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叶盛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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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学派理论研究试读：
前言
20世纪70年代末，在对现代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形式的研究过程中，以米歇尔·阿格利耶塔、阿兰·利比茨、罗伯特·布瓦耶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经济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吸收凯恩斯主义、法国年鉴学派的思想，构建了一种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长期发展的分析框架，形成了法国的“调节学派”。调节学派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希望阐明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怎样调节人们的行为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物质条件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调节理论主要受马克思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但是它又力图超越这两者。调节主义者认为，现有的经济理论都有自身的缺陷：新古典学派以制度不变为前提，提供的是一种非历史的经济规律，从而把历史排除在外，因而它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演变过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学说虽然强调了社会关系和积累过程的历史特殊性，但使用的概念过于抽象，例如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用价值代替价格，用剩余价值代替利润，因此只能应用于总体分析和一般计算，而无法应用于具体范围的研究；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则偏重技术经济学，它没有充分研究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矛盾，特别是社会矛盾，它着重研究短期的经济政策和管理，而忽视它所要说明的现象的规律性依据。此外，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是开放程度较低的经济，而我们现在面临的却是全球化经济。调节学派认为，为了发展一种对资本主义多样化经济形态的演变进行解释的理论框架，应该从高度抽象的概念（如生产方式等），分离出若干中介概念（如积累体制、制度形式和调节模式等等），用来解释经济行为体在相互作用时表现出来的规则性，然后再与观察到的经济现象进行比较。调节理论主张把不同的但又是相互关联的学科，把经济和非经济、宏观和微观结合起来，既保持新古典学派理论在形式上的严谨性，又创造出新的概念工具，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新的途径。调节学派的方法论特点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研究中，运用历史的、理论的、比较的方法来探索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致力于发展一种制度与演化的宏观经济理论。
正是运用其独特的调节分析方法，调节理论在阐述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和调节方式二者之间的关系，阐述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发展的历史以及分析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危机发生的原因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不仅如此，调节理论对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如经济地理学和社会学等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调节理论还被运用到对转型经济、发展中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之中。
总体来讲，国内学术界对调节理论的研究还不是很充分，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本文旨在对调节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全书由五章构成，具体内容简介如下。
第一章是调节学派理论概述。首先介绍法国调节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这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西方经济的危机，另一个是西方经济学的危机。其次介绍法国调节学派的产生、代表人物、理论渊源和方法论特点以及调节学派的分布。接下来介绍调节理论基本概念，这包括生产方式、制度形式、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最后，本章还详细介绍了调节学派的危机理论：调节学派既不认同新古典主义关于外来冲击造成危机的肤浅解释，也不接受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它认为存在定义各种不同层次危机的余地。布瓦耶把危机分为以下五类：“外部”扰动造成的危机、周期性危机、调节体系的危机、发展模式的危机以及主导生产模式的终极化危机。弄清调节理论对不同层次危机的认识为更好地理解调节理论的分析框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阐述调节理论的分析框架。调节理论试图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来解释经济行为者在相互作用时表现出的规则性。这三个层次依次对应着调节理论提出的五种制度形式、调节模式以及积累体制。首先对五种制度形式进行了分析，这具体包括：调节理论中的货币和信用、论工资—劳动关系、对竞争形式的讨论、对国际体制的分析以及对国家的讨论。其次对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进行了划分。接着对调节方式对经济危机的影响作了阐述。调节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以一种特定形式的积累过程为特征，从而形成特定的“积累体制”，而每一种积累体制又都具有特定的“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支配着积累过程。最后，本章介绍调节理论的一个应用，具体讨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从微观（企业内部）和宏观（国家）两个方面对劳资关系进行调节，并在此基础上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资关系调节的作用和实质进行了阐述。
第三章介绍调节学派对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分析。调节理论与对福特主义、福特主义的危机以及福特主义的继承问题紧密相关。但有一点需要明确，即并非所有的福特主义研究都是由调节理论发起的，但也不是所有的调节主义研究都与福特主义有关。调节理论似乎善于分析福特主义的起源、鼎盛及其危机机制，它在分析现世福特主义危机的发展方面，尤其是在预测什么体制将替代它方面就不是那么有效。本章便是对福特主义起源、福特主义、福特主义危机以及后福特主义的一个全面梳理。在本章中，第一节是对福特主义起源的介绍，正是福特汽车公司流水线和5美元工资的引进为资本主义历史上一种崭新的工业生活模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第二节是对福特主义的分析，这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的：劳动过程、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第三节是对福特主义危机的阐述。最后一节则是对后福特主义的讨论。后福特主义争论实际上是一个古典争论的现代表现，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未来、其动态及其生存。本节将那个时期研究者们对后福特主义的理解归纳为以下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新熊彼特观点、新斯密观点和新马克思主义观点（亦即调节理论观点）。
第四章是对调节理论的国别研究的介绍。在本章中，第一节给出了一个总的说明，接下来的几节都是对一个国家相关状况的分析，其前提条件是民族国家仍然是一个相关的分析单位。第二节是对美国相关情况的介绍。第三节是对法国应对20世纪70年代危机所采取战略及其后果的说明。第四节是日本研究者如何看待调节理论在日本的应用。本章最后一节则是从调节理论视角对北欧小国家的分析。
第五章是调节理论的最新发展以及对调节理论的评述。调节理论的最新发展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首先，在调节研究范围内，用调节理论对新领域进行实证研究，比如说对各行业、各部门进行的微观以及中观分析（而不再是对诸如美国或法国等大国进行的宏观分析），把注意力从给定空间的调节转移到调节空间的创造上；其次，调节理论对已有研究课题的深入研究；再次，用调节理论的相关概念、思想以及观点对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如经济地理学、社会学、国际政治学、女权主义、生态学等进行分析；最后，调节理论始终高度关注现实问题，它们跟进研究的问题很多，比如知识经济、信息社会、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全球化以及金融全球化等。而限于篇幅，本章只对调节理论深入研究的金融全球化问题进行介绍，之后则是对调节学派理论的评述。
本书是一本有关调节学派理论研究的专著。由于该主题涉及的内容多而繁杂，又受到相关英文文献可得性的限制，因此，本书难免存在错漏和不足之处，衷心希望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李君、刘伟玲、刘兴坤、李军、王建昌校对书稿，在此表示感谢。陈叶盛2012年3月8日第一章 调节学派理论概述
20世纪70年代末，在对现代经济危机的原因和形式的研究过程中，以米歇尔·阿格利耶塔（Michel Aglietta）、阿兰·利比茨（Alain Lipietz）、罗伯特·布瓦耶（Robert Boyer）等人为代表的法国经济学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上，吸收凯恩斯主义和法国年鉴学派的思想，构建了一种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长期发展的分析框架，形成了法国的“调节学派”。调节学派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希望阐明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怎样调节人们的行为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物质条件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本章便是对调节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代表人物、调节学派的分布、调节理论的基本概念的一个全面介绍。第一节 调节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一、西方经济的危机
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辉煌”的20多年，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渐遇到了生产增长减慢、通货膨胀恶化和国内社会矛盾加深等一系列问题。70年代初的石油危机则宣告了西方经济已全面进入了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阶段。各国经济在不同程度上都遇到了下列几个棘手的问题。（1）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减慢、企业收益减少、经济增长放慢。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速度从1957年至1966年期间的3.5％下降到1966年至1973年间的3.0％，并再下降到在1973年至1979年间的1.2％，利润率则从1965年的23％降到1970年的15％。阿格利耶塔根据其对美国近200年尤其是战后20年的经济史的研究，认为美国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战后2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的趋势难以维持下去。
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对于缺乏能源的西欧经济的发展则构成了一个明显的转折点，下表1—1中的前六行数字清楚地表明了西欧七国（联邦德国（西德）、法国、英国、意大利、爱尔兰、比利时、西班牙）在1960年至1973年，1973年至1979年以及1979年至1985年三个阶段中，国内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的明显放慢。表1—1 西欧七国主要经济指标年均变化率，1960—1985年资料来源：Boyer Robert（ed）. The Search for Labor Elexibility：The European Economics in Transition，Clarendon Press，Oxford，1988.（2）增加就业机会越来越困难，失业增加。美国在1974至1980年间的就业量年均变化率为0.9％，日本在同一时期内则没有增加就业人数。
表1—1中的第十至十二行则表明西欧七国在三个阶段中的就业增加越来越慢，并在1979至1985年这一阶段内，除意大利外的其他六国的就业量更是一年更比一年少。各国在这些阶段中的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和就业的困难使得西欧各国的失业率大幅度提高：法国的失业率在1960至1973年间是1.0％，在1973年为1.8％，在1982年达8.3％，而在1985年则已高达两位数字；英国的失业率在1965年为2.0％，在1973年为3.2％，在1978年为6.3％，而在1983年则上升到13.2％；比利时的失业率的提高更是迅速，从1970至1975年间的4.0％，上升到1976年至1981年间的10.9％，并在1982至1984年间达到18.4％；即使是许多人认为值得羡慕的联邦德国经济，在1970年至1983年的十三年间，其失业率也由0.7％飚升到9.5％。（3）通货膨胀严重。表中的第7行至第9行给出了西欧七国在上述三个阶段中通货膨胀的大概轮廓。在石油危机之前的十多年中，这几个国家的年均通货膨胀率基本上被控制在5％之内（爱尔兰除外）。石油危机和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成为这些经济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导火索，在1973至1979年间，七国中有五国的通货膨胀率超过10％。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尽管有些国家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来对付通货膨胀，但价格迅速增长的势头仍难以控制。在1979至1985年间，七国中仍有三国的通货膨胀率超过10％。虽然1985至1986年的“石油反危机”（即油价暴跌）为西欧国家降低通货膨胀率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但1986年以来石油价格的相对稳定又加强了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势头。
显然，石油危机并不能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西方各国经济在战后快速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深的矛盾正好借石油危机之机得到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构成了战后西方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否认的转折点。从此，西方经济进入了一个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严重的危机阶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滞胀”阶段。各国的经济发展趋势的改变在具体时间上是不同的。根据阿格利耶塔的看法，美国是在1967年前后；法国是在1969年，石油危机使这一转变更加明朗化。
总之，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各国国内社会各阶层在战后初期的那种为重建家园的互相忍让、互相合作精神逐渐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在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中爆发的冲突和斗争。工业化的进展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消减了赤贫，但没有改变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并带来了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以及远离自然的现代大工业生活的种种弊端。尤其是经济增长减慢，失业人数剧增更加激化了各国的社会矛盾。西方经济在战后20多年中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已不复存在。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钢铁、建筑、汽车工业无法继续起到推动整个经济发展的作用，经济中缺乏既可大量生产又得到广泛消费的产品；经济内部的各种不均衡加剧（通货膨胀、失业、财政赤字、对外收支等）。西方经济在战后20多年中快速发展的内部机制已不复存在。
与此同时，战后第三世界以及西欧、日本经济的发展大大改变了20世纪50~60年代的世界经济格局。美国工业优势的逐渐削弱和由此而来的美元地位的动摇、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为国际经济交往和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少麻烦；作为国际性垄断组织的欧佩克的一举一动无不影响西方经济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第三世界尤其是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债务危机构成了国际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工业化国家相互之间以及老、新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竞争加剧，贸易摩擦日趋尖锐（前者如日美、欧美、日欧贸易冲突，后者如韩国、中国台湾对老牌工业化国家的竞争），贸易保护主义又抬头。相对稳定、协调的国际关系已被动荡的、充满矛盾和斗争又缺乏足够强大的、能起调节作用的主导经济的新的国际经济关系所取代。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已经不再具备战后20多年间快速发展的那种相对和谐的社会环境、相对协调的内部运行机制和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
面对严峻的经济局面，西方各国当然并非按兵不动。但是，西方经济仍陷于令人头疼的“滞胀”局面，劳动生产率没有明显的提高，投资和经济增长缓慢，国际矛盾越来越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经济学家重又转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来理解和解释西方经济问题，这为调节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二、西方经济学的危机
经济危机把经济学也逼到了危机的境地。用英国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话说，现代西方经济理论出现了自30年代以来的“第二次危机”。
经济学家们无法从凯恩斯理论中找到对经济危机的令人信服的解释和有效的对策，新古典学派对此同样无能为力。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下，有效需求的增加并不能消除自愿失业；通货膨胀保证了一定的盈利水平，但并没有带动投资、减少失业，价格的上涨造成了要求提高工人工资的巨大的压力，这使得新古典派信奉的工资对劳动力市场的调节遇到了可以说是不可逾越的社会阻力。
经济学的危机又是经济学新探索的起点。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失业理论失效，一些“杂牌”的和新兴的经济学派纷起对之发难。这些学派都试图对经济危机提出各自的解释，有的还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有的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在于投资收益不够高。他们主张从提高利润率入手来推动投资、刺激供给。国家应采取适当的收入政策（如税收政策、工资政策等），利用市场机制来合理配置生产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以达到鼓励企业投资的目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经验表明，减税并没有像这些经济学家所设想的那样刺激生产并最终带来政府收支状况的改善，反而使财政赤字一增再增，以至于巨额财政赤字与严重的外贸逆差一起构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两大障碍。
有效需求管理的失败使人们重新认识在新形势下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和适用性。货币主义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对货币史的研究，得出了经济对货币的需求是相对稳定的结论，认为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在经济生活中起支配作用，货币供应量的增减是造成物价波动的决定因素，通货膨胀是纯粹的货币现象。货币供应量变化对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为价格水平的波动，然后通过人们对未来的通货膨胀的预期及采取的相应对策而影响生产量和国民收入。因此，在这些经济学家看来，对付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实行单一规则稳定增长的货币供应政策即可控制通货膨胀。
对失业问题，货币主义者认为，即使不存在货币供应方面的干扰，纯粹由劳动力市场上供求力量来自发调节，也存在一个被他们称为“自然失业”的硬核，这个硬核是无法消除的。政府的干预不可能消减自然失业，只会造成经济的波动和不稳定，因此，需求管理不但是无效的，而且是有害的。
在货币主义者看来，要对付通货膨胀和失业并发症，政府应从对经济的干预中解脱出来，若说干预，也只能限制在控制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的范围之内；由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使各种资源都能得到合理利用。
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整个经济的运行是建立在“经济人”个人行为的基础之上的，经济的均衡是通过个人行为的合理化来实现的。由于现代通信事业的发展，调查统计资料的增加和公开，信息处理手段的发达，“经济人”可以对经济的未来发展以及政策措施给经济带来的影响，作出合理的预期并采取相应的对策，使得政府干预得不到预期的效果。经济在中、长期中的均衡只能由市场机制来决定，政府干预对之是无效的。因此，这些经济学家主张回到经济自由主义，由市场供求机制来解决经济问题。
凯恩斯理论既解释不了也解决不了西方经济的危机，经济中的非充分就业这一事实又宣告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的非现实性。有人认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缺陷在于缺乏微观经济研究的基础，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在于忽视了现实经济生活中市场机制的局限性；因此，前者不能从“经济人”个人行为和严格的市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非充分就业的各种形式，后者只能解释处于理想状态的经济的一般均衡这一个别情况，而对更常见的非充分就业的现实无所作为。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们试图在考虑了各种可能的价格机制的条件下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方法来研究经济人行为，在这样的基础上来探讨市场非均衡的各种具体状态和相应的宏观非充分就业现象，并根据宏观失业的具体情况提出相应的对策。
经济学界面对西方经济危机而作的种种尝试，结束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大一统的时代。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仍停留在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运行机制的圈子里研究经济危机，他们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政治环境，不敢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运动中探究经济危机的原因，寻求解决的办法，他们的研究仍停留在“经济学”的范围内。与此相反，调节主义者主张从生产方式出发研究经济问题，以“政治经济学”代替“经济学”。第二节 调节学派的产生、代表人物及其分布一、法国调节学派的产生及其代表人物（一）法国调节学派的产生
正是在前面所述的西方经济危机不断加深，经济学界众说纷纭的历史条件下，调节学派得以产生并逐步地发展。米歇尔·阿格利耶塔的著作《调节与资本主义危机》是调节学派产生的标志。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不同的“积累体制”，每一种积累体制都有一种特定的“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支配积累过程。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调节理论是要弄清为什么19世纪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表现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甚至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为什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滞胀和结构性危机？从整体上说，这些时期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例如市场经济和雇佣劳动等等并没有改变，但是它们的运行方式却有着明显的不同。由经济运行方式引起的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运动乃至经济危机形式的变化仅仅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范畴已不能说明。因此便产生了对不同时期不同调节模式进行历史分析的思想。这种分析力图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30年“经济繁荣”时期凯恩斯主义、20世纪70年代结构危机时期以来新古典学派、新自由主义以及后凯恩斯主义的调节模式的变化来说明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生活和经济运动的变化。调节学派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运用其理论框架对战后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进行了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各学派都受到他们的影响。
调节理论最初以美国和法国的经济为考察对象，后来也扩及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如阿根廷的经济。研究结果表明，阿根廷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发展前景良好，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熟练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和资金，但是由于它没有解决好土地贵族、工业资本家和工人工会之间的社会冲突，经济停滞不前。这说明良好的经济社会调节方式是经济发展模式取得成功的前提。
调节理论对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经济也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国家的积累制度是外延型的、僵化的，缺少调节机制，而发达国家战后所采取的福特积累制度则是集约型的、灵活的，它把经济调节和社会调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经济、工人工资和社会福利的同时增长。
20世纪80年代以来，调节理论被运用到转型经济、发展中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研究之中，目前它已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经济学流派。（二）法国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
法国调节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米歇尔·阿格利耶塔、阿兰·利比茨、罗伯特·布瓦耶、保尔·博卡拉（Paul Boccara）、雷纳多·笛·卢查（Renato di Ruzza）、布鲁诺·特莱（Bruno Théret）、雅克·萨比尔（Jacques Sapir）、米歇尔·瓦卡路里斯（Michel Vakaloulis）等人。
米歇尔·阿格利耶塔是调节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是巴黎第十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国际市场考察及信息中心顾问，其主要著作有：《调节与资本主义危机》（Régulation et crise du capitalisme，nouvelle édition augmentée d'une postface，Odile Jacob，Paris 1997）、《货币的力量》（La Violence de la monnaie，P.U.F，Paris，1982）、《雇佣劳动社会的嬗变》（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société salariale，Calmann-Lévy，Paris，1984）、《主硬通货的终结》（La fin des devises clés，La Découverte 1986）、《金融全球化：迫不得已的历险》（La globalisation financière：L'aventure obligée，Economica，Paris，1990）、《金融宏观经济》（Macroéconomie financière，La Découverte，Paris，1997）、《世纪转折点上的资本主义：调节理论和社会变化的挑战》（Capit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Regulation the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social change，1998）、《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载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前景——经济体制的演进与变化》（Les transformations du capitalisme contemporainin Capitalisme et socialisme en perspective—Evolution et transformations des systèmes économiques，La Découverte，Paris，1999）。
阿兰·利比茨是利用数学、经济学制订计划的远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其主要著作有：《危机与通货膨胀：为什么？》（Crise et Inflation：pourquoi？Maspéro，La Découverte，Paris，1979）、《疯狂的世界：从价值到通货膨胀的起飞》（Le Monde enchanté.De la valeur à l'envol inflationniste，La Découverte，Paris，1983）、《调节方法与政治生态》（De l'approche de la régulation à l'écologie politiquein ouvrage collectif coordonné par F.Seba et C.Vercellone；Ecole de la régulation et critique de la raison économique，Futur antérieur，L'Harmattan，Paris，1994）。
罗伯特·布瓦耶是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和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校的主任研究员，其主要著作有：《世纪末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e fin de siècle，PUF，Paris 1986）、《调节理论：一种批判分析》（La théorie de la régulation：une analyse critique，La découverte Paris 1986）、《欧洲的弹性劳动》（La flexibilité du travail en Europe，La Découverte，Paris 1986）、《东欧巨变》（La grande transformation de l'Europe de l'Est：une lecture régulationniste，Documents de travail Numéro 9319，Cepremap，mars）、《后福特主义》（L'après-fodisme，Syros，Paris，1993）、《调节理论：知识》（La théorie de la régulation：l'état des savoirs，La Découverte Paris，1995）、《话语与现实》载于《全球化——超越神话》（Les mots et les réalités，in Mondialisation. Au-delà des mythes，La Découverte，Paris，1997）。
保尔·博卡拉是法国共产党著名经济学家、法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其主要著作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研究》（Etudes sur l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d d'Etat，Edition sociale，1976）、《资本的运动》（Sur la mise en mouvement du Capital，Edition sociale，1978）、《新管理标准》（Intervenir dans les gestions avec de nouveaux critères，Messidor，1985）、《就业和培训保障》（Une sécutité d'emploi ou de formation，Le Temps de Cerises，2002）。二、调节学派的理论渊源和方法论特点（一）理论渊源
调节学派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阿尔都塞（Althusser）结构主义、新制度主义以及后凯恩斯主义。但为了挑战主导的新古典方法，调节主义者又力图超越结构主义、新制度主义以及后凯恩斯主义方法，以抓住发生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质的变化。
与后凯恩斯主义者一样，调节理论家们认为与不断上涨的实际工资相适应的，以新形式出现的为争取高工资而进行的斗争已取代了早期基于生存工资的积累形式。但是调节主义者又超越了建立在移动均衡以及外生制度变量基础上的后凯恩斯主义模型。新制度主义的社会变化演进理论体现了一种“达尔文和凡勃伦血统”。对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来说，制度是由习惯构成的。由此，新制度主义者认为人们的行为模式可以阻碍或者促进社会发生改变。调节学派理论家吸收了新制度主义市场失灵以及需要在资本主义中发展一个制度框架的思想，但他们拒绝接受新制度主义模型的行为—习惯基础。
调节主义者在使其观点理论化的过程中还效仿了阿尔都塞结构主义方法。阿尔都塞结构主义将社会全体定义为一个结构复杂的整体，这种复杂的结构整体是建立在社会形态的三种层次（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这三种层次“各不相同且相对独立；依照特定的决定因素而彼此联系在一起，并最终由经济体的水平或者状况决定它们在这个复杂结构整体中的共存”。阿尔都塞结构主义中的这个整体概念反映了各种级别关系。在这种级别关系中，经济在最终的分析中起着固定性的作用。在法国左翼中，调节主义者无疑受到了阿尔都塞的影响。比如，调节主义者吸纳了诸如泛层决定、优势结构论以及社会形态等阿尔都塞式的概念。但是，调节主义理论家们拒绝接受阿尔都塞人类行为是结构规则结果的假设。换句话说，他们不认同人类行为是被决定的而不是决定性的观点。为了构建他们的理论，调节主义者放弃了阿尔都塞结构有某种半自动维持自身、不发生重大转变的假设，并用“调节”概念代替了“再生产”概念。（二）调节理论的四大支柱和四大特点
调节学派认为，新古典理论的主导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而且应该构建一种新的理论，它更为尊重理性的限制，更能意识到在充斥着各种不同社会关系的社会中发生的结构性转变会对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危机造成永久影响。调节理论便是这样的理论。它试图提出一套概念和方法来分析结构变化以及各种不同的增长阶段。
在罗伯特·布瓦耶看来，调节理论是在以下四个假设基础上逐渐建立起来的。（1）分析的领域必须重建以构成一些相关的分析单位，这些单位将经济逻辑、社会联系以及政治的重要性整合在一起。调节理论正是试图从相关的学科，比如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学中汲取精华（它将这些学科中的一些结论作为其可行的假设），丰富自身。（2）调节理论在用其基本概念解释现象时，对现象所发生的时间、地点均给出了确切的定义。调节学派理论家认为，理论的普遍相关性不是来自其新古典式的公理，而是来自在较长的历史阶段以及在不断多样化的地域内其基本概念、工具和结果的逐渐推广和应用。（3）第三个基础性假设便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发展过程的史实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组织上的、社会的以及技术的创新是其永恒的特点，从而创造出一个社会－经济关系转变的过程，这些转变有时很缓慢且易于控制，有时又是突发性的，超越了研究者分析和控制的范围。尽管理性预期假设能让明天所要承担的决策后果呈现在现时现地，一种历史的方法却是视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前无特定意义的战略。纯粹经济理论意欲脱离历史而建立，但作为一个过程，历史能详察经济理论的相关性，并且只有很少一部分理论能够通过这种检验。调节理论所提出的挑战指向的是历史化的经济理论，因为理论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相反。（4）新古典理论运用许多特别的假设来解释此时的失业，彼时的技术变化。与此相反，调节理论则试图运用同一套假设来解释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早期出现的各种典型事实。在调节学派理论家看来，调节理论在其结构和结果方面比新古典假设更为统一和全面；新古典理论尽管在方法论上是同质的，其结论却是矛盾的。
除此以外，调节主义研究还有以下四个特点，其中两个是关于方法论方面的，另两个是特性方面的。所有这四个特点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的调节方法传统。第一，调节主义研究项目通常都是在科学的现实主义本体论和认识论基础上进行的。第二，为了与前述的科学现实主义保持一致，它在构建调节理论时采用了“连接”（articulation）的方法（鲍勃·杰索普（Bob Jessop）的命名）。调节学派理论家认为，这两个方法论上的特点并不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也就是说，不是说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有上述特点。但是科学的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定有一种很密切的关系，考虑到它们对政治经济的特别关注，几乎所有的调节理论都采用了这种方法。第三，调节学派大量的理论关注源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至少在欧洲是如此），其兴趣点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和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剖析。第四，调节理论尤为关注不断变化的形式和机制（制度、网络、程序、计算的模式和标准），正是在这些形式和机制中，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扩大再生产才得以进行。考虑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经济矛盾和冲突特性，这个扩大再生产通常是不完全的、暂时的和不稳定的。三、调节学派的分布
在大多数情况下，调节理论通常被认为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研究成果，但实际上法国的调节学家们本身又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的派别：格勒诺布尔学派（Grenoblois）、巴黎学派（Parisian）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学派。除此之外，还存在其他的调节学派：阿姆斯特丹学派（Amsterdam school）、西德调节主义学派（West German school）、“北欧模型”组织学派（北欧学派，Nordic approach）以及美国激进学派（北美学派，North America）。做这样的区分是为了说明调节理论是一个持续的研究项目而不是一个已经确立的、单一的理论体系。就连占主导地位的巴黎理论学家们也没有用一套固定的、连贯的和完整的概念来形成一个单一的学派，而是与其他的学派一起为一个更广阔、持续和不断进步的研究项目做出自己的贡献。
鲍勃·杰索普在《调节理论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基于调节的主要对象或场所的不同划分了七个调节主义学派。它们分别是：（1）格勒诺布尔学派：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GRREC（the groupe de recherche sur la regulation d'economies capitalistes）就一直致力于有关资本主义社会调节的重大合作研究。他们采纳了两个主要的参考观点：其一，批判用一般均衡理论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动态；其二，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调节模式。格勒诺布尔学派反对一般均衡理论，因为它有运行于真实时间和空间之外的倾向；他们强调调节的社会程序的必要性，这些程序确保了一定经济空间一定时期内运用其生产系统所进行的资本扩大再生产。这些程序在面对资本主义竞争的时候必须保持对所有资本部门的一个充足的利润率，而在面对阶级斗争的时候确保在生产和消费结构之间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平衡。在看待真实时间和空间中的经济进程问题上，格勒诺布尔学派也区分了三种主要的经济趋势：单调趋势、联合波动和制度中断。由此社会调节模式（它们自身就是制度性的）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在与持续积累相容的广泛限度内限制联合波动。然而，在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时，格勒诺布尔学派强调没有哪种调节模式是永远适用的。构成一种调节模式的各种社会程序的危机将引发寻找下一个可行的调节模式的努力。业已发生的三个阶段分别是：竞争性或自由资本主义、简单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2）巴黎学派。巴黎调节主义者的共同研究起源于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局（INSEE）对阿格利耶塔论文的讨论以及中央经济计划委员会数量经济预测中心（CEPREMAP）对通货膨胀的研究，但自此以后他们对调节理论的研究便出现了分歧。因此，尽管他们共享数个理论参考点，但是他们是否构成一个单一的学派受到人们的质疑。该学派最初的研究围绕着美国的福特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通货膨胀的原因（尤其是法国的）、法国公共支出的发展等议题展开。与格勒诺布尔学派和正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相反，巴黎学派只区分了资本主义的两个基本阶段：外延型和内涵型。在一个外延型积累体制中，资本主义主要通过伸展到新的活动领域（以牺牲国内外非资本主义生产者的利益为代价）来进行扩张；而在一个内涵型积累体制中，资本主要通过重新组织现有的资本主义活动以提高相对剩余价值率来进行积累。巴黎理论学者认为竞争性调节模式主导外延型积累体制，而垄断性调节模式主导内涵型积累体制。这两种调节模式都首先是由工资关系，其次是由竞争形式来定义的：因此竞争性调节涉及灵活的工资形成，而垄断性调节则伴随着集体议价和不断上涨的消费标准。此外，外延型积累体制是基于金属货币的，而内涵型积累体制则是基于信用和国家货币的。巴黎调节主义学者通常运用以下三个关键的概念：积累体制、制度形式和调节模式。在后来的研究工作中，巴黎理论学者区分了更多的积累体制并更加详细地讨论了过渡时期。他们还主要考察了福特主义、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发展和动态，并强调各个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异质性。（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学派。受保尔·博卡拉的启发，法国共产党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了一个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capitalisme monopoliste d'etat，CME）学说。该学说是基于假定的“过度积累－贬值”（overaccumulation-devalorization）定理，并探讨该定理对私有垄断和国家之间关系的影响。该学说认为，过度积累植根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并且由于生产力发展进程受到了主导生产关系的阻碍而发生。在当前的投资机会不能生产出平均利润率时，过度积累就是相对的；而在当前投资机会不能产生利润时，过度积累就是绝对的。在短期，随着私有资本重新组织劳动过程以及/或者改变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这些问题就得以解决；而在长期，通过使一部分总社会资本贬值从而确保一个较低、零甚至是负的总剩余价值份额，过度积累才能得消除。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资本贬值的责任主要应由国家来承担。这可以通过对私人垄断投资进行公共融资或补贴；对关键的基础设施部门实行国有化，不向非垄断部门以及/或者国内消费者索取高价以便提供价格低于生产成本的投入品；对夕阳产业部门实行国有化，使损失由全社会承担。该学说认为，国家在生产领域的直接干预是不重要的，相反它关注将资本的正式所有权转移并且在私有资本之间重新分配利润的国家政策措施是如何利于垄断资本的。由于该学说强调用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程序来调节资本主义各个不同阶段内的资本积累，因此也可以将其称之为调节方法。博卡拉是该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4）阿姆斯特丹学派。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霸权战略（hegemonic strategy）分析的基础上，阿姆斯特丹学派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观点。该学说的主要概念包括：资本组成（fractions of capital）（尤其是货币和生产资本）以及“全面控制”。所谓全面控制包含一个潜在的占支配地位的系统工程，其目的在于同时获得资产阶级和大众支持，在一个积累战略基础上，不仅确保主导部分的特定利益，而且确保一般资本的需求，并向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提供一定的物质以及/或者象征性回报。所谓资本组成部分是对资本在不同抽象程度上的分析：（1）资本劳动关系——劳动过程中的绝对或相对剩余价值；（2）资本的流通——银行、商业、工业资本；（3）利润的分配——资本、资本组成、土地利息及工人阶级的分割。该学派在两个抽象层面对经济和政治阶级战略进行了分析：首先是与货币资本自由概念和生产资本生产主义导向相呼应的理想类型（或“原型控制概念”）；紧接着便是更为具体的“全面控制概念”，这些概念凸显了特定历史体制的特点。罗斯福新政后帮助组织大西洋福特主义的统合自由概念便是对自由和国家垄断生产主义概念的综合。总的来说，这类全面控制概念试图统一在劳动关系、竞争、社会－经济政策、意识形态问题以及国际政治方面所采用的战略，而且这些概念至少在某一个特定时段内是持续有效的。它们必须通过占支配地位的项目、物质补偿以及象征性回报得以确保，也考虑（国内以及国际的）经济和阶级力量。之所以将这种方法认定为调节主义方法，不仅有方法论方面的原因，而且还因为该方法认为需要全面控制概念来确保资本积累和政治阶级统治的条件。（5）西德调节主义学派：西德调节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中最著名的是约阿希姆·希尔施（Joachim Hirsch）和他在法兰克福及柏林的研究伙伴们；另外，关注福特主义的康士坦茨学派（Konstanz School）和卢茨（Lutz）对西德繁荣原因的阐述也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希尔施和他的同事所做的工作最突出的特点是对社会化或“社会效应”（vergesellschaftung）的关注：他们不仅探讨了狭义上积累过程的调节，而且探讨了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调节，这种调节通过特定的大规模整合模式以及一个“历史集团”（将经济基础和其政治及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统一起来的一个集团）的形成来进行。他们将调节方法融入到政治经济学当中，提出了他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阐述；他们还分析了许多现象，从小家庭、城市、政党体系、统合主义安排到社会运动以及主观性的新形式等等。他们用调节主义观点重新阐释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并对国家和政治团体在确保有效社会调节的作用上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6）北欧学派。北欧学派主要指参加过北欧夏季学校以及在北欧经济政策项目（该项目主要是比较北欧国家的各种“经济政策模型”）上进行过合作的社会科学家。北欧学派显然受到了巴黎调节学派的影响，不过，它对国家增长模式（通过主导出口部门在不同的北欧经济体中的影响来定义）、国家经济政策制定模式（反映每一个国家的增长模式、政治传统以及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上表现出自己的特点。该学派最初的研究集中在对20世纪70年代经济危机的回应上，较少论及向新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的转变，直到后来才有一些北欧学者考察转变的问题。（7）北美学派。北美出现的调节主义思潮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的社会积累结构学派：该学派认为持续的积累需要有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条件来支持，从而加强促进增长的经济因素。积累的社会结构在一种特定的力量平衡中并通过这种平衡而得以再生产，打破了这种平衡便会导致一次重大的经济危机。因此该学派考察积累的社会结构和资本积累长波以及它们在世界体系中的不同地位之间的对应关系。积累的社会结构具有与历史集团、社会化模式、社会调节模式类似的理论作用，只不过它更多地关注权力平衡的变化。
北美学派还有两股调节主义思潮，由于他们使用的概念与巴黎调节学派理论相同，因而并不是十分惹人注目。它们是：（1）政治经济学家、城市社会学家、激进地理学家以及其他一些人对福特主义、新福特主义以及后福特主义的分析；（2）对战后美国增长状况感兴趣的一些激进政治经济学家，比如迈克尔·皮奥瑞（Michael Piore）和查尔斯·萨本（Charles Sabel）。在他们对福特主义、灵活专业化及其结果、跨国项目等研究中都可以找到调节方法的影子。第三节 调节理论基本概念
调节理论的基本概念主要有：生产方式、制度形式、调节方式、积累体制以及危机理论。下面依次对这五个概念进行详细介绍。一、生产方式
调节理论的研究出发点是生产方式。按照布瓦耶的定义，生产方式是指特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那么，调节理论强调的是调节社会中人们所必需的物质条件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
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特点是：
第一，交换关系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交换过程中必须以货币形式实行支付。这一点构成了经济中的货币限制，而且这种来自货币方面的限制是任何交换都要碰到的。不管是现金交易还是分期付款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信用形式实现的交易，都无法最终摆脱这种限制。
但是，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不同和具体的支付方式的区别，这种限制对经济的具体影响和人们面对这种限制的具体做法也是不同的，尤其是在贵金属（金、银）本位制和纸币制度下，货币限制对经济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
第二，在生产关系中，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他们必须将其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给生产资料所有者之后才能进行生产。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本质特点：作为社会分离的后果的雇佣劳动关系。二、制度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通过怎样的具体形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得到体现的呢？它又是如何保证自己不断地得到再生产，使得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追求过程得以持续下去呢？在布瓦耶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形式”具体制约着资本的积累过程和经济的发展过程的。“制度形式”是基本社会关系的制度化或规范化，根据前面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关系是商品交换关系和雇佣劳动关系，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中基本的制度形式自然也就是这两种关系的制度化或规范化。
作为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的规范化的是“货币形式”。“货币形式”是使商品关系主体成为商品关系主体的社会关系所取得的具体形式，这种形式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有变化的，从金属货币形式到现行的种种信用形式。货币将资本家、劳动者以及其他产品关系主体联系起来。货币形式不仅会影响价格水平，还会影响到生产、就业、消费和整个积累过程。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基本特征的雇佣劳动关系的制度化是劳资关系。劳资关系体现在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模式上。具体来说，涉及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生产资料的类型，劳动的社会和技术分工形式，工人的直接和间接收入的决定，与商品的使用以及市场外的公共服务有关的工人的生产方式，工人积极性的调动以及对企业的具体的依附形式。劳资关系在历史上曾有过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古典竞争式的，工人的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非资本主义的范围内实现的；第二类是泰勒式的，工人的生活没有随着劳动过程的科学化和劳动生产力的巨大提高而有明显的改善；第三类是福特式的，由于有强大的工会和集体谈判，工人的消费是与群众生产相适应的群众消费。
除了货币形式和劳资关系两种制度形式外，第三种重要的制度形式是处理资本家之间关系的竞争形式。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使得他们各显神通，但他们各自事先具有“个别的、私有的”性质的行为只有通过市场上的较量才能得到协调，或者通过对其所控制的范围内的活动的计划使之具有一定的“社会的”性质。从历史上看，竞争形式有过自由竞争和垄断两种大的形式，在垄断形式中又有资本家私人垄断和国家垄断。
布瓦耶认为，除了上述三种最基本的制度形式外，还有如下两种制度形式：一国介入国际体系的制度形式和国家作为各种制度化了的社会妥协的总体的具体形式。国家的形式主要指政府收入和支出所依据的原则，这些原则是有别于一般的商品货币原则的。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制度形式，但由于各个国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不同，具体的制度形式也是不同的，这就要求具体研究历史决定的制度形式，通过对具体的货币形式、劳资关系、竞争形式、国际关系和国家形式的研究来讨论经济发展状况。三、调节方式
制度形式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和具体方式在经济过程中得到观察的呢？调节学派认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根据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文化历史传统等来研究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特定的制度形式的具体的运行方式，以及运行所依据的具体原则或规定，换言之，要研究一个经济的具体的调节方式。
在调节学派看来，调节方式是由社会在处理各种矛盾时所依据的程序以及个人和集体的行为构成的整体。这一由“社会程序”和“个人集体的行为”构成的整体具有如下三个性质：
第一，能在历史决定的制度形式中再生产出基本的社会关系。
第二，能支持和引导现行的积累体制（关于积累体制，请参阅下文）。
第三，能保证分散的决策在整体上的和谐。
这样的调节方式是通过如下三种具体形式的约束在经济活动中得到实现的：
第一，法律、法令、规章和条例等强制性行为原则。如涉及货币形式的各种货币金融方面的法律。
第二，当事各方的妥协，这种妥协也可能被国家采纳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使之成为第一类约束（如劳资的集体谈判的结果，雷诺工厂的四星期带薪假等）。
第三，传统的道德价值规范。
可见，调节方式说明了一个生产方式中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是怎样具体地受该生产方式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条件的要求所约束。从这里可以看出，调节学派强调把研究重点放在制约个人行为的社会、政治甚至文化历史环境上。调节理论，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关于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怎样调节人们的行为以保证社会再生产（物质条件的再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的理论。四、积累体制
调节理论认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有其历史的因素，另一方面又受到特定时期的人们行为的影响。人们在经济中的行为并不像新古典理论假设的那样是抽象的、一般的，而是受一定时期的调节方式制约的。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与一定的调节方式相适应，经济发展也会表现出一定的规则性或者说一些比较稳定的会重复出现的属性。布瓦耶把由下列五个方面的规则性构成的整体定义为“积累体制”。（1）生产的组织形式（如简单协作，大机器生产等）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2）资本形成和资本增殖所需的时间的长短以及相应的企业管理原则。（3）保证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得以再生产的价值分配原则。（4）保证社会生产能力在经济上得以实现的社会消费的量和结构。（5）与非资本主义形式及其他国家的连接方式。
前两个特征主要是由经济、技术发展趋势和水平决定的，而后三个特征则更直接的取决于制度形式和调节方式。
布瓦耶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至今主要经历了三种积累体制：外延形积累、没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和伴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这三种积累体制的上述五个方面的特征如下：
外延型积累体制：简单协作的生产组织形式，劳动生产率低下；资本形成和资本增殖所需的时间短，资本家的管理可以随时调整；工人的工资低，取决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消费品的数量和结构取决于生产；工人阶级的再生产主要是在资本主义的小农经济中实现的。例子如19世纪上半期的法国。
没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也称泰勒积累体制）：按泰勒制组织生产，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由于技术趋于复杂，资本形成和资本增殖所需的时间较长；降低工资作为对劳动力市场的调节形式逐渐减少；工人的消费开始社会化，但仍从属于生产，无产阶级队伍扩大。例如，美国和西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21年间的情况就符合泰勒积累体制。
伴有群众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也称福特积累制度）：劳动组织的科学化进一步发展，半自动化、自动化趋势加强，劳动生产率很高；从投资到形成生产能力，再到赚取利润所需时间一般都达数年，资本家的管理建立在对未来的预测的基础上；工资的增加通过集体谈判得到保证；实行高额群众消费；工人的雇佣劳动者身份终生化，资本主义国际化形成。例子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和西欧。
根据布瓦耶的看法，20世纪50—60年代的西方经济的发展是群众消费与群众生产相结合的福特积累体制的发展，而70年代初开始的危机是这一积累体制发展的结果。五、危机理论
调节学派认为，如果一个积累体制的内部各方面是互相协调的，那么，资本积累过程就会按该体制特有的规则性继续下去，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也得以顺利进行。如果由于经济技术的发展或调节方式的不适应或不完善等原因打破了积累体制内部各变量之间的均衡，资本积累就要遇到困难，经济发展过程中就会出现危机。
调节学派既不认同新古典外来冲击造成危机的肤浅解释，也不接受马克思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消极论断，它认为存在定义各种不同层次危机的余地。布瓦耶把危机分为五类。（一）“外部”扰动造成的危机
在这里，危机被定义为这样的特殊时期：在这种时期内，某一既定实体的持续经济再生产受到阻碍，这或者是与自然或天气灾害相关的短缺造成的，或者是由源于外部事件或战争而导致的经济垮台而造成的。这种危机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既不是因为调节模式的正常运行出了问题，也不是因为积累体制的衰竭而造成的。但是现存调节类型却决定了经济活动收缩以及价格和收入动态应对危机的这类“外部”诱因时所采取的形式。
布瓦耶认为，封建经济体中的专家学者十分注重气候波动对收成好坏的决定作用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天气会对工业和商业造成影响，并由此影响到其他的经济部门。连续不断的原材料短缺（如棉花危机）以及投机性“泡沫”经常被用来解释19世纪发生的短期经济波动（尽管值得商榷）。不仅如此，经济学家将1973年后发生的事件解释为一系列原材料价格（“石油冲击”、“美元冲击”等）上涨的后果。
布瓦耶指出，在不否认偶然机会和意外情况也会起作用的前提下，有理由怀疑只考虑这一种类型危机的分析框架。怎么可能是偶然的冲击造成了增长过后是萧条的时期一次又一次再现？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同的事件却造成了不同的影响？（比如，农业危机在最贫困的国家意味着短缺，而在美国或欧盟却意味着大规模的剩余。）最后，将20世纪70年代的增长中断仅视为“一系列不幸事件不寻常结合”的后果真是一种解释如此普遍、持久和重要现象的合理方式吗？即使没有外部冲击，危机就不是资本主义长期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必要阶段吗？这些问题的提出为定义其他类型的危机打下了基础。（二）周期性危机：一个稳定发展模式中调节的必要的组成部分
布瓦耶定义的第二种危机是周期性危机，在这里，危机是与那种扩张消失时压力与非均衡不断积聚起来的阶段相对应的。它是在现存经济机制和社会模式，也就是在一个既定国家某个时期的主导调节模式内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利于和不利于积累的阶段的不断重现正是主导制度形式作用的直接后果，而周期性危机只能部分且缓慢地影响主导制度形式。比如说，周期性危机可能的确会引致金融集聚和集中的加速发展，但它不会改变主导的竞争形式。同样地，这类危机也可能在不影响工资关系主导形式的情况下恢复“劳动纪律”及必要的收入分配。与第一种危机不同，在这里危机是内生危机，即在没有不可预测冲击下不时发生的危机。
布瓦耶认为，第一个发现资本主义的这种特有现象并做出理论解释的首先要归功于马克思。随后也有其他很多人提出了各种经济周期理论。这些提出各种周期理论的人把经济危机的起源归于：需求不足、部门或行业扭曲、越来越有利于工人的收入分配导致的利润率下降或者金融不稳定性及信用扩张的限制等。他们的模型由于所强调重点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但他们都形成了一个从繁荣到危机，接着从停滞到重新增长的自动转换。过多的生产能力导致某些生产商使利润率和投资与现有的产业规模及行业间的互补性重新适应，随着新企业的进入，经济体便会从停滞走向新一轮的增长。提高生产率的努力以及工人身上的压力不仅会使得利润率回升，而且还有利于新积累。两种资本（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收益稳定性的重新确立，通过货币限制效应以及正常金融秩序的重新恢复为新一轮的投资扩张奠定了基础。
在布瓦耶看来，正如历史和理论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周期性危机的深度和形式依然取决于主导调节类型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主要西方国家逐步建立起来的垄断调节体系中，萧条（从生产绝对下降的严格意义上讲）被轻微的衰退所取代。但他反对这样的观点：即由于经济预测的准确性，反周期政策的灵验性以及经济理论的精确性，经济周期似乎已经过时。他认为，以往的经历表明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即便在石油价格上涨造成的影响由于石油价格下跌而缩小，而且美国经济在国际贸易的刺激下于1982年底开始重新焕发活力之后，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很少有国家能恢复到它们在20世纪60年代的增长率。这表明先前的调节体系已逐渐变得不稳定了。
对该问题的一个确定回答将导致与第二种危机截然不同的结构性危机或“重大危机”。这些术语指代任何经济和社会动态与驱动它们的发展模式发生矛盾的时期，换句话说，也就是长期再生产体系矛盾特点变得明显的时期。历史先例（19世纪末的长期萧条及1929年的大萧条）表明，重大危机会最终影响调节模式以及积累体制。但从分析的角度看，区分两种重大类型的结构性危机是很重要的。区分的标准就是看到底是调节体系使积累体制变得不稳定（第三种危机）还是积累体制损害了调节模式（第四种危机）。（三）调节体系的危机
调节理论认为，尽管积累体制至少在开始时是可行的，但与主导调节模式相联系的机制被最终证明不能克服不利的短期趋势，那么这样的时期就被定义为调节体系的危机。调节理论区分了会导致这类危机的以下三种情况。（1）一种新类型的外部或内部扰动不能被置于调节体系的控制之下，因为逐渐建立起来的调节体系的稳定性是建立在对其他类型问题的回应基础上的。这种类型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是与第一种危机（外部扰动造成的危机）互补的。其原因主要在于扰动与当前经济结构的不相容性，次要在于外部冲击的强度。（2）社会政治斗争对现有制度妥协构成威胁或者个体战略组合毁灭了整体调节模式的构成要素，由此社会结构变得与扩大再生产经济体系不相容。这类危机反映了政治与经济变化速度之间的冲突。（3）已确立调节体系的逻辑发展能导致增长来源的耗竭以及长期危机的开始。在这种情形下，萧条更多是源于调解体系的全面成熟而非其不充分或不成熟。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的成功导致了当前危机的兴起、爆发甚至其精确形式。尽管偶然和不可预期事件确实在调解体系危机中起着明显的作用，但不能因此就将其归因于某次“巨大的波动”。因此区分引起危机的因素和那些传播危机的因素就显得十分重要。当局部不均衡逐渐聚集并不再能被现行社会经济程序予以处理的时候，调节体系的危机便出现了。
这三种调节体系内的危机可能是由其任何一种构成要素引起的：现有竞争形式、工资关系、国家干预、货币管理以及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的不完全性。（四）一种更高层次的危机：发展模式的危机
调节理论认为，与前一种危机不同，这种危机是由达到最本质制度形式（即塑造积累体制的那些制度形式）的极限以及这些制度形式之间矛盾的产生来定义的。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内，最本质的经济模式出了问题：生产组织、资本增殖过程、价值分配以及社会需求的组成都或多或少存在着问题。
从质的方面看，调节理论认为这种类型的危机要比前一种更严重，因为它不再是一个调节机制暂时的、局部不均衡的问题，而是经济再生产动态过程受阻的问题。但是，现实当中的困难在于构成积累体制基础的制度形式也包含在调节模式之中，所以很难明确地区分这两种类型的危机。在某些情况下，调节模式的危机是以对调节体系某个方面的一次简单失调表现出来的。只有危机的加深及其随后持续的较长时间才使得发展模式危机假设更为可信。在布瓦耶看来，可用三个标准来定义这种危机。（1）先前模式的连续性不能确保利润率，从而一种新内生积累的自动重新确立。出于这个事实，短期经济模式与以前增长时期的模式完全不同，从而与尤格拉周期（a Juglar wave）相结合的一个下降的康德拉惕夫周期（Kondratiev wave）假设初具雏形。（2）更为基本地，积累动态削弱并毁灭了支持增长的社会形式。由此，旧生产方法的过时以及相应产品需求的枯竭伴随着对替代形式及新产品、新技术和新厂址的寻找。在这里，布瓦耶的观点与新熊彼特主义思想家的看法类似，后者强调技术创新与制度变化关系之间的破裂。（3）考虑到这个事实，一个严格的经济或技术决定主义不再盛行。由于过去的妥协以及行为规则不再能够确保体系要素的经济和社会连贯性，各种斗争便围绕着实施不同的“游戏规则”（可能是新做法或重新建立起来的旧体制）而展开。该标准显然是不同于康德拉惕夫方法的。一方面，不存在一个自动机制确保从一个下降的B阶段转向一个上升的A阶段；另一方面，一旦拒绝决定论这个概念，那么就没有历史定理能让人们预见到最终形成的新积累体制的组成部分是什么。
不仅如此，正如有多种积累体制一样，发展模式的危机也有多种不同的形式。它有时表现为体制的阻塞，这是由于外延型积累体制下工人退出的速度要大于其进入的速度，这正是1848年危机发生时的情形；它有时则表现为内涵型体制过渡时累积性的瓦解，这是由于经济体中第Ⅰ部类自动积累固有的限制以及第Ⅱ部类需求增长的障碍造成的，1929年大萧条正是如此。调节理论意识到了这一点，基于大规模消费的内涵型积累体制遭遇到种种矛盾就不足为怪了。这些矛盾包括由于福特主义强化所引起的利润率的不利变化、有关收入分配的斗争等。
以上四种不同层次（类型）的危机暗示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存在着一定的弹性，它有改变其确定形式的能力，因此这种生产模式至今仍能克服一系列重大危机及特殊事件，比如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影响。但能不能因此就认为资本主义会永存呢？由于没有理论基础支持该结论，因此调节理论认为有必要定义第五种也是最后一种危机。（五）主导生产模式的终极危机
在调节主义理论家看来，“终极危机”意味着特定社会关系集合的瓦解。换句话说，当一种经济结构达到一种制度形式安排的极限，对现行社会关系集合的最基本层面提出挑战甚至是予以废除时，这类危机便发生了。从某种意义上讲，该定义有些类似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机危机”这个概念。但它增加了某些规定和要求，以防止人们把每一次危机，甚至是最简单的短期危机都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终极危机。
调节理论认为，在纯粹回顾性的分析中，比如对有关封建主义的分析，很容易识别这第五个层次（类型）上的危机。但在前瞻性的分析中，这个问题就要复杂得多。如何确定制度形式的当前限制形成了对生产模式机制不可逆转的阻塞呢？调节理论认为，如若终极危机真的发生了，仅对资本主义矛盾性质作一个抽象的证明是不够的，还要表明这些矛盾不可能通过更改现存制度形式而予以克服，甚至是暂时地克服都不可能。对此，分析者必须证明两点：（1）不存在可能的社会关系重组来引导一个可行的发展模式。（2）在所有的可能性中，社会发展的可能趋势以及社会政治冲突的性质阻拦了导致新积累体制的制度形式的重组。由于这两项任务都不可能完成，所以这种类型的危机是不相关的。但从方法论的角度，提出它是有益的。
总之，调节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是有层次可分的。一方面，资本主义必然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危机是这一生产方式的内在产物，同时还有调节方式危机和积累制度危机；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危机都可以埋葬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几百年的历史也表明过去的危机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生产的根基。因此，讨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今日资本主义的活力和发展并不矛盾，资本主义存在、发展至今这一历史事实也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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