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葛剑雄,胡鞍钢,林毅夫等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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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世界经济地理的“一带一路”试读：
前言
去年7月，在《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的撮合下，《光明日报》讲坛版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合作，开办了光明·元济讲坛。首次讲座邀请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季卫东和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以“东京审判是文明的审判”为题，解读这场世纪大审判。《光明日报》讲坛版整版刊出后，众多网站也予以转载，反响相当好。
今年上半年，我在上海出差时，再次拜访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商谈进一步办好光明·元济讲坛，以及在出版方面深入合作。
不久，该社常务副总编辑刘佩英给《光明日报》讲坛版主编刘茜打来电话说，最近他们看到《光明日报》的“光明讲坛”版连续刊登了多位学者有关“一带一路”的演讲，内容都不错。出版社建议，尽快把这些学者的演讲结集，出一本书。
我们商量以后，欣然同意。
上海交大出版社很善于抓重大社科文化类和社会热点选题。比如遑遑80卷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纪录》和50卷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据文献集成》等就是该出版社承担的国家级出版项目。去年，他们策划出版了《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一书，内容好，销量好，社会反响也很好。这一次，他们又敏锐地看中了《光明日报》讲坛版有关“一带一路”的系列文章。“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发展战略构想，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甫尔提出，便反响强烈。国防大学的乔良认为“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好的大国战略”。清华大学的胡鞍钢则评价“一带一路，从经济学的视角看，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经济革命，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到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看，开启了一个共赢主义的时代”。韩国记者在采访胡鞍钢教授时提出，有观点认为这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胡教授回答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也可以称之“中国计划”或“习近平计划”，但这不是“马歇尔计划”。后者只面向发达国家，而前者主要是面向发展中国家，兼顾发达国家，它向所有国家开放，互利共赢。《光明日报》是中共中央主管主办的全国性大报，从1949年6月创办以来，我们一直秉承的办报方针是：主要面向知识界，报道知识界，报道知识界专家学者。
光明讲坛是《光明日报》的一个品牌栏目，创办于2006年。每周一个版，专门刊登专家学者的演讲和学术讲座稿。这个版也沾了《光明日报》特殊品质的光，但凡编辑约知名学者就某一专题作个演讲，无不欣然应允；编辑有时看到知名学者的演讲信息，觉得本报可以采用，打个电话或是发个邮件，基本可获赐稿。
学者声名愈显赫，对学术态度愈是认真。比如，我看到汤敏和林毅夫有个关于“一带一路”的演讲，观点新颖。汤敏提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政治、法律、社会差别巨大，存在风险，还有可能因挑战国际秩序引发大国战略冲突，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事关重大。林毅夫则认为“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转移为主要抓手的发展合作新模式，对国际发展有很大意义。汤敏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国务院参事，我和他同在“清华—哈佛班”学习过。于是我给汤敏打电话，向他约稿。次日即将修改稿发给我。以前向林毅夫和这次向胡鞍钢约稿，他们好几次都是在旅途中发来邮件，以商榷的口吻认真地提出某段要修改，有时为某个词、某个字还专门发来邮件。
张元济，现代中国出版事业的奠基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前身南洋公学译书院的首任掌门，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也担任过上海交通大学第二任校长。2007年12月15日的《光明日报》曾发表“张元济，在出版中安身立命”，对这位文化大家有长篇报道。当然，此前此后涉及张元济的报道也为数不少。《光明日报》与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共同举办光明·元济讲坛还是有些历史渊源的。
日本侵略中国，除了残忍的军事打击，还实施了“文化灭绝”战术。1932年，日军飞机专门轰炸了上海商务印书馆总部和东方图书馆，所有46万册藏书以及无数善本孤本古籍化为灰烬。日寇对我中华所犯之罪，千夫戟指，莫不痛贯心肝。80多年后，光明·元济讲坛首次以“东京审判”为题开讲，张元济的后来人历数日寇罪行，也算是对元济先生的一种告慰。
早在共和国成立之始，新中国领袖诚邀张元济赴京参加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前的9月24日，《光明日报》记者谢公望专程拜访张元济，问及张元济先生的身世及对新政府的感想，张元济赠给谢公望《刍荛之言》、《新治家格言》及《奇女吟》各一册，并嘱咐他说，如果要将采访内容登报，“请先以稿本见示”。这段与《光明日报》的直接交集，记述在张元济的日记中。
这次《光明日报》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出书，是对中国一批知识分子观点的展示，我相信这本集子同样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一带一路”，既把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的“和”带给世界，也把中国传统的经济理念“互利共赢”奉献给世界……“一带一路”，如何向前走？上百个国家如何接招？对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格局将产生什么影响？等等。读者诸君请翻开此书，且看学者专家怎么说。《光明日报》副总编辑 刘伟2015年8月1日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背景和未来思考
葛剑雄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复旦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委员，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府参事。“丝绸之路”概念的由来
谈到“丝绸之路”，我们首先应该了解它的历史事实，同时需要了解古代产生这么一条“丝绸之路”的原因，这与当时所处的历史条件关系密切。马克思历史唯物论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任何一种文化、思想，包括宗教、政治、科学等活动，它的基础都是当时人们的吃喝住穿，即物质条件。特别是在人们的生产水平很低、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任何活动都受到当时地理环境的严重制约。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地理环境，不仅是当时的自然地理环境，还要了解当时的人文地理环境。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它包括从中国内地的洛阳、长安，向西穿过河西走廊，到河西走廊终端敦煌这一带，然后分成三路：一路是往北向天山乌鲁木齐这一路走；中间一路从吐鲁番往西，沿着新疆南缘、和田到中亚地带，汇总起来向西，从中亚到西亚到波斯（即伊朗）再到欧洲；还有一路在今天帕米尔高原往南进入巴基斯坦、印度。有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以后，国内一些学者把它移到其他的交通路线上，比如“西南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等，但这些都不是世界通用的概念。问题是这些路线为什么都要放上“丝绸之路”这个名称？“丝绸之路”这个名称到底怎么来的？很多朋友不知道，以为我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个名称，而且往往混淆了概念。我们现在讲的“丝绸之路”，不是一般的道路，不是一般的交通线，而是有它特定的概念。这个概念谁提出的？是德国的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他在19世纪60年代到中亚、中国西部这一带进行地理考察，大约3年多时间。考察过程中也参考了中国的历史记载。回去后，他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在德国出版了他的研究成果。其中他提出，在公元2世纪，存在着一条从洛阳长安到中亚撒马尔罕的商道，这条商道上的主要物流是丝绸，是从中国输出丝绸到中亚、西亚，最终到达欧洲。因为这条路上主要运送的物流是丝绸，影响最大的也是丝绸，所以他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因此，中国的《二十四史》、《四库全书》或者1870年以前世界其他有关中国的书上，是找不到“丝绸之路”这个名称的。“丝绸之路”由各国人民共同开辟
这条路是谁开的呢？2015年3月，国家三部委发表的愿景里面讲得很好，“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有很多证据证明，这条路本身早就有了。比如商朝的妇好墓中发现了一些玉器，经鉴定是和田玉、昆仑玉。它能葬在商朝的墓葬里面，说明商朝（即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就有这条路了。三千多年前，有人把玉石运到今天的河南，没有道路怎么行呢？还有更早的证据，都说明这条路早就存在。另一方面，今天的新疆，历史上不仅有来自中原对它的影响，也有来自西方的影响。比如在新疆发现的古尸，一看就是白种人，有的肯定是来自欧洲的。所以，季羡林先生曾经讲过，中亚这个地方处在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节点上。这里当然是有道路的，无论是古人利用天然的道路，还是他们自己开的路，道路是本身存在的。
张骞出使西域雕塑
李希霍芬指的“公元2世纪”，就是指西汉的张骞通西域。但是张骞通西域本身并不是为了物资的交流，或是为了输出中国的丝绸，或是为了对外贸易。他是出于政治和军事的目的。因为在这以前，匈奴对汉朝曾经造成巨大的威胁。西汉开国的时候，匈奴甚至可以威胁到西汉的首都长安。随着汉朝实力的恢复，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候，汉朝终于有能力对匈奴发动全面反击。但是匈奴以骑兵为主，机动性、突然性强，汉朝需要防守从辽东到黄河西面的漫长边境，往往顾此失彼。所以汉武帝想要彻底消灭匈奴的有生力量。他获得情报，原来在祁连山的两个民族，其中一个叫月氏，在匈奴的压迫下西迁到今天的阿富汗这一带，称为大夏。由于大夏与匈奴是世仇，汉武帝就想联络大夏，让大夏从西面进攻匈奴，汉朝在东面，两路夹击来打败匈奴。汉武帝招募使者代表汉朝出使西域，张骞应募。一离开汉朝的控制区，张骞就被匈奴人扣留了，一扣扣了十年。但是张骞始终不忘记他的使命，一有机会逃脱，他不是逃回他的家乡，逃回汉朝，而是继续他的使命，最后终于跑到大夏。但是他的政治使命、军事使命都没有完成。因为大夏国王在那里过得很舒服，比他在祁连山的地方要大，国力要强，不愿意再与匈奴作战了，所以《史记》里面描述张骞的使命“不得要领”，后来形成了“不得要领”这个成语。张骞“不得要领”，就回来了。回来路上又被匈奴扣留。这次他很快逃脱，回到汉朝。尽管他没有完成汉武帝给他的使命，但是他回来的汇报、他的亲身经历以及他在那里的见闻，又引起汉武帝巨大的兴趣。那时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汉朝已经击败了匈奴，通向西域的大门已经打开，河西走廊已在汉朝的控制之下。从长安出发走河西走廊可以直接走到西域。所以，张骞又第二次奉命出使。这一次他浩浩荡荡好几百人，带了很多副手。因为，他知道，靠他一个人，是到不了他所知道的西域各国的。他到了西域后，分别让他的副手到各个国家去，并携带了大量的礼品。根据当时的概念，汉武帝认为，他是天下共主、最高统治者，所以他要吸引他们到中原来，就带了很多礼品，其中就有丝绸，丝绸也便于携带。那时，西域还没有丝绸，只有汉朝有丝绸。但这些丝绸带出去，不是去做贸易的，而是作为礼品赏赐的。随着张骞和他的副使出使，使大批中亚国家和当地的民族都体会到丝绸的美丽、珍贵，又通过商人扩大了丝绸对中亚、西亚的贸易。所以，李希霍芬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
从此以后，汉武帝不断派使者去西域。其中有一些使者，动公家脑筋。从汉朝国库领取的是免费赠送的礼品，但到了他手里，到了西域，往往大部分自己留下来当作商品卖掉营利，在客观上扩大了贸易量。但光有这些行动，是不可能真正形成丝绸之路的。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中亚、波斯、罗马帝国对丝绸有强烈的需求，物以稀为贵。当时这样好的丝绸产品只有汉朝才有，别人没有。罗马人有钱，但是从其他地方得不到丝绸。据说当时丝绸的价格比黄金还贵。当时能穿上丝绸衣服，带上一个丝绸的装饰品，代表着身价不凡。罗马人除了辽阔的国土、丰富的物产，还有经商的传统。所以，既有强劲的需求，又有很强的购买力，这样这条商路才有源源不断的强劲动力。因此，这条商路并不是汉朝有意去建立或者推动的，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主动去输出丝绸，丝绸之路上各族人民也缺乏物资的交流。建丝绸之路也要考虑外界因素
今天我们要建“一带一路”，要考虑外界因素。比如说我们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他们是不是有与我们同样的积极性、同样的愿望、同样的利益，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不要以为，历史上有“丝绸之路”，我们今天就一定也能建得起这样一条路来，或者我们就完全可能建成丝路经济带。这样去看历史，就可能产生误读。我们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中国历来都自认为是“天下之中”，对外没有需求。但今天不是这样。历史上我们也不是主动去利用丝绸之路的。中国不但是在丝绸之路上，而且在海上贸易上，都没有得到主要的好处。今天我们要建“一带一路”，就不能再做这样无效的输出。所以，我们要考虑怎么样使对方能够积极响应，并且能够有持续的动力，对此我们要有相应的对策。
比如说，前几年我们与哈萨克斯坦联合签了协议，建立中哈边贸城。我们这边都建好了，那边基本还没有动。为什么？他们有他们的考虑。吉尔吉斯斯坦也有类似的情况。我们从喀什到边境，到了我们界碑的地方已经海拔3400米高了，下面还是秋天，那边却不停地在下雪。一过界碑，中间还要翻过几座山口，过去100多公里都是无人区，全是高山峻岭。那让他们怎么与你边贸呢？我2003年去的时候看到我们开过去的集卡都装得满满的，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家电，甚至还包括家具。你运过去，他们什么都要。但是回来的车上没有东西。那怎么叫做贸易呢？就算是哈萨克斯坦盛产棉花，但他是谁给的价高就卖给谁，不一定就全卖给中国；有油气，但油气都用管道的；还有一些矿产，但也不是边贸的货物。所以，要使人家有积极性，你要有相应的措施。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他强调的是双方要互利双赢，建立利益共同体。怎么真正使人家有这个需求？这不是很容易建设的。比如说巴基斯坦，习近平主席去，我们签了那么多单，比如核电站，光这个我们看到报道是150亿美元。但是如果自己的经济长期发展不起来，都依靠基础设施，那么这个能不能持久呢？所以，经济带肯定不是单方面的事，而是双边、多边的。所以，我们今天说建这个经济带，不能简单地重复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史实。丝绸之路通少断多，国家实力是丝路畅通的保障
丝绸之路，并不是始终畅通的，甚至断的时间比通的时间还长。对中亚来说，什么时候中原政权能够牢牢地控制中亚，这条路的畅通才有保证。否则，它往往只能成为区域的、局部的交通，而不是一条贯通东西的大道。根据史料的记载，公元前60年，西汉就在今天的新疆和中亚这一带大概20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地方设置了西域都护府，这是新疆归属中国的第一个标志。但我们还要注意到，尽管西汉拥有了这个地方的主权，但是并没有像在内地一样，建立郡、县这样常规性的行政管辖制度。原因是从中原到那里的交通线太长，行政成本太高。比如汉朝派个官员到今天新疆的焉耆（因为西域都护府经常设在那里），路途遥远，还没到，说不定路上就出问题了。而且当时没有任何信息传播的手段，等到报回来，可能事情早就过去了。所以，西汉只能在那里实行一种监护式的统治。那么大地方，汉朝在那里只派几千个士兵和一批官员。这几千个士兵还得自己种田，因为不可能保证他们的粮食供应。这一点人怎么统治呢？依靠中央政府的权威和在那里的官员的胆略。
新疆特殊的地理条件，没有办法实行像内地那样层级很明显的行政管理。当时西域一开始有36国，后来有50—60国。为什么会分那么多国？因为很多地方都是一个个完全不相联系的绿洲。飞机上看，新疆像个大沙盘，到处是高原、戈壁、沙漠，有的地方一块块绿的或者发黑的，就是那里有水，那么就可以种庄稼，成为居民点，就是绿洲。绿洲有大有小，大的可能住几万人，小的只有一两百人，古代就是一个大国、一个小国。比如西域最大的国——“乌孙”有30万人口，最小的国只有100多人。各国互相之间的距离非常远，中间全是无人区。如果他们之间有了什么纠纷，就调停一下，实在不行，也是在附近调动那些小国的兵力加以管辖。有了灾害，也是自己自力更生，最多在附近给予救济，不可能依靠大后方。只能采取这样一种很松散的统治方式。这种统治方式，做得好可以取得良好的效果，但如果国力衰退，再加派去的官员无能，这个局面就维持不下去。西汉末年，王莽篡汉，西域都护府撤销。东汉建立后，平定了内部割据势力，稳定以后又建立西域都护府，但改了名字。东汉两百年内，西域都护府或西域长史府三通三绝，不是一直延续的。东汉之后，也是断断续续。
如果汉朝能够控制住西域，那么这条路线是畅通的；如果他控制不住，就不一定了。李希霍芬所定义的“丝绸之路”，并不是指西汉东汉全部时间，而是指前面这段政权稳固的时间，他认为是标准的丝绸之路。东汉以后也是这样。比如说北魏，它统一了北方，后来又从平城迁都洛阳，这时候它一直控制着西域，所以外贸很发达，来自大秦国的商人可以带着大批货物到这里来。但是如果战乱重起，那么不仅洛阳衰弱，这条路沿途都衰弱了，或者根本就不通了。到了唐朝初年，唐朝控制了中亚。当时唐朝在中亚这一带有一个行政军事中心，就是碎叶城。这是唐朝当时在西域很重要的一个据点，相当于现在大军区的一个司令部就设在那里，民政系统也设在那里。唐朝控制那么大地区，这个道路是其政权内部的交通要道，通过要道出去，当然是畅通的。但这个状况时间不长。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军队东撤去对付安禄山、史思明。这样一来，西域空虚。首先藏族的祖先吐蕃人扩张，占了今天新疆这一带，连河西走廊都占了。接下来，原来在蒙古高原的回鹘人西迁，迁到了塔里木河流域，回鹘人与当地民族结合以及吸收了其他人，形成了今天的维吾尔族。而吐蕃人又从新疆、河西走廊退出。以后阿拉伯东扩，把伊斯兰教传到新疆。这种情况下早就不存在从内地长安到中亚的丝绸之路了。到了明朝时候，明朝初年还控制过哈密，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军事卫所，但是到了明朝中期，已经退到嘉峪关，连今天敦煌、玉门关这一带都到不了。后期海运承载了主要贸易
到了9世纪，阿拉伯人通过海上，一直绕到广州、泉州、宁波、扬州。海上运费便宜，且以前陆路只有丝绸值得长途贩运，到了海上开通，尽管我们还是用丝绸之路的名称，但实际上已经不是以丝绸为主了。中国的陶瓷产品，大多是走海路。海上运的，不但有丝绸，还有其他商品，如比较粗糙的纺织品、工艺品、陶瓷、茶叶等，什么都可以运。到了唐朝，陆上的丝绸之路其实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到了宋朝，西面又产生了一个西夏，西面过不去了，海上交通已经比较发达，陆上还有什么必要过去呢？到了南宋，更不用说了，北方又有女真人金朝，宋朝只到秦岭淮河。元朝时，倒是都通了，但是即使是元朝，今天的新疆特别是南疆，都不在元朝统治下，而是在察合台汗国的统治下。元朝时，的确交通比较发达，除了海上以外，陆上也通，毕竟大家都是在蒙古人统治下。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马可·波罗，还有阿拉伯人伊本·白图泰等，都有记录留下来。从他们的记录可以看到，他们进来的路线都是不同的。哪个地方方便，就从哪里进来，有的海上，有的陆上。这说明当时的人际交流以及当时的物资交流都很发达。元朝时已经多元了，不是传统意义的丝绸之路了。到了明朝，又倒退了。明朝中期只控制到嘉峪关，西面是吐鲁番和其他一些政权，出嘉峪关都要得到批准，一般商人根本无法出去，那时更多的是一种西部地区之间的贸易。真正新疆重新由中原政权控制并管理，是到清朝，而且也不是1644年，是到1759年，乾隆最后平定天山南麓，才最后形成这么一个统一的拥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但是到那个时候，主要的贸易已经都走海上了，这里的路线已经没有多少作用了。
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主席讲到新疆问题时，要让大家对它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充分的认识。实际上，从安史之乱即公元755年一直到乾隆二十四年即公元1759年，1004年的时间里，中央政府、中原政权是管不了新疆的。在此期间它一直是相对独立的一个政权。这个情况，我们以前的历史都不讲，大家都有误解。就在这个期间，新疆皈依了伊斯兰教。所以它复杂，与其他地方都不同。西藏尽管是从十三世纪中叶才归元朝中央政权统治。自从清朝满族与蒙族结盟以后一起入关（实际上入关不单是满族人，还包括蒙族人），也是一直延续下来。所以，新疆有特殊性和复杂性。而我们现在要建丝路经济带，恰恰是要从这里向西面延伸的，这些情况我们都应该要考虑。建“一带一路”必须考虑总体安全以及国家整体利益
古代没有什么国际秩序，国家之间的平等要凭实力说话。要保证一条交通路线的畅通，必须由主导作用的国家在军事上、政治上控制。今天来讲，并不是说我们要建“一带一路”，还要去军事上控制什么地方，但是必须考虑总体安全，必须考虑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今天国家的稳定对我们建丝绸之路，建丝路经济带，仍然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对可能出现或者已经出现的不利因素，要有充分的估计，要有相应的对策。比如从新疆往西，现在的中亚都是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尽管苏联已经解体，他们都成了一个个独立的国家，但是俄罗斯的影响还是巨大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而且这些年都在恢复他们的民族特色，但现在通用的官方语言还是俄语。上层人士，包括知识分子、政界，好多都是俄罗斯、苏联培养的，有留苏经历的；他们的领导人，很多实际上在苏联解体以前，已经掌握权力的。另外，他们传统形成的与俄国之间的物流关系、人员交流的关系，这些都还在起作用。所以，说到中亚，决不能忽视俄罗斯的影响。而美国一直有其全球战略观念。比如美国在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就租借了吉尔吉斯斯坦一个军用机场。北约在阿富汗的供应，主要是通过乌兹别克斯坦。
又比如从宗教上看，从新疆一直到土耳其，这条线上全部是伊斯兰国家；从语言上，他们都是突厥语系的。新疆维吾尔的人到了土耳其，看电视基本上听得懂的，这对他们之间的交流是非常有利的。但不要忘记，20世纪以来，世界上产生了两股潮流：一个是泛伊斯兰化，他们认为伊斯兰国家是个利益共同体；另外一个是泛突厥主义，认为突厥语系的应该结成一个共同体。所以西方人把这一带都叫做突厥斯坦（Turkeystan），把新疆叫“东突厥斯坦（Eastern Turkeystan）”。新疆不是有所谓东突吗？而且把它付诸实践的，除了历史上左宗棠平息的阿古柏之乱，还有20世纪40年代抗战期间在斯大林支持下的我们现在称之为“三区革命”。但实际上，斯大林利用这样一个动作，最后的结果是在新疆北面的阿尔泰地区（那时叫阿山地区），还有伊犁地区、塔城地区三个行政区域成立一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自己独立，以伊宁为首都。后来蒋介石与斯大林交易，要求斯大林放弃支持。最终独立没有成功。但即使这样，到了我们国家最困难的1962年，在苏联领事馆的策动下，几万边民越过边境，投奔苏联，这就是伊犁事件、塔城事件。这恰恰是我们建经济带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有这个背景。
另外，我们与中亚并不是只有合作的一面，还有矛盾。一个重要的矛盾就是水资源分配。比如与哈萨克斯坦，伊犁河下游主要是流到哈萨克斯坦，是其主要水源。哈萨克斯坦本身是缺水的，新疆也是缺水的。伊犁河也是新疆北疆的重要水源。现在我们北疆工程要把伊犁河水分一部分去灌溉北疆，南疆工程要把伊犁河水引到南疆去灌溉南疆。我们与吉尔吉斯则刚好相反。我们阿克苏河的上游在它那里，它如果要利用上面的水，比如造水电站，我们也要提出异议的。所以，这些利益都是需要协调的。
如果在更广阔的范围，从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出发，也要考虑各种安全因素。如马六甲海峡：我们最理想的就是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建一条交通线，包括铁路、公路、油气管道，然后进入新疆的喀什。这样我们今后一部分物资就不再需要绕道马六甲海峡。这当然很好，但是，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条路的旁边是阿富汗的塔利班。巴基斯坦的北面靠近阿富汗的地方都是阿富汗的难民营，很难分清混杂在内的塔利班。当初本·拉登就是躲在巴基斯坦。巴基斯坦部族势力很强，有些地方政府也管不到，要依靠部族的长老。虽然现在巴基斯坦与中国非常友好，是我们全天候的朋友，但问题是国际局势复杂，有的局面巴基斯坦未必能掌控得住。还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到新疆南疆的公路维持很困难，需要有人不停地在那里维修，将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是一系列问题。又比如说缅甸：我们原来希望，能通过缅甸海港的出海口，通过油气管道以及陆路到云南，这样西南就有一个新的通道。但是缅甸的政局我们也得关注。原来准备投资建水电站，现在叫停了。还能不能恢复？铜矿能不能继续开采下去？建成的油气管道能不能保证安全？能不能保证控制在我们的手里面？斯里兰卡原总统那么隆重地欢迎习近平主席，我们答应投150亿美元建造港口，新总统来了就叫停了。尽管他保证不是针对中国，但这总归是变数。要全方位建设海上丝绸之路，包括苏伊士运河、中美洲的巴拿马运河这些地方都是卡口。
万隆会议通过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有一项叫互不干涉内政。当时中国提出这个，我认为很积极。因为当时中国的主要威胁是别人要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当时主要是要消除外界对中国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我们宣布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主要是为了消除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对这么多华人的顾虑。当时有谣言说这些华人都是第五纵队。我们就宣布，要么归化入籍，要么保留中国国籍，两选一，这样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当地国籍。到了今天，如果他国的内部变化是向着不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的，或者甚至会损害我们利益的，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是完全不干涉，还是要积极地影响？这就牵涉我们对国际上一些重大问题的变化趋势的判断以及我们对局面的掌控。
又比如我们如何去保证我们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安全。现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个非常好的措施。有些人不知道，胡说这是为了挑战世界银行，要建立中国主导的货币基金组织。推广高铁，成功了没有？还没有。为什么？很多原因。越南准备要造，其国内反对了。泰国也在犹豫。他们有他们的现实考虑。他们国家就那么多人，火车有没有必要那么快那么多？还有一个因素，钱从哪里来？比如老挝，它当然愿意你帮它建高铁，如果全部我们中国出，一方面我们中国也不会有那么多钱，反过来，都是中国一家出，安全吗？但如果通过亚洲投资银行，造港口造铁路是由银行来投资，这个银行由几十个国家投的，就相对安全多了。如果把美国人也拉进来，等于大半个世界银行，这个投资相对来说就更安全了，这是实际的需要。又比如，美国保证人员财产的安全有个办法，让民间的保安公司来做，如黑水公司。其实这些人有的是刚刚退役的，有的甚至直接从部队取消军籍加入，它就明目张胆打着民间雇佣的旗号。反过来，如果中国要派武警到其他国家保护安全，那就不行了。美国用保安公司，其实和军方差不多，技术可能比一般军人还要好，这也是个办法。
总而言之，现在面临这些问题，一定要预先考虑，怎么保障好“一带一路”的安全。根据这一局面，我们外交政策特别是一些战略方针上，要有超前的意识。
我们以前有很多的援外项目的失败，要从中吸取教训。比如说改革开放前我国最大的援外工程——坦赞铁路。当时尼日尔他们提出建坦赞铁路，当然，从支援他们角度，是对的，但问题是，要知道它为什么要造这条铁路。根本的原因是，赞比亚的铜原来是通过南非出口的。这是最合理的路线，距离最短，到了南非后海运，最便宜。但是由于南非搞种族隔离，对南非进行经济制裁，走南非走不通了。怎么办？只好绕道1000多公里到坦桑尼亚，在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出海。这条铁路主要解决运赞比亚的铜的。这个前提如果不存在了，铁路建得再好，又有什么意思呢？果然不久，南非不搞种族隔离了，经济制裁也解除了，那么赞比亚的铜矿又到南非出口了。这条铁路1000多公里，干点什么好呢？旅游的话，都是热带丛林，没有条件，也没有那么多游客，而且游客也没有必要绕道那么远。坐飞机、汽车沿海走很方便。2006年我去非洲时了解到，那个铁路一个星期才开4班慢车，而且经常停掉或者晚点，没有效益。类似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未雨绸缪。不能简单地把西方的海洋观移到中国
我想消除大家一个长期延续的误解：现在我们习惯于拿西方的海洋观来看海洋，这是不对的。西方那些历史学家、哲学家、地理学家都有这样的观念——海洋，代表着财富、希望、交流，人类离不开海洋。特别是那些西方的哲学家，甚至马克思也受过这个影响，说不同的地理环境下，人可以形成不同的性格，海洋边上的人心胸开阔，目光远大，而内陆人一般狭隘保守。这话对不对呢？他们讲的海洋，主要是地中海，这个话根本不适合中国。早期我也不懂，我也认为这话是对的。这些年我经过深入研究得出结论，我们不能把西方特殊条件下形成的经验盲目用到中国、用到其他国家。因为地中海世界上只有一个，它非常特殊，基本上是个内海，海中还有非常多的岛屿、海湾，地理原因使古代在地中海的航行非常便利而且安全。更重要的是，地中海周围，古代的文明像群星般璀璨，两河流域、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罗马、希腊、亚细亚、亚述，等等。沿着地中海航行，轻易就能接触到异质文明，多种文明在这里激荡交流。中国只有一个地方比较相像——渤海湾。但很可惜，周边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之间，航行条件可能和地中海差不多，距离也不太远，可是这里找不到异质文明。日本、朝鲜历史上都是学中国，他们总体水平都不如中国，日本是全盘学习唐朝制度搬过去的。这样一来，中国根本没有动力去拓展海上交通。所以，海洋对中国的概念和地中海对欧洲、北非的概念完全不同。
中国的海洋观念，不像西方也是很自然的。中国的观念，“四海之内”，海，就是边缘，出了海，就没有了。中国人到了海边，绝不会像欧洲人一样，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看到了财富，而是穷途末路，天涯海角。对古代中国人有吸引力的是长安、是洛阳，是内地政治经济发达的地方，而不是什么海边。大海对古代中国只有渔盐之利，打鱼晒盐。到西汉末年，中国的航海其实已经很发达，汉朝也比较重视航海，但以后却倒退了。为什么？因为没有用。另一方面，中国也没有受到来自海上的威胁。要有威胁才有必要建海军。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只是倭寇，直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航海过来，才改变这一现状。正因为这样，中国既不把海上看成自己的威胁，用不着过多地加强海防，另一方面海洋也没有给中国带来像地中海所带来的利益。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由阿拉伯人开拓
正因为这样，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开辟或者掌握的。是谁建的呢？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考虑到贸易的利益，陆上已经不通，代价太大，而阿拉伯人的航海技术曾经是世界一流。所以，他们就航海到了广州、泉州、宁波、扬州这些地方。唐朝后期，在广州的阿拉伯商人和家属已经有好几万，形成了他们的社区，被称为“番坊”。其中的社区负责人也是由其自己担任，称为“番长”。就类似上海的古北小区选个外国人做居委会主任差不多。泉州的阿拉伯人，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他们留下来的公墓，墓碑上用阿拉伯文写着真主保佑，还有很多清真寺的遗迹。甚至南宋的时候，掌管泉州的海关和外贸的长官，即泉州市舶司的长官叫蒲寿庚。学者们研究后认为，他就是阿拉伯人的后裔。有没有中国人也到那里贸易呢？到现在没有发现一个。唯一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公元751年高仙芝带领几万唐朝军队进攻石国（即今天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在那里突然遭遇阿拉伯阿巴斯王朝的军队。唐军彻底失败，几乎全部被俘虏。这批俘虏被送到巴格达。军队中有一批是跟着出去的造纸工匠，这些工匠被俘后把中国的造纸术传到了阿拉伯，后来又传到欧洲。其中有一个人叫杜环，是部队的秘书，在阿拉伯巴格达一带待了九年以后，又坐阿拉伯的船回到唐朝。他写了他的经历，900多个字。从这个记录中，我们才知道阿拉伯的情况。这是中国第一次有人正面地描述阿拉伯和伊斯兰的情况。最近，在西安又发现一块墓志铭，知道有一个太监曾经在唐朝后期被派出使阿拉伯，到了大食。但这些都不是正常的贸易。贸易还没有发现过。所以，不要以为唐朝外贸发达，其实都是外国人来做贸易。唐朝和宋朝的官方只是收税，他们已经很满意了。南海有很多沉船，包括南海一号，但是我们一般不介绍这些是谁的船，据我所知，都是外国的船，都是外国人来买东西的，不是我们主动输出的。一直到近代，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人到了菲律宾、台湾、澎湖一带，到了沿海做贸易。这种情况下，中国官方都还没有直接进行外贸。最多的是那些走私商人和得到恩准的民间商人在做贸易，不能和别人对我们的贸易相比，完全是外国操纵的。这是我们需要明确的。我国历史上官方对外活动都不重视经济效益
郑和下西洋宝船模型
还有一件我们要说明的事情，怎么看郑和下西洋。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的榜样呢？客观地讲，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建立殖民地，而是宣扬国威。明朝成立后，永乐皇帝觉得明朝建立那么长时间，原来元朝时很多外国到中国来，现在还没来，要去告诉他们，明朝已经成立，而且很强大。还有一点不能公开讲的，永乐皇帝朱棣是靠阴谋手段废了他的侄子才掌权的，他心里希望通过这样一些对外的宣传，吸引外国的朝贡，来加强他的政治合法性，来说明他是正统、是真命天子，非但国内拥护，而且万国来朝，所以不惜工本让郑和去。一次不行，总共去了七次。郑和去西洋的标准动作是，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船上放炮，召集当地的君主或头目，带民众聚集起来，然后他宣读诏书，宣布大明建立、大明对他们的优惠，鼓励或要求他们来称臣纳贡。如果你听从，就有赏赐，金银财宝丝绸。得到的回报是真的有人跟着来了，还带了一些土产回来，包括香料，当地土特产，一些珍稀动物，比如到非洲带回来一头长颈鹿。据说还有狮子、麒麟，实际估计也就是四不像的麋鹿之类。从此以后，明朝乃至清朝的皇宫内还养着象。没有发现郑和开辟一条航路与外国开展什么贸易。这样的下西洋怎么能维持呢？近代梁启超第一个发现郑和下西洋的事迹，称他为伟人，称赞他的航海技术。明朝本身除了民间写了三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小说以外，明朝的大臣都是反对的。宣德皇帝有一次说要看郑和下西洋的资料，大臣慌了手脚，赶快回答称找不到了，居然把档案全部销毁。为什么？害怕皇帝看了，再来一次下西洋，但是国库已经没有银子了。这样的下西洋大臣怎么可能支持？比较一下，哥伦布航海，尽管他的船队与郑和不能比，时间也比郑和晚，但哥伦布回到西班牙时倾城出动，欢迎民族英雄回来。大家都知道他给西班牙带来了真金白银，找到了新的航路，可以开拓殖民地。中国郑和下西洋没有这样做。另外，郑和下西洋的技术以前我们也夸张了。据上海交通大学杨猷院士多年的研究，郑和下西洋到过的所有地方，在他之前，阿拉伯人都到过了。这几年我也注意这个事情，发现的确如此。郑和本人就是阿拉伯人的后代。他家族是姓马的。他父亲一辈的人专门去过天方即麦加去朝圣。明朝初年还有不少阿拉伯人留在明朝，所以明朝的资料明确记载，郑和下西洋时带有外国的水手。现在留下来郑和的记录，航海图里面用的概念“针路”，就是阿拉伯人的概念；用的技术叫“牵星过洋”，也是阿拉伯人发明的，靠看星来定位。尽管中国古代有指南针，但是指南针只能小范围用，真正在海里是没有用的。所以现在如果要建海上丝绸之路，不要以为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经验。我们需要开拓创新，好好地学习。
中国历史上海上和陆上的活动，经常是重政治目的，轻经济效益，所以没有办法长期维持。比如张骞通西域后，汉武帝为了夺取宝马攻打大宛，结果损失非常大。十几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又比如我们对外界经常赏赐无度，使外界期望值越来越高，对国家造成财富的流失，国库空虚，官民都有怨言。这样的例子多得很。隋炀帝一方面国内老是挖运河打朝鲜，穷奢极欲，另一方面又要向外国人夸耀，在洛阳大规模招待外国人，把丝绸挂在树上。人家看了奇怪，老百姓还没有衣服穿，怎么丝绸挂在树上？结果说天朝很富，丝绸有的是。招待外国人吃饭，吃了不用付钱，说我们历来是吃饭不要钱的。这样的开放谁支持呢？这样的情况历史上不止一次。历史上我们不主动经营外贸，主要利益都是由外方所得，而对民间贸易却一贯限制甚至禁止，或者课以重税，以致民间非走私就不能获利。比如明朝时中国白银缺少，银价不断上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人来了，他们发现了新大陆的银矿，有大批的白银，照理这个外贸对我们很有好处，但是明朝禁止，不让贸易。怎么办呢？福建人就武装走私，建立一个个的走私集团。明朝政府出兵镇压，他们就跑到海外建立基地，甚至雇佣日本人对抗。我们千万要吸取教训，必须要重视经济效益。
为什么要建海上丝绸之路？我们生产的水泥、钢材、煤、铁，那么多过剩产能，如果关了，下岗、浪费，很多问题；反之如果能通过投资在海外的基础设施，在海外建铁路、港口、码头，一方面我们的产能得到维持，另一方面所在国基础设施建设发展，互惠互利，成为大家两利的事情。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本身是个很好的事情，大家互利的一个需求，不要再说什么挑战世界银行、建立中国话语体系之类的话。我们要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在亚洲博鳌论坛上，完全是对这些国家晓之以义、动之以情，强调是双方、多方共同的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大家都应该明确，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多少财富或者经验。现在我们要面向未来，要真正做好“一带一路”建设，就必须创新，这样才能完成这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才能在未来发挥对中国、对世界的积极作用。“一带一路”：经济地理革命与共赢主义时代
胡鞍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等社会职务。从1985年开始从事国情研究至今已有30年时间，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
如何来认识“一带一路”的本质特征呢？这里，我用了两个关键词：一是从经济学的视角看，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经济地理革命”：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到重塑沿线国家经济地理，进而重塑世界经济地理；二是从国际关系的视角看，是开启了一个“共赢主义时代”，这既不同于500年前的殖民主义、近200年前的帝国主义，也不同于二次大战之后的霸权主义。“一带一路”开创了互利共赢的非零和博弈的新模式。
从“一带一路”的背景来看，为什么是由中国领导人所倡议？又为什么被沿线国家所接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中国已经走进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又成为世界200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第二大和第三大贸易伙伴，成为世界及各国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命运共同者。中国带头倡导共赢主义，势必会极大地推动全球经济增长、贸易增长、投资增长，使世界各国受益。从长远视角和基本趋势看，的确是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地理革命。从战略设想到拉开序幕“一带一路”建设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影响世界最重要的“中国战略”，确切地讲，一是中国的大战略，如果说“大战略是为实现全国性目的而最有效地发挥国家全部力量的艺术”（《英国野战条令》，1935年），那么中国大战略就是为了实现中国两个“百年目标”而最有效地发挥国家全部力量的艺术。这是对全体13.7亿人民、7.7亿从业人员、7200万市场主体的总动员。
二是中国的全球战略，西方人总问我们：你们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底你们有什么样的全球战略？服务于什么目的？与美国有什么不同？美国的全球战略就是将“加强美国的国家安全”列为其全球战略的首要目标，这可以被视为“美国国家安全是硬道理”的战略。由美国主导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意在重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所涵盖的内容与贸易自由化的水平都远高于正在谈判的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规则，是依照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制定的贸易规则新标准。TPP与TTIP一旦形成，现行多边贸易体制有可能会被边缘化。况且，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都被排除在TPP与TTIP的谈判之外。“一带一路”战略与二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又有所区别，后者的本意是为了通过援助使欧洲经济恢复，并使之成为抗衡苏联的重要力量和工具，同时也可使美国更方便地控制和占领欧洲市场，体现的还是冷战思维。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宗旨就是“互利共赢”，将中国的发展融入全球的发展进程中和结果中，因为中国的发展会有极大的外溢性、正外部性，中国的发展会带动沿线国家的发展，进而带动全球的发展。这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美欧这样的发达国家，是一种基于“共赢主义”思想的国际发展合作新模式。
三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的升级版，从和平发展到共赢发展，从960万平方公里空间的布局到全世界空间的大布局。这不仅主动适应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地位，而且前瞻性地推动了我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中心地位、领导地位，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首次，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创意，这在南方国家的历史上更是首次（注：在此之前，有过77国集团，但是缺少实质性的愿景和行动方案，更多的是“宣言”。所谓77国集团，是发展中国家在反对超级大国的控制、剥削、掠夺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国际集团。1963年在18届联大讨论召开贸易和发展会议问题时，75个发展中国家共同提出了一个《联合宣言》，当时称为“75国集团”。后来在1964年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上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表了联合宣言，自此称为77国集团。1979年成员国已增加到120个，但仍沿用了77国集团的名称。截至2012年1月，其成员国已增加至132个。）。
我们看到，关于“一带一路”建设创意，从倡导到愿景，再到行动，仅用了不足两年的时间，就成为令世人瞩目、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超级规模的区域与世界合作项目（涉及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尤其是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低迷、失业高峰的背景下，中国挺身而出、振臂一呼，正所谓众望所盼、群起响应。
那么，“一带一路”建设设想由何而来？怎样做到从“中国设想”到沿线国家群起响应，合作落地？又是怎样从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到拉开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大幕？这里我们有必要简要地回顾一下决策过程和决策结果及影响：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倡议：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
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首次倡议：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同时他还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由此形成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英文表述为：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或One Belt And One Road）的重大倡议。我称之为中国的“世界倡议”。
为此，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基于对新疆的专题研究，又进一步深化研究“一带”战略，于12月1日提交了《打造中国向西开放战略大通道：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意义与路径》的《国情报告》（2013年专刊第22期）。我们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是集政治经济、内政外交与时空跨越为一体的历史超越版；在战略内容上，它是集向西开放与西部开发为一体的政策综合版；在战略形成上，它是历经几代领导集体谋划国家安全战略和经济战略的当代升级版。我们还提出了“五通”的建议：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如成立中亚开发银行、推进本币结算和人民币发挥区域性国际货币职能）、民心相通。
2013年11月，“一带一路”建设写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同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抓紧制定“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根据中央的统一安排，有关部门组成规划领导小组为制定《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做了前期的大量工作，开展国内外调查研究，听取各方意见，包括沿线国家的意见。我作为国内专家也参加了国家发改委等组织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课题专家意见征集会，提交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内涵、定位和实现路径》的咨询报告（注：后发表于《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作者系胡鞍钢、马伟、鄢一龙。我们还特别提到：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积极打造陆上战略大通道，全力升级中国西进战略，就需要进行全方位的战略规划。在战略框架上，要以“上合”为主、多机制并进；在战略步骤上，要先易后难、稳扎稳打；在战略内容上，以经贸为主、多维度推进。通过安全稳定、经贸发展、公共外交等领域的大力合作，不断推进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与民心相通的区域大合作。）。
201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作主旨发言时再次提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他还特别提出要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
同年7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期间，首次提出我们将更多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国际社会对中国热切期待，希望尽快看到“中国方案”。
2014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指出，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维护和拓展我国发展利益。他再次代表中国向世界发出强烈的中国信号，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发挥全球领导作用。
那么，什么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声音、中国元素？中国能为国际社会提供什么公共产品？中国又如何提供区域性、全球性公共产品？
2015年3月，在习近平主席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并讲演之后，中国政府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表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中国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更多责任义务，为人类和平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习近平主席明确提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一带一路”建设不是要替代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而是要在已有基础上，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愿景与行动》既是中国第一个对外投资行动规划，又是第一个统筹“两个大局”的战略规划，不仅对重振亚洲、非洲、欧洲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积极的短期的正能量（注：《愿景与行动》开宗明义地指出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亚洲、非洲受到严重冲击，一直处于低增长状态，欧盟、日本等一直处于停滞状态。这就需要中国担当世界经济增长、贸易增长、投资增长的第一发动机。），还会对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乃至世界经济地理将产生积极的长期作用和深远影响。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等领导人前后密集地访问了20多个国家和两大地区组织（如东盟、欧盟等），直接与沿线主要国家领导人进行双边与多边会晤，阐释“一带一路”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主动了解并与各国发展战略合作对接，亲自考察中方与海外的重点合作项目，直接使一大批合作项目落地，务实地签订了多项合作协定，如与巴基斯坦推动中巴经济走廊合作；与俄罗斯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与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经济战略对接；与白俄罗斯合作“一带”标志性项目；与欧盟推出的欧洲投资计划（投资总额为3150亿欧元）对接，鼓励中方企业参与泛欧交通网络、中欧陆海快线、新亚欧大陆桥等基础设施项目，也欢迎欧方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双方还希望到2020年实现一万亿美元贸易额的目标。每个合作协定都具有巨大的投资含金量、价值含金量，成果丰厚，对双方又都是实实在在的。
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的本质就是倡导共赢主义，其宗旨就是共同构建、互联互通。一是构建亚欧非大陆及附近海洋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二是建立和加强沿线各国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三是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得众心者，赢得天下，至今已得到60多个沿线国家和主要国际组织积极响应和支持，由此拉开了由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序幕。从全面对外开放到倡导共赢主义
中国所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为什么会得到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它与通常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关系有什么不同呢？有哪些重要的特点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共赢主义，具体地讲，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一带一路”建设是全面开放的新型国际合作，也就是说它向所有国家开放，无论是沿线国家，还是域外国家，均可通过参与共建，为本国和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这不同于双边或多边自由贸易区，对内是开放性的、平等的，但是对外是排他性的、不平等的，而“一带一路”则对所有参与方都是开放性、平等性的，因而就有包容性；这也不同于国家或地区集团俱乐部物品，非成员也可以参与并获益。
其次，“一带一路”建设是互利共赢的，也就是说它的所有参与方都是基于非零和博弈规划，无论是贸易，还是投资，均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无论国家或地区大小，无论人口多寡，无论穷国富国，无论何种文化，中国都愿与其开展互利共赢的合作，寻求利益契合点和合作最大公约数。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双赢模式，如双方投资协定（BIT）谈判；二是多赢模式，如双方合作开发第三方市场，一举多得、三方共赢，如李克强总理在欧洲所建议的，中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和中东欧地区开展产能合作项目，要采购欧洲国家部分装备，同时也发挥自身装备制造和集成能力优势，提高技术和节能环保水平，为当地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提供可靠装备；三是共赢模式，多举多得、多方共赢，如由多国合作开通的欧亚大陆桥中欧货运专列（注：亚欧大陆桥东起中国连云港、日照等东方桥头堡群，经陇海、兰新线由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出境，在中亚分三路通往欧洲。）。
第三，“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是互联互通，尤其涉及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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