访问奥匈的香伯龙（Schönbrunn）时，两国达成了一个非常笼统的协议，只是泛泛地保证要“维持欧洲和平”。对德国来说，该协议当然不像俄德军事协议那样有价值，但是毕竟缓和了奥俄这两个大国的关系，避免德国在其中作出选择，所以俾斯麦还是满意的。1873年10月，德国也加入“香伯龙协议”并形成了“三皇同盟”，即第一次“三皇同盟”。
在经营奥、俄、德三个“君主国”的关系时，俾斯麦也时刻关注着英国的反应。他担心“三皇同盟”的形成会刺激英国，促使其与法国联合，因而不断向英国释放信号，强调这一同盟不会损害英国的利益。为此，他坚持在国际事务中放低姿态，同时也做了一些实际行动来表明德国的诚意。比如在1873年夏，德国就促成英国与俄国达成了一次划分中亚势力范围的协定，帮助稳定了英俄关系。总体上看，在1871年到1875年间，这种“低姿态”还是收到了一定成效。德国的整体外部环境有了改观，英俄对德国崛起的戒心似乎有所减小，而意大利也由于害怕法国干涉自己与梵蒂冈之间的争端，主动向德国靠拢。一时间，德国崛起所引发的结构性压力似乎已经消除。“战争在望”危机
然而，以普鲁士的方式行事并不会让别人把德国错当成普鲁士，更不能改变德国崛起的事实。当1875年“战争在望”危机爆发的时候，外部环境“大幅改善”的假象很快就破灭了，德国式的“韬光养晦”也遭到了严峻考验。这次危机的根源在于德国崛起带来的各种压力的汇集，但是爆发的直接原因却更加复杂一些，与当时德国国内的一场政治—宗教斗争有很大关联。一、“文化斗争”与法德关系紧张
前面提到，普鲁士是以新教为主的国家。早在19世纪初，普鲁士就确立了新教的国教地位，并实行政教分离。而天主教势力则努力维护自身作为少数派的权利。1852年后，普鲁士邦议会中就曾存在过一个特殊的罗马天主教政治派别。该派力图在一个新教占优势的国家里维护天主教会的权利，但是从来没有妨碍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来实施它的政策。
然而到德国统一以后，随着国家与民族两个概念更加紧密地结合地来，宗教与政治之间、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变得紧张。这一点与当时欧洲的大环境也正好合拍。在19世纪下半叶，罗马天主教被不断排挤出国家的政治生活，政教分离已经成为欧洲的一种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天主教会决心进行反击。在教皇庇护九世的领导下，欧洲的天主教会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巩固教权运动。1864年，罗马教廷发表题为“谬误的大纲”（Syllabus of Errors）的文件，反对政教分离，重申教会对世俗事务的权力。1870年又发表了“教皇无谬误说”（The Dogma of Papal Infallibility），称教皇代表神意。这样一来天主教会与国家之间的矛盾就进一步激化。
对这场国际范围内的政治—宗教斗争，俾斯麦本来希望置身事外，1870年时还要求普鲁士驻罗马教廷的大使采取严格克制和中立的态度。但是，这场斗争很快就波及德国国内。首先，德国的自由派人士、新教势力都强烈反对罗马教廷的做法，而天主教势力也分为两派，不接受“教皇无谬误说”的一派遭到德国天主教主教团的迫害，开始请求国家的保护。其次，德国境内的天主教政治派别开始积极主动地采取行动，整合反对派力量，于1870年12月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央党。在1871年帝国国会选举中，他们以全德天主教运动的面目出现，在382席的总席位中获63席，几乎占全部选票的1/5，成为帝国国会的第二大党，也是俾斯麦政府最大的反对党。第三，天主教的积极活动与波兰问题产生瓜葛，因为波兰人主要信奉天主教，而不少天主教教会在波兰人聚居的省份鼓励使用波兰语，而不是像政府要求的那样推广德语。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政府就面临天主教教派利益与波兰民族利益结合起来的危险，使得原本是宗教权利的斗争很快与国家安全利益联系了起来。
俾斯麦政府迅速采取了行动，以进一步明确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巩固新国家的统一。1871年夏天，政府逐步将天主教教会影响排挤出公共事务，并在全德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反对教权主义的运动，被称为“文化斗争”（Kulturkampf，该词于1873年由进步自由党人发明）。但是，国家机器对群众性宗教信仰的斗争往往很难占上风，德国“文化斗争”的形势也迅速复杂化。一方面，政府简单的强硬手段不仅没有削弱天主教势力，反而使其得到了广泛同情，天主教的政治力量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874年1月的帝国国会选举中，天主教中央党的席位由63席增加到91席。另一方面，德国国内的天主教势力得到了罗马教廷和法国天主教势力的支持，这样国内政治—宗教斗争就有了国际背景，而且迅速涉及国际政治中的现实问题，特别是法德之间的敏感问题。1873年8月初，法国南锡主教发表了一封给教区教友的公开信，要求他们为归还法国的斯特拉斯堡和梅斯（分别是阿尔萨斯和洛林两个地区的首府）作祈祷。一个月以后，巴黎大主教也发出类似的号召。后来，又有五个法国主教发表讲话，支持阿尔萨斯—洛林的天主教徒和德国主教团反对政府的镇压措施。
面对这种情况，俾斯麦开始怀疑法国与罗马教廷正在阴谋联合反对德国，而法国国内形势的发展更是加深了这种疑虑。在结束普法战争的《法兰克福和约》中，德国要求法国赔款50亿法郎并以军事占领法国部分地区作保证，原打算借此使法国背上沉重的财政包袱，延缓其复苏进程。然而法国偿清战争赔款的速度却出乎德国意料，到1873年时就偿清所有赔款，1873年9月16日，德国占领军也被迫完全撤出法国。1873年11月20日，法国国民大会选举了拿破仑三世的一个旧部下麦克马洪元帅作为法国总统，困扰法国政坛的宪法危机开始平息，法国国内局势逐步稳定。在军事上，普法战争一结束法国就开始重整军备，到1873年时军事力量的恢复进一步加快。法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快速复苏很快引起了德国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德国军方率先作出反应。普鲁士总参谋长毛奇早在1872年就着手制定对法“预防性战争”的作战计划。1873年5月1日，毛奇在对英国大使罗素的谈话中提到对法战争的可能性，紧张气氛开始出现。
与此同时，一些谣言开始传播，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1874年12月，报纸传出消息，称一名比利时人要暗杀俾斯麦，而巴黎主教将为此支付6万法郎。俾斯麦因此对比利时政府作出了十分严厉的反应。到1875年初，又有谣言称俾斯麦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在为瓜分比利时做准备。1875年的另一个谣言是由“拉多维茨使命”引起的。当时，俄德关系出现问题，德国驻俄大使因病离职，导致这一重要职位空缺。而俄国宰相哥尔查科夫又希望疏远一下德国，以显示俄国对德国的重要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于1875年2月向圣彼得堡派遣特使拉多维茨，协调一下德俄两国对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政策，并力图缓和一下俄国特别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对德国的不满情绪，这就是著名的“拉多维茨使命”。然而，谣言也随之传播（俾斯麦认为俄国宰相哥尔查科夫是主谋），称拉多维茨此行主要是希望在法德战争爆发前争取俄国的支持或中立，作为交换，德国将支持俄国在巴尔干的政策。这样，一场新的德法战争的可能性开始朦朦胧胧地出现了。二、“战争在望”？
1875年3月4日，德国宣布停止出口马匹，原因是俾斯麦得到报告，称德国马匹商人突然接到法国方面的大量订单，要立即购买一万匹军马。而到3月12日，法国方面也采取了一项重大行动，其国民会议通过一项法案，将每个营的编制从3个连增加到4个连，而每个团则从3个营增加到4个营。根据普鲁士总参谋部的估计，这项法案将为法军在战时增加14万4千人的兵力，从而可能改变德法之间的军力对比。这样，双方似乎突然进入了一种军事对峙甚至是临战的状态，局势进一步紧张。
面对这种情况，俾斯麦的考虑比较复杂。首先，他不同意德国军方，特别是普鲁士总参谋部认为法国正在重整旗鼓以便发动复仇战争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法国在找到一个盟国之前不会冒险对德国进行复仇。其次，俾斯麦似乎真的相信存在一个国际性的、反德的天主教联盟，而法国和罗马教廷则是其中的核心。在国内“文化斗争”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德国迫切需要在外交上取得一次对法国的胜利来挽回颜面，以证明新成立的帝国没有因“文化斗争”而分裂。第三，通过利用并加剧紧张局势可以争取其他大国的支持，以便对法国施加强大压力，制止或延缓其军力的复苏。因此，他拉响了对法战争的警报。1875年4月5日，德国的《科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联盟》的文章，将法德之间的紧张局势与“文化斗争”联系起来，指出国际上正在形成一个由法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罗马教廷组成的“反对普鲁士化的德国的天主教联盟”，而法国的军力恢复则是为了准备“复仇战争”。4月9日，德国《邮报》又发表了题为《战争在望？》的著名文章，更加明确地指出法国正在准备复仇战争，从而在德国和全欧洲都掀起了一种临战的紧张气氛。与此同时，一些德国高级官员也开始释放信息。1875年4月21日，曾任赴俄特使的拉多维茨在晚宴上对法国驻德大使贡陶—比隆就战争与和平问题发表了一番哲学见解。他首先称目前法德之间的危机已经解决了，但是又说，如果法国执意复仇，那么为什么德国要坐等法国重新武装并找好同盟呢？从“政治、哲学甚至是基督教”的角度来看，德国在那种情况下采取预防性打击都是有道理的。5月2日，普鲁士总参谋长毛奇会见英国驻德大使罗素，称发生预防性战争的责任并不在发动进攻的一方，而在挑起进攻的一方。但是，如果欧洲大国站在德国一边，让法国感到复仇没有希望的话，战争就会避免。
总体上说，俾斯麦这种做法还是典型的普鲁士方式，特别是统一战争期间的普鲁士方式，即主动加剧紧张局势，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外交互动来迫使对手做出大的让步。但他没有注意到，形势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德国与普鲁士的地位完全不同。在1871年以前，普鲁士可以主动跳起来闹一阵子，然后迫使其他大国赶来“劝架”，但统一后的德国已经没有条件这么做了。对于欧洲列强来说，德国太强大，它的任何挑衅性行为都会被非常认真地看待，并且很有可能刺激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对抗它。所以在1875年的时候，法国是需要保护的对象，德国自己才是需要防范的对象。德国鼓吹防范法国威胁非但不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共鸣，反而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各大国，特别是英国和俄国迫切希望保证法国的地位和力量不再被进一步削弱，以便制衡德国的崛起。这样，俾斯麦在这场“战争在望”危机中的失败就成为必然。
更何况，此时法国的外交一反1870年普法战争前夕的那种笨拙和鲁莽，而是进行了相当高明的运作。法国外长德卡兹牢牢抓住其他大国对德国崛起的戒备心理，充分展现法国受到德国挤压和威胁的形象，促使大国进行干预。他一方面向英、俄、奥政府积极游说，将俾斯麦描绘为对欧洲和平的威胁，同时又运用国际媒体的力量，命人在拉多维茨谈话报告的基础上撰写一篇有关德国的预防性战争理论的文章，于1875年5月6日发表在英国《泰晤士报》上，引起了欧洲各国的极大震动。三、各大国的反应
英国率先进行了干预。早在1874年2月10日，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就写信给德皇威廉一世，警告说如果德国试图再次打垮法国将引起严重后果。1875年4月，当德国《邮报》发表《战争在望？》一文后，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伯爵马上约见德国驻英大使，表示法国方面已经向英国作出保证，重组法军的目的仅仅在于恢复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尊严，在法国没有一位政治家相信法国可能在一场对德战争中获胜。5月9日，英国驻德大使罗素又紧急拜会德国外交国务秘书毕洛夫，宣称英国政府不相信法国有任何要开战或者以武力收复丢失省份的意向，英国政府对当前的动荡表示很大不安。与此同时，英国邀请意大利、俄国和奥匈联合向德国施压，要求“保证和平”。5月31日，德比伯爵在英国上议院又作了措辞十分严厉的演讲，重申法国没有任何发动战争的意图，指责“部分德国的高层人物”应该对这场危机负责。这一讲演被第二天的《泰晤士报》刊登，从而向整个欧洲明示了英国对“战争在望”危机的立场。
俄国的立场也是同样。1875年5月5日至6日，俄国驻英大使彼得·舒瓦洛夫在从圣彼得堡返回伦敦的途中专程在柏林停留，向俾斯麦和威廉一世转达俄国政府的不安。与此同时，英俄对德国的共同立场也促使两国在危机过程中联合起来。舒瓦洛夫到伦敦以后，向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伯爵报告，称俾斯麦正处于一种极差的心理状态中，总是疑心其他欧洲国家要联合起来反对德国。5月10日，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给俄国沙皇写信，提出两国共同行动，由俄国沙皇在访问柏林过程中作出和平倡议，而德比伯爵则命令英国驻德大使罗素进行全力配合。5月10日至13日，俄国沙皇在宰相哥尔查科夫的陪同下访问柏林，表示俄国不赞成德国对法国发动预防性打击，而且还要求俾斯麦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俾斯麦只能保证德国无意进行任何预防性战争，而哥尔查科夫则立即向俄国驻各国的使馆发电，称和平已经有了保障。
至此，德国突然发现自己在欧洲完全陷入了孤立：英俄两个大国联合起来对德国施压，奥匈帝国冷眼旁观，而意大利则大搞两面派，一方面接受英国的建议，同时又向德国透露信息，以便获得更多回报。其中，英国的干预最为积极主动，力度也最大，给俾斯麦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不无讽刺地指出，英国在1870年时只要拿出这种劲头的十分之一，就能阻止法国进攻德国，也能阻止普法战争的爆发。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那就是在任何时候，如果我们试图对法国的再次进攻做出军事上的或外交上的准备（当然现在我们没有这样做），那么英国就将鼓动起整个欧洲来反对我们而支持法国。”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只能全面撤退，并开始向各方反复解释德国没有任何先发制人的意图，而这一过程又延续了很长时间，使德国政府在国际和国内都陷入了很大被动。直到1876年2月，俾斯麦还在向帝国国会做出解释，试图撇清政府在危机中的责任。
可以说，俾斯麦一手拉响的“战争在望”危机最终是以自己的全面失败而告终的。而失败的主要根源在于，他对于德国新的国际地位和战略环境的判断不准确，特别是没有充分估计到德国崛起在其他大国中引起的不安和防范心理。他沿用了普鲁士时期的老战术，结果违反了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一个崛起大国应尽可能避免成为矛盾焦点。这种失策使事态发展完全超出了他的控制，英、俄等大国借机向德国亮明了自己的立场，而法国实际上获得了某种安全保障。英国外交大臣德比伯爵对此不无讽刺地评价说：“俾斯麦要测试一下欧洲的舆论，现在他得到了答案。”这一“答案”当然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在应对崛起带来的压力方面，“低姿态”是远远不够的，最多只能在风平浪静时发挥作用。“战争在望”危机对俾斯麦个人的打击也十分沉重。1875年5月底他提出辞呈，遭到威廉一世皇帝拒绝后又离开柏林前往瓦尔青休假，一直到11月才重新回到柏林工作。在5个多月离群索居的时间里，他实际上是在进行自我放逐，使自己在一种极端孤独的情况下深入地思考德国的处境和命运。人们永远无法知道，俾斯麦在这段时间到底都想了些什么，当然也无从知道这是否属于阿诺德·汤因比所说的“归隐—复出”模式。历史研究所能显示的只是，在“战争在望”危机以后，那种德国式的“韬光养晦”开始调整，俾斯麦的对外政策也越来越充分地考虑德国崛起这个新的现实，逐步体现出一种深远的、全局性的战略谋划。增加的国际义务——近东危机与德国的选择
如果说“战争在望”危机显示出德国崛起引起其他大国的压力，那么紧接着发生的“近东危机”则表明，崛起还迫使德国不得不背上更多的国际义务，并且接受伴随而来的各种深层次风险。这些仅仅靠俾斯麦在政策上“低姿态”已经无法躲避了。更关键的是，1875年开始的“近东危机”所冲击的正是当时德国外交的重心——“三皇同盟”。
前面提到，所谓的“三皇同盟”并不是这三个国家要联合起来对抗谁（用今天的政治语言来说就是不针对第三方），而是希望通过这种联合的形式来掩盖彼此间的利益冲突，特别是俄奥两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争夺。对德国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只要俄奥和德国在一个联盟体系内，这两个国家就不会有太大的动力来寻求与其他国家（主要是法国）的同盟，法国就始终处于一种孤立状态。这样德国在欧洲的地位和安全都不会出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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