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庙湾(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连锋

出版社：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家在庙湾试读：

自序

上班期间写过一些文字，大都是起草领导讲话或者官方文件，很少有自己的东西。退休后把计算机里的东西抖落了一下，也就剩下百十万字属于自己，于是就有了把它们整理出来的想法。

整理文稿期间，两个问题我想得最多。首先是我是什么？我觉得自己更像农民工。可能有人说这是矫情，明明是公务员，硬把自己往弱势群体靠。可我怎么想都觉得自己就是农民工。

为了改变自己，背着铺盖卷进城，无依无靠，苦熬苦打几十年。现在虽然有了城市户口，有了家庭和房子，还是跟城里人有许多不一样，总觉得老家庙湾才是家。前几年化石资源价格疯涨，不少手头阔绰的陕北人在西安买了房，民生、开元等商场的顾客中说陕北话的人明显多了。朋友们甚至开玩笑说，就凭我这一口陕北话，在商场买东西都会贵一些。我觉得贵倒不一定，接受的服务态度要比20世纪七八十年代好多了。

当然，我比大部分农民工幸运。我是参加高考后，带着录取通知书和粮户关系介绍信进的城，目的性要强一些。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国家分配的，不是自己在劳务市场上找到的。后来调入了省政府机关，工作环境好多了，也不用操心干完活拿不到工资。现在退休了，生活还是有保障的。

几十年来，我和家人经常在农贸市场买处理菜，不是吃不起新鲜的，只是觉得处理菜便宜，可以省点钱；我的内衣经常打补丁，也不是买不起新的，而是觉得补一补完全可以穿，丢了怪可惜；我们一家人很少在酒店餐馆吃饭，同样不是吃不起，而是觉得餐馆吃饭找不到在家的那种氛围。我们家不会浪费一粒粮食，剩饭剩菜只要不变质，肯定会在下一顿、下下一顿吃掉它。这都是从小养成的习惯。江河易改，禀性难移啊！

我对农村、农民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感。只要走进农田我就兴奋，见了农民我会主动跟他们拉话；经过劳务市场，我也会多看几眼，甚至会想起当年在家务农的一些事来。我不愿听贬低农民的话语，特别不待见伤害农民和农民工的事情。家里装修房子，我会给干活的农民工买盒饭吃，这种情感是从内心流淌出来的。无论从进城、拼搏乃至缓慢融入城市和现在经常思念家乡这些环节看，还是从情感深处讲，我还是个农民工。

第二个问题是：这几十年我吃亏了吗？吃亏的想法不是没有，只是刚一露头，就会被否定。我勤快、闲不住，只要有事做，我就高兴，从不计较是主角还是配角。就是替补上场，我也会竭尽全力做好一些别人认为比较棘手的事情。我爱操心肯帮忙，不管是家里的，还是亲朋好友的，总有操不完的心，做不完的事；无论是公务还是私事，只要能搭上手，我都会主动帮一把。但许多事情终因位卑言轻，心有余而力不足。几十年来，我任劳任怨，不偷奸耍滑，工作态度和工作能力的口碑还是不错的，大家对我的人品是认可的。

我是有些个性的人，几十年的摸滚摔打棱角还在。我诚实待人心底无私，不说假话，当然有时真话也不一定全都说；我不媚上欺下、嫌贫攀富，不落井下石，从来没有捉摸过坑害别人。缺点是有点拗，不善变。我不愿意委屈自己，去适应请客送礼、团团伙伙的职场环境；有时疾恶如仇，让虚头巴脑的人下不了台。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仕途，但我心无怨无悔。我的个性，决定了我没有自己的圈子，也不进别人的圈子，有时会觉得孤独和无助。有好心人劝我改一改，我只感谢不改变。

我有做人的底线，不愿在底线问题上委屈自己，让底线无底，让自己心存丝毫不安。在儿子婚礼上，我不合时宜地说了一席话：希望孩子们善待自己，善待亲友，善待包括做了对不起自己事的所有人。这句话听起来容易，做起来不那么容易。只有善待别人，自己才能拥有善待。想让自己有个好心情，必须先让别人的心情好，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百事善为先、百善孝为首嘛。凡事多从别人的角度想一想，学会自觉吃亏、主动吃亏、心甘情愿吃亏。想明白了也守住了这根底线，心情自然会好，做事就不会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善待自己就成了善待别人以后的收获。当然不是呆头呆脑，整天浑浑噩噩。傻是不对的，适度糊涂又是必需的。尘世间有相当多的人能力比我强、付出比我多、收获还不如我呢。几十年来，我就这么想、就这么做、就这么过来了，挺好的。

这个集子主要记述我的人生轨迹和见闻，少有议论。“

家在庙湾

我的文字水平和选题决定了这个集子没有多少可读性，也不可能卖钱，但我还是把它印出来，送给家人和亲友，浪费亲朋好友茶余饭后的一点时间。如有赐教，请千万不要吝惜，我会虚心接受的。连锋于甲午冬月

家在庙湾

 1955年母亲抱着作者参加县代会家在庙湾

日月如梭，眨眼工夫就是几十年。年逾花甲的我更加眷恋家乡。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霜染了两鬓，但骨子深处，我还是一个农民，依旧憨厚率直，疾恶如仇。随着岁月的流逝，对于家乡的眷恋日渐增强，渴望远离喧嚣而繁华的闹市，回到生我养我的农村家园，陪伴着熟悉的山、熟悉的水和熟悉的儿时玩伴，洒洒脱脱、无忧无虑地度过余生。（一）

我的家在陕北横山县魏家楼公社连家庙湾村。这是黄土高原上的一处非常普通的村子。千百年来，村子里没有出过王侯将相，也没有住过盗贼响马，先祖们面朝黄土背靠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靠天吃饭、自给自足的日子。村子口静静地矗立着颇有气势、又略显破败的关帝庙和龙王庙，坑洼不平的绥（德）靖（边）官路由东向西在村头蜿蜒而去，千余米宽的大理河冲积川道平平展展躺在村前，庙湾河逶迤曲折、哼着小曲绕村而过，毫不犹豫汇入了奔腾不息的大理河。村子的主人、我的先祖选择了靠山隐蔽的弯内小沟居住，弯道里零零散散借住了几户逃难或者为邻的穷苦人家。

先祖们以善积德，勤俭持家。爷爷很小没了父亲，9岁就去距家十多里远的拓家峁村舅舅家干活。13岁那年，舅舅给他一间酒窖，让他独自经营。从此，爷爷和两个弟弟相依为命，相互支持，光景慢慢变得红红火火、蒸蒸日上，家里雇请了长工，开办了酿酒的作坊，喂养了糟牛，逐步成了方圆百十里人品人缘最好、家道较为富裕的人家。

爷爷是家族的主心骨，家里大一点的事都要他拿主意。他睿智精明，豪爽善交。为了自家酿制的高粱酒能卖个好价钱，凭着一双脚板和诚实智慧，无论寒暑，走东闯西，夜以继日，将销售范围扩大到了山西汾阳和内蒙古包头等地，吃了许多苦，受了不少罪，为家族挣足了面子，赚回了白花花的银子，也开阔了眼界，接交了一些朋友义士。

农历正月是陕北农民最为休闲的日子，也是生意的淡季，这个时候爷爷会在家里宴请亲朋好友。从早到晚客人一拨接一拨，爷爷经常从早陪酒陪到晚。如果遇到上门讨饭的人，爷爷也会陪他喝上一杯酒。爷爷说，人有穷富但无贵贱，一杯酒能暖一个人的心。

1929年（“民国”十八年），陕北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地。我们家长梁山的百十亩土地却下了一场雷雨，意外获得了大丰收。爷爷没有乘人之危、用上帝恩赐的粮食置田买地，而是义无反顾地在村口支起了义锅，熬粥施舍，救助南来北往的饥民。这一义举，为已有“恩德财主”之称的我们家族，争得了更多赞许，也使我们家族虽处乱世，兵匪不扰。

随着外姓人口的增加，连家庙湾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村子的名称也简化成了庙湾村。时间在静静地流淌，一切按照固有的规律有条不紊地运行着、变化着。外界的风风雨雨每时每刻都在企图改变这个古老宁静的村庄，一切改变对于人们又是那么不经意。就连改天换地、翻身解放这样的事情，在老人们的记忆中，也只是去后山躲藏了几次从官路上经过的“队伍”。

1947年的秋天是一个多雨的秋天，也是一个多事的秋天。8月初，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带领中央红军转战陕北途经家乡，在邻村肖崖则住了4天，同行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即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范长江一行住进了靠山隐蔽的我家。

村子里突然来了这么多“外路人”，大家都觉得好奇。“外路人”待人非常和气，工作起来经常通宵达旦，又滴滴答答响个不停。也是出于好奇，叔父和族兄们主动帮他们摇动手摇发电机，“外路人”很友好地送给小青年们一些炒黄豆吃。范长江是这些“外路人”的大官，就住在我们家的前窑，工作之余常常抱着8个月大的哥哥玩，一点也不像大官。

这些“外路人”来得突然，走得也很突然。一大早，他们把窑洞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沿着官路向东走了。4天中，范长江给父亲讲了很多关于革命的道理，希望父亲跟着他们走，但是奶奶舍不得。最后把几十本封面上写有范长江名字的红色读物留给了父亲。很可惜，这些书籍在“文革”抄家时被抄没了。

与此同时，驻扎在石湾镇和郑寨村的国民党队伍一枪未放，突然不见了踪影，家乡解放了。初冬，村里成立了贫农团，组织开展打地主、斗老财和分田分地。就在贫农团准备斗争我们家的前一天，奶奶突然病重。贫农团认为奶奶是个好人，不能因为批斗闹出人命，转而斗争了村里比较富裕的另外两户人家。等到奶奶大病快愈的时候，中央的政策有了较大调整，我们家被定为富裕中农，多余的土地分给了穷人，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奶奶认为，这是上帝对她积德行善的眷顾。

随后家乡的变化让乡亲们眼花缭乱。土地改革，穷人有了自家的土地和些许简单的生产资料，日子有了一些指望。农业合作化、高级社、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接踵而至，人们开始亢奋，没有人怀疑“超英赶美”是个神话。吃食堂饭后的饥荒让乡亲们清醒了许多，又开始逐渐回到现实之中。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家乡也没能幸免，运动刚开始批斗的是好吃懒做的“村盖子”，随后就是小人得志、好人受气，“越穷越革命，越穷越光荣”。在这场“浩劫”初期，村口的关帝庙和龙王庙被破了“四旧”，神像砸了，庙宇拆了。从此，家乡庙湾村没有庙了。“文革”结束，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春风吹皱了家乡“文革”后的一潭水，分田到户，责任到人，大锅饭彻底被打破了，乡亲们再没有为填饱肚子发过愁。

这些经历，家乡和黄土高原上的所有村庄没有两样。但有些变化是特有的，它留在了家乡，留在了乡亲们的心中。1957年，政府组织群众修建了横（山）（子）洲农业灌溉水渠，千百年来静静流淌的大理河在石湾镇拐峁村被提水进渠，开始为民服务，大理河两岸千余米宽的冲积川地变成了水浇地，产量成倍增长，“人定胜天”的思想开始占据上风，靠天吃饭的状况有了一些改观。1967年，家乡村头的官路作为吴（堡）定（边）战备公路的一部分，得到了翻修拓宽。路面宽了，弯道少了也平整了，还铺上了沥青，过往的汽车明显多了起来，乡亲们出行方便多了。1968年，村民自建校舍，办起了一所全日制学校，校长连长让带领全校师生顺应形势“兼学别样”的同时，狠抓文化课教学，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快就出了成绩，成了榆林地区文化课教学的先进。1972年，榆林地区革命委员会破天荒地在村里召开了社会主义文化课教学现场会。那一天，整个村子像过会一样，地区和各县领导乘坐的“帆布篷”汽车在学校操场上整整齐齐停了十几辆，着实让父老乡亲们见了一回大世面。

随着时代的变迁，老连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36年，为了应对乱世纷扰的时局，爷爷不得已将大家庭化整为零，弟兄3人自立门户，分家另过。2年后，春节刚过，年仅53岁的爷爷一病不起，离开了他挚爱的家人、亲友和家庭。那一年，父亲13岁，姑姑9岁。又过了3年，父亲和同父异母的伯父分了家。俗话说“好家当怕的三份分”，我们家两次分家把家当分成了6份，家道明显不如往昔。但在祖母的言传身教下，以善积德的祖传家风在父亲、母亲和姑姑身上得以完美地继承和发扬。

父亲年少时读过几年书，加上勤奋好学，在家乡附近是一个有些名气的文化人。爷爷英年早逝，家庭的生活重担过早地压在了父亲的肩上。1942年，父亲不得不中断小学学业，离家去油坊头、殿市等地教书养家。

油坊头和殿市分别是小理河中、下游的两个乡镇所在地，纯山区，文化人奇缺，原来都是横山县属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李子洲，人民政府在决定设立子洲县时将殿市等乡镇划归子洲，成了子洲县的一个乡。那一年父亲只有17岁，堂伯父连继甫帮他背着铺盖卷，陪伴他一路流着眼泪来到油坊头，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民国时期，教师实行考任制，县教育科每年都要通过考试确定继续任教的名单。每次考试父亲的成绩都会名列前茅，有一年还被选送到榆林地区参加了优秀教师培训。那时候父亲个子低、身体弱、年龄小，不少学生的年龄和身高都超过了父亲，但他们十分敬重父亲的人品、学识和敬业精神，从来没有拖欠过学资，这在当时是少有的。

1951年，父亲响应政府号召，由教育战线转入商业系统工作。由于他的勤奋和商业天赋，基层商业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很快就调入了县供销社，负责全县供销社系统的财务和统计工作。他多次参加省里和地区的专业会议，负责省里和地区的一些调研课题，是全区供销社系统能力最强的财务统计股长。父亲太忙了，每年只有春节的几天假日里，我们才能见到他，祖母才能见到她日夜思念的儿子。

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在麒麟沟小学读书时参加了三青团，担任过小队长，这一经历在他参加工作时就对组织做了毫无保留的汇报。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还是父亲始料未及的，尽管他的工作还是那么忙，别人做不了的事情还是由他去完成，父亲也一直乐此不疲，但直到1979年父亲退休时，他的工资级别和职务还是1957年确定的行政22级和股长。对此，父亲毫无怨言，心静如水。父亲热爱事业，喜欢工作，不爱钱，不揽权，工作能力强，人际关系好。在“文革”期间也只是由于历史问题戴了一段白袖章，干了一阵诸如打扫卫生、晾晒羊皮等粗活，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没有受过人身攻击。据说在那个特殊时期，父亲的遭遇算是比较好的。退休回乡后，父亲身体力行，积极参加公益活动，捐资助学，被横山县授予“老有所为”先进，事迹上了榆林报。

父亲心地善良，以德报怨，勤学不辍。那时候，我们家有不少果树，每当果子成熟的时候，总有一些游手好闲的人要偷摘果子。一天晚上，父亲和堂伯父连继升在巡视果园时，恰好碰上有人正在树上摘果子，父亲好言相劝并送了满满一筐果子。随后，父亲又担心他想不通，在路上寻短见，一直送他回了家。父亲上班时一直吃食堂，从不舍得花钱买零食，身上的衣服经常打着补丁但干净整齐。父亲的唯一嗜好就是读书，他买书从来不讲价钱，读书舍得花时间。县城新华书店只要有新书来，就会通知父亲，家里的藏书满满装了几大箱。三年困难时期也正是父亲胃病发作的时期，物价飞涨，父亲的工资收入不能同时支付订牛奶和买书两项开支，他舍弃了牛奶而买书不断，读书不止。文革时期村里的造反派抄了我家，没有抄到金银元宝和古玩玉器，但把父亲心爱的线装古书整整拉走一架子车。以后时日，只要提起那些丢失的藏书，父亲总是十分惋惜。

父亲的孝顺是有名的。祖母喜欢在冬天喝油茶，每年深秋时节，他就会把托人从内蒙古买来的酥油茶捎回家里，在信中要求母亲每天早晨务必给祖母烧上一碗，不得间断。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每年春节回到家里，有两件事是坚持不懈的：家里太阳照得最亮的时候给祖母头上抓虱子，其余时间就是陪祖母说话。我不知道他能否抓到虱子，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只是看见他们娘儿俩非常高兴，说得没完没了。

有一年，父亲实在太忙了，除夕的天已经很黑了，还没有回到家。我们都以为父亲不回来了，但祖母就是不让我们吃年夜饭，要等她的儿子回来一起吃。又过了很长时间，祖母说，你爸回来了。我问祖母是怎么知道的？祖母说，马蹄声朝着咱家来了，肯定是你爸骑马回来了。话音未落，父亲急匆匆地进了家门。正月初三一大早，父亲骑着那匹枣红马，在祖母的满眼泪花和声声嘱托中，依依不舍地离家上班去了。在不到3天的时间里，父亲除了骑马往返300多里外，其余时间都给了祖母。

1968年农历正月十六，祖母带着晚年的幸福安逸和满足，走完了她73年的人生旅途，永远离开了我们，父亲哭得像泪人一样。家乡有守孝3年的传统，父亲因为公务在身，不能在家守孝，就让母亲为他做了4双白鞋，一穿就是4年，他要做到忠孝两全。

父亲给了我们兄妹一个非常安定而温暖的家。他是慈父不是严父，没有打骂和训斥过我们，这在村子里是绝无仅有的。只要有时间，就会给我们讲一些做人的道理，要求我们尽可能多读书，学会做人，掌握为国服务和养家糊口的本领，做到以善立身，以忍处世，以让处事，以和为最终目标。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已经24岁的我搭上了这班车，考入了西安矿业学院。我非常高兴，它让我跳出农门，成了庙湾村第一个考入大学的人，圆了我的梦。父亲把高兴藏在心里，淡淡地说，咱们家成分不好，这些年你吃了不少苦。现在要离开家了，往后的路才开了个头，全靠自己走了。上学的机会来得不容易，一定要把握好，多学点真本事，家里的事你就不用再操心了。春节过后，父亲给我备足了生活费，在阵阵寒风中，目送我上了去西安方向的长途汽车……

1979年，父亲提前退休回到了家乡，正好赶上家乡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每个月40多元的退休金，要保证我的学费和家庭必需的生活支出经常捉襟见肘。50多岁的他重学稼穑，劳身劳心，吃了很多难以想象的苦。后来，只要我们兄妹说起此事，心里就觉得很不是滋味。父亲总是轻描淡写地说，劳动有劳动的好处，没有那几年的体力劳动，我的身体不一定这么健康。只要心里高兴，苦点累点没有什么。

新世纪的第一年，父亲开始蓄胡子。2003年春节，我携儿带妻回家住了几天。父亲须发皆白，面色红润，身板还算硬朗，半尺长的胡须梳理得整整齐齐，真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正月初三，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父亲说，今年正月初十，是我和你妈结婚60周年的日子，过两天你们又要上班去了，趁着天气好，咱们照张相吧。听了父亲的话，我心里酸酸的。我都50岁了，父母结婚60周年这么重大的事情都没有记住，还是孝子吗？妹妹赶紧翻箱倒柜，找出了父亲和母亲的各式衣服，帮着他们换着穿；哥哥搬来了凳子，当起了导演；我一口气给他们拍了两个胶卷。闲谈时，我问父亲想不想儿女、孙子和重孙。父亲说，你们忙的都是正经事，自古忠孝两难全，我们吃穿无忧、钱也够花，身体还可以，有你妈的周全服侍，无须你们操心，有空打个电话就行了。我说，做您的儿子真好，10年后我退休了就回家伺候您和妈妈。不知怎的，说这话时我流泪了。

2008年是父亲难熬的一年。4月肺炎病发，榆林治疗效果不明显，我接来西安住院治疗近一个月。8月脑梗复发，在榆林住院治疗半个多月，哥哥和妹妹不离病房，侍奉左右。国庆节前夕父亲再次住院做了前列腺电切手术。趁着国庆长假，我专程赶回榆林，在医院陪护了一个礼拜。一年内三次住院治疗，对于父亲的身体折磨和思想打击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这几天，我跟父亲说了许许多多的话。

随后几年，父亲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蹒跚的脚步艰难地支撑着微微弯曲的腰板，高度近视的双眼被老年性白内障折磨得几近失明，但父亲仍然坚持笔耕不辍，把自己修身齐家的经验集成《振华家话》《魂牵梦萦》和《耄耋感悟》等4个集子留给我们。每每看见父亲的脸颊几乎紧贴桌面写字的时候，我总是少不了劝说几句。但说归说，劝归劝，父亲还是坚持要把想写的东西写下来留给我们。

2012年正月初十，是父亲和母亲结婚70周年的日子，我张罗了一桌饭，一家四代其乐融融。初夏，父亲嫌西安的夏天太热，要回老家避暑，我舍不得父母，一直拖至5月27日才成行。返家前专门给父母做了住院检查，那时的父亲虽然体弱多病，但总体状况还是可以的。7月10日早晨，父亲觉得肚子有些疼，哥哥和表弟赶紧陪伴去大川铺诊所诊疗，返程时顺便在魏家楼街道理了发。回家后，服药、吃饭、排便，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我听说后放心地在省政府机关食堂吃了午饭。中午2点半钟，哥哥突然来电话说，父亲呼吸有些困难。我脱口要求哥哥，让表弟开车送父亲去榆林诊疗。从不拒绝治疗的父亲却不愿意离开家，下午4点57分就撒手人寰离我们而去，走完了坎坷的87年人生旅途。

下午5点钟，哥哥打电话告诉我，父亲走了，走得非常匆忙，没有给妈妈和我们兄妹留下一句话。我愣住了。午夜1点钟，我和妻子赶回老家时，父亲已经穿上早些年准备好的寿衣，安详地躺在冰棺里，脸色平静得就像熟睡了一样。我趴在冰冷的冰棺上，仔细端详着慈祥的父亲，泪水像决了堤的洪水。我无法接受父亲离开的现实。养老送终是做儿子的起码义务，父亲去世时我远在千里之外，没有送上最后一程，我悔恨至极。

父亲一生尽忠尽孝、至仁至德。我虽已年近六旬，还是离不开父亲，我们这个家庭需要父亲这座巍峨的大山挡风遮雨。我想父亲，很想父亲！

母亲是中共党员，党龄比我还大一岁，担任过庙湾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和县人民代表。她正派、耿直、勤快、爱干净，在村里和亲友中很受尊重，家里也是实际上的“一把手”。

父亲和母亲的婚姻是由父亲的父亲和母亲的祖父做的主。虽然在他们结婚时，两位做主的老人都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父亲的母亲和母亲的父亲还是主持了他们的婚礼。母亲坐着轿子，在欢乐喜庆的唢呐声中抬进了命中注定属于她的家，开始了她的新生活。那一年，父亲18岁，母亲17岁。

祖母是一位饱经风霜、开明能干的老人。爷爷去世后，家道衰落，祖母带着年仅13岁的父亲和9岁的姑姑艰难度日。为了子孙后代的福祉，她宁可饿着肚子也不愿卖掉远在连家山的数十亩山地；为了父亲和母亲的婚礼热烈体面，她迈开三寸金莲，求人借债，跑肿了双腿，累弯了腰。一年多后，祖母放心地把象征着家庭权力的一串钥匙交给了母亲。从此，母亲成了我们家名正言顺的“一把手”。

母亲说，她是干活的身子吃苦的命。外祖父家曾经是当地的大户，到了外祖父这一代，家道败落，经常为温饱问题犯愁。在外祖父家，母亲是姊妹八个中的老大，很小就承担了带弟妹的职责，还要帮着外祖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和针线活。“民国”二十四年，陕北的社会治安非常不好，年仅9岁的母亲经常领着二姨、三姨，背着大舅，跑到深山里“藏贼”，躲避土匪强盗的侵扰。跟父亲结婚后，父亲在外教书，家里起初只有祖母、母亲和姑姑三个人，在祖母的帮衬下，母亲经常是干完地里的活再干家里的活，从早到晚没有停下来的时候。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农村实行合作化、公社化以后，母亲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农村社会主义的建设热潮。她学会了干所有农活，不但技术到位，而且特别能吃苦，日工分和年出工数长年在村里保持第一。在我儿时的印象中，母亲经常是天还没有亮就出工了，伴着满天的星光才能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到家中，中午有时还要到自留地干活。这当中既有高涨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更有维系家庭生活的必须。那时候，母亲每日能挣6.5个工分，一年就是2000多工分，大概相当于近3个农业人口需要的工分，每年可以为家里省出一笔口粮款，极大地减轻了父亲的压力。

母亲日夜操劳，祖母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劝说无效时经常会加上一句“整天不要命地干，到时动不了，记起就迟了”。今天，年近九旬的母亲仍然手脚停不住，一双解放脚支撑着病残的身子，把自己的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

母亲是节俭的典范，无论是吃的还是用的，她都不会浪费。那时候，像我们这样可以吃饱穿暖的家庭在村里并不多，可母亲仍然不会浪费一粒粮食和一截线头。只有来客人的时候，家里才有可能出现剩饭，这剩饭肯定是我们家下顿饭的组成部分。天气热的时候，有时剩饭馊了，母亲的拿手好戏便是在加热剩饭时，炸上一滴油，闻起来香喷喷的，哄着自己吃下去。我们家经常吃两灶饭，祖母年龄大了，母亲要给她做点顺口的；父亲从县城回家过年也陪祖母吃；母亲则是“低标准、糠带菜”。久而久之习惯成了自然，我们成家立业了，家里的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和母亲仍然吃着两灶饭，我们兄妹不知费了多少口舌还是无济于事，直至父亲以“罢吃”相“威胁”，才逐渐有所改变。做针线活是母亲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我们经常看到母亲先把针扎在衣物上，再把仅有几厘米长的线头从针眼中穿过去，如此重复，直至把线头用完。

母亲的节俭是有名的，对亲友馈赠资助的慷慨也是有名的。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我们家的亲友中，几乎都接受过母亲的资助或接济。亲无远近，只要有所求，无论是钱、粮食甚至是旧衣物，母亲都会设法满足，帮着渡过难关。父亲的表弟住在山区，几乎每年春天都来我们家借粮食度饥荒，秋后新粮食下来再还给我们，村里有人看不惯，说闲话。母亲认为，借东西是为难事，不到万不得已没人愿意开口，“穷时帮一口，胜过富时帮一斗”。

母亲对姑姑的情分甚至超过了姨姨，只要家里有可口吃的，总忘不了姑姑。有一年生产队死了一头驴，我们家分得一点死驴肉。母亲洗净做熟后盛了一小陶瓷盆，用小笼布扎起来，让我送给姑姑。我惦记着回家吃驴肉，沿着官路一路小跑，没想到陶瓷盆从笼布一角滑落出去摔碎了，驴肉洒在了官路上。我既害怕又沮丧，如实告诉了母亲。母亲把家里的驴肉留给祖母一点，剩下的全部打包让我送给姑姑。那时候，姑姑家孩子多，缺衣少粮，母亲经常帮助姑姑缝新补旧，接济钱粮。她常说，孩子们会长大的。现在，姑姑的孩子们早已长大了，姑姑衣食无忧、生活幸福，孩子们知恩图报，成了周边对待舅舅、舅妈最好的外甥。88岁的母亲和85岁的姑姑仍然经常走动，有说不完的知心话。姑姑说，她是庙湾村最爱回娘家的人。

在那个物资十分短缺的年代，亲友们只知道我们家衣食无忧，可谁能知道我母亲生活的艰辛呢？成年累月忙完田里忙家里，忙完家里再忙针线活。长期的超体力劳动，母亲的体力严重透支，关节变形，膝关节有时疼得难以打弯，早晨起床后，要扶着墙壁慢慢地走上一会儿，才能开始干活儿，严重时要用手提着腿才能迈出门槛。数十年来，我们家的生活水平、亲友邻里关系和子女教育等方方面面，一直在村里被人羡慕，传为佳话，母亲的功劳是最大的。

母亲心灵手巧，她的针线活、编炕席和纺纱织布技能在村里和亲友中是出了名的，不但做得好，而且做得快。大概是应了“能者多劳”这句老话，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双手从来没有停下过，针线活没完没了。每天晚上饭碗一放，母亲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开始做针线活。她一生帮助别人做了多少针线活连她自己也说不清。只记得先是帮外祖母给年幼的姨姨、舅舅们做鞋子、补衣服，后来是帮姑姑给表兄弟妹们缝新补旧，两只手成年累月没有停下来的时候。至于村子里或亲友婚丧嫁娶需要临时帮忙做一些应急的针线活，更是有求必应。

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花了两个半月的工资给母亲买了一台标准牌缝纫机。母亲爱不释手，很快无师自通，使用起来得心应手，比照裁剪样书可以缝制各式各样的衣服。缝纫机提高了缝制衣服的效率，带给母亲的是缝制更多的衣服，帮助更多的人。

母亲的勤快和巧手，把我们兄妹3人从小到大一直打扮得干净整齐，衣服就是补丁摞补丁也跟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儿时我们兄妹的衣着不知被同伴们羡慕了多少回。

母亲很爱干净也会打扮自己，她的衣着在村里不一定是最高档、最时髦的，但肯定是最整齐、最干净的。我们的家经常收拾得整整齐齐、一尘不染，不要说是农户人家，就是一些城里的干部人家也很难比得上。十多年前，我的几位同事在佳县扶贫期间，顺路去我家看了看，干净整齐祥和的农家小院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母亲不仅是养育了我们兄妹3人，而且帮我们兄妹3人带大了所有的孩子。父亲长年在外工作，管教我们自然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母亲在家同时扮演父亲和母亲两个角色，她是对我们兄妹成长影响最大的人。母亲是慈母，让我们始终生活在她温暖的怀抱里，衣食无忧，享受生活；母亲也是严母，绝不溺爱我们，不允许我们信马由缰，惯出毛病，做出让社会和公众不满意的事来。我们兄妹3人都领教过母亲的家法。

母亲没有上过学，识字不多，但懂的道理很多，非常注重言传身教。她不仅教我们做人的原则，还注重培养我们的自立意识和劳动观念。她不仅要我们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还要帮家里做力所能及的事。母亲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融四岁，能让梨”等人生哲理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给我们，像滴滴春雨滋润着我们幼小的心灵。在她的言传身教下，我们兄妹从小循规蹈矩，尊长爱幼，勤劳节俭，知书达理；没有上房揭瓦、打架生事的纪录，一直在赞扬声中长大，以至于一些家长和老师在教育孩子和学生时，经常拿我们做样子。

随着年龄的增加，母亲性格中的“严母”成分迅速退去，对隔代人的慈爱表现得无以复加。我们兄妹3人分别在县城和西安工作，没有住在母亲身边，但我们的孩子都是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长大的。孩子出生一个，母亲帮我们带一个，带大一个我们领走一个，留给母亲的是不尽的隔代思念。

1983年秋天，我的儿子在全家人的企盼中来到人间，母亲乐在心里，喜在脸上。为了迎接孙子的到来，在父亲的陪伴下，母亲第一次离开生活了近60年的家乡，换乘了几次长途汽车，在倾盆大雨中走进蒲城县罕井镇我的单身宿舍。

一进宿舍，母亲顾不上旅途劳累，没有来得及喝一口河南籍邻居送来的醪糟汤，就向儿媳了解情况，感动的妻子直说母亲好。孩子出生后，母亲像对待亲闺女一样照顾儿媳的饮食起居，恨不得把自己带孩子的全部经验教给儿媳。孩子周岁生日过后，母亲领着孙子回到老家。这期间，她同时照顾妹妹刚刚生产的女儿和我的儿子，操尽了心，费尽了神，一带就是2年，直至孩子该上幼儿园了才给我们送了回来。母亲说，连玮走后想得她掉了几斤肉。后来她和父亲来西安小住了几年，对孙子的疼爱有时到了溺爱的地步。我说，妈妈，这样对孩子成长不好，也不像您的一贯做法。母亲说我懂，但管不住自己。

2010年5月16日，我在西安给儿子举办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母亲和父亲穿着我特意买来的红色唐装，坐在宴席的主桌上，与宾客频频举杯，自始至终乐得合不拢嘴。

2003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是母亲的77岁生日，思母之情挥之愈烈。我为自己不能守在父母膝下尽孝，深深感到愧疚和自责。这天上午，我把电话打到家里，是姑妈接的。姑妈说，父亲和母亲当天早晨去榆林检查身体了，走的时候还说不要告诉你，免得让你担心，偏偏这个时候你又把电话打过来了。我赶紧把电话打给在榆林的妹夫，得知父亲和母亲在哥哥、妹妹的陪伴下，已经平安抵达榆林并且开始体检了。

两天之中，我不时打电话给妹妹，了解检查情况，知道父母身体无大疾病后，心里总觉得有些蹊跷，还是放心不下。在父母回家后，我再把电话打到家里，才知道母亲几天前突发无名疼痛，卧床几日，一动不能动。这次检查，医生认为是腰椎增生压迫神经所致。父亲像是做错了事情一样，反复解释不告诉我的原因，就是不说“怕我操心”这个真正的原因。人人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可谁又能知道我父母的心底更慈善哪！

常年的超体力劳动，母亲的双膝关节严重变形，关节间的滑膜也磨损没了，每走一步，疼得钻心。2007年底，母亲因肺炎、高血压型冠心病等疾病引发反复咳嗽哮喘，健康每况愈下，在兄妹的反复劝说下，母亲同意由我接来西安看病。经过20来天的精心治疗，肺炎基本治愈，高血压和冠心病需要常年服药。住院治疗期间，我劝说母亲在双膝关节间注射了数支日本产的玻璃酸钠注射液，期望能减轻关节病痛，但效果一般。

2012年7月10日，父亲突然离开了我们。悲痛之余，我们生怕母亲经受不住这个打击，劝说母亲换个环境住上一段，免得见物思人。母亲不肯，坚持在家守过父亲的百天忌日，才跟我来到西安。

母亲老了，这两年变化特别明显。经常会忘记新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有时连一日三餐吃的饭菜也记不起来，洗澡、剪指甲这些事情必须由我们帮忙才能完成，走路的脚步也不稳当了，但舅舅、姨姨和儿孙们的事情，她非常关心、牢记不忘。有时会抱怨我们兄妹分居三地，让她无法同时顾及，偶尔也会念叼舅舅们的电话少了。

扶着母亲、领着孙女在院子里散步、说话、晒太阳，是我特别惬意的事情，可母亲不这样想。每当这时，总会唠叨几句：妈连累你了……这句在她看来极平常的话，且让我鼻子发酸。养儿防老，天经地义，陪母亲散步、说话、晒太阳怎么就成了“连累”呢？说归说，其实母亲非常享受同儿孙们住在一起的时光。（二）

1953年农历正月初一下午5时左右，我第一次睁开眼睛观看这个五彩世界时，看到了一丝不挂、长得也不怎么样的自己，难过得大声哭了起来。这大声一哭，差点让祖母和母亲高兴得掉出泪花。差2天就6年了，祖母盼来了第二个孙子，母亲也盼来了第二个儿子。可刚一转念，一股无名的恐惧又向她们婆媳袭来，哥哥后边已经夭折了两个孩子，我又生在蛇年的犯月初一。“男怕初一，女怕十五”，这孩子能好吗？婆媳俩在惊恐中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请大兴寺的清凉和尚把我“保锁”起来，祈求神灵庇佑。

大兴寺位于子洲、横山两县交界处，是一座佛道同山的知名寺观。寺庙始建于宋末，几经战火毁损却经久不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清凉和尚的主持下，香火仍很旺盛，住寺和尚不仅有清凉，还有他的弟子悟因。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到四月初八是大兴寺的庙会，来自子洲、横山、米脂、靖边、子长以及内蒙古、宁夏等地的善男信女广施布施，顶礼膜拜。这些人中有祈求神灵送子传宗接代的，有祈求神灵医治百病的，有祈求神灵保佑生意兴隆、五谷丰登的，也有来此凑热闹、看几天大戏、会一会亲朋好友的。

从1954年起，善男信女中增加了母亲和我。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母亲都要领着我，带着敬献给神灵的布施去大兴寺过关还愿，祈求神灵保佑我长命百岁。在大人的指导下，我腰间系着一根长长的草绳、背上背着一点即食食品，从一个铡刀的刀口和一张高桌子下面爬过去，手持铡刀刀把的男人手起刀落，铡掉一截拖在我身后的草绳，随后，我吃掉背上背的即食食品，就算过关了，当年就可以消灾免难了。这种仪式每年一次，一直持续了十来年。与此同时，按照清凉和尚的要求，姑姑每三年要给我缝制一件新衣服，配合神灵的庇佑。那时候姑姑家的日子非常艰难，表兄弟们经常没有衣服穿，但给我的衣服是不能没有的。

1965年是我的本命年，也是神灵保佑的最后一年，我应该去大兴寺“脱锁”，感谢神灵多年来的庇佑。身为中共党员的母亲，在破除迷信、灭资兴无的大环境中，无法带着我去大兴寺“脱锁”还愿。几经协商，最后还是清凉和尚走出寺院，在姑姑家专门为我做了法事、“脱锁”还愿。

在祖母、母亲和所有家人的期盼呵护下，我长得白白胖胖，转眼就是一年。生日当天，祖母张罗着按照家乡的习俗，在热乎乎的土炕上摆放了一本书、一支赶牛的鞭子、一个算盘和一块油糕，分别代表读书、务农、经商和福禄，让我自主选择。据说这样可以预测孩子的一生。我抓起油糕看了看、咬了一口后又拿起了书，就是不肯选择赶牛的鞭子和算盘。我的选择让祖母和母亲高兴不已，不知给亲朋好友夸了多少回。

家乡的自然条件在陕北地区还算可以，有山有川，农民靠天吃饭，生活总体上得过去。自从公社化、大跃进和吃食堂饭以后，粮食产量一直上不去，农民生活捉襟见肘，每况愈下，大部分人家丰年勉强度日，平年和灾年则吃不饱，穿不暖。有的人家终年吃不上油、数月见不到盐，过春节吃不到年糕、饺子和猪、羊肉的人家随处可见，春困时月，可以见到营养不良导致浮肿的人。有的人家没钱买煤油，晚上干脆摸黑不点灯。那个时候买布要用布票，布票在城里非常紧张，但在我们村里不紧张，原因是没有买布料缝制新衣服的钱。有一年政府只给每人发了三尺布票，但仍有不少人不是送给子女结婚的亲朋好友，就是偷偷地卖给急需的人家。儿时玩伴的衣着经常是破旧的，有时是开洞露肉的，有的人一年四季都光着脚丫子。我们家是“一头城”，父亲每月63块5毛的工资在我们那里是高工资，母亲常年坚持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家里的收入是稳定的。我们兄妹只有三个，是村子里子女比较少的人家。父母勤俭持家，日子过得丰衣足食。祖母和父母对我们疼爱有加，视若掌上明珠，但又从不溺爱。我们的衣服也打补丁，但从来都是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决不会开洞露肉。

那一年，我刚学会走路，父亲给我买了一双四眼黄色胶底、枣红色布面的鞋，我的臭美、同伴们的羡慕程度远远超过了现在城里人眼中的皮尔·卡丹。我们家也经常吃糠咽菜，但填饱肚子没有问题。母亲不溺爱我们，不给我们吃零食。儿时的我也羡慕过连强大哥在秋天的早晨可以带着几粒红枣上学，春节期间口袋里时不时地装着油馍馍，但连强大哥有受饿的时候，我没有受饿的经历。家里来亲戚和客人的时候，母亲一般会做一顿玉米面做成的面条给客人吃。陪客人吃饭的一定是祖母，祖母故意吃得很慢，待客人吃完后，省出一碗分给我和妹妹吃，母亲有时会“抱怨”祖母惯坏了我们，有时也就听之任之，母亲知道祖母疼爱孙子的心情。

小时候特别喜欢过节日，因为过节日可以吃到好吃的。比如清明节吃煎饼、端阳节吃粽子、六月初六吃揪面片、中秋节吃月饼、九月初九吃荞面饹饦（麻食）、冬至吃带骨羊肉、腊月初八吃焖饭（八宝饭）等。春节是孩子们最高兴的日子，可以吃好饭、穿新衣、贴对联、放鞭炮，还有可能收到压岁钱。

每年腊月二十以后，母亲就要打扫卫生、裱糊窗户、做年饭。家里一般要买几斤洋芋粉条，杀一头猪或一只羊（那时的猪和羊个头都很小，猪一般二三十公斤，羊只有十来公斤）、几只鸡，母亲要蒸很多黄米馍、白面馒头，炸一些油糕、油馍馍，酿一盆米酒，做一锅豆腐，生一盆豆芽，还要做酥鸡、肉丸子、炖肉（红烧肉）、清蒸羊肉等，这些都做好了，春节就来到了。

春节期间，我家的客人很多，来人就要给吃年饭，有时候祖母和父亲还要陪客人喝点白酒。客人会给我们1角、2角压岁钱，给5角压岁钱的客人非常少。我经常和妹妹比着看谁收的压岁钱多，有一年我收了4块多钱，开学时交报名费、书费都没用完。

那时候，我们没有现在城里孩子那么多的玩具，但我们比他们有更多的自由和乐趣，我们有山、有水、有蓝色的天空和广阔的大地。除了上学，春夏秋三季我们还要上山砍柴或者拔猪草、羊草，任务完成后，我们就地取材，经常在山里、沟里尽情玩耍。渴了，捧一掬清泉就可以解渴；热了，在河里洗一个畅快淋漓的凉水澡；感到饿了的时候，就该回家吃饭了。

冬天是我们最开心的季节，除了上学再没有什么零活需要干了。假期也没有太多的作业，集中精力三两天完成后，就可以忘情地玩耍了。我们玩“打仗”，同伴们分别扮成《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以及曹操等人，或者比翻跟头，或者摔跤，或者手持高粱秆、包谷秆进行象征性的对打。由于受大人们的影响，对打的结果一般是刘关张一方赢，曹操一方输。我在同伴中威信较高，年龄又小，个子也矮，经常扮赵云。有一次我们玩翻跟头，一不小心，落地时我的脊背落在了一块小石头上，疼得我眼泪直流、哇哇乱叫。伙伴们一齐围过来劝我说，赵云从来不哭，哭鼻子就不是赵云，我赶紧擦干眼泪，爬起来继续玩。

我们也去庙湾河里玩“滑冰”。“滑冰”用的冰车和滑棍是自己动手做的，大人们一般没有时间给孩子做玩具，也不支持孩子去“滑冰”。我们把四根木棍钉在一起，中间横拦两到三根木条，做成冰车的架子。找两根粗一点的铁丝砸扁后钉在冰车架子下面作滑条，冰车就做成了。再找两根木棍，把长铁钉两头砸尖，钉在木棍的一端，作为滑棍。冰车的美观和耐用程度是同伴们夸耀的重要资本。我们坐在冰车上互相嬉戏追逐，忘我玩耍。冰面上有水也丝毫不会影响我们的玩兴，经常会弄湿屁股以至整条裤子，这时候就比较倒霉了，更倒霉的是掉进刺骨的河水里，不仅要忍受寒冷，还会遭到大人的训斥。这时候，我们会小心翼翼，宁可忍受寒冷，也尽量不让大人发现问题。童年真好，我的童年是幸福的、无忧的，也是灿烂的。

童年的我是一个懂事、勤快的孩子。那时候，母亲非常忙，既要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又有大量的家务活、特别是针线活要做，有时忙得连给我喂奶的时间也没有。于是，祖母就用自产的小米粉兑着父亲从县城买来的蜂蜜，在铜勺里煮熟后，用右手食指沾着米粉喂进我的嘴里，把我养得白白胖胖，很少生病。小时候，我一共吃了多少小米粉，谁也说不清楚。祖母说，为了给我做米粉、喂米粉糊糊，烧坏了一把铜勺，把祖母右手食指上半截的粗肉皮磨成了细肉皮。可以骄傲地说，我可能是村里同龄人中唯一在儿时吃过蜂蜜的人。

从3岁起，我学会了扫地，扫得很干净，很主动。家里窑洞的地板是土质的，为了防尘，扫地前需要洒点水。每天早晨，只要看见祖母或母亲洒湿了地板，我就会拿起笤帚一口气把我们居住的两孔窑洞的地板扫干净。如果有人表扬一下，会干得更好。4岁那年，政府组织修成了横洲农业灌溉水渠。深秋时节，大人们在川道里平整土地，我跟着捡糜子和谷子的茬，给家里当柴火烧，每次都是把捡到的柴火放在筐子里，人站上去使劲踩实，希望能多装一些，装满后由堂兄连均春帮我挑回家，因为满满一筐柴火实在是太重了，我根本扛不动。这一年的农历九月初九，母亲生了妹妹，母亲月子里做饭用的柴火都是我捡的。以后几年，只要春节去给外公、舅舅拜年，我都要顺路捡些柴火抱到外公家，外公经常夸我勤快、会过日子。

农村的孩子都有干体力活的经历。我的体力比一般孩子好，干体力活也比别的孩子早一些。那时候村里没有自来水，生活用的水井离我家有一公里多远。大约四五岁时，我开始跟哥哥给家里抬水。由于哥俩步调不一致，上坡时水桶会沿着木棍滑向走在后面的哥哥一侧，也会将水溅在哥哥的身上。自从哥哥离家上了初中起，家里生活用水就全部由我负责挑。起初只能挑两个半桶，且走起路来摇摇摆摆。随着年龄、体力增长，步态愈来愈稳，桶里的水也愈来愈满。春夏季节，自留地里施用的农家肥，也是妈妈挑、我和哥哥抬，把肥料从院子运送到自留地。

3岁那年，我浑身上下长了许多脓疮，前胸后背、胳膊和腿到处都有，一茬没好利索又一茬长起来，有的疮流着黑乎乎的血水，据说很吓人。这是我童年最严重的一次疾病。祖母抱着我，怕压着胳膊和背上的疮；背着我，怕压着前胸和腿上的疮，整天陪着我流泪。医生看了几次都一筹莫展，祖母就去求神拜佛，乞求神灵保佑。几个月后，靠着自身免疫力，我战胜了病疮，顽强地活了下来。

童年的两次灾难都是伴随干活发生的。4岁那年农历九月下旬的一个上午，我正准备去川道捡拾柴火，堂兄连长青邀我去大背洼窨子崖附近的山上砍柴。这是我第一次进山砍柴，谁知第一次就闯了大祸。按照堂兄的分工，他负责砍柴，我负责往一块收拢。那时农村流行的是广种薄收，稍微平整一点的地都种上了庄稼，柴火不是长在田畔上，就是长在陡坡上。我实在是太笨了，根本不会爬山，刚一会就从近200米高的陡坡上滚了下来，头上砸开了一条近2厘米长的口子，鲜血直流，倒在涝坝对面的乱石堆中不省人事，堂兄吓坏了。一位村妇恰好路过发现了我，一把抱起就往我家跑，刚进院子就大声责问母亲，这么小的孩子怎能让他上山去砍柴呢？母亲忘记了月子里的诸多规矩，赶紧舀来一盆凉水给我清洗创口，又撒了许多磺胺粉。时至今日，这个小小的创口还偶有不适之感。

5岁那年农历正月十五，为了给第二天晚上的焰火准备柴火，哥哥带我上山砍葛针，下午4时左右，我俩背着葛针兴高采烈往回赶，走到我们家窑洞脑畔的右上方时，我不小心从山上滚了下来，正在院子里、碾子上干活的大人们都吓呆了。也就是天不绝我，偏偏这时表叔王俊生挑水路过，他一把扔掉水桶迎着我跑上去，在我家下院的窑檐边上压住了我的腿，救了我的一条命。

两次灭顶之灾，两次被神奇救助；一次顽劣的病疮，靠着自身力量大获全胜。童年的我健康地、幸福地、无忧无虑地活了下来，成长起来。（三）

1959年春节刚过，离家大约2公里远的麒麟沟小学准备招收预备班，妈妈答应了我的要求，让哥哥带着我去学校报了名，开始了我的求学之路。麒麟沟小学是一所在私塾基础上建起的百年老校，也是民国时期横山县第五高级小学，父亲和兄长们都在这所学校读过书。

预备班有点像城里的学前班，不同的是农村没有幼儿园，孩子们都是第一次离开家庭，没有一点集体学习、生活的常识。预备班要在教孩子们数数、认字的同时，教大家上课不能随便说话，男女孩子要分别去男女厕所解手等最基本的集体生活常识。我的启蒙老师、后来成了公社拖拉机手的周秉忠是一位非常敬业的幼儿老师，对学生关爱备至。一天，放学前下了一会儿暴雨，麒麟沟河水上涨，他把我们一个个背过河，一直送过财神楼才又返回学校。正规年级的学生每周上六天课，每天两到校。我们预备班每天一到校，大约上午10点左右到校，下午3点左右放学。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是做集体游戏，也教一些简单的字，学数100以内的数。期末考试我得了100分，这是我求学生涯中的第一个100分，那个高兴不亚于1978年正月接到西安矿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秋天，我顺利升入麒麟沟小学一年级。6岁上小学，当时在我们那里是非常少见的，加上我的个子小，在班里很特别。一年级和预备班是完全不同的。首先是作息时间和制度变了，我们要按照学校的统一作息时间到校、上下课；其次是同学变了，从麒麟沟和郑寨等村子来了一批年龄和块头都比我大很多的女同学，我从内心有点怵她们。我的同桌是两个身高、年龄都比我大比我重很多的女同学，我坐在靠墙的一边，她们坐在中间和靠走道一边。我觉得干什么都不方便。上课的时候，我紧紧地缩在墙边，下课要等她们离开座位后才敢出去，课桌也是她们占的比例要大很多。我感到学校的乐趣少了许多。好在这段时间不长，很快老师按照身高给同学们调整了座位。

旧的问题解决不久，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那时候，放学回家的路上要排队，有时还要唱歌。老师指定一位同学担任路队长，负责维持回家路上的秩序。一位智商不太高的同学因为身高块大，担任了我们村的路队长，他要求几个年龄小的同学每天给他送一点吃的，水果、萝卜什么都行，不然就会告诉老师说你在路上捣乱。我没有吃的给他，被他告了好几次老师。开始老师批评我，几次以后觉得有点奇怪：这孩子在学校听话，怎么在放学的路上就不遵守纪律呢？真相大白以后，老师撤换了路队长。

我爱看书，家里藏有许多书籍可供我翻阅，连环画、散文集、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样样都有。我的优势很快就显现了，语文和算术成绩明显好于其他同学，但体育、图画和唱歌课较差。为了让我这个主课出类拔萃又很听话的学生干部能当上三好或者五好学生，有时候我能感觉到老师在副课成绩上的关照。

孩子毕竟是孩子，犯错误是难免的。小学二年级初冬的一天早晨，我跟村里两位李姓同学结伴去上学，走到财神楼附近时，我听了他俩的劝说，一起趟过流着冰凌的大理河，去河南岸的郑寨村老沟岔烧黄豆吃。这是陕北地区非常原始又极具特色的一种野炊。成熟的黄豆在北风的吹拂下，干燥异常。随便捡几片干燥的作物叶子引燃黄豆植株，伴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声响，黄豆就熟了。随风吹走灰烬，剩下的就是可口的烧黄豆。显然，他俩不是第一次，不仅随身带着火柴，整个烧黄豆过程干净利索，我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吃完烧黄豆后，我们返回财神楼晒太阳，等待学校放学后回家吃早饭。刚进家门还没端起饭碗，堂兄连长青气喘吁吁地跑进来问祖母，连锋今天怎么没去上学？祖母知道实情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我发了脾气，拉着我的小手直奔麒麟沟小学，把我交给了学校的梁校长。

20世纪60年代，魏家楼公社除了麒麟沟小学外，还有魏家楼和王家峁两所初级小学。小学四年级后要参加公社组织的升高小考试，虽然那两所小学的学生不多，教学质量也赶不上我们学校，但还是有些竞争的。那年夏天，我们在学习新知识的同时，认认真真复习前几年的知识，比如汉语拼音、组词造句等，有几次我们踏着月光才回家。由于准备充分，我顺利通过考试，升入麒麟沟小学读高小（即小学五、六年级）。

1965年，我参加了县上组织的小学升初中考试，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考试。全县2000多名考生分别在横山中学和高镇中学两个考点、数十个考场进行密卷考试，有点像现在的高考。麒麟沟小学24名考生在杨应旺老师的带领下，考试前一天步行20多公里山路来到高镇中学，熟悉考场环境，晚上和衣睡在学校学生宿舍的炕席上，等待第2天的考试。

升学考试只有算术和语文两科。算术课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语文课的作文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和“给越南小朋友的一封信”二选一。我在考场上感觉不错，答题挺顺溜。考后一对答案，大部分同学的作文选题是“记一件有意义的事”，我选了“给越南小朋友的一封信”。我为自己的作文选题很沮丧。村里一位资深小学教师也认为“给越南小朋友的一封信”比较难写。20多天后的一个晌午，我正在自留地刨洋芋，村里的同班同学张子飞跑来说，县上发榜了，我们俩都考中了。我很高兴。这一年我们班11位同学考上了初中，升学率远高于老大哥石湾小学。作为全县考生中年龄最小的学生，我如愿升入高镇中学。那一年，全县共招了6个班、300名初中生。其中横山中学4个班、200名学生，高镇中学2个班、100名学生。

1965年初秋，堂伯父连继升背着我的铺盖卷，领着我爬过两架山、步行20多公里来到横山县高镇中学。这是一所初级中学，只有初中三个年级。每个年级2个班、100名学生。学校位于小理河中游，距离高镇公社所在地高镇村还有几公里地。学校建在小理河的一级台地上，两排教室、四排窑洞分为两个建筑群，对等的建在东西两侧，中间空地是供300多名师生课余活动和开会的地方，再加上操场和食堂，看上去孤零零的，有点单薄。夏天小理河发洪水时，坐在教室可以听到山洪咆哮的轰鸣，站在校园可以看到洪水奔腾不羁的身影。

学校和小理河之间是我的老师和学兄门为学校开垦的菜地，春夏秋三季我们的劳动课就在这里种菜、施肥、浇水。浇地用的水，是师生们就地取材、自己动手在学校的左上方打了一座小坝，把小溪拦蓄起来的，后来还在坝里养过一阵子鱼。地里收获的蔬菜全部免费供给学校的师生食堂。

1966年前，横山县只有横山和高镇两所中学。为了保证中学生不辍学，家在农村的孩子上了初中，国家给学生们补助一定的粮食指标，保证每人每月15公斤原粮。只要上了高中就可以将户口转往学校，由国家按月供给15公斤原粮。那时候，家乡的教育比较落后，考上中学是一件颇为骄傲和让人们羡慕的事情。1965年深秋，爷爷的远房表弟张文海大爷得知我考上了高镇中学，走了六七公里山路、带着几个黄米馍馍专程来到学校看望我，说了一大堆好听的话。

高镇中学的学生大都来自横山南部十来个公社和米脂县龙镇公社，最远的离家有50多公里山路，经常回家会影响教学秩序和教学质量，学校规定每个学期每生回家次数不能超过两次。那一年我12岁，又是第一次离家，特别想念祖母和母亲。我去找班主任刘志敏老师请假回家。

刘老师是我们初六八届的代数课老师，也是我们甲班的班主任。他个子不大，身体瘦削，脾气特别好，讲一口纯正的关中话，经常穿着一身中山服，戴着一顶不是很新的蓝色帽子。刘老师没有带过我这么小的中学生，不准假我就哭，弄得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去找学校教务处，特批我每周六上完课回家，周日上晚自习前到校，我破涕为笑，高兴极了。

学生宿舍是清一色的窑洞，窑洞内一侧从窗户到窑掌是土炕。每到睡觉时间，10位同学一字排开，每人大概只有2尺宽的地方，挤得紧紧的，但也没听谁说太挤了。只是没人愿意挨着尿炕或有狐臭的同学睡，他们反倒因祸得福，比较宽松。

1965年，陕北不少地方遭了旱灾，高镇粮站给学校供应了一批从东北调运的白高粱米，我们每天都吃白高粱米蒸饭，熬酸白菜，很难吃到玉米面和白面混合做成的两面馒头。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吃饭，一个叫李青的医生带着省医疗队检查学校，李医生吃了一位学生的一口高粱米饭后，皱了皱眉头。这次检查后，我们再没有吃过白高粱米蒸饭。据说李医生认为，白高粱米采用我们学校的蒸饭方式，很难蒸熟，经常吃半生不熟的高粱米蒸饭很伤胃。学校和粮站采纳了李医生的建议，将我们的粮食品种换成了玉米面。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