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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潘强恩

出版社：远方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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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试读：

精心策划的阴谋

1931年，日本已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对华政策的主旨：“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坂垣征四郎是这一政策狂热鼓吹者，他在1931年3月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题为《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演，大肆鼓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胡说“满蒙”对日本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叫嚣：“我敢于毫无顾忌地公然向世界宣布，这是帝国的现实问题。”他把中国东北称作日本“国防的第一线”，认为，满蒙的资源丰富，有着国防所必须的所有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并且，开发的余地很大，他还说，“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

1930年9月29日，在关东军部队长会议上，坂垣征四郎又作了题为《关于满蒙问题》的讲演，进一步鼓吹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是当前的急务”。

日本关东军为了占领整个东北，亦即所谓的“满洲”，进行了紧张的策划。在进行这些罪恶策划时，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坂垣征四郎先是策划制造了“万宝山事件”，该事件始末如下——

万宝山位于吉林省长春县境内。1931年春，坂垣征四郎派关东军特务化装成日本商人，窜到长春活动。他们物色了一个名叫郝永德的中国人，怂恿他成立一个“长农水稻公司”，由郝担任经理。郝永德起初胆小，担心中国政府会找他算帐，但日本特务反复为他撑腰打气，终于于4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了这个公司。郝永德遂以“长农水稻公司”的名义把万宝山地区的三千亩国有山地租给中国的韩国侨民。

韩国侨民租得土地后，为引伊通河水浇田，在中国农民的田里挖沟，使农田遭到破坏。中国农民吃了亏，便向长春县政府申诉。县政府遂在6月7日派专人去现场劝告韩国侨民停工。坂垣征四郎坐镇于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内，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当下见韩国侨民停工，马上派特务去给他们打气，唆使韩国侨民继续挖沟筑坝，并派日本军警前往“保护”。

中国国民忍无可忍，自动集合五百多人前往现场填沟，双方发生冲突，日本军警公然袒护韩国侨民，对中国农民开枪，打伤数人，并抓去数十人。

照坂垣征四郎的如意算盘，事情到这当儿，中国方面肯定会出动军队，这样就有了军事进攻的借口，就可以发动“满洲事变”了。但他没有料到，中国方面只由长春县政府派了些警察去，和日本军警形成对峙，而未动手。这样一来，如果日本方面再以此为借口发动军事进攻，那侵略野心就显得太明显了。于是，坂垣征四郎只好另打主意。“万宝山事件”所引起的后果是韩国国内被日本帝国主义煽起了仇华情绪，日本特务在韩国制造杀害华侨的惨案，这年7月上旬就有一百余人被杀。坂垣征四郎接着策划了“中村事件”。

1928年前后，东北兴安岭科尔沁右旗一带土匪活动甚为猖獗。为此，东北军炮兵参谋处长关玉衡和军法处长王璞山在永平防地上书给炮兵军长邹作华，建议将编余的炮兵屯垦殖边。邹作华军长将报告转呈张学良，得到批准，并发给屯垦军经费四百万元。屯垦军以其中三十万元购买蒙旗荒地，地点选在索伦之阳，北界索岳尔济山的分水岭，沿洮儿河南至白城子，总长四百五十华里；东西夹交流河、绰尔河之间，宽约三百余里，在交、洮、绰三条河的河谷之间。这个区域草木畅茂，沃野千里，被划为“兴安屯垦区”。由于该区系军方经营，所以严禁外国人入内。兴安屯垦区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曾照会驻沈阳的各国领事馆说：“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茂，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

日间谍中村震太郎在该区活动被捕，张学良指示以秘密处死为宜，因为本区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不保护外国人来垦区游历在案；有的说弱国外交，一经暴露，一定是会被日本政府要回去，便会再派间谍来破坏；也有的说放他走出去，在路上杀掉。关玉衡再提出第二步办法讯取中村震太郎的口供。

官佐会议结束后，即再进行审讯。在审讯中，中村震太郎不仅蛮横如故，更加变本加厉地耍野蛮，竟与在场在官兵格斗起来，激起士兵怒火。关玉衡也大怒，大声下令：“捆倒了打！”

士兵正待动手，中村震太郎竟使出日本柔道本领与他们格斗起来。关玉衡怒极，遂抽出战刀要砍中村震太郎。中村稍稍收敛。讯问结束后，在命令中村震太郎在口供笔录上划押时，中村又借机厮打，结果被愤怒的士兵用枪托打晕在地。陆鸿勋营长说，象这样只有采取秘密处死的办法了。关玉衡于是决定把谍犯一并枪决。为了严格保密，关玉衡又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

中村震太郎等四名间谍被处决后，连同行李、马匹等物（只留下重要文件、文字）全部一并焚毁灭迹。执行后，关玉衡即携带间谍物证驰赴兴安屯垦区公署向代理督办高仁报告处理该案的结果，同时将证物等托苑崇谷至北平去呈报张学良。

关玉衡没有料到，他下令枪决中村震太郎正好是中了坂垣征四郎的圈套，这正是坂垣所希望他们做的。中村震太郎在兴安屯垦区失踪后，坂垣征四郎马上和新上任的奉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取得联系，让其配合关东军活动。土肥原贤二了解坂垣征四郎的用意后，一面唆使日本设在东北的机关报纸《盛京时报》、《韩国时报》、《泰东日报》每天刊登中村震太郎等人在兴安垦区被关玉衡部队杀害的消息及有关的评论、社论文章，一面让日本驻奉天领事要九治郎向东北长官公署施加压力，提出要把关玉衡逮捕至奉天为中村震太郎偿命。

当时，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对此事的意见是“严加保密”，意思是不要承认杀了中村震太郎。兴安屯垦区公署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张学良这一招使坂垣征四郎感到意外，如果中国方面不承认杀了中村震太郎，而他们又拿不出证据。这就没法以此为借口发动“满洲事变”了。于是，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密议对策，决定由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去兴安屯垦区关玉衡团驻地余王府觅中村震太郎的尸骨。

土肥原贤二向东北长官公署提出去兴安区勘察，长官公署劝其不要去。但土肥原贤二执意非亲至该区搜查不可，长官公署在制止不住的情况下，只好允许其只身前往，派了一名姓铁的参谋伴同前往和加以保护。

土肥原贤二抵达白城子车站，刚下车就受到了兴安屯垦区部队的搜查和验照，他感到不大对头，有些害怕。土肥原贤二担心自己也受到伤害，所以到了屯垦区公署便要求派兵保护他去余王府。公署代理督办高仁龙以“本区尚无此例”为由，一口拒绝。土肥原贤二无奈，只得与铁参谋两人向余王府去。途中，土肥原贤二不断受到东北军的盘问和检查，不禁胆战心惊。到了离余王府不远的葛根庙，土肥原贤二于是拿出银元和金子，想收买当地的蒙古族村民去余王府觅中村震太郎的尸骨，但蒙古族村民无一人答应，土肥原贤二无奈，只得对铁参谋说：“关玉衡鲁莽得很，回去吧！”

坂垣征四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让日本驻奉天领事要林九治郎一天三次对长官公署代理张学良行使东北军总司令官职权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提抗议，并施加压力说要派兵去兴安屯垦区拿办关玉衡，引起军事冲突，全面后果概由中国方面负责。荣臻生怕日本人真的这么做，便让关玉衡去北平从张学良的副官长汤国桢那里把有关中村震太郎间谍案的证物取回来，由他拿去给林九治郎看，以证明中村震太郎确是在中国军事禁区从事间谍活动。这样，就可以夺回主动权了。

9月17日，荣臻参谋长召见林九治郎。林九治郎见了证物及口供材料，气焰一落千丈，说：“事关军部，我得回去请示。”晚上，林九治郎重新来到长官公署，向中国方面提出四项条件：一、道歉。（必须由兴安区长官行之。）二、处罚责任者。（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三、赔偿一切损失。（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行之。）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

荣臻参谋长阅毕林九治郎所提出的四项条款后称：“我也得请示，等候张总司令批示再行换文。”

双方谈判至此遂告中止。

荣臻参谋长没有料到，他上了坂垣征四郎的当。林九治郎的“回去请示”，实际上是把当场拍下的证物照片（有荣参谋长在场）送回领事馆洗印后交坂垣征四郎。至此，关东军手里终于有了东北军杀死中村震太郎的证据。于是，在林九治郎和荣臻谈判后的次日——1931年9月18日，日军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满洲事变”。

恐怖之夜众生相

事变是日本人挑起来的，那就先来看看日本人吧。

在那天晚上，日本人也真够累的了：他们一面要忙着对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一面还要为欺骗世人制造一些假象。

建川美次少将，这位后来被日本人说成是专程从日本赶到沈阳来制止关东起事的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当晚9点钟的时候，他正在沈阳城里一家专供日本人享用的“文菊”茶馆里同一个陪伴他的艺妓“联欢”。特殊的环境使他的语言也变得不赤裸裸的了，在与那位艺妓谈到来沈阳的目的时，他说：“我不打算去阻止那些爱国青年军官。”

10点半左右，当外面的大炮响起来的时候，那位艺妓把他从睡梦中摇醒，说她感到害怕。建川随即起身来到走廊里。

在走廊里，他见到一群日本士兵。他们对他说，“我们奉命给你警卫，不让你到危险的地方去。”

此时，穿上了睡衣的建川少将讲起话来也不再不赤裸裸的了，他对那帮士兵说：“好吧！那么我同我的姑娘睡觉去了，苦差事让你们这些年轻人去干了吧！”但是就在他说完这番话之后，他马上回到了房间，穿上军装，从后门溜了出去，在另一个群士兵的护送下，到参加战斗的一支部队的司令部里去了。

虽然后来那个当晚陪他睡觉的艺妓赌咒发誓地说，建川在那天晚上的后半夜里像个娃娃一样睡在他的身边，但却有人看见他手持指挥刀，率领日军进攻沈阳城。

就在建川在沈阳里表演分身术的时候，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则在旅顺一本正经地作戏。

当晚11点，在沈阳城里的炮声刚刚响起之后不久，这位中将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听着他的参谋在向他报告：“坂垣来电话了，他未经你的许可，就动用警备部队了！”“哼！原来如此，是吗？”他一边低声恶狠狠地说着，一边从浴缸里神气地站起来，穿上宽大舒适的和服，大步走进隔壁的房间。一大群参谋人员正在那里等着他。

始终都参预策划事变的石原莞尔代表大家乞求说：“我们处于以寡敌众的极大劣势，我们唯一的防御就是进攻。我希望能允许坂垣按已经准备好的计划执行。”

听了石原的话，本庄像一个出色的演员一样，在电话旁的草席上蹲下，像老和尚入定那样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睁开眼说：“好吧！就由我自己来承担这事的责任吧！”

说完，他拿起话筒，接通了在沈阳的司令官坂垣，他先是粗声大气地骂了坂垣一顿，然后就开始听对方说，只是偶尔说一声：“嗨！就这样吧！”

看完了日本人，再来看中国人。

沈阳，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里。

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们听着外面隆隆作响的炮声和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并没有着急上火，此时，有人又从保密柜中拿出了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来的电报，扎扎实实“复习”了一遍：顷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陆军奏明天皇，准予关东在南满附属地内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防地，请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军事委员会

更有的人在日军进攻发起几小时后，还不以为然地说，“快到拂晓了，他们的演习也该结束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司令部里的高级将领们如此，北大营里的士兵们又如何呢？

开始，士兵们也以为是日本人在演习，而不以为然。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日本人在动真格的了。“嗣以炮弹落营内，库房被击毁，骤然发火，始大惊疑。出营了望，则四面已被日军包围。”

驻在北大营西部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六二一团首当其冲。他们先是奉命打不还手，继而在日军的疯狂进攻面前违令还击，但由于他仓促应战，加上武器多被收缴在库中，致使日军很快便占据了北大营的西南角。

到24时左右，日军守备大队到达北大营。东北军第六二O团团长王铁汉接到从长城里打来的电话指示：“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即与其失去了联系。

东北军一忍再忍，而日军却在步步紧逼。

19日1时40分，急得满头流汗的王铁汉终于又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这次是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打来的电话：“不准抵抗！”并进一步质问：“为什么不撤出？”

听到荣臻这样问他，王铁汉感到十分窝火，但又不敢发作，只好压住火回答说：“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那么，你就撤出营房！”

撤！向东撤！

王铁汉开始组织士兵拚死突围。

与他们同时突围的还有两个团。这些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士兵们，直到第二天上午才被他们的旅长王以哲收拢在一起。一查人数才知道，全旅“死亡官长5员，士兵144名；负伤官长14员，士兵172名；统计伤亡官兵335员，失踪生死不明者，483名。”

沈阳这面的东北军官兵们死的死亡的亡，而他们的张副司令此时正在北平的中和剧院里观看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表演的《宇宙锋》。与其一起在贵宾席上就坐的还有他的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

台上，梅先生字正腔圆，出神入化；台下，少帅等观众们的叫好声接连不断。场内气氛真是十分祥和、百分的热烈。

忽然，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起身返回协和医院……

汽车就停在戏院外面，根本没有熄火，所以待张学良和赵四、陈副官一踏进汽车，便立刻发动起来，风驰电掣，只消几分钟就赶回了协和医院。

吴秘书长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正神色焦灼地等候在电话机旁，他阴沉着脸，面色铁青，如同霜打了一样。一见张学良进来，他两腿一并，打了个立正。

张学良顾不上向他回礼，他大步冲到电话机旁，操起电话喊道：“是荣参谋长吗？我是张学良。沈阳出了什么事？”

荣参谋长讲的什么事情，周围的人们并没有听清，他们只看到张学良拿电话的手在颤抖，脸部的肌肉在抽搐，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在一粒粒地流下来……

旁边肃立的人们，在给张学良送信时，已经粗略知道了这个爆炸性的紧急军情。今晚10时左右，在沈阳近郊的柳条沟，日本关东军私埋炸药，自行炸毁了一小段铁轨，他们诬陷这是驻扎在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之所为，于是依此为借口，突然用猛烈的炮火轰击北大营，现在一股日军在炮击的同时已从日本站开始侵入市区……这就是现代史上著名的“九·一八”事变！

听完荣臻的汇报，张学良的头轰地一下子涨大了！联想前几天所得的情报，知道这是日本关东军蓄意策划的阴谋，他们在制造借口，进行武装挑衅！驻扎在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七旅，这是留在东北的唯一的一支精锐部队，日本军队首先向他们发难，也可见日寇之居心叵测！想到这，张学良连忙询问荣臻：“现在第七旅情况怎么样？”“依照您前天发来的电示，我已命令七旅官兵不得抵抗，他们现在正在敌人的炮火下组织撤退。”

张学良听了荣臻的回话，心头一紧，他长叹了一口气，问：“伤亡严重吗？”“挺着挨打，能不严重吗？”荣臻在电话里似乎也叹了口气，“伤亡倒不可怕。只是将士们的情绪……”“情绪怎么样？”张学良急忙问。“官兵们对不抵抗的命令都不太理解。他们问，对于日寇的武装挑衅为什么不予还击？难道我们手中的枪是烧火棍吗？！”

听到这，张学良的心像被针了一下似的，他拿着电话的手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副司令，现在该怎么办？请您指示！”……

荣臻的声音在话筒里震颤着，张学良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慢慢放下话筒，在大厅里踱起步来。此时大厅静极了，鸦雀无声，人们都屏息着呼吸，紧紧地注视着张学良，等待着他发出号令，偌大的厅堂，唯有张学良那不安的脚步声在单调地回响着。

于凤至匆匆献过花篮之后便也赶回了协和医院，此刻她和赵四、吴秘书长、陈副官等一起，也怔怔地盯视着张学良。大厅的落地钟嘀答嘀答地响着，可张学良仍无目的地来回走着，从屋子这边走到那边，又从那边走回这边……

垂吊的话筒里传出一声声紧迫的呼叫：“副司令，军情十万火急，东北将士在等候您的命令！……”

张学良听着电话里的催叫，望着屋中人们一张张焦灼盼望的表情，他清楚人们的心在想着什么，在盼望什么。他知道，只要从他口中说出一个“打”字，东三省将士那早已郁积在枪口的愤怒就会倾泻而出，与日寇浴血奋战。这是人们所期待的，也是张学良渴望已久的为父报仇的时机！

他停下脚步，猛地将手向下一劈，似乎下了一个巨大的决断，从墙角快步走到电话机旁。他抓起电话，正欲开口下达反击命令时，一低头陡地看到了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帖照片。旁边的横幅上大字标语是“欢迎极诚拥护中央的张副司令”。看着这张照片，张学良怵然一惊！蒋介石那双眯起的眼睛，仿佛在紧紧地盯视着自己，似乎在说：难道你不想服从中央了吗？张学良打了个寒噤，他情不自己地抬起左手摸了一下西装上衣的口袋，这里装着蒋介石昨晚打来的电报，他重申如遇日军挑衅不准抵抗之意。这时，张学良的左手就像被烫了一下似了，连忙从胸部放了下来。伴随着这一动作，张学良刚才的冲动消失了，他对着话筒的语调变得像背书一样机械而又没有生气：“目前沈阳空虚，抵抗无益，请转告各级将士，应避免冲突，勿逞一时之愤，忍辱负重，以待‘国联’处理。总之一句话，不要抵抗！”

这几句机械的命令，好像耗尽了张学良全身的力气似的，只见他手足颤抖，脸色惨白，身体一软，瘫坐在了电话机旁！

人们连忙拥过去，将张学良搀扶到长沙发上。

张学良大病初愈，身体虚弱，骤然遭此一击，神经过度紧张，一时竟像从云端跌进深渊一样，只感到一阵阵的恶心，但要呕吐却又怎么也吐不出来。

一见张学良这样痛楚，人们本来要说的话，这时也不忍出口了。于凤至倒了碗水，递给张学良，说：“汉卿，你太累了，早点歇着吧！”

张学良喝完水之后，看了看手表，他通地一下从沙发上坐来，对吴秘书命令说：“立即给南京发万万火急电报，详细汇报情况。东北将士要求抵抗，请蒋委员长给予紧急指示！”“是！”吴秘书长答应一声，刚欲离开，张学良又叫住了他。“再给沈阳日本总领事馆发电，以我的名义，敦请林总领事立即制止关东军的军事行动！”“是！”

吴秘书长走出之后，张学良猛地发现于凤至和赵四都待立在旁边：“怎么，你们还不快去休息？”“那你呢？”“我？”张学良苦笑了一下，“今晚我还能睡觉吗？哎，对了，小妹，请您去叫趟医生，让他今晚再给我打两针，好吗？”

赵四小姐没点头，也没摇头。她清楚，张学良要的是吗啡针。她望着张学良那萎靡疲备的神态，知道这毒针对他的健康只能是进一步的摧残；可是，面临如此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他不靠这个刺激，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日本关东军利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得寸进尺，他们采用闪电战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几乎是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9月18日晚占领沈阳；19日拂晓，进占长春；21日，使吉林沦陷……至此，东三省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每天都传来战败、失守、沦陷的消息。

随着东北领土的丧失，全国舆论大哗，骂声四起。北平和各地报纸一样，也连篇累牍地挖苦、谩骂张学良。张学良成了千夫所指“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不胫而走！协和医院附近东单三条的墙壁上，到处都满了咒骂张学良的标语。小孩往画有张学良漫画的墙壁上吐唾沫、扔石头，而青年学生则拥上街头，在东单附近和顺承王府前游行示威，“打倒张学良！”“打倒不抵抗将军！”的口号充斥着北平的大街小巷。

就是帅府内部的亲朋故旧，很多人也不理解张学良。这个一向以怀抱父仇、；团结御侮著称于世的少帅，怎么会在日寇侵吞他家乡的时候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许多朋友或是发电，或是来信，有的挖苦，有的质问，甚至有人给他寄来花衣服，讥讽他不如女人！他在中学读书的弟弟张学思也因此遭受侮辱，在衬衣上被同学用墨汁书写了七个大字：“不抵抗将军之弟”！……

张学良对上述这一切均缄口沉默。每遇有人求见，无论亲朋，他或是托病，或是躲避，即使相见也是听而不语。但是，于凤至和赵四清楚，他心中的伤痛绝不小于旁人，半夜里他常常突然惊叫起来，一边揪着被褥，一边双手抽搐。他的心在流血呀！可是，一到白天，他照样装束整齐地去办公、料理军务政务，在下属和小辈面前，他俨然是个铁铸的硬汉子，那么冰冷，又那么坚强！当然，他并非毫无感情，每当他感情冲动的时候，她们又常常看见他一个人呆呆地凝望“难得糊涂”的横匾。这是他最近模仿郑板桥的字体写就的，找人裱糊后挂在了他自己的书房里，有时他一个人望着这块匾额能足足愣怔一两个小时……

了解张学良的人，都说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少帅的性格大大地改变了，由开朗变为阴郁，由温和变得暴躁了。有人说，这是张学良三十而立之后，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有的说他失去了少帅的风度，变得不可爱了……其实，这一切，只有赵四最清楚，这是因为张学良身体里装着一肚子苦水！这一腔苦水郁闷在胸，既无处讲述，又不能讲述！

试想，除了于凤至和赵四之外，他能向谁讲？又能怎么讲呢？

本来早在7月份，东北方面就有情报陆续透露了日本关东军在蠢蠢欲动。事到8月，迹象越来越多，待到又掀起中村大尉风波时，日寇的浪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对此，张学良一封封蓝色密报发往南京。当时东北电报分为三种，白色夹为一封封蓝色密报发往南京，蓝色夹为机密电报。张学良一律用蓝色夹发给南京政府，并派专人面见蒋向委员长请示。可蒋委员长的回答均是：“东北的日军如果寻衅挑战，应该避让，勿与冲突，勿逞一时之愤，带来国家民族之大祸。”

后来，待日寇借中村大尉事件再度突然发难时，张学良又急电请示，此次张学良激昂慷慨，措辞强硬，蒋介石一见事体严重，9月12日专程赴石家庄，再次当面指令张学良遇有挑衅也不得抵抗，其理由是“如果我们还手，在国际上就讲不清了；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好说话。”

就是在蒋介石这一系列的授意和命令下，张学良先是在中村大尉事件上采取了屈辱的缓和策略，继而在日寇炮轰北大营时，又不战而丧失东北，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其实，“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即又以万万火急电报发往南京，请求抵抗，蒋之回电仍是：“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特令遵照。”……

对于上述这一切，张学良能说吗？蒋介石是中央领袖，又是自己的结义兄长，上次进兵中原之后，蒋介石夫妇那样盛情地款待自己，自己也曾表示竭诚拥护中央。如今东北出了闪失，怎好把这些内幕全盘托出，怎好把罪责推给中央，推给领袖，推给自己的兄长呢？无论从私从公，均不能这样做。从私人角度，他与自己拜过金兰，如果一经挨骂，就把底盘托出，那还算什么义气千秋，有难同当？从公的角度，他是领袖，代表中央，如果一遇风浪，下级就摘脱干系，那还怎么维护领袖的威信？自己曾经表示过“竭诚拥护中央”。

鉴于上述的种种，张学良决心打碎牙齿往肚里吞，一切都自我忍受、自我消化。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

当然，张学良扪心自问，他之所以同意不抵抗政策，也不是完全没有内因。当时东北军主力已全部进关，沈阳空虚，所以蒋介石讲的依赖“国联”，张学良觉得未尝不是一个办法。所谓“国联”，即国际联盟的简称。中国过去一直跟“国联”关系不好，直至1927年北洋军阀被推翻以后，关系才变得密切起来，特别是1928年底，蒋介石组成亲西方的南京政府之后，关系尤为紧密，“国联”先后派来专家，给予各方面的援助和合作。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坚信我直彼曲，如我方坚持不抵抗，“国联”利用国际舆论，一定可以迫使日寇撤兵。

另一方面，张学良对日本内阁也存有一定的幻想。当时日本政府内确系有一派反战的力量，其代表人物是外相币原，他的名言是日本侵略中国如同蛇吞大象，不啻于吞食一枚炸弹。故此他强烈反对关东军的武装挑衅，“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如此，“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仍是如此。这也是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另一原因，他幻想着通过币原进行外交解决。

严酷的现实，击碎了张学良一个个的幻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政府得知关东军要实行武装挑衅后，的确曾派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少将秘密前往沈阳，使命是制止军方挑起事端。可是，9月18日下午建川一下火车，便被关东军坂垣征四郎大佐迎送到一家旅馆，秘密软禁起来，美酒佳肴，加之漂亮歌妓通宵达旦的款款陪伴，使建川少将软醉如泥。就在这天的当夜，关东军匆匆制造了柳条沟事件，炮击了北大营。在这之前，关东军为了防止总领事馆向东京汇报，他们在制造事变的同时，派遣军队包围了领事馆官员的官邸，用军刀逼迫他们不得往国内拍发电报。关东军就是这样一批嗜血成性的亡命徒，他们无法无天，肆无忌惮，一意孤行！当然，他们深知，日本政府同他们的矛盾，只是在时间和方法上的差异，而在根本利益上他们是殊途同归，完全一致的。所以一旦“九·一八”事变得逞，进占了东三省境之后，日本政府对关东军所做所为不仅赞同，还得到了天皇的褒奖！

至于“国联”，关东军更是不屑一顾，根本不予理睬，因为他们知道，“国联”是个欺软怕硬的松散联盟，他们在“九·一八”事变时虽也曾慷慨陈辞，指责日本，但终归全是纸上谈兵，所以日本关东军根本不管他们在国际讲坛上的喋喋议论，而是仰仗军刀和炮舰乘虚而入。国际联盟的讲坛和中国的不抵抗政策一起，反倒成了他们排除抵抗的屏障，使他们得以长驱直入，仅几个月时间，就占领了东北全境。

东三省的丧失，对于国际联盟来讲，虽说挨了一记耳光，但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损伤；可是对于张学良来讲，这却是悔恨终生的切肤之痛！每当他想起这次事变，便心如刀绞，五内俱焚。他几乎不敢有空闲，不敢闭上眼睛，也不敢看报。因为一闭上眼睛，父亲张作霖被炸后那血肉模糊的面容就浮现在他的脑海，耳边就震响着他那临终的遗言：“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勿忘父仇，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算不了什么！”“以国家为重，勿忘父仇。”如今是父仇未报，故土复失，自已岂不是不忠不孝！他每当翻看报纸，看到“领土沦丧”四个字时，都像针扎一样难受。那每个黑色的铅字里仿佛都浸透着家乡父老兄妹的血泪，透过这铅字，他仿佛看到了日本铁甲车在大街小巷上横冲直撞，看到关东军将太阳旗插上了大帅府的楼顶，看到鬼子的洋刀砍向了无辜的儿童，看到年轻的妇女在兽兵的狞笑中挣扎哭嚎……家乡的悲剧，是对自己无声的谴责！每当他看到故乡父老兄妹流离失所时，他便如坐针毡！

可是，张学良接二连三的请战电报，都被蒋介石束之高阁。不管情势如何危殆，他的回答依然是一句话：不许抵抗。蒋介石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地奉劝张学良要学习甘地，忍辱负重，相信公理定可战胜强权……

怎么办？如按蒋介石的指示继续不抵抗，不仅千秋万代恶名难去，而且日军得寸进尺，关外不保，关内也将呈现危急；可是，如若抵抗的话，不仅违背中央命令，得罪了蒋介石，而且即便打起来，没有中央的支持，仅东北军孤军作战，也是决难持久的。

瞻前顾后，张学良忧虑重重。

大好河山沦敌手

日军攻占沈阳后，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长春。长春是南满铁路的终点，又是南满铁路和中东路的交接点，同时也是吉林市的门户和吉北、吉东的咽喉。占领了长春，就可东取吉林，北攻哈尔滨，西图洮南，进攻齐齐哈尔。所以在沈阳发动事变的同时攻占长春，是“九一八”事变策划者的既定方针。驻长春日军得到沈阳事变的消息后，即以“日本南满铁路被中国军队破坏数段，辽宁方面已开始军事行动，旁边自应采取一致行动，以谋自卫”为借口，开始行动。9月19日三时五十五分，下达了对长春总攻击的命令。四时开始炮轰。上午十一时日军占领了二道沟宽城子车站。南岭方面，中国军队驻有东北炮兵十团，步兵二十五旅五十团，另有辎重兵一个营和弹药库。日军深恐其兵力单薄，又调驻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主力乘车驰援长春，会攻南岭。下午五时三十分，南岭为日军侵占。日军在对南岭与宽城子的中国军队缴械的同时，从上午六时半至下午十时半，侵占了市公安局与各分局和派出所、电力厂、吉长镇守使署、无线电台等市政交通机关。在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下，不到一日，长春沦于敌手。

日军在9月19日占领沈阳、长春等地之后，将其军事指挥机关和军队主力转移到作战前线。关东军司令部移驻沈阳，第二师团集结长春，为下一步侵占吉林、哈尔滨作准备。按照关东军“根本解决满蒙问题”的战略方针和不失时机地主动进攻，“防患于未然”的战略进攻思想，决定以东取吉林、北攻哈尔滨为第二期作战的主要目标。因为占领了吉林、哈尔滨既可巩固对南满的军事占领，又可以进而夺取整个北满。

日军侵占有吉林市，也是首先造出兵借口，然后实行军事占领。按照原定计划，由甘粕天产宪兵大尉和日本吉林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步中佐，于20日秘密投弹炸毁日本侨民的房屋，诬称是吉林省城中国军队所为。然后再以特务机关长名义和吉林日本侨民会长名义，打电报给关东军司令官，诡称吉林形势险恶，要求出兵保护日侨。滞留在沈阳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在9月20日访问关东司令部时指示说：“鉴于中东铁路性质和目前一般形势，虽然不可向长春以北派兵，但对吉林、洮南等地尽快加以打击，应该说是有利的。”根据建川的指示和坂垣、石原两参谋的强烈要求，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于9月21日午后三点，在关东军幕僚的会议上，做出了出兵吉林的决定。

侵占长春的日军第二师团接到命令后，立即向吉林进犯。9月21日上午9时50分从长春乘装甲列车开始进犯吉林市。由于代理吉林省主席、吉林边防署司令熙洽的叛变，中国军队已于21上午11时40分全部退出省城。接着，熙洽又派密使与日军第二师团长多门中将在桦皮厂车站装甲列车上会见，达成无条件投降、迎接日军进城的卖国协议。

熙洽是清朝皇族的近支，又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与日军师团长多门二郎有师生关系，素有亲日倾向，更暗怀恢复清朝统治思想，妄想借日军力量，恢复清朝政权。所以在日军侵占长春后的翌日，即9月20日，熙洽即派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张燕卿携密函赴长春面见多门，表示甘心卖国投降。他得到多门的暗许后，即着手布置出卖吉林的叛国阴谋。

在熙洽未迎接日军进入吉林以前，省城原有驻军为第二十五旅旅长张作舟所辖步兵第三十二团、第三十三团，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所辖的三个步兵营，一个骑兵营和一个炮兵营。9月20日下午，熙洽以副司令长官名义发出命令，声称“为了避免冲突，保存实力，中日事件由外交解决，各部队长应严约所部不得擅自抗击，致使事件扩大，各驻省各部队即时一律开出城外数十里待命”。当时各部队因不明真相，全部遵令撤出。

到了9月23下午，熙洽竟派副司令长官公署秘收张燕卿、军官教练处总办齐知政等，陪同日军多门师团长所带天野旅团进入吉林，接着就分别占据省城重要机关，并掠夺银行大批库银和军械厂原存大批枪弹。从此，吉林山河变色，人民残遭蹂躏，陷入亡国深渊。

至此，仅仅为时一周，日军已攻城30座，攻占了辽宁、吉林两省、控制了东北的主要交通干线。

哈尔滨当时为东北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既是华洋杂处的国际市场，又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九一八”事变后，日军鉴于哈尔滨的国际关系，放弃了立即用武力夺取的计划，而利用东北特别行政区区官张景惠，使其先在哈尔滨建立傀儡政权。张景惠，早在28年皇姑屯事件时即与日寇勾结，准备响应日本的满蒙独立运动。“九一八事变时张景惠在沈阳曾与坂垣密谋。他答应回哈尔滨后宣布”独立“。坂垣答应接济枪支弹药，并派日本顾问新井宗治随同前往。张回哈后，于9月27日发出布告，正式成立伪”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听任新井顾问等从中把持特区政权。9月30日宣布编募特区警备队。该队共凑集二千余人，由日军供给步枪二千支，枪弹四十万粒。但因当时哈尔滨还有吉林边防军代理副司令李振声等部表示抗日，迫使张景惠暂时不敢公开反对吉林抗日军和完全暴露其汉奸的面孔。

1932年1月27日，本庄繁借口在哈尔滨傅家甸有四个日籍人被抗日军所杀，应哈尔滨日本侨民会会长的请求，下令出兵哈尔滨。2月3日，日军开始总攻，并占领哈尔浜南面的门户双城。2月4日，抗日军在三间堡子同日军再次激战。2月5日进行了哈埠市街战。同日上午10时，抗日军向宾县、巴彦方向撤退，哈尔滨即被日军占领。至此，东北大好河山全部陷入敌手。“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军号称30万人，“九一八”事变后，驻辽宁军队有5万人退进关内，还有14万人，而日本关东军当时仅有一万余人。“九·一八”事变后虽然陆续增兵，但至1933年4月下旬，总共也不过二万余人。中日兵力对比，数量相差如此悬殊，而日本侵略者，竟能轻而易举地制造柳条湖事件，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一日之内攻城二十座、掠地千余里，四个月零十八天，占领东北三省和一个特区，一口气吞下了相当于日本本土三倍的中国国土，使三千多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后来流行于民间的一首小调中，东北人民悲愤地申诉道：高梁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

傀儡政权满洲国

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迅疾狂野地踏遍东大地。世人为之哗然。正在朝鲜的土肥原得知消息后，立即于事变的第二天赶回住所——奉天特务机关长办公室，这里已经变成临时指挥中心。

静寂空旷的大街，尽失昔日的繁华喧闹，断壁残垣，还嵌着发热的弹壳，只有缓缓蠕行的马车，轮轴吱呀，似在细诉一个民族的苦难。

9月22日，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关东军三羽”商讨下一步行动。

坂垣征四郎毫不掩饰自己的主张：“全面占领满洲，作为我国的领土。帝国的部队一旦有此丰富、坚实的后盾，占领中国、统治南洋将指日可待。”“我反对！”石原莞尔急急接上坂垣的话音，“未来的满洲应当形式上独立，但当权者必须听命于我们，也就是说，满洲真正的主宰应是我日本帝国。如果在政体的形式上纠缠而激怒中国人，满洲将无宁日。”

土肥原静静坐在一边，手中把玩一只景德镇瓷茶杯，仿佛与正在讨论的气氛无关。其实他心中已有成案。“我主张在满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汉满蒙日鲜五族共和国。这个国家不应该是完全独立的新国家，至少对外号称独立但政权的国防、外交要由帝国把握，整个国家的方向也要由我们操纵。”

土肥原贤二与石原莞尔意见接近，占了上风。坂垣征四郎表示妥协。“那，由谁来领导这个国家呢，”石原莞尔自言自语道。“今年8月永田参谋长来满时，曾和我讨论过这个问题，永田君提议一个人，我同意，你们猜猜看。”

坂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对视片刻，轻轻摇摇头。石原最看不惯土肥原卖关子、玩伎俩这一套。“你就快说吧，别绕弯子了。”“宣统废帝！”“宣统？”板垣征田郎叫道。“清废帝现在天津，再说，他肯屈就做东三省的皇帝吗？”“这就得看我们如何工作了。宣统久居天津，复辟之心不死。只要我们仍旧扯起满清大旗，料他不会不动心，何况满洲又是他祖宗发祥地。”“说时容易做起来难啊。”石原轻轻叹口气。“这件事包在我身上。”土肥原贤二拍起了胸脯。

三人会议最后确定如下方针：

在日本国的支持下，以东北四省（含热河）及蒙古为领域，以宣统皇帝为首建立中国政权，并使其成为满蒙各民族之乐土。

土肥原贤二领命辞去奉天市长一职，赴天津劫持末代皇帝溥仪。临行，土肥原担心事变后满洲已成为国际舆论中心，特别不利于下一步骤进行，与坂垣征四郎商量，令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在远离东北的上海制造新的混乱，吸引国际舆论视线，赢得时间解决满洲问题。

天津“静园”溥仪——宣统皇帝的寓所，曾是政客陆宗舆的私宅，原名“乾园”。溥仪1924年被冯玉祥驱逐后一直居住于此，改为“静园”，“静观变化，静待时机”，志在登基复位之意。

天津溥仪居所“静园”已经不能安静了。“九·一八”之后，孤寂闲居多年的溥仪突然身价倍增，成了各种力量争夺的对象。先是保皇重臣罗振玉引关东军参谋上角利一，来津请溥仪出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然而由于日本内阁与关东军在对华政策上的分歧，代表内阁意志的天津总领事桑岛强烈反对溥仪出关，再者天津驻屯军亦不甘心让关东军抢尽功劳，不想交出手中的这张王牌。无奈，归心似箭的溥仪只好答复“暂不出关”。后有张学良严令不许溥仪走出天津一步，南方的蒋介石也派人游说溥仪“现在上海最安全”。

一心做着复辟梦的溥仪，每日茶饭不思，如坐针毡。就在这时，土肥原找上门了。他给溥仪带来了希望。他的“和蔼可亲”，解除了溥仪的紧张；他“言语中肯”，消去了溥仪的疑虑。看看溥仪的自白吧：（他）脸上自始至终带着温和恭顺的笑意。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他向我问候了健康，就转入正题，他说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意诚心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我不要错过这个时机，很快回到我的祖先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合守同盟，它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他一切可以自主。他的诚恳的语调，恭顺的笑容和他的名气、身分完全不容我用对待罗振玉和上角利一的态度来对待他。陈宝琛所担心的——怕罗和上角不能代表关东军，怕关东军不能代表日本政府——那两个问题，我认为更不存在了。土肥原本人就是个关东军举足轻重的人物，况且他又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

土肥原望着渐渐咬钩的猎物，心中暗喜。然而这位皇帝的内心还藏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他问土肥原：“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

土肥原心下一怔，随即马上捕捉到了溥仪的言下之意。但他想吊吊对手的胃口。“我已经说过，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皇帝完全做主的。”“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这些问题，到了奉天都可以解决。”“不”溥仪急了，“如果是复辟，我就去，不然的话我就不去。”

土肥原放心了，猎物已在手中。他微笑了，“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未来的傀儡皇帝表示了满意。

在东京法庭上，溥仪隐瞒了这段插曲。当法庭问他，为什么在1931年“满洲事变”时他离开居住七年的天津到满洲，到离奉天不远的旅顺？溥仪解释说，是因为为周围发生“很多可疑的事情……出现一系列威胁和恐怖行为”。他为自己的性命担忧。

这也是事实。土肥原曾向奉天关东军司令部发去密电：“溥仪确有逃往满洲之意，并拟在吉林成立政府，大体属实。惟天津总领事桑岛根据外务省训令，不希望溥仪外逃，正严密监视其行动。因此，如不采取特殊手段，实难达到目的。”关东军回电，同意采取特殊手段，但不可以强制挟持溥仪出关。接到秘密回电，土肥原立即确定了两了行动方案：一是逼使溥仪下决心早日离津，二是乘在天津制造混乱之机挟溥仪蒙混出关！

主子命令他不要采取强制手段，但谁也没有禁止他采用恐吓伎俩。而且，干这类事，他是行家。

很快，“静园”收到不少恐吓信。信文不长，但措词吓人。有一封信里只写了一句话：“如果你不离这里，当心你的脑袋。”还有不少“关心”溥仪的人打来电话，请他不要外出，说外面附近经常有些衣服里面藏着刀的可疑分子，而且肯定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一天清晨，一打开大门，就是陌生人来访，说是东北保安司令部顾问赵欣伯送来礼物，来人放下礼品，扬长而去。侍从按例检查了礼品，竟发现里面有两颗炸弹。“静园”上下惊魂未定，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派人拿走了炸弹。次日，具体负责执行土肥原阴谋计划的吉田翻译向溥仪报告说两颗炸弹已经过检验，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吉田乘机诱骗溥仪早日动身为好。溥仪被土肥原编造出来的“张学良”搞得失魂落魄，如坐针毡：这“静园”不安静，无论如何也不能再住下去了。

入夜，以往平静的天津街头突然响起了爆豆似的枪声。溥仪吓得龟缩到床里，大气也不敢出。不久，“静园”墙外传来装甲车隆隆的履带声。溥仪战战兢兢地催侍从去外面探听动静。没一会儿，侍从连滚带爬回来报告。“皇，皇上，日本人的装甲车开到园子门口啦！”“啊？！”溥仪顿时瘫软在床上，这时，吉田翻译官推门而入，望着这一主一仆的狼狈相，嘴角撇出一丝鄙夷。“皇上，不要怕，您已经没有危险了。”“没有危险？那门口的装甲车不是对准我的？”“装甲车是土肥原君专门派来保护您的。今天晚上张学良策动天津事件，企图将您从日租界绑架走。是天津驻屯军打退了张学良逆匪的进攻，现在日租界已经戒严了。不过，吉田故意停了一顿，看了眼巴巴望着他的皇帝说，”他们是冲着皇上您来的。只要皇上还居留天津，就难保他们不再来滋事，那时，我们也不好办哪。

六神无主。溥仪紧紧抓住吉田。“快去跟土肥原君说我想尽快离开此地。越快越好。”

11月10日，天津骚乱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邻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对土肥原计划极为有利，在他的精心周密策划安排下，溥仪藏身在一辆双人座敞篷汽车内，被偷偷运出“静园”，然后化装成日本军官，乘上一部日军司令部军车，来到英租界白河码头，搭乘日本汽船“比治山丸”逃离天津。行前土肥原特嘱咐溥仪的日籍侍人工藤忠准备一桶汽油，万一挟持行动被发现无法逃脱，就连人带船一齐销毁。溥仪的座位离油桶只有三米远，万险之中，他还以为离着“幸福”越来越近了呢。

劫持溥仪成功！

时过不久，土肥原又指使另一个大间谍川岛芳子再以阴谋手段挟末代皇后婉容到旅顺。

1932年1月27日，关东军根据参谋本部《中日问题处理方针要纲》以及《满蒙中央政府设立方案》，通过了《满蒙问题善后处理要纲》，决定成立傀儡政权。2月中旬，在奉天大和旅馆召开“建国会议”，28日，公布“建国宣言”。溥仪在长春就任伪“满洲国”皇帝。此时此刻，土肥原的激动心情恐怕绝不亚于溥仪：他终于看到了自己一手策划的“满洲国”——“王道乐土”成了现实。而这建国第一功臣则非他莫属了。

鸦片用做杀人刀

罂粟花。美丽而平淡，本是一种无奇的中药草，然而不知何时起，它竟与罪恶结下了不解之缘。十九世纪中期，英殖民主义者用它敲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但罪恶并没有停止，未到一百年，日本军国主义又拾起这朵毒花为侵略服务。而其始作俑者，正如东京法庭上公诉人对法官发言中声明：“这项发明专利的特许证应属于土肥原贤二。”

1932年1月，土肥原调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开始罪恶的实验。最初土肥原开设大烟馆是为了方便搜集情报，星罗棋布的烟馆实际上织成了一个很大的情报网。

然而土肥原从中“开发”了一种“新式武器”，利用鸦片等麻醉品，作不流血的征服。就如同战争一样，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战争在鸦片和烟馆烟雾缭绕、死气沉沉的环境中不声不响地展开。战争的牺牲者不喊叫、不呻吟、不流血，不致引起人们的恐惧和愤懑。他们悄悄地、慢慢地死去。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自己家中死去。事实上在他们的肉体死有好多年，精神就早已不存在了。更重要的是如果是军人，这些活动着的尸体早已丧失军人在战场上所必需的意志和体力，这种基本素质的丧失使他们的敌人不必恐惧，而且，进行这样的战争，不需军费开支，却可获得暴利，可支持武力侵略和经济扩张，这是一场怎样的战争啊！

这样的战争恰好应证了土肥原的座右铭：好中好是不战即挫败和降伏敌人！

毒化政策首先在“满洲国”实施。以后日军每占领一个地区，就立即把鸦片挟入作为该地区军事侵占的辅助手段。而后相继是华北、华中的华南。在日本武装侵略的锋芒所到之地，都有日本代理人，既有军队的，也有民间的，从事非法贸易，大量、大规模贩卖鸦片和其它麻醉品。每到一地，即废除中国有关鸦片和其它麻醉品的法令，建立鸦片专卖制度，垄断一切。前日本驻上海武官原田到法庭作证说，他在伪“满洲国”担任关东军司令部和“满洲国”政府的联络官。那时鸦片组织非常强大，工作很有成效。

一位曾在北平开过烟馆的日本证人古友揭发说：“日本占领时期北平有247个鸦片烟馆，2万个登记过的、合法的吸毒者，8万个未登记的吸毒者，10万个偶尔去吸鸦片的人。在芦沟桥事变前，鸦片不公开销售。日军占领北平后不几个月，出售鸦片就合法了……”

福州商业中心的许多小巷里，聚集了众多日本和台湾的鸦片烟馆。每个烟馆门前都挂着一块牌子：“本铺受日本管辖”。

……美丽的罂粟花就这样为侵略服务。

土肥原真不愧为鸦片毒化政策的“杰出”的“翻版者”！几十万无辜的中国人沦为鸦片的牺牲品，而几十亿日元却源源不断流入日本侵略者的金库！

美国奸诈作帮凶

张学良的“东北外交委员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认为，东北外交须先请“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它问题。因为他们坚信国联决不会眼看着日本势力扩大，有碍机会均等的原则；国联如对东北问题无法解决，将来世界各国将如何对待国联盟约和凯洛格非战公约？因此，无论如何，“国联”不会坐视这些条约成为废纸的。他们还以为，日本内阁正在限制日本军部的发展，中国如能利用“国联”的力量来抑制日本，正可以使日本内阁便于对付日本军部。

乍一看，这些人的想法也确实不错，甚至还挺巧妙；但对照历史仔细一看则不难发现，这些人的想法无非就是由李鸿章等发明的，早就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以夷制夷”政策的翻版而已。

然而，这种依赖国联来解决问题的想法并非是张学良的谋士们所独有的。那位一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蒋先生及国民政府，也把希望寄托在了国联身上。

但蒋介石对于东北人民惨绝人寰的遭遇，根本没有想一想，他集中精力注意华盛顿与东京之间的暗盘交易，同时坚持不抵抗。“九·一八”事变突然发生，曾给美国以相当震动，但华盛顿很快确定了对此事件的政策。在“九·一八”事件两年之前，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奇等人，主张蒋介石把东三省公开卖给日本，诚如蒋介石所了解的，美国的用意是要增强日本反苏地位，让日本与苏联冲突，美国可以两面取利，同时使日本集中力量经营东北，减少在内地对美国的阻挠，它可以单独处分中国内地。

等到“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以驻美大使为代表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商谈一项秘密谅解，日本提案为美国允许“不闻满洲事变”，日本则允许美国在中国“什么事都好商量”。美国政府知道这时再由蒋介石同日本作军事对抗绝非有利，把日本提案与两个月前美国自己对东北的政策相比，所不同的，是进一步能获得日本在形式上的承认，美国不如把历史上一切取得东北的计划完全放弃，换取日本去进攻苏联，再用苏联力量削弱日本，从而使美国最后攫得中国控制权。

美国这个做法，可说是“长线放远鹤”，够瞧的了。于是，美国对日本所提条件完全同意，只是附加一点：日本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不可以再往南进，以致妨碍了美国的权利，这个打算也就是两年之前美国出让满洲目的之一。

谅解成立后，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政策，便是彻底帮助日本占领中国的东北。

蒋介石完全懂得了这个道理，完全同意美、日这样处理。他透一口气：“我还以为日本进攻东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哩！”

蒋介石再注意美、日谅解后的各方面发展，只见美国执行这个政策的方法，首先是在国内由政策发言机关制造袒日论调，作为美国不干涉的理由。如《纽约论坛报》说：“日本军事行动为对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纽约日日新闻》说：“日本继承俄国在满洲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所公认。”

在国际间，美国拒绝英、法等国要求共同干涉日本的合作。9月22日，日内瓦方面提出建议，“国联”要派调查团到东北视察，美国立即予以反对，说“此种行动足以剌激日本国民的情绪，反使自由主义都陷于不利的地位。”英国在10月间通过“国联”作出一项要日本于11月16日以前退出满洲的决议时，美副国务卿凯塞尔在同月31日即表示：“美国在担保中国完整之条约下，不得不反对日本久占满洲；惟”国联“要求日本于11月16日以前退出满洲一事，美国并未附议。”这答复使蒋介石更明白：“美国不赞成日本自东北撤退。”

当时悲愤填膺的中国人民，只看到日寇的铁骑纵横，几乎没有注意到华盛顿与东京之间的“暗盘交易”。其实，当时美国是要“阻止国联对日行动切勿操之过激”，同时“反对施用经济制裁”。在中国，则指使蒋介石不准对日本抵抗；在蒋介石，则指使他的军队不准向日寇还击，而把军队投入“围剿”前方。

但全国人民热血沸腾，国民党内部文武百官也不乏爱国之士，三军士兵更多抱枪痛哭，不满现状，愿意流血沙场，不肯成年内战，蒋介石于是大声疾呼，不过不是为抗战而大声疾呼，而是这个样子叫喊的：“对于日本的侵略，我们要采取逆来顺受态度！”

这是9月23日他在南京市党员大会上的讲演词：“全国军队对日军应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也一致告诫，务须坚持严肃镇静之态度！”“我们不能还手！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

这又是蒋介石当时逢人便说的话。蒋介石把美国教给他的不抵抗主义，已经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美国真实政策既如此，表面上只得表示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于9月25日照会日本及南京政府，要他们“和平解决”。直到11月26日，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通知美国，日本准备进攻锦州。27日即开始军事行动，这时史汀生才“略表惊诧之意”，且认为日本“有违诺言”，破坏了美国谅解。同日，向日本发出一个劝告，说美政府“对此殊为关切”。日本不理会，美国乃联合英、法于12月23日由福白斯送一个比较强硬的通牒给日本政府。但日本的答复是四个大字：“断不服从！”日军终于1932年1月2日占领锦州。美国史汀生于同月7日向中、日两国发出一个有名的“不承认主义”照会：“最近锦州方面之军事行动，业将1931年9月18日以前中华民国政府在南满最后存留之行政权破坏无遗。……凡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表所订之任何条约或协定，足以损及美国或其人民在华之权利，……美国均无意承认。”

华府这个“不承认主义”照会，显然并非违反它的既定政策来反对日本占据满洲，而是要实现它的既定政策催促日本进攻苏联，且不要再向南发展。就在史汀生发出上项照会的第二天，美国务院另外发表的一个补充宣言里解释得更清楚：“……（一）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权利；（二）美国不拟过问日本任何解决事件，惟此项事件，不得破坏美国权利。……”

这就是美国“不承认主义”的精微奥妙作用，自然是美国反苏与控制中国结合更典型的例子。

成立抗日救国会

一曲令人断肠的《松花江上》，将“九·一八”后进入关内的东北人那种背井离乡的苦痛及盼望回到家乡的心情反映得淋漓尽致。

在那成千上万涌入关内的东北人中，有不少是在东北有头有脸的人物——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会长、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辽宁省商务会会长金哲忱、辽宁工会联合会会长卢广绩、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会长车向忱、辽宁省农会会长高崇民。这些人到了北平以后，先后来到了张学良为接待东北来北平人员特开的、位于北平刑部大街的奉天会馆。

奉天会馆里的人们虽然没有像其它百姓一样流落街头，但他们的心情却与那些平民百姓是一样的。他们去找张学良，但得到的回答不过是“听从中央指示”和“依靠国联”以及要“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而已。

张学良这样的回答使他们感到很失望。他们纷纷表示：蒋介石不抵抗，我们应该表明态度，特别是我们东北人民，不应缄默。于是，在“九·一八”枪声刚刚响过9天之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这一自发的民众团体，未经任何人的批准在北平奉天会馆宣告成立了。出席成立大会的五百多人个个义愤满腔，从不轻弹的男儿泪、名流们轻易不出口的“妈拉巴子”和一张张因过分激动而涨红的脸充斥了整个会场……

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委的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杜重远、霍维周、熊飞、王化一、彭振国等9人，用东北话说都是“茬子”。

首席常委阎宝航，字玉衡。1895年4月6日生于海城县小高丽房村一个贫苦农家。因家里穷，他很小就开始给有钱人放猪，到14岁时还没有上学。但他却有很强的求知欲，常常在空闲时到村里的私塾窗外旁听，并能根据旁听到的知识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他的聪明好学感动了那位好心的老师，他认为阎宝航将来肯定是个“人物”，于是破例允许他免费入学。

后来事实果然证明了那位私塾先生的先见之明，阎宝航不但在学业上很有成就——先是考入了奉天高级师范学校，后又留学于英国爱丁堡大学，而且积极参加那些事关国家社稷的社会政治活动——在奉天读书时，他是学校里反袁斗争的核心人物；后来又创办奉天贫儿院、组织德育演讲、提倡新文化运动、出版发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常识半月刊》、出任辽宁省拒毒联合会会长，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次会议上揭露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田中奏折》……现在，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阎宝航勇敢地承担起了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的重任。

高崇民，名建国，1891年生于奉天开原县一个名叫靠山屯的小村子里。1909年，他从奉天省立农业学校毕业，1911年在奉天加入同盟会，1914年考取了开原县公费赴日留学生，入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袁世凯称帝后，高崇民回国参加倒袁运动。1919年，他毕业回国在北平《正言报》当编辑。高崇民虽然在日本留过学，但他并不亲日。1922年，他在东三省民治促进会工作时，曾发表文章强烈反对日本续租旅大，因此他被省长王永江驱逐出境。当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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