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改革4，关键五年2016～2020(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吴敬琏,厉以宁,林毅夫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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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改革4，关键五年2016～2020试读：

2016年，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拓展国际经济合作。对于长期观察中国的人们来说，这些听起来大概耳熟能详。改革、开放与国际合作的有力结合，是多年来中国增长故事的核心要素。我们正在将其进一步推向前进。

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10万亿美元。在这样的体量基础上继续发展，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是不可持续的。小修小补只能应付一时：本届政府没有推行量化宽松，也没有采取竞争性货币贬值的措施，我们作出了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抉择。

我们要通过大力推动市场化改革，尽快构建起一个大幅度增加创新驱动和消费拉动力的可持续增长新模式，更加关注社会就业、居民收入增长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

我们将很多政策工具组合成两大经济增长引擎，一个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另一个是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供给，既拉动有效需求，又可以改善民生。这两者的关键在于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个人、中小企业和大企业等市场主体营造更加适于创业创新的环境，释放增长潜力。一个更加简政放权的政府可以运用自身所长，做好宏观经济调控者、公平竞争的有效监督者、改革的推动者，并在系统性风险冒头时果断加以应对。

这些改革努力正在收到成效。服务业已占到中国GDP的一半，实现对制造业的反超且升势不减。创业创新蔚然成风，每天新增注册企业超过1万家。高技术产业增速明显快于整个工业，新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方式正在以过去难以想象的方式拓宽中国经济的地平线。

中国每年新增城镇就业1000万人以上，居民收入增长超过GDP增速。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0%，消费升级也伴随着强劲增长。以出境游为例，去年（2014）中国公民出境达1亿人次，今年（2015）上半年又同比增长10%。

简而言之，尽管增速有所放缓，中国经济正在朝着我们期待的方向，朝着更多立足内需和创新拉动的方向发展。一个副产品是，经济运行状况同用电量、铁路货运量和新增银行贷款等衡量指标之间的关联系数在发生着变化。中国经济从“求快求大”到“求优求精”的转变是一件好事。不然我要开始担心各项改革措施是否真的取得成效了。

结构性改革不仅是寻找新的增长点，也包括提高传统产业的竞争力。中国规模庞大的工业部门仍是我们增长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正在努力推动“中国制造”更上层楼，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举措。我们也将更大程度融入世界经济，在更多领域放宽外资准入，其中服务业领域的开放也会进一步扩大。

当然，随着中国市场不断成熟，竞争也会愈发激烈。但我们有信心，因为中国市场值得投入，因为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枢纽，而且中国还可以成为同各国合作开发全球市场的理想伙伴。

我们的世界难称富足。生活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数十亿人民还没有享受到大规模工业化和良好基础设施的便利。他们的需求是巨大的，但由于缺乏资金和负担得起的装备和技术，这些需求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了。

这是可以改变的。中国正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将中国制造业的性价比优势同发达经济体的高端技术相结合，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优质优价”的装备，帮助他们加速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以供给创新推动强劲增长。试想如果中国13亿人的发展能为支撑世界经济增长作贡献，那涉及数十亿人的增长将为大宗商品市场、制造业以及更广泛的领域等带来多么巨大的机遇！

2016年以及之后的更长时期，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结构性改革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各方共赢的国际合作都将是我们工作的重点。这是我们对实现可持续和高质量增长的答案，是一份中国市场、中国创造与世界共享的蓝图。（本文原载于2015年《经济学人》年终特刊）第一章中国经济面临的十大尖锐问题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已进入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转型、提质增效升级的新时期。一国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总是在各种机遇和挑战中前行的。认清了挑战，才有可能应对好挑战。过去的历史反复证明，我们就是在应对一个一个挑战中不断前行的。用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不可再行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0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市场疲软，不少企业发生财务困难。当前，中国经济如何应对、采取什么样的风险控制和化解措施、治本之策在哪里，这些问题值得思考。过去高增长主要靠大规模投资

对于中国如何应对困难和回避风险，官产学各界人士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不同的方略。

一种是从需求侧的三个构成要素——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入手进行分析，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上述“三驾马车”的动力不足。由此提出的对策，是采取刺激政策，多发钞票，多上投资项目。2009年用4万亿元投资（两年）、10万亿元贷款进行刺激，虽然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成为需要长期消化的负担。

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一方面是投资的增速效应递减；另一方面，投资高速增长却没有足够的资源支撑，使国民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在杠杆率过高的情况下，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发生偿债困难就不可避免。更危险的是，如果杠杆率继续提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

另一种分析方法是从供给侧驱动经济增长因素出发进行分析。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因素不外三个：新增劳动力、新增资本投入（投资）和效率提高。近年来不少中外经济学家运用这种方法进行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和目前增长速度为什么持续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靠大规模的投资，但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劳动力，也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蔡昉教授所说的“人口红利”。还有一个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已消失

现在的问题在于，以上这些有利于维持高增幅的因素，有的正在缩减，有的已经消失。首先，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用大规模投资拉动增长的做法造成的消极后果尚待消化，不能再用这种办法增加困难。

其次，长期实行“一胎化政策”和出生率下降，使“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不能指望新增劳动力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蔡昉教授在2006年就已指出，他们前三年的调查发现，“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

再次，我国进入城市化的后期，由所谓“库兹涅茨过程”，即由原来在农村低效利用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转移到城市所促成的效率提高也进入了尾声。

最后，随着中国一般技术水平跟西方国家相接近，用简单引进外国设备和技术的办法去大幅度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就变得不大可行了。

在人口红利消失、投资回报递减、杠杆率提高的情况下，只有提高所谓索洛余值，即技术进步、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优化结构，促进创新，实现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变，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

只有通过技术进步提高效率，东部地区才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或国外那些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以后，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需要注意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是在1995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二○一○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的，至今已经过去了四个五年计划。

这个关系重大的任务经过整整20年还没有实现的原因是什么？2006年总结“十五”计划的教训时就已得出结论：症结在于实现这一转型存在“体制性障碍”，关键在于能不能通过全面改革建立起一套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前期释放流动性刺激了股市泡沫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当下正确的方略，是在通过一系列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实推进改革上。

尽快建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便从根本上消除系统性风险的根源，确立效率驱动持续稳定发展的新常态。

为了堵塞漏洞和化解风险，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

第一，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第二，制止回报过低和完全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例如各地不问效果、蜂拥而上的“铁、公、基”项目等。第三，停止刚性兑付，以便降低无风险利率水平和防止道德风险。第四，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第五，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并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行破产清盘和破产保护下的重整，化大震为小震，使局部性风险得以暴露和释放，而不致积累成系统性风险。第六，采用证券化等手段，通过资本市场消化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第七，努力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无效占用的死资产存量，例如各地“晒太阳”的开发区。

由于存在经济下行压力和出现突发性金融风潮的可能性，因而还需要以短期政策作为补充，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我认为，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是正确的，应当审慎地加以实施。

各国救助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在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资产泡沫破灭的情况下，由于人们都要“捂紧钱袋子”和保持流动性，扩张性货币政策对提振经济并没有太大效果。

前一时期释放的流动性并没有达到支持实体经济的目的，却刺激了股市泡沫的膨胀，就是明证。因此，即使在需要采取适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刺激时，也主要应采取财政政策，而非货币政策。货币政策要把提供必要的流动性和去杠杆结合起来，不要变成大水漫灌，进一步提升杠杆率，加剧风险积累。

增加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意味着增加赤字。目前我国预算赤字离公认的警戒线还有一些距离，增加财政政策力度还有一定的空间。增加赤字有两种办法：一是增加支出，二是减少收入。在目前的状况下，我倾向于更多地采用普惠式的减税，因为现在一个大问题是企业家们对未来的经济增长缺乏信心，没有投资的积极性。

近期汇率波动较大、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资金外逃也在增加，这也与信心不足有很大关系。需要改善营商环境，提高企业家们的信心。减税会对提高企业的积极性有所帮助。当然，这不是主要的，还需要针对他们的思想顾虑和实际困难采取一些其他措施，例如纠正某些地方发生的冤假错案，积极改善营商环境，来扭转这种消极倾向。加快建立官员职权的正面清单

既然推进改革开放是克服当前困难和确立新常态的治本之策，切实推进改革，就变成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

早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后，就已经按照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的方向进行了一些试验性的改革，比如企业注册登记的便利化、营业税改增值税等等，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过去许多年领导一再号召要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却一直未能实现。

最近几年，在上述改革的推动下，服务业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使我国就业情况在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下降的情况下得以保持较好的状态。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用增加投资的办法维持8%以上的增长率，是因为要保就业。保就业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把就业情况和GDP增长之间的关系看成线性的，认为要保就业就必须保增长，这种观点从学理上说是难以成立的。

因为增长有个结构问题，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新增就业可能超过1%，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新增就业却可能不到1%。我们过去大量投资建设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雇用员工的数量就比普通服务业要少得多。所以，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同样的GDP增长率的条件下，就业的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也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但是，各方面改革的进度差异很大。即使进展比较快的行业和部门，也还有不少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例如，金融领域在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方面取得了较快进展。但是，在其他方面，比如完善市场监管制度方面就进展得很慢。最近发生市场波动以后，出现了股市注册制改革将要推迟的传言，引起了人们对改革放缓的担心。

国有企业掌握着大量重要资源并且在许多重要行业中处于支配地位，因此，如果国有企业仍然处在效率低下的状态，国民经济效率就很难得到提高。最近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这一文件较之前几个月的征求意见稿有一些进步。

但是有些思路还不够清晰。例如，在国有企业定位和“做强做优做大”的问题上，就有和党的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不相衔接的地方。对于如何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要从过去“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以“管资本”为主的决定，也不十分清楚。这些问题都会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民气和民力，是我们克服困难、构建繁荣可以依靠的基本力量。现在的一个大问题是相当一部分企业家缺乏投资的积极性。因此亟须采取有力措施，扭转偏向，改善环境，使企业家建立对未来的信心。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其他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进行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试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进行自贸区试验的意义在于适应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大趋势，“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

目前正开始在其他地区复制推广上海自贸区的经验，这意味着对外开放新局面的全面展开。行政领导部门要从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大局着眼，为开辟这个新局面做出贡献。

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离不开党政官员在创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的作为。强力反腐以来，一些党政官员“乱作为”的情况大为收敛，但“不作为”的情况却有所蔓延。这既是源于这些官员“为人民服务”意识的不足，也与官员职权不够明晰、使人认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有关。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以前说过，先治标后治本，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

我觉得，在反腐高压态势已经确立的情况下，应当大力加强制度反腐，把权力关到法治的笼子里。与此同时，要按照李克强总理指出的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加快建立官员职权的正面清单，使官员行使职权有章可循。（本文原载于2015年11月18日《新京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八大新挑战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一国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总是在各种机遇和挑战中前行的。抓住机遇很重要，应对挑战同样很重要。认清挑战是应对挑战的前提，其实挑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挑战在哪里，稀里糊涂地倒在挑战面前。认清了挑战后，就有可能应对好挑战，因为过去的历史反复证明，我们就是在应对一个一个挑战中不断前行的。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已进入经济增速换挡、经济结构转型、提质增效升级的新时期，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也在重组，人口、资源、环境、技术等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开始遇到许多新挑战。挑战一：国际环境变化

从国际经济环境来看，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针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增多。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推进“再工业化”“再制造业化”，对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正面的竞争。随着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美元开始进入升值周期，已经开始加息，导致国际资本市场、汇率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出现动荡，中国热钱面临外流的压力，对国内本已紧张的资金链构成了威胁。从国际政治格局来看，在中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戒心增加，部分领域的国际环境在恶化。随着美国开始重返亚太，推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周边国家与中国的摩擦不断增加。所有这些国际环境的变化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挑战。挑战二：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

在持续30多年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后，“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经济高速增长难以为继。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国家统计局数据表明，我国老年赡养比从1999年的10.2%上升到2010年的11.9%；2011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9.1%，老年赡养比上升到12.25%；2012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到9.4%；2014年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0.1%，首次突破10%。据联合国2011年5月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预测，203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组占比为16.47%。有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另一方面，近年来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下降。国家统计公报显示，2011年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74.4%，比2010年微降0.1个百分点，总抚养比由34.17%上升到34.35%。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4.1%，较2011年继续下降0.3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的拐点开始出现。据联合国2011年5月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0修订本》预测，2030年中国人口数量为13.93亿，0~14岁人口组占比为14.61%；15~64岁人口组占比为68.92%。据此计算，2030年总抚养比为45.1%，较2011年的总抚养比34.4%上升10.7个百分点。挑战三：资源环境恶化

资源环境恶化突出表现在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压力加大上，资源短缺、环境治污都会加大经济发展的成本。先行发达国家在高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时大多只有几百万或几千万人口，且可以通过殖民掠夺来满足资源能源需求。而中国拥有近14亿人口（比先行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多），正处于高速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资源能源，且不能靠殖民掠夺，必须通过国际市场去购买，故资源短缺带来的国际资源能源市场的波动都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国内比较容易开采的矿产大多开采得差不多了，越往后开采成本越高，价格要进一步上涨。同时，环境污染治理的压力也越来越大。2008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全球第一，到2020年前后，全球30%左右的碳排放量都可能由中国贡献，届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中国推进低碳发展面临几个特殊挑战：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属高碳排放阶段；资源禀赋结构是“多煤、缺油、少气”的高碳结构；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高碳的加工制造环节；粗放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锁定效应”。挑战四：经济增速换挡

经济增速换挡与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同：经济周期性波动是经济增速下来了还可以再返回原来的高度，而经济增速换挡则是下来了就不能再返回原来的高度，由此带来的挑战远大于周期性波动带来的挑战。2010年一季度GDP增速曾达到12.1%的高度，自2010年二季度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直至2015年二季度的7%。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经济底部还未探明，继续下行的可能性很大。这种趋势显然已不能完全用周期性波动来解释，而是属于由原来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经济增速换挡会带来一系列挑战：经济结构必须调整，部分行业萎缩，部分企业面临破产；市场需求减少，订单减少；就业岗位减少；财政增收困难；金融风险加大等。挑战五：经济结构调整

在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结构变化本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在中国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下，经济结构部分被扭曲了，如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过分依靠“三驾马车”，产业结构过度依赖对GDP贡献较大的工业，区域结构过分偏重沿海发达地区，生产要素投入结构过度偏重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要素，财富分配结构偏重国富等，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了。同时，随着经济增速换挡、国际竞争压力加大，经济结构调整也是势在必行。但经济结构调整并非易事，历史上日本和拉美都经历过这种调整，但因没调整好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高收入陷阱”。我们现在也面临这种挑战，如随着“三驾马车”效力减弱，须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但后者启动需要假以时日；产业结构调整需要淘汰落后产能，但淘汰落后产能是有成本和代价的；生产要素投入结构调整则面临着人才、技术等高级要素相对稀缺的挑战。挑战六：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

2008年国际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我们推出了“4万亿”投资等刺激政策。这对当时的保增长起到了明显的作用，但由于退出不太及时，也带来了产能进一步过剩、债务负担加重、资产价格泡沫增加等副作用和后遗症，以至于近年来不得不逐步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带来的影响。但刺激政策上去容易下来难，因为经济已对刺激政策形成了依赖。刺激政策的退出需要高超的技巧，需要把握好度：退快了退多了，经济就可能稳不住，且容易引发系统性风险；退慢了退少了，则经济风险会继续累积，且延迟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如何处理好其中的平衡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挑战七：社会转型压力加大

2014年中国人均GDP约为7485美元，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在中等收入阶段，社会转型的压力明显加大，因为在此阶段贫富差距容易扩大、社会容易失范、公平诉求超过效率诉求、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加等。近年来，中国已明显感受到这方面压力的加大。要缓解社会转型压力，一方面要通过针对社会公平的改革，理顺各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公平分配权利；另一方面要拿出大量的真金白银来大力发展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事业。但随着经济增速的换挡，经济的持续下行，政府财政收支缺口加大，债务负担加重，许多地方政府无力承担越来越重的社会事业支出责任。如何在经济增速换挡时期维护好社会稳定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挑战八：改革难度增加

经济发展必须依赖改革，但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进入不得不“动奶酪”的阶段，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期。新时期的改革难度大大增加，原因：一是改革对象更复杂了，不仅要继续改革尚未改完的计划经济体制，还要改革过去改革过程中形成的“过渡型扭曲体制”；二是改革协调难度增加了，不仅要协调经济改革内部的各项改革，而且要协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党建“六位一体”的改革；三是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到了必须动既得利益集团奶酪的时候，会遇到极大的阻力；四是观念障碍增加了，很多人将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严重等问题归咎于市场化改革，因而对部分改革产生了怀疑。（本文原载于《中国经济时报》）中国经济面临的十大尖锐问题厉以宁（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第一个问题：新常态和适应新常态

究竟什么叫新常态？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概括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不做违背经济规律的事情。前几年我们热衷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因为实践已经证明，高速增长会带来五个重要的弊端：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产能过剩，低效率，错过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科技创新的大好时机。

2008年国际上发生了金融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发达的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德国、日本都在抓紧技术创新。而我们错过了这个机会，我们这个时候仍然要大力追求GDP的增长，这样我们在结构调整、经济方式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技术创新方面错过了时机。我们再进一步考察，适应新常态要怎么适应呢？首先要适应中高速增长，而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追求GDP的超高速增长。因为“超高速”不符合经济规律，经济越发展基数越大，每增长1%所代表的内涵远远超过了过去GDP低的时候。我们应该认识到，适应新常态就是要适应结构的不断调整，经济方式的逐步转变，尊重市场规律。第二个问题：第三产业产值突破GDP占比51%的意义

2015年第三季度结束的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中国的经济现状，第三产业的产值达到了GDP的51%。今天，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产值一般要占到60%到70%，2015年第三季度，中国的第三产业产值到了51%，这是中国转向后工业化时期的开始。

转向后工业化时期实际上说明，我们更应该注意到经济的变化。第二产业为主的时代，经济增长是可以上去的，不一定上到那么高，但各种情况不一样。到了第三产业占优势的时代，西方发达国家能维持3%，顶多4%，他们认为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很多国家还停留在3%以下，所以中国在这个阶段应该注意到，关键还是在结构调整，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不再是追求数量性的扩张，结构调整比总量要重要。1840年，中国和英国发生了鸦片战争，当时中国的GDP是全世界第一，比英国多多了，可是结构不一样。英国1770年就已经开始工业化了，到鸦片战争的时候工业化进行了70年。英国的GDP首先是靠钢铁、机械制造、蒸汽机、铁路建设，英国棉纺织品是用机器纺织，打到世界。而中国的GDP虽然大，但以农业、农产品为主，加上少数的手工艺品，中国的棉布是手工制造的。

中国向英国出口茶叶、丝绸、瓷器、桐油、猪鬃，而英国向外出口的主要对象是西欧大陆，出口的产品是蒸汽机、钢铁。结构比总量更说明问题，因为英国的产品结构重新组合以后，站在了技术进步的前列。另一个重要的结构，大家容易忘记的是人类资本的结构。中国那个时候号称4000万人，英国那个时候才一两千万人左右，论人力资源的数量中国远远超过英国。英国小学已经普及了，当时还创办了很多中学，也新建了一些大学，每年培养出大量的科学研究人员、工程师、经济管理人员、金融方面的专业人员。而中国鸦片战争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大多数是文盲，少数读书人读的是四书五经，是为了考科举。中国有几个人懂近代的科学技术，有几个人懂现代的金融？所以结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不调整结构实际上我们是跟不上的。第三个问题：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继续推进工业化并重

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要并重？因为中国并没有实现工业化，一个国家实现工业化主要看什么？主要是看高端成套设备的制造能力，高端的成套设备生产在经济中应该占据突出地位，中国离这个距离还远。我们强调继续实现工业化，正是要把中国经济推上新台阶，因为高端成套设备制造在中国还不如西方的发达国家。

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产业也要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主要是靠什么呢？主要靠消费者，这主要有两点。第一是消费者有足够的收入，这样才能扩大消费。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在世界上至少还是中后，但是要发展的话，消费能力是最重要的。二是要有消费意愿，这就要让消费者愿意购买，而且愿意在国内购买，跑到国外买对中国的经济没有太大影响。

不久前我在河北进行调研的时候，被一批企业家围住了，让我讲几句话，我讲了四句话。

第一，让产品更个性化。就是要抓住消费者的习惯、爱好，提供他喜欢买的、愿意买的。

第二，让服务业更加人性化。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是占重要地位的，但服务一定要人性化，板着面孔在那儿，爱买不买，这样消费者就不来了。所以让服务业更人性化，是我们创造市场、创造新产品销路的重要方面。

第三，把品牌打到国外。中国的制造业很多是国内有名的，在国际上没有名，所以一定要把品牌打到国际市场上。将来的竞争实际上是品牌的竞争，品牌是靠不断的技术创新维持的。

第四，把顾客留在国内。这不仅是企业本身的问题，而且和外国产品进口的关税有关系。

我们要背水一战，把中国的制造业搞上去，这是对的。但是光有决心不行，一定要有行动。该关的关，该停的停，该重组的重组，要下这样的决心。这里面既包括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希望，也有对民营企业转型的希望。第四个问题：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需要改革和转型

国有企业改革和转型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国有资本的管理。国有资本的管理专门成立国有资本、基金公司也好，投资公司也好，运营公司也好，高层只管资本，管资本怎么运行，这样的目的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国有企业第二个层次的改革是在企业。怎么改？让国有企业独立经营，投资者派董事组成董事会以后，企业服从董事会的决议。中国今天是国家管资本，让资本变活，产生资源配置效率，这是上层的改革。下层的改革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根据投资情况组成董事会，因为行业不同，国家控股的大小是不一样的，这是根据情况来定的。独立经营主要依靠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包括股东会要起作用，董事会要起作用，还要有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在全世界企业发展过程中都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因为原来都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最后到了第二代，能不能维持？还可以。到了第三代，企业能不能再这样下去？一定要看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否产生，职业经理人有一个供给方和需求方，双方才能取得协调，这样的话管理效率就提高了。

现在中国还没有职业经理人市场，职业经理人不可能像一般的工作者拿着自己的简历到处上门。所以这需要有职业经理人的建设或是猎头公司，人才到他们那里登记，他们帮职业经理人去找、去谈。

职业经理人制度是慢慢在德国推广开来的，这对我们今天民营企业来说是有借鉴意义的。今后的民营企业走职业经理人道路是有潜力的，潜力在哪里？国有企业过去是国资委主管企业，国有企业领导者退休、辞职以后，可以加入职业经理人队伍，职业经理人是责任制、任期制。所以说，转型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民营企业同样需要转型。我在广东调查民营企业，有的企业感到产权不清晰，比如三个儿子都在父亲经营的时候出过力，父亲去世了产权怎么分？分的话，谁出力多少没记录，所以争得不可开交。民营企业的转型必须产权清晰，过去对家族成员是含糊的，所以矛盾就出在家族成员争夺产权，每天处在内乱中，这样的企业还能搞好吗？所以民营企业第一条先得根据家族成员的情况，谁付出多少要清清楚楚。另外，要早日选定接班人。中国无非用两个办法选接班人：一个办法就是从贤，谁最贤我挑谁；二是亲，谁跟我最亲，我最喜欢哪个儿子我就选谁。这都是有问题的。

亲中选贤或贤中选亲都不行，维持一段还会出问题。最后也应该是职业经理人制度。职业经理人可以经过考察、推荐、试用，最后转化为持股合伙人，企业就延续下去，这都是国外的一些经验，对我们来说很多地方可以参考。

中国有中国的国情，究竟在什么样的程度上做这件事？先把职业经理人的市场建立起来，这样就能适应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也适应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第五个问题：要看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的重大意义

中国的经济要想保持中高速增长，一、二、三产业一定要协调发展。一是农业。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不发展，全世界谁供应得起这么多人消耗这么多粮食？

二是工业。主要是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高端成套设备的制造业应该快速发展，不然我们始终是世界的制造中心，但不是高端的。而且创造还是在西方。制造业要认识到自己的压力，压力在哪儿？中低端的产品成本不如东南亚，高端的产品技术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这就是压力，所以说第二产业也一定要搞好，要协调发展。

三是第三产业。商业、零售、消费、服务业，都需要进一步发展。第六个问题：结构调整和科技创新只有进行时，没有终点

我们一定要设法让更多人参加到创业、创新的潮流中来。比如现在一些新的创业者根本就不用上班，也没有企业，就在自己家里接订单，按合同完成任务，这是一种新的情况。鼓励一般的农民回乡创业，要推行三个清单，简政放权，这个非常重要：第一个清单是负面清单，规定了什么行业不能进去，什么行业限制进入，这是负面清单；第二个清单叫权利清单，就是法律没有授权给你的不能做，法律授权给你的才能做，不然政府就违法；第三个清单叫作责任清单，就是政府、政府下属的部门在执法、执政的时候必须按程序办，必须按规定的日期批，这就可以制止乱作为和不作为。

这三个清单对我们下一步创业是重要的，第三产业有大量的个人从事服务工作，有服务性的企业，新企业不断出现，就便于开展结构调整了。第七个问题：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

经济要走市场化的道路，但是宏观经济调控又是必须存在的，这两个不矛盾，主要是方式要转变。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宏观调控今后应该注重微调、预调、定向调。什么叫作微调？就是做轻度的调整。预调是发现问题即将来临，预先采取一些防止措施。定向调就是结构性调整，不是大水漫灌，而是有的放矢，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在调控的过程中，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做，非到紧急状态，一般不要采取过大的措施。今后宏观调控的方式要把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政府的第一个任务是执法，依法授权依法治国。政府的第二个任务是通过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基本稳定。另外政府的宏观调控在某种程度上要起到集中引领、规划的作用，为了使将来怎样走、方向在哪里都定得清楚，我们对宏观调控的学习应该是经常性的。第八个问题：新人口红利

现在一般都说，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用完了，这话不准确。旧的人口红利的确是在消耗的过程中。现在劳动力不好找，甚至有经济学家预言，10年之后找不到保姆了。旧的人口红利的确是在消失，工资的上升是必然的，因为物价在上升。

要创造新人口红利，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看清楚今天大量的创业创新者，将来会成为中国的新人口红利。上千万人在创业创新，有10%的人多少能成就点事业，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能成为大的企业家，就能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这就是新人口红利的第一个方面。二是大量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找工作能发挥自己的专长，将来也有可能进一步提升为熟练工人。三是农民。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民开始学家庭农场的思维，农民要学技术，农民要懂得管理，这是西方农业发展的结果，也是将来中国要走的路。这样就可以说，中国不仅将会有新的红利，而且中国的人口多，新人口红利数量也是惊人的。

还有一点要注意到，蓝领、白领工人的界限正在逐步消失。《北京青年报》头版登过一篇报道，北京的环卫工人坐在计算机边上操作，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些技工过去凭体力去扫马路、清垃圾，现在用计算机指挥，运用机械设备在做。危险的工作由机器人去做，所以蓝领和白领的界限将来会逐步消失。第九个问题：当前农村的两个突出问题

我带调研组到陕西调研，发现汉中市遇到一个新情况：汉中市下了死命令，原有的工厂有污染的全迁走，保证汉江水的清洁。汉江两岸的农田不准打农药、不准施化肥。汉中又很贫困，怎么扶贫？这就要因地制宜了。

汉中市的西乡县我们去看了，西乡县把沿江、沿河两边的山林、丘陵和农田改成种茶树，因为有很好的茶叶，就把茶树作为主要的产品。打工的人回到老家，要么种茶树，要么做茶工，而且茶树是不使用化肥也不打农药的。这完全是可以因地制宜脱贫的。

另外，现在农村有一个陋习影响越来越大，什么陋习呢？送份子钱、送红包，同村的人婚丧嫁娶都得送，所以负担不了，外出到深圳打工的陕西汉中的民工春节不回家，春节过了悄悄回家，为什么？怕送红包。第十个问题：发挥第三种调节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市场调节是第一种调节，政府调节是第二种调节，那就要问了，有没有第三种调节？肯定有，怎么说有呢？几千年前有商品交换，所以市场不过几千年前才有的事情。政府调节的出现那就更晚了。那么在漫长的岁月中什么力量在调节？人类社会在调节，是道德力量的调节。

我们可以这么说，有市场、有政府以后，道德力量调节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把这点认识得很清楚。道德调节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调节，没有文化调节不行的。道德调节首先是自律，自律是对自己文化、道德的约束，互相帮助也是一种民间的传统，也体现着道德调节的力量。

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我们都在谈效率，效率有两个基础。一个是物质技术基础，要有一定的物质技术，没有物质技术是不可能有效率的。效率的另一个基础是什么呢？那就是道德基础。重要的问题在于，有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那么超常规效率从哪里来？超常规效率是道德基础产生的。10年来，中国为过热增长付出了哪些沉重代价樊纲（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现在是产能过剩、通货紧缩。我们连续44个月生产者价格指数是负的，上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31个月。另外，还有债务问题等。这些问题是经济周期过程当中低迷时期典型的情况。低迷是因为前面发生了过热，还有很多政策性的问题。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低迷时期，这是一个调整的过程。10年两次经济过热带来哪些教训

第一个教训，谨防过热。现在我们这些问题，都是前几年两次过热的后遗症：2004年至2007年一次，后来为了应对世界金融危机，我们刺激一下经济，然后2009年至2010年又一轮过热，两次过热叠加在一起，过热的程度比20世纪90年代初还严重。90年代初那次过热之后进行了调整，也是产能过剩，也是通货紧缩，也是企业倒闭。当时8年的时间，低迷、下滑，然后在低迷的情况下调整，一直到2002年都有通货紧缩。这些很多人不记得了，以为我们永远是10%以上的高增长。

14%的那种高增长，一定会产生经济过热。防过热，防的不是过热的那点事，防的是现在这点事。那时候大家都不理会，那时候日子过得好、高兴，宏观调控要抑制过热，大家都反对。我们现在很多的问题，不是正常增长的结果，是过去那个10%以上的过热增长导致的后遗症。世界上各种研究小组算来算去，我们中国的正常增长是7%~9%，有一个10年是8%~9%，有一个10年是7%~8%，我们现在是7%左右。我们可不能把过去的高增长当常态，说现在不到14%了，因此叫中低增长了，不是那回事。

第二个教训，宏观政策是有时效性的。宏观政策基本的作用是逆周期调节。经济过热的时候要采取抑制的政策，经济冷的时候要采取稳定的政策、托住的政策。但是经济波动的情况不断变化，要随着这个变化的情况及时地调整政策。

我们这次的教训，是2009年、2010年产生了一轮过热。2009年采取了世界上最大的刺激政策，2010年4月份以住房限购为标志，采取了一系列紧缩性的政策，这是对的。当时准备金率提到20%、利率提到3%，在全世界利率热的情况下，提到3%是对的。但是四五年过去了，过热消失了，处在相对过冷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继续实行这些政策就过时了。应该及时退出紧缩的政策，现在的教训是退出慢了一点，导致我们现在的经济过冷。按照正常的情况，四十几个月的通货紧缩，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低于潜在增长速度的。

第三个教训，政府政策是要起作用的。紧急情况下动用一些行政的手段也是必要的。经济过冷了，政府该做的事情也要理直气壮地去做，而且要努力做到位。过热的时候及时退出进行抑制；过冷的时候，当其他的经济主体面对过剩都不投资的时候，也不必羞羞答答地觉得政府投资就不好。企业不投资，房地产商不投资，政府的投资就应该多一点，来补充不足的需求。

政府现在的问题，是有点羞羞答答，因为大家都在批评，说政府不该投资。但是另一方面最近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政府不作为，自己的钱都不花了，自己的项目都不投了，政府的储蓄大幅度增长。2012年至2014年，政府新增储蓄相当于GDP的3%~4%，这些要都花出去，0.3个百分点、0.4个百分点的GDP增长总应该是有的吧。经济低迷期的调整有五大作用

我们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次波动，2004年开始到现在，10年当中又经历了一轮波动，我们应该汲取教训。过热之后我们现在属于萧条期、低迷期，正在进行调整。大家都在抱怨，现在的情况不好、经济不好，但要充分认识调整时期的积极作用。

第一个作用，优胜劣汰正在发生。经济过热的时候没人被淘汰，谁都有碗饭吃，现在大量的过剩产能和过剩企业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到了现在，各个产业都开始真正整合了，过去一些效率比较低下的企业淘汰了。现在我们有很多机制，现在的问题是有些机制抵制这种淘汰。一些地方为了本地的GDP，采用给补贴的方式，支撑一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应该积极地促进淘汰，政府的作用是用社会政策托底，使产业优化的进程尽快发生。

第二个作用，在低迷时期大家终于对提高效率、提升产品的质量等有了更多重视。经济过热的时候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现在大家都认识到了，因为价格下降了，企业不景气，要更加关注成本和效率。

2001年、2002年的时候，上一轮的调整到了尾声，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现象，通货还在紧缩，价格还在下降，但企业的利润开始增长，因此企业的投资开始增长。当时我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有效降价》，指出降价是因为成本下降，不等于利润不增长，不等于效率不提高，不等于投资会下降，这就是调整的结果。

第三个作用，让大家越来越意识到专业化的作用。以前过热的时候，听到的声音都是“多元化”，干什么都能挣钱。现在要提高效率和质量了，大家发现还得走专业化的道路。最近这些年经济过热的时候，一些企业就东张西望，天天想着转型，天天想着哪有投资机会，没有专注而专业地做自己的事情。而过去几年一直专注专业地做好自己的产品、扩大市场的那些企业，现在订单反倒增加了。

第四个作用，真正调整结构。增长速度14%时的那个结构，包括后来2010年时增速10%以上的结构，一定是投资过多。现在过热过去，一些新的产业在增长，人们的需求结构也在逐步发生变化，收入水平也到了一定的程度。2015年服务业比重第一次超过GDP的50%，消费品的增长仍然比较正常，与消费相关的各种产业现在恢复得都比较快。总有人说现在不可能有过去那么多需求了，当然不可能有支撑增速14%的需求了，但支撑7%~8%的需求还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第五个作用，到了不景气的时候，大家的创新意识反倒比较强。创新热潮一大部分也是改革，改革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比如注册制、自贸区等等，现在企业、个人都更多地想创新了。

现在的低迷时期，反倒可能是创新增长的过程，而这种创新加上我们的体制改革，包括优胜劣汰、提高效率、专业化、创新等，正在为下一轮的经济增长打下好的基础。从长期来看，如果我们的潜力能够充分发挥，中国经济再有一二十年，甚至是30年正常的高增长，现在是7%左右，以后是6%，再往后是5%，仍然是可能的，我们应该保有充分的信心。（本文系作者在2015第二届大梅沙论坛上的演讲）中国经济再平衡要过三关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大概在2010年，我们就提出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5年过去了，这已经成为事实。

我们现在研究中国问题有一个很大的理论框架需要认真考虑。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增长理论所重点研究的是经济起飞的问题，但是经济起飞以后持续多长时间，到一定程度以后怎么来降落，落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再持续增长，这些问题基本上没有研究。

我觉得这也是中国经济学从中国的实践出发，可以有所突破的一个领域。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或中高速增长，底在何方？现在经济还是一个下行的态势，目前下行的压力比较大，最近的数据也表明了这一点。

我用的概念叫作转型再平衡，是一种供求平衡的状况，将来会落到一个中高速，那是另外一个平衡点，也会达到另外一个供求的平衡。我们现在要实现一个平衡的转换或者一个再平衡的过程，我认为要过三关。第一关，高投资要触底

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赖于高投资。从需求的角度，高投资过去一些年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基础设施大概占20%~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合计可以解释中国投资的85%左右，而制造业投资又直接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以及出口。所以形象地说，高投资要触底，是三只靴子要触底。

基础设施的投资要触底。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峰值在2000年左右，最近一些年基础设施投资速度也比较高，是政府手里稳增长的主要工具。出口现在已经触底了，但是我想特别强调一点，出口对GDP增量的贡献实际上很小，关键问题是它带动了国内的投资，这是对国内经济影响比较大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房地产，最近两年时间争议比较大。我们判断房地产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因为构成中国房地产70%以上的城镇居民住宅的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万到1300万套住房，这个数值2014年已经达到了，达到以后这个总量走平，然后逐步下降。

过去相当长的时间，房地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是20%~30%，2014年是11%，2015年上半年实际上已经低于5%了，达到4%左右。2015年下半年的一两个月，房地产环比增长速度已经出现了负增长，我个人估计可能接下来房地产投资的同比增长速度也会出现负增长。当房地产投资增长再次由负转正的时候，可以认为房地产基本上触底了。

房地产触底以后，基本上高投资也就触底了。高投资触底以后，中国经济这一轮的底，从需求角度来讲，基本上也就探着了。现在顾虑的一点，就是这个速度会不会下降得过快。所以政府还在稳增长，增加一些投资，找一些新的投资增长点。我觉得我们的眼光要转一下，转向已有的增长领域。我们已经搞了很多年的投资，很多地方效率是很低的，那些低效率的洼地可以打开，打开后投资潜力还很大。

我最近一直强调两个领域。一个是行政性垄断的行业，比如说电信。能不能准许一两个以民营资本为主的基础运营商进入，以利于竞争？中国目前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信市场，理应成为电信资费最低的市场，要达到低点，还是要放开准入。另一个是石油。自贸区要搞石油的期货市场、现货市场，市场建立起来以后，关键是把国内和国际市场打通，引入竞争，未来大家对“两桶油”抱怨的现象和原因可能就会有实质性的改变。

第二个领域是城乡之间土地、资金、人员要素的双向流动优化配置。我觉得这个潜力很大。我们一定要明确，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在内，在确权的基础上，通过流动、交易，它真正的价值才能得到显示，才能得到提升。最终城乡之间要素的分配或者优化配置是要服从这个大道理的。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认识上的、法律上的、体制上的、政策上的障碍，如果能打通，投资的潜力还相当大。

其实现在相当多的城里人愿意到城市带里面的中小城镇去居住，房子价格便宜一点，质量好一点，生活费用低一点，房前屋后能种花种草种菜。据调查，北京有5%~10%的居民是有这个意愿的。另外大量制造业的企业包括部分服务业的企业要转到中小城镇，这样才会有竞争力。

我们过去的城市体系基本上是孤岛式的城市，现在要把它变成网络型的城市，城市之间是要发生联系的。这种情况下，互联互通、人员的居住、产业的重新分布，会产生大量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机会。所以我特别强调一点，稳增长和放开准入要挂钩，这样的话潜力还有，不至于增长速度跌得那么快。第二关，严重过剩的产能退出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过去5年需求一直在往下走，主要是基础设施、房地产，与之相对应的供给方面主要是重化工业也在调整，但是调整速度相对比较慢，所以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据我们对一些重要行业的调研和计算，这些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过剩幅度一般在30%左右，这样就出现了长达40多个月的PPI（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负增长，目前负的幅度已经超过5%。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式通缩的问题。

说到通缩，我本人一直认为中国的通缩跟西方国家的通缩不是一回事，因为企业是完全不同的。它不是因为货币不足而引起的通缩，而是由于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过去十几年形成的大量产能，没有随着需求的收缩而迅速收缩而形成的。PPI的下降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业企业盈利水平超过一年的连续负增长，才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做了个分析，在工业企业PPI负增长这个过程中，我们称为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是五大行业：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这五大行业的PPI大概是负增长20%左右，对于整个工业PPI的下降贡献在70%以上。目前工业利润下降中，这五大行业利润下降的贡献率也在70%左右。所以如果这五大行业严重产能过剩的情况得到纠正，其实中国工业企业目前的状况还是可以的，和2014年没有太大变化。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格局。

按照逻辑来讲，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减产能。比如减20%、30%以后，供求平衡了，PPI就会回升，企业盈利就会好转，至少是好的企业能够实现盈利，这个行业就可以持续发展下去。减产能并不是在优胜劣汰下关停企业，我们做过调研，现在减产能比较难的原因有几条。

第一，很多地方，特别是重化工业比较集中、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地方，稳增长的压力更大。因为减产能才能稳效益，但是在这种场合，稳增长和稳效益是有矛盾的。第二，各个地方都是想让别人减，自己不减，因为这些行业供求平衡以后还有赚钱的机会。最后如果要减产能，对企业来讲难题也很多，比如职工安置问题、社保问题，特别是一些大国有企业的问题相当突出，还有银行坏账的问题。

有人提议让僵尸企业退出，问题是怎么退出呢？我调研过一个煤炭企业，生产一吨煤的成本将近400元钱，卖200元钱，生产一吨煤大概赔100多元钱，但是停产以后问题更多。企业坚持下去，靠的就是银行贷款，所以银行支持实体经济非常关键。但是实体经济靠这种方式支持的话，也非长久之计。

所以我感到减产能的问题是中国最突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效益持续下滑，接下来就是金融风险加大的问题。但是各个方面对这个问题缺少足够的重视，更没有有效的办法。最近我们调研之后提出了一个配套的想法。从全国提出一个减产能的配额，各个省等比例发放下去，但是允许配额之间进行交易。同时给一系列的政策，包括可以通过划拨部分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来解决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银行坏账指标还是要用起来，要给一套解决问题比较有效管用的办法，使减产能有一个有效的推进。第三关，要形成新的增长动力，部分有效地对冲原有动力的下降

新的增长动力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是所谓新的产业。我想特别强调一点，以后像房地产、钢铁、汽车这类能把经济带上去一两个大台阶的所谓大支柱产业，基本上没有了。所以新的动力可以形成，但是它对原有动力的对冲能力是有限的。如果能够完全对冲，那中国经济不存在增速下滑的问题。第二是转型升级，比如机器代替人工以及绿色发展。第三就是创新，目前最活跃的就是“互联网+”。

但是这类新的动力有几个特点需要关注。首先，对冲率是比较有限的，不能有太高的估计。其次，它是一个新的要素组合，原有的要素很多不管用了，需要一系列新的要素。投资需要风险投资，要素的组合是不一样的。最后，这种新的增长点大部分属于替代性的增长。什么意思呢？传统的商业企业正在遇到困难，有些著名企业已经关门了，比如出现Uber、滴滴打车这些企业很好，但是出租车司机有意见了。

另外现在机器人替代人工也很快，但是机器人出来以后，人怎么办？所以替代性增长的一个特点实际上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在提高效率，但是这会引发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甚至是严重冲突。这对各个地方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更重要的一点，也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超过以前。十个人创新，七八个是要失败的，最后成功的是少数。

另外特别是地方政府，过去那种指定技术路线、搞产业规划的方式，成功的机会几乎很少了。所以现在特别强调更多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我个人理解，市场就是让更多的人去试错。市场里大部分人都是错的，给那个正确的人创造了条件，最后产生出正确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更多依靠市场的力量，如果这个问题不落实，中国下一步创新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我上面讲的三关，总结一下：第一，稳需求要进一步放开准入；第二，稳效益关键是要减产能；第三，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这个能带来多少量的新增长空间，不要抱太高的期望，关键是要转换增长方式，提高效率，这是下一步经济真正具有可持续性和后劲的关键所在。

所以我们有一个估计，从需求来讲，高投资见底很可能是在2016年的某个时候，比如年中左右。但是如果减产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速度下来了，最后效益可能相当差。如果增长动力上不去，最后增长的模式和质量就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所以下一步中国经济是会有一个底的，这个底有了以后，将来会有两种情况。第一，不一定稳得住，即使有底，增长速度低了，效益也会很差，甚至风险加大。

这种情况不可能具有可持续性。所以我们希望速度有所降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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