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众,肖欢容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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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试读：

前言

2006年7月8日至9日，中国国际关系学会第七届第三次全国理事会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主办，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承办，来自全国4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我校相关专业师生约13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30多篇；2007年4月21日至22日，由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承办的第六届全国外交学科建设暨中国外交战略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来自全国40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我校相关专业师生约11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20余篇。本书是编者从这两次会议收到的近60篇论文中精选出来的。

本书收集的论文，主要反映了如下三个方面的主题。第一个主题是“观念、形势与周边关系”。刘江永教授的《日本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与中日关系》，李淑云、刘振江的《

信任与东北亚区域安全合作

东北亚环境合作的模式选择与前景

东南亚与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

美国转型外交及其对美中关系的影响

影响俄罗斯外交的传统因素

“冷战”结束后国家利益的变化

重新定义国家安全

众所周知，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对国际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本书的第二个主题“信息、公共外交与文化传播”，反映的正是这种时代趋势对国际关系的影响。黄仁伟、胡键的《软实力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一文对软实力和中国外交进行了有益分析；肖欢容、张文婷的《全球“数字鸿沟”问题及其解决》和沈逸的《信息技术革命、跨国信息流动与舆论塑造》以信息时代国际关系研究者的视角，前者探讨了南北关系中信息数字鸿沟问题及其解决，后者对信息的跨国流动及其对国家舆论的塑造进行了深度探讨；何辉的《国家形象的调整与和谐世界的建构》，李智的《大众传播下的国家身份建构》，李智、肖欢容的《论我国文化软权力化中的大众传播策略》三篇文章，是中国传媒大学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在大众传播、跨文化传播与国际关系领域、公共外交领域所作的有益分析和探索。

外交国际关系领域内的中国本位与中国战略思考一直是包括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协调会在内的所有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者的共识。这两次会议收到了诸多关于新中国外交的论文，“中国外交与战略思考”构成了本书的第三个主题。刘静波的《中国参与多边机制的策略选择》对中国与国际机制的策略进行了探讨，曹云华的《关于中国东南亚政策的几点战略思考》对中国的东南亚政策进行了分析，这两篇都是相对宏观的战略思考。王明进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战略理念的变化》对改革开放的外交理念变化进行了细致的探讨。《新中国解决边界划分和领土纠纷的历史实践》和《新中国外交的国际法实践》则是中国传媒大学两位国际关系研究者从历史视角来探讨新中国外交中的两个重要主题。肖刚的《试论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政策的窗口》则对改革开放的经济层面在中国外交中产生的重大意义进行了有益探讨。

本书的成型与出版，首先感谢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和中国外交学学科建设协调会，使得中国传媒大学承办了两次高水平的国际关系学界的盛会。其次，感谢论文的各位作者，允许编辑出版其所提交的论文。个别作者由于出国等原因，未能及时联系上，请予以谅解。由于篇幅原因，两次会议中还有一些优秀论文，未能收录在内，特此致歉。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的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观念形势与周边关系

日本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与中日关系

东亚共同体的建立有赖于良好、互信和稳定的中日关系；中日两国共同参与东亚共同体进程，也有利于双边关系的改善和加强。然而，我们面临的现实是，日本政治右倾化不仅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对华政策，也使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战略增加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其突出表现是：小泉内阁对华政策具有两面性，即在经济领域利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机遇，以合作为主；在安全方面则渲染“中国威胁论”，以戒备牵制为主。这种两面性在日本的东亚共同体设想中也有所体现；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矛盾现象在东亚多边合作领域也表现得十分突出。要促使中日政治关系转圜和东亚共同体进程日后的健康发展，就要排除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干扰，加强中日战略对话，提倡“海陆和合论”。一、日本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提出与设想

2003年12月11～12日，日本和东盟十国在东京举行首脑会议，发表《致力于新千年富有活力而持久的日本与东盟伙伴关系东京宣言》和《东盟——日本行动计划》。作为双方共同行动战略，宣言写入日本倡导的“东亚共同体”设想。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这次会议和东亚共同体设想提出的重要背景之一，是中国与东盟关系迅速发展，并达成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定，经济一体化进程超过日本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企图以本次首脑会议为契机，巩固同东盟的关系，体现日本在东亚的主导地位。这次会议之前，日本民间外交智囊机构“日本国际论坛”曾向小泉纯一郎提交两份政策建议报告：《构筑东亚安全合作体制》（2002年12月）和《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和日本的作用》（2003年6月）。这两份堪称姊妹篇的报告，分别从经济和安全两方面比较完整地勾画出日本21世纪初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战略蓝图。透过这两份献策报告，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东亚共同体战略的两重性，即在东亚经济方面，对中国采取相对友好与合作的态度；而在东亚安全领域，则事实上把中国作为主要的潜在对手。这实际上是中日关系“政冷经热”在东亚地区多边合作领域的延伸和反映。

从会后的发展看，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所体现出的日本政治右倾化严重干扰了东亚共同体进程的健康发展。2003年10月7日，中日韩三国首脑在“10+3”会议期间所发表的《中日韩推进合作联合宣言》中宣布：“三方合作将遵循《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谋求共赢的基础上”，加强“在经贸、投资、财经、交通、旅游、政治、安全、文化、信息通信技术、科技、环保等领域的合作”，并提出“三国将适时以建立未来更紧密经济伙伴关系为方向进行研究”。但是，由于小泉首相连年坚持参拜靖国神社，致使中日、日韩双边关系及东亚地区合作都受到了影响。2005年，中韩两国领导人同日本领导人的高层互访甚至多边场合的会晤全面中断。日本同韩国的“经济伙伴协定”（EPA）谈判无果而终。日本明知同中国实现FTA对日本经济推动作用重大，但仍因其国内政治因素影响而受到制约。

另外，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国内本来就有不同主张，中国接受东亚共同体的提法并积极参与后，日本一些人士反而更显消极。日本面临的困惑是：若不积极参与，将被中国和东盟、韩国加强区域合作的势头边缘化；若积极参与，又担心美国从中牵制，或被中国牵着鼻子走。于是在2005年首届“东亚峰会”筹备和召开过程中，日本竭力谋求扩大成员，支持为美国所信任的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加入，并企图以“东亚峰会”作为“东亚共同体”的框架，其主要目的是借此平衡中国的影响，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日本东亚共同体战略本身所具有的两重性。

2004年，在日本外务省支持下，“日本国际论坛”成立了由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任会长的“东亚共同体评议会”。2005年8月，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提出长达10多万字的政策研究报告，题为《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和日本的国家战略》。该报告在论述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背景和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日本的战略原则和政策，是迄今日本有关东亚经济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研究之集大成者。其中提出的相关建议如下：（一）东亚共同体的理念（1）重视“和平、繁荣、进步”理念。东亚共同体需要贯彻这一理念，即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实现为目标。另外，东亚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并非一个静止不动的状态，而是一个重视实现这些价值观的演变过程。（2）重视“开放性、透明性、包容性”原则。这是东亚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原则。开放性就是向众多国家和地区开放合作框架；透明性就是将东亚内部商谈的内容和达成的共识公布于众；包容性就是各种国家和国家集团都可以参加。（3）推进功能合作。重视经济领域（货币、金融合作／贸易、投资）的合作。政治、安全保障、社会、文化等各种功能的合作发展是形成共同体的基础。（4）逐渐形成身份认同。在东亚多样化的文化中潜藏着混成文化的特征。应不断关注共通化的东亚大都市文化动向，努力逐渐形成身份认同。那种故意强调与其他地区的差异的做法是不足取的。（二）东亚的贸易、投资合作（1）三阶段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在实现东亚经济一体化的第一阶段，要以东亚各国、各地区为加盟国，设立包括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和经济协作在内的经济合作协议（EPA），实现物资、人员、资金（投资）、信息的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在第二阶段，通过建立关税同盟，制定统一的对外关税制度，实施统一的贸易政策。在第三阶段，通过统一金融制度等各种经济制度，实施共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发行单一货币，从而向经济一体化发展。日本政府应该提倡这样的阶段式发展道路。（2）构筑高层次的FTA。EPA的中心是自由贸易协议协定（FTA）。为了取得重大成果，其中必须含有一切贸易自由这一高层次的内容。另外，有必要制定投资规则，以确保自由的投资环境。对于日本经济而言，最具理想效果的东亚EPA的设立离不开日本的主导权。缔结与东亚各国的双边EPA，与东盟、中国和韩国的多边EPA，涵盖东亚整体的EPA，实现这三个层次的EPA是困难的，重要的是巧妙地利用竞争关系。（3）实现市场开放。日本需要做好由市场开放引起的利益牺牲的准备。伴随着市场开放，日本国内会出现短期的利益牺牲，但这对于日本经济的成长却是必不可少的。需要发挥政治领导作用，对农、林、水产业相关部门和人员流动等被视为困难的领域进行规制缓和。为了促进贸易自由化，一方面要实施提高竞争力的结构改革，另一方面则需要为那些因为贸易自由化而不得不失业的劳动者提供临时的收入保证和接受教育、培训的机会，以提高他们的能力，使他们能够从事生产性活动。（三）东亚的金融合作（1）稳定地区货币。要在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会议通过的《清迈协议》的基础上，大幅度扩大双边货币互换网络的规模。现阶段的《清迈协议》只是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而且如果融资规模超过协议额度的10%，则必须与IMF的救援项目挂钩。为了使货币更加稳定，应该敦促新兴市场国家和已使资本流通自由化的东亚各国，采用盯住美元、欧元、日元的一揽子货币方案。将来可通过货币权重，在区域内实现一揽子货币方案，并与共同货币单位的采用联系在一起。另外，虽然目前美元居于压倒性地位，但通过将日元置于一揽子货币这一手段，可以提高有效汇率的稳定性，与此相随，也可以促进日元与亚洲货币间的汇市交易和日元的国际化。（2）扩大东亚地区以本地货币计价结算的债券市场。应该扩大东亚地区以本地货币计价结算的债券市场。加速推进现阶段由东盟与中日韩（10+3）财长机制推动的亚洲债券市场发展计划，增加公共部门对区域内以货币计价结算的债券的投资额度。另外，发展亚洲地区企业和日本企业间互相担保债权，培养发行信贷资产支持证券（ABS）的市场也很重要。从长远来看，可以设想随着邮政事业的民营化和运营体制的自由化，在重要的机构投资者的作用下，对国内金融、资本市场的投资活动也会活跃起来。要在这些领域达成共识，在取消对跨境投资设置的障碍以及相关法规、税制的标准化和配合等方面，促进各国之间的协调。（3）强化日本的金融部门，摆脱不良债权问题，活跃区域内部投资。在发展区域内部日元与亚洲货币的外汇交易市场的基础上，使日本银行处于可以发挥核心作用的位置。如果日本银行能够在亚洲地区构筑起网络，那么就可能促进日资企业、相关企业、进行交易的企业间只收支债务和债权相减后的差额部分，从而构筑高效的现金管理系统；改善包括日本在内的区域内各国的金融监管能力，提高金融机构经营的健全性。（4）日本金融市场的国际化。首先应该通过非居住者，促进对日本金融、资本市场的投资；可降低发行条件、减轻事务负担，使通过武士债券筹集资金变得有利可图；有必要促进亚洲区域内FTA、EPA的构筑，在经济交流中提升日本经济的领导作用，提高以日元计价结算和日元利用的比例。（四）东亚的政治、社会、文化合作（1）从功能合作出发培养信赖感。东亚的政治、社会、文化合作应该从功能合作开始。不断积累合作经验是培养区域内信赖感的现实路径。这一行为的主体，不只是政府，还包括民间社会。（2）创设“东亚能源、环境合作机制”。以中国为首，东亚各国的一次性能源消费，随着经济发展将会不断增加，但是区域内的能源生产却呈现减少趋势；对作为能源输出地的中东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在化石燃料中，煤炭、石油的利用，会产生空气污染和温室效应等环境问题。只有通过深化合作，东亚地区才能同时应对能源和环境问题，才能开展环境教育等相关活动。（3）构筑“东亚海洋安全保障合作机制”。在东亚地区的共有海洋——东亚海，特别是马六甲海峡和东海中，海盗事件不断增加，另外也存在发生海上恐怖的可能，因此在继续援助沿海各国提高打击能力的同时，需要在尊重沿海各国领海主权的基础上，充实现在正在研讨的共同对付海盗的策略，并且建议构筑共享（包括海盗情况在内的）海洋信息、共同处理（包括共同培训）等在内的机制。印度洋海啸救灾机制可以发展为包括利用东亚海洋在内的开展海洋安全保障合作的框架。（4）构筑“东亚地区传染病对策体系”。东亚地区经历了SARS和禽流感，经历了传染病越境传播给区域全体带来的影响、给区域经济造成的破坏。建议构筑包括早期信息交换、越境对策、药物储备、医疗技术和专家共享等在内的应对东亚地区传染病的体系。（5）设置“东亚多边文化、交流项目”。应寻求在东亚共同体中开展优秀的多边文化合作、交流的机会。可以以日本过去和东盟间举办过的文化合作、交流的成果和建议为参考。作为构筑东亚共同体的基础作业，有必要设立“东亚多边文化合作、交流项目”。（6）对“文化交流、文化合作”的具体建议。应该谋划强化文化、知识对话。应该鼓励有助于理解地区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的民间交流及相关的精彩构思，增进有助于加深相互理解的知识交流，促进地区研究和历史研究。应该制定以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文化的培养为目的的战略、研究计划、实施方案。在文化传统的继承中，政府以外的承担者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必要通过东亚共同体的多边合作，在东亚地区各国的主要城市中设立“文化信息中心”和“文化机构、文化设施”合作网络。要应对文化全球化，开发文化产业、开展艺术创作和相互合作，确保多样化的新闻来源和信息来源。（7）促进研究、教育交流。为了推动东亚地区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合作，要构筑区域内教育交流和大学、高等学术机构间的合作机制，完善研究人员和学生的流动、学分的互换等内容，构建研究、教育的网络。在人们有效使用互联网的基础上进行共同研究，编撰东亚整体的历史，为东亚各国的教师打造网络，使他们之间形成共同认识。（五）创设面向东亚共同体的框架（1）东盟与中日韩（10+3）首脑会议和东亚峰会。现阶段应尊重东盟各国2005年春达成的共识，即以东盟首脑会议为中心，召开东盟与中日韩（10+3）首脑会议，与会国增加后再召开东亚峰会。东亚共同体的形成是长期的，参加国的外延，在现阶段不必急于决定。（2）强化以东盟事务局为中心的体制。现阶段，以东盟秘书局为中心，以东盟与中日韩（10＋3）为框架，形成了近50个不同功能的会议。除了东盟首脑会议、“10＋3”首脑会议及东亚峰会三个政府层次的结构，还需将政府、民间各种与东亚共同体形成相关的活动，纳入到总体框架之中。（3）创设灵活的参加框架。即使现阶段成员只是东盟与中日韩（10＋3）的参加国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缔约国，但根据个别问题，日本应该向各国建议灵活地增加参加国。应该考虑观察员国、合作国等资格，特别是关于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应该推动有关各国，以便在经济、金融、其他社会合作等方面与之形成实质性合作关系。（六）日本面向东亚共同体的努力和体制完善（1）召开“东亚政策阁僚会议”。为统筹开展与东亚共同体形成相关的各种活动，日本要创设使内阁意志统一的体制，每年召开数次由官房长官、外务、财务、经产、金融、防卫、文科、环境、厚劳、法务等各省厅参加的“东亚政策阁僚会议”，调整和决定政府的方针。（2）开放农业市场，完善劳动力的接收标准、资格。对于国内的农业市场，日本应该加快国内农业的合理化和结构改革，培育更具国内、国际竞争力的农业，同时完善总体接收外国农产品的体制。另外，应该积极扩大在留资格、减少资格要件，为接收外国劳动者做好准备。（3）促进宣传、教育、研究。政府、民间、学界应该利用各种机会广泛宣传，以使国民理解东亚外交的重要性。另外，应该谋划促进东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领域的基础教育和尖端研究，培养能够活跃于东亚的人才。（4）强化信息发送能力。应该积极派遣人才参加东亚各地举行的与东亚共同体相关的各种各样的知识对话，主动将日本关于东亚共同体的想法告诉美国和欧洲。在东亚维持“开放型、透明性、包容性”原则。当日本的东亚外交的哲学和理念与其他东亚各国的政策相协调时，东亚共同体就会以强劲的势头向前发展。

上述政策建议，涵盖了政治、安全、经济、金融、文化等多个领域，为日本政府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提供了总体指导方针和一个比较全面的设计方案。其中许多建议实际上是在各种渠道交流基础上形成的，有许多与东亚各国的想法比较接近。问题主要在于，日本在安全方面仍受到冷战思维和权利政治思维的影响，特别是在对华政策方面，战略误判和所谓“中国威胁论”使日本在东亚合作问题上难有作为，甚至还在起着消极作用。“政冷经热”现象在东亚多边合作问题上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二、日本谋划东亚共同体过程中的对华战略考虑

小泉内阁在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对中国的态度消极，明里暗里加强竞争。日本至今仍未摆脱意识形态束缚，对美国顾忌、对中国戒备，因而在建立“东亚共同体”问题上，一直处于矛盾、彷徨之中。一方面不甘心中国在东亚合作方面走在自己的前面，另一方面又不愿跟得太快而受到美国的牵制。日本一些人认为，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异己另类”，投资和知识产权难以得到保护，而一旦形成经济共同体必然要求人员的自由往来，届时防止中国人在日本犯罪问题等也要考虑……基于以上诸多因素，日本的对华战略有如下内容：

第一，2002年12月“日本国际论坛”政策委员会97位委员（其中包括右翼鹰派国会议员西村真悟、永野茂门）联名签署并上呈小泉首相的献策报告《构筑东亚安全合作体制》，提出了日本建立东亚安全保障秩序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目标，其中包括将台湾海峡问题作为[1]“国际关心事项”纳入东亚多边安全框架等15项建议。其中包括：把美国同东亚各国的同盟关系视为东亚安全保障的基石，要争取这一定位能得到该地区的认同。“冷战”后的同盟与以往主要针对威胁者的同盟相比具有多重意义。日美同盟不仅维持着东亚地区的遏制关系，而且提供了地区合作的基础。日本政府要与美国政府共同促使日美同盟、美韩同盟以及美国同新加坡、菲律宾、泰国、澳大利亚的安全合作有机结合，并使其具有“地区公共财产”的价值定位。把台湾海峡问题作为国际关心事项，增加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都参加的有实效的多边框架。鉴于该地区不稳定状况对周边国家的影响，台湾海峡问题不能不是国际社会关心的大事。但中国将这一问题定位为国内问题，拒绝国际介入，所以难以进行具有国际性、建设性的讨论。因而必须增加中国海峡两岸都参加并能就台湾海峡问题进行坦率议论的多边框架，并使其具有实效。例如，促成台湾地区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国机构，增加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都参加的类似第二轨道的CSCAP的机制。首先从经济安全、环境问题等入手，逐步把台湾海峡问题作为多边议题，形成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同席而决非“特例”的国际共识。日本政府必须努力使中国政府认识到台湾海峡问题是国际关心事

[2]项。

第二，2005年8月的日本“东亚共同体评议会”关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和日本的国家战略》的献策报告，从所谓日本国家利益的观点出发，提出形成东亚共同体战略原则的三项主要内容：一是国际安全保障环境的改善和整合性东亚共同体的形成；二是世界经济的增长与整合性东亚共同体的形成；三是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与整合性东亚共同体的形成。从中可以看出日本的“政策精英”们现在仍未摆脱冷战思维的束缚。其中涉及中国的重要内容如下：（1）作为战略原则，强调在安全领域坚持日美同盟。认为不带“遏制、针对型功能”的“东盟安保共同体”模式不适用于东亚。维持日美同盟，以及以美国为中心的“轮状辐射”同盟体系是东亚安全合作的重点。主张建立东亚共同体的战略原则要与日本的国家利益相吻合，使东亚共同体建设成为日本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维护日美同盟是实现日本国家利益与安全的基础和枢轴，因而日本在共同体政治安全领域要以坚持日美同盟为前提，积极推进建设东亚共同体的政策。该报告还指出，从安全的观点看，日本的所有外交构想“都不能采取可能导致日本难以维持应对周边安全不确定性（朝鲜半岛、台湾海峡等）的政策。具体地说，在推进任何政策的过程中，都必须维持旨在遏制日本周边地区对日攻击和其他行使武力的体制，即日本自身[3]安全努力和日美同盟相配合的体制为前提”。（2）在坚持日美同盟为前提的同时，把建立东亚“不战共同体”作为地区安全合作的一大支柱。报告称，“从长远来看，在东亚地区塑造不再以武力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的状态，塑造‘不战共同体’应视为未来的重要目标。因此，认为只要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就可以了的态度未必正确。有必要积极深化与近邻诸国的关系”。也就是说，“日本一方面要适当完备防卫能力，推进日美同盟和其他的双边、多边协议，另一方面要从长远出发构筑‘和平的东亚’。这是日[4]本国家战略的一大支柱”。（3）对中国抱有强烈的猜忌和防范心理。报告强调，必须从中国外交的整体出发推测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战略和政策。中国外交现阶段强调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国际协调”的逻辑，“但同时正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语中所显示的，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中国的民族主义变得越来越可怕。‘东亚共同体’本身，也可能变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秩序。从历史上看，中国未曾将自己视为亚洲的一员。充其量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亚洲国民国家的一员。从这个意义上讲，有必要考虑中国人无意识的精神状态中存在的华夷秩序观念的巨大影响和严重性。这一点反映在以下方面：反日游行标语‘反日无罪’所显示的那种不屑一顾地拒绝对中国的价值观和判断加以反驳和批评的‘中华’对外姿态；无视日本的抗议，不断在日本近海侵犯日本的领海；为阻止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而开展外交宣传所表现出的中国的‘霸权’主义对外姿态”。“中国今后很有可能保持目前这种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崛起为富裕的经济大国。但同时，中国国内各种不安定因素也可能会更加激化，中国也可能会陷入政治、经济混乱的境况。日本必须以审慎的姿态，看清楚这两种可能的前景”。（4）“将日美同盟置于何种位置、如何处理台湾问题，二者不只是与日中关系直接有关，而且也是东亚共同体形成的关键。至少在2000年以后，中国已经不再对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持全面否定的态度，反而认为这对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自身显然并不能完全控制中国到中东的航线（比如说马六甲海峡）。但同时，中国对美国可能介入台湾海峡的军事冲突也保持着强烈的戒备心理。与中国之间，就日美同盟的作用形成怎样的共识，将成为日本外交的课题。台湾是东亚地区存在的一个实体，既然这是不能否定的事实，那么，今后在FTA、‘东亚共同体’中如何给这样的台湾定位或是否将其编入其中，都是考虑东亚共同体时不能忽视的一[5]个重大课题。”（5）以日本的价值观引领东亚共同体的发展方向。报告宣称：“形成‘东亚共同体’的蓝图，不能偏离日本的国家利益而另行其事。”在国际社会中，“日本的国家利益一般指日本和日本人的安全、繁荣，以及日本人认为重要的各种价值观（自由、民主、日本的传统等）的维持和促进”。具体地说，“自由、民主、对基本人权的尊重、法律的支配等价值观，必须在‘东亚共同体’内得到实现。很显然，在现在的东亚各国，只有少数国家完全实现了这些价值观”。报告认为：“如果将来实现的‘东亚共同体’充满专制和压制，或者说是国家间霸权秩序的产物，那么不但将违背日本人的价值观这一国家利益，而且也将危害安全这一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所以，如果‘东亚共同体’朝着这一方面发展，那么无论如何必须加以阻止。也就是说，在东亚共同体形成的过程中，日本必须着眼的一个原则是：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种种尝试，必须能促进自由、民主、对基本人权的尊[6]重、法律的支配等价值观的实现。”三、东亚共同体建设需要“海陆和合论”

近年来小泉内阁的外交实践，与上述研究报告的政策建议的倾向比较吻合。甚至可以说，上述报告是迎合小泉等日本当权派的主张而起草的。这一点，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实际步骤与日本在首次东亚峰会前后的表现中都体现得十分明显。

小泉政府在“10+3”基础上吸收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参加召开东亚峰会，实质上是企图联合印度和澳大利亚，削弱中国和东盟在东亚地区的影响。日本主张在东亚峰会成员国的基础上建立东亚共同体，或许是偶然的巧合，其地理范围与昔日的“大东亚共荣圈”基本吻合。对此，中国则主张继续以“10+3”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渠道。中日之间的矛盾再度显现。小泉内阁出现借重美国、拉拢印度和澳大利亚、分化中韩以制约中国的战略意向，其表现形式之一是推进东亚共同体进程时强调要与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2005年春，当时的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便公然宣称：“如果东亚国家都能够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价值观来结合，将来也许能够形成一个经济与政治的统一体。但是，东亚的情况是，价值观不同的国家有若干个，我不认为会一下子走到那”，“尤其是中国，今后在政治上怎样发展[7]还有不透明部分，要成为共同体的成员，还要看共同的价值观。”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战略在安全方面仍将倚仗美国，在经济方面则可能以日本同东盟的关系为重点。

目前，日本国内实际上并未就是否需要和有无可能形成东亚共同体达成共识，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经济一体化不可能一帆风顺，甚至还可能会出现曲折和倒退。这主要是由于，战后至今日本决策者长期以来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和“海陆两极对立”地缘战略思想的束缚，那些带有前瞻性、建设性的理想仍难以化为现实。美日一些人从现实主义理论和传统地缘战略思想出发，煽动“中国威胁论”，提出形形色色牵制中国发展壮大和企图介入台湾问题的主张，其中之一便是制造“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地缘战略利益冲突的“海陆对立论”。东亚是由海洋国家、大陆国家和半岛国家所组成的。如果美日依据这种地缘战略思想制定对华地缘牵制和围堵战略，它们同中国的关系就很难和谐，甚至会发生严重对立，东亚共同体也就无从谈起。因此，无论是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关系还是建立东亚共同体，都需要提出地缘战略新概念——“海陆和合论”。

所谓“海陆和合论”，主要是提倡海洋国家和陆地国家要保持和平、和谐、合作。它是实现“和谐世界”的前提条件之一。中国周边外交涉及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好同海陆邻国的双边关系；二是如何处理好周边地区的地缘战略问题；三是如何增加同周边国家之间多边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海外利益的扩大，如何从建立和谐世界的视角出发，提出有利于中国开展周边外交的地缘战略理论框架，是当前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海陆和合论”的实质，是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之间的地缘关系，以促进本国、本地区和全球的持久和平、安全、发展与繁荣。其至少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和追求目标：

——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和平相处，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互不干涉内政；

——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各自发挥地缘优势，开展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和彼此信赖的安全合作；

——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相互开放，为对方的发展和彼此合作提供地缘便利条件，通过政治对话与协商解决彼此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不以海陆划线树敌立友，而以和平、合作为共同目标，争取实现“海陆和谐”；

——海洋国家与陆地国家不仅要努力实现“海陆和合”，还要谋求海洋国家之间的“海海和合”、陆地国家之间的“陆陆和合”。

综上所述，日本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前提条件，良好而稳定的中日关系是形成东亚共同体的一大关键。目前，小泉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已遭到日本国内外越来越多人的反对，要求改善日中关系的日本民意基础正在形成。2006年10月小泉卸任后，日本新的领导人将面临如何同中国打交道和推进东亚多边合作的战略选择。中国则需着眼长远，趋利避害，坚决抵制日本介入台湾问题，坚持不懈地谋求“海陆和合”，推动中日友好，扎扎实实地推进亚洲区域合作。信任与东北亚区域安全合作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淑云 刘振江

国际政治学是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国际关系中的许多理论是从其他学科借鉴而来的，如同建构主义理论是从社会学领域引入到国际关系领域一样，不同学科对信任问题的研究也被运用到国际政治学之中。围绕信任来展开对东北亚地区安全的分析是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一、信任问题的研究及应用概况

信任问题既是约束人们言行的道德规范，也可作为处理个人、集体、国家间关系的一个理论范畴。作为道德范畴的信任问题，在古代就已经被提出，且一直延续至今。无论是从西方的《圣经》还是从中国的《论语》中，我们都能够找到依据。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心课题之一，信任问题的研究从20世纪中期才开始。信任问题的研究开端于社会心理学，20世纪80年代，在社会学、组织行为学、文化与经济研究等学科领域，有关信任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现。20世纪90年代，信任问题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学者将信任机制、信任建立措施等问题的研究提升到维护国际和地区安全的理论高度，无论是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对信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

现实主义认为，国家之间不会产生信任。国家利益是国家对外决策的主要依据；在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的问题上，国家看重的是相对[8]收益；国家利益之争导致国家间的合作是有限的；即使在安全方面有些合作，也不是基于对对方的信任，而是基于对力量对比的判断。[9]

国家间的合作只有在实力均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出现。

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家间可以产生信任，但其前提条件是：当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时，信任只能在制度框架下产生。在无政府[10]状态下，国家看重的是绝对获益；相互依赖和合作十分重要；“国[11]际制度通过提供信息和减少交易成本，有助于合作”；建立在制度基础上的合作会促进信任的产生。

建构主义认为，国家间的信任与身份的建构紧密相关。“国家是[12]可以具有身份和利益的实体”；“身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利益是以身份为先决条件的”，“国家利益是国际体系的建[13]构”；“国际体系结构不是物质结构，而是一种共有观念、共同的[14]政治文化”；“建构主义的结构是由共有理解、共有知识和共有期望来确定的。这些构成了行为体之间关系的本质，包括合作或者冲突，国际关系中经常研究的安全困境和安全共同体实际上就是两种不同的[15]共同知识造就的安全结构”。相互猜疑建构的是安全困境，而相互信任建构的则是安全共同体。信任与身份建构有关。如果行为体间的身份建构是朋友，彼此则可以在信任基础上进行合作。各国安全战略的制定正是建立在对他国身份和利益互为信任建构基础上的。

就国际关系的实践来看，以欧安会/组织为载体的欧洲信任机制建立后，各成员国在《赫尔辛基最后文件》（1975）、《斯德哥尔摩信任建立与安全措施文件》（1986）、1990年和1992年《维也纳条约》等框架下的军事和安全合作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为地区性安全机制建立的样板。东盟也“已完成‘建立信任措施’和‘发展预防性外交机制’两个阶段，并朝着‘建立解决冲突的机制’的阶段发展”。[16]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在1996年签订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信任领域的协定》，并成立了上海五国机制。1997年，上述五国又签订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后于2001年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明确指出，加强相互信任与合作是其宗旨之一，该组织也已成为[17]“保障六国之间边界和信任的机制”。“亚洲相互促进与信任措施会议”虽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该会议的召开，对在亚洲建立统一的安全与合作机制、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相比之下，东北亚地区目前还处于如何建立和促进信任进而建立信任机制的探讨阶段。二、东北亚地区信任与安全困境的生成及解构

波兰学者彼得·什托姆普卡认为，从信任作为一种关系的维度来[18]看，“信任是合作的前提条件，也是成功合作的产物”。作为构建东北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关键因素，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在东北亚地区[19]安全的研究中，信任作为被提及最多的名词之一，充分说明了信任与东北亚安全的复杂形势是息息相关的。“冷战”后，东北亚的安全形势总体上趋于相对稳定，但是还残留着旧的“冷战”格局的特征。由于东北亚地区是最具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地区，是国际安全矛盾最集中的地区之一，加之地区多边安全协作机制的缺乏和不同程度的国内问题，使得该地区安全形势时紧时缓，显示出该地区安全形势的众多特点：严重对抗性、随时突发性、高度敏感性、曲折反复性和综合复杂性。正如王逸舟先生所言：“东北亚的这片区域，从各种因素判断看，不只是冷战的最大一块遗产，弄不好更是孕育未来冲突的温床。”[20]从“冷战”后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看，在东北亚各国之间尤为缺少的就是相互间的信任。这种不信任在双边关系中可见一斑。

朝韩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南北方还处于军事对抗状态，军事分界线两侧都有重大的军事部署，并时有军事冲突发生；在统一方式上，双方也存在分歧，朝鲜把韩国的“阳光政策”视为“预图推翻朝鲜制度的伎俩”，“其目的是使朝鲜脱去社会主义的外衣”，“比软着陆政[21]策更具有颠覆性和阴险性”。朝美之间尚处于敌对状态。围绕核扩散引发的朝核危机至今未能解决。1994年《核框架协定》签署后，美国认为朝鲜只不过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而朝鲜则把美国的“软[22]着陆政策”和“接触政策”视为“和平演变”的诡计。两国到目前为止尚未建交，两国的领导人经常互相指责。朝日之间矛盾突出。因历史问题、日本人被绑架问题及安全关系紧张问题，日本动辄扬言要[23]对朝鲜进行经济制裁，并“视朝鲜为假想敌”。而朝鲜则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导弹试验，甚至要发展核武器。朝中关系相对较好，但朝鲜对与之有着深厚友谊的中国同样持怀疑态度。“对于平壤，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盟国都丧失了它的信赖”。在谈到朝鲜政策时，北京大学张锡镇教授指出，朝鲜视改革开放的中国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一个[24]不值得信赖的伙伴。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中日之间的信任感在走低。除了历史遗留问题、台湾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所导致的不信任感以外，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日本将和平崛起的中国视为威胁，而中国对走向“普通国家”、追求军事大国的日本是否会复活军国主义有着极大的不安和疑虑。双方的不信任感已渗透到国民心理，“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许多中国人往往是以一种不信任的心态看待日本的实力和行为，因此，对日本再军国主义化的担心和疑虑仍然存在。许多日本人也总是以一种复杂，甚至是一种敌意的心态来面对中国的发展和壮[25]大，认为中国的崛起对日本必然是一个威胁”。中美之间因意识形态、台湾问题、人权问题，美俄之间因争夺战略空间问题，日俄之间因北方四岛问题，日韩之间因竹岛（独岛）主权、历史认识、民族主义情绪等问题导致的信任缺失，是东北亚地区在安全领域建立信任机制的重大障碍。

东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彼此猜疑和恐惧，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下，极容易导致一种如约翰·赫兹和赫伯特·巴特费尔德所定义的“安全困[26]境”。虽然安全困境可能夸大了安全问题上互相疑惧在国际紧张、对抗和冲突中的作用，具有简单化和非道德倾向两大弊病，但是在明了这两大弊病的前提下，仍需承认它颇具真理性。应该承认安全困境的由来和作为主要特征的互相疑惧，构成国际紧张、对抗和冲突的一[27]种常见缘由，有时甚至可以是主要缘由。东北亚地区的安全确实存在着这种安全困境，并且较广泛、突出和严重。在朝韩、朝美、朝日[28]以及中美、中日之间都存在着安全困境。“冷战”后，该地区的逆裁军现象和军备竞争、军事冲突是这种安全困境的典型表现。

那么如何解构安全困境呢？约瑟夫·奈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合作来避免出现这样的安全困境，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即[29]双方都不增强国防力量，这对大家都有好处。”但是，通过约瑟夫·奈的类比（安全困境与囚徒困境）分析，我们发现，国家要合作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国家间缺少交流和沟通，即信息；二是即使双方可以进行交流和沟通，还存在信任的问题，即对信息的信任。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囚徒困境博弈引出的最耐人寻味的一点便是囚徒们在不能相互交流的状态下是如何来填补行为中当前缺失的信息的，这其中包含的便是信任的问题。双方在选择过程中，一方对于另一方的信任[30]程度无疑在影响着该方的决策。“在囚徒困境中，采取合作行为的关键是每个人对他人合作诚意的相信程度，不相信别人的合作诚意，[31]就不会采取合作行为。”因此，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作为一个常量的前提条件下，东北亚国家间的疑惧可以导致安全困境，而要解构安全困境，只有从加强合作开始，但这又要以东北亚国家间的信任为基础。三、东北亚地区建立信任的条件与障碍：同一维度的辩证法

在这里，我们不妨以社会学中的信任理论为依据，从信任的三个维度——关系、道德和文化，来探讨在东北亚地区国家间建立信任的可能性。（一）作为一种关系的信任

作为关系维度的信任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强调可信性的重要和可能性的变化。可以从声望、表现和责任性三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是声望。[32]“声望只意味着过去事迹的纪录”。通过各国在过去的一些信息来判断其是否值得信任。日本在历史上曾三次“南下”进行侵略；美国从19世纪中叶起就在东北亚“替天行道”；俄罗斯为寻求太平洋出海口而拓展边疆；中国在鸦片战争前，是东亚封建体系的中心，但之后与朝韩先后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他们反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从未间断；美日俄三国或单独或联合进行殖民统治，也常常为了一己私利而兵戎相见。纵观东北亚国际关系史，大小战争和冲突此起彼伏，如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包括太平洋战争在内的反法西斯战争、朝鲜战争以及“冷战”。几乎所有国家相互之间都曾激烈对抗过。至今，“二战”结束后所遗留的一些问题还未解决。这些历史问题时常被提及，严重地阻碍了相互间信任的建立。“很大程度上，由于过去所经历的冲突往往使历史因素影响现在对军事威胁的认知。历史性敌意的存在和反复的战争常常放大了当前对威[33]胁的认知”，“朝鲜和中国对日本……存在着长期的历史性猜疑”。当然在历史上也不乏共同对敌、友好交流的时期。但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争多和少。近代以来日本的声望、当代的“中国威胁论”是造成东北亚其他国家对日中缺乏信任的主要原因，也是东北亚地区建立信任的障碍因素。对历史的考察是重要的，“但它可能并不会为其他国家评估一国承诺的价值提供充足的基础。……他们需要了解其未来伙[34]伴能力和真实意图方面的信息……”。

其次，是表现。“表现意味着实际的事迹、呈现的行为、正在获得的成效”，也就[35]是被信任者“现在正在做什么”。即东北亚地区各国的国家战略和行为。

当前，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是“布什主义”，“实质是强势追求[36]美国绝对军事优势和绝对国家安全”，建立全球霸权。布什主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念十分相似。美国的全球战略[37]不能允许区域霸权的出现，虽然目前的重点依然是大中东计划和反对恐怖主义，但其不断调整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加强美日军事同盟，[38]以日遏中，“阻止东亚区域机制的发展壮大”。美国东北亚战略的基本思想是：在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的同时，继续维持东北亚地区的稳定。

日本的国家战略是要发展成为“普通国家”、“正常国家”和军事政治大国。日本国内政治更加右倾化和保守化，煽动反华仇韩情绪，再次挑起教科书问题，要修改宪法，小泉首相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等都给邻国造成直接的情感伤害。日本继续大力发展军事力量，以提高海空机动能力和远洋攻防能力、信息情报收集和处理能力等。同时加强了美日军事合作和同盟关系，美日同盟出现了“历史回归性变化”。借“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的机会，日本将其军事活动范围扩大到了印度洋和中东。此外，在台湾问题、东海能源开采问题、钓鱼岛主权归属等一系列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和挑衅性行为。2004年、2005年防卫计划和2006年1月美日军事演习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日本的现实表现使其邻国无法对其产生信任。

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并一贯奉行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中共“十六大”上，提出“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政策。2005年更将构建和谐世界作为外交的指导原则之一。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中国既坚持半岛无核化的方针，又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在各方之间进行积极斡旋。“六方会谈”为多边互信安全机制的建立建构了平台。

韩国在卢武铉总统上台后，推出了和平繁荣政策，谋求朝鲜半岛和平及整个东北亚的共同繁荣。主张对话和和平解决核问题，倡导相互依赖、互利互惠原则，对朝鲜进行经济援助和经济合作，最终将停[39]战机制转换为和平机制，建立东北亚经济合作体。

俄罗斯近年来以恢复强国外交为目标，继续贯彻全方位外交政策。防止远东地区分裂、参加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合作、保持和改善与东北亚地区各国的伙伴关系是俄罗斯东北亚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为此，俄罗斯积极参与朝鲜半岛问题的六方会谈，希望在和平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方面发挥重要影响。

综观各国的外交战略，影响各不相同。美日的战略容易产生消极影响，朝鲜的对内确保政权稳定和对外确保国家安全的外交战略以及有限制的开放战略，既不利于自己了解他国，同时也阻碍了他国了解本国。这些“表现”都成为东北亚建立信任的障碍因素。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俄的外交政策对增加互信有所裨益，2005年中美双边战略对话和东亚峰会的举行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了信任的增长。

最后，是责任性。[40]“责任性意味着信任的强制性”。责任性机构的存在，“改变了[41]被信任者利益的计算，增加了成为可信任的人的额外动机”。在国内社会中，这种责任性机构一般是有效的，但是具体到国际关系领域，我们可以把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看做责任性原则或机构。虽然“在世界政治中，国际机制中的原则、规范、规则必然是脆弱的”，[42]“但在许多场合，规则都被遵守”。此外，国家间的多次连续博弈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很明显，东北亚的多边安全机制相对欧洲和其他地区来说是较少的，目前主要有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东盟10+3”、东北亚安全合作对话、六方会谈等官方的与非官方的、定期的与不定期的对话机制，但这些都是相对较弱的机制。尽管这些安全机制与欧洲的安全机制或与东亚当前存在的安全问题的深度和广度相比，是令人沮丧的，但是与双边网络或与该地区以前的情[43]况及其他地区如中东、南亚比较，还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机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北亚地区各国的信息交流和彼此信任的增长。

此外，东北亚地区其他领域的合作和国际机制，对地区互信的促进无疑也会起到促进作用。“在米特兰尼看来，通过合作过程中的学习，日渐增强的信任将取代相互猜疑。这样做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44]而且这种信任能够延伸到还没有开始一体化的领域”。罗伯特·基欧汉也指出，“新的国际机制的创设也许由旧机制所培育出来的相互信[45]任感而得到促进”。这与信任可以传染、信任的各种领域可以相互[46]提供信任的理论是相符的。（二）作为道德的信任“道德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是整个国际研究范畴内最难捉摸、最[47]难确定的问题”。对此，主要有两种态度：现实主义者一般认为，国家间无道德可言，或者认为国家有国家本身的道德标准，是区别于[48]抽象的和普遍的道德标准的。理想主义者认为，道德不仅适用于个人，同样也可以延伸到国际关系中。现实情况是，道德或“道义在国际政治中是较难发挥作用的”，“然而，道义在国际关系中确实起作[49]用”。正如卡尔所言，“每一种政治形态都包含了乌托邦和现实、道德和权利这样两种不相容的成分”，“只要政治家和其他一些影响国际事务发展的人一直认为国家具有义务，并且以此观念指导自己的[50]行动，这个假定（国家的道德行为——作者注）就会具有效力”。（三）文化的维度“信任文化可以为相信他人提供充足的影响，而不信任文化可能[51]唤起不信任的行为”，“信任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无政府状态是否只有一种选择？传统学派，特别是“新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永远[52]只有一个单一的‘逻辑’：资助和充满竞争的权力政治”。对此，建构主义者温特给予了否定的回答，认为至少有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霍布斯文化的逻辑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行为体的行为原则是不顾一切地保[53]全生命，是杀戮或被杀”。国家间的角色定位为敌人。很明显，这种文化是一种不信任文化。康德文化的基础是友谊的角色结构。在这种角色结构中，国家期望相互遵守两条基本规则，一是非暴力原则，二是互助原则，国家间的角色定位为朋友，即使有冲突也通过非暴力[54]的方式解决。很明显，这种文化可以看做是一种信任文化。洛克文化介于前两者之间，其角色结构是竞争，虽然也通过对自我和他者涉及暴力行为的再现而建构，但这种文化允许生存，不会试图征服或者统治对方；但是对手也不是朋友，因为对手之间的相互承认不等于在发生争执时不使用暴力，所以它不像在霍布斯文化中的生死存亡的威[55]胁，但当自身力量不足的时候，盟友可以比较容易受到信任。国际政治的总体现实基本上正处于洛克文化当中，各个地区有所不同。东北亚可归为洛克文化，是一种信任和疑惧的混合体。

无论是从关系维度、道德维度还是文化维度的角度来探讨东北亚地区建立信任的可能性，我们都会发现，由于东北亚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状况的复杂性、多样性、敏感性，导致即使在同一维度内探讨信任问题，也会出现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状态。若想推动信任的建立，我们必须客观地、理性地、辩证地看待东北亚地区建立信任的可能性，利用有利因素，铲除障碍因素。四、结论

综上所述，信任缺失是东北亚地区产生安全困境的原因之一，而信任的建立是在无政府体系下解构安全困境，促进安全合作的出路之一。在东北亚地区，就信任本身的要素而言，每一维度都存在着促进信任和破坏信任的因素，因而各有利弊。

我们主张各国间建立互信，不是无条件的、盲目的信任。毕竟信任也是相对的，依据不同的主体、客体和领域，信任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有时不信任反而能够促进互信。

卢曼指出，由“信任转变成不信任比由不信任转变成信任更容[56]易”。换言之，信任的建立和获得是相对困难的，而失去却相对容易。对此，我们寄希望于最终建立一种信任机制，来更直接地维持信任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在此基础上，促进安全合作，进而达到人们期望的多边安全机制。

东北亚地区信任机制的建立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但当前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历史遗留问题的堆积和现实矛盾的不断出现，导致建立东北亚信任机制的变数增加，未来的发展进程难以预测。如何建立东北亚地区的信任机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认真思考的现实问题。笔者认为，国际社会和东北亚地区各国可以从多个角度齐头并进来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以双边互信带动地区信任机制的建立。目前，中俄、中印、中国与中亚邻国、中国与东盟之间通过双边互信措施的建立，解决了边境驻军、边界划分、贸易往来等许多方面的问题，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以此为鉴，东北亚地区各国可以在双边互信基础上着手建立三边及更多边的信任措施，推动东北亚区域信任措施的建立。

第二，以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和国际法原则作为建立信任机制的基础。地区内各国都要恪守主权平等，不使用武力或不首先使用武力，边界不可侵犯，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政等原则。

第三，以增强军事信息的透明度博得他国的信任与合作。如情报交流，重大军事演习预先通知，互派军事观察员，各国定期发布军事信息等。鉴于一国是否信任他国主要取决于该国对他国失信性的判断，而判断的依据则主要是其对他国信息的掌握程度和以往的交往互动纪录。因此，各国可以采取一些保障信息流通的措施，使信息完整明确地被对方认知。

第四，以政策的持续性作为长期互信与合作的保证。

第五，以多领域的合作夯实信任机制建立的基础。“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因素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不断加强。经济、文化、教育、环境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是连接各国的纽带和桥梁。多领域合作可以促使信任建立措施的范围扩大，领域拓宽，进度加快，合作加深。

如果上述措施能够实现，东北亚信任机制将得以建立，地区安全将得到保障。东北亚环境合作的模式选择与前景青岛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丁金光 李月美一、制度化合作模式是东北亚环境合作的必然选择

东北亚环境合作的特点可以总结为：东北亚环境合作形式多样，已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领域的新格局；目前讨论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的机构和会议很多，但相互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存在机构重叠、效率不高等现象；东北亚环境合作的内聚性不强，制度化欠缺，而实用性却很突出；东北亚环境合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东北亚地区权力结构和观念结构的制约；中日韩三国是推动东北亚环境合作的核心力量，也是地区制度化合作的带动力量；东北亚环境合作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旨在推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地区环境合作机制。从以上特点可以看出，东北亚环境合作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制度化程度较低，仍停留在功能性合作上。功能性合作只是区域内各国为实现某个具体目的而进行的多边合作，当然这种功能性合作已大大推动了东北亚环境合作的开展，并取得了一定的绩效，然而，东北亚环境合作从功能化阶段过渡到制度化环境合作，建立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机制乃至构建东北亚环境共同体，加强对东北亚的地区环境治理，将是东北亚环境合作的未来发展趋势。制度化合作模式是东北亚环境合作的必然选择。（一）东北亚制度化环境合作的必要性“冷战”结束后，地区主义在世界各地同时高涨，旧的地区组织焕发了活力，新的地区组织不断形成，地区性认同、地区性合作安排、地区之间的协调已构成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变革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东北亚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少数没有建立任何合作组织的地区之一。推动东北亚地区环境、经济和安全合作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是适应国际潮流的。随着相互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将环境合作推向制度化是可以预见的，通过它的示范意义能够促进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及进一步深化。

制度化合作对现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产生于合作，而一旦产生，又能有力地促进合作。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大多数行为体都意识到了合作的重要性，而制度的建立能有效地加强对制度内各国的监督，减少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并为相对平等的成员提供更多有益的信息，最终最大限度地促进合作。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的现状和原因决定了制度化合作对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东北亚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具有共同利益，但存在共同利益并不能保证地区环境合作机制的建立。行为体的动机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东北亚国家间的利益结构和战略目标有很大区别，各国对于建立制度的动机也不相同，有些国家表现得强烈一些，有些国家则不太关心。中国和韩国是地区合作制度化的既有实力又有热情的重要推动者，韩国力主建立区域性的正式环境合作机构；日本以美日同盟为依托保持战略优势，对增进地区整体利益并无太多关注，而更倾向于利用双边和现有的国际机构开展合作；俄罗斯的战略中心不在亚洲；蒙古与朝鲜的实力太弱，很难担起创建机制的巨额成本。另一方面，基欧汉强调国际机制能够有效运转的重要条件，是存在小数量行为体的高度互动，能够在战略上相互策应，能够监管彼此的行为。东北亚是只有六个国家的小区域，在数量上符合条件，虽然东北亚存在各种形式的环境会议，但是互动性并不强。由于历史积怨和现实矛盾，国家间相互猜疑与防范的心理很深，在沟通尚且困难的情况下，根本提不上高度的互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为体对信息的缺乏造成的。以上这些情况是能够通过制度的建立而加以解决的，国际制度的一种功能是惩罚，这可以约束行为体主动的违规现象，因为它的惩罚可以使一个国家难以承受，从而制止和防止主动地、故意地违犯国际制度的不合作行为；制度的另一种功能是服务性的，目的是为各国提供更多的高质量信息，降低不确定性和猜疑心理，为有意愿合作的国家提供保障。因此，制度化环境合作对东北亚具有重大的意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旨在推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地区环境合作机制，加强地区环境管理是东北亚国家的必要选择。（二）东北亚制度化环境合作的可能性

首先，东北亚国家间虽然在政治、安全等“高级政治”领域存在一些现实的利益冲突，但在环境领域却具有重要的共同利益，如在酸雨、沙尘暴和海洋污染等环境问题上的合作，加强地区环境治理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等。这是制度能够建立的基础条件。

其次，该地区存在建立制度的动机，这种动机来源于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合作所能带来的巨大收益，预见到制度化合作的重要意义，并愿意为这种合作的实现作出贡献。在这方面最积极且有带动意义的国家是中日韩三国。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作为东北亚地区主要的区域环境合作机制，在沙尘暴监测合作、东亚酸沉降监测网、三国环境教育网络与环境人力资源开发计划、中国西北地区的生态保护、淡水资源保护、环保产业等多方面开展了合作与对话，并取得了切实成效。韩国环境部部长韩明淑表示，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将成为东北亚环境合作的核心机制。

最后，地区内虽然不存在能够单方面建立制度的霸权国家，但东北亚六国在数量上符合基欧汉提出的小集团互动的条件。可以看出，制度化合作理论不但为东北亚的环境合作开辟了一条有意义的道路，而且也指明了东北亚具备建立合作制度的一些基本条件，表明东北亚是能够实现制度化合作的，至于能否实现、如何实现及何时实现这种合作还有待于各国的努力和现实的发展。二、东北亚环境合作的发展前景（一）构建“东北亚环境共同体”

东北亚环境合作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加强制度化建设，构筑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机制，成立东北亚环境合作组织或管理机构，进而构建“东北亚环境共同体”，这也是东北亚环境合作的发展趋势。

东北亚环境共同体可以定义为东北亚地区各国在环境上互相依赖、互相合作，实现地区环境治理的制度化组织。显然，与一般的东北亚环境合作不同，它不是那种低层次的实用性较强的功能性合作，而是由各国中央政府推动的制度性安排。它是机制化的组织，有明确的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有常设机构（如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有各参与国的中央政府推动，有具体的协定和规则及资金保障等。

从广义上看，东北亚环境共同体的参与者应包括东北亚地区所有国家，即中、日、韩、朝、蒙、俄六国。但从实际情况来看，东北亚六国的合作至今仍停留在功能性合作性质上，还没有踏上制度化道路。在一些项目上，蒙古和朝鲜向来参与很少。俄罗斯国土广阔，但其政治、经济重心都在欧洲。俄罗斯虽然参加了东北亚环境合作，但与共同体还是有区别的。因此，把东北亚六国都纳入到一个共同体中，从目前情况来看是不现实的。而中日韩三国的环境合作已开始走向制度化道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第六次三国首脑会晤上，继2003年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10+3领导人会议共同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之后，又通过了《中日韩合作进展报告》和《中日韩三方合作行动战略》，其中对推进三国之间的环境保护合作给予高度重视，对三国环境部长会议的成果予以肯定，并对继续在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机制框架下开展合作达成共识。并且在10+3框架内，中日韩三国的制度化合作安排也在近几年浮出水面。因此，从现实出发，东北亚共同体的参与者主要应当是中日韩三国，即使今后成员逐渐扩大，中日韩三国也应当是该共同体的基本力量。

这里之所以要提到10+3框架，是因为它目前正在成为东亚合作的制度化组织。10+3起步晚于东北亚区域合作，但却比后者更早地走上制度化轨道。而在10+3框架内，中日韩三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化合作安排。所以，如果把东北亚环境共同体定义为一种制度化的安排，那么中日韩这三个东北亚国家，已经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了。它无疑是未来东北亚环境共同体的雏形。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北亚环境共同体就是中日韩环境共同体，至少在近期是如此。（二）东北亚环境共同体的实现途径

如何实现东北亚环境共同体？这里，首先需要把东北亚环境合作与东北亚环境共同体两者的关系梳理清楚。一方面，两者是有区别的。东北亚环境合作是制度化程度很低的一种功能性合作，它围绕着某一特定领域或项目展开。而东北亚环境共同体作为制度性安排，是机制化的组织，有常设机构（如秘书处）负责日常事务，由各参与国的中央政府推动，其成员是固定的，加入或退出都受共同体章程的约束。显然，共同体的建设难度要大得多。

但另一方面，东北亚环境合作与东北亚环境共同体这两者也是相辅相成、互相联系的。在一个环境共同体内，成员必然会开展具体领域的环境合作。环境共同体的基础就是先行开展成员间的环境合作。因此，东北亚环境合作与东北亚环境共同体的建设，两者是并存而非包括的关系。但环境合作并不能代替共同体的建设。后者仍需要按制度化的规律来推进。总之，环境合作是共同体成立的基础，共同体成立后将能更好地开展成员间的环境合作。两者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互相并存、互相促进的关系。

东北亚环境共同体作为一种制度化组织，其建设途径不外乎以下三种：一是东北亚各国首先通过双边合作，建立双边环境管理机构等制度化合作机制，之后再将多个双边合作机制统合，形成全地区的制度化环境合作，建立东北亚环境共同体；二是中日韩作为东北亚地区的核心国家，先行采取行动，组成核心环境合作组织，而后逐步吸收俄蒙朝，最终成立东北亚环境合作组织，形成东北亚环境共同体；三是在广泛的共同协商基础上，东北亚所有国家一步到位建立紧密的环境合作组织。以上三种途径的共同点都是最终通过制度化合作模式建立东北亚环境共同体。但期待东北亚国家很快建立地区环境合作组织是不现实的。如前所述，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与东北亚环境共同体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联系的。有鉴于此，建立东北亚环境共同体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大力推动东北亚地区的环境合作。在建立包括东北亚六国在内的环境共同体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中日韩三国必须先行一步。因此，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第二种途径是建构东北亚环境共同体的可行选择。

首先，加强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在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中的作用，促进其与东北亚其他环境合作机制的沟通和联系，使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成为东北亚环境合作的核心机制。

紧密的地缘因素使得中日韩三国在环境问题上息息相关。“中日韩三国环境合作进入成熟阶段；东盟-中日韩（10+3）机制下的环境合作开始起步。”这是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对于目前中日韩三国环境合作水平的评价。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在东北亚环境合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该会议在三国间每年轮流举办，以解决共同面临的区域环境问题，促进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并于会后由部长联合签署《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联合公报》。在第五次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上，韩国环境部长官韩明淑表示，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将成为东北亚环境合作的核心机制。在第六次和第七次中日韩环境部长会议上解振华都提出，要进一步加强三方环境对话和沟通，加强对重大多边和区域环境问题的协商，鼓励和支持各界参与三方环境合作，加强三国部长会议与本地区其他合作机制的沟通，扩大影响，进一步加强三国在重点领域的务实环境合作，并积极倡议三国在发展循环经济社会领域开展具体合作。

虽然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机制仍是功能性的环境合作机制，尚未成立中日韩三国东北亚地区环境管理机构或组织，但它大大推动了东北亚环境合作的开展，并取得了切实的效果，为东北亚共同体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其次，加强10+3框架下中日韩三国的环境合作，推进制度化建设，形成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北亚制度性环境合作机制。

10+3框架的建立使东北亚的三个重要国家中日韩首次被纳入到同一个合作框架之内。10+3框架成立之初，只是一种领导人非正式会晤的对话机制，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它逐渐正式化，如今已成为初步制度化的区域合作组织。10+3框架下的东北亚合作是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多边合作。这是东北亚合作的新形式。2003年l0月，在印尼巴厘岛召开的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首脑签署了《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决定大力推动三国之间包括环境合作在内的总共14个领域的合作。为落实三国领导人2003年发表的《联合宣言》，2004年6月21日在中国青岛举行了三国外长会议，并成立了《中日韩三方委员会》。该委员会首次会议已于成立之日举行，并共同制订了《中日韩三方合作行动战略》，其中对推进三国之间的环境保护合作给予高度重视，对三国环境部长会议的成果予以肯定，并对继续在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机制框架下开展合作达成共识。显然，这些合作将在三国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以政府协议的形式开展。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将改变东北亚合作长期以来缺乏核心的局面，中日韩必将成为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的核心力量。以10+3框架为主渠道，并在其推动下，以中日韩为核心的东北亚合作正在向制度化方向发展。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虽然缓慢，但充满了希望。

总之，东北亚环境共同体的建立既要发挥功能性环境合作机制的作用，又要利用10+3框架下中日韩三国的制度性合作机制。这两种区域合作机制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对于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来说，功能性合作与制度性合作都有必要存在，它们都对促进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有利，尤其当制度性合作发生困难时，功能性合作仍是最现实的选择。今后，原有的功能性合作机制将继续发展和完善，与制度性合作可以并行发展，共同推动东北亚地区环境合作的发展，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在10+3框架下建立由中日韩组成的“东北亚环境合作组织”这样的专门机构，进而建立东北亚环境共同体。东南亚与中国的和平崛起进程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瞿健文 李晨阳

自“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发展迅速，可以说一年上一个台阶。政治上，中国与东盟从“冷战”结束之初的“部分对话伙伴国”发展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政府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区域外国家。经济上，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同意在十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1月1日，中国全面启动“早期收获计划”，包括允许越、老、缅、柬等国家的部分农产品（600多种）零关税出口到中国、中国减免这些国家的债务、向越南等非WTO成员国提供最惠国待遇等内容。2004年11月，中国和东盟正式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和《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2005年7月1日，中国和东盟启动削减和取消7000种商品关税的行动。2004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突破1000亿美元，2005年中国和东盟贸易额达到1307.7亿美元，东盟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在安全领域，2001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2年双方发表《关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联合宣言》，此外中国与东盟在防范SARS、禽流感、艾滋病以及打击毒品走私、跨境犯罪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合作。

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东盟关系，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双边自由贸易区建设过程中的过多让利可能拖累中国的和平发展，甚至认为中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以及承诺签署《东南亚无核区》议定[57]书将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随着中国和平崛起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东南亚在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对东南亚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就成了重要的研究题目，这也是本文试图回答的关键问题。一、东南亚在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发展我国与东南亚关系的重要性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以往有[58]学者从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安全的角度来分析，也有学者只从政[59]治、经济和安全的某一个方面来强调，还有学者选择几个重要的宏[60]观层面来探讨。但这些分析没能联系我国和平崛起的实际。近年来，有些部门和学者联系中国对外政策的支柱来加以说明。其基本观点是：我国目前对外政策的四大支柱是“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而东南亚既是周边，也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东南亚十国联合体的东盟的力量相当于一个大国，东盟倡导或起重要作用的东盟地区论坛、“10+3”、东亚峰会、亚欧首脑会议等为中国提供了与世界主要国家交往的重要舞台，由此足见东南亚在我国外交战略中非同寻常的地位。但这种描述过于笼统，也没有结合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情况。本文认为，要准确判断东南亚在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结合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来谈。（一）东南亚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示范区

崛起意味着国力的扩张，首先是经济规模（包括贸易规模）的扩张，其次表现在外交舞台的扩大和对地区事务与全球事务参与范围的扩大。所以，最先受到中国崛起直接影响的就是地缘上与中国接近的[61]周边国家。由11个中小国家组成的东南亚在地理上最靠近中国，但又是周边中唯一不对中国构成威胁的地区。中国一直强调和平崛起对其他国家而言是机遇而不是挑战，那就应该用事实来说话，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发展就为我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1.东南亚是“中国威胁论”的消音器“崛起”一词非常容易给东南亚这些周边的中小国家以较大的心理压力，实际上“中国威胁论”或者“中国机会论”就是这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心理感受。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政治互信的不断增加，东南亚已基本不担心中国的军事威胁，但经济威胁的论调却有所抬头。[62]如认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增夺外资和出口市场，中国掠夺东南亚的[63]自然资源甚至影响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对澜沧江的水电开发导致下游的生态环境恶化，进而怀疑中国和平崛起后可能会谋取霸权等等。[64]如果我们能让在中国身边的东南亚小国都觉得中国的崛起对他们来说不是威胁，那其他大国就更不用说了。2.中国软实力的施展对象

软实力的范畴很广，包括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吸引力、文化的[65]感召力、在国际政治中的结盟能力、利用现有国际组织的能力等，它是一种“合作型”权力。尽管世界上不少国家反对美国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但难以否认西方的价值观和民主体制的巨大吸引力，而日本的软实力是其崛起的硬伤。因此，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必须通过增强软实力的吸引力来实现目标的能力，塑造负责任、开放、务实、透明、合作的国家形象。而东南亚与中国在民族渊源以及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和东盟目前又共同面临着防范SARS、禽流感、艾滋病以及打击毒品走私、跨境犯罪、非法移民等公共危机（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为中国提供了展示自己软实力的基础和大好时机。3.中国强大以后也不称霸的试金石

目前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还存在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争端，因此，中国崛起后对东南亚的政策，尤其是在南沙问题上是否改变“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政策将是检验中国是否谋求地区霸权的试金石。其实我们纪念郑和下西洋六百周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宣示中国强大以后仍会对东南亚实行和平外交。（二）东南亚是中国在政治上崛起的首要依托

中国的崛起是从世界体系的边缘向次中心、中心地位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需要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因而我国把发展中国家视为对外关系的基础。而目前的发展中国家真正能在国际事务中有一定影响和发言权的，东盟首屈一指，因为东盟已成为亚太地区与美、日、中、俄并列的五大力量中心之一。可以说，在目前的亚太地区，没有东盟的参与，任何事情都办不成。由于中国与东盟具有相似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在全球性问题和地区问题上有诸多共同利益，对建立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立场基本相同，因此，东盟完全可以发展成为中国在政治上崛起的战略伙伴。此外，在东亚地区相互依赖的条件下，由于日本、美国和中国等力量中心的互相作用与制约，哪一个国家要称霸东南亚都是不自量力的，并且注定是要失败的。[66]鉴于这一态势，加之东盟坚持“大国平衡外交”政策，中国发展与东南亚关系的空间是比较大的。（三）东南亚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合作对象

中国的崛起离不开世界，必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友好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尽管现在中国主要的经济合作对象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但东南亚对我国经济崛起的意义已越来越凸显。

首先，东南亚是我国重要的自然资源供应地。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国内资源已满足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东南亚地区是亚洲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拥有具有战略意义的农业（如大米、橡胶、棕榈油）、林业（木材）、矿产（如锡、钨等有色金属）、油气资源（如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石油生产国和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以及海洋资源。

其次，东南亚是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中至关重要的通道。东南亚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又处于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上，形成两大洲间的“十字路口”，不仅是沟通亚洲、非洲、欧洲以及大洋洲之间海上航行的必经之地，也是南北美洲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物资[67]交流、航运交通极为繁忙的地区。东南亚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在亚太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尤其是目前我国70%以上的进口石油都必须经由马来半岛与印尼苏门答腊岛之间的马六甲海峡，估计到2010年，中国每年通过该海峡的石油将高达2亿吨，可以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该海峡掐住了中国经济的命脉。所以，国务院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在2006年2月发布的《2005年炼油工业发展综述》中提出，为了建立中国石油安全供应保障体系，要加强运输能力的建设，形成进口原油四大运输通道，即中哈和中俄陆路原油运输通道、马六[68]甲海峡和中缅海上原油运输通道。四大运输通道有两条是在东南亚，足见东南亚在中国能源安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此外，东南亚还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通道，泛亚铁路和中缅水陆联运是中国进入印度洋的最便捷通道，该通道不仅有利于大西南发展外向型经济，而且对中国还有巨大的战略意义和安全意义。

最后，东南亚与中国互为重要的投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对象。东南亚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外资来源之一。截至2003年底，东盟国家来华投资项目共达22075项，协议投资金额645.9亿美元，占中国合同吸引外资总额的6.85%；实际投入323.7亿美元，占中国实[69]际利用外资总额的6.46%。虽然目前中国—东盟贸易额占各自对外贸易的比重不是很高，但双方发展贸易的潜力很大，预计到2010年，双边贸易额可达2000～2500亿美元左右，在我国的对外贸易格局中举足轻重。因此，东盟这个市场我国必须紧抓不放。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升级，东南亚国家将越来越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地区和实施“富邻”政策的主要对象。尤其是正在构建过程中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它进可以参与甚至引导、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退可以防范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兴起所带来的冲击，使中国在[70]世界经济谈判中增强发言权，维护自身经济安全和利益。（四）东南亚是中国与美、日、印、俄、欧盟等大国关系的润滑剂

中国崛起最终挑战的是美、日、欧盟等现有国际格局中的既得利益者，为了不使这些大国全面挤压中国的发展空间，中国既需要对崛起的目标、手段和方式做一个全面而透明的说明，并付诸于实践，同时也要通过多重的合作机制使中国和这些大国成为“利益相关者”。我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时殷弘就认为，参与多个亚洲次区域多边合作[71]机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至关重要。而东南亚正好是一个大国利益的[72]交汇地区，中国与上述大国以东盟为中心构建了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欧会议、“10+3”和东亚峰会等多边合作与对话机制，为中国提供了更多与大国交流的平台和机会。目前已有学者在国内不同的场合提出通过发展与东盟的关系缓和与日本的关系，日本[73]有学者认为日本对东南亚关系比对中国重要，还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在新世纪打破美国战略围堵的重要突破口。（五）东南亚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安全保障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安全、稳定的周边环境，其中与中国直接接壤的东南亚地区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因为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看，地理上的远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地缘作用的大小，“一个对你友好并给你带来利益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种利益倍增；同样的，一个对你不友好并给你带来损害的国家，[74]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国而使这种损害也倍增”。从现实来看，东南亚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国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的繁荣和稳定，关系到中国经济重心所在的东南沿海省份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团结和安定。尤其是在全球化条件下，SARS、禽流感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已不可能被御于国门之外。因此，维护东南亚地区的持续稳定和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我国崛起过程中必须长期努力的目标。

总之，东南亚是中国和平崛起进程中可以长期进行合作的战略伙伴（包括政治、经济和安全），也是稳定中国周边环境一道不可或缺[75]的屏障，是中国外交的最前沿。二、关于中国东南亚政策的几点思考

外交政策是一国对外行为的行动准则和行动计划，其目标是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了有效维护国家利益，对外政策必须能够影响其他行为者的行动，因为国际体系中所有利益和资源都无法实现真正平等的分配，每个国家都需要其他国家的支持和配合才能更好地实现利益目标。施加影响的能力必须依靠实力资源，并选择使用这些资源的方式。实力资源包括安全资源和经济资源两类，其使用方式可以简化[76]为积极诱导和消极惩罚两个类型。从新中国成立后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对东南亚进行战略安抚和经济诱导的政策比较有效，而实行战略牵制和经济上不交往政策的效果最差。

我国虽然没有专门的东南亚政策，但中国政府制定的“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自然包括东南亚地区在内，中国政府多次强调中国永远是东南亚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温家宝总理2003年10月出席在印尼举行的“10+3”和“10+1”系列峰会期间发表的题为《中国的发展和亚洲的振兴》的演讲，详细阐述了中国的“睦邻、安邻和富邻”的外交政策。

对于中国与东南亚的现状，我国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所长张蕴岭教授的评价是比较中肯的。他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与磨合，中国与东南亚在政府层面上的关系已经比较稳定，但人民之间缺乏了解，因此，未来各国人民可能会在大规模的交往过程中因经济上的竞争、文化上的差异而产生矛盾，而且最终很可能升级为政[77]府层面的问题。因此，基于居安思危和未来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可能出现的新问题，笔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希望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

第一，巩固与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关系，继续充分发挥东盟在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主导作用。出于亚太地区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考虑，中国应强调自己是亚太地区合作的积极参与者，不是领导者；继续长期支持东盟在东盟地区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以及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在具体问题上，中国要充分理解东盟的“大国平衡”外交政策，没有必要追求东盟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与中国完全保持一致，也不要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忙于推出一系列让东盟无可挑剔的措施和建议，以避免东盟产生被中国牵着鼻子走、实际上没有发挥主导作用的感觉。此外，中国在对外宣传中要避免再提“韬光养晦”，因为韬光养晦的潜台词就是中国强大以后将有所改变，会使东南亚国家产生中国将来可能采取与现在不一样政策的推论。

第二，继续推行“富邻”政策，稳步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从历史经验来看，“富邻”其实就是“利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日本通过对东南亚、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出口信贷以及提供特惠关税，扩大了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其得到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远远大于付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经济影响是中国这样的合作型强国获取小国合作的首要手段，因此合作型强国应使用补偿性支付这种有效[78]措施，在实现非对称性联盟方面尽快取得成效，而且这种支付应该是机制化的，不是随意的，以便于这些国家接受。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就是中国向东盟国家提供的最重要的补偿性支付。

既然充分认识到了东盟对我国的战略利益，而且中国和东盟已就自由贸易区的基本原则、目标领域、时间框架达成了共识，因此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一如既往地按原定计划向前推进，继续对东盟落后国家实行减债计划，扩大优惠关税和免税种类。在实践当中，我们首先要处理好经济与外交、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关系，以中国—东盟关系的大局为重。其次要大力支持和推动中国企业到东南亚投资，提升相互之间的贸易依存度，使东南亚国家充分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实惠。另外还要正确认识与东盟贸易中逆差不断扩大的问题。目前中国对东盟的贸易逆差（2004年和2005年均保持在200亿美元左右）在我们的预计和可承受范围之内，也未对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产生重大影响，而且目前适当保持逆差，对我国有利无害，我国因此而获得的政治利益将远远大于在经济上的损失。

第三，加强安全领域尤其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合作。南海主权争端是中国与东盟在传统安全领域中的最核心分歧，建议采用双边与多边相结合的方式，着力推动南海主权争端的和平解决，可以估计双方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之间存在的SARS、禽流感、艾滋病等高危险性传染疾病以及生态环境恶化、资源过度开发、毒品走私、洗钱、非法移民、海盗、经济安全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要与东盟进一步拓展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广度与深度。当前尤其要慎言开采东盟国家的不可再生资源，克服把东南亚简单地当做是资源来源地的狭隘心态，努力缩小双方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中关于生态环境安全问题的分歧，同时加强能源安全合作。

第四，发展与美国、日本的关系，巩固与东盟的关系。处理中美、中日关系的任何失误都可能危害中国在东亚和平崛起的努力。东亚的安全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维持的。美国与日本在东南亚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他们在东南亚已经营了数十年，其影响力是中国在短期内难以匹敌的。因此，中国应该承认美国的全球性霸主和东亚的传统霸主地位，与美国分享地区管理权，而不能一味地排挤美国的势力。发展与东盟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与改善同美国、日本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第五，加强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提高人们对东南亚的认识。尽管中国对东南亚的研究队伍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已有明显扩大，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较大提高，但中国对东南亚的研究总体上并不够，主要表现在研究布局不平衡、经费欠缺、一流学生和学者不愿意从事东南亚研究、现有研究人员素质不高、踏踏实实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太少等方面。此外，近年来国内大量涌现的关于东南亚的网站普遍存在着信息陈旧乃至错误和偏见等问题。这些都不利于国人加深对东南亚的认识。因此，笔者赞成张蕴岭教授的观点，为了避免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到东南亚的大批中国人与当地人发生摩擦和矛盾，我们非常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东南亚国家的认识，要做好“预先的研究，政策上要有所准备”。美国转型外交及其对美中关系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李晔 张杰

2005年9月21日美国前主管亚太地区事务的副国务卿佐利克在美中关系协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如何从伙伴变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将中国定位于“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要求中国进行并深化一系列“改革”。2006年1月18日美国国务卿赖斯在乔治敦大学外事学院发表了一篇题为《转型外交：塑造美国21世纪外交态势》的演讲（以下简称演讲），在演讲中赖斯对转型外交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两个讲话明晰了美国转型外交的总体框架，它对美国与“转型国家”的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转型外交的理论支撑及其现实背景

转型外交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新趋向，有深刻的理论基础作为支撑。“民主和平论”与“新帝国论”是其最主要的两大理论支柱，它们在赖斯的演讲中有多次体现。赖斯指出：“在全球化时代加速到来和科技信息革命迅猛发展的今天，美国不能独善其身，美国的安全、[79]世界的和平有赖于在世界范围内推进自由与民主进程。”这体现了“民主和平论”的核心观点，即民主制度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根本手段，已确立民主制度的国家应勇于担当历史所赋予的责任，积极向非民主国家传播民主精神，在必要时不应回避与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有义务将美国的民主理念向世界进行推广，并最终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赖斯在演讲中还认为：“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大国的挑战，而是来自失败国家。虚弱、贫穷的失败国家由于无法实现有效的治理，不仅导致了人道主义灾难，而[80]且容易成为滋生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的‘温床’。”这彰显了“新帝国论”的影响，“新帝国论”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前现代国家”，它是当今世界动乱和威胁的主要来源。第二种是那些仍然保持常规国家行为的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第三种就是“后现代国家”，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安全威胁。“后现代国家”在处理与“前现代国家”和“现代国家”的关系时，要以“丛林法则”作为指导，采用殖民政策。“世界的稳定与和平需要有一个[81]接受人权和全球价值观的新型的帝国”。为实现这一远大的理想，美国应该采取强有力的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按照它自己的设想重新塑造地球上的国家。

转型外交是适应“冷战”后美国外交战略需要进行转型的产物，有其出台的特殊现实背景。从国际局势来看，一方面，美国在伊拉克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之中，使布什政府认识到仅凭美国的硬权力优势，一味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不仅不能很好地实现美国的利益、增进美国的安全，而且会适得其反，产生“弹簧效应”，美国越是动用武力对他国进行打击，越是引来他国的激烈反抗，使美国的安全遭受更大的威胁。正如伊肯伯里所指出的:“布什政府寻求在全世界应对新的威胁，但全世界却公开质疑美国所领导的全球秩序的合[82]法性。”另一方面，独联体国家中亲西方的反对派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的“颜色革命”则通过和平选举的模式，实现了“民主的变革与推广”，增强了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影响与控制。这一正一反的事例使布什政府认识到必须采取更为综合的手段加强对世界的控制。就国内情况来说，一方面美国国内反战浪潮持续高涨，另一方面来自民主党的批评也日益尖锐，迫使布什政府必须对美国的外交战略进行调整。二、转型外交是确保美国21世纪世界霸权的新战略

赖斯在演讲中主要从四个部分阐释了转型外交的主要内容。剖析其内容不难看出转型外交是确保美国21世纪世界霸权的新战略。

其一，赖斯认为：“美国必须在全世界重新分配布置外交力量，尤其是对中国、印度、尼日利亚和黎巴嫩等转型国家。美国将加大外[83]交力量的投入，部署‘外交存在’。”由此可见，美国决策层认识到能否确保美国在21世纪的霸主地位不受挑战，关键在于美国能否有效地控制转型国家或对这些国家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判断并提出切实可行的应对之策。通过整合外交资源，改革现行的外交布局，对转型国家予以关注，可以使美国掌握与这些国家间关系的主动权。

其二，赖斯指出：“我们将把新重点置于地区与跨国战略之上，建立地区合作伙伴关系是反恐战略的一项重要基础”，“美国必须建立地区公共外交中心，推行公共外交战略，协调这一地区的外交政[84]策。”由此可见，美国是通过调整地区与跨国战略，加强美国的公共外交。这样，美国一方面可以更有效地进行反恐、控制战略要地，另一方面则可以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与此同时，美国不仅能够兼顾其安全战略的眼前目标和长远目标，而且还能增强其软权力，减少对美国霸权的制衡。

其三，赖斯认为：“美国的外交存在不能仅局限于各国的首都，应向那些有活力的人口中心派驻美国的外交人员。要善于发挥美国的[85]技术优势，利用网络拉近别国人民与美国的距离。”通过此举，美国可以使其外交的影响范围和吸引力不仅仅局限于首都一隅和精英阶层，还可以扩大到所需要的世界任何地方。

其四，赖斯指出：“转型外交需要提升外交官的外语与管理能力，[86]将外交官打造成为复合型人才。”其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提高外交官的能力，使其能够胜任转型外交的挑战。

转型外交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美国外交自身需要进行转型；另一方面是促使转型国家进行有利于美国“控制”的转型。转型外交最大的特点是它由对大国的关注转为对“转型国家”和“失败国家”的重视。正如赖斯在演讲中指出的：“当今世界正处于变革的非凡时代，若干个世纪以来的国际先例正被颠覆，大国之间发生冲突与战争的危险性正大为降低，大国不再积极备战，而是在和平的环境下展开合作与竞争。对美国的挑战与威胁来自那些转型国家和失败国[87]家。”转型外交将目标的公开性与手段的隐蔽性有机结合，不是仅就外交谈外交，而是以外交为突破口，全方位地关注转型国家。它通过调整外交布局、关注地区和跨国战略、推进“外交存在”的地方化和提高外交官的素质，一方面可以使外交官能够深入了解转型国家的真实现状，及时准确地提供信息为美国外交战略的规划与制定发挥关键作用，做到未雨绸缪；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反恐效率，充分发挥美国的软权力优势。转型外交的实质是通过美国外交自身的转型来对转型国家予以关注，加以控制。它的根本目的在于不仅要保卫美国当前的安全，而且要维护美国在21世纪的霸主地位不受挑战。三、转型外交下美国对华战略的维度分析

赖斯在演讲中将中国定义为转型国家，认为中国在“塑造历史进[88]程”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在2006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也专门论述了关于促进中国“民主转型”的问题。由此可见，中国无疑是美国转型外交重点关注的对象。转型外交反映了美国对华的新战略。

其一，鼓励中国适度的发展。尽管一些美国学者和官员认为美中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冲突，他们忧心忡忡地指出：“如果中国经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继续保持飞速发展的话，美国和中国之间[89]很可能会陷入一场激烈的防务竞争，并极有可能发展成为战争。”但是布什政府决策层同样认识到美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在双方的博弈中美国掌握着“先手之利”和主动权；中国是朋友还是敌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华战略是否得当。对此，约瑟夫·奈评价道：“如果美国将中国视为朋友那他就是朋友，如果美国对中国采取敌对政策，中国很可能成为美国的敌人，如果美国阻止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那么中国除了采取更激进的立场之外没有其他办法。”[90]与其将中国视为一个挑战者，全面遏制中国，不如鼓励中国适度地发展。使中国陷入危机、动荡甚至分裂并不符合美国的在华利益。一个与美国保持有利合作，不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中国，不仅会促使美国经济增长，而且会使东亚地区的力量对比趋于平衡，有利于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整体控制。正如赖斯在演讲中所指出的：“中国是正在崛[91]起的国家，是美国可以与之合作的伙伴。”但是如果中国的发展超出一定限度，谋求对东亚地区的控制，挑战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和“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国际规则”，就会导致美国有力的遏制。

其二，推进中国的市场化进程。美国要促使中国按市场规则办事，切实做出努力，采取行动，减少美中贸易逆差，放弃垄断世界能源的行为。美国认为：“尽管中国声称它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由过去的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但是中国的转型并不完全，存在着大量政府操纵经济的行为。美中巨大的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政府将人民币汇率人为控制过低的结果。中国廉价商品的涌入引起了美国贸[92]易赤字和社会调整的问题。”“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到位和假冒伪造活动肆虐，致使美国许多公司遭受损失，给美国的知识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中国为了确保经济的持续增长，锁定与囤积了大量[93]能源，不利于世界能源市场的稳定。”

其三，关注中国的民主化。转型外交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运用外交的力量向中国宣传和渗透美国的价值观，促使中国进行“民主转型”，“和平演变”中国，实现“历史的终结”。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指出：“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期，尽管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再激烈反对美国，不再强调对立与斗争，但是中国仍是一个由共产党专政的不民主的集权国家。中国缺乏民主与政策透明度的现实，将使人难以预料中国会如何运用日益增长的力量，这导致了美国及其他国[94]家做好两手准备，处理对华关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中国政府必须让普通民众能够享有宪法赋予的自由而普遍的权利。中国应走与东亚现代民主国家一样的发展道路，在实现经济自由的基础上实现政治自由，只有这样才能继续为地区与国际安全作出贡[95]献。”

其四，密切注视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为了不让中国迅速发展壮大，美国在向中国渗透价值观的同时，在军事领域对中国保持强大的压力。为此美军加紧调整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投入，在军事上全方位地遏制中国。美国认为既然中国宣称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那么中国必须解释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的目的并增强军事透明度。“很多国家都希望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但是谁也不[96]会以自己的未来做赌注”。在2006年美国国防部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中，强调了“中国内地对台湾地区的军事威胁，中国军事现代化和军事政策的不透明，威胁到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整体战略平衡，将会对亚洲其他国家构成威胁，这是中国谋求控制东亚的危险信号，[97]中国的前景十分不确定”。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认为：“中国当前的GDP位列世界第二，军队规模也是世界最大的，军费预算[98]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但占GDP的比例已超过美国。”

简而言之，转型外交通过在经济上鼓励中国适度发展，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在政治上运用外交的力量，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在军事上加快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调整和布局，遏制中国。它的目的在于使中国成为一个接受美国价值观，在美国控制之下适度发展的大国。转型外交的实质是美国既往对华“接触＋遏制”战略的延续。四、转型外交下中国的应对之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转型外交对华战略的核心就是通过促进中国的全方位“转型”，达到“和平演变”中国的目的，将中国完全纳入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体系结构之中。对此，我们必须加以妥善应对。为此，我们的应对之策是：

第一，要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处理国际事务和规划国家整体战略的能力。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的外交原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有效。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我们应避免与之发生正面的冲突，不充当现行秩序的直接挑战者，既要防止卷入大规模战争中断和平发展的过程，也要防止卷入大规模的军备竞赛而导致的国家战略重点的转移和资源的消耗。我们既应看到美国作为当今世界的霸权国从本质上来说其不愿意看到中国快速地发展壮大，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作为“利益相关者”，中美双方在经济领域和一些全球性问题上拥有巨大的共同利益。在处理与美国经贸领域的摩擦时，我们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既要保持和促进我国经贸的稳定与繁荣，又要以实际行动向美方表示中方无意追求过多的贸易顺差和中国切实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人民币汇率的适当升值、胡锦涛主席访美期间与美国波音公司与微软公司签下的大笔订单，正是这一策略的具体体现。

第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切实保护人权的实现。针对转型外交力图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策略，一方面我们必须明确它的根本目的是要以此来“和平演变”中国；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民主与人权就其本质来说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一国的民主与人权模式不应随便普世化，二者必须适应国情。实现广泛而真实的民主与人权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政府已经将进一步推进民主进程和切实保护人权作为获得执政合法性的一项前提基础。正如胡锦涛所明确指出的：“中国要依法保障人民享有自由民主和人权，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在新成立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中国以高票当选理事，更是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证明中国政府在促进民主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方面的决心。

第三，积极应对“中国威胁论”的挑战。首先，对于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我们要予以坚决而有力的批判，指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国家基于他们的历史发展经验，以己度人的产物。其次，在国内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进市场化进程，重新配置资源，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提高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走向内凝聚而非对外扩张的道路。最后，在国际上我们要充分展现中华文明“和”、“合”的思想理念，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处理国际事务，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在国际社会中树立积极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提供新的“公共商品”，即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积极倡导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加强对外宣传的力度，既让中国了解世界，更重要的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为和平发展创造友善的舆论环境。通过实际行动让世界感到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国的和平发展之途，也是化解国家间威胁，共筑互信、合作与共识的“双和谐”之路。中国的发展不会妨碍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只会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繁荣。中国要与世界其他国家合作，为建设和谐世界而努力。

第四，针对美国对华的军事遏制，必须加快国家大战略的调整与完善，建立一支现代化、革命化的军队，发展制海权与制天权。确保海外人员、市场和海上交通线的安全，保持必要的战略威慑能力。没有武力支撑的和平是不存在的，和平发展不等于放弃使用武力。一个成熟的国家必须在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提升国家的安全能力。只有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够有效保障和平发展的顺利实现。

总之，面对转型外交的挑战，我们要“稳住阵脚、沉着应对”，做到“有理、有力、有节”，按照既定的战略目标落实发展步骤，将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影响俄罗斯外交的传统因素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系于春苓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在有关俄罗斯外交的论著中，对影响俄外交的传统因素时有涉及，但由于研究视角及其他因素的综合作用，结论不尽相同。其中有认同的观点，如地缘政治因素；也有不认同的观点，如宗教救世主义。究竟是哪些因素支配和影响着俄外交？传统因素产生的渊源是什么？传统因素又为其外交打上怎样的烙印？鉴于这些疑问，本文剖析影响俄罗斯外交的三个传统因素，旨在为客观理解复杂的俄罗斯外交提供一个更具解释力的框架。

俄罗斯的外交原则是在19世纪形成的。决定俄罗斯外交传统的客观因素是在其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俄的国家利益正是由这些客观因素所确定的。影响俄罗斯外交的主要传统因素包括：开放的边界地缘政治因素、东西方双向外交战略、宗教救世主义外交思想。这三者相互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影响和制约着俄罗斯的对外政策，并规定着俄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体现着其国家利益。一、开放的边界地缘政治因素

历史上俄罗斯疆界扩展与其安全观密切相连。对于“地理与国家的命运”，俄罗斯学者波兹德尼亚科曾指出：“俄罗斯国家体制及其民族国家利益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处境，这种地缘政治在俄罗斯整个历史上，在俄罗斯作为独特的社会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特点上，在俄保障国家安全的特点上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99]印。”因而，“安全”成为其地缘扩张驱使力。

建于公元882年的基辅罗斯地处东欧平原，地形单一，主要是四面开阔的平原，“开放的边界”（открытая граница）使其极易受到来自四面的侵扰，这种地缘环境使俄国缺乏安全感。一旦国家拥有开拓领土的实力，就会不断向四周扩张，而领土扩张又会增加新的不安全因素，于是开始新一轮的扩张。这正是“不安全引起了扩张；扩张孕[100]育了不安全感；不安全感反过来又刺激了进一步的扩张”。由此导致了扩张的不断升级和挥之不去的安全噩梦，建立“缓冲地带”和“势力范围”便成为其传统对外政策中的安全模式。

在地缘扩张方面，俄国经历了陆上扩张、争夺出海口、争夺地缘优势三个时期。（一）10～17世纪陆上扩张时期

最初的地缘扩张，是沿着“开放的边界”的陆上扩张。10～12世纪从喀尔巴阡山及黑海沿岸向伏尔加河流域上游扩张，特别是向东北部扩张。1147年建立了莫斯科。16～17世纪，当西方人在海外探险和扩张时，俄国却在陆上扩张，先是在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之间进行扩张。16世纪后期，俄罗斯人跨过乌拉尔山进入亚洲，不断东渐南侵。1581年顿河哥萨克统领叶尔马克指挥一支以540名哥萨克为骨干的队伍，越过乌拉尔山向东扩张，从西伯利亚居民手中夺取了大片土地。1598年俄国征服西西伯利亚。1639年，哥萨克莫斯克维金率54人东侵至鄂霍茨克堡，标志着俄国势力到达太平洋。

此时的俄国，其领土实际上只是覆盖了亚洲的1/3、欧洲的1/2的东欧平原的一部分。这一方面使俄国成为地跨欧亚的国家，但另一方面也使俄地理上存在不利的条件，即“开放的边界”。给俄国带来地缘政治方面的不利为：一是东欧平原没有天然的地理障碍使之与其他国家权力中心分离开来，俄国边界沿着其他国家权力的边缘，处于一种可渗透状态；二是北临北冰洋，结冰期长而无法通航。为了能够抵达所谓的温水港，有利于俄国与外界的贸易，俄国几代沙皇，数百年来投入其大部分财富作了无数次努力，但均告失败，其中包括伊凡四世对立沃尼亚长达25年的争夺波罗的海的战争。（二）18～19世纪争夺出海口时期

由于18世纪之前，俄国争夺出海口战争失败，无奈之下，伊凡四世于1584年在白海开辟了当时俄国唯一的港口阿尔汉格尔斯克，与英国及荷兰进行贸易。但是贸易也受到季节的限制，白海一年有3/4的时间封冻不能通航。为适应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满足贵族地主和新兴商人的利益要求，俄国迫切需要出海口。

1700～1721年，彼得一世通过对瑞典的北方战争，夺取了波罗的海出海口及其沿岸地区，“而实际上彼得的先辈们已意识到了控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对俄国生存的必要性，但是彼得一世将对这种利益的理解更向前推进一步，使其变成了具体的对外政策的目标，采取了[101]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并成功地达到了这个目标”。北方战争改变了自欧洲三十年战争以来瑞典称霸波罗的海的局面，此外还奠定了近代俄国的强国基础，使其由一个内陆国家扩张成一个有出海口的欧洲强国。此后，俄国正式进入欧洲，参与欧洲事物及与英国、法国争夺欧洲霸权。

继彼得一世之后，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1768年及1787年对土耳其的战争得到了黑海北沿岸包括克里米亚半岛的重要港口和要塞，实现了历代沙皇打通南方出海口的夙愿。

南北两个出海口的获得，加之越过乌拉尔山的东扩，近代俄国的地缘疆界基本上确定了下来。（三）20世纪争夺地缘优势时期

20世纪是俄国与美国争夺地缘优势时期。1917年前苏联诞生后便处于西方资本主义包围的严峻形势之下。从地缘政治利益考虑，当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是在周边建立战略安全带和缓冲区。为此，前苏联实施了一系列对外战略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前苏联利用战争的机会，以“防止法西斯侵略”、“保卫苏联安全”、“恢复（沙俄的）历史权利”和“民族自决”等借口，对邻国采取蚕食和兼并的政策。1939年8月23日，苏德两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所附的秘密补充协定。秘密协定是苏德在“绝密的条件”下商讨“划分各自在东欧的利益范围”。秘密协定将芬兰、西乌克兰与西白俄罗斯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划入了前苏联的势力范围，并肯定了前苏联在比萨拉比亚的利益。1939年9月，前苏联与德国又达成瓜分波兰的秘密协定，用其占领的部分波兰领土作为交换，使德国将立陶宛让给前苏联。对于苏德的联手，美国外交家基辛格曾评价道：“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决定外交政策，那希特勒与斯大林就决不可能联手，……但地缘政治的共同利益是一股强大的结合力量，促使希[102]特勒与斯大林这两个往日仇敌唇齿相依地结合在一起。”

此外，20世纪70年代东方的局势激烈动荡。1979年阿富汗国内战火越烧越旺，成为美苏在中东地缘争夺的不确定因素。此前不久，这一地区的力量对比一直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前苏联的势力范围中没有了埃及，美国则失去了伊朗。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要支柱是以色列、埃及、沙特阿拉伯和波斯湾国家，前苏联的主要支柱是叙利亚、伊拉克和南也门。但70年代末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一是采取种种方法限制前苏联参与解决中东问题；二是采取了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存在和战略存在的方针。1977年8月24日美国通过第18号总统令，提出“要建立一支能在远离美国本土的地方部署专门的武装力[103]量”。作为对印度洋上出现美国航空母舰的应对，时隔不久，前苏联一支重型轰炸机大队就部署在阿富汗坎大哈机场，从那里起飞15分钟后即可对波斯湾和印度洋海域进行轰炸。作为美苏全球范围对抗的延续，1979年底前苏联悍然出兵占领邻国阿富汗，企图实现突破欧亚大陆软腹部、南下印度洋的战略目标。

经过一系列争夺地缘优势战略的实施，20世纪80年代前苏联地缘政治潜力达到顶峰，而到90年代“制度危机开始出现，由于苏联解体和接下来发生的俄罗斯政治经济改革，地缘政治潜力开始下降”。[104]前苏联解体使其几乎丧失了几个世纪的扩张成果，其西部边界收缩了几百公里，回到了大约16世纪末的状态，其地缘政治中心更加暴露，又回到了地缘政治扩张的始点。其根源正如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巴克拉诺夫所言：“任何国家的地缘政治潜力实际上都随着时间发生变化，其变化有周期性特点。国家地缘政治潜力的动态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地缘政治潜力增长，达到最高值；地缘政治潜力下降，达到[105]最低值。然后，所有这些阶段以某种形式重演。”

地跨欧亚的地理位置对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首先，使其领土辽阔、资源丰富。“俄罗斯陆地占当今地球比例的13%，全世界约35%的资源集中在这一领土内，其中天然气占45%，煤占23%，铀占14%，石油占13%。无穷的财富蕴藏在占世界海洋20%面积的俄罗斯大陆架上。据预测，俄罗斯领土资源的储备总量估[106]价为140万亿美元”。俄罗斯在自身的地缘政治发展过程中，主要依靠自身资源，是个资源自给自足的国家。

其次，欧亚的地缘使俄罗斯成为由不同种族地域集团构成的多元文化的国家和社会，造成文化的边缘化。因而，对俄罗斯而言“领土[107]延伸代表弱点延伸”，即虽然地域广大，资源丰富，但经济发展与西欧国家比较相对落后。民族多元化，在一个专制的政体统治下，成为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前苏联解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地缘政治本身的弱点所致。2005年4月普京在国情咨文中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和悲剧。”在回答美国电视台记者姆·乌奥列苏“为什么是悲剧？”的提问时，普京解释道：“有2500万生活在前苏联境内的俄罗斯人一夜之间沦落为外国人，其生存权利不能保证，[108]有些人一辈子的储蓄顿时丧失，社会保障受到损害。”前苏联解体的政治后果是具体国家的消失和民族悲剧的酿成。二、东西方双向的外交战略

纵观俄国历史，可知其东西方双向的外交战略决策与实施的根源。一是源于俄国特殊的地缘政治传统因素。地跨欧亚的地缘决定了其外交具有东西方双向性。二是源于国家生存利益。辽阔的领土与落后的经济之间不和谐的反差，要求俄国在外交战略的定向上要有灵活性。国家生存利益除生存安全利益外，还包括经济利益，而经济利益又与国家的安全利益分不开。国家利益决定了俄国的外交战略定向与选择，国家的生存利益要求其建立广泛的国际联系空间，避免孤立。三是源于当时的国际关系体系与俄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随着欧洲国际关系体系向世界国际关系体系过渡，俄国的外交战略选择在东西方之间游离。

地跨欧亚的地缘政治优势，构筑了俄在国际战略东西区基地的地缘政治结构优势，而这种地缘优势正是英国地理学家哈尔德·麦金德所指的“国际政治”的“交汇点”，麦金德将其全球战略归纳为“谁[109]统治东欧，谁就统治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处于地缘政治中轴的俄国，其外交恰似其国徽双头鹰，既顾及欧洲也顾及亚洲。

基督教把古罗斯同欧洲联系起来，因而“从基辅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开始，就与西方接触，并给古罗斯带来了首次繁荣，使其教育和[110]文化得到大发展，并在国际上开始产生影响力”。

最早表现出俄外交欧亚思想和实施欧亚方针的是沙皇伊凡四世，他在争夺波罗的海出海口的同时，允许斯特罗干诺夫家族的哥萨克东进越过乌拉尔山，最先开始了俄罗斯的亚洲政策，并为后人提示了以欧洲为主、兼顾亚洲的基本外交方略。而被称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个西方派”的彼得一世继承了先辈们的政策，并进而开启了俄国外交走向欧洲和世界的新时期。1682年彼得执政后确定了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主要是从争夺地区优势，转向以欧洲为重点争夺世界霸权。

18世纪后期的叶卡捷林娜二世除了在俄国南北两个方向扩张领土外，还积极参与欧洲及世界事务。她把俄国的疆界扩到欧洲的心脏地带，其外交成就远远超过彼得大帝。

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在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会议上，建立了由俄普奥组成的神圣同盟，表明俄国在欧洲大陆已取代法国，成为左右欧陆的霸权，在欧洲关系中的地位达到巅峰。但19世纪中期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俄国对外政策开始东移，并逐步确立了东方战略。

俄国对外战略东移的原因在于：其一，19世纪中期，俄国在近东和巴尔干地区的扩张受到挫折，于是将对外战略视线东移。其二，19世纪末，随着欧洲大国争夺地缘空间的东移，国际关系矛盾的焦点也发生了变化，各西方大国和日本在远东的争夺日趋激烈。由于地缘危机，俄国加快了东扩的步伐，尤其是加强了对中国和朝鲜的关注。其三，俄国东方战略的确定，在国内思想界有所谓的“东方人派”的推动。而“东方人派”承袭了产生于19世纪40～50年代的“斯拉夫派”的思想。“东方人派”强调：“俄国由于其文化处在欧洲文化和东方文化之[111]间，因此负有把西方文化传播到东方去的历史使命。”“东方人派”还认为俄国的未来在亚洲，“俄国同东方有血缘关系”，“俄国可[112]以用感情的神秘力量去征服东方及整个亚洲”。“俄国必须在亚洲[113]前进，以便保卫欧洲不受黄种人势力的侵犯”。

亚历山大三世是俄国东方政策的制定者。他在1881年继位后把俄国的战略中心向东转移，提出并确定了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计划。亚历山大三世的统治时间虽然只有13年，但俄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性改变恰恰发生在这个时期。1886年，亚历山大三世发表声明，[114]提出“早就应该注意远东领土的需要”，这个声明被视为俄国对外政策东移的重要标志。1894年，尼古拉二世继位后继续了东方政策。这位沙皇还在王储时就确认俄国对亚洲负有某种特殊的使命，他[115]甚至认为“俄国对东方的侵略和扩张不过是为传播文明而战”。

俄国东方战略的实施对当时的国际关系特别是东北亚的国际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是加剧了西方列强对远东特别是对中国的争夺。二是促成了俄国和日本在东北亚的对峙，并最终导致日俄战争的爆发。

综观俄国近代外交，东西方双向外交战略定位成为其鲜明的特征。此外，俄国外交史发展的轨迹还昭示：俄国对外政策不仅以国家利益为基点不断调整，而且思想界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关于俄外交方向的定位，也争论不休，其表现为20世纪20年代欧亚主义思想的兴起。

20世纪20年代，俄国国内战争基本结束，但国内的形势还未完全稳定。此时，原有的一切道德基础、价值体系被破坏，旧的历史文化传统被摧毁。旧的价值观解体而新的统一的思想意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从而为知识分子深刻思考俄国提供了条件。在国际层面，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世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欧洲相对衰落。美、日在战后的崛起，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开始由西向东转移，提升了亚太地区的地位。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动必然引起地跨欧亚的俄国对其在欧洲和亚洲的地位重新判定和思考。

欧亚主义强调俄罗斯民族传统中包含有“成吉思汗的遗产”，认为正是蒙古人的统治才奠定了俄横跨欧亚地域和对这一地域进行统治的政治基础。有些人甚至还称“没有鞑靼人的统治，就不会有俄罗斯”，认为莫斯科王朝是蒙古金帐汗国的继承人，俄肩负成吉思汗一统欧亚地域的使命。对俄国欧亚主义思想内涵，英国学者戴维·克尔认为，“欧亚主义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或类型，即自有以来就在俄罗斯这个最大的欧亚国家的空间范围内存在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116]思想以及国家政策的特殊形式和类型”。

欧亚主义作为国家政策的特殊形式，对俄国特定历史时期的外交战略定位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前苏联时期，由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欧洲不再是其对外战略的唯一重心，向地缘环境较差的方向、向亚洲那些开放的易渗透空间的扩展，成了前苏联的新外交战略定位。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向东方、向亚洲的倾向明显起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前苏联经济下滑，民族矛盾尖锐。在这种情况下，大西洋主义、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重新抬头。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中提出“新思维”，幻想建立“欧洲共同的大厦”，这表明了他对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及对大西洋主义的认同。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现有的地理和历史现实是“俄国同其他欧洲民族和国家的联系——贸易联系、文化联系和政治联系——是源远流长的。我们都是欧洲人”，“俄国历史是[117]伟大的欧洲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在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上，[118]提出的前苏联对外政策中，“欧洲被列为主要问题之一”。

20世纪90年代前苏联解体后，新俄罗斯独立之初，对外政策实行“向西方一边倒”的大西洋政策，却导致国内政治动荡，经济形势复杂化，国际信誉严重受损，给俄罗斯民族带来了严重的创伤。在依靠西方的幻想破灭后，俄罗斯对外政策又在新欧亚主义影响下进行了调整。1992年7月，叶利钦指出：“我们奉行的亲西方政策是不完全客观的。”他表示，东西方都应该是俄罗斯外交的重点，俄罗斯外交[119]需要从“倒向西方”转而“坚定不移地走向东方”。新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既是一个欧洲国家，也是一个亚洲国家。俄大部分领土在亚洲，俄在继续关注欧洲方向的同时，应加大对亚洲方向的关注，确保欧亚政策的“双向”平衡。

普京上任后，在谈俄罗斯外交任务时，提到“把东西方这两个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似乎互不相容的因素人为地对立起来有悖于国家利[120]益”。普京时期实行东西方平衡外交，主张俄罗斯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务实的外交立场，把俄罗斯一直面向欧洲的做法同其在亚洲的意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近现代俄罗斯外交战略发展轨迹表明：东西方双向外交战略定位主要源于地缘优势考虑，根据国家利益、军事实力的变化以及国际关系整体格局、区域格局的变化，运用东西方平衡，趋利避害，争取外交上更大的主动。三、宗教救世主义外交思想

历史上，意识形态因素给俄罗斯外交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并成为支配其外交政策的传统因素之一。特别是俄外交政策中的宗教救世主义使俄外交传统具有与美国外交传统相类似的理想主义。不同的是，美国的理想主义导致孤立主义，而俄国的理想主义激发了扩张主义和民族主义。

公元988年，基辅罗斯接受了东正教。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东罗马帝国灭亡。俄国教会中的思想家们立即抓住这绝好机会，大造舆论，力图把俄国教会变成东正教新的世界中心。16世纪初，普斯科夫修道院的修士费洛菲创立“莫斯科－第三罗马”的学说。毫无疑问，这一学说在俄罗斯救世使命思想中占有关键地位。费洛菲的主要思想表达在他写给伊凡四世的信中，他写道：“所有的基督教国家走到最后，汇合成一个统一的我主王国，根据预言，它就是俄罗斯帝国，两个罗马已经灭亡了，第三个罗马挺立着，将不会有第四个罗马。”[121]“第三罗马”的表述，奠定了萌芽时期“俄罗斯思想”的基本内容，其指向是特殊的俄罗斯“救世论”历史使命思想。自此，“第三罗马”观念连同东正教的其他教义，深深渗透于俄罗斯人的意识中，形成了他们强烈的特殊历史使命感，他们认为俄罗斯民族有义务在世上实现千年王国。从伊凡四世起，俄罗斯就开始向四周进行扩张，企图建立起称霸世界的“第三罗马帝国”。“救世论”对俄罗斯的政治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斯拉夫主义者认为，斯拉夫民族是上帝的选民，负有拯救人类的使命。“救世论”成为俄罗斯人灵魂深处大俄罗斯主义的理论基础。

大俄罗斯主义的实质是“在泛斯拉夫主义的伪装下，补充了这个[122]国家的对外扩张政策”。大俄罗斯主义主要从彼得一世时代起，并在历史演进中逐渐发展成为一套世界性征服思想体系。它宣扬俄罗斯民族救世主义和“第三罗马”学说，声称基于安全和意识形态对抗进行的地理扩张具有防御性和正义性，谋求国家思想的一元化及在此基础上的民族一致性，以期最终实现帝国的俄罗斯化。

大俄罗斯主义是俄对外政策继承性的消极因素，它贯穿于18～19世纪的俄罗斯对外政策中，即便在前苏联时期，也以独特的方式折射出它的印记。

19世纪初，俄国在粉碎了拿破仑的侵略后，进军欧洲，击败了拿破仑帝国。此外，第一次世界大战击溃德国的过程，俄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它再次从德国法西斯手中解放了欧洲。在前苏联时期，勃列日涅夫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理论和戈尔巴乔夫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新思维”，一再折射“救世论”的影子。

源于“救世论”的大俄罗斯主义制约了俄罗斯外交战略的制定。

首先，在国际关系方面，造成了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与欧洲之间严重的安全两难。俄罗斯不断向四周扩张，不仅引发俄国周边国家的敌对，也使欧洲各国深感一个崛起的俄国对整个欧洲的威胁。对此，面对“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力量对比发生的新变化，2000年6月28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批准新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俄罗斯主动放弃了“救世论”的意识形态，并认为这种意识形态存在于前苏联，而其存在最终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

其次，外交政策实施大国外交、强国外交。

由于“救世论”的影响，历史上俄罗斯形成了大国外交、强国外交的传统。而大国外交、强国外交在前苏联解体初期，因国力的急剧下降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到俄罗斯经济复苏后，大国外交传统会主动对国际新格局的形成施加影响。1994～1998年是俄罗斯“大国复兴战略”的确立和完善时期。1994年2月，叶利钦总统在向联邦委员会作的国情咨文中强调“俄罗斯是大国”，“俄罗斯对外政策思维[123]要永远符合这个标准”。在2000年6月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的总则中指出，俄罗斯外交的基本目标是：“确保国家的可靠安全，维护和加强主权、领域完整在国际社会中的牢固和权威地位，这种地位应在最大限度上符合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大国、当今世界的一个有影响中心的利益，也是增强俄罗斯政治、经济、人才以及精神潜[124]力必不可少的。”俄罗斯这个基本外交目标的表述，流露出俄要在国际关系体系发展的各个阶段，在该体系形成过程中都要起倡导作用的愿望。

大国外交、强国外交除折射出俄传统外交因素外，另一方面，俄罗斯的强大与复兴，使其在国际关系中能够起到平衡和稳定的作用，对推动世界多极化，平衡俄对美外交具有战略意义。这种客观作用是俄罗斯在自身经济逐渐恢复的过程中，不愿丢弃世界体系天平平衡手角色的情形下所产生的，是在世界地缘政治发生急剧变化后的形势下所出现的。因此，从国际关系格局的稳定角度来看，俄罗斯的强国外交无疑在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影响。

综上所述，地缘政治因素、东西方双向外交战略、宗教救世主义外交思想成为影响俄罗斯近现代外交的传统因素。在复杂多变的俄外交发展过程中，传统因素使俄罗斯外交在动态中延续着。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俄外交实施的过程中，这些传统因素相互作用。其中地缘政治因素作为客观因素直接影响俄外交战略的定位，地缘政治因素是俄政治文化形成的依托和土壤；政治文化孕育了其外交思想的形成，外交思想反过来又制约着其外交政策的决策。就这样，传统因素支配和影响着俄的外交，凸显着俄罗斯外交的特征，并成为解读其外交发展轨迹的切入点，为展望俄罗斯外交走向提供解析的框架。“冷战”结束后国家利益的变化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苗红妮

随着“冷战”的“意外”终结，世界政治日益表现出强劲的“变动性”，其发展趋势与客观现实从未面临如此巨大的反差。“冷战”的结束给传统的国家利益概念带来一些新的“内容”。世界政治的巨大转型，不仅意味着国家利益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而且也引发了一场围绕国家利益概念而展开的大辩论。与此同时，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一、国家利益概念的混乱“冷战”的结束给传统的国家利益概念带来新的“内容”。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期间，人们往往受到“两极思维”定式的影响，使国家利益的概念趋于简单化和模糊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无疑坚持“实力=利益”的战略思想，对既有秩序的挑战者实行全面“遏制战略”，以实现其根本性的利益——维护它们在国际格局中的相对优势地位。然而，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加快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的深化，民族国家很明显受到国际机制力量（包括非国际行为体和国际制度）越来越多的制约。因此，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认识也逐渐打破原有的“冷战思维”，而将其视为一个动态的体系。

这场世界政治格局的大变动，引发了东西方学者关于国家利益的一场大辩论。面对前苏联解体所引发的“综合后遗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学术界再次掀起国家利益研究的高潮，以期更好地解读新的现实。例如，有关美国是否成为“孤独霸权”的争论再次引发了学者们的兴趣，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主任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美国国家利益受到忽视》一文中揭示了如今美国国家利益的文化特性；1992年成立的美国国家利益委员会对国家利益的内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把“软权力”纳入国家利益的范畴，等等。尽管美国对自己在格局转换时期的国家利益的争论更具特色，但是美国强调自身利益的“全球性”的做法招致了激烈批评。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以各自利益的独特性来向美国所谓的“共同利益”提出质疑。以中国学者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学者加强了对国家利益的讨论，并进一步论证了一些重要命题，如国家利益是外交政策的目标（或国家利益是一国对外政策的基础），国家利益的内容可体现为不同层面（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以及文化利益等等），国家利益具有两重性（民族性和阶级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国际利益实现的基础是实力等等。目前，这场源于格局转换所引发的国家利益争论仍在进行，其规模和深度大大超出以往，既有纯粹理论的探索，也有政策方面的深究，还有较为专业的个案研究。国家利益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更为凸显，甚至有人将国家利益视为个人偏好（personal preference）使然。“冷战”结束后，国家利益概念的模糊性和非持续性更加明显，往往成为人们对其进行批评的措辞。国家利益概念的模糊性常常表现在：第一，国际利益的载体不明确。国家利益的载体只能是民族国家，次国家行为体和超国家行为体不是国家利益的承担者。例如，尽管跨国公司所进行的国际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乃至各国对外贸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且跨国公司的发展对国际贸易的增长和趋向具有重要影响，但是推动自由贸易发展的主要力量一直是民族国家。跨国公司的利益实际上只是其母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不能取代母国国家利益。第二，界定国家利益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存在争论。前者指的是国家利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不仅其内容是客观的，而且是可以被客观地和理性地实现的。例如，帕默斯顿伯爵认为，[125]大国的利益及其维护方式不受意识形态变化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约瑟夫·里维拉也认为“国家利益”是能够提高所希望的事务状态的[126]价值的一些要素。后者指的是国家利益是利益主体（包括政治家在内）提出的主观上的理由、愿望、需求——一系列不断变化的主[127]观性偏好（subjective preference）。一些认知主义者认为，不存在固定的“国家利益”，它是由解释的框架决定的，“利益只有在具[128]体的规范和认识条件下才会形成”。当然，也有学者对这两种观点进行调和，把国家利益看做是主客观的主要要素的“加权平均数”，因为国家利益本身是客观的，但是判断、解释国家利益的却是政府中的官员，只有他们才能界定国家利益的内涵，并制定维护国家利益的[129]对外政策。例如，俄国学者尤·库库尔卡把国家利益解释为“一定[130]价值对于一定需求的确定关系”。第三，国际、国内界限的模糊化。“冷战”的结束，为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提供了契机，不仅那些诸如罗马俱乐部所提及的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间的共同努力，而且像世界自由贸易之类的经济相互依存也给各国带来了共享的利益。当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人们往往很难明确区分“何为国内问题，何为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国际化（就像一些政治家有意转移国内注意力那样）和国际问题的国别化，成为两个并行不悖的过程或是一个硬币的两方面。过去在理想学派和现实学派之间有关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区分的标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使是新现实主义者也承认所谓国际利益也包含对国家福利的关注。因此，随着国际、国内领域的区分变得复杂起来，国家利益的概念应该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也就是说，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混淆有时难以区分，人们很难断定哪一种利益更加重要。二、国家利益内涵的判定更加复杂

首先，国家利益的合法性日益受到重视。随着“冷战”的结束，国际体系对国家利益的制约作用更加明显。一国利益的维护是否正义，需要借鉴国际社会通用的基本准则来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国家利益的合法性受制于它所处的国际体系。所谓国际利益应该是各国合法利益的综合，而不是各国利益的简单相加。如果一个国家不重视国家利益的合法性，甚至偏离大多数国家所遵守的国际制度，那么将很容易走向两种极端：一是，过分偏爱本国利益而不顾及他国利益的“激进民族主义”；二是，把自己的国家利益追求看做世界普遍利益而对他[131]国横加干涉的“霸权主义”。在当今时代，一国需要认真对待自身与他国利益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一国应该对自身利益实行适度的“限制”，适时调整自身的利益结构；另一方面，一国也要尊重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中国政府致力于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战略目的之一，是追求国家利益与其义务的一致性。世界各国之间具有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由此可见，国家利益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关系更加复杂。在一个相互依赖的时代，各国间相对利益的重叠性渐渐表现出来，国家利益不再是排他性的，在一国取得自己利益的同时，其他国家乃至全世界都获得了好处。也就是说，国家利益的内容不再完全以敌人作为参照物来加以界定，反而随着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的发展而更加具有弹性，国家利益的普遍性或共性日益增长。

其次，时间的变量对国家利益的影响在增加。“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捉摸不定、难以预测，各种事件的同时性（synchronicity）成为新的发展趋势，这些因素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国际关系中的空间－时间问题。正如美国学者詹姆斯·德·代元指出的那样：“年代政治取代了地缘政治，这使得民族国家的安全日渐难以维持，因为它是建立在固定的认同与不可渗透的领土之间的静态平衡之上的。反过来，速度的多重效应又与现实主义对符号学的需要结合在一起。通讯的即时性、思想的无处不在、资本的流动……所有这些都使得现实变得前所[132]未有的短暂。”因此，在国家利益的判定模式中，对时间要素的控制和分配（时间政治学）比对空间要素的控制和分配（地缘政治学）更为重要。简言之，国家利益的内涵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即在某一时期重要的国家利益可能在另一时期会发生变化。三、国家利益外延层面的变化

首先，国家利益的外延层面日趋复合化。“冷战”期间那种简单化的国家利益（以意识形态为主）不复存在。“冷战”的“和平”结束，使原有的敌友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即使当今美国政府所强调的“邪恶轴心”（所谓的伊拉克、伊朗等“无赖国家”）也不像以前那样泾渭分明。因此，现实主义所主张的国家间的利益“零和”关系在相互依存的今天完全可以达到“正和关系”——国家间对抗性的利益成分逐渐减少，全球性的共同利益的层面日益受到重视。“冷战”后国家利益外延层面的变化是一个争论不休、颇为敏感的话题，但总体来看，单一利益层面的消失和复合利益层面的增长似乎是并行不悖的过程。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交叉、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的融合、软实力层面的利益对其他利益的整合等态势愈来愈明显。也可以这样说，由单一层面的利益向综合利益的衍化是对当前国家利益外延层面的最好诠释。

其次，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经济因素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大，主要表现在：其一，经济利益的维护成为各国对外政策的主导因素；其二，经济安全开始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之中；其三，经济手段成为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的重要途径；其四，经济外交成为当前各国外交工作的主要内容。自由贸易使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通过外交政策和外交活动维护本国经济利益、促进共同发展成为各国外交关注的主要内容。为了在当前和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各国都在自觉、主动地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包括经济调节机制、所有制实现形式、国有经济的地位、现代企业组织形式和规模等等。

再次，意识形态在国家利益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复杂。以“冷战”结束为契机，意识形态在国际关系中的主导作用为国家利益所取代。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期间，“以意识形态划线”曾是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之一。然而，在后“冷战”时代，国家利益逐渐取代意识形态成为影响国家间关系的主要因素。早在“冷战”结束前夕，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133]的”。当然，淡化意识形态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并非西方学者所言的“意识形态在国家间关系的终结”，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战胜了社会主义制度。它只是说明，与国家的经济利益、地缘战略利益相比，意识形态在国家间关系中的作用相对下降一些（当然，意识形态的作用方式可能日趋复杂化）。相反，作为“冷战”的胜利者，美国并没有彻底放弃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例如，一些美国学者至今还在不遗余力地渲染“中国威胁论”等错误言论，美国对外政策仍然存在“冷战思维”的遗毒。

最后，“软实力”层面的利益日益受到重视。在国际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除了加强自身的“硬实力”以外，各国也越来越关注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越来越重视国际制度对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性。软实力的凸显给国家利益的研究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134]国际规范和价值能够整合为国家利益的一部分。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那样，国家利益应该进行“民主化的”界定。软实力层面的战略利益现在已经成为各国对外政策关注的焦点。这一无形的利益思考，虽然很难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在国际进程日益加速的今天，各国除了加强自身“硬实力”以外，也更加关注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尤其在有关世界秩序的规划方面，任何国家都不会自甘落后。西方大国在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public goods）的同时，也得到了丰厚的成本收益——它们在各个领域牢牢地控制了国际制度的“创新权力”，通过这种制度霸权实现其国家利益。例如，对美国而言，有足够的理由令它不去使用强制手段而是通过系统的安排和完整的机制，通过显示与原苏东集团相比而产生的巨大优势来整合各国的对外政策。前苏联面对这种“秩序性领导”的国际环境，不得不对新的规范、新的选择作出“反应”——如戈尔巴乔夫式的新思维。难怪有学者认为，“冷战”的真正胜利者，不是任何政府的一项政策，或者[135]某种政治运动，而是西方体系本身。世界秩序和各种制度安排是美国霸权的遗产，是维护美国的大国地位的“软力量”，帮助美国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作为一个富足的维持现状的国家，美国在[136]维护国际秩序方面有其利益”。重新定义国家安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国际政治研究中心彭潇

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概念的内涵是反映在概念中的对象的本质属性。概念的外延是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对

[137]象。正确的概念是科学抽象的结果。概念是理论、学科建构的第一步。因此要掌握一门学科，首先要掌握这门学科的概念。其次，有了概念，才可以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才可以进行论证。判断是由概念构成的，推理是由判断构成的，论证又是由判断和推理构成的，因此概念这种思维形式是其他思维形式的基础。由此可见，准确定义概念内涵、划分概念外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果核心概念存在问题，那么由此展开的理论或研究必然存在严重的问题。具体到安全研究领域，如果连国家安全的概念都没有做出准确的定义，期待安全理论能够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是不切实际的。一、冷战时期：“国家安全”是一个不发达的概念

1943年，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其著作《美国外交政策》中第一次使用“国家安全”一词。当时李普曼警告说，由于美国渴望和平的天性和地缘位置的优势，使得美国没有给“国家安全”[138]以应有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个提法逐渐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以至即使没有“国家”作为修饰语，“安全”也专指“国家安全”。无论是政府阐述对外政策，还是学者研究国际政治，都经常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然而，学者和政治家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大多只是停留在直觉和经验的层次上，并没有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专门的分析和比较。少数学者在学术著作中涉及国家安全概念的分析，但是始终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意见和看法。以至于大卫·A.鲍德温不无感慨地说：“尽管在过去的40年里，‘安全’一词被学者和政治家广泛地运用，但是对安全概念的研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权力概念的研究成果堆积如山时，相比而言，安全概念的研究成果只是一座土拨鼠挖成的[139]小土堆而已。”

少数学者，如丹尼尔·弗雷、巴瑞·布赞、W.B.甘利、帕崔克·莫根等认为，安全没有确切的定义，而是一个应该“保持争议的概念”。这些学者认为，安全的本质决定了要给它下一个公认的定义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面对不同的问题，人们可以做出不同的界定。阐释安全的含义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40]

更多的学者则认为国家安全的概念可以做出一般界定。例如：（1）沃尔特·李普曼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是：“在避免战争的情况下，国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没有不得不牺牲核心价值的危险。当面临[141]挑战时，能够通过在战争中获胜而得以维护核心价值。”（2）阿诺德·沃尔弗斯在其1962年出版的《冲突与合作》一书中提出：“安全，从客观方面讲，已经获得的价值没有威胁存在；从主[142]观方面讲，没有这些价值将受到攻击的担心存在。”（3）米歇尔·H.H.洛认为：“国家安全包括传统的防御政策和‘用于确保作为一个政治实体能够有效影响和执行它的国内与国际目标的[143]全部能力的非军事行为’。”（4）伊恩·贝兰尼认为：“安全本身指远离战争的相对自由，以及[144]对于在可能发生的任何战争中不会被击败的较高的预期。”（5）弗兰克·N.特拉格和F.N.西蒙娜认为：“国家安全是政府政策的一部分，它的目标是创造有利于保护和拓展至关重要的国家价值免[145]受现存和潜在敌人威胁的国内与国际政治条件。”（6）1983年，理查德·厄尔曼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了后来影响巨大的论文《重新定义安全》。在该文中，他批评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是一个肤浅而狭窄的军事词汇，它导致国家专注于外部军事威胁而忽视了其他也许更严重的危险，同时使国际关系出现军事化倾向。他建议把经济以及其他问题纳入国家安全的范畴，为此，他将国家安全重新定义为：“事件的过程或结果（Ⅰ）严重威胁或在短时间内迅速降低了国家居民的生活质量，（Ⅱ）严重威胁或缩小了国家、[146]私人和非政府行为体的政策的有效性选择范围。”

上述几条定义都是“冷战”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关于国家安全的定义，但是，它们也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第一，上述部分定义根本不符合定义界定的基本要求，从严格的逻辑学意义上讲，它们因此就不能列为国家安全概念的定义。定义的界定应使用“种差”加“邻近属概念”的方法，即被定义概念=种差+邻近属概念。例如，商品（被定义概念）是指用来交换（种差）的劳动产品（邻近属概念）。必须注意的是：（Ⅰ）要找出被定义概念的邻近属概念，被定义概念的外延要被包含在那个邻近属概念的外延之中，这是在外延方面的揭露；（Ⅱ）要指出它区别于这个邻近属概念下的其他种概念的种差，这是在内涵方面的揭露。如果种差和临近属概念选择不当，将会使概念失之偏颇，但如果“种差”项或者“邻近属概念”项缺失，则不能被称之为定义。（1）、（2）和（6）三条定义均没有“邻近属概念”项，因此根本不能算作国家安全的定义。我们只能猜测，上述三条定义的邻近属概念可能是“状态”。

第二，就（1）来看，李普曼引入了“核心价值”来定义国家安全，但是，价值仍然是一个很复杂、抽象的概念，用价值等词来界定国家安全反而使得其含义变得更为抽象和难以辨别。一个概念还没搞清楚，却又陷入另一个概念当中。我们不得不质问，当我们把核心价值、国家价值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时，所谓的核心价值、国家价值又具体指什么呢？它们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呢？是主观意识还是客观存在呢？国家价值是否等同于国家利益呢？这显然不符合定义“就是对事物的本质特征或概念的本质内涵作确切而又简洁的说明，不能包含含糊不清的概念”的基本要求。

第三，就（2）来看，沃尔弗斯将“主观感受”与“客观存在”视为衡量国家安全的同等重要的条件，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从理论上讲，理性的人的“主观感受”不是胡思乱想，凭空捏造，它必然是基于“客观存在”的一种反应、思考和判断，因此，“客观存在”始终是处于第一位的。其次，从实践来看，现实中的人容易受到主观偏见、认知定式、历史记忆等的影响，这样一来，个人或者群体的主观安全感受可能与国家所处的真实安全状况相去甚远。例如，罗伯特·杰维斯就强调：“一个人只要形成了对他人的某种形象——特别是他人的敌对形象——模糊不清甚至是与此相异的信息也将会加深这种形象……如果他们认为一个国家具有敌意，在他人眼中或许视为[147]中立或友好的行为将会被他们忽视、扭曲或视为有意欺骗。”巴瑞·布赞等学者也提出，历史性敌意（historical enmity）的存在和反复[148]的战争常常放大了当前对威胁的认知。“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国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双方在观念、心理上存在偏见，“按照总统的观念，所有邪恶的根源都在莫斯科。而根据苏联的看法，邪恶的根源[149]肯定都在华盛顿”。因此，如果按照主观感受来制定国家安全政策、进行国家安全研究，则容易导致错误的判断甚至误入歧途。最后，从逻辑上讲，“安全”和“安全感”是两个内涵和外延完全不同的概念。“安全是主体的客观属性，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主体对自身所处环境状况的一种事实判断，其逻辑基点建立在‘什么是安全’的准确认知基础之上，应根据事物的本来面目去反映事物的原则，去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回答的是事实的真谬；而安全感则是主体对客观属性一种浅层次的意识，是一种主观感受，是主体对自身所处环境状况的一种价值判断，其逻辑基点建立在‘是否符合主体需要’的基础之上，要回答的是客观存在的好坏问题。当然，不可否认，在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相一致的情况下，讲‘安全’时当然包含着‘安全感’，但是仅仅以这种情况就把安全感包含在安全的含义之中，显然是有缺陷的。因为在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一致时，‘安全’和‘安全感’是有偏差甚至是截然对立的”。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主观感受不应该作为衡量国家安全的必要条件而纳入“国家安全”定义当中。

第四，就（3）和（5）来看，两位学者将国家安全界定为具体的实践行为，或者等同于防御政策、政府政策，这显然是将“国家安全”与“国家安全政策”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后者是以前者为目标而进行的实践，如果没有前者的存在和清晰的界定，那么，后者必然是盲目的。

第五，就（4）来看，伊恩·贝兰尼将避免战争、打赢战争作为衡量国家安全的唯一指标，这与现在的情况已经相去甚远了。在“冷战”时期，“没有战争、打赢战争”可能是大部分国家的首要安全目标，但是现在它只能算“军事安全”而已，国家安全涵盖的范围已经远远不止于此。更严格地说，贝兰尼没有把“国家安全”与“和平”的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和平是指没有战争的状态，而安全的含义远不止于此。

第六，进一步考察（6），我们发现，理查德·厄尔曼实际上不是在对国家安全的内涵进行定义，而是在对国家安全的外延进行划分。概念的外延就是指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对象，国家安全的外延就是哪些问题属于国家安全问题或者说哪些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值得一提的是，厄尔曼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引入了“量”的规定性，例如“严重”、“在短时间内”、“迅速”，这一点在我们划分国家安全的外延时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我们认为，安全概念的定义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原因主要有三：第一，这一概念本身很难界定。在最基本的意义上，安全的含义就存在着分歧。有的看重个体的生命、躯体不受任何力量，特别是暴力的侵犯和损害，有的则强调个体主观上没有不安全感。如果把指涉对象从个体扩展为群体，即扩展为家庭、民族、国家、世界等，那么安全的含义就很复杂了。再进一步说，如果将所侵犯和损害的对象延伸到其他价值范畴，使之还包括个体或社会文明生存所需的其他条件——例如基本的经济条件、共同体赖以维系的基本情感、习俗和制度因素、尊严等，则安全的含义就更为复杂和宽泛了。另外，在谈论个体或群体的安全时，人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赋予其道德意[150]义，表达他们的是非判断与褒贬态度。第二，受“冷战”时期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影响。在当时的情况下，在大多数西方人眼里，维护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维护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不让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军队越过国界线，使用核武器，这就是安全，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严峻的国际安全环境阻碍学者们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并疲于应付层出不穷的技术进步和政策变化。“冷战影响了战略研究进行中所关注的重点，使它偏离较广泛的问题，如安全政策应如何与更大的外交政策目标相匹配等，转向了核武器和核战略的技术和理论、东西方关系，以及美国与西欧安全等问题。核武器则使战略研究的关注重心进一步扭曲，即让战略分析家去琢磨：如何发挥[151]核力量的威胁作用，同时又竭力避免动用核武器”。第三，受学界单一的研究范式的影响。在整个“冷战”时期，现实主义研究范式完全占据了西方国际政治学界。单一的范式导致思维模式、分析角度单[152]一，更多的注意力被放到权力而不是安全的研究之上。二、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各种努力[153]“冷战”结束以来，安全与战略研究并没有因为美苏争霸的结束而陷入低潮，恰恰相反，随着新的安全问题层出不穷，各国安全观的逐渐调整，安全与战略研究反而日趋热闹。对于国家安全概念的相关问题，部分中外学者在学术研究中给予了更多的重视，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一）国家安全内涵的再定义

哥本哈根学派是近些年来欧洲安全研究中最为显赫的一支。他们通过研究提出了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即认为“‘安全’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154]殊政治”。如果将一个问题成功界定为国家安全问题，政府就可以取得使用相应国家资源的合法性，和以非常方式处理问题的权力，这样的过程被称为“安全化”。所以，安全是一种自我参照的实践，正是在实践中，该问题变成了安全问题，没有什么既定的安全。当一个事物被视为安全问题时，它就是安全问题。在哥本哈根学派之前，尚没有学者就国家安全与国内政治的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从政治的角度定义国家安全是第一次。哥本哈根学派的研究揭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现实中的国家安全有被标签化、空洞化，甚至被利用的趋势，这一问题非常值得我们重视。但是，哥本哈根学派轻视和贬低国家安全相关知识的重要性，这一点我们是不赞同的。他们提出“在所有案例中，设法定义‘真正的安全’和教会行为主体正确地领会这种术语，既无助于政治也无助于分析，……而领会安全化的动力和过程则有更大意义，因为如果人们知道谁能够、在涉及什么问题和什么条件下‘制造’安全，有时它将可能调整行为主体之间互动，并因此抑制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而我们认为，安全化过程总体上是不存在问题的（政府提出安全问题，人民选出的代表评议并决定是否授权，政府执行），它体现了民主与权力之间的制衡，安全被利用的根本症结所在不是安全化，而是安全概念和安全知识的缺失。无知就容易被误导、被利用，只有通过加强安全研究，建立和完善安全知识体系，普及安全知识，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国家安全标签化、空洞化的不良趋势。

美国学者伯纳德·布罗迪在《世界政治》期刊上发表了题为《作为科学的战略》的文章。他在该文中将安全界定为“一个衍生的价值，尽管一国在面临重大威胁的情况下，它可能会取代其他价值，但是它仅仅就促进和维护一国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并且被认为值得维护的其[155]他价值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布罗迪对安全概念的界定很有承前启后的意味。他继承了部分学者的观点，把安全视为一种价值，同时又进行了大胆的拓展，提出两点新的意见。首先，安全并非任何国家在任何时期所追求的首要目标，而仅仅是一个国家所追求的几个价值之一；其次，安全作为一种价值根本不能独立存在，它只能以其他价值的存在为前提。但是，布罗迪的阐述仍然非常模糊，国家安全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价值无法从这一定义中获得确然性的了解。

大卫·A.鲍德温则采取退一步的策略，不再着力于建构一个新的明确的安全概念，而是建构一个关于安全的可行性框架。他详细说明了与安全概念相互关联的问题群，认为只要能够兼顾这些问题，就是一个关于安全的完整的或者说好的定义。这些问题包括：谁的安全？哪些价值需要确保？多大程度的安全？威胁是什么？使用怎样的手段？投入多大的成本？在什么时期？从鲍德温的观点来看，他与前面提到的巴瑞·布赞、W.B.甘利类似，认为阐释安全的含义只能根据具[156]体情况而定。那么，安全的概念是否只能抽象到这样的程度呢？显然不是。通过把鲍德温的安全框架做进一步的解构，我们发现，他对安全概念的模糊意象是“价值的确保”，即“哪些价值需要确保”。在“价值的确保”的基础之上，他才建构出安全框架。由此看来，鲍德温并没有在沃尔特·李普曼思想的基础上走出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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