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何德兰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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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试读：

导言

近代中国是一段弥漫着炮火硝烟的屈辱历史，也是一段充满着探索救国道路努力的奋斗历史，一个特殊的群体——西方传教士在这段不平凡的历史背景中扮演着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多年来，人们对其的评价褒贬不一。正如邹振环先生所言：“他们与明末清初来华的天主教传教活动的最大不同点，还在于晚清来华新教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都受到了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因此，增加了对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的宗教传播和世俗文化活动评价的复杂性。”

晚清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其中正面影响包括：西学东渐（这是最主要的，此外还有改良社会风气，推动妇女解放，救济贫民等）。传教士在传播教义的同时，也传入了大量西方科技。这对当时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只有少数士大夫了解，而且大部分深藏皇宫，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被打开，西学以各种途经再次大量进入中国，其中，经西方传教士而传播的各种思想科技占据着不可忽视的比例，传教士在这一时期的西学东渐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传教士出于“使全中国福音化”的动机，在传教遇到中国上层人士和民众冷淡对待甚而抵制时，采取了相应策略。他们在中国大量创办教会学校、医院，翻译西学书籍，试图在这些活动中笼络人心以便于渗透基督教义。而历史和这些传教士开了个玩笑，实际上基督教化并未在近代中国社会得到实现，但这些西方先进科技、思想、制度等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

传教士在华活动涉及各个领域，其中教育活动的影响最为突出。他们建立教会学校吸纳中国学生，将西方教育体制引入中国，并参考西方书籍自行编写教材。如1839年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学制为3—4年，开设的课程有汉语、英语、算术、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卫生学、地理、历史、音乐等。由于这些努力，近代中国的新式教育逐渐起步，为近代学制改革起到了启蒙的作用。并且在当时培养出一批适应时代新需求的人才，对推动近代中国的发展革新贡献了不小的力量。如马礼逊学堂的学生容闳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学生，中国近代首次官派留学生的促成者和领导者。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影响，正如王立新先生所言，这些教会学校的深远影响，“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是中国新式教育的先驱，还因为他们传入了近代民主主义教育思想。裴斯泰洛齐等人的教育思想不仅广泛应用于教会学校之中，而且被当做批判中国传统教育摧残人性的有力武器”。西式教育冲击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正统教育，教学内容突破了旧式教育的四书五经、纲常伦理，师生关系也发生很大转变，对封建文化教育构成了一定的冲击和挑战。除了新式教育以外，西医理论与技术的引入也对近代社会的发展功不可没。兴办医院、翻译医书、创办刊物、开设药厂等活动给当时的老百姓带去了很大的福音，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发展。论及传教士翻译书籍、传播西方政治经济思想的活动，可以说在甲午战争刺激更多中国有识之士主动全面的向西方探索学习之前，传教士对于西方先进思想的引入起到了毋庸置疑的启发民智、促进中国政治经济近代化的作用。如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在其著作《以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中介绍西方人权与平等说以及三权分立政体、议会制度、普选制度等，传教士丁韪良翻译的《国富策》、李提摩太编著的《生利分利之别论》等介绍了西方经济理论。而这些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和重农抑商、贵义贱利的传统经济思想产生了冲击，促使了中国士人思想的转变，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社会革新与前进。传教士除了介绍西方思想，本身他们也支持晚清中国社会的一些变革运动。范文澜先生认为，在华新教教士是“变法运动的别一推动力”。他们利用报刊传播变法思想，并为维新人士提供一定的庇护与帮助。这些都对变法运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传教士在这阶段西学东渐中也有局限性，主要是其出发点在于传播神学，所以难免在引进西学时加塞一些宗教说教，就如王立新先生所说“以工具主义的态度对待西方科学的引进”，但就客观而言，传教士确实以相较先进的西学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

另一方面也有负面影响，一直以来有这样的观点：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传教士是侵华的先锋和向导。这也并不是没有依据的。比如在传教过程中，强行推行基督教，试图从精神上控制中国人，与中国百姓发生冲突，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除此，由于在华传教士需要依靠本国政府的庇护与支持，而且他们是早期几乎唯一通晓中文的洋人，所以在外国驻华的机构里经常从事与语言有关的工作，如翻译、书记之类。当外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武力行动时，这些传教士会被派往战场，参与情报搜集和随军翻译。在缔订条约的过程中，传教士也会时常充任翻译。这些政治性的活动无疑为列强侵略中国提供了方便。另外，部分传教士参与贩卖鸦片、在中国仗势欺压百姓，劣行种种。甚至在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城后，一些品行低劣的传教士不仅给烧杀抢掠的联军引路，而且自己也撕下伪善的面具，背上枪动手抢劫。就连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论到传教士时也说，“委任之牧师，往往其人德性方面既不相称，职务方面亦未经训练”。

我们不可以忽视或忘记部分传教士的罪行，但我们也不能以偏概全，认为来华传教士都是伪善的殖民侵略者。实际情况是有相当多的传教士在中国社会最底层默默地救济贫民难民、改良社会风气、虔诚布道，这些人坚定热诚的传教精神和善良忍耐的济世品质是值得我们纪念并歌颂的。

晚清西方来华传教士在中国翻译书籍传播西学，开办学校、医院惠及民生等行为固然出于其减少传教阻力的主观目的，但客观上确实起到引进西方先进知识技术，推动中国社会近现代化的作用。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部分传教士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总之，必须坚持辩证全面的态度，客观评价晚来华清传教士，避免一味唱赞歌或全盘否定的倾向。

本书作者何德兰，原名IsaacTaylarHeadland，生于1859年，卒于1942年。他是一位美国教士，1888年来华，兼任北京汇文书院文科和神科教习。多次为光绪翻译并提供西方书籍，其夫人是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皇后的妹妹及众多达官贵妇的家庭医生。据何德兰记载，光绪第一次看到自行车，就是何德兰提供的，光绪执意尝试骑乘，长辫子不慎被后车轮绞住，跌倒的惨状相当悲剧。

作者亲眼目睹了清朝的全部最后岁月。他留华既久，又与上层社会多接触，依据自己的见闻的写的此书颇能能够我们对那个时代的了解，也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史料。比如对于光绪的喜欢看书和慈禧的书画曾有不少材料提及，但书中披露的那些详尽细节却是前所未闻。作者对当时的一般社会情况也时有生动的描述，比如满汉妇女的不相往来，贞节思想的流毒，办学热潮的轰轰烈烈等。作者的这些内容是写给外国人看的，但时至今日，我们对这方面的陌生可能也不亚于当时的外国人了，阅读一下至少是会觉得很有趣的。

何德兰对中国美术颇有研究，并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有着精细观察，编撰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深受西方记者欢迎。主要著作有：1900年《孺子歌图》；1901年《中国儿童》；1902年《中国英雄》；1903年《中国小兄弟》；1909年《晚清宫廷见闻录》；1912年《中国的新时代》；1914年《中国百姓生活》；1933年《中国童谣》。何德兰的夫人是一位西医大夫，经常给皇亲贵族看病，所以她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上层，获得很多一手的资料和信息，所以在何德兰这本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来自夫人的记录和听闻，对于普通的传教士来说，何德兰夫妇得到的资料和信息更具有可信性，也更接近晚清宫廷贵族的真实生活状况。书中内容生动，有趣，可读性强，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观察晚清宫廷生活新的视角。

原文序

就在十年之前，我们对中国的宫廷生活研究还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因为光绪皇帝、慈禧太后还有嫔妃们都是深居紫禁城内，与世隔绝，尽管他们也是急切地想看到世界，同时世界也是急切地想了解他们。随后光绪皇帝实行了改革，慈禧太后也从幕后走了出来，这样，宫廷与欧洲人开始了社交关系。

二十多年来何德兰太太一直是慈禧太后的母亲、隆裕皇后的妹妹以及北京许多格格福晋和贵妇的家庭医生。除了行医之外她也去他们家里作客，有时候还会带她的朋友们同去，而这些格格福晋对这些朋友们也是非常客气的，偶尔他们也会来我们家里作客。所以这本书中许多材料的取得都受惠于我的妻子。

有许多人认为慈禧太后被歪曲了，人们是在她加入义和拳运动这一最大错误的基础上对她加以评判的，这似乎有欠公平，也没有把那场大规模改革考虑进去。中国的高管们一致承认任何情况下她都是主宰，与她接触密切的外国人都对她表示好感，而对她怀有敌意的批评者大部分都是那些从来都不认识她的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她的生活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

同样，人们也认为光绪皇帝被世人误解了。因为他那特殊的想法和特殊的性格，有的人高估了他，有的人低估了他。说他不同寻常，没有人会否认；说他是中国许多伟大改革举措的创始人，也同样正确；但缺乏实施他的设想的权力和挑选杰出政治家来辅佐他的能力，这些似乎才是他最主要的缺点。

对我妻子在这本书的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以及我的岳父威廉·辛克莱先生的建议，我表示极大地感激。何德兰

第一章　慈禧太后的早期生活

一天，有位福晋来我们北京的家中做客，我向她问起慈禧太后是在哪里出生的。她带着一种奇怪的表情望了我半晌，才最终带着一丝最不易察觉的微笑说：“我们从不说起太后早先的那些个事。”我也笑着，接着问道：“我听说她是在一座小房子里出生的，在元故都东门一条小街上。元故都东门就是1900年日本人进北京时炸毁的城门。”福晋点点头。“我还听说，她生父姓赵，是名小军官，（这时她又点点头）后来因为玩忽职守被砍了头。”听闻此言，我们的客人点头表示同意。

过了没多少日子，几位教养良好的中国年轻女性，都是京城最出名的大学者的女儿们来拜访我妻子。我再次向她们提出了这些问题。“你们知道太后早年的事情吗？”我问最年长的那位姑娘。她脸上现出上次那位福晋相同的茫然表情，犹豫了一刻，最后直截了当地答道：“知道。人人都知道，但是从没人说起这些。”显然，这就是这位最伟大的满族女性和19世纪最杰出的女性（最了解她的人都会这么认为）早年生活仍笼罩在谜团之中的原因。我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太后力图消除童年生活的所有记忆，因此不愿意人们谈论此事，但是我告诉自己说：“既然大家都知道，那我也应该能知道。”于是我紧接着去寻找真相了。

我发现，太后出生于1835年11月，有几个兄弟姐妹。由于家境窘迫，不得不从童年时起就担负起了照看弟弟妹妹的任务，像中国普通女孩那样，把他们背在背上，用街上兜售的一两个铜板能买来的简陋玩具逗弄他们。她和弟弟妹妹们喜欢和邻居家孩子们一起玩游戏，有捉迷藏，抓俘虏，踢石子，放风筝等。她还喜欢看木偶戏，老鼠表演，熊表演，还有后来她在宫里给宾客们看的手偶表演。她还必须帮母亲上街跑腿，不时也去商店买日常用的油、洋葱、大蒜和其他日常饮食中的蔬菜。我还发现，她孩提时曾被卖作丫鬟并被带到南方的说法没有丝毫根据。

她所过的户外生活，她玩的游戏和她在缺少仆人的情况下所做的家务，都给了这个小女孩一个发育良好的身体、健康的体格和在其他条件下无法获得的经验与信息。她是庞大的中产阶级的一员。她知道穷人的疾苦，尝过饥饿的滋味，深深同情那些成千上万和她一样，努力出人头地，竭力想摆脱无知和传统束缚的女孩——这是场无声的战斗，正因为其无声，才更显真实。谁能说不是因为她早年的挣扎与贫困，才使得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表达了这样的心愿：“我希望我们国家的女孩子们都能接受教育。”

当赵小姐长到14岁的时候，她被父母带到了北京城北部的一个衙门里，在那里登记上她的姓名、年龄、长相和大致的文化程度与潜在能力。每个满族家的女孩都必须走这个程序。这是为选后妃和选宫女的时候做准备，届时负责的官员就可以知道去哪里找合适的女孩。

满族人民并不认为这是一件纯粹值得高兴的事。许多人如果有胆量，是不想把自己家的女儿登记上去的。但规定是强制性的，八旗子弟中的每一家都必须登记。满族人对此事很反感，下面一件事可以得到充分体现：

北京的一所女子学校里有一位漂亮的女孩，是一位满族寡妇的女儿。一天，这位寡妇来到学校找到校长说：“宫里下令说，让我们族的女孩儿去见官，等着选一些进去做宫女呢。”“什么时候见官？”校长问。“十六那天。”母亲回答说。“我想你肯定很盼望女儿幸运入选吧！”校长说，“虽然对于她不能继续上学，我感到非常遗憾。”“才不是呢，”母亲回答说，“如果她入选了我肯定会伤心死了，所以才来这儿向您讨个主意，要不要出钱找个替身。”校长大吃一惊，连忙问为什么。“如果我们家孩子进了宫，”母亲回答说，“那对我们来说就相当于死了一样，到25岁以后才放她们回家。如果她们不够机灵，不会办事，那就少不了时不时地挨毒打。她们还很有可能病了，死了，就是死了也不告诉家里。要是能干，让上面给看上了的话，就会一辈子呆在宫里，我们就再也听不到她们的消息了。”一开始，校长也同意花钱雇替身的做法。但转念一想，这样做违反法律，还是就建议让女儿去。母亲十分不想让孩子被选中，于是让孩子蓬头垢面，穿着破旧衣服去了，好尽量让她显得难看点。较于普通宫女，嫔妃的命运更为悲惨，因为一旦入宫，出来的机会就非常渺茫了。她既不是女主人，也不是仆人，既不是妻子，也不是奴隶，只不过是玫瑰园中的一朵小花骨朵，却没有什么盛开的或者被采摘做花束用的机会。于是，一踏进宫门，这些作为候选嫔妃的年轻姑娘便与外咸丰帝朝服像面那个美丽、诱人、喧闹，满是男男女女，丰富多彩的世界隔离开来，禁锢在一平方英里见方的砖石铺就的地面上，四面围绕着高二十五英尺，厚三十英尺的宫墙，这宫里只住着孤零零一个男人，与她们非亲非故，亦非丈夫或友人，而且有的人也许一辈子也不能见上他一面。难怪到了咸丰皇帝选妃的时候，我们的赵小姐入选，她的父母像天下其他的许多父母一样认为这是一桩不幸事。未来对他们来说还不确定。紫禁城铜墙铁壁，对他们来说更像是监狱而非皇宫。当然，他们还有其他孩子。她虽然仅仅是个女孩，可俗话说，女儿也是福。而且她也长大成人了，足够帮衬家事了，他们无疑对她抱有期望，希望她能嫁给一位官员或者商人的儿子，以光耀门庭或增加家中财力。父母兄弟姐妹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这女孩日后身上的权力，荣誉甚至荣耀，会带给这个家庭和家庭成员多么大的恩惠。他们再异想天开，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承恩公与亲王福晋，女儿们能当上皇后与福晋，或宫中的侍从女官。但事情就是如此。

第二章　慈禧太后

我们的赵小姐进宫的那一年是中国历史上难忘的一年。三年前（1850）起于南方的太平军已在南京定都，沿江而治，并派出“长毛”叛军北征，终极目标是占领北京。在1853年年末，太平军已来到离京师不足一百里的地方。所到之处，无不披靡，身后留下一片战乱疮痍。

太平军的胜利实属非凡。当初于西南起兵时，聚集了一万余人，到达南京城下时，就已经有了八万人马。原先他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军需供给，也没有兵法训练教师，只有浑身的莽劲和冲劲，令官军闻风丧胆，不敢与他们正面交锋。

每次新的胜利，成千上万的盗贼怀着谋利与抢掠的动机蜂拥投到旗下。每个村庄中都谣传四起。他们逼近京师时，从年轻皇帝的禁城，到皇城根下的乞丐间都流传着太平军荒诞不经的故事。

我的妻子说：“我记得刚来中国的时候，有天傍晚和一位老护士银妈坐在炕上，只有一根浮在油灯上的灯芯照着屋子。银妈和慈禧太后差不多大，但是不一样的是，她的头发全白了。当我走进这间昏暗的小屋时，她正坐在一群妇人和姑娘中间，她们全都敛息静听太平叛军的可怕故事。”“嗬！”银妈说道，“长毛往北京打过来的时候，只要剪好多纸人就行了，要多少兵打仗就剪多少，把纸人装在盒子里，遇到官军的时候往纸人吹一口气，就变成厉害的兵，无人能挡。仗打完了，赢了的时候，就再吹口气，士兵就又变成纸人了，装进盒子里，不用吃饭，不用穿衣。长毛的魂儿到处都是，不管剪多少纸人，都能给变成真人来。”“可是，银妈，你并不信那些迷信，对吧？”太平天国礼拜堂“大夫啊，这些可不是什么迷信，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啊。那时候人人都信，女人们让人看见拿着剪子和纸就不得了了，邻居会告官，说她通长毛叛军，帮他们剪纸人。全国上下流传的都是各种谣言，每个人都得非常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不然就得被抓住问罪，说你通敌。”“可是，银妈，你亲眼见过纸人变成兵吗？”“我自己是没见过，可是我们家旁边住着一个老婆婆，别人说她通长毛来着。有天，我爹看见士兵进到她家去，他在那些人身后跟着，后来发现那些人全变成了纸人。你们美国可能没有这些事情吧，但是那些兵荒马乱的日子里，的确有许多人都见过纸人。”

这种传说在中国各地都很常见，每逢战乱，叛变或动荡的时候就特别多。人们脸上带着惧色出门，说话声音里透着恐惧，压低声音互相说着某人在某地又听到了什么，见到了什么。并不是普通百姓才如此迷信，上层社会许多人也信，也害怕。

太平军叛乱是在赵小姐十五六岁时候发生的，她应该在进宫之前的两三年里听说过太平军的故事。她入宫后应该还能听到由太监带来的此类故事，这些故事不但在宫中妇女们中流传，也在太监的伙伴中间流传。在宫中与世隔绝的人们中间，这些故事变得尤其可怕与神秘，就如在幽暗夜色中讲述的鬼故事尤其令人毛骨悚然一样。这些难道不正说明慈禧在1900年对义和团迷信的态度，及对义和团的士兵自称能呼唤天兵相助，自己则刀枪不入说法的态度吗？

当赵小姐十岁的时候，鸦片战争结束了。据说，当皇帝拒绝批准鸦片进口的请求时说道：“禁例一开，终为国家之害，断难允准。”无论此话真假，统治者对于中国境内销售和使用这种毒品的态度是坚决反对的。

中国政府与欧洲政府第一次交涉是出于这种问题，不得不说是令人遗憾的。中国钦差大臣在处理纠纷时，将两万箱鸦片全都倒入海中的行为诚为壮举。他将鸦片混合在生石灰中，倒进大池中，彻底销毁，以免流毒百姓。此举体现了对国际法的无知，对“夷人”不明智的蔑视，但也是清政府宁可蒙受巨大的财产损失也不愿以危害百姓作为代价换取税收，以及英国发动战争的理由是为了补偿鸦片销毁产生的巨额损失的明证。

在中国，鸦片的通用叫法是洋烟——外国烟草。我妻子说：“每次我拜访中国人家时，主人经常用烟枪招待我，当我谢绝时那些夫人们还很惊讶，说她们以为所有外国人都抽大烟。”鸦片吸食者

从全体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来看鸦片战争如今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大不列颠要求赔偿的损失为两千一百万银圆，割让香港——南部海岸的一个岛屿——土地，开放五个通商口岸进行对英贸易。中国在东方民族中丧失了宗主国地位，并第一次见识了自西方而来的“白祸”。虽然当时慈禧太后是个年仅十岁的孩子，她也对外国人有了第一印象，那就是夷人就是海盗，来抢夺中国的财富，窃取中国的土地，在中国大地上横行无忌。洋人的确成了黑山老妖般的人物，这个印象精炼地表达为“洋鬼子”这个短语。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洋人的唯一称谓就是“洋鬼子”。

有天在北京城的一条街道上散步的时候，我遇到一位抱着一个两岁小孩的妇女，当我走过时，孩子轻轻地拍了拍妈妈的脸颊，低声说道：“洋鬼子来啦。”妈妈满脸惊恐，遮住了孩子的眼睛，仿佛害怕孩子会因所见之景象而得眼疾。

有一次，我的朋友在中国各地周游。有一位头戴丝质官帽的中国绅士在客栈拜访他时，深深地鞠了一躬，并称他为“老洋鬼子先生”。我妻子说：“当我去上层社会的人家拜访时，经常有小孩子一见我就从外院跑进屋里，嚷嚷着‘鬼大夫来了’。我也的确听到妇女们以此称号称呼我的助理，直到我提出反对意见时，她们还一脸吃惊地问：‘原来她不愿意被叫作洋鬼子吗？’”慈禧太后对于外国人的第一印象一定是妖魔般的。

丹比上校告诉我说：“一个法国人和他太太在东京（越南北部一地区的旧称）被躲藏在中国的匪徒抓走了。中国政府被要求解救这两个人，恢复他们的自由。中国政府派了一队军队，追到匪窝，救出了受害人。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致谢，并颁发给军队长官一枚荣誉军团奖章。可是过了没几天，他们就又要求中国政府对其由于耽搁了救援，造成国内不安引起的巨额损失进行赔偿。中国方面惊得目瞪口呆，但还是如数赔款。”

此事并非独立事件，这只是中国政府与欧洲列强交涉时发生的一连串类似事件里的一例，赫尔科姆，贝雷斯福德，高思特·科尔科豪恩等作家也做过相应报道，作为说明中国人对于西方列强的态度的事例。这些事情都是在赵小姐作为妃子受训练的年间发生的。

要知道对许多选进宫的妃子，皇上根本顾不上看她们一眼。入选后，她们的秉性与脾气被仔细记录在册，她们对本分职责是否尽心，对所派任务是否勤勉，待下是否宽厚，对上是否恭谨，与其他妃子相处如何，都会和其他许多因素一起成为提拔的考虑依据。

当赵小姐刚进宫的时候，就像她这个阶层的女孩一样，没受过什么教育。她也许学过《女诫》，从中学到：“晚寝早作，勿惮夙夜；执物私事，不辞巨易。”“女年十五或二十者则当嫁，在闺中时应习妇德，娴妇事。”也许她还读过《女孝经》，从中学习了对上级长辈的恭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她并未接受过任何教育。但她拥有比教育更好的东西——她非常善于学习。当她交了好运——还是该说是厄运呢——鉴于中国父母对女儿进宫这件事有不同看法——她发现宫里有专门负责妃子们教育的太监。

她聪明美貌，还可以说，很有野心（正面意义上的）。她非常勤奋用功地学习，不单是为了引起老师的注意，而是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位杰出的学者和书画家。不久，她就从众嫔妃中脱颖而出，不仅得到了皇后的赏识（或说感情），更得到了皇上本人的垂青，遂被选为贵妃，并从那时起一直到皇后薨逝，这两名女子都是彼此一生中最坚定的朋友。

这位新宠妃是个健康活泼的女孩，这得益于她童年时充足的户外生活。不久，她就做了咸丰帝独子的幸福母亲。没过多长时间，她就被封为后，号为西宫皇后，因为另外一位皇后号称东宫皇后。从那时起，在世人眼中，这两位女子的地位和权力就等同了。

东宫太后从小养尊处优，身体娇弱，意志也不坚定，只关注自己生活的舒适，并不在意政治权力。在长达三十年的统治里，慈禧太后既是皇帝的母后，权力又在东宫皇后之上，却没有引起后者丝毫的妒忌、愤懑或敌意，这足以说明后者的伟大。让任何女性读者自己想象一下，如果自己处在东宫太后的位置能否不恨权力更大的慈禧，或处在慈禧的位置能否不轻视甘拜下风、安于舒适的东宫太后。给慈禧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事件是1860年发生的，史称“亚罗号战争”的事件。几年之前，几个中国人，在香港给他们命名为“亚罗号”的船注了册，并被予以在船上悬挂英国国旗航行。无疑这些人干了些海盗的勾当，而由于中国南部海岸几百年来饱受海盗之苦，当时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决定为国除去这一祸害。在这艘船注册期过了九天之后，该船继续非法悬挂英国国旗，总督两广总督叶名琛像大人便将船扣下，拘捕了全体船员，扯下了英国国旗。大不列颠不能也不愿忍受此等侮辱。于是总督被勒令释放船员——尽管他们都是中国公民——不然就炮轰他的衙门。

总督被这个威胁吓坏了，想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后果，他立刻将这些犯人捆绑着送到英国领馆，但并未对扯下英国国旗的事做妥协道歉。这激怒了领事，他把犯人送还到总督衙门，结果总督没有经过任何形式的审判，就把他们全部砍了头。英国方面急于找到让中国全面开放对外贸易的每一个门户，便视此机会为战争的借口。我们不必假惺惺地说这种做法对中国或世界来说都不太光彩，但事实的确如此，虽说良药苦口利于病，不打不成器，但病人和学生都不会太舒服。

不列颠发起了战争。总督被俘虏并带往印度，从此再未释回。好像是不好意思再发动一场没有正当理由的不义之战似的，英国邀请法国、俄国、美国参战。法国为了增强自己在印度支那的地位，非常乐意参战，仅以一个传教士在广西遭杀害为由便派了一支军队，其规模足以打败中国或羞辱中国，具体情况视时机和利益而定。慈禧逃亡图

美国和俄国没有任何理由参战，没有仇要报，也没有领土要扩张，就不愿意派军队，但是表示对英国予以同情和支持，使其可以尽可能地在中国获得满意的利益——就是说，令英国满意，而不顾中方的意愿——虽然也许不是全然不顾中国的利益。

我们知道，英法联军在1860年攻占了北京，圆明园被毁成一片废墟，只是因为一连士兵在打出休战的旗帜之后被杀害。咸丰帝携皇后与独子的生母，即后来的慈禧太后，不得不第一次在外国侵略者的面前溃逃。他们藏身之地是热河，一个荒凉崎岖的山口上的重镇，位于北京的东北方向一百里开外的地方。咸丰帝于此地驾崩，是由于疾病、羞愤还是伤心还是全部这些原因则不得而知。皇子的母亲则成为一个逃亡的寡妇，而京城则第一次处在西方夷人的控制之下。

这是慈禧太后一生中两个重大转折的开始——她的苦难和她的权力，她的伟大之处既反映在她如何运用后者，也表现在她如何承受前者。大多数情况下，女人会因为丧夫之痛难以承受以至于荒废国事，或任凭别人去处理国家事务。这位伟大的女性却不是如此。咸丰的弟弟恭亲王被留在北京和外国人商谈条约，最后取得了令中外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咸丰驾崩之后，两位亲王组成了摄政班子，恭亲王不在其中，对两位太后也视而不见，一时间，恭亲王似乎大势已去。恭亲王的岳父，签署条约的那名老政治家，则力劝其在两位太后回京时抢先进言。恭亲王依言而行，显然摄政班子和军机处都是专为压制太后和小皇帝而设，于是这些班子成员全部被逮捕，为首的处斩，其他人则流放或赐死。小皇帝登基时的号为“祺祥”，但现在两位太后为首、恭亲王为辅的新领导班子形成，年号于是改为“同治”。慈禧太后历练的年代便结束了。同治帝像

第三章　慈禧太后

从慈禧太后摄政后采取的政策来考量，不得不说她充分认识到了她所处的这个皇室，她作为上一任皇帝的妻子和现任皇帝的母亲的这个皇室，正在衰朽。

清朝至今已经统治了二百一十八年，两位皇帝统治了其中的一百二十一年，而曾在位的皇帝只有七人，是中国历史上相同时间内在位皇帝数量最少的。

这两位皇帝，康熙帝和乾隆帝，分别是第二位和第四位皇帝，是清朝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剩下的九十八年中，有五位皇帝相继登基和驾崩，身体和性格一个比一个弱。等到同治帝驾崩时，这个朝代连个直接继承人慈禧像都没有了。

皇室的衰朽，外国的侵占，汉族人对满族统治者的反抗，让慈禧清醒地意识到若想存活，就必须有一只比她丈夫更强硬的手来掌管政权。“可以强调，”在中国传教十三年的丹比上校写道，“慈禧太后是满族统治者中第一个懂得和外部世界关系的人，也是知道如何运用这种关系来增强国力、促使物质进步的第一人。”慈禧摄政的时候幸运地有恭亲王辅佐。恭亲王身材高大，长相英俊，气度不凡，是乾隆之后清廷最伟大的政治家。这里就显示出慈禧作为统治者的主要特点：她能从众多中国官员中挑选出最杰出的政治家、最睿智的顾问、最不会出错的领导者和最出色的向导，无论其保守还是激进。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恭亲王是除紫禁城之外的首要人物。他二十六岁时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那次，他参与审判一名未能成功履行其说服额尔金勋爵所率军队撤离天津的诺言的军机大臣。第二年，他进入管理“夷狄”事务的理藩院。一年恭亲王后当皇室逃跑时，他被留在北京与占领了北京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签订条约。“在那些棘手的情况下，”盖尔斯教授说，“恭亲王的手段和机智赢得了对手们的赏识。”

当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861年成立时，恭亲王成为第一位长官，并多年在此连任。

我们看到，他在他的兄长咸丰皇帝驾崩之后，就成功地推翻了僭越的摄政班子。他与两位太后一起将幼皇扶持登基，共同辅佐。这种情形持续了多年，东宫太后并无实权，恭亲王的权势则日长。

这样的安排似乎令大家都满意——除了慈禧太后。在她看来，恭亲王日益大权独揽，而自己和东太后则日渐退居幕后，而原本的计划是让他跟她们“同治”的。朝廷在接见官员时，恭亲王独自与他们面谈，而两位太后只能在屏风后听他们的决定，却不能参与决策，最多只能提一些建议。

作为摄政班子唯一的公开首脑，大臣们加官晋爵的唯一渠道就是通过恭亲王，自然少不了对他曲意奉承。这不免使他自傲自大起来，在两位太后面前也不是那么的恭敬了。一天早上，恭亲王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褫夺了所有的职位和权力，被软禁在府内。两位太后联合发旨说，责备恭亲王“目无君上”。失势的恭亲王立刻乞求她们的宽恕，于是，他的荣誉和尊严又得到了恢复，但是之前联合摄政时所享的权力却再也回不来了。慈禧太后就是这样摧毁了阻挡她重建清王朝的第一个障碍。为表示她们对恭亲王并不心存怨怼，两位太后将他的女儿收为义女，封为固轮公主。此后很长的时间里，尽管恭亲王早已去世，但他的女儿仍活跃在对外社交舞台上，是宫廷圈子里过去十年里仅次于慈禧太后的主要人物。

驱逐了一起摄政的恭亲王之后，同治少年时代慈禧越来越多地参与国事，而东太后则退居幕后。慈禧太后的目光非常深远。她只有一子，由于她深知生活充满了变数，所以她形成了一个计划，确保皇位的继承。出于这个目的，她安排了她妹妹与咸丰的弟弟，七王爷之间的婚姻，万一同治死后无子，希望这一结合能产生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她觉得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人物，一个能激发人民自信，稳定人心的领导人，一个强硬、稳健、思想开放、克己奉公的国家首脑。成败与否在未来才能看到，但命运让她训练继承人的头脑，让他能头脑清醒，思维开阔地为解决未来会遇到的问题做准备。这些问题对于过去的清朝统治者来说，太过于深刻复杂，充满新的挑战。

同治帝十七岁的时候与出身京城望族的阿鲁特氏结婚，名义上亲政，但事实上慈禧仍掌握绝对的权力。驻在北京的来自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的外国公使们，认为这是一个谒见新君的好机会，经过与恭亲王和太后的长时间的讨论，事情便定好了，公使们也不用像以前参拜皇上那样必须伏地行礼了。

同治夫妇的婚姻生活十分短暂。大婚三年后，同治就得了天花驾崩，未留下子嗣。他年轻的妻子也追随了她家庭教师的教诲，与她的丈夫“同甘共苦，生则同矜，死则同穴”。

谣言说阿鲁特氏的死里有猫腻，但她的近亲们并不相信，因为其父仍在政府里担任要职，直到拳民之乱时他随朝廷逃跑到保定府，当他听到京师被攻占的时候，他给家里捎口信说自己宁可自绝也不愿吃外国人的东西。当家人收到口信时，他们命令仆人在自家的院子里挖了一个大坑，全部躺在里面，让苦力把他们埋了。开始这些苦力不愿意，但他们最终没办法，还是照做了，于是家中全部男丁全都死了，只有一个男孩被一个忠实的奶妈救出带走。

当同治帝驾崩的时候，宫里一个非常有势力的集团反对两位太后的统治，想推翻太后集团而以恭亲王的一个浪荡子取代。但要这么做，主谋必须在宫外就能及时得知同治的死讯并迅速宣布继承人选，而慈禧太后在宫内，更容易捷足先登。她先派密使通知了在八十英里之外的天津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同治的死讯，并命他带兵火速赶到北京，阻止同治驾崩和宣布嗣君可能引发的任何变故。

李鸿章接到命令之后，立即着手付诸实施。他带领手下最可靠的四千名淮军，步、骑、炮兵全都装备精良，开始秘密地向北京急行军。八十英里路程三十六小时便走完了，他计划午夜到达，结果准时到达。李鸿章和他的精良部队进入城门，在一片死寂中，进了紫禁城，人衔枚，马勒口。进紫禁城之后，各城门的八旗守军就被李鸿章的淮军兵勇所接替了。李鸿章像

慈禧太后这时已派出太监指认了宫中有反叛之嫌的和公开支持叛逆分子的禁卫军，这些人便被解除了武装，绑起来送进了监狱。炮兵奉命把守紫禁城城门，骑兵在城中巡逻，步兵则缉拿零星的叛逆分子。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分遣队被布置在慈禧太后和她挑选的嗣君四周。当紫禁城中朝阳升起，晨光大亮之时，一觉起来的叛军惊讶达到了顶点。

剩下的那些，有的被投入了监狱，有的被永远流放到了满洲原先的荒野里。当慈禧太后宣布她儿子同治死亡的消息时，也宣告由她妹妹的儿子载湉入继大统，并在其未成年期间由她和东太后垂帘听政。一切安排好之后，李鸿章跟阿拉伯人一样卷起了帐篷，像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走了。

慈禧太后的智慧和过人之处就体现在这里。京城和外省所有的杰出政治家都聚集在她龙座的周围。李鸿章从平定太平军叛乱时起就开始平步青云，在太平军全部平定之后被授予伯爵之衔。从这时起，她便授予李鸿章显赫的官职与权力，将他布置在京城附近，以便调用。二十四年来，他连着担任直隶总督，统领中国规模最大，操练最精良的部队。但同时他也清楚地知道，他被紧密注视着，不能有半点反叛的迹象，而他的外甥在京城做人质，以确保他谨慎行事。一旦他的权力达到顶峰，或者被外国当权者招待得忘乎所以时，他就会被温和而坚定地褫夺黄马褂和顶戴花翎，以提醒他依附于京城里的那个权力中心。

李鸿章功劳大，树敌多，他的敌人包括那些败在他手下的人，没能得到他帮助的人，他处罚过或罢免过的官员和仅仅是出于嫉妒而成为对头的人。当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派张荫桓去签订条约，而日方拒绝接见他，而且除非“李鸿章因其在政府中的巨大影响力和人民的爱戴，而作为特使”，否则不考虑订立条约之事。我们都知道后来他去了，还被一个日方狂热分子照脸射了一颗子弹，子弹一直嵌在他左眼下方，到死的时候都没取出。我们都知道他是如何从创伤中恢复的，如何因为这番折磨而达成了一个比较有利的条款。然后他回到了祖国，“只是由于太后本人的友谊和他自己的不幸遭遇才挽救了他的性命”。——用丹比上校的话说。因为该项新条约遭到了中国“苛刻的批评家们”的强烈谴责，这些人就是不被日本人承认为特使的人。

1896年他被派往莫斯科参加俄国沙皇的加冕仪式，接着进行环球旅行。他所到每个国家，都受到了无与伦比的热情接待，这等礼遇在中国政治家的历史可谓是空前绝后。当他启程的时候，我应要求请人给他的团扇上作了画，一面扇面是东半球，一面是西半球，上面清楚标记了所有轮船和铁路的路线，还有他要停留的所有港口和城市。他与格莱斯顿合影，被称为“东方俾斯麦”，但当他回到北京的时候，仅仅因为人们出于嫉妒，就把他当做死火山一样对待。慈禧太后邀请他去颐和园里游玩，由太监带着他四处逛，给他喝茶抽水烟，领他去了只有太后才能进去的亭台楼阁，然后就把他下放到与人人都与他作对的刑部。现在，这位受了无数王公贵族优待的，就连我国政府也花费了三万美元来招待的大学士，又再一次地被褫夺了黄马甲和顶戴花翎，被罚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六个月的薪水，有趣的是，数目仅为四十五两银子，约合三十五美元。在北京，人们传言说只是因为慈禧太后的干预才免去他的牢狱之灾和进一步的羞辱。

慈禧太后在位时，任过总理大臣之职的只有两人：恭亲王和庆亲王。前者多次遭贬，荣誉被剥夺殆尽，而后者则“在滚木上稳坐三十年”，所受荣誉全都得以保全。

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杰出的总督、首辅也是这样。慈禧太后一直让他们担任要职，从未遭到贬黜。有必要问原因吗？答案很简单。

他们都是进步派官员的代表人物，但是他们的地位还不足以威胁她的统治，故此并不用提醒他们，他们头上有位强权人物，只要她大笔一挥，就能把他们从天上打到地下。不过，对袁世凯并不如此。关于他我会在另一章里讲到。我迄今提到的这些大官都属于进步派而不是保守派。他们都是慈禧太后的心腹人物，身居高位，为她效力，推进改革和进步。但是欧洲作家却在提到慈禧太后的时候总是认为她是反动派。正如我们所见，没有什么能比这个更荒谬的了。不过，慈禧仍让一些保守派官员担任一些重要职务，如总督或大学士之类，以便遇到重要问题的时候能听取双方的不同意见。在这些保守派官员中，有一荣禄像位叫荣禄的，是摄政王载沣的岳父。慈禧任命袁世凯为北洋新军的统领之时，也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一个是进步派官员，一个是保守派官员。一方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必须让另一方知晓，得到另一方的同意才行。

我们并不知道是慈禧太后是否预见到了可能发生的危险，但她为这危险采取了预防措施。我指的是1898年发生的那件事。皇帝命令袁世凯带兵进京，将慈禧太后软禁在颐和园，并在改革中保护皇帝。这个故事会在另一章中详细讲到，但我们在这里会看到慈禧太后是如何利用一个官员制衡另一个，用一派制衡另一派，以避免发生此类危险和突发事件的。袁世凯带兵进京，不论是为何目的，都不可能不通知他的上司荣禄，除非他杀了荣禄，更别说是软禁老佛爷这桩差事了。他和荣禄的官位可都是来自太后的恩德。

慈禧太后用一派对付另一派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派端王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当端王之子被选为皇位继承人的时候，显然慈禧太后认为为了端王的培养和发展，他应该多和外国人接触。许多外国人反对这项任命，因为端王有排外的倾向。“然而在我看来，”罗伯特·哈特说道，“这么做是好的。慈禧太后也许对端王爷说，‘现在你和你们那派往这边拉，庆亲王他们往那边拉——我夹在你们中间怎么办才好？你毕竟是未来皇帝的父亲，得为了孩子着想。你也是义和团统领和九门提督，应该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我让你去衙门任职，你自己觉得怎么做合适，就怎么做。小心别让老祖宗传到你儿子的宝座受到玷污，也别让祖宗的实力受到削弱。权力是你的，责任是你的，主要利益也是你的！’我能想象慈禧太后对端王这么说。而且，之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的各种各样的排外官员，后来也改变了态度，表现得非常明智。我认为这种责任和与外国人的实际接触对端王来说是很好的经历和有益的教育，最后他会成为支持改革进步和中外友好关系的最坚定的一分子。”

第四章　慈禧太后

在1897年11月1日至1898年4月16日之间，德、俄、法、英从光绪皇帝无力的手中攫取了中华帝国四个最好的港口，导致中国连集结一个舰队的地方也没有。整个国家群情激愤，甚至在我们的教会学校里，每篇文章、每场演说、每次对话或辩论也都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某个方面：“如何改革中华，振兴国力。”学生们、青年改革者们和外国人都认为光绪的路走对了。但中国的重要官员们却疑虑重重。也正是因为他们——进步的和守旧的都一样的疑虑，慈禧太后才被请出来重新训政。

慈禧太后的敌人不妨问问他们自己看，如果是他们自己当政，在遭到列强的割据之后，他们会怎么做呢？你们说她排外，但是在那种的情形下，你们会对德、俄、法、英诸国有什么好感？必须坦白地承认，她将自己置于保守派的掌握之中，并与迷信的拳民结盟的做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但如果是你又会怎么样呢？如果你在溺水的边缘挣扎，爱国的拳民正好递过来一根原木（当然排除完全理智的情况），你又会怎么做呢？“一般认为，”慈禧太后的一位批评者说道，“康有为向皇帝提出，要想保全皇位，就必须让太后引退，将荣禄斩首。”如果这是真的，那我认为当时情况必定十分危急，以至于改革派不得不对他们的反对者中为首者大开杀戒，还要把提携他们的慈禧太后监禁起来。虽然两方都没有对他们采取什么措施。你没发现，我们是多么愿意原谅站在我们这边的人，而如果我们的对手做了同样的事，我们必定要进行强烈的谴责？

谴责慈禧太后处死六位年轻的改革者的人，却很乐意原谅光绪下令斩首荣禄，囚禁自己的养母。

北京有两个势力强大的派别：以庆亲王为首的改革派，和以荣禄为首的保守派。慈禧太后也许是这么想的：“进步派和改革派都有过全盛时期。他们已经试了各种方案，但最后都失败了。达到的最后结果就是和解，却以割让国土为代价。从现在起，我要试另一种方案。我将不再割让港口，至死抵抗侵略。”

于是她对因谋杀德国传教士之案而遭到革职的山东巡抚李秉衡委以重任，任命他为巡阅长江水师大臣，因为后者表示将誓死抵抗外国侵略，而与此同时，荣禄则作为直隶省和北洋三军的统帅留在北京。随后慈禧又任命了一位和李秉衡一样排外的保守派官员刚毅巡视全国的防守情况，并为枯竭的国库筹集巨款。在巡视南方诸省之时，刚毅筹集到了两百多万两白银，显然都用在了购买枪支弹药和备战上面。慈禧任命另一个保守派满族官员毓贤为李秉衡的继任，正是他一手造成了后来的义和团起义。当他在外国势力的反复要求下被从山东巡抚之位上撤下之时，慈禧还在北京接见了他，赏李秉衡像赐给他额外的荣誉，还任命他为北京邻省山西的巡抚。后来的拳民之乱，几乎全都是那时，在他的管辖之下发生的。甚至可以这么说，毓贤就是义和拳运动，因为这场运动就是他赶走外国侵略者的方法。

但是在与保守派结盟的同时，慈禧太后并未切断与进步派的全部联系。她任命李鸿章为两广总督，袁世凯为山东巡抚，端方为陕西巡抚，而刘坤一、张之洞、奎俊也都留在他们原来的位置上，所以这两派当中的精英人士又一次全都为她效力了。接着她开始发出谕旨，收回那些光绪帝早先所发改革诏书。在1898年9月26日以光绪帝名义颁布的下面这道诏书，还有比它更最为措辞得体、更能体贴皇上的情绪的吗：“即如裁并官缺一事，本为淘汰冗员，而外间不察，遂有以大更制度为请者。举此类推，将以讹传讹，伊于胡底。若不开诚宣示，诚恐胥动浮言，民气因之不靖，殊失朕力图自强本意。”“所有现行诸政中裁撤之詹事府等衙门，原议将应办之事分别归并，以省繁冗，现在详察情形，此减彼增，转多周折，不若悉仍其旧。着将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光禄寺、太仆寺、鸿胪寺等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其各省应裁并局所冗员仍着各督抚认真裁汰。至开办时务官报及准令士民上书原以寓明目达聪之用，惟现在朝廷广开言路，内外臣工条陈时政者，言苟可采，无不立见施行；而疏章竞进，转多摭饰浮词，雷同附和，甚至语涉荒诞，殊多庞杂。嗣后凡有言责之员自当各抒谠论，以达民隐而宣国是，其余不应奏事人员概不准擅递封章，以符定制。时务官报无裨治体，徒惑人心，并着即裁撤。”“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余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地方官斟酌情形，听民自便。其各省祠庙不在祀典者，苟非淫祀，着一仍其旧，毋庸改为学堂。方今时事艰难，一切兴革事宜总须斟酌尽善，期于毫无流弊。”

请读者研究一下，如果还不明白就抄写一遍，看看改革的精髓是否真让慈禧太后给抹杀了，即：“大学堂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师及各省会业已次第兴办外，其余各府州县议设之小学堂”，“着地方官斟酌情形，听民自便”。要是不幸的传教士、遭黜贬的官员以及可以“自便”的民众意识到这一点，可以省去多少是非！

上面那道谕旨颁发三天之后，9月29号那天，她又颁发了一道诏书，责令惩治康有为及其同党。如果康有为无缘无故地进言光绪帝斩首荣禄，软禁慈禧之事是真的话，那么站在她的位置上，你会拿康有为怎么办？诏书上说道：“朕恭奉慈闱，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为学术乖僻，其平日著作，无非离经叛道、非圣无法之言。前因其素讲时务，令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旋令赴上海办官报局。乃竟逗留辇下，构煽阴谋。若非仰赖祖宗默佑，洞烛几先，其事何堪设想。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着各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着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这件事和对其他一两名官员的处决是慈禧做过的最坏的事了。——确实，罪过不小，但跟“好女王贝丝”比起来简直是不值一提。

现在来说说据说是慈禧发给督抚、将军和提督的一封密诏，密诏发布的时期为1899年11月21日。我认为这件事是这位伟大女性做过的最英勇、最伟大的事之一。

慈禧太后复出训政之后，意大利步其他列强后尘，向中国要求割让浙江的三门湾。然而，如今的慈禧不是以前的慈禧了，让意方和所有人大感惊讶的是，中国态度强硬地拒绝了意方要求。不仅如此，慈禧太后准备抵制这种要求。很快意大利就开始明白，如果想要得到三门湾，必须通过战争。但意大利并不敢发动战争，只好悻悻撤回要求。这件事能让我们更好理解11月21日发布的那道密诏。“现在时事艰难，各国虎视眈眈，争先入我堂奥。以目下中国财力兵力而论，断断无衅自我开之理。惟是事变之来实逼处此，万一强敌凭陵，胁我以万不能允之事，惟有理直气壮、敌忾同仇，胜负情形非可逆料。各省督抚每遇中外交涉事件，往往预存一和字于胸，遂至临时毫无准备。此等锢习，实为辜恩负国之尤，特严行申斥。”“嗣后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以中国地大物博、幅员数万里、人丁数万万，苟能各矢忠君爱国之忱，又何强敌之可惧。正不必化干戈为玉帛，专恃折冲樽俎也。”

一位反对慈禧太后的人指着上道诏书的最后一句话问道：“难道这不是挑战吗？”是的，是挑战。北美十三州不是为了更小的事就向英国发出挑战吗？日本不是为了更小的事就向俄国发出挑战吗？慈禧太后是为了保卫祖宗社稷，先人陵墓免遭荼害才发出挑战。她不惜参战，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自保；不是为了荣耀，而是为了家园；不惧邻居的嘲笑，去与列强抗争。她的不明智之处在于和义和团这帮迷信的乌合之众结盟，相信那“数百万”无组织、无纪律的“壮丁”可以抵抗数千数万名指挥有方、训练有素的西方士兵。

慈禧太后积极备战，而非软弱地屈从欧洲列强的意志，割让领土，更体现在下面总理衙门颁布给总督和巡抚的这道诏书上：“如各国不肯践言，则衅自彼开，该督等须相机行事，朝廷不为遥制。万勿任令长驱直入，贻误大局，是为至要。”

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她派了两名特使去日本，希望能够和日本人秘密结盟，抵制西方的“白祸”。但这次她却千虑一失，选错了人。这两位使臣和我们了解的东方人不同，过多地泄露了他们的意图，结果被不体面地召回，而条约也就不了了之了了。1902年法国明信片

第五章　慈禧太后

W.A.P.马丁《中国的觉醒》

1902年6月慈禧从西安回銮后，便向驻华各使馆的外交官太太们发出了去宫里觐见和赴宴的邀请，以便请教。这种接见是不寻常的。许多出席者的动机和普通观光客旅游的心态差不多。除了一两位之前进过宫的太太，其他太太均未觐见过太后。太太们中有几个人经过了1900年义和团之乱，见证了从紫禁城墙发射出的枪林弹雨倾泻到了英国使馆墙上，而她们困在屋内，度过了从6月到8月的难熬的八个星期，终于渡过难关后，心里充满了怨恨。

其中有一位夫人得到了本国政府授予的荣誉勋章，以嘉奖她的勇敢。当时，她陪着她丈夫躲在防御工事里，建筑逐渐倒塌，她的丈夫被埋在地雷掀起的尘土下面，然后在第二次爆炸时被弹出来，毫发无损。还有几位太太是新近来京的，没经历过这些灾难，但听说过慈禧太后，非常急于见见这位“雌龙”。

会议主持者在北京呆得最久，是外交官夫人中的元老了。她是会议的主持。第一个要决定的问题是坐什么交通工具去紫禁城。大家稍加探讨，便决定坐轿子，因为这样显得最尊贵，在中国只有贵妇人才乘轿。主席接着提出了觐见礼仪的形式方面的意见。一为太太提出不要搞什么仪式，到时候大家一起上前，不分先后，这样大家有平等的机会满足她们的好奇心，可以随意观察这条“雌龙”。另一位太太说道：“到时候是六月的大热天，离她远远的，有很多卫兵保卫着我们才好，不然我们不但要被太阳烤，还要被她烤呢。”主席太太露出了担心的神色，但还是保持着尊严和冷静。这时候，一个温柔的声音响起，提出所有觐见的客人都要行屈膝礼，这是规矩。“屈膝礼！”一个愤怒的声音说道，“要我们向她行屈膝礼，还不如让她跪拜在我们面前，求我们原谅她想开枪打死我们。”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按照宫中接见公使的形式办。我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第一次觐见的时候大家心里普遍存在的情绪是什么。“几天后，我们跟着那些服饰华丽的格格福晋们走进朝会大厅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当我们望见慈禧太后坐在高高的宝座上，皇帝坐在她的左手边，军机大臣跪在她的一侧，仪态万方的格格福晋们都屈身行礼，膝盖碰到了地面，我们心中的会议上的那些愤懑不满情绪顿时烟消云散。出于对太后帝王般威严的敬畏和周围环境的影响，我们不觉弯下身去，按规矩行了三次礼。她手中掌握着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人民的生死祸福。我们不禁感到这位坐在宝座上的女人真是骨子里都是个女皇。她明亮的黑眼睛似乎洞察了我们的心思。她的确应为能一眼就看穿眼前每个人的心思而自豪。”慈禧与外国使节夫人

太太们就座后，带队的夫人就向太后表达了美好的祝愿，而太后也以和蔼的言语回答了她。正式引见时，每个太太的名字被一一唱出，她走上前行屈膝礼，而太后则走下龙座，扶着她的手命她起身，然后她走到左边，以同样方式被介绍给皇上。

慈禧太后就是这样对宫中规矩进行改革。在这之前，她都坐在帘子后面，只能在人看不见的地方行使统治权。外界看不见她，她也无法了解人民的需要。在她执政之前，她的人民还是陈规陋习的奴隶，而她的人格魅力使得礼仪成为人民的仆人。照诗人的说法，她似乎感到，“规则是好东西，但别永远不敢拆散他人的脚手架；它不是搭来让你攀的，虽然它也许对你有用”。

光绪帝引进铁路、电报、电话、新式教育制度和进行的其他革新固然有功，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是慈禧的人格魅力、权力和政治才能才使他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在另一章提及的女子教育的改革运动，必须归功于慈禧。自从她走出幕后，让画家为她画像的时候，妇女的自由就确立了。

一天我去美国使馆时，他们给我看了两帧太后的大幅照片。一帧约三英尺见方，准备送去给罗斯福总统，另一帧是给康格少校的礼物。同样的照片也送给了每个国家的驻京公使和该国的当政者。我对自己说：“慈禧太后真精明。她知道自己已被歪曲地描绘了，她知道自己的肖像画得远不如相片真实，所以就想让所有的文明政府都保存着她真正的形象。”这精明不一定生而有之，是那些劝她让外国人替自己画像的人促成她这么做的。

几年之前慈禧太后有一个梦想，梦想在中国实施君主立宪制度。这就像她所有的行动一样，比她那位聪明的外甥伟大得多。当然，政府是满族人的，真的要给也得由满族人给，任何激进的改革都得由当政者实施。不过慈禧太后想自己享有这一荣誉，希望它能在她的有生之年成功实施。这遭到了不少阻力，最强烈的反对来自她推翻光绪时自己所在的保守派。保守派把这看成有史以来最疯狂的冒险，竭力来制止这一改革。但慈禧太后召来了满人中最杰出、最进步的端方，派他带领代表团周游世界，去仔细考察各种各样的政府，以便回来对在中国实施宪政的可能性这一问题上向她提供建议。

一列专列拨了出来，就停靠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准备将代表团从北京送到天津。代表团已经进了车厢，旁边狭长的过道上挤满了来送行的人群。这时“嘭”的一声，发生了爆炸。车厢炸开了，有几个人受了伤，其中包括某些受了轻伤的代表团成员，而那个拿炸药包的人则被炸得面目全非。有好几天城里是一片混乱，所有的城门上都派了卫兵，尤其那些通往宫里的城门更是戒备森严。那个恐怖分子的身份也在被想方设法予以查证。但一切努力都未收效，没有再发生任何事可以显示他是有同伙的。于是代表团分散开来，独自悄悄地出发，到天津会合后再踏上出国考察的旅程。正阳门火车站

代表团所到之处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们经过的国家都尽量为他们提供了考察该国宪政的便利。回到北京之后，这次行程的报告以120卷的篇幅发表了出来。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以日本宪政为蓝本，准备尽快在中国实行宪政。

率领这一代表团的是端方阁下，他是当今满人中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他像袁世凯一样，在拳民运动期间保护了他所辖境内所有外国人。他感激美国人在促进中国开放中所做的工作，这一点很明显地见之于1906年2月他在华道夫大酒店的讲话中，他说道：“今晚吾人在此荣幸地见证美国教士推进中国人进步之功。彼等将西方文明之火光带进中国每一角落。彼等以中文翻译泰西宗教、科学著作，殚精竭虑，功德无量。彼等建医院、办学从校，助吾人拯苦济贫。现今我国的觉醒隐隐在望，实与彼教士启导之功关系甚大。对此我国铭感无已。”一些人或许以为这只不过是在这一特殊场合发表的观点，因为他周围当时正巧全是秘书和其端方像他对这一事业感兴趣的人。但此后他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参加了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更进一步地表明了事情并非如此。其中的一次他对学生们是这么致辞的：“这是兄弟我第二次参加你们学校的毕业典礼了。这里的良好秩序叫兄弟佩服。见到你们礼仪精熟，学问湛深，操守优秀，甚为欣慰。总教习及列位师长对我们的学生关爱有加，令兄弟万分感激。处处可以见到这种关照。兄弟希望这些学生将来出仕，不可忘记师长之爱，处处力行此种美德。无论东西方，良师之道在于仁爱，列位毕业后当老师总以身体力行为要。如此，则你们的知识就切实可行，才能就有用了。”

我引了以上这些，是用来证明这样一位皇太后挑选来带领代表团的人是多么宽容开明。代表团中另一名重要的成员是贵族载泽。许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娶了皇后叶赫那拉氏的一个妹妹，因而是慈禧太后的外甥女婿。太后与端方的君臣关系决定了他无法像一个亲戚那样把旅行的细节一五一十地详细告诉她，而要日理万机的太后把他们回来后出版的那份120卷的报告从头至尾看上一遍也同样不可能。但是，如果太后将这位外甥女婿叫到跟前，让他详尽地将一路所见说上一说，那也不失为一件乐事。她急于在她的有生之年把宪政交到百姓手中，可是没法做到。这宪政制度是否能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实行还是个未知数。

慈禧太后发起的第二个伟大改革是抵制鸦片。只有在考虑了这种毒品在中国是如何的泛滥成灾之后，才能对这一改革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中国人告诉我们，吸鸦片成瘾的人占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鸦片烟馆

有一天，我在北京的街头散步，走过一个大门，里面冲出一股不但难闻而且令人恶心的气味。我又往前走了几步，进了这城里最好的一家古董店，发现街上那种气味增强了十倍，因为店里的一个伙计刚抽完烟。我离开了这家，又来到另一家店里，那里的店主已经吸鸦片吸得把生意全给败光了。差不多就在这期间慈禧太后颁布了以下的诏书：“鸦片烟盛行以来，流毒异常惨烈。染斯疾者，破其财产，夭其寿命，习为偷惰，职业全废。且令神州故国，种类日弱，志气日颓，自强更复何望？近来官绅士庶，多知悔悟，争相结社劝诫，即素嗜鸦片者亦未尝不痛心疾首，自怨自艾。各国善士尚多倡设公会，劝禁栽卖，广施方药，每以中国鸦片不除引为深憾，则身受其害者应如何淬厉奋发，力拔根株。”慈禧乘舆“前经降旨，颁布禁烟章程，期以十年，使洋药与土药同时禁绝。着民政部度支部迅即会订稽核章程，严定考成，请旨颁行。”

民政部立即制订了一些执行这个诏书的细则，其中有：

所有吸食鸦片的人都必须登记，并申领执照。

吸食鸦片的官员被分成两类。年轻的必须在六个月之内戒断，而对老人则没有规定期限。但这两类人在戒鸦片期间都必须自己掏钱雇合适的人来代替他们执行公务。

所有的烟馆都必须在六个月之内关闭，这之后无论烟枪还是烟灯都一概不准再制造、销售。不过卖鸦片的店仍能再继续营业十年，这是鸦片买卖可以存在的最长期限。

政府允诺为戒鸦片提供药品，并鼓励成立禁烟会，不过不允许这些禁烟会讨论其他政治事件。

除中国之外，最受这场改革运动影响的是英国。在这份诏书颁布时，英国每年要运送五万箱鸦片到中国市场，但它立即同意道，如果中国真心改革，并把自己国内的产量以每年百分之十递减的话，英国也将以同样的速度削减它的贸易。可惜慈禧太后没等到这场改革胜利结束就死了。但不管这场运动的结果会怎样，她的创始之功总是抹杀不了的。

这是慈禧所推行的一些改革措施，但除此之外，她还得负责实现光绪皇帝建立铁路局、矿务局以及采用西方教学制度的学校的努力。她不仅废除了旧的考试制度，而且引进了一套新的运作方式，这样所有从欧美大专院校毕业的人通过相应的考试——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根据他们所持的文凭——都可以获得中国的学位，可以在政府中担任职务。这样的考试已经举行过，一大批西方学校的毕业生——其中绝大部分是基督徒——得到了举人或者翰林的学位。开平矿务局

第六章　慈禧太后

一天，顺王福晋府上的一位总管太监拜访我家，请我太太给福晋看病。他坐在书房里，看着墙上挂的画，其中两幅都是太后的亲笔，便说道：“您喜欢中国艺术？”“我的确非常喜欢。”我答道。“我看您这儿有些老佛爷的手笔，”他用京城里人尽皆知的称号来称呼慈禧太后。“是的，我这儿有七幅她老人家的画呢。”我答道。“您有供奉缪先生的画没有？”他问道。“很遗憾，我没有。”我答道，“我很想要一幅，但至今还没得到。”“这些商店里可没卖的，她的画不卖。”他解释说。“我很遗憾，”我继续说，“因为我非常想得到一幅她的画。我听说她是一位非常好的画家。”“是的，她画得是非常好。”他漫不经心地说。“她的寓所离我们家非常近。我们有她好多幅画，不难弄到。”“你们府上是不难弄到，”我说，“但是对我来说就不那么容易了。”“如果您想要，”他主动道，“我可以弄些送您。”“那真是太好了，”我回答说。“但您怎么弄到呢？”“哦，我就给您偷几幅就行了。”

不用说，我告诉他不能偷缪先生的画。但是，他一定是告诉了福晋我的愿望，因为下次我太太去福晋府上的时候，福晋向我太太展示了缪先生的几幅画和一些太后的画。

我太太用升调问道：“这些画真的出自太后的亲笔吗？”“是真的。”福晋回答说。“我亲自看见她作画来着。这些是真迹。”

过了几周，我太太又被邀请去看望这位福晋，令她感到惊讶的是，缪先生也在。我太太与福晋、缪先生一起呆了一两个小时，相谈甚欢。当她起身准备告辞的时候，顺王福晋——即叶赫那拉皇太后的最小的妹妹——取出一幅雄鸡啄虫图，说是特意请缪先生画的，请我太太收下，作为她和缪先生送我太太的礼物。

在她们刚才谈话的时候，我太太提到说，慈禧太后肯定很早就开始学画画了。“的确是的。”缪先生说，“她初学的时候我们年纪都很轻。她进宫不久就开始读书。当时，半是为了消遣，半是因为喜欢，太后开始拿起了画笔，临摹了画册上和宫中收藏的许多过去大师的作品，表现出了异常的禀赋。当时我还是个少妇，我哥哥们是画家，当我丈夫过世的时候，上面就命令我进宫陪太后学画。”“您是汉人吧，缪先生？”“是的。”她回答说，“本朝汉族妇女进宫是少数，我放了脚，梳起了满族式样的发式，还穿了旗袍。”“您当时每天都进宫吗？”“年轻的时候是的。万岁（慈禧太后的另一个称呼）非常热衷于画画，经常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画画，或者学习画史，临摹范本和画廊里历代大师的旧作。她最喜欢送给朋友们的礼物就是她自己的画作，盖有她的玉印，并有日期与如意馆的画师所作题诗一首。接受赠画的人在太后赏赐的礼物中，最看重的也是太后的画。”

我见过几个亲王的府上都挂有太后的画装点，还有一些官员朋友的家中也有她老人家的画。其中有几幅确为精品，画得非常好。画作的主人们对画的评价也非常高，但我很想知道缪先生对太后画功的评价。于是我便问道：“您觉得太后的画怎么样？”“太后是位非常伟大的女性，”她回答道。“当然她画画只是兴趣，不比专业的画师。若她有时间钻研画艺，定会成为最好的画家之一。太后之运笔精准有力，只有天分与苦练兼备者才能做到如此。太后眼光非常好，可惜没有人替她分担国事，让她好有时间来施展绘画的天才。”

太后有十八位宫廷画师，都是从全国最好的画师中挑选，由太后亲自任命的。画师的职责是位太后作画。他们分为三组，每组由六个人，每人每月当十天班。我出于对中国画的浓厚兴趣，很快与大部分宫廷画师相交甚熟，了解了他们各自的绘画风格。画师的头是关先生。

一天，我去拜访关先生。我知道他由于体弱，不能在宫内当值，但在他家里，我却发现他在勤奋地作画。就像有些小男孩儿告诉妈妈说他不舒服，不能去学校，但也不至于病得要上床躺着休息，关先生告诉我他的健康问题也并不妨碍他的工作，只是去宫中当值不大方便。我还意外得知，太监们的压榨弄得他荷包瘪瘪，也是加重他病情的原因之一。“当太后恩准我可以不必到宫里当差时，”他解释道，“她命我每年至少为她画六十幅画，每逢重要节庆日的时候送到宫里。这些画加盖太后的玉印，并由宫廷画师们作好相应的题诗写上，由太后在节庆的时候当作自己的画送出去。”关先生和我交往甚密，后来他将他的三幅作品送我收藏。

有一天，另外一个画师来拜访我，谈话间告诉我他在画一幅慈禧太后扮观音的像。我那时还不习惯于把太后想象为观音菩萨，但他告诉我，太后不但经常手抄《观世音经》，还喜欢令人把自己描摹为观世音的样子，作为册页，用黄色丝缎包好，当作礼物赏赐给最受赏识的大臣。当然，我想到了我的绘画收藏，便问道：“我是多么的希望自己也能有一幅太后扮观音像啊！”“我给你画一幅。”他说。

我不一会儿就发现，这些客套话只不过是一些拐弯抹角的开场白，他来找我的真正意图是因为前几日在宫中赴宴，他不小心咽下一根鱼刺，卡在喉咙里。他说道，太医给了他一些药说是可以化鱼刺，但却没有用。于是，他想知道我国是否有医生能取出鱼刺。

我带他来到附近住的霍普金斯大夫那里，说明了情况。霍普金斯大夫让这位画师坐在窗前，张开嘴，检查了一下他的喉咙，发现那里有一个小红点，便拿起镊子，夹出了鱼刺。多亏了霍普金斯大夫的功劳，不然我怀疑我永远也得不到他许诺要送我的画，因为他对作为宫廷画师而把老佛爷的画像随便送给朋友这一举动是否妥当而颇为踟蹰，但由于后来他发现经常需要请我太太给他的太太和孩子看病，他便决定这个举动是妥当的。后来有一天，他把画拿给了我。慈禧扮观音大士

慈禧太后不但喜欢被画成观音菩萨，还喜欢穿上观音的衣服，命周围宫女打扮为龙女的样子，太监总管李莲英打扮为韦驮。她命令宫廷画师画出合适的前后景，然后让当时的宫廷摄影师裕勋龄按下快门，让宇宙间最伟大的画家——太阳以光线为画笔忠实记录下她的模样。

一天，当我逛琉璃厂一家古玩店的时候，店主向我推荐了慈禧太后画的四小幅水墨桃花。这几幅画原来是挂在颐和园太后房间两个隔板上的，我能得到它们真是感到幸运。“您瞧，”他说道，“这几根枝条每部分都是一笔画成的。做到这一点非常不易。先要蘸上恰好量的墨汁，能清楚地勾勒出枝条的轮廓，同时又要浓淡适宜。如果轮廓勾勒时出了差错，也不能涂改；如果用墨太深或太淡，也不能加减，不然书法上来说就有问题了。一旦下笔，就不能改。这种技巧在中国艺术里面来讲是非常高深的。”

我得到了这些画之后，给京城当时最有名的一些画家都看了，他们一致认为是水墨花卉的杰作。他们也同意缪先生关于慈禧太后如果投入全部时间精力，就会成为本朝最有名的画家的说法。

有天，一位宫廷画师来拜访我，我给他展示了这些画。他也赞同其他画家关于笔法的说法，但向我指出了画面中，有一处交错呈菱形的枝条。“看这个，”他说，“这就能确定是太后的亲笔了。”“为什么？”我问。“因为一个专业的画家从来不会画那样交错的枝条。”“为什么呢？”“那样构图不够艺术，画家是不会那么画的。”“那为什么她的朋友们不向她指出这点呢？”我问。“谁会这么做？”他反问道。慈禧72岁所绘图

第七章　慈禧太后

虽然慈禧太后已经离我们而去，但如果能像和她在公私场合都有接触的那些人，以她作为一位女性的身份来看待慈禧太后的生活和人格，应该还是一件有趣的事。为了向读者说明她吸收外国风俗多么快，我想给出一个我夫人讲到的关于她餐桌装饰的变化的细节。“前几次觐见的时候，我们在被介绍给太后和皇上之后，和宫廷贵妇们一起退到宴会厅。接着我们落座，每个大使夫人旁边坐一个朝廷贵妇。然后慈禧出现了，我们起身，看着她落座，皇上侍立于她身后。她坐下后，命我们也坐下，但是贵妇们和皇上仍然站着，因为他们在太后面前坐下是不合礼数的。穿着长袍的太监出现了，摆上了丰盛的中式筵席，他们给太后上菜的时候，总是跪着。”“当我们吃了一小会儿的时候，一位资历最深的大使夫人问她们是否可以坐下。太后先转头对皇上说：‘皇上请坐下吧。’；然后转向宫廷贵妇们，挥了下手，让她们坐下。她们小心翼翼地用一种极不舒服地方式坐在椅子边上，也不敢碰一下食物。”“谈话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还谈到了拳民问题。其中一位大使夫人戴了枚荣誉勋章。太后看见了，便问这个勋章代表什么。”“回太后的话，’大使夫人答道，‘这是我们皇帝颁发的，因为我在拳民暴乱中受伤了。’”“太后两手握住这位夫人的手，满含泪水，说道：‘那些日子，真是让你们受苦了。那时候有阵拳民把朝廷都给压下去了，还把枪都架在宫墙上。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桌上铺着色彩艳丽的油布，但是没有像样的可以称之为桌布或者餐巾的东西。我们用一块头巾大小的印花布当作餐巾。”“桌上没有鲜花，唯一的摆设就是大块蛋糕和水果。我说这个是因为第二次这一切全变了。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摆着漂亮的鲜花。贵妇们到了美国使馆康格夫人家里参加了午宴以后，情况尤其是这样。中国贵妇们吸收新事物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即使是餐桌布置这些小细节。以后，筵席上就轮流上中外两种菜系。”“以后，慈禧太后再也不和客人在同一张桌上用餐，只有一次例外。在正式接见结束后，她会从龙椅上下来，和接见的夫人们亲切交谈，并请她们去宴会厅和其他宫廷贵妇们一起用餐，因为在中国，贵妇们在慈禧面前是不能说话和吃东西的。但是用餐结束后，太后会出现，与大家亲切交谈。”“她不一起用餐可能还与以下一件事有关：又一次，一位重要的客人，无疑是非常想得到一件独特的古玩，便请慈禧太后把太后吃饭的碗送给她。这只碗的确与其他客人的碗不同，就如太后的饭食也从不和同桌客人的相同。”“她犹豫了一下，转身对太监道：‘不能只给她一个碗（中国习俗里送东西都要送一双的），给她准备两个。’”“接着，她转身向客人们抱歉地说：‘我很希望能都给你们每人一双碗，但外务部要求我这次接见的时候不能送礼物。’太后习惯于亲手送客人一些小礼物，以后再让太监去客人家里送正式的礼物。”“有一次，那位要碗的夫人又从橱柜里取出一件摆设，想拿走。负责的人请求她把摆件放回去，说他负责看管屋里的一切东西，如果有东西不见了，他就会受罚的。”

以上并非孤立事件。中国食物经常不对外国人的口味，有些欧洲的大使夫人们当着宫廷女官的面就会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她们以为中国人听不懂，其实太后的桌边一直都有翻译官。有时候，这些夫人们让人觉得，她们想看到一切，感受一切的同时，却忘了她们对中国宫廷应有的礼仪，忘了代表国家应该具有的风度。

中国的宫廷礼仪非常严格，中国的大臣必须在礼部学一周到六个月的礼仪课程，才能在太后面前露面。这么看，这些外交官夫人的失礼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太后和中国贵妇人们也许可以容忍这一点，也只是出于相信外国人都是野蛮人的原因。

当然不是所有被接见的大使夫人都是这样。有一些人充分认识到了这些接触对于中国的开放有着重要意义，这位伟大女性的外交手腕、人格魅力和女人魅力只有在私下接见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她会拉着客人的手，十分亲热地嘘寒问暖，问我们来宫里一路是否劳累。她会担心点心不合我们的口味。她会语气真诚地告诉大家能走到一起真是太幸运了。作为主人，她会单独关照每个人，使所有客人为她的魅力倾倒，即使是之前对她有偏见的人。

当有机会的时候，她总是会很急切地问起西洋制度和做法。有次看戏时，她把我叫到她身边，给我赐了座，然后开始详细地询问美国女子教育制度。“我听说，”她说，“贵国女孩全都读书。”“确实如此，太后。”“她们学习的内容和男孩子一样吗？”“在公立学校里是一样的。”“我甚希望中国的女孩也能接受教育，但人民连教育男孩子都已不易。”

接着我向她解释了公立学校制度，她听后说道：“眼下中国赋税繁重，恐不可能再负担此类开支。”“但没过多久，一道奖励女学的诏书就颁发下来，目前已经有几百座私立女子学校在京城和中国各地成立。”

还有一次，在和大使夫人们吃点心的时候，太后命我去她的私人房间里，我们二人单独在一起，身边只有一个掌扇的太监。她向我询问教堂的问题。显然，在刚开始谈话的时候她并不清楚还有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一概称之为“教”。我向她解释了教会是为了启发人民心智，有道德教化和心灵成长的作用，让人民成为更好的子民和国家更好的公民。“很少有人像慈禧太后那么迷信。她的全部一生都被她命运，符咒，神灵恶鬼方面的信仰所左右。”“当她第一次听人提议说给她画肖像并拿到圣路易斯展会上展览的时候，她惊讶得目瞪口呆。在一次长谈之后，康格夫人向她解释了欧洲许多国家的统治者都会送他们的肖像去展会，包括维多利亚女王，而且，这一幅肖像有助于抵制假的太后像在欧洲的流传。她听了后说要征求庆亲王的意见。这件事看着好像就被搁置起来了。然而，不久之后，她就传话给康格夫人说，请卡尔小姐到京城来给她画像。”

我们都知道，画肖像这件事要择吉日开工。太后一定要为此修一条通往外务府的铁路，把肖像运过去，而不是像让人扛肩上像扛死人像一样扛过去。她六十九岁的时候庆祝七十大寿，以挫败神灵，免得他们像她六十大寿的时候一样降来灾祸，甲午战争搅了她的生日。在礼服上，绣有“福”“寿”字样，她送的礼物都是具有吉祥意义的。她的宫殿摆着大盘大盘苹果，取其“平安”之意。还有大盘大盘的寿桃，象征长寿。她身上佩戴符咒，还在康格夫人离开中国的时候摘下脖子上的一枚符咒给她戴上，说希望能在她渡过太平洋的时候保她平安，因为这枚符咒在庚子年的逃难的时候就保护了她。她也不许任何佩戴哀丧标志的人靠近她。“大家都知道，满族女人是不缠脚的，慈禧太后也非常反对妇女缠足。但是，她不允许臣民要求她去干涉汉族人的风俗习惯，因为有位夫人就提过类似的建议。这位夫人是驻外公使的妻子，自己和女儿的穿着打扮都是比欧洲人还欧洲。她有一次向太后建议说，中国妇女的缠足成为世界人民的笑柄。”“我听说，’太后回答说，‘外国人的风俗习惯也并非无可挑剔，既然现在没有外人，我倒是想瞧瞧外国女人的束腰。’”“这位夫人非常丰满，跟个沙漏似的。她转向她高大苗条的年轻女儿说：‘闺女，给太后瞧瞧。’”“这位年轻小姐不好意思，终于太后发话了：‘你不明白我的请求就是命令吗？’”“在满足了好奇心之后，太后派人去首辅，命务必给这位小姐定制好一套合适的满族服装，他说道：‘外国女人还要受这等洋罪，真是可怜。她们身子上绑着铁条，都不能呼吸了。可怜！可怜！’”“第二天，这位小姐没有在宫里出现，太后问她母亲原因。‘她病了，’母亲回答说。”“哦，我并不惊讶，’太后说，‘卸掉了那副枷锁后，得要些日子才能重新挤进去同样尺寸的衣服。’太后这么说是以为外国女人睡觉都戴着那副束腰，就和中国女人睡觉的时候也缠着脚一样。”“我在中国度过的第一个冬天是在二十年之前，那时京城里颇不平静。太后摄政的时间应该结束了。我已经解释过阿哥不能和格格结婚，因为他俩是亲戚，同样，平民的表兄妹之间也不能结婚。这是规定。但是规定制定了就是要被打破的，当光绪大婚的时候，太后决定把她姐姐的女儿嫁给她的儿子。至于光绪喜欢另一个女人，反对这桩婚事并不起实际作用。太后一心要促成这桩婚事，不能允许计划受到阻挠。于是她发布了一道诏令，某天晚上，人们必须呆在屋里，因为抬新娘去宫里的红轿子要经过。在这件事和其他一切事上，太后的意志就是法律。”慈禧太后盛装图

太后的身高中等稍矮，但她穿的鞋鞋底正中有六寸的跟，再加上她从肩上垂下来的满族服饰，使她看起来十分庄严，骨子里是个皇太后。她的身材堪称完美，举止敏捷优雅，在外表上是个完美的女人和统治者。她的面容与其说十分美丽，更多的是生动悦人，她的皮肤稍带橄榄色，深藏在浓密睫毛后的双眸时嗔时喜，照亮了她的面庞。

当坐在宝座上时，太后就是庄严的化身。但当她从宝座上走下来，握住你的双手，用亲切的微笑跟你说：“你又来看我了，这是多么美好的命运。希望你长途跋涉别累着了。”这时候，你觉得她首先是个女人，是个朋友，尽管她在每个场合扮演的都是女主人的角色，不论是外交，公务，还是社交场合。

我但愿她精神上的特点能完全通过日本摄影师和其他摄影师给她拍的照片表现出来。但正是因为这样，她才显得迷人。仅仅从她人生中的几件事上就能揭示她的爱国主义，政治才能，高贵的意志和雄心，扭转了她国家和王朝重建与传承命运的雄心。我们见证了敌人仆倒在她剑下，威胁统治的大臣仆倒在她的笔下，即使幸而起身，也是被褫夺了全部权力。她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都被清除得干干净净，不论是用外交手段还是用武力。慈禧太后朝服像

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她不仅在近半个世纪里引导着国家这艘航船，还引导得很好，将以前中国统治者从未想象到的改革一一付诸实施。与她的人民比起来，她的身高远远高于蒙古种女性。那么和其他民族的伟大女性相比呢？在人格力量和能力上面来说，她不输于任何人。我们不能不仰慕起那个之前给妈妈跑腿儿的小女孩，后被选入后宫，然后又成为皇帝的母亲，妻子，立了一位皇帝，又废了一位皇帝，是中国近五十年的主宰者——在这片女人没有地位的国家里。这么看来，即使将她说成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女性也不过分。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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