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在韩国的传播与翻译--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第三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崔溶澈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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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在韩国的传播与翻译--域外汉籍研究丛书第三辑试读：

作者简介

崔溶澈　高麗大學中文系教授。長期以來致力於以《紅樓夢》爲主的中國古典小説與東亞比較文學的研究。先後擔任過高麗大學中國學研究所所長、韓國中國小説學會會長、中國語文研究會會長、東方文學比較研究會會長、高麗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長等職務。著譯書有《〈红樓夢〉的傳播與翻譯》、《金鰲新話的版本》、《剪燈三種》、《紅樓夢（全譯）》等；主持校勘有《韓國漢文小説集成》等。另外發表過中國古典小説與東亞比較文學相關研究論文多篇。

譯者簡介

肖大平　2011年畢業於廣西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獲碩士學位。2012年入高麗大學學習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專業博士課程，2014年夏博士結業。曾任韓國明知大學與漢陽女子大學中文系講師、韓國建陽大學中文系助教授，現爲韓國柳韓大學商務漢語系外籍助教授。在韓國核心期刊KCI上公開發表《〈金鰲新話〉引〈詩經〉研究》等論文十數篇。研究方向爲：中國古典小説、韓中比較文學、對韓漢語教學。

國家“雙一流”擬建設學科“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藝術”資助項目

江蘇高校優勢學科建設工程“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資助項目

江蘇省2011協同創新中心“中國文學與東亞文明”資助項目

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專刊樂善齋譯本《紅樓夢》封面（原藏於昌德宮樂善齋，現藏於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樂善齋譯本《紅樓夢》卷之一第1頁樂善齋譯本《紅樓夢》卷之一第2頁樂善齋譯本《補紅樓夢》封面（原藏於昌德宮樂善齋，現藏於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樂善齋譯本《補紅樓夢》第1頁樂善齋譯本《補紅樓夢》第2頁樂善齋譯本《續紅樓夢》封面（原藏於昌德宮樂善齋，現藏於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樂善齋譯本《續紅樓夢》第1頁樂善齋譯本《續紅樓夢》第2頁樂善齋譯本《紅樓夢補》封面（原藏於昌德宮樂善齋，現藏於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樂善齋譯本《紅樓夢補》第1頁樂善齋譯本《紅樓夢補》第2頁樂善齋譯本《紅樓復夢》封面（原藏於昌德宮樂善齋，現藏於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樂善齋譯本《紅樓復夢》第1頁樂善齋譯本《紅樓復夢》第2頁樂善齋譯本《後紅樓夢》封面（原藏於昌德宮樂善齋，現藏於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樂善齋譯本《後紅樓夢》第1頁樂善齋譯本《後紅樓夢》第2頁

總序

十六世紀以來，在一些西方的文獻中，往往提到中國人有這樣的自負：他們認爲惟獨自己纔有兩隻眼睛，歐洲人則只有一隻眼睛。這些記載出自英國人和葡萄牙人，而法國的伏爾泰也曾謙遜地認同這種説法：“他們有兩隻眼，而我們只有一隻眼。”用兩隻眼睛觀察事物，是既要看到自己，也要看到他人。是的，作爲中國文化基本價值的“仁”，本來就是著眼於自我和他者，本來就是在“二人”間展開的。不過，當大漢帝國雄峙於東方的時候，儒家“推己及人”的政治理想，即所謂的“仁政”，實際上所成就的却不免是以自我爲中心的天下圖像。政治上的册封，貿易上的朝貢，軍事上的羽翼以及文化上的四敷，透過這樣的過濾網，兩隻眼所看到的除了自己，也不過是自己在他者身上的投影。這與用一隻眼睛去理解事物，除了自己以外看不到他人的存在，又有什麽本質的區别呢？

從十三世紀開始，陸續有歐洲人來到東方，來到中國，並且紀録下他們的觀察和印象。於是在歐洲人的心目中，逐漸有了一個不同於自身的他者，也逐漸獲得了第二隻眼睛，用以觀察周邊和遠方。不僅如此，他們還讓中國人擦亮了第二隻眼睛，逐步看到了世界，也漸漸認識了自己。不過，這是在中國人經歷了近代歷史血和淚的淘洗，付出了沉重代價以後的事情。

同樣是承認中國人有兩隻眼，但在德國人萊布尼茨看來，他們還缺少歐洲人的“一隻眼”，即用以認識非物質存在並建立精密科學的“隻眼”。推而廣之，在美國人、俄羅斯人、阿拉伯人及周邊各地區人的觀察中，形形色色、林林總總的中國，也必然是色彩各異、修短不齊的形象。我們是還缺少“一隻眼”，這就是以異域人觀察中國之眼反觀自身的“第三隻眼”。正如一些國外的中國學家，曾把他們觀察中國的目光稱作“異域之眼”，而“異域之眼”常常也就是“獨具隻眼”。

然而就“異域之眼”對中國的觀察而言，其時間最久、方面最廣、透視最細、價值最高的，當首推我們的近鄰，也就是在中國周邊所形成的漢文化圈地區。其觀察紀録，除了專門以“朝天”、“燕行”、“北行”及“入唐”、“入宋”、“入明”的紀、録爲題者外，現存於朝鮮——韓國、日本、越南等地的漢籍，展現的便是“異域之眼”中的中華世界。這批域外漢籍對中國文化的每一步發展都作出了呼應，對中國古籍所提出的問題，或照著講，或接著講，或對著講。從公元八世紀以降，構成了一幅不間斷而又多變幻的歷史圖景，涉及到制度、法律、經濟、思想、宗教、歷史、教育、文學、藝術、醫藥、民間信仰和習俗等各個方面，系統而且深入。

從學術史的角度看，域外漢籍不僅推開了中國學術的新視野，而且代表了中國學術的“新材料”，從一個方面使中國學術在觀念上和資源上都面臨古典學的重建問題。重建的目的，無非是爲了更好地認識中國文化，更好地解釋中國和世界的關係，最終更好地推動中國對人類的貢獻。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新貌之獲得，有賴於當時的新材料和新觀念，用陳寅恪先生的著名概括，即“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域外漢籍可大致歸入“異族之故書”的範圍，但其在今日的價值和意義，已不止是中國典籍的域外延伸，也不限於“吾國之舊籍”的補充增益。它是漢文化之林的獨特品種，是作爲中國文化對話者、比較者和批判者的“異域之眼”。所以，域外漢籍既是古典學重建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材料，其本身也應成爲古典學研究的對象。正是本著這一構想，我們編纂了“域外漢籍研究叢書”。其宗旨一如《域外漢籍研究集刊》：推崇嚴謹樸實，力黜虚誕浮華；嚮往學思並進，鄙棄事理相絶；主張多方取徑，避免固執偏狹。總之，我們期待著從“新材料”出發，在不同方面和層面上對漢文化整體的意義作出“新發明”。“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宋儒曾把這兩句詩看作“浩然之氣”的形容；“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寄諸佛子，共結來緣。”唐代鑒真和尚曾因這四句偈而東渡弘法。我願引以爲域外漢籍研究前景和意義的寫照：它是四方仁者的“同天”，是穿越了種種分際的交滙，是智慧的“結緣”和“對語”，因此，它也必然是“生香不斷”的光明事業。

是爲序。序《紅樓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作爲一代經典巨著，《紅樓夢》問世不久即在中國大衆中出現了“開談不説紅樓夢，讀盡詩書也枉然”的閲讀熱潮，而且“不脛而走”遍世界，受到異國讀者的青睞和好評。據現已發現的文獻記載推定，《紅樓夢》一書早在清道光十年（1830）之前已經傳入當時朝鮮王朝。其後不久（約1884年）出現李鐘泰等文人翻譯本（即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成爲《紅樓夢》一書走向世界的第一部全文翻譯本，其首譯之功不在禹下。

歷史進入二十世紀之後，韓國漢學家以摘譯、節譯、全譯幾種形式翻譯出版的《紅樓夢》達三十餘種之多。與此同時，《紅樓夢》續書（如《後紅樓夢》、《續紅樓夢》、《紅樓夢補》、《補紅樓夢》、《紅樓復夢》等）也得到韓國讀者的關注並翻譯傳播！由此我們有充分理由説，《紅樓夢》在韓國的流傳與翻譯在世界上自當名列第一。對此，崔溶澈教授曾直言道：“《紅樓夢》是體現了中國文化精神的超越時空限制的文學精品。”“描寫人類永恒人性、情感的作品。因此，《紅樓夢》如今不僅是中國的文化遺産，也是世界人類的文化遺産。……從這個意義上説，將《紅樓夢》翻譯成韓文，不僅能够讓我們在閲讀中更深入地理解中國文化，走近中國，還能在欣賞作品時，感受到人類文化遺産的永恒魅力，這也是翻譯《紅樓夢》的現代意義所在。”（見崔溶澈答趙冬梅訪談録）作爲一個中國學人，我對韓國的翻譯家們對《紅樓夢》之鍾情與爲《紅樓夢》一書在韓國的流傳、普及所作的巨大貢獻，懷有深深的敬意！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我有幸在北京與崔溶澈教授相識，至今已近三十個春秋。承他不棄，相贈大著和譯本多種，從中獲益良多，難以細數。特别是在他的倡議下，我曾兩次受邀赴韓國參加學術研討會，使我有幸結識了許多卓有成就的學者，親睹了他們對中國文化研究的熱情和取得的諸多成果！十數年來，我從崔溶澈教授相贈的著作中看到了他對《紅樓夢》的研究熱情與摯誠的治學精神，令我深受啟發與感動。在閲讀許多韓國學者的紅學著述過程中，我發現其研究的視角廣闊多元——從《紅樓夢》的文學背景研究到《紅樓夢》的悲劇性研究；從文本語言到人物形象分析；從《紅樓夢》的主題思想到脂硯齋評語的美學理論研究；從《紅樓夢》的版本探考到《紅樓夢》中的清代服飾研究；從飲食描寫到《紅樓夢》中的宗教觀……包羅萬象，令人目不暇給。特别是韓國學者對當代紅學研究中一些重大的争議課題，亦予以極大的關注並闡釋他們的看法。記得數年前崔溶澈教授在接受中國學人趙冬梅訪談時曾説道：“《紅樓夢》之於中國，就像莎士比亞作品之於英國，《源氏物語》之於日本，這樣厚重的作品，需要我們嚴肅慎重地對待。我們需要的是更堅實的研究，更多的學問積蓄，更多的與鄰近學科的連接研究，以及更多的和其他學問的整合研究，和外國文學的比較研究，等等。‘紅學’如果走向世界，中國的文化遺産就會在全人類的文化遺産中再生。這雖然不能馬上成爲現實，但我們應該將其視爲目標，由此建立世界紅學。在此，殷切希望海内外紅學界能一起爲實現這個目標而共同努力。”尤其難能可貴的是，韓國一些學術刊物舍得篇幅刊發韓國以外學者的紅學論文。諸如柳存仁、陳慶浩、曹立波、徐乃爲、洪濤等先生的大著均在其列。我認爲這種學術交流不僅是一種眼光，也是一種闊達的胸懷！

韓國的紅學研究既朝氣蓬勃，又保持了自己的學術特色，同時海納百川的氣概值得我們重視和認真學習！

時值溶澈教授大著《〈紅樓夢〉在韓國的傳播與翻譯》中文版即將在中華書局出版之際，聊陳幾點感想，以申祝賀之忱！謹請溶澈教授暨紅學道友不吝指教！

是爲序。胡文彬丁酉歲菊秋月於京華飲水堂

作者新序

20世紀50年代單行本形式的《紅樓夢》開始在韓國出現，其實在過去的六十餘年裏出現過大概十多種的主要譯本。這其中有完譯本，也有節譯本與選譯本，有韓國人的譯本，也有中國朝鮮族譯者的譯本，也有這些人潤色修改過的本子。不僅有從日文譯本轉譯過來的韓文譯本，也有以中文原文爲底本直接翻譯成韓國語的本子。在韓國的紅學文獻中佔據非常重要地位的傳播記録與譯本，將成爲未來記録韓國紅學史的重要内容。

筆者曾經以短篇論文的形式對《紅樓夢》在韓國的傳播與翻譯的特徵等問題向海外的學人做過介紹，但是還没出版過能爲廣大中華文化圈的讀者所見到的專門研究著作。本書原書名爲《紅樓夢的傳播與翻譯》，這次中文版改名爲《紅樓夢在韓國的傳播與翻譯》。韓文本出版於2007年，此後諸事應接不暇。當時正在準備中的共譯本《紅樓夢》（六册）於2009年出版，同時也出版了針對一般讀者而寫的《紅樓之夢》。本來打算將原文與譯文以對照的形式出版的，但是這一目標未能實現，這個想法只好留待以後。2015年我們成立了韓國紅樓夢研究會，每年發行兩次會刊《紅樓阿里郎（Arirang）》，及時登載國内外的紅學資訊，成爲向一般讀者宣傳介紹《紅樓夢》的窗口。

在這樣的背景下，從事中韓比較文學專業的肖大平先生發現本書的價值，開始了此書的翻譯工作。中國對海外漢學研究的成果多有介紹與出版，本書的中文翻譯也是與之性質相同的活動之一。本書的韓文本中本來以附録的形式收録了一些此前發表的論文，這次中文本中删除了這些附録文章，補充進了筆者最近的一些研究成果。

本書有幸收入南京大學域外漢籍研究所《域外漢籍研究叢書》中。本書對中國最著名的小説傑作《紅樓夢》是如何在鄰國韓國傳播與翻譯，對於一般讀者又産生了哪些影響等問題進行了闡述。因此筆者以爲該書與叢書的主旨也是十分契合的。在此，對將本書收入叢書的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謝！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胡文彬先生是筆者最尊敬的紅學家，筆者與胡先生有多年的友好交流。作爲紅學界的前輩，胡先生也曾給予了許多的幫助與指教，這次又撥冗爲本書賜序，借此出版之機深致謝忱。最後，對爲本書的翻譯付出巨大精力的肖大平先生以及擔任此書編輯工作的中華書局的編輯再次深表謝意！2017年2月25日　於海東研紅軒崔溶澈

原序

清代乾隆年間出自曹雪芹之手的《紅樓夢》得到了讀者們非一般的喜愛，抄本得以傳播開來。1791年程偉元在北京將高鶚整理補充的120回本初次刊印。此後，該書在全國各地迅速地傳播開來，開始獲得爆發性的人氣。該書的讀者，剛開始以作家周圍的文人與皇室爲主，後來逐漸走向社會底層，使該書得以在多樣的讀者層中傳播。傳播的同時也湧現了很多續書與改編的戲劇、繪畫、雕刻、音樂以及影視作品等。如果説《紅樓夢》中的世界是中國人生活的地方的話，那麽《紅樓夢》中的世界到底是哪兒却不爲人知。因此形成了多種多樣的紅樓文化。

處於近代急速變動時期中的中國知識份子，對《紅樓夢》形成過程進行考索，以此作爲再發現本民族自我的機會。代表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的學者們探尋《紅樓夢》中的中國人文精神傳統，並對《紅樓夢》做出了再評價，認爲《紅樓夢》足以屹立於世界文學之林。

至於《紅樓夢》傳入韓國的經過及時間，對此很難進行考證。儘管如此，據李圭景的記録，可以推定《紅樓夢》早在1830年之前就已經傳入韓國。整體上來看，朝鮮時期重視正統文學，對小説一般給予否定的評價。提及明末以後傳入的《三國志通俗演義》等歷史演義小説的文字不少，但是提及以男女情事爲主體的作品却很少。當時的讀者中很少有人仔細地閲讀並分析過這部小説，將這部小説與《金瓶梅》等而視之。即便處於這種氛圍之中，高宗年間出現的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以及五種續書却很完整的保留了下來。這不是一種讓人充滿敬意的現象嗎？《紅樓夢》逐漸在中國整個區域傳播，從高級知識份子階層到女性讀者層，誰都能感受這部書的藝術魅力，當時就已經開始用外語和少數民族語言來翻譯《紅樓夢》。最初由派遣到中國的西洋傳教士與外交官嘗試用英文進行翻譯，以便當時居住在中國香港、澳門以及南部地區的西洋人士用《紅樓夢》來學習漢語，理解中國文化。派遣到北京的俄羅斯正教會的傳教士也爲了學習北京話，購買了此書初期的一套抄本（即現在的聖彼得堡藏本）。

在日本，也有過將此書用于理解中國文化的努力，部分翻譯了這部作品。當時駐日本的清公使黄遵憲與日本學者以筆談的形式就《紅樓夢》展開過討論。20世紀初期，日本將之視爲專門的研究成果，致力於《紅樓夢》的翻譯，給世界各國的翻譯提供了很大的幫助。

19世紀中後期，英語與日語的翻譯本雖然已經出現，但是20世紀之前，朝鮮高宗年間出現的樂善齋本《紅樓夢》120回全譯本却是唯一的全譯本。雖然還算不上是學術性的研究成果，但是作爲世界上最早的全譯本，無疑在紅學史上佔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

樂善齋本爲昌德宫後宫的居處，但到了朝鮮後期成爲收藏數量衆多的韓文文獻的宫中圖書室。《紅樓夢》就是其中收藏的中國小説翻譯本中非常特别的作品。

從歷代文人那裏未能獲得關注的《紅樓夢》在當時的宫中獲得了特别的優待。首先，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與其他小説不同，當時將原文與譯文同時進行收録，且以上下對譯的形態進行筆寫。另外，在朱筆書寫的大字體的原文邊上，又以韓文字母標注了漢字的發音。每1回以1册的形式進行編纂，共達120册，編纂非常精巧，這反映了當時人們對《紅樓夢》的興趣與熱情是非常高的。不僅如此，當時宫中所藏的《紅樓夢》續書五種都得以翻譯了出來。即：《後紅樓夢》、《續紅樓夢》、《紅樓復夢》、《補紅樓夢》、《紅樓夢補》等。這五種續書數量龐大，共達124册。從作品的翻譯到續書的翻譯，這種規模龐大的翻譯舉動，即使是在現代都是其他國家没有的情況。

20世紀以後，韓國的《紅樓夢》翻譯與傳播已經開始落後於日本。日本在1920年代初期對前80回進行了完美的注釋與原文的對譯。韓國在日本統治時期，白華梁建植1918年就開始了在報紙上連載《紅樓夢》。到了1930年，張志暎開始在報紙上連載其對《紅樓夢》的評論，表現出對《紅樓夢》的興趣。但是，並未能對規模龐大的《紅樓夢》進行全譯連載，結果當時單行本都未能出現便很快迎來了解放。正音社出版的2卷本的縮略本是韓國最早的單行本。1960年末期，乙酉文化社出版的李周洪翻譯本雖是在參照日譯本的基礎上進行的，但是用非常流暢自然的韓國語進行的口述式的翻譯，因此對於讀者瞭解《紅樓夢》的世界助益良多。此後出現的翻譯本很多都受到了該譯本的影響。

此後多次出現過並不專業的《紅樓夢》的縮略本，這些縮略譯本皆以非全譯本的形態出現，但也未能獲得讀書界的多大注意。1990年以後再次在報紙上進行了連載，但是結果却有始無終，中途擱淺。另外，改頭换面的改編之作雖然在報紙上得以連載，並吸引了一部分讀者的興趣，但是學術界對這些作品進行了批判，認爲這些作品是對原作内容與思想的巨大損害。當時值得注目的是，10年前在中國大陸出版刊行的兩種譯本在首爾得以重新出版。延邊大學的共同翻譯本，以及外文出版社的共同翻譯本，分别在藝河出版社與青年社得以刊行。上文所述的在日譯本基礎上進行重譯的本子當時大部分都停止了流通，因此兩種中國朝鮮族翻譯家的翻譯本一段時間内得以流通。

最近重新進行的翻譯預計將由韓國的學者進行全譯，受到學界一定程度的關注。新版全譯《紅樓夢》將以同時收録原文與注釋的形式進行，筆者與高旼喜教授分别擔任前80回與後40回的翻譯工作，共同完成了此書的翻譯。這種方式早有先例，戴維德·霍克斯（David Hawkes）與約翰·閔福德（John Minford）兩位教授共同翻譯的英譯本《紅樓夢》就是這種共譯的方式。可以説，這將成爲開啟韓國《紅樓夢》翻譯史上新篇章的一個契機。

筆者很久以來就對《紅樓夢》的傳播與翻譯有著濃厚的興趣，並一直以此爲研究的課題。但是筆者也很清楚，目前筆者對相關材料還未能進行系統的整理和研究，爲編著《紅學史》，還需要做出很多的努力。目前暫時就其中的一部分材料與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收集整理，編成這本小書。首先需要説明一下，單篇論文是爲特定的目的而寫成，未能形成一定的一貫的體系，其中也有一些在内容上是重復的。

本書主要以《紅樓夢》在韓國的傳入、樂善齋譯本《紅樓夢》及其續書，以及對現代翻譯家的翻譯本的研究論文爲主編撰而成。樂善齋本的《紅樓夢》與續書兩種，收入的是筆者的兩篇論文，針對餘下的三種續書的翻譯，收録的是金明信與金貞女兩位學者的論文。另外，還收録了朴在淵教授關於《紅樓夢》系列翻譯本的語彙問題的論文。朴在淵教授創建的鮮文大學中韓翻譯文獻研究所雄心勃勃地促成的《朝鮮時代翻譯古小説叢書》中就包含了樂善齋本的《紅樓夢》及續書五種。借校注本刊行的契機，以上的論文都得以發表。在此向同意論文收入本書的各位同仁表示感謝。

梁建植是在樂善齋本之後，進入20世紀以來最早在現代意義上進行《紅樓夢》翻譯的第一人。筆者曾對他的翻譯與研究進行過考察，本書中收録相關論文一篇。對解放以後韓國出現的數種譯本進行了概括性的介紹，以及將韓日英三種語言的譯文進行比較而撰寫的論文也一併收入。筆者以爲，對於學界了解《紅樓夢》在韓國傳播與翻譯的具體情況，或許會提供一定的幫助。

高麗大學中國學研究所與鮮文大學中韓翻譯文獻研究所共同舉辦的“紅樓夢的傳播與翻譯”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04年11月召開。這是在韓國召開的第一届《紅樓夢》國際學術研討會，來自中國大陸、臺灣、香港、日本等國家與地區的學者參加了此次會議，蔚爲一時盛況。在會議召開的同時我們也展出了《紅樓夢》相關的資料與文物，引起了與會者的濃厚興趣。本書從當時發表的論文中選出一些，並以附録的形式附於書後，把對《紅樓夢》的傳播進行詳盡考察的日本學者伊藤漱平教授的文章譯成韓文並附於文後。最後，借本書出版的契機，期待進一步加深學界對《紅樓夢》的關心與研究，希望讀者諸君不吝賜正。2007年晚秋於安岩庭園研紅軒崔溶澈|第一編|總論第一章《紅樓夢》在韓國的傳播與翻譯概況一、前言《紅樓夢》抄本中年代最早的是甲戌本。甲戌年即1754年，當時曹雪芹還在世。現在留存下來的，雖然只有16回，但是從内容上看，已經在某種程度上非常接近全書原貌。算起來已經是距今250餘年前的事情了。很可惜的是曹雪芹没能熬過十年，没能完成全書就絶命而去。2004年爲了紀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中國紅樓夢學會在揚州舉行了“國際紅學研討會”。另一方面，韓國國内開始對過去一直以來未受到人們重視的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與五種續書産生興趣。從2004年開始，對《樂善齋本紅樓夢翻譯叢書》的全面調查與校勘注釋的工作正式展開，數量龐大的電腦輸入本得以刊行。另外，也借此機會編撰了《紅樓夢韓文古語詞典》。在朴在淵教授的主導下，這一數量龐大的工作得以展開。

包括筆者在内的國内紅學界，克服種種不利條件，爲了紀念此事，決定召開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們將會議的議題定爲“《紅樓夢》的傳播與翻譯”，邀請了以中國爲代表的東亞各國的紅學專家，在考察《紅樓夢》的成立與傳播以及在世界各國的翻譯情況的同時，更通過將這一世界上最早的全譯本向與會學者集中展示，使更多的人瞭解了未能得到國際紅學界承認的樂善齋本及五種續書的翻譯情況。在與朴在淵教授共同促成的這次紅學國際會議上，筆者以“《紅樓夢》在韓國的傳播與翻譯”爲題進行了主題發言，引起與會同行們的關注。筆者1990年於“國立”臺灣大學以《清代紅學研究》爲題取得博士學位，回國以後至今，長期致力於收集韓國的《紅樓夢》傳播與翻譯的相關資料，連續有階段地發表了一些論文。

本書即以這些論文爲基礎，對整體情況進行了再整理與考察。希望筆者的這種努力，能促進人們對《紅樓夢》的海外傳播與翻譯的瞭解。二、《紅樓夢》傳入韓國的記録《紅樓夢》最初的刊行本有賴1791年程偉元與高鶚的努力，萃文書屋刊行120回本，後稱之爲“程甲本”，1792年還有一次刊行，稱之爲“程乙本”。據説此後該書還被刊行過。程刻本尚未在韓國爲人發現，復刻本的東觀閣本與本衙藏本等本子現藏於韓國。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紅樓夢》傳入韓國的相關記録。事實上，現在對《紅樓夢》傳入韓國的過程缺乏詳細的記載。但是不能因爲没有記載，就説《紅樓夢》未能傳入韓國。乾隆年間數量衆多的燕行使節的記録雖多，但是到目前爲止，對《紅樓夢》傳播的具體記録尚未發現，這無疑是件讓人感到遺憾的事，應該還有繼續調查的必要。

朝鮮時代文人的文集中，能見到《紅樓夢》書名的最早的記録是李圭景的《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中“小説考證説”：

有《桃花扇》、《紅樓夢》、《續紅樓夢》、《續水滸傳》、《列國志》、《封神演義》、《東游記》，其他爲小説的不可勝記，有《聊齋志異》，蒲松齡著，稗説中最爲可觀。

1791年出現的程甲本是《紅樓夢》刊本中最早的活字印刷本，此後出現了很多翻刻本。《續紅樓夢》與《後紅樓夢》爲《紅樓夢》早期的續書，我們知道這兩部書問世於1799年。這兩部書在李圭景的文集中均被提及。我們只能據此對《紅樓夢》傳入韓國的時期進行推測，而李圭景的這句話寫於何時，尚無明確的資料作爲判斷的依據。

很遺憾的是，李圭景的書後没有抄寫的年代。李圭景1788年出生於名門望族，著名的實學家李德懋是其祖父。但是李圭景一生都未出仕爲官，只專注於著述。李德懋曾作爲燕行使節的一員到訪過北京。由於做過奎章閣的檢書官，家裏有很多藏書。可説家族的學問傳統給了他巨大的影響，一般人很難見到的清代通俗文學作品，他直接就能看到，這並非偶然。

他的著作《五洲衍文長箋散稿》的寫作時間雖然並不能明確考知，但是大體上應該是完成於1830年，當時李圭景40多歲。我們可以很容易做出這樣的推定：這一時期是他埋頭著述的一段時間。如果《紅樓夢》與《續紅樓夢》的書名是這一時期記録在其文集中的話，《紅樓夢》與《續紅樓夢》傳入朝鮮再晚也應該在此之前。中國書籍傳入朝鮮應該是在相當快的時間内，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

朝鮮王朝每年都會派燕行使節到北京，每次一百名，一年中有好幾次這樣的機會。1791年程甲本出現以後，《紅樓夢》以很快的速度在全國傳播開來，也傳往海外。翌年在北京，修正後的程乙本問世，接著程丙本又得以刊行。幾乎是在同一年，蘇州也出現了刊本。另外，程甲本出現後不過兩年，該書就已經傳到了日本。

1800年代初期，《紅樓夢》就已經廣爲流傳，盛行一時。當時《紅樓夢》的4種續書都在嘉慶以前出現，1820年之前，主要的8種續書都出現了，並廣爲傳播。在這種背景下，《紅樓夢》以很快的速度傳入朝鮮。即使對李圭景的記録進行仔細推敲斟酌，我們也可以推測該書於1830年之前就已經傳入了朝鮮。

比李圭景的記録晚一點的是趙在三（1808—1866）在《松南雜識》中的記録。其《稽古類——西廂記》條中提及戲曲與小説的文字記録如下：《西廂記》：《文苑楂橘》中，《會真記》“待月西廂記”下一句，巧演而爲山棚之戲，故鶯鶯上是也，《金瓶梅》、《紅樓浮夢》等小説不可新學少年、律己君子讀也。

在這裏，趙在三表達了對小説的通俗性以及對男女關係的露骨描寫會有傷風敗俗的擔心。到了19世紀初期，已經有相當數量的文人知道了《金瓶梅》一書的存在，並擔心該書内容上的負面的、破壞性的效果。這一點大體上已爲人們所承認。雖然在此有一個細節值得我們注意，那就是文中又提到另外一部小説——《紅樓浮夢》。筆者以爲這是趙在三將聽來的内容進行改换後錯誤記録的結果。因爲這一書名的小説至今尚未爲學界寓目。如果與《金瓶梅》一道明確的記録下來的話，那當然應該是《紅樓夢》。

在中國清代以後的小説中，作爲同一類型的作品，這兩部小説很多情況下被同時論及。從以世情小説與人情小説進行分類的角度來看，從《金瓶梅》到《紅樓夢》的發展階段是中國小説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换句話説，“紅樓浮夢”中的“浮”是一個多出來的字。另外還有一種意見，那就是，認爲趙在三所謂《紅樓浮夢》實際上是發音與之相同的《紅樓復夢》（1805）這一本續書。不管怎樣這兩個字是兩個不同的字，雖然有因發音相同而産生誤記的可能，但是這一説法很難令人信服。另外，與《金瓶梅》一道被禁止的數量衆多的《紅樓夢》續書中，選擇《紅樓復夢》這種可能性也很難讓人接受。

最後，如果趙在三的書名没有錯的話，那麽就有存在《紅樓浮夢》這樣一部書的可能性。雖然迄今爲止，這一書在中國尚未被發現，但是中國亡佚的書籍最近陸續在韓國與日本發現，從這一點來看，我們有理由進行如上的推測。但是，將《紅樓浮夢》與“新學少年”及“律己君子”們不可讀的《金瓶梅》一併提及，這一點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疑問。因此，從寬泛的意義來看，此書可以理解爲指稱的就是《紅樓夢》。

趙在三的這句話寫於何時，我們不得而知。儘管如此，考察其生平可知，與《金瓶梅》、《紅樓夢》同一類型的書籍於19世紀前半期得以廣泛的傳播開來。趙在三在談論這兩部書時説，無論是新問世的書還是能爲人們看到的已經問世的書，讀者都需對這兩部書保持警惕。反過來可以説，趙再三的話側面説明了該書在當時的社會上已經廣爲傳播的事實。

朝鮮後期關於《紅樓夢》的記録雖然只找到了如上的兩條材料，但是現在對相關記録的調查還未能全面的展開，筆者確信一定在更多的地方會有相關的記録。歷代數量龐大的燕行使節團往返北京，這些使節可能會承載購買有著露骨描寫的中國小説與戲曲的使命。如果考慮到這一點的話，説朝鮮的文士階層對中國官員們熱衷《紅樓夢》這一點一無所知，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以通譯官的身份往返中國好幾次的李尚迪（1804—1865，號藕船）與中國文人有著密切的交往，其中他與張曜孫的交往廣爲人知。張曜孫曾寫過《續紅樓夢》，也是《紅樓夢》的愛好者。如果考察創作年代的話，李尚迪的《恩頌堂集》出現在先，雖然不可能直接提到這部書，但是當時他們的交流中也可能有有關《紅樓夢》的討論，應該説這種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而且，李尚迪的身份是譯官，與其他的文人不同，具備足够的直接解讀中國白話小説的能力。另外他也如同其他士大夫一樣，是一個不用刻意回避通俗文學的階層。國籍相異的兩國文人的親密關係，從韓中紅學關係研究的角度來看，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

以下我們簡單來考察一下韓國國内流傳下來的《紅樓夢》的版本。雖然迄今爲止我們還未能找到脂硯齋評本等早期的抄本和程偉元、高鶚刊行的程刻本，但是早期的東觀閣本與本衙藏本、藤花榭本等流傳了下來，可見《紅樓夢》傳入韓國的時間也不是很晚。

東觀閣本出現於1795年，與本衙藏本刊行於同一時期。東觀閣本本藏於民間，本子中夾有一部分評點，現藏於慶州市立圖書館，原書24册，現僅存15册。本衙藏刻本原書24册原封不動的流傳了下來，書上印有“李王家圖書之章”的藏書印，現移送至韓國學中央研究院藏書閣保管。這難道不是民間與王室都曾閲讀過這部小説的證據嗎？此外，道光年間出現的，傳播最爲廣泛的評點本“王希廉本”，以及清末合評本“金玉緣本”流行更加廣泛，現在韓國的各主要圖書館都有收藏。三、朝鮮末期《紅樓夢》續書的翻譯《紅樓夢》的外文翻譯始於1830年，但是全譯本却一直没有出現。《紅樓夢》傳入韓國如前文所述大體上是在1830年以前，但是我們找不到相關材料證明民間曾試圖對這部作品進行過翻譯。事實上，比起《紅樓夢》，後來出現的《鏡花緣》刊行後不到數年即傳入韓國，並得以翻譯刊行。《紅樓夢》是一部規模龐大的長篇小説，也是一部理解起來十分困難的白話小説，因此民間翻譯起來並非易事。我們也很難下這樣的結論。儘管如此，有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很難找到《紅樓夢》在民間傳播的痕迹。

但是，朝鮮末期在宫中主導下翻譯的樂善齋本《紅樓夢》，不僅僅是韓國翻譯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成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紅樓夢》全譯本。從這一點來講，可以説應該是受到世界紅學界關注的重要的譯本。（一）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

樂善齋雖然是憲宗朝鮮（1835—1849）時期爲了紀念後宫金氏而建造的殿宇，但是後來也用作高宗的便殿，也是保管大量諺文抄本書籍的王室圖書館，以便後宫與宫女們閲讀，藏有韓文抄本2300册，1945年光復之後被人發現，之後於韓國戰争期間幾乎被移送至北朝鮮。此後不久，轉移到昌慶宫藏書閣保管。樂善齋文庫將該書歸入貴重書籍類，並編制了縮微膠卷，便於一般讀者利用，原書也得以公開展示。（圖爲昌德宫樂善齋）

被稱之爲“樂善齋翻譯小説”的這些中國小説作品，在一段時間内其中的一部分作品成爲人們研究的對象，迄今爲止正在展開全面的調查與研究。特别是對《紅樓夢》及其五種續書的研究是我們最近的工作。對樂善齋文庫抄本翻譯小説的譯者與翻譯年代的考察，雖然在此期間從很多角度被人們提及過，但是目前我們尚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證據。因爲在大部分的譯本中並没有有關譯者與翻譯年代的明確記録。對這部抄本翻譯小説的評論，我們還得從光復以前1940年李秉岐在《文章》雜誌上發表的《朝鮮語文學名著解題》中尋找。當時李秉岐解説了239種朝鮮書籍，在最後的部分以《談李鐘泰的翻譯》爲題，提到了當時中國小説翻譯的主導人物李鐘泰，後來在他的《國文學全史》中，還對此説進行了進一步的明確論述。

樂善齋翻譯小説很早就爲人所知，但是由於對“創作小説”的興趣，翻譯小説雖然一定程度上獲得了人們的關注，但對此的研究顯得不够，這是不争的事實。在此期間，雖然人們對一些作品表現出興趣，也做過一些研究，但是真正意義上的綜合研究與整理直到1990年代才開始。特别是朴在淵教授開始了相當有組織有體系的整理，隨之出現的很多的發現成果引起了學界的格外關注。

下面簡要談一下對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的讀者層的考察情況。該書最初由宫中製作。樂善齋本翻譯小説中有先由民間或者書坊製作後又傳入宫中的重抄本，至於《紅樓夢》的情況，似乎有一些民間傳播的版本，但是迄今爲止找不到任何民間翻譯《紅樓夢》的證據。由民間製作而後傳入宫廷，這種可能性微乎其微。果真如此的話，那麽我們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現存的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製作於宫廷，而且是爲供宫廷人物閲讀而製作的。雖然現在我們找不到記録顯示到底哪些宫廷人物閲讀過這部書，但我們可以確認的是，至少從朝鮮末期到日本帝國主義統治時期，與宫廷有關聯的一部分人、或者皇室親戚們讀過這些書。

現在對此期間樂善齋本《紅樓夢》的解題及研究情況作如下整理。

鄭炳昱教授的《樂善齋文庫目録及解題》一文中將《紅樓夢》及五種續書概括稱之爲“翻譯小説”，但是對版本情況缺乏具體論述。他只説有《紅樓夢》諺解本120册，而未明確指出其中有三册遺失的情況。李明九教授於1972年在由藏書閣發行的《國學資料》上發表的《關於譯本紅樓夢》，是對《紅樓夢》譯本真正意義上進行介紹的第一篇文章。李家源教授很早就對精文研（前精神文化研究院的簡稱，現稱韓國學中央研究院）收藏的樂善齋本《紅樓夢》十分關注，並對此書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由於他的多方努力，該書得以影印並由亞細亞文化社刊行，可謂貢獻頗多。《紅樓夢》翻譯本由樂善齋所藏，這一點確鑿無疑。朝鮮後期諺文創作的小説與中國小説諺解譯本一起長期收藏於樂善齋，如果尋找能據之推定譯者與翻譯時期的根據的話，筆者以爲只能從樂善齋本中尋找了。另外，到19世紀末期在全世界範圍來看都未曾出現過120回本的全譯本，爲了强調該譯本是朝鮮後期即19世紀末期出現的最早也是唯一的全譯本，稱該譯本爲“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也是理所當然的。以此爲題是出於這一題名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翻譯的動機、過程、譯者、翻譯時期及翻譯形態等問題這一考慮。如果説要突出這一譯本的特點的話，可以命名爲“樂善齋本注音對照全譯紅樓夢”。

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每回成一册，共120册，數量龐大。發現的時候只有117册，有3册遺失。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由於譯文與原文、注音均有收録，因此其筆寫的形態就需與衆不同。與其他樂善齋抄本一樣，版本上的特徵，如版框、界綫、版心等信息皆無，亦無頁數。一面分爲上下兩段，上段占三分之一，下段占三分之二。上段以朱筆記録原文，半頁8行，以精工的楷書書寫，每個漢字都標注有發音。當時爲了標注中國音，設計了一種特殊的韓文。每行從一字到十一字不等。下段的譯文也是半頁8行，以韓文書寫，字迹亦較清晰，看起來書寫人書寫時比較用力。每行字數從十五字到十八字不等，然而上下齊整。原文的第一個字的高度雖然一致，而譯文中的回目及正文中的詩詞等韻文跳兩格書寫。譯文每行的字數雖從十五字到十八字不等，但原文每行對譯，也有縮減字數而空出字符的情況。譯文中偶爾有雙行注釋，這些大多是解釋中國的典章制度、人名、地名等韓國讀者陌生的内容。

筆寫的字體大多數皆如下筆之初，應該是出自專門抄工之手。不過由抄寫字迹來看，除專門抄工之外，似乎還有其他人也參與了抄寫。參閲其他五種續書，這些續書都只有譯文没有原文，雖然也是用韓文的宫體寫就，但是似乎出自多人之手。

從《紅樓夢》的整體量上來看，除去遺失的三册，留存下來的達10236頁。這其中内容最多的一回是第62回，達146頁。内容最少的是第12回，只有53頁。兩者相差幾乎三倍。

以下簡要介紹一下1988年4月亞細亞文化社的影印本。書的正題爲“紅樓夢”，另有副標題爲“樂善齋本”，全書15册。從書的大小來看，該書是原文的縮小本，每卷收録了6~9回。每卷都有頁碼，從652頁到731頁不等。卷一收録李家源教授的序文，發現當時缺失的第24回、第54回、第71回據臺灣出版的活字本補足。樂善齋本的原文爲朱筆抄録的，而在影印本中爲了印刷的方便以黑白色刊印，但是對此並未做出説明。另外，在將全書120册（實存117册）壓縮成15册的過程中每册的封面都被删去，這是非常遺憾的事。由於每册封面的回數和標題，也有重要的版本特色，未能得以保存很是可惜。只是在這15册每册的第一章中標注了《紅樓夢》書名然後進行影印。該影印本影印了具有純粹學術意義的120回，通過影印出版這一龐大的譯本，直接向一般讀者進行了介紹，同時也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從這一點上來講具有無與倫比的價值。提示該譯本的譯者、翻譯時期、抄寫年代等版本概況的資料幾乎皆無從查考，能够據之推定這些問題的序跋文及評論等其他相關記録也都一概無從查考，只是收録了原文、注音以及譯文。其他對作品内容或者登場人物進行分析的總評，以及眉批、行間批等皆無。

該譯本到底出自誰人之手？幾乎没有對此進行研究的論著。既存的書目中説明有可能是高宗年間的李鐘泰。樂善齋本諺解本小説大部分是由李鐘泰等人翻譯的這一説法，早在1957年出版的李秉岐與白鐵合著的《國文學全史》中有更細緻的説明。

高宗皇帝二十一年（1884）前後，有文士李鐘泰者受皇帝陛下之命，招募譯員數十名，經年翻譯中國小説近百種。如今昌德宫内樂善齋（王妃之讀書室）韓文書籍四千餘册，其中多爲翻譯小説，也有國文學十分珍貴的本子在内。

比起這一記録更早的是前述李秉岐1940年於《文章》刊物上發表的《朝鮮語文學名著解題》中的舉例。相關記録雖不明確，但是李秉岐總因一些緣故有了這樣的確定性認識，因此也不能輕易否定。

李相澤教授在《古小説論》中十分重視李秉岐這一陳述，並認爲李秉岐並非只是中國小説的翻譯者，也推測其與韓文“創作小説”有關係。李相澤教授根據李秉岐的話推測，支持翻譯這些中國小説的人物屬於王妃等高層人物集團。换句話説，在喜歡小説的閔妃（明成皇后）等人的積極推動下，李鐘泰等人編寫了大量的韓文“創作小説”及翻譯小説。

李鐘泰（1850—1908）本籍慶州，譯科出身，是宣祖朝著名的寫字官李龍海的第14代孫子，父親名李載焕。他於高宗十一年（1874）考中了同治甲戌增光譯科，被任命爲“漢字教誨正”。爾後擔任過各地方的知縣與郡守，以及學部參書官兼侍從等職，後又任漢城師範學校長、學部編輯局局長、外國語學校長等職。

雖然上述資料無法直接證明他與樂善齋本翻譯小説有直接關係，但是他以譯官的身份科舉及第，做過相當高的官，又擔任過外國語學校的校長。從他的這些任職經歷來看，他應該是當時宫廷較有權力的人，皇帝或王妃命其召集數十名譯員翻譯中國小説，應該説爲“譯者爲李鐘泰説”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今天尚存的樂善齋本抄本小説都相當精工。樂善齋原爲宫廷藏書處，如果考慮到這一點，那麽不可否認的是該書是由以李鐘泰爲代表的譯官翻譯，翻譯完畢後在宫廷慎重的抄寫、甚至包括王妃等人在内也做出過貢獻的作品。

考察樂善齋本《紅樓夢》的底本，譯者採用的是程甲本系列，特别是“本衙藏版本”及“王希廉評本”爲主要底本。但是這一譯本並非依照一定的規則，也並非採用某一統一的本子。當時譯者並未意識到版本之間的差異。收録原文的抄録文，及發音標記與全譯底本的版本是在相當混亂的狀況下進行的。可以説當時的譯者對翻譯底本的版本問題幾乎没有任何考慮。他們的翻譯之作，無論是卷首還是卷尾部分，均未留下序跋文等有關版本特徵的記録，只是忠實地將原文進行了翻譯和抄録。

樂善齋本全譯《紅樓夢》收録了120回全文與發音，完全是逐字翻譯的數量龐大的注音對照本。以下簡要分析一下該書翻譯上的特點。

從翻譯的方法上來看，主要有如下幾點：1）漢字詞語並不轉换，且直接以韓文發音來標注的；2）較難懂的漢語詞彙，改成爲比較習慣的其他漢字語來代替的；3）完全直譯，以韓文逐字翻譯的；4）漢語詞彙合理進行意譯，順便補充以便使前後文脈暢通；5）對於韓國讀者不熟悉的中國文物典章制度及固有名詞等，採用附加雙行注釋的辦法。

這本書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將原文一併收録，這樣就可使讀者便於學習漢語。所有的漢字原文都一一標注中文發音。對多達71萬字這一龐大數量的《紅樓夢》原文一一標注了發音，這不僅僅是在當時，就算是在今天，從全世界範圍來看，也很難找到類似的情況。

在韓國，標注漢語發音始於韓文創制之後。各種典籍以諺解的形式注明，韓文的使用逐漸普遍，隨著《老乞大》、《朴通事》等漢語學習教材諺解本的製作，發音標記正式開始登場。漢語的發音標記一直持續到朝鮮後期，到樂善齋本翻譯小説形成的19世紀後半期，標記方式開始出現一定的差異。依照具體研究這部書發音標記的論文的意見，學界認爲，該書的發音標記這一工作並不屬於國家機關司譯院的公職活動範圍，而是很多翻譯者共同合作參與完成的，是一件純粹的翻譯工作。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該書保留了當時十分鮮活的標準中國語實際發音的信息。（二）樂善齋本《紅樓夢》五種續書

以下簡要考察一下與《全譯紅樓夢》一道製作並長期以來保存在樂善齋的《紅樓夢》五種續書的翻譯情況。

樂善齋本《後紅樓夢》是逍遥子《後紅樓夢》的譯本。該書在《紅樓夢》的五種續書中最先爲人所知，可以推知該書刊行於1796年前後。程偉元的刊行本問世後不到五年就出現了該書。原書30回，樂善齋譯本分爲20卷20册。因此不能使用所有的回目，中間有些卷數就被腰斬了。

樂善齋本《續紅樓夢》是據秦子忱《續紅樓夢》翻譯而成。是《紅樓夢》續書的第二部，刊行於1799年。全書共30回，樂善齋譯本分爲24卷24册。由於原書與譯本的卷數不同，造成對回目的處理很複雜，儘管如此，但也並未減省，回目在文中都得以全部引用。從内容上來看，《續紅樓夢》先是概述了120回的主要内容，主體内容是承接120回全書内容而來，因此視續作第一回爲全書第121回也無妨。

樂善齋本《紅樓復夢》據陳少海《紅樓復夢》翻譯而成。該書刊行於1808年，續書回目達100回，數量龐大。樂善齋本的譯本全部進行了翻譯，分50卷50册。每册包含兩回的内容，文中都安插有回目。

樂善齋本《紅樓夢補》是歸鋤子《紅樓夢補》的譯本。該書1819年以24卷48回的形式出版。該書截取《紅樓夢》後半部分的20回，續書中讓含恨而死的林黛玉重新復活，這部書是爲了不使其承受與賈寶玉離别之苦而寫的作品。作家在第1回中表達了相同的創作動機。與其他作品都在120回之後接續不同，《紅樓夢補》中設計了在第97回林黛玉死後讓其再生還魂的故事。結構與之相似的續書還有秦子忱的《續紅樓夢》與花月癡人的《紅樓幻夢》，但是相比之下，評論家們認爲歸鋤子的《紅樓夢補》接續得最爲自然，評論家們對這部作品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樂善齋本《紅樓夢補》分24卷24册。全書48回都得以翻譯了出來，每册收入2回。並且在文中照録了回目的原文，並以發音的形式進行了標注。

樂善齋本《補紅樓夢》是嫏嬛山樵《補紅樓夢》48回的譯本。《補紅樓夢》以1820年問世的本衙藏版本年代最爲久遠。内容接續第120回，以天上的太虚幻境、神仙界的大荒山、地上的大觀園以及地下世界的地府爲空間背景展開故事情節。

太虚幻境中有以逃離人世的林黛玉爲首的金陵十二釵生活在那裏；在大荒山上，出家的賈寶玉與柳湘蓮做了渺渺真人與茫茫大士的弟子，精進修道；而在大觀園中，生活着尚活在人間的王夫人與薛寶釵等榮國府的人物；地府中生活着林如海等人。薛寶釵之子賈桂芳在夢中閑游太虚幻境，看到仙簿後，突然開悟了前世今生的因緣。嫏嬛山樵的《補紅樓夢》與其他續書不同，該書聚焦於原書中人物的後事，這一點可以説是比較獨特的。（三）白山黑水文庫舊藏譯本及其他

通過以上《紅樓夢》及五種續書的樂善齋譯本，我們考察了《紅樓夢》在韓國的傳播與翻譯，實際上還有一些譯本需要介紹。我們首先需要注意的譯本就是白山黑水文庫本。白山黑水文庫是設置於日本東京大學的文庫，大部分藏書搜集於朝鮮與滿洲地區。但是十分不幸的是，1923年因關東大地震，該文庫遭難而散軼。但從現存的目録來看，《紅樓夢》翻譯叢書中，其書目與樂善齋本的書目是相同的，所收藏的卷數較少。從目録與當時保存的卷數來看，有《紅樓夢》六十卷、《後紅樓夢》十卷、《續紅樓夢》九卷、《紅樓復夢》二十五卷、《紅樓夢補》十四卷、《補紅樓夢》八卷。如果這些都流傳至今的話，必將成爲考察樂善齋本《紅樓夢》翻譯叢書的翻譯與傳播情況非常重要的資料。

除此以外，《紅樓夢》的續書還有一些收藏在其他的地方，首爾大學奎章閣收藏的《紅樓夢補》八册八卷就是其中之一。樂善齋本小説的抄本在奎章閣等其他不少地方都有收藏，可以説很幸運的是《紅樓夢補》就是其中之一。下文中筆者將對兩者進行具體的對照與分析。四、日治時期《紅樓夢》的翻譯與評論（一）梁建植《紅樓夢》的翻譯與評論

進入20世紀以後，以全新的方法翻譯《紅樓夢》始於梁建植（1889—1944）翻譯的《紅樓夢》。1918年他翻譯《紅樓夢》發表於《每日申報》，連載了138回（相當於原作的28回）而後中斷。1925年梁重新開始翻譯，以《石頭記》爲題在《時代日報》上發表了譯稿，但不久又中斷。

梁建植作爲小説家，以“白華”爲筆名發表了很多的作品，同時以中國文學研究學者的身份，憑藉其深厚的文學素養，在很多報紙雜誌上介紹中國文學，費盡了心力。其中他對戲曲與小説的興趣濃厚，特别是對《紅樓夢》的鑽研與熱愛與衆不同。他兩次翻譯且試圖發表《紅樓夢》，1926年與1930年也先後兩次將關於《紅樓夢》的評論文章分别發表於《東亞日報》與《朝鮮日報》。就算從這一點來看，也是顯而易見的。

以下對梁建植的譯文的特徵進行簡要分析。第一個特徵就是，如譯者在前言中所講的那樣，使用了具有冒險性的現代韓國語。當然這裏所謂現代語指的是從已有的古代翻譯中挣脱出來的、遵循開化期以後的文體而使用的語言，即1910年代當時人們使用的語言。前半部分完全忠實於原文進行，不過偶爾也有爲了照顧韓國語的語感而進行的改譯或者縮譯。梁建植的翻譯完全一改與樂善齋本相同的朝鮮後期小説翻譯的味道。可以説梁建植的翻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他的翻譯完全擺脱了依照中國語的直譯形態，而是採用了現代化的自由文體。通過與樂善齋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這一點。

其翻譯中最大的特點是將原文中的詩詞用韓國固有的“時調”進行翻譯。這種獨特的翻譯在後世的翻譯中也未能找到類似的例子，從這一點上來看，梁建植的翻譯可以説是翻譯的一種範例。例如：

無材可去補蒼天　재주없어 창천을 기우러 못 갔어라

枉入紅塵若許年　홍진에 그릇 듦이 묻노라 몇 핼런고

此係身前身後事　아쉽다 이내 신전신후사를 뉘에 부쳐

倩誰記去作奇傳　（원작 제1회原文第一回）

梁建植在《紅樓夢》的翻譯史上最早以近代翻譯文體在報紙上連載發表，這是一件意義深遠的事情，可惜的是梁建植未能譯完。至於爲何未能在報紙上連載完畢，這可能與原著中繁瑣枯燥的故事有關係，另外也與作者對於到底是完全依照原文進行翻譯還是進行摘抄式的翻譯立場並不明確有關。他一邊在報紙上撰文請求得到讀者對於故事情節上的枯燥無趣給予諒解，同時一邊發文就無法對原文進行部分意譯與摘譯的原因進行了説明。

梁建植在介紹《紅樓夢》的期間，1920年末，年輕的學生中熟悉《紅樓夢》的還有一個人，這人不是别人，正是金日成。依其回憶録記載，他於1928年在吉林毓文中學上學的時候，從語文教師尚鉞那兒聽過《紅樓夢》的課，他在回憶録中稱《紅樓夢》的課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回憶録中寫到：“尚鉞老師只用一次課的功夫就消解了同學們的警戒心，在我們學生中獲得了很高的威望。他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就將長達120回的《紅樓夢》的複雜的故事講得通俗易懂。”

他説尚鉞先生講了很多《紅樓夢》的内容上的東西，但是對作家的介紹過少，他覺得不過癮，於是第二天就直接找到尚鉞先生詢問曹雪芹的生平與家世的問題。尚鉞先生把他帶到家裏與他進行了很長時間的討論。對於作家的身世問題的論争，可以説尚鉞先生有自己的看法，同時他又説道：“作家的身世雖然受到階級性格的影響，這是不争的事實，但是決定這一性格的絶對因素不是其出身，而是作家的世界觀。”尚鉞先生强調，曹雪芹雖然在受到康熙皇帝寵愛的家庭中出生，並在一種非常富裕的環境中成長起來，但是他本人有著進步的世界觀。金日成的回憶録中寫道，那一天，金日成從尚鉞先生那裏借到了《紅樓夢》後回到了宿舍。

1920年代是新紅學快速發展的時期。1921年胡適發表了《紅樓夢考證》，第二年即與蔡元培展開了紅學論争，可以説這是一場世紀性的論争。1923年顧頡剛將紅學派分爲舊紅學與新紅學兩派，並與新紅學聯手。不久俞平伯刊行了《紅樓夢辯》。因此，20世紀30年代作爲三大顯學之一的“紅學”開始興起，並獲得廣泛的關注。1928年剛從北京來到吉林的語文老師尚鉞先生對於《紅樓夢》的價值的認識是其他人無法比擬的。在當時，朝鮮人只要是在中國留學就不可能不對當時作爲顯學而廣爲人們關注的《紅樓夢》發生興趣並爲之着迷。儘管如此，我們很難找到較此更早的例子，只能以此作爲1920年代《紅樓夢》的讀者的一個例子而已。（二）張志暎的《紅樓夢》譯文的連載

至1930年又出現了一位《紅樓夢》翻譯家張志暎（1887—1976），他的譯文開始在《朝鮮日報》上連載。他在韓國學界是一位著名的韓文語法學者，但由於他畢業於漢城外國語學校漢語專業，在中國語學與中國文學方面造詣較深，特别是到了晚年對《紅樓夢》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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