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洁,李树茁,[美]格蕾琴·C.戴利（Gretchen,C.,Daily）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农户生计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试读：
前言
贫困与生态环境恶化是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两大难题。我国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而生态脆弱地区的农村人口与农户生计活动处于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矛盾的核心，尤其值得关注。如何改善和提高这些农村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促进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一直是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所关心的问题，需要建立农村减贫与生态保护的双赢机制，通过适当的政策干预来实现生态脆弱地区农户可持续生计和当地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目标。
本书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微观发展经济学、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公共政策分析等为理论指导，从微观农户生计分析入手，研究微观农户的生计行为、农户生计活动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农民对生态保护政策的态度与认知、生态保护政策和农村综合发展项目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作用和公平性等问题。
本书包括了逻辑严密、内容上各有侧重的十章。在背景和内容概述、农户生计的理论研究之后，本书研究内容包括了贫困山区农户的生计选择，对森林资源的使用与多维贫困，生态补偿政策的公平、效果与效率，生态补偿政策对农户生计与福利的影响，以及农村综合发展项目，如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工程、小流域治理与农户生计、若干拓展研究等。
第一章为研究背景与内容框架，阐述了本书的研究背景、内容结构；第二章为农户生计的理论研究及其应用；第三章为贫困山区农户的生计选择与多维贫困；第四章为贫困山区农户对森林资源的使用与生态保护政策态度研究；第五章为生态补偿政策的公平、效果与效率研究；第六章为生态补偿政策对西部山区农户生计影响的实证研究；第七章为退耕还林对西部山区农户福利影响与公平性研究；第八章为易地扶贫移民搬迁与农户生计研究；第九章为小流域治理与农户生计研究；第十章为农户生计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拓展研究。
本书由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黎洁教授、李树茁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Gretchen C.Daily教授撰写。其中，第三章第二节、第六章第二节由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生任林静撰写，第三章第三节由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刘伟撰写；第六章第三节由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博士生任林静、党佩英和郭华撰写。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黎洁教授负责全书的审阅和定稿。
当然，农户生计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研究内容十分丰富。由于本书作者水平有限，本书内容必然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书中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广大读者、专家、学者批评指正。黎洁2017年1月第一章研究背景与内容框架贫困与生态环境恶化是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两大难题。我国在人口增长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自然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我国西部农村地区面临着日趋突出的人口与资源、生态环境的矛盾。而生态脆弱地区的农村人口与农户的生计活动处于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矛盾的核心，尤其值得关注。如何改善和提高这些农村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促进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一直是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所关心的问题。为此，需要建立农村减贫与自然生态保护的双赢机制，通过适当的政策干预来实现生态脆弱地区农户可持续生计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目标。第一节本书的研究背景一 我国的农村扶贫工作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从普遍贫困、区域贫困到基本解决贫困的转变，为世界反贫困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贫困地区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一）我国农村贫困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大规模、有组织的国家扶贫行动的开展，我国反贫困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按照每人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测算，1978～2014年中国减贫人口累计超过7亿人。若按中国贫困线标准测算，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至2014年的7017万人，贫困发生率相应地从30.7%减少至[1]7.2%，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比例减半的国家。依据贫困人口“建档立卡”数据，2014年全国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12.8万个贫困村、近3000万贫困户和7017万贫困人
[2]口。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有680个县，其中440个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而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有152个不在片区内，所以片区县与重点县之和为832个，这是当前我国扶贫开发的重点县域。我国7017万贫困人口中，因病、因灾、因学、因劳动力致[3]贫的人数分别占42%、20%、10%和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贫困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不仅表现为贫困人口的规模和贫困发生率的明显下降，而且表现为贫困人口的结构和贫困人口的地域分布的改变。在过去10年中，农村贫困人口的地区分布和人口结构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第一，在地区分布上，贫困人口进一步向西部地区和山区集中。我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广西、内蒙古、新疆12个省（区、市），面积为500多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56.4%，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资源都很丰富，同时也是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分布的区域。第二，剩余贫困人口分布日益集中到自然环境恶劣地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难以参与到经济增长中的弱势群体中。第三，贫困人口生活环境及质量、人力资源条件、收入及财富水平方面都处于相对劣势，而且贫困程度越深、经历贫困年数越多，这种劣势表现得越明显。第四，贫困农户家庭人口多，低龄老年人口比重大，劳动力负担重。第五，贫困农户成人文盲率高，劳动力素质低，接受培训少，就业面窄。第六，贫困人口大多集中在单一的农业经营户，其收入来源较为单一，收入稳定性差、波动性较大，更多依赖于农业。第七，贫困人口家庭经济基础薄弱，难以承受外界因素的冲击，遇到宏观经济波动或自然灾害就容易返贫。第八，农户贫困状态变化大，收入和支出水平年度间不稳定，这一现象增加了扶贫政策在瞄准贫困人群时的难度，同时也对针对不同类型的贫困农户采取不同的扶贫措施提出了要求。（二）我国新时期《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扶贫工作目标与方针
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我国扶贫对象规模大，相对贫困问题凸显，返贫现象时有发生，贫困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简称：连片特困地区）发展相对滞后。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投入力度，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坚持政府主导，坚持统筹发展，更加注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注重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更加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目标是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4]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其中，连片特困地区包括：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扶持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国家将加大投入和支持力度，加强对跨省片区规划的指导和协调，集中力量，分批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了以下工作方针，即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实行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把扶贫开发作为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鼓励和帮助有劳动能力的扶贫对象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把社会保障作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基本手段，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三）“精准扶贫”的提出与内涵“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最早出现在2013年。习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做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
201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详细规划了精准扶贫工作模式的顶层设计，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3〕25号），首次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作为扶贫开发工作六大机制之一，推动了“精准扶贫”思想落地。2014年3月，习近平参加“两会”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重点施策。2014年5月，国家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又发布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国开办发〔2014〕30号），进一步阐释了精准扶贫理念。
2015年6月，习近平在贵州调研中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2015年10月，习近平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强调，中国扶贫攻坚工作实施精准扶贫方略，增加扶贫投入，出台优惠政策措施，坚持中国制度优势，注重六个精准，坚持分类措施，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
2015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至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2015年12月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确保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并进一步提出，要把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基本方略，坚持扶贫开发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坚持精准帮扶与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开发紧密结合，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坚持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有效衔接，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的总体目标。《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也提出了“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政策兜底一批。按照我国扶贫标准，到2014年底全国还有7017万农村贫困人口，要在2020年实现小康目标，意味着每年减贫1170万人，平均每月减贫100万人，脱贫任务十分紧迫。
2016年7月，习近平在银川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出重要战略部署。讲话指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当前脱贫攻坚思想的核心内涵，是我国现阶段治理贫困的指导性思想，对我国扶贫成败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总之，精准扶贫政策的核心要义在于“扶真贫、真扶贫”，将扶贫政策和措施下沉到村到户，通过对贫困家庭和贫困人口的精准帮扶，从根本上消除导致贫困发生的各种因素和障碍，从而拔出“穷根”，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精准扶贫政策的内容体系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四项内容。精准识别是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基本前提，是指明确贫困标准与规范，通过申请评议、公示公告、抽检核查、信息录入等步骤，将贫困户、贫困村有效识别出来，并建立贫困户和贫困人口档案卡，摸清致贫原因和帮扶需求。精准帮扶是精准扶贫政策的核心，是在准确识别贫困户和贫困人口基础上，根据贫困的成因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有效帮扶。因贫施策、精准到户到人是精准帮扶的关键，重点通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精准管理是实施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保障，精准管理的重点在于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精准考核是提升精准扶贫工作成效的重要手段，是指针对贫困户和贫困村脱贫成效，建立贫困人口脱贫退出和返贫再入机制，完善贫困县考核与退出机制，加强对贫困县扶贫工作等情况的量化考核，强化精准扶贫政策实施的效果。精准扶贫政策适应我国贫困治理形势的变化，实现了扶贫对象瞄准化、帮扶措施具体化、管理过程规范化、考核目标去GDP化，是新时期我国扶贫开发政策的重大战略转型。（四）对我国农村扶贫政策的若干典型研究《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实施效果的评估报告［范小建（2011）、刘坚（2006）以及Li 和 Sicular（2014）等］，较全面地总结了2001～2010年我国政府所采取的主要农村扶贫政策、绩效、存在的问题等。《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实施效果的评估报告将我国的扶贫政策分为扶贫开发政策、贫困救助政策、惠农政策、一般宏观政策等，分析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结构和贫困的原因、农村扶贫标准的评估、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对农村贫困的影响、农村扶贫资金的分配效应和减贫效果，从全国层面对2001～2010年一般惠农政策及其减贫效果、整村推进扶贫战略、劳动力输出、培训、农村低保的扶贫效果进行了系统、权威的评估，认为整村推进对于提高贫困村的收入和改善其基础设施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有利于缩小贫困地区与非贫困地区的发展差距，但以往贫困村的确定存在一定的瞄准误差。报告还提出了未来改进我国扶贫政策的诸多建议，如提出未来扶贫战略的调整方向之一应该是扩大扶贫到户和扶贫到人的政策范围，提出扶贫到户政策可以在整村推进项目基础上加以实施；对各项惠农政策进行调整，让各项政策都能更多惠及穷人，并努力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等。
汪三贵等对我国农村扶贫政策进行了大量研究。如汪三贵（2008）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减贫经验作了总结与评价，认为大规模减贫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经济增长，特别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增长又是在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措施、持续的人力和物质资本积累和不断的技术进步下取得的，有针对性的开发式扶贫投资对减贫也起到了补充作用，我国需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以实现更加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同时也要改变扶贫项目的实施方式以使贫困人口更多地受益。汪三贵等（2007）发现，整村推进战略下贫困村的农户平均收入增长高于非贫困村，但贫困村内受益的主要是富裕的农户等。汪三贵等（2007）也对我国农村贫困家庭的识别方法、农村扶贫与村级贫困瞄准等进行了很好的研究。
方黎明和张秀兰（2007）认为，我国农村制度化扶贫是一种开发式扶贫战略，其政策效应日益削弱：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更为分散；相当数量的真正贫困人口没有能力从扶贫项目中受益；现行的扶贫策略也难以有效针对疾病、教育等致贫风险。现阶段中国扶贫政策在收入救助的同时，更应该注重提高贫困风险人群应对贫困风险的能力。
樊胜根等（2010）利用中国西部偏远山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一手农户调查数据，全面分析了公共政策如何提高配置效率来实现对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的多重目标，其研究方法和经验也值得借鉴。二 我国自然生态保护与农村扶贫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我国自然生态保护与农村扶贫和发展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或禁止开发区内存在大量农村贫困人口，需要综合解决当地的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但两者客观上存在一定的矛盾，一些限制性生态保护措施，如禁止伐木、矿产资源开发、土地利用方式等限制了当地农民的增收途径。农户生计是两者的结合点。政府试图以生态保护政策、扶贫发展干预等各种方式来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生态环境保护地区与贫困地区在空间地理上具有一致性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地区，而重点生态功能区在空间地理上与贫困地区具有高度一致性。我国的扶贫开发与生态建设间存在高度重叠。
在我国，贫困地区与生态环境脆弱地带具有高度的相关性，两者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具有较高的一致性。环境保护部2005年统计数据显示，全国95%的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老少边穷地区。我国最贫困的人口多生活在环境破坏最为严重、自然恢复能力最差的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贫乏的自然资源以及对外交通不畅是导致贫困的综合因素。因此，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是贫困地区的一项[5]重要任务。
另外，连片特困地区多位于重点生态功能区，绿色贫困问题突出。在贫困地区各类主体功能区中，重点生态功能区分布最广，占贫困地[6]区总面积的76.52%。这些地区为了保护生态环境，丧失了许多发展机会、付出了机会成本。
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以及《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西部地区9个全国连片特困地区多被列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成为国家重点保护和禁止开发区域，承担着为国家或地区提供生态服务的重要义务。在这些重要生态功能区，贫困既是生态环境脆弱的产物，又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生态环境脆弱区域生产条件差，决定了当地农户只能采取一些简单粗放的生产方式来开发那些相对容易开发的水土、森林、草地等自然资源。落后的生产技术使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利用，商品经济落后，贫困必然发生。同时，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对劳动力需求增加，使人口压力持续增加，迫使人们高强度、过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导致生态退化乃至荒漠化，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系统破坏。贫困与生态环境脆弱陷入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之中。（二）生态扶贫是实现保护与发展的重要举措
新时期《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指出，在贫困地区继续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水土保持、天然林资源保护（又称：天然林保护、天保）、防护林体系建设和石漠化、荒漠化治理等重点生态修复工程；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并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力度；重视贫困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补偿政策本身是以激励生态保护为目的，通过外部性内部化来调节生态服务受益者和提供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生态补偿本身不是扶贫政策，但该种转移支付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农村扶贫目的或效果。因此，近些年我国实施了一系列生态补偿项目或政策，如退耕还林工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天然林保护工程等。一些是直接对从事生态服务的生产者农户进行补助，一些则通过纵向转移支付给予基层政府，如中央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的转移支付。
生态综合补偿扶贫是精准扶贫“五个一批”工程之一。如陕西2016年开启了“生态脱贫通道”。根据陕西省林业厅、陕西省扶贫办制定的《陕西林业精准扶贫实施方案》，陕西将按照“县管、乡建、站聘、村用”原则，从2016年起，在秦巴山、吕梁山、六盘山三个连片特困地区的43个贫困县及13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选聘1万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转为生态护林员。各县原则上将不少于20%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中县级统筹管护费用于聘请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事护林员工作；各天保工程实施单位在新聘用管护人员时，须优先聘用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按照“精准、自愿、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不跨越乡镇聘用，每名生态护林员管护面积原则上不少于500亩。中央财政按每名生态护林员年工资1万元标准测算，各县根据下达的补助资金，统筹考虑管护面积与管护难度、现有护林员工资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每名生态护林员年工资不超过1万元的具体补助标准，使更多的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地转化为生态护[7]林员。同时，陕西将在秦巴山、吕梁山、六盘山三个国家连片特困地区和白于山、黄河沿岸土石山两个省级连片特困地区，有计划、有步骤地将25度以上陡坡耕地全部实施退耕还林，并优先安排建档立卡贫困户退耕还林。到2020年，力争使连片特困地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户均拥有2亩退耕还林地。同时，林业部门指导建档立卡贫困户科学经营退耕地，精准建设一批以山地苹果、核桃、花椒、茶叶、板栗、油用牡丹等为代表的优质高效经济林基地、木本油料基地和特色经济林基地。到2020年，努力使建档立卡贫困退耕人口人均拥有特[8]色经济林面积达到1亩以上。以上是通过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具体方法和途径。
总之，自然生态保护、农村扶贫是我国21世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两者又有着内在的联系。需要将生态保护和农村扶贫、脱贫相结合，从农户生计入手，分析和研究能够提高生态建设、生态修复项目的贫困人口参与率和受益水平以及为农户生计带来积极影响的公共政策创新。三 西安交通大学课题组研究工作的起源
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自2006年起参加自然资本项目。“自然资本项目”（The Nature Capital：Putting Ecosystem Services to Work for Conservation）由美国斯坦福大学WOODS环境研究所、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三方合作开展，通过计量大自然的经济和其他价值、开发相应工具及方法，将自然资本更为容易地纳入决策体系，并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地区展示这些工具的力量，将经济因素与保护有机结合。自然资本项目的目标是使政府、企业、农户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更多地了解生态环境服务的各类价值，将生态环境价值纳入政府、农户等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和实际行动之中，促进农户在其家庭及生计活动中合理、有效地利用当地的生态环境资源。农户所在的社区及相关组织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自然资本项目”在中国的主要研究合作方有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和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等。
西安交通大学课题组的研究切入点集中在微观的农户生计选择与可持续生计上。以往研究者和有关国际组织对可持续生计及生计策略进行了大量研究，也提出了一些研究分析框架，如Scoones（1998）的可持续农村生计分析框架、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1998）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Bebbington（1999）所提出的以资本和能力为核心的框架、Ellis（2000）提出的生计多样性分析框架等。在以往农户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西安交通大学课题组提出了农户生计研究的总体研究框架（见图1-1）。图1-1 西安交通大学农户生计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框架
该框架从农户人口特征出发，农户对其所拥有的五种资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进行组合，进行不同的生计活动选择，并产生自然资源的使用、收入水平变化等生计活动结果。各类资产的可获取性及其利用也受到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因素、制度与政策、外在趋势和冲击等的制约。
对该框架还有以下进一步说明：（1）该图的内循环从当地农户的人口特点出发，如人口的数量与结构、生育行为与性别偏好等对农户家庭的生计资产的利用、生计策略的选择有着重要的影响，进而作用于包括当地自然资源使用和生态环境变化在内的生计结果。因此，该框架突出了人口动态性，将人口特征、家庭决策与生计活动选择密切结合在一起。（2）该图的外循环说明了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受到了社区、制度与政策、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等的影响。（3）内外两个层次的反馈、动态性和相互作用。
农户自身的生计活动与外部因素之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农户的生产、生育与消费也会对当地生态环境等产生影响与作用。但外部因素的变化，如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政府环境保护政策或农村发展与扶贫等政策的变化也会对农户的生计资产、生计活动选择等带来影响。
总之，西安交通大学课题组以微观农户的人口动态特征为研究切入点，突出农村人口动态性（如迁移）、农户的贫困脆弱性、政策对农户生计影响等特点，目的是促进生态脆弱地区农户合理、有效地利用好当地的生态环境资源和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西部贫困山区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第二节本书的研究内容与框架一 本书的思路与研究问题
农村贫困人口面广、贫困程度深，所在地区往往也是生态脆弱地区，需要统筹解决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国家在这些地区实施了许多生态保护政策、农村扶贫与发展干预项目等，需要兼顾实现农村脱贫攻坚和生态保护的双重目标，这也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建成小康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在2020年解决区域性农村贫困的重要任务。
本书以可持续发展理论、微观发展经济学、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等为理论指导，从微观农户生计分析入手，研究微观农户的生计行为、农户生计活动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农民对生态保护政策的态度与认知、生态保护政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和作用等。二 本书的研究方法、内容与框架
在研究方法上，在农户生计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作者在西部森林丰富、生态服务功能突出的贫困山区多次组织农村入户问卷调查，进行农户生计与环境保护的实证研究。
本书实证研究的大部分数据来自课题组在2008年西安周至县、2011年11月陕西安康地区的农户生计与环境调查。西安周至县和陕西安康调查地的基本情况以及两次调查的抽样方法、调查过程与问卷收集情况见第三章第一节。第七章部分数据来自2015年10～11月在陕西安康市、延安吴起县的调查。第八章小流域治理与农户生计分析的数据来自2013年3月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所组织的陕西安康市小流域治理与农户生计调查。课题组通过开展以上农村入户调查，以及对各类调查对象的组访和个访活动，获取了大量一手调查资料，从而较全面地掌握了西部生态脆弱地区农村的扶贫与发展现状、农户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农户对林业管理制度及生态保护政策的态度与响应等，从多个方面和角度研究了农户生计与环境可持续发展，并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本书研究内容围绕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贫困山区农户的生计分析，尤其是研究农户的生计选择与决策过程。分析了西部山区农户五类生计资产的数量和组合情况，生计资本的可获得性、转化、结合等特征，研究了西部山区农户的生计选择类型及影响因素、农林业生产效率、多维贫困情况等。
其次，研究农户生计活动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及对生态政策的态度与认知。通过对农户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研究，如林业相关生计活动类型、单一以农业为主的生计或多样化的生计活动等，分析农户生计活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由于我国山区实行了各种林业与生态保护政策，如退耕还林工程、生态公益林、林木禁伐与天然林保护工程等，因此也分析了农户对这些林业与生态保护政策的态度与认知。
最后，研究生态补偿政策的公平、效果与效率，分析自然生态保护政策对农户生计策略的作用和影响，如退耕还林和小流域治理等生态保护政策、农村综合发展项目对农户可持续生计的作用和影响等。
本书内容分为十章，内容框架见图1-2。以下简要说明本书各章的研究内容。图1-2 本书的内容框架
第一章为研究背景和内容框架。
第二章论述了本书的理论基础，如农户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及其应用、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研究进展等。
第三章为贫困山区农户的生计选择与多维贫困测度。这里首先说明了本书实证研究主要依托的两次农村入户调查，说明了调查地的背景、调查过程、问卷收集情况等，其次实证分析了陕西安康山区农户的生计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然后依据多维贫困的测度方法，测算了陕西安康山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
第四章为贫困山区农户对森林资源的使用与生态保护政策态度研究。这里研究了贫困山区农户与环境的关系，一方面，集中表现在农户对森林资源的利用行为，如采药，以及农户对林业的生计依赖情况；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农户对山区生态保护政策、林业政策等的态度等方面的主观认知。
第五章为生态补偿基础理论研究，即生态补偿政策的公平、效果与效率研究。
退耕还林是世界上涉及人口最多、实施地理面积最大、资金规模最大的生态补偿项目，我国自2014年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持续扩大退耕还林面积。退耕还林工程从政策设计本身来说，不仅具有水土保持等生态保护目的，政府还希望该工程可以促进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直接和间接增加农民收入。本书第六章主要依据课题组调查数据，实证研究生态补偿政策对西部山区农户生计的影响。第七章分析退耕还林工程对农户福祉的影响及其公平性。
易地扶贫移民搬迁是精准扶贫“五个一批”工程之一。第八章研究易地扶贫移民搬迁与农户生计，包括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起源与概况、陕南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工程的概况与相关进展，如陕南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工程的资金筹措、土地利用与搬迁农户的土地权益，避灾扶贫移民搬迁工程对陕西搬迁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等。
小流域治理是西部农村综合发展工程之一。第九章研究小流域治理与农户生计，分析了安康农户参与小流域治理的情况，研究小流域治理与农户福祉之间的关系。
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第十章对于农户生计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进行了若干拓展。农户生计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也属于生态服务与人类福祉这一大的研究主题。这里首先分析和提出了生态服务与人类福祉的若干研究框架、值得关注的研究问题，说明了农户生计是生态服务与人类福祉研究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其次，尝试采用宏观经济模型，即投入产出法和社会核算矩阵模型，以陕西省为例，利用投入产出乘数和社会核算矩阵乘数，模拟分析了生态税收，如森林生态效益税对陕西省产业和地区价格水平的影响等，在公共政策分析和评估方面拓展了研究内容。
[1] 《中国扶贫开发年鉴》编委会：《中国扶贫开发年鉴》，团结出版社，2015。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