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楠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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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第九卷）试读：
近代史（公元1912~公元1949年）
龙云与胡若愚云南之战
1927年6月至1929年底，滇系军阀龙云与胡若愚等人为争夺在云南地区的统治权，在本省内进行的一次长期混战。
1926年下半年，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顺利进展，滇、黔、川等西南地区的军阀纷纷易帜，拥护北伐，可是西南地方的军阀头面人物唐继尧，不仅没有与广州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反而进一步加紧了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勾结，加紧反共反革命的活动。在大革命高潮来临之际，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唐继尧，遭到了拥护北伐部属的反对。1927年2月6日，驻守云南的四个镇守使龙云、胡若愚、张汝骥、李选廷，打着拥护北伐旗号，发动了倒唐的“二六政变”。唐继尧倒台以后，虽然成立省务委员会主持云南政务，但难以协调各派的不断纷争，形同虚设，因而，在云南出现了权力的真空。为了争夺权力，滇系军阀之间又展开了激烈的矛盾冲突。
在发动“二六”政变时，龙、胡、张、李四个镇守使，名义上都拥有1个“军”的番号，实际上兵力都不足为“军”。龙云、胡若愚各有二个旅；张汝骥虽然也号称二个旅，实则兵力不足三个团；李选廷则兵力更少，只有一个多团的兵力。唐继尧有近卫军四个旅，计八个团。在“二六”政变后，八个团为龙云、胡若愚平均收编。因此，龙、胡两人又兵力相当，各霸一方。张汝骥虽然也参加倒唐事变，但因听命于龙、胡二人，又因力量稍弱，没有收编唐部，心中感到不快；李选廷自知力弱，虽想投机，又力不从心，甘愿退出，不过其态度倾向胡若愚。结果是龙、胡之间首先展开了权力之争。张汝骥因对龙不满，故与胡联盟，进一步壮大了胡的力量。4月18日，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后，龙、胡、张均以个人名义派员向蒋介石政权疏通关系。此时的蒋介石尚未插足到滇系军阀之中，为了在滇系军阀中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蒋在表面上似乎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让龙、胡、张3人互相制约、争斗，自己则在暗中进行挑动。
1927年6月14日凌晨，胡若愚与张汝骥达成协议：许诺驱除龙云后，胡、张二人主持云南军政。遂派出大队人马，突然包围了龙云在昆明翠湖边的私人官邸。龙云尚在梦中，仓皇惊醒，想组织反抗已经来不及了。龙云约250人的卫队被胡部解除了武装，龙云见反抗无望，便企图从后门逃走，但是住宅四周已被团团围住，龙云困守在官邸中正在待机求援，胡部的炮兵向龙云住宅开炮，弹片四飞。一块弹片打在玻璃窗上，炸碎的玻璃片恰巧飞进龙云的眼中，结果使龙云这只眼终生失明，成了“独眼将军”。龙云见逃走无望，求援无门，只好投降。胡若愚命令部下做了一个铁笼子，将龙云囚在其中。
龙云的妻子李培莲和其家里的人到法国驻昆明领事馆避难，法国总领事卢希比出面调停，提出4项条件：一是龙云自动下野，部队交省府善后；二是龙云暂移法国领事馆，随后携家眷经越南转赴日本考察；三是同去日本的翻译，由省府任选；四是龙云在日本考察期间，省府酌予补助经费。但是，龙云不愿进领事馆做难民，也不愿到日本考察。同时胡也不愿以这样的条件调停。
在6月14日凌晨，胡发动对龙云事变的同时，龙在昆明的部队及其他一些将领也遭到了胡部的突然袭击和围捕。当时，龙在昆明的部队主要驻在北较场。事变发生时，在龙部团长高荫槐带领下突出胡部的包围，向富民方向撤退。龙云的主要将领卢汉、孟坤等人在家中听到枪声后，也急忙逃出昆明，先后到达禄丰、元谋，辗转找到高荫槐。因此，在胡若愚发动的“六.一四”事件中，龙云虽然被囚，但龙部的实力并未受到多大损失，这就为龙云部以后东山再起，留下了资本和基础。
奇怪的是，蒋介石在龙云被囚禁的当天，南京政府又发出命令，任命龙云为三十八军军长；胡若愚为三十九军军长；张汝骥为独立第十八师师长。蒋介石的这一举动，又加剧了滇军内部各派势力之间的权力争夺。
胡虽然囚禁了龙云，但迫于各派滇系势力的声援和强谏，未敢加以杀害。龙云所部乃推出滇军元老胡瑛暂代三十八军军长，指挥部队从滇西向昆明反攻。7月上旬，祥云一战，胡、张部不支败退昆明。龙部乘胜逼近昆明。在龙部重兵压城的逼迫下，胡若愚挟持龙云向昆明以东撤走。胡在撤退时，托部下周钟岳守城处理军政公务，并叮嘱三事：一、尊重省务委员会及地方公意，相机移师滇东，以免扩大战祸，请三十八军尊重和平，勿事追击；二、张汝骥被困禄丰，杨瑞昌（胡部旅长）部驻扎蒙自，请三十八军勿再与为难，胡部亦保龙云的安全；三、俟张、杨两部集中后，略事整顿，即参加北伐，请后方能及时补充饷械。胡若愚挟带龙云退到昆明东郊大板桥后，恐三十八军尾追，乃与龙云签订了“板桥协议”后，礼送龙云返回昆明旧部。
龙云回到昆明后，于8月13日出任代理省务委员会主席，改组了省政府，清除了一帮与胡、张有联系的政客。由于龙云毁约，驱赶胡、张旧部友好，又引起新的矛盾争端。胡、张自感兵力不足，难以向龙云部发起进攻，便与四川的刘文辉、贵州的周西城相联系，重新向昆明反攻。从9月底至10月初，龙与胡、张二部在曲靖地区发生激烈战斗，双方对峙长达四十多天。这时，驻在滇西的唐继尧旧部，又趁昆明城防空虚，曲靖战事紧张，直捣昆明。龙云被迫从曲靖撤军回救，方解昆明之围。
1927年冬，胡、张再求援于川军，向昆明进军。龙云率部据城固守，胡、张二部久攻不下，由于弹药、给养缺乏又缺少攻城重武器，于1928年初便撤离昆明之围，再寻战机。龙云几次与胡、张二人交锋，以谋略和实力取胜，受到了蒋介石的看重。1月17日，蒋又通过南京政府正式任命龙云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四天以后，又任命龙云为第十三路总指挥。由于蒋的支持，龙云在云南的实力大增，地位上升，使胡、张二人不再敢轻易起兵反龙。但是龙与胡、张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胡、张二人暗中发展与龙云抗衡的势力，准备与龙云再战。同年秋，贵州局势发生变化，黔系军阀内部李和周西城之间发生战争，龙应李求援派出大部兵力，开进贵州。乘机报黔军周西城部支援胡、张二人反龙云之仇。1929年初，蒋桂战争期间，龙云被蒋介石任命为讨逆军第十路总指挥，率兵深入贵州，与李联合向与桂系有关联的周西城发动进攻。5月底，周西城战死，李入主黔政。正在这时，昆明战事又起。胡若愚、张汝骥二人趁龙云率部在贵州之机，再度率兵逼近昆明。龙云接到昆明战事吃紧的消息后，急忙率部回援，在昆明外围两军又大战一场。龙云采取了诱敢深入的战法，故意以劳师远征，不堪再战，将胡、张部引到碧鸡关附近，依托有利地势，一举大败胡、张部。胡、张二人率残部退往金沙江畔，在华坪、永北一带暂住休整。
龙云为了乘胜解决胡、张势力，以绝后患，一面笼络当地彝族土司，帮助建立武装，拨发弹药，与胡、张部进行武装对抗，一面派军渡过金沙江，绕道江北从后面包抄胡、张部。胡、张部虽经顽强抵抗，但终因兵力不足，缺少援助和给养，于1929年底以失败而告终。胡在战败后化装只身逃走，张汝骥被龙云俘虏后，因不肯合作为龙云所杀。至此，龙云与胡若愚长达三年的云南之战遂告结束。
冯玉祥与张宗昌河南之战
1927年10月至12月，冯玉祥率西北军与奉系军阀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在河南的兰封、考城一带地区进行的作战。
1926年8月，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南口大战失败后，主力部队受到严重损失，重武器丢弃殆尽，尚存10余万人向西北方向退却。1927年夏，冯玉祥占领郑州，开封后，又面临着极其不利的形势。张作霖强大的奉军正虎视于北，号称30万的张宗昌直鲁联军，盘踞在陇海线上随时可西上。此时，冯玉祥的同盟者国民党正在进行混战，李宗仁为争夺两湖地盘与唐生智开战；张发奎回师广东向李济深夺权并与黄绍竑开战。因此，蒋介石、李宗仁都在为各自军事集团的利益整军备战，已无力再出兵北伐。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为摆脱困境，以直隶、京津地盘为饵，争取阎锡山与自己结成同盟，于9月初对奉军开战，以解北方之忧，冯部则可集中兵力对付张宗昌的直鲁联军。
阎部对奉开战后，初期作战进展顺利。张作霖为解除后顾之忧，集中奉军全部兵力于10月中旬开始反攻，阎部抵挡不及，至11月退守雁门、蔚州、井陉几个关隘，奉军直逼山西境内，太原岌岌可危。冯玉祥为援助阎锡山保住山西地盘，迎接国民党军北伐，于10月中旬兵分三路，以第十八军军长鹿钟麟为右路军总指挥，率第十、第十八、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七军；以第六军军长韩复榘为中路总指挥，率第五、第六军和骑兵第二军；以第三军军长孙良诚为左路总指挥率第三、第四军和左路军左翼第二十三、第二十六、第二十八军对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展开攻击。由于冯部多系入豫后收编的一些杂牌军，战斗力比较弱，因此，在与直鲁联军的作战中，一开始即陷于不利的境地。10月13日，冯玉祥部与张宗昌部在马牧集交战，开火后不久，冯部左路军左翼刘镇华部即有梅发魁、姜明玉、憨玉珍三个师叛投张宗昌。这些叛军截断了陇海交通，使冯部阵线陷于困境，前线各军纷纷溃退至皖北一带。右路军总司令鹿钟麟只好率前卫部队绕道鹿邑、柘城退回开封。直鲁联军在叛军的相助下，连占归德、民权、兰封、考城，前锋直逼开封。冯玉祥为击破当面之敌，重新调整兵力部署，将其主力孙良诚的第三军和马鸿逵的第四军布防于杜良寨、杞县间；将石友三的第五军布于杞县城东；鹿钟麟的第十八军集结于杞县、太康之间；刘镇华剩余的五个师布防于考城，以防御张部刘志陆的第十三军、潘鸿钧的第二十四军和郑大章的骑兵部队，向归德以东迂回袭扰敌人的后路；韩复榘的第六军和孙连仲的两个师集结于开封、郑州一带为总预备队。10月23日，张宗昌部沿陇海铁路西进，与冯部守备部队在正面发生激战。26日起，自黄河南岸至杞县100公里的战线上，冯、张两部主力展开全面决战，战斗异常激烈，短兵相接，昼战夜夺。27日，韩复榘军投入主战场进行作战，30日拂晓与石友三军并力进击，一举攻破直鲁联军在杨固集的阵地防线。11月1日，孙良诚军攻克兰封，铁路正面之敌也被击溃。2日，孙军又进占内黄。3日，分头向归德、考城追击溃敌。5日，韩复榘军和庞炳勋军攻占归德。6日，石友三军追逾马牧集；鹿钟麟军回兵归德。包围考城的刘志陆军、潘鸿均军等，直鲁联军见势不妙，仓皇退走。冯部各路军乘胜截击，俘直鲁联军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另缴钢甲火车5列、大炮40余门。是役，为冯部出潼关以来俘获最多的一次大胜仗。
兰封之战结束后，张宗昌为避免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决定在何应钦率领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未渡淮河前，集中优势兵力，击破冯玉祥的西北军。张宗昌坐镇徐州，以鲁军首领褚玉璞为前敌总指挥；以第十三军军长刘志陆为右路总指挥，率第十三、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军和第一、第二、第三挺进军，共5万余人由城武、单县进攻考城，直取开封；以第六军军长徐源泉为中路总指挥，率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十五军，共5万余人沿陇海路正面向西推进；以第二军军长张敬尧为左路总指挥，率第二、第八、第二十六、第三十、第三十二军，共约3万余人由夏邑向杞县、太康挺进。
冯玉祥为防御直鲁联军的进攻，在兰封大捷后，即把出击到归德、砀山的部队撤回，以集中兵力，缩短战线；将孙良诚的左路军集结于兰封以东、黄河以南地区；将石友三部防守杞县东北地区；鹿钟麟部除留少数部队守防归德外，主力撤到太康、杞县待命；韩复榘部控制郑州一带；为加强防御力量又调刘汝明部出潼关东进，警备陇海路沿线。
11月16日，张部刘志陆率军首先向驻考城的冯部刘镇华军发动进攻。激战3日，刘镇华军撤退至考城西瓜营一线，刘志陆率部继续西追，攻势甚猛，形成孤军冒进之势。但此时徐源泉、张敬尧两路因在兰封之战中曾受重创，均畏战不敢急进，这就为冯玉祥各个击破直鲁联军提供了有利条件。冯首先严令刘镇华、马鸿逵两部在正面顶住刘志陆右路军的猛烈攻势；然后以孙良诚军的吉鸿昌师，向考城以北迂回攻击；以梁冠英师由定陶切断直鲁联军的后方联络线。24日，孙良诚开始攻击，将刘志陆部包围于考城一带，经五天激战攻克考城，击毙其第二十四军军长潘鸿钧，俘旅长以上军官4人及官兵2万余人，缴获枪万余支。孙军乘胜直追，又攻克菏泽、单县，将直鲁联军第二挺进军围困于曹县。至1928年1月19日，攻克曹县，挺进军军长、原叛军师长姜明玉自杀。
在此期间、韩复榘、石友三、鹿钟麟各部同时向当面之敌发起进攻。至12月1日，韩复榘部占领砀山，3日进迫徐州城下，占领陇海车站，切断了津浦路，将张宗昌、孙传芳部围困于徐州城内。石友三、鹿钟麟、庞炳勋等军也先后到达徐州外围的卧牛山、二十里铺、三堡车站。这时，何应钦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也临近徐州。为迎接沿津浦路北上的何应钦中央军，冯玉祥抽调刘汝明军迅速肃清陇海线的土匪，同时又令各军沿途策应何部入徐作战。12月14日，何部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团赶到徐州外围，与冯部会合。何、冯即率部分路向孙传芳、张宗昌守徐州的部队进行攻击。激战两昼夜，于16日晚孙、张率残部北逃，徐州克复。至此，冯玉祥与张宗昌的兰封、考城之战遂告结束。
冯玉祥与张宗昌的兰、考之战，是西北军与奉系中的直鲁联军进行的最大一次决战。在这次大战中，冯玉祥以劣胜优，以少胜多，化被动为主动，赢得了作战胜利的主动权，其主要经验有以下几点：一是能够纵观全局，结盟御敌，调动阎锡山从北面与奉军作战，减轻了来自北方的军事威胁，避免了两面受敌作战的困境，转而集中兵力对付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使其较好地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二是在指挥作战中能够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灵活用兵。当马牧集初战失利后，及时调整兵力部署，缩短战线，集中主要兵力与正面战场，采取一路突入、四面围攻的战法，取得了兰封大捷，挫败了敌进攻的锐势并给敌以重创，为以后作战奠定了胜利的基础。三是把握住有利战机，谋形造势，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直鲁联军。在考城之战中，针对敌刘志陆部孤军冒进的情况，采用攻放结合、前后夹击的战法，将敌主力围困于考城一带，为最后夺取作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张宗昌在是役中先胜后败的主要教训就在于战前谋事不足，各路协调不够统一，形成一路孤军冒进，被冯就抓住战机，各个击破，导致最后失败。
龙潭之战
1927年8月下旬，直系军阀孙传芳乘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汪清卫对峙之机，为夺回在北伐战争中失去的地盘和势力范围，与国民党政府军在京沪路的龙潭车站附近进行的一次大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于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蒋记的“国民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相抗衡。这时，北方仍有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府和退守河南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残余武装。由于在江南出现了“宁汉对峙”的局面，在中国又出现了南京、武汉、北京三权鼎立的形势。但是，由于北伐战争的沉重打击，北方的奉系军阀处于守势，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为争权夺利展开了激烈争斗。武汉国民政府以唐生智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并令其由郑州回师武汉，会同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准备东征讨蒋。南京国民政府方面也在积极整军备战，把在鲁南的桂系第七军李宗仁部调回安庆、芜湖之间准备对付沿长江东下的张发奎部和唐生智军。令设在南京的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率队担任镇江至南京的江防任务，封锁了长江上游的马当、华阳、东流、安庆等处，昼夜巡梭。
7月15日，汪精卫又发动反革命政变，国民党新、老军阀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础上开始合流，但蒋、汪之间的权利之争仍非常激烈。由于国民党内部各派势力的极力反对，蒋介石于8月14日被迫下野，宁方也坚决要求汪精卫下野。此时，败投奉系的孙传芳则趁机组织安国军，在张作霖的支持下，图谋恢复江浙地盘，准备向国民党军发动反攻。孙传芳部下辖五军，在夺取徐州后，兵分三路准备再渡长江，继续向南进军。与此同时，奉系东北舰队“海圻”、“肇和”、“威海”等大型舰船，搭载飞机及兵员自青岛南下，以牵制国民党军驻在长江下游的兵力，配合孙传芳的安国军渡江作战。孙传芳大军临近长江北岸后，面对大江前横，难以飞渡，制定的渡江作战计划非常慎重和秘密，渡江地点的选择，以在龙潭车站对江偏东的大河口为主要抢渡地点，以浦口和扬州二处为次要渡江地点，另设镇江、下关等几处地点实行佯动，以吸引国民党军的部分兵力，为抢渡长江，围攻南京创造条件。
国民党南京政府，在孙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为了摆脱困境，急于同汉方合作，遂放弃了要汪精卫下野的要求，并派桂系将领胡宗铎前往武汉，迎请汪精卫、谭延闿等人到南京办公。由于宁方妥协，汉方响应，宁、汉合作成功。8月20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汉方要员前往庐山与宁方代表胡宗铎面商，并电请宁方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要员前去参加会议。李宗仁遂于22日乘“浚蜀”号兵舰到九江赴会。两北军冯玉祥派代表刘骥也参加了会议，协商宁、汉统一合作大计。会议作出两项决定：第一，武汉政府于9月3日以前迁往南京，与宁府合并，武汉改设政治分会；第二，武汉东征军，以程潜的第六军开往南京以西，协助李宗仁的第七军作战；第十二军的陈嘉祐由江西进入安徽，会同刘兴的三十六军、何键的三十五军向安徽北部出击，协助宁方肃清津浦线南部之敌。
在此期间，张宗昌由山东到北京，用孙传芳部南下的胜利诱惑张作霖出师南征，张作霖接受了张宗昌的建议，决定在北、中、南三方面同时展开对国民党军的作战。在河北威迫阎锡山部；在河南进攻冯玉祥部；在津浦线，由孙传芳全权指挥，奋力南进，并派渤海舰队南下，助攻吴淞口，以壮孙部渡江声威。8月18日，孙传芳下令进入浦口的炮兵向对岸的海军舰船开炮，并对狮子山炮台猛轰，实施佯攻，以牵制对岸海军，调动蒋、桂军队，实则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在大河口强渡。对岸舰炮进行还击，双方炮战历一小时左右始息，随后，孙军一部循运河南下，布兵于扬州、仪征之间。浦口炮战，揭开了龙潭之战的序幕。
8月24日，孙传芳根据蒋、桂军兵力部署尚未就绪，南京城兵力空虚，国民党军政大员在九江开会的有利时机，部署了渡江作战的任务，调整了兵力部署：以第十师师长郑俊彦为第1路总指挥，率第三、第七、第十、第十四师；以第十三师师长刘士林为第二路总指挥，率第四、第八、第九、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师；以江苏第三师师长马玉仁为第三路总指挥，率本师，兵分三路由浦口、大河口、扬州三处渡江。以主力郑俊彦、刘士林两路，直取南京；以马玉仁部切断沪宁线，侧应夺取南京战作。25日，郑俊彦部分乘民船在大胜关偷渡，适逢李宗仁自九江参加宁汉合作会议后，陪同谭延闿、孙科乘浚蜀号军舰返回南京，途经乌龙江附近时发现江面上有大批部队乘船渡江，感到很奇怪，经用旗语询问，对方竟不作回答，李宗仁判明是敌军在偷渡，即下令开炮轰击。这时陈调元也乘兵轮由南京去芜湖，见浚蜀舰与民船互相交火射击，判定是在与孙部渡江队伍作战，遂率部直接参加作战。海军司令陈绍宽也急忙派“楚有”、“楚谦”等舰前往助战，经过一番猛烈舰炮轰击，郑俊彦偷渡的队伍因乘民船过江，火力不支，被浚蜀舰和陈调元部击退。是日晚，江上浓雾弥漫，孙军又于划子口、大河口等处乘黑夜在乌龙山、燕子矶一带偷渡成功，立刻占领乌龙山。
李宗仁、谭延闿回到南京后，立即命令一周前入卫南京的嫡系李明瑞师、陶钧师、胡宗铎师沿南京江面布防；同时命令驻京沪线及淞沪的何应钦、白崇禧率第一军的五个师急速增援南京。
8月26日拂晓，孙部第二路军的第九师，在师长段泽承的指挥下，乘江面大雾，又在正面抢渡成功。接着第八师、第十三师在师长崔锦溎、刘士林的指挥下也随后渡过长江，对南京外围的栖霞山、南北象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进行猛烈攻击。守军第一军陈继承的第二十二师，是由预备第二师新编的部队，战斗力很弱，经过近一天的激烈战斗，即被孙部突破南京外围阵地。孙部随即攻占了龙潭车部和附近高地，与先期占领乌龙山高地的部队连接成一线，切断了京沪路。27日，孙部上官云相、马宝珩、陆殿臣的第四、第十一、第十二师也渡过长江，加强了孙部攻城的力量。
经过了两天两夜的苦战，孙军的第二路军各师虽然渡江作战取得了成功，但由于战场情况的变化，也使孙部受到了意外的重大损失。原来，国民党军海军司令杨树庄在孙军渡江作战前已被孙传芳收买，答应在孙部渡江时海军采取中立态度，不料杨树庄在渡江前又被国民党军重新控制。当孙部渡江时，派出舰队在江面上往来游弋，用重炮轰击孙部渡江的船只，使猝不及防的大批孙军未及过江便船翻人亡，毙溺江中。面对这种情况的变化，行伍出身的刘士林不知所措。于27日晚在龙潭车站召集各师师长参加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对策，第四师师长上官云相主张集中全力攻取镇江，这样既可乘胜夺取上海，也可在失败时由镇江北渡，据守扬州。第十一师师长马宝珩则主张沿当年驱赶杨宇霆的老路进攻南京，直取国民政府老巢。上述两种不同意见争执不下，虽经彻夜商讨，但刘士林未能及时做出决择。
27日拂晓，李宗仁指挥桂军的三个师，由西面反攻栖霞山；何应钦指挥第一军与五个师由东南两面进攻龙潭车站。由此，国民党政府军和孙传芳的联军在南京外围展开了激烈的搏斗。30日清晨双方为争夺黄龙山、青龙山等制高点都几移其手，进行了反复的肉搏。海军第二舰队诸舰自江面列阵向孙军齐射。孙军也在高地架设大炮向舰队猛轰，双方弹如雨下。蒋、桂军在海军舰炮火力支援下，沿着龙潭车站和栖霞山之间的江岸向孙军发起攻击，渡过江的孙军死伤遍地。孙传芳亲到龙潭督战，令江北炮兵向国民党军猛轰。从早7时起，历时三个多小时，双方炮击不断，战况尤为激烈。由于孙军顽强抗击，蒋、桂军几次进攻受挫，战场多次出现危急。国民党政府军务师将领亲临前线作战，何应钦部第一师师长刘峙头部受伤也不下火线，率部拼死力战；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背水而战，在水中指挥战斗；李宗仁部副军长夏威、第一师师长李明瑞、第二师师长陶钧等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因此，国民党政府军在作战中士气旺盛，无人退却。由于南京外围交通便利，第十四军、第十七军、第四十军、第四十四军分别在其军长赖世璜、曹万顺、贺耀祖、叶开鑫的指挥下，均迅速调往南京投入龙潭战场。孙传芳部在龙潭遭到国民党猛烈反击的第三天，第二路总指挥刘士林弃军逃走，各师师长也丧失作战取胜的信心，纷纷弃军逃回江北。此时，孙部盟军张宗昌部被沿陇海路西进的冯玉祥军所牵制，无法抽调部队去援助孙部。战至8月31日，渡江的孙部第2路军死者两万余人，由于伤亡惨重，无法继续抵御蒋、桂军的进攻，全线动摇，溃逃到江边，可是归路又被海军截断，遂麋集在堤岸后面的芦苇丛中摇动白旗，缴械投降。被俘者近两万人，残部万余人分乘小船或泅水逃向江北。此役，孙部6万多人的武器装备，全部弃失，国民党政府军则利用所获装备，将何应钦的第一军扩编为二个军；将李宗仁的第七军也扩编为二个军。龙潭之战，以孙传芳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龙潭之战，在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中，时间虽然较短，但战况空前激烈，尤以国民党军陆海协同作战，更为有着其明显特点。宁、汉双方协手作战，一举击溃孙传芳部，使南京转危为安。蒋、桂军在龙潭之战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一是在大敌当前，能够捐弃前嫌，互相妥协，为抗击孙传芳部结成统一联盟，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二是，在作战中，战略部署得当，能够根据孙军进攻的具体情况，适时调整兵力部署，加强重点防御。三是充分发挥了陆海协同作战的力量，根据渡江作战中的特点，以海军的优势和便于机动的长处，封锁江面，给渡江作战的孙军以沉重打击，削弱了孙军的有生力量，为陆上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四是官兵在作战中英勇顽强。特别是蒋、桂军中的各级指挥官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在危险时刻，冲锋在前，受伤不下火线，为鼓舞士气，稳定军心，取得作战的胜利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孙传芳安国军的失败除了发动这场大战的私利之外，主要在于作战谋略运用不当，虽然战前计划周密，用兵诡诈，但在具体作战中却未能得到认真落实。特别是对国民党海军的策反未能如愿，却未能及时采取对策，导致渡江未果却遭受海军沉重打击，这不能不说是孙军龙潭作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各路协同不好，三路大军渡江作战，结果只有第二路渡江南进，孤军作战。在作战成败的关键时刻指挥官之间的意见又不能统一，丧失了集中全力攻取镇江，以保进退有路的有利战机。而在败局未定的情况下，总指挥临阵逃脱，各师将领也弃兵逃走，使部队无人指挥作战，最终导致了龙潭作战的失败，使直系军阀孙传芳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宁汉战争
1927年10月至1928年2月，南京国民政府西征讨伐唐生智时双方动用陆、海军，协同行动，在长江中下游流域进行的一场军阀混战。
1927年8月底的龙潭之战，虽然促进了宁汉合流，改组了南京国民政府，组成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但是，由于宁汉双方互相争权夺利，不仅没有解决新老军阀之间的矛盾纠纷，反而在龙潭之战胜利后不久，又爆发了宁汉战争。
龙潭之战结束后，唐生智所属的第三十五军何键部、第三十六军刘兴部，根据唐的部署，率部沿江节节东下，进踞安庆、芜湖等地，将原驻防的桂系李宗仁部取而代之，势力范围扩展到坐拥湖南、湖北、安徽三省，唐的声势一时更为显赫。汪精卫为争取与南京政府的抗衡势力，在返回武汉后，根据8月间汉方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作出的决议，于9月21日授意唐生智正式成立“武汉政治分会”，并以此与南京国民政府特别委员会分庭抗礼。中央特别委员会则根据关于取消各地政治分会的决议，以统一为名，命令取消武汉政治分会。唐生智对南京的命令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向特别委员会作出挑战。9月28日，武汉政治分会通电全国，否认中央特别委员会与中央执委会有同等权力，指责南京特委会代行中央职权，汉方与特委会产生的政府只能是有限的合作。唐生智的所作所为，激怒了南京国民政府，对来自武汉方面政治和军事上的挑战，南京方面也采取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两面作战的方针。特别是桂系，在安庆、芜湖的势力范围被唐取代后早已心怀不满，便以此为由，于10月19日，在桂系军阀的操纵之下，南京国民政府命令讨伐唐生智，宁汉之间战事又起。南京国民政府在下达讨唐令后，任命程潜为第四路总指挥，率江左军沿长江南岸攻击唐军；李宗仁为第三路总指挥，率江右军由江北入安徽西进；密令朱培德为第五路总指挥，准备在江西策应，夹击唐军；另由何应钦、白崇禧分别率领第一、第二路军在津浦路上对奉系军阀取守势，掩护主力西征讨唐，兵分三路，向武汉进军。
面对南京方面在军事上的强大压力，唐生智打算对抗到底。10月21日，唐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断绝关系。22日又以武汉政治分会名义发表宣言，正式否认中央特别委员会，提出武汉政治分会所辖各省党务、政治、军事完全独立。唐虽然在政治上态度很坚决，但在军事上却难以抗御西征军的压力。此时，南京国民政府掌握了海军的主要兵力。根据讨唐战事的需要，海军主要协同江右第六军程潜部和江左第七军李宗仁部向西进攻，沿江而下直捣武汉。程、李两军指挥部分设在招商局的“江顺”、“江裕”两艘商船上，随同海军沿江西进。10月19日在海军出航前，南京军事委员会向海军司令陈绍宽发出如下命令：一、敌第三十六军受我军之压迫，已自17日起，陆续自芜湖向繁昌、大通方向撤退；二、国军以肃清皖境之目的，令第三、第四两路总指挥统率所部，由江北江南分道进兵，以期各个击破敌之第三十五、第三十六两军。我第三路军本日已到达含山、和县之线，继续前进中。我第四路军已限于22日以前到达三山镇、南陵、泾县之线集结后，即分向大通、贵池、安庆南岸进攻，明日第三十七军进入芜湖；三、贵司令应督率舰队与友军协同动作，且限于明日上驶至芜湖上游，并派遣军舰一、二只，乘黑夜径驶至大通附近，截击由大通渡江北去之敌第三十六军，为我第四路军所各个击破。
陈绍宽接到上述命令后，即率第二舰队“楚有”号旗舰，并“永健”、“永绩”、“楚同”、“江贞”等各大舰编队西进。10月21日上午，先有“楚同”、“永绩”二舰先行向上游巡弋，并侦探两岸唐军情况。下午，旗舰“楚有”号带舰队主力兼程上驶，至东西梁山时，舰队合编，一同向芜湖进发。
驻芜湖的唐部第三十六军原本打算在东西梁山一带江面上敷设水雷，以封锁陈绍宽的舰队西行，见陈的舰队骤至，来不及布雷便仓皇西遁，留下芜湖一座空城，海军当晚不战而下芜湖。10月22日，陈留下“楚同”、“永绩”两舰在芜湖维持治安，其余各舰继续西上。“永健”、“江贞”二舰任前锋，驶至荻港时遇到唐部的水兵正在岸边集结，即开炮轰击，舰上各种火力也一起进行射击，唐部水兵纷纷向内陆逃去，“江顺”号炮舰及“衡源”号火轮弃之岸边被招降。随后，陈又率舰队溯江而上，在顺安镇、刘家渡、大通等处虽遇有唐部的抵抗和火力封锁，但在舰炮火力的打击下，唐部守军不敢出面应战，只好望江兴叹，舰队于23日拂晓顺利逼近大通。
大通是唐军重点守备的江边要塞，该处备有水雷多具布设港内，并在岸边高地架设大炮，并分派“楚振”、“浚蜀”、“江平”、“江通”、“江寿”等舰布防江面，以图抗御西征军的水面进攻。但因唐部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军同时遭到李宗仁和程潜所率部队的攻击，正在步步西退。由于唐部连连败北，军心已涣散，因此，刘兴部守大通港的水、陆军见陈绍宽率舰队驶来，未及交锋便逃离而去。陈率海军遂又不战而进大通，俘3000多人，缴枪700余支、铁壳船2艘、木质船11艘。当刘兴部败走大通时，为了装载军队和装备，扣留了招商局的客轮“江华”等船，将乘客尽行驱向岸上并趁机抢掠乘客财物，使3000多名乘客枕籍于途，后由“楚同”舰及“风浦”、“华点”二轮运往芜湖。24日，第二舰队进驻大通；25日占领安庆；27日收复华阳；30日舰队进逼武汉的门户龙坪、武穴一带。唐部在龙坪、武穴，沿岸埋伏炮位，江面敷设水雷，并派“楚振”舰率炮艇数艘由武穴直扑而下，企图诱使第二舰队驶入其水雷地域。11月3日始，双方在江面上鏖战，战事延至6日，第二舰队始下龙坪，7日，时至武穴。“楚振”舰中弹逃遁。
蒋桂战争
1929年3月至6月，国民党南京军阀蒋介石与广西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为争夺在湖南、湖北、广西地区的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1928年间，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在西征唐生智和北伐奉张的过程中，白崇禧部进驻华北，黄绍竑部占据广西，李宗仁率第四集团军驻防武汉。同时，与桂系关系密切的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又大力支持桂系。桂系势力的急剧发展，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于是，蒋介石决心铲除桂系的势力。
1929年初，蒋介石在全国编遣会议上，采用“削藩”策略，排除异己，削减其他各派军阀势力的企图失败以后，便积极策划使用武力来消灭异己。蒋介石当时心目中的劲敌本是冯玉祥，但因冯的实力较强，割据的西北地盘又连成一片，特别是对冯玉祥部下的收买瓦解工作尚未奏效，因此一时难以下手。而此时的李宗仁部，不仅兵力较小，而且兵力分散，从广东到冀东摆成了一字长蛇阵，大部分部队又是收编的唐生智湘军，蒋介石对桂系内部的策反工作也已见效。因此，蒋介石决定首先对桂系开刀，并作了一系列的部署：首先通过汪精卫拉拢收买在日本的唐生智，给其以巨款使他回国去冀东收回被桂系收编的旧部，扣留白崇禧；其次是拉拢张发奎，使张部从江西西部侧击粤汉路，威胁桂系的后方；三是通过杨永泰拉拢俞作柏，鼓动其表弟李明瑞倒戈；四是通过郑介民收买陈济棠、陈铭枢等反对李济深；五是派黄郛、邵力子贿赂冯玉祥、阎锡山通电讨伐桂系。通过上述一些活动，使桂系孤立起来，为蒋介石下一步兴兵讨桂创造了条件。
1929年2月，蒋、桂为了争夺湖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桂系因蒋介石运给湘省主席鲁涤平大批军火，而深感不满。认为蒋介石插手湖南，扶持鲁涤平，是有牵制桂系之意，决定先发制人。遂以武汉政治分会做出决议，以“潜运军械，阴谋破坏”为由，于2月19日免去鲁涤平湖南省主席职，以何键继任。并派五十二师叶琪部、十五师夏威部由鄂入湘，赶走了鲁涤平。蒋介石则针锋相对，以军队“编遣”期间，政治分会无权任免有关特定区域内官员为名，下令“彻查桂军侵湘事”。同时调动军队，由南北两路合击武汉，令缪培南、方鼎英师由江西逼取鄂南；夏斗寅、刘峙师自豫皖进击鄂东北。为了迎击蒋军，桂军分别集胡宗铎、陶钧、夏威等师于鄂东北，何键师和张其雄、吴尚两独立旅于湘东北。是年3月中旬，李济深率粤方代表出席国民党三中全会到达上海，蒋介石借口调停湘案，电请李济深北上赴京。李于3月13日抵达南京，21日即被蒋介石囚于京郊汤山。至此，蒋介石消除了粤桂联合的顾虑，决定出兵讨伐桂系。
3月26日，蒋介石下令讨伐桂系。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在下达的《讨伐令》中称：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借革命之名义消灭革命”，“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除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外，还命令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部队痛加讨伐。28日，蒋介石命令朱培德为讨逆军第1路总指挥，率第三、第五军，从九江、南昌西攻武（昌）长（沙）路，以截断桂军退路；以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率第一、第二军，由皖鄂边界沿长江西取武汉；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率第六、第七军，由南阳、信阳出发南袭武汉；以陈调元为预备队总指挥；蒋介石设讨逆行营于九江，亲自坐阵督师，计划分两期作战：第一期以攻取武汉为目标，第二期肃清湘南、两广之桂军。31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的命令，各路军迅速攻入鄂境，进逼武汉。同时，蒋介石又采取分化瓦解手段，派员收买了桂军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等人。4月2日，当蒋军进至刘家庙时，李明瑞、杨腾辉即率部连夜撤往孝感、花园一带，于3日宣布服从“中央”指挥。李、杨两部倒戈归蒋，使桂军防守出现缺口，蒋军不战而入。桂军见大势已去，遂放弃武汉，向荆州、沙市、宜昌一线撤退。4日，蒋军进入武汉。5日，蒋介石以鲁涤平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刘文岛为武汉市长。接着又令张发奎、朱绍良分任第一、第二路追击司令官，率部对胡宗铎、陶钧、夏威等部实行武力追剿。同时又以金钱、官职进行收买。在蒋介石的软硬兼施逼迫下，胡、陶、夏等人联名通电下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武汉桂军遂全部瓦解。
蒋介石在集中力量，解决武汉桂军的同时，又通过重新起用唐生智，收拾了平津的桂系势力。为了将驻在滦东的白崇禧部赶出平津地区，蒋介石派唐生智携巨款去河北，由天津赴唐山，收买了被白改编的旧部。3月20日，唐的旧部李品仙等人发表通电，宣布讨伐白崇禧。白崇禧见势孤难敌，便弃众逃亡，由天津经海路南下香港，所部重归唐生智指挥。蒋介石旋命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第四集团军移驻石家庄。
蒋介石在解决了武汉和平津的桂系实力后，于4月19日、24日先后下达命令，发布了“以根本铲桂逆之目的，拟即由湘、粤、滇三路进攻广西”的作战计划，并由桂投蒋的何键为讨逆军第4路总指挥，率湘军由湘南攻桂林；以陈济棠为第八路总指挥率粤军由广东肇庆、英德一线直取梧州；以龙云为第十路总指挥，率滇军由滇北经贵州攻占柳州。
这时，李宗仁、白崇禧已逃回广州，在蒋介石的紧逼之下，决定争取主动，以攻为守。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打起“救党救国军”的旗号，自任总司令。由白崇禧、黄绍竑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攻，企图以军事上的胜利来挽救政治上的失败。5月21日，粤、桂军在广东白泥进行一场血战，桂军战败，退回广西。李、黄回师广西后，又经过几次反击作战，把入侵广西的湘军打退，但粤军却从东部深入广西境内。在此期间，蒋介石把李明瑞、杨腾辉部从湖北，经上海运至广东。在路经南京时，蒋介石从陈济棠处拨出80万元给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作军费，时行收买，指令李、杨两部与广东粤军合兵作战，消灭李、白，彻底征服广西。
6月2日，李明瑞、杨腾辉的部队到达梧州，然后沿邕江进抵桂平附近。由于粤军与李、杨两部配合作战，龙云部又从贵州方面杀来，白崇禧、黄绍无力抵挡，由广西南部的龙州败逃越南，残部交给许宗武、韦云淞率领。当李、杨两部到达桂平附近之后，他们经过谈判协商，认为双方都是广西的部队，不应当在自己的家里打仗，况且不管谁胜谁败都对广西人不利，而对蒋介石和陈济棠有利。于是，双方取得谅解，达成协议：许宗武部让开河防，让李、杨部渡过邕江，李、杨部则允许许部在广西存在，不对他采取军事行动。韦云淞部也与李、杨部达成同样的条件妥协。俞、李、杨这种作法，显然违背了蒋介石“根本铲除”的意愿，保留了李、白残部，为李、白以后的东山再起留下了基础。7月，俞作柏在南宁市任广西省政府主席职，李明瑞任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职，从而组成了以俞作柏为首的广西省政府，第一次蒋桂战争遂告结束。
蒋桂战争揭开了1929年至1931年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的序幕。在这次战争中，蒋介石集团，针对李宗仁部兵力弱小，战线过长，且内部矛盾重重的弱点，采用了集中兵力，攻占要点，分化瓦解的作战方针，首先攻占了武汉，卡住了南京的上游，如芒在背，从中间割断了桂军南北两端的联系，为各个击破桂军创造了有利态势。其次是拆散了粤桂两派的联盟，扣押了李济深，策动了倒李运动，使广西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三是针对桂系内部的矛盾冲突，巧妙的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桂系内部，使其战斗力进一步削弱。而李宗仁集团在这次战争中，则缺少对战争全局的正确分析，战线拉得太长，首尾难顾，不能把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固守住武汉战略要地，采取了步步退守的作战方针，失去了作战的主动权。在加强内部统一组织指挥方面，缺少强有力的保障形式，导致了粤桂联盟被拆散，出现了内部反叛倒戈，给蒋介石造成了可乘之机。
蒋冯战争
1929年10月至11月，蒋介石和冯玉祥为保存军事实力，扩张统治势力在河南地区进行的一场战争。
北伐战争中，冯玉祥誓师响应北伐，取得了河南地盘，统治势力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张。蒋介石看到冯玉祥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统治的地盘又联成一片，感到对自己的独裁统治是一个威胁，便采用拉拢手段，与冯“义结金兰”，企图以此来稳住冯玉祥。但蒋、冯之间互相排斥，暗中扩充势力，矛盾一直不断。在1929年初的编遣会议上，由于蒋介石和阎锡山合伙抛出的编遣方案，明显企图是削弱冯玉祥西北军的军事实力，冯以生病为由拒不出席会议，于1月底秘密由南京返回河南，使蒋、冯之间的矛盾冲突遂表面化。3月28日，中日两国签订解决“济南惨案”的协定，其中规定日军自胶济线撤退，冯系山东省主席孙良诚接防济南。但蒋介石初电令孙良诚勿入济南，后虽同意“按原定计划接防”济南，但又另派陈调元部驻守胶东，牵制孙良诚部。山东这一问题的出现，使冯玉祥更为不满，蒋、冯之间的矛盾更趋激化。
4月初，蒋介石进兵两湖，攻打桂系时，冯玉祥在邵力子的疏通下，表面上虽打出了拥护中央讨桂的通电，暗中却部署重兵于豫东和豫南，其意图是蒋战败即派兵渡江夺取南京，桂系战败则出兵武胜关夺取武汉。桂系在鄂失败后，冯系韩复榘、石友三两军进至鄂北花园。蒋介石为稳住韩、石两部，在武汉召见韩、石，以犒赏军队为名，进行收买。
冯玉祥在蒋桂战争末期，预感到蒋在打败桂系后，将会向西北军开刀。于是他在北联晋军拉阎锡山共同反蒋的同时，大力调整部队。4月24日，冯玉祥在开封召集高级将领军事会议，认为桂系之所以失利，就在于战线拉得过长，李、白对将领失去控制。遂决定缩短战线，撤退山东部队，收缩鲁、豫兵力，集结河南。接着，孙良诚电辞山东省政府主席职，率部撤离山东，移驻陕西。随后，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庞炳勋等部也率部撤离河南进入陕西。冯部还将武胜关隧道和陇海线上的重要桥梁炸毁，以迟滞蒋军的调动，阻其进攻。5月15日，冯部将领刘郁芬、孙良诚、韩复榘等通电“护党救国”，推冯为“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请冯率部反蒋。
面对蒋、冯间的紧张局势，蒋介石采取了边用兵，边分化的策略。一方面制定了“集结主力于豫西、鄂西及平汉、陇海沿线一带，俟其发动一举而歼灭之”的作战计划，令朱培德的第1路军集结于徐州、开封之间；刘峙的第二路军在信阳、襄樊一线待命；唐生智的第五路军部署在洛阳、郑州一带。另一方面，蒋介石不惜以重金收买冯玉祥的部下。4月间，蒋在武汉召见韩、石两人，就以巨款收买，使其萌发叛冯投蒋之心。后又继续策动韩、石破坏冯玉祥的西撤计划。5月22日，韩、石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蒋介石即委任韩当西北军总指挥，任石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在行政上，蒋委任韩为河南省主席，石为安徽省主席。同时，蒋还策动冯部刘镇华、扬虎城、马鸿逵等叛冯投蒋，委任刘镇华为讨逆军第十一路总指挥、马鸿逵为第十五路总指挥，杨虎城为新编第十四师师长。这样，在蒋介石的一手策划下，西北军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分化。5月23日，国民党中央决议开除了冯玉祥的党籍；24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免去冯玉祥本兼各职，严缉拿办。冯玉祥遭此重大挫折，在出于无奈的情况下，委宋哲元代理总司令，只身去山西说服阎锡山共同反蒋。阎锡山却劝冯玉祥下野出洋，表示愿陪冯一起出国。冯处境困难，决定以退为进，表示愿意下野出国。阎却在6月下旬诡称共商反蒋大计，邀冯入晋，把冯玉祥软禁在五台山，作为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
蒋介石在打败桂系，分化西北军得手后，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原局势，又派嫡系将领蒋鼎文率第二军驻扎在武汉地区，南控湘赣，西制川鄂；命顾祝同率第一军驻守徐州，南掩京沪，北控苏鲁；对冯玉祥的西北军，则采取了以毒攻毒的策略，起用唐生智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其旧部开赴豫西扼制西北军东出潼关，并加紧经济封锁，企图将冯军困毙于西北荒漠地区。
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背信弃义扣押冯玉祥极为愤慨，再加上陕、甘、宁、青西部地区土地贫瘠，给养极其困难，都愿意投蒋打阎，以打开生路。遂由鹿钟麟出面拉拢韩复榘和石友三，重修旧好。这时，韩、石两部叛冯投蒋不久，仍处在蒋的嫡系部队包围之中，颇为不安，正想摆脱困境。他们在鹿钟麟的劝说之下，表示愿意合力攻阎，以报扣冯之仇。何应钦闻后，当即答应接济军火给养。阎锡山听说此事后，极其恐慌，并意识到西北军仍拥有广大地盘和雄厚实力，仍听从冯玉祥的调遣，于是改变了对冯玉祥的态度，表示愿和冯共同反蒋。冯为防止蒋、阎勾结，决定拆散其联盟，也表示愿意捐弃前嫌。双方约定，由西北军率先发动，晋军随即响应。因此，西北军又由联蒋攻阎变为联阎反蒋了。
10月10日，退驻陕、甘的西北军在代总司令宋哲元的指挥下，发动了反蒋战争。接着，40万大军兵分三路直指河南。第一路由孙良诚指挥，沿陇海线东进潼关，再入豫西；第二路为孙连仲、刘汝明部，由孙连仲指挥，出紫金关，东取南阳；第三路由张维玺、吉鸿昌率领，从汉中、兴安出鄂豫边的老河口，循白河东进，威胁襄樊。后两路得手后，进取武汉，与两广的张桂联军取得联系，共同倒蒋。
10月11日，蒋介石下令讨伐西北军，决计将码军“歼灭于潼关——紫金关——白河以东地区，直驱长安，一鼓而荡平之”，蒋介石亲自指挥，以朱培德为总参谋长；以唐生智率领第五路军的第五、第八、第十军等部，在郑州以西进攻冯军，阻其由潼关东进；以方鼎英所率第一路军的第三、第四军等部，集中于叶县、舞阳、西平、郾城一带，西击冯军；以刘峙所率第二路军的第一、第三军等部，集结于鄂北广水、花园、樊城、老河口一带，相机北进；另调四川杨森部至荆州、沙市一带为后卫。
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蒋、冯两军在洛阳东南的临汝、登封、黑石关一线和豫西的淅川、紫金关一带发生激战。冯军三路出动后，初战甚为得手。孙良诚指挥的第一路军从左翼很快打败洛阳守军徐源泉部，进抵登丰、密县；宋哲元指挥第二路军的冯治安军，从中路攻下临汝，孙连仲指挥刘汝明军也进抵西峡；张维玺、吉鸿昌部也从南路进至老河口一带。蒋介石见冯军攻击顺利，战局发展与己不利，便亲至许昌督师指挥作战。11月初，宋哲元、孙良诚两路军在防守陇海线黑石关要隘庞炳勋第二路军的配合下，正待部署军队夺取许昌和郑州时，不料蒋介石又和阎锡山达成协议，蒋给阎拨去月饷军费680万元，并委任阎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阎在蒋的高官厚禄收买之下，又倒向蒋介石方面，不仅违背了诺言，按兵不动，而且宣布就任南京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并在北平、太原等地召开“讨逆”大会。阎的这一反叛行为，使冯玉祥及其西北军受到很大打击。左路军孙良诚部在唐生智、方鼎英部的拼命阻击下，放弃密县、登丰一带阵地后撤，因掩护撤退的魏凤楼军过早放弃龙门，孙良诚部在后退时被徐源泉部截击后部，受到很大损失，在蒋军前后夹击之下，孙良诚进退无路，准备接洽投蒋，以保全部下。宋哲元在中路得知这一消息后，恐腹背受敌，遂下令前线的本路军及庞炳勋军向潼关撤退。至11月底，在蒋军的强大攻势之下，西北军孤立无援，军事指挥上又无法统一，冯玉祥令其主力退回陕西。至此，冯玉祥反蒋战争遂告失败。
在蒋冯战争中，蒋介石面对冯、阎两大军事集团联盟，谨慎用兵，巧妙周旋，采取拉一个、打一个，边用兵、边分化的办法，首先以重金收买了冯部的高级军事将领韩复榘、石友三，破坏了冯玉祥部西撤的计划，使其兵力分散，主力未能及时收拢，而后又策反了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西北军将领，使西北军发生激烈的分化，战争未及展开，便使冯的军事力量受到严重挫折。战争展开后，蒋介石又以釜底抽薪的方法，用高官厚禄把阎锡山收买，破坏了冯、阎的军事联盟，使阎反叛讨冯，陷冯玉祥于孤立无援之中，为蒋介石集中兵力消灭冯玉祥的西北军，提供了可乘之机。这不能不说是导致冯玉祥反蒋战争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冯玉祥在这次战争中，虽然开始分析认识到了要接受蒋桂战争中桂系失败的经验教训，制定了缩短战线，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但是在战争的具体过程中却没能很好的贯彻落实，兵分三路出击均未能奏效。而对蒋介石惯用的收买、分化、瓦解的策略掉以轻心，缺少统一组织指挥和巩固内部、加强联盟的必要措施，因而重蹈桂系复辙、导致了反蒋战争的失败。
唐、石联合反蒋之战
1929年12月至1930年1月，唐生智和石友三在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改组派的支持下在河南进行反对蒋介石的作战。
自从北伐战争以来，唐生智一直是汪精卫的忠实追随者。武汉政府时期，唐生智因与张发奎支持汪精卫反蒋，被李宗仁、程潜讨伐下台，军队被桂系吞并，唐被迫出走东洋。在蒋桂战争中，蒋介石进兵两湖，讨伐桂系时，经汪向蒋极力建议，唐又从日本回国，从桂系手中收回旧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汪精卫的改组派没有获得如意好处，汪就派其党徒到处煽动与蒋有矛盾的部队起来反蒋。唐生智在蒋桂战争中，虽然率其湘军主力尽力助蒋讨桂，但蒋获胜后，唐并没有得到蒋的信任却被派驻郑州，唐去南京见蒋陈述己见又几乎被蒋扣留，因此，唐回到郑州以后反蒋之心更加强烈，积极寻找反蒋的势力结成联盟。
石友三则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小人，在蒋冯战争中，蒋介石通过高官厚禄的诱惑，使他叛冯投蒋。但蒋获胜后却把他的部队从亳州调到了河北的德州，安徽省主席的职位被蒋留给了亲信陈调元。石为此嫉恨如仇，虽在刚刚投蒋不久，却又起反蒋之心。当时在投靠蒋介石的西北军将领中，韩复榘、马鸿逵、石友三都是寄蒋篱下，不受重用，倍受岐视。他们三人同病相怜，互相庇护，秘密结成小集团。
唐生智认为这个小集团可以利用成为他反蒋的同盟者。于是在1929年11月主动与他们进行联系。在此期间，石、韩也与国民党改组派在上海的总部接上了关系。当唐生智与韩、石串联反蒋时，韩为壮大力量又派员去徐州与石、马秘密会商。马鸿逵看到这是一个卖友求荣的好机会，会后立即到南京向蒋介石告密。蒋由此而信任马鸿逵，对唐、石、韩则采取了严密地防范措施，并准备暗中解决唐、石等人。
就在蒋介石暗中准备解决唐、石的同时，国民党改组派总部也派人到唐、石的部队中进行策划，委任唐生智为“护党救国军”第四路总指挥，石友三为第5路总指挥，并约定在适当时机共同起兵反蒋。在改组派的串通下，唐生智除了早已与阎锡山、冯玉祥有联系外，又串通了各地大小反蒋势力，与陕西的宋哲元、湖北的夏斗寅、湖南的何键、河南的杨虎城、四川的刘文辉等都接通了关系。唐生智特别重视联络阎锡山，派大员袁华选专程到太原会晤阎锡山和冯玉祥，进一步策划联合反蒋之事。此时的阎锡山因受到蒋介石的猜疑，有心再度联冯反蒋，唐生智之请正中下怀。袁华选转达唐意，只要阎同意反蒋，唐即拥护阎为领袖。于是，唐、阎达成协议：阎派联络员到唐生智部，并开出50万的支票充作唐部的军费。唐生智在郑州发动反蒋行动后，阎锡山即在太原发表讨蒋通电。经过上述联络活动后，唐生智认为联合反蒋已经成功，石友三也积极做好准备。
这时，蒋介石已侦知唐、石的反蒋活动，便采取分而治之，投其所好，诱其就范，而后聚歼的计谋，针对唐、石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措施。1929年11月下旬，蒋介石声称要委任石友三为安徽省主席职，令石率部到安徽接任。石并不知是计，于11月26日奉命将部队开到蚌埠，准备接管安徽省政。11月27日，石友三赴南京谒蒋，以为会立即得到高官、地盘和巨额军饷，没想到蒋却要石抽调部分力量去广东支援陈济棠攻打桂系。石立即醒悟这是蒋为拆散他的实力所施的一计。为了保存实力，对抗蒋分而治之的计谋，石提出亲率本部人马，全部赴粤。石原本以为蒋不会同意他的这个要求，没想到蒋却非常痛快，不仅同意石部全体南下，而且还许诺石任广东省主席。蒋指示石将部队带到浦口集结，然后分乘木船到上海，然后再由上海乘轮去广东。本性多疑的石友三，对蒋的这一出人意外的决定感到困惑不解。回到蚌埠大本营后，国民党改组派驻军代表帮助分析认为，这是蒋企图将石部诱上木船，在长江东下途中缴械。石恍然大悟，于是决定将计就计，乘其兵力集中，东下浦口时起兵反蒋。石秘密通知唐生智，约定在12月初到达浦口时同时举兵。为了麻痹蒋，石对蒋则表现的非常顺从，按时把部队带到浦口“待船”。
就在石率部东下浦口时，蒋介石对唐生智部开始实行重兵包围，加强对郑州的封锁，使其孤立，待机围歼。这时，石友三也发觉蒋对唐部的行动，不断把南京方面的军事情报向唐通告，当石电告唐，蒋介石已派何成浚去武汉，转平汉线督师，让唐提防小心时，唐回电请石专一在浦口行动，湖北、河南之事他已有安排，并告知石友三，驻扎在山东的高桂滋部已表示与他们合作反蒋，请石在浦口举兵可无后顾之忧。最后，唐、石二人商定：蒋已有察觉，事不宜迟，石友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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